实用被遗忘 被遗忘字样例（精彩4篇）

被遗忘被遗忘字【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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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的新旧激荡，犹如阵阵涌来的巨大潮汐。一个浪头过去，总有一些人来不及追赶，被抛在时间之外。这个故事要讲述的，就是那个百废俱兴的年代里一群乡村寒儒的仓皇与叹息。

一九○一至一九○五年的科举改革，中国急遽从科举时代步入学堂时代，此后兴学堂、变学制、改教法逶迤而来，目不暇接。废科事件被严复称为无异于“废井田开阡陌”，其震撼性影响，制度革新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晚清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因科举停废而发生的巨大逆转。科举将废未废之时，即有人慨叹：“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由科举制度为读书人提供的升迁希望随着西学的盛行而日渐微薄。权势虽在转移，但士林风气的流变却往往滞后于此。一九○三年《申报》上有大幅议论描述时居上海守旧士人的可鄙状貌：“上海之布鞋大袖，大圆眼镜，斯斯文文自称我秀才者，不下四百余人。案头储则大题文府，高头讲章尚盈尺也。近日又购新书矣，则《直省闱墨》，《应试必读》者也。叩以五洲，问以大势，询以国政，瞠目而不知所对。呜呼，痛哉！”作者云，他将为上海之士习一大哭！晚清提倡新学经年，然科举一日未废，士习的扭转依旧只是少数先觉者的敏感。大部分读书人埋首于课艺帖括，醉心的还是那条功名仕途。科举既废，原本指望靠它出人头地、致君泽民的读书人既丧失了作为朝廷养士的身份，又不及吸取新知、顺应时势，因此生计日蹙，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据张仲礼先生的研究，十九世纪后半期中国约有举人一万九千人、贡生四万人，生员则达到九十一万人，尚为保守估计。他们将寄寓何处？朝廷并非全无准备。举贡有考职拣选，城居者、年富力强者可继续进入学堂，家计殷实者可出洋留学，或者行商入幕，出途较之于科举时代是更加多样了，但对于乡野贫民、一般年华老大者，那些既无力反抗变革、又无能为自己寻找出路的白屋之民来说，就不免陷于困顿和凄惶。

朝廷的一纸诏令将无数人挡在了生计之外。在乡村社会，最早感受到这种绝望的，就是藉馆地谋生的塾师群体。塾师多为进身不顺的寒儒，以舌耕为业。科考废除之前，为帮助散居在乡村地区的众多塾师适应学堂制度，清廷和新兴的教育社团就曾积极推行私塾改良。一部分塾师接受革新，仍许其教馆，但他们在变动秩序中所面临的困境仍是明显的。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要求学生入蒙学堂和初等小学堂接受正规教育。因此即便已经接受改良、勉强维持的私塾，也存在生源减少、生计不保的难局。塾师也往往自觉无力适应，将就入馆，聊作糊口而已。

刘大鹏是山西省太原县举人，三次会试未中，自一八八六年起，在太谷县南席村票号商人武佑卿家塾中任塾师近二十年。一九○五年清廷废科上谕下达后，刘大鹏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近乎绝望的一段悲怆心路：九月十九日,停止科考的消息传至太谷,“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虚空”。此后一直到光绪三十四年，他在日记中屡屡兴叹，科举停罢，藉舌耕为生者多失其业，“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寒无生路矣”。失掉馆地的乡曲宿儒，若非张皇不知措手足，即是苦于无米为炊，“坐困家乡，仰屋而叹”（刘大鹏：《退想斋日记》）。废科前后，刘大鹏身居乡间，耳闻目睹同行塾师与乡间寒儒的惶惑不安,眼前只见得一片苍凉。朝廷连篇累牍的上谕、诏令，凯歌高奏的新政改革在一个乡村老塾师的笔下却全是一派满目萧然的末世心态，这里自然有见识短浅、守旧顽固等原因，但生计被夺、一时无以安身的困厄境遇是更加致命的。藉舌耕为业者因为新的学堂体制植入乡间，无力随时势完成相应的转型，除了失业坐困，也只有徒生“我生不辰”、“将如之何”之叹。

