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精彩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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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一篇】
需要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严峻挑战，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存在偏见与盲点。折射出当前要大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对外文化交流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不断繁荣发展的同时，对外文化交流事业也不断进步开拓，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文化交流的规模和影响空前扩大，内容和形式日益丰富，渠道和层次更加多样。进入新世纪，我们坚持公益性文化交流和对外文化贸易相结合，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文化贸易在交流中的比重从小到大，由弱渐强，贸易额逐年增加。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中国与世界沟通情感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渠道和途径。
当代中国文化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在艺术观念和表现形式等方面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日益丰富多样的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催生出一大批体现国家文化形象的艺术精品，催生了一大批知名的作家、艺术家。
经过近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并且在世界当代艺术舞台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推动世界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强劲力量。当代中国文化在展现我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走出去的成绩令人鼓舞，但是，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严峻挑战。由于种种原因，国际社会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认知存