夫学堂之善于科举，夫人而知，然按其实际，则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彼乡野贫民，仰事俯蓄，尚虞缺乏，子弟虽有求学之心，亦以无资而中止。是则享学校出身之英者，均富民子弟。多数贫民，因失学之苦，致绝进身之望。无阶级制度之名，具阶级制度之实。若官立学校，虽免纳费，然舍达官荐达外，鲜克入校，白屋之民，望学校若阶天。岂非科举之弊，作弊者仅数人，学校之弊，则所在皆然，较科举尤甚！其因有以为利者，则牧令援之以超升，绅耆因之以敛费，少数新党恃为糊口之资，富室弟恃为进身之路，不独使昔日之儒生失业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兴学之故，增加赋役，既吸其财，并妨其学。由是而降，贫民永沦为奴隶，富者益智，贫者益愚，因智而贵，因愚而贱，可逆睹也。（刘师培：《论新政为病民之根》）

这段涉及废科举、兴学堂的议论，略带偏激，但其中有两层意思值得深究：一为新制度的阶级内涵，贫富差距将导致更为严峻广义的机会失衡；二是“在下之民”永无升迁之途的绝境。这或许是救亡论者竭力回避的问题——时代的“进步”（如果我们暂且断定其为进步的），将以无数人的流离失所作为代价。这种抛弃，既是指生计的、前途的，也意味着种种心境上的怅惘。时代的洪流原本也不是人力所能扭转，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之际，讲信修睦的田园风光与优雅深沉的儒教理想显得迂阔而尴尬。想要坚守，则理不直气不壮。而我认为，这是晚清中国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中，至为无奈苍凉的一种。

时间在前行之余，留下了巨大的阴影。学堂时代的乡村寒儒，他们的声音隐没于历史的深处。在苏州府长洲县，举人管祥麟因为久试不进，遂绝功名之念，授徒自给。垂老依人，十数年来家徒壁立，不过苟延生计。科举废除以后，长洲县内广设学堂，私塾寥落，而书院的月课亦将裁撤，寒儒生计几近绝望。年力强壮者，尚可入新学堂，稍稍修习科学，他日进新学堂做教员。而如举人管祥麟这样的年届古稀者，已不具进入新学堂的资格，面临失业，生活困窘不说，连糊口之资也难保。苏州学务公所总董王同愈为此上书本地学务官员，他说：诏废科举，振兴学堂，朝廷因时布政，作育人才，意至深远，但旧时帖括之士，穷老不遇，也不可就此不管不顾。王同愈请求设立师范传习所，专为培训塾师之用，为寒宿儒筹划谋生之策。他还建议，校士项下常年有每两提出五分赏银拨充儒寡会，现应将这笔经费提出，专备长元吴三县举人七十以上年老无倚者津贴之用。一九○六年春，江苏学务处拨银二十四两移解乡约公所，由公所作为津贴拨给举人管祥麟（《力荐举人管祥麟任教及有关函件》，苏州市档案馆藏）。

这是一起颇具典型意义的个案，年届七旬的老举人，赖教馆为业，此外别无糊口之资。面对制度的骤然转型，上失其根，下断其路。苏州府的绅士们对于这些衰老无助的寒儒尚有温婉的同情，可新制度带来的社会压力已扑面而来了。随着“士”身份所赋予的权威象征渐渐消散，儒生们对下层社会曾保有的影响力也日益枯萎。在顺天府涿州，学务官员视察私塾改良情况，记西坛村小学，置于一破庙中，“坛宇颓剥，芜秽不治”，教师为一名六十九岁的聋老翁，学童八九人，所习科目仍然不过是《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之类（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较之于长洲县的老举人管祥麟，这名塾师尚可算是成功接续新制度的转型者，但那生存境况也是极坏的。据教育史家的研究，清末，初等教育的重心仍在私塾而不在学堂，这与传统势力的植根甚深有关。然而，我们依旧可以看到新制度的来势汹汹。私塾改良的旗帜高张，各类视学员、劝学团体持续不断的视察与劝诫，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紧张感与压迫感。塾师们的勉力维持恐怕已很不容易。

辛亥老人梁若尘曾回忆，在他的家乡广东省丰顺县的一个小山村，一九○九年村里才办起一间新式学堂叫“自助学堂”，村里的老塾师梁百泉不仅在他主持的学塾里照旧读四书、五经、千家诗，还带领一帮学童见到自助学堂的学生便连骂带唱地嚷：“学堂生人辱，辱死人”（梁若尘：《一个山村里的革命风暴》），这种仇视情绪自然有文化上守旧心理的作祟，但也不可排除生计被夺、困顿无措时的愤恨与无可奈何。彼时的中国，正“彷徨于两个世界，一个已死，另一个却无力出生”。一部分人亟亟以谋的，是要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另一部分人却被迫在困厄中，体验并身受变化无端的世事。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那些曾沐浴科名荣光的读书人正深感秩序的消散。山村中的学堂与私塾，可能正暗示了嬗替之际的中国，在新旧之间复杂而模糊的融合。

民国元年，苏州吴江县视学调查各区私塾情形，诸多可怜可悯的老塾师形象又让我们对于乡村寒儒的生存挣扎，得到了令人心悸的一瞥。严基顾氏私塾，设于一间三椽矮屋中，“光线黑暗，龃龊异常”。塾师顾卯生有小先生之名（因十四岁课蒙起至今已五十余岁）。劝学员描述其状貌——“甚为骇然”：背伛偻而且突出，满目烟容，衣衫褴褛。劝其改用新教科书，顾以手指口云，“我欲吃饭，有什么改良不改良”；随后劝说，改用课本亦可吃饭，顾云“我不会教”。像顾卯生这样的塾师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现象，而带有相当的普遍性。施氏私塾，生徒共十人，课本用神童诗、《千字文》、《四子书》、《幼学须知》等，塾师施伯贤“满口斯文酸气”，劝其改用课本，施云：“洋书亦是中国字，何必改换”；萃塔徐氏私塾，生徒十一人，课本与施氏私塾大致相同。塾师徐少畲五十余岁，劝学员参观时劝其改良，徐云生徒父兄皆欲读此书本；告以不适用，徐正色而谈曰：“此乃圣经贤传，天地同昭，数千年于兹矣。”（《县视学调查报告》，苏州市档案馆藏）时值民国，大量乡间私塾仍未完成改良，塾师老苦无依，又不愿接受新学，别无出路，困窘之形状乃成为他们的常态。在这种常态的背后，既有传统式微的年代里老塾师对“圣经贤传”的深执，也有新旧交替之际衍生出来的种种困乏、苦难和不适应，还有心理上对一种古老生活的眷恋。无论是顾氏，施氏，还是徐氏、都以自己的窘态，刺目地写照了绵延千年的私塾制度的日暮黄昏。

触及对“人”的描写，废科举、兴学堂便不只是诏令下的那几道章程和学则，伴随制度兴革而来的利益关系调整，是尤为惊心动魄却又易被忽视的历史。从科举时代到学堂时代，固然体现出一种“前行”，但时代“前行”与乡村寒儒的茫然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些被遗弃在新体制之外的老塾师，自然无法与革新派的热情和力量相抗衡，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找到有效的发泄途径，更没有可能构成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抗。因此，在新时势下的被遗忘，也就成了一种群体的宿命。他们的挣扎与深悲，最终只能以一种徒然的方式沉入淡漠的历史。留在革新派笔下，关于那群乡村老儒荒谬可笑的历史记忆，使我这位日后的观看者产生了一种视觉上的震惊，及至直面历史时的一刻无言。也许我们可以说悲剧是自己酿就的，因为他们不能清醒地面对传统在新时代的日渐式微；也可以说他们只是遭遇了命运的随意摆弄，因为时代前进之急促并未给这些人预留足够的时间。而我则从中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更严酷的逻辑：个人与历史的狭路相逢，归于沉默，乃是一种常理。

有关于新学堂时代乡村寒儒的经历，科举制度的废除还仅仅是个开始。自此以后的三四十年间，私塾仍然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坚韧地存在着。新学堂对于私塾的挤压，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到一九三六年，中国仍有私塾十一万零一百四十四间，塾师十一万零九百三十三名，塾生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三百五十一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教育》）。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开展过规模浩大的私塾改良运动，帮助遗留的塾师进入新体制。在整个民国时期，塾师仍然在初等教育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急剧的新旧变革中，塾师作为一个阶层，才真正消失。对于那些以舌耕为业、坐困乡间的塾师而言，时间照样像从前一样的过去，和龙旗飘扬的时代，无甚差别。总是《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朔望之日，或许还带领着一帮村童祭祀至圣先师。不同的是，他们再不会向往以科名显扬的往昔。私塾作为传统中国教化达至于底层社会的一种文化象征物，它的现代命运透露出的历史讯息令人深思。就像这些风烛残年的乡村老儒，任他们守着属于古典时代的一点点余温，伴着中国文化，一齐老去了。

（《一个阶层的消失：晚清以降塾师研究》，蒋纯焦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七年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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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被遗忘字【第二篇】

可当自己站在舞台上的一刹那，又有多少人，能驾驭住万千异样的目光，那璀璨的灯光，又怎知不会如同巨石一般，压抑着自己？真若到那时，又有多少人能正常的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当没有身临其境，又有多少人会如同我一样，放出狠话，定将一举夺魁？而当亲自处于这种境地，看着台下的好友期盼的目光，台上对手挑衅的眼神，自己的满腔热血却如同被那罂粟花吸食了一般消逝，没有人会去理会你无助的眼神，那时，真的只能靠自己。

今年八月，我们一行七人，代表廊坊市参加“河北省第一届国防知识竞赛”。在学校中一直名列前茅的我，此刻心中也是充满着无限的优越感，当我知道因着我平时在校的表现，总决赛最后一个演讲给了我的时候，心中自然也是高兴之余，带有几分骄傲。

平时，大大小小的朗诵比赛，我也一直取得着良好的成绩，全年级的语文老师，都曾为我的嗓音所折服。这次，主任对我无疑是抱有巨大期望，而我，尽管嘴上谦虚，但心里早已是当仁不让，

演讲稿

是老师帮我写的，我只是需要依据实际情况稍作修改，届时只管尽情地在台上用我的声音，征服每一个评委。

“马上就要比赛了，你怎么也不在看看你的演讲稿？”

“哦，好，这就看！”

嘴上敷衍着，心里，却早已想象着自己在舞台上的飒爽英姿，那虚无缥缈的梦境，仿佛早已实现一般，浮现在我那稍微扬起的嘴角上：马上，你们就尽管羡慕我吧！

舞台上……

前几轮的比赛好不容易过去，而我的心，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的不能安静，几轮抢答赛过后，能和我们抗衡的，也是与我们持平的，也只有保定队，身旁的两位队友，轻拍着我的肩膀，瞬间，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责任竟然如此沉重！向来只是抱着重在参与的心态参与进来的我，如今却已明显感觉到，我的身上肩负着一座城市的荣辱！

拿着抽到的命题，不敢看台下的主任和领队，更不敢看一个个严肃的评委。站在舞台中央，脑子里关于演讲稿的记忆，瞬间消失，我紧紧地盯着对面二楼窗户上的玻璃，拿着话筒的手，不自觉的颤抖起来，为了掩饰我的紧张，我开始试着调整自己略微急促的呼吸，拿着话筒的手，也“自然”地换到了另一只。

硕大的礼堂里，虽然开着空调，但我还是感觉到了外面昨夜的雨留给今天的闷热。豆大的汗珠，虽不曾留在脸上，但已将我身上的衬衫打湿。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忍受着台下的各式目光，讽刺的，嘲笑的，期待的……匆匆结束了演讲，才发现，原本规定三分钟的演讲，算上之前的失误，我只用了两分钟！

如释重负一般的下来，等待着公布最后结果，当然，我们和保定队并列第一，但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始终告诫着自己：这次的荣誉，和你没有多大关系！

纵使如此，可谁又会在这第一次正式的比赛，留下任何的遗憾呢？

被遗忘被遗忘字【第三篇】

一笺清水，花飞而散；江水无痕，泛卷年轮；回眸一现，淌流而过；一点涟漪，便击起回忆的孤舟。离离合合。聚聚散散。生生死死，无不诠释年少的羁绊，但铭刻的记忆，终会随风而过，跟着一片飘落的黄叶，慢慢退去，取而代之的是苍洁的白雪。春之于冬，夏之于春，秋之于夏，冬之于秋。不过是遗忘的代名词罢！尘埃落定，繁花落尽，一切，擦肩而过！

驻足回首，那些年我们的曾经。或喜或悲，或忧或伤。回想的，就如那竹叶一样零落。折一叠信纸，轻描淡写那些年的一可遗忘，丢落在信风的过道，过去，终已过去；未来，却在继续。舀一掌清水，拾起一片红叶，人生，早已失去退路。那么，安抚跳动的心，一步，一寸，向着阳光推进，不必留念途中的风风雨雨。一路的风景，或繁华或凄凉，或壮丽或崎岖。背上行囊，让自己随心而走。

一叶一如来，一幻一残酷，如梦如幻，似真似假。时光，如同圆滑的珍珠，滑过指间，青春，一即将逝去的词。好好珍藏，放在心上。紧紧握住铭记不灭的追求，哪怕一个人看孤独的风景。我们一起，手拉手，肩并肩。或许，我们终会忘记青春，但曾经相知，亦是一段不错的回忆：那些年，我们放荡不羁；那些年，我们的背影相错；那一椅，一石，一阶，一树，一花，一叶。都见证我们成长的气息。以后，或许会想如何温习。那么，把握现在；手我一支绚烂的笔，一起勾勒出未来的蓝图，一起记住，不快的，快乐的点点滴滴。

风，略过，带起一束飘逸。叶，落下，诠释无数青春。水，流淌，倒映出无数背影。回忆是一粒渺小的颗粒，即使时光加重它的能量，但它却依能轻易滑过指间。

在人生的岔路口，难免分离。犹如那杯已凉的茶，终会丢弃。学会承担，是我们无可厚非的选择。

被遗忘被遗忘字【第四篇】

记得西楼凝醉眼，昔年风物似如今。只无人与共登临。

又一次听到过云雨，沉阔的男音如勾魂摄魄般攫进心房。阳光隔着玻璃在外面放肆地叫嚣，青天白日下，一阵凛凛冽冽的水流声从耳边呼啸而过，我又恍如回到了，某年某月的某个清晨。

其实，对于青春，对于年华，我仅是一个过路的男子，用最古老的思想和情感，感伤，一世一年。

我们美丽的校园在成功披上国重的光鲜外衣后，便开始肆意渲染其高尚的办学思想和优厚的办学条件，以至于快让几千学子忽略运动场背后空荡了3年的游泳池。随着一个一个越来越多陌生学弟学妹的懵然无措，高一的末尾来到了，亦随之而来的是文理分科，听着广播里无厌其烦的声音，我似乎可以想像某个校领导在广播室唾沫横飞却还讲得饶有趣味的模样。

可是每天每天，我都在想，或许我在这个班级只待得了几日了吧。想着身边的同学朋友，想着曾经的美好笑靥，我开始依依不舍。一日一日，艰难地熬过在盛夏的时光，我开是怀疑，开始恐慌，现在的我在16班过了几近一年后，才发现，原来他们对我而言是那么，那么的重要，重要到不能替代。

那天，终究还是来了。

偶然间听说我要去的班级几乎都是从同一个文科班转去的，我想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或许他们本该是一个整体，本该对我熟视无睹，对于新的24班，我应该成为外来者了，我不知道，也不敢想像等待着我的将会是什么。很多人说，高中是最辛苦也是最重要的`时期，特别是高二，需要对高一的总结，和对高三的积蓄，可是当我想到，从这天以后，我便会失去曾经拥有的那么多，我变会不自觉的不寒而栗，我想，我还是害怕，害怕进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自卑得要命；也害怕自己的存在会在其他人心中变成可有可无。

来到新的班级了，可是最令我不解的是，居然我的新教室就在原来的16班旁边。开始，我也高兴了好久，因为我可以不用跟他们隔得太远，还可以一样在课间谈天说地，可是后来，我发现，尽管只是一堵23厘米后的水泥墙，却可以把我和他们分开。我第一次觉得，原来早已淡出朋友生活的人过于频繁地出现，是多么得不合时宜。也会有时一起聊天，或是一起放学回家，可是，早已不相关的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好说，我忽地醒悟过来，我也该慢慢地淡忘他们了。

小四说：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能够得到的也只有那么多。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有人要进来，就有人不的不，离开。花了好久好久的时间，终于可以觉得他们离开我的世界了，可每次遇到时，我也总会尴尬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漠然却是我怎么也想像不出的，有些或是心不在焉地打声招呼，有些甚至会熟视无睹或是假装没看见头也不回的走掉，我好疑惑，为什么他们竟然可以那样地忽略曾经的我的存在，可是我却没办法真正地忘记一些朋友。心里酸酸的，有朋友离去的不舍，也有自己不能久久释怀的无奈，莫名的苦，涩。几近一年的相处，竟能让他们表现得如此漠不在乎。

几天过去了，我终于开始尝试着进入另一个世界，进入另一种生活。原本我以为自己会成为被孤立或者被遗忘的对象，可是没有。好多人，都异常热情地迎接我，好感动。原来，24班是会笑着来迎接我的到来，现在，我总喜欢这样跟朋友们说，风尘仆仆的我带着满身倦意去到了24这个新的集体，开始享受一段有新的朋友陪伴的征途。

新的班级，新的朋友，新的一切一切，我想，我真的应该选择遗忘，以及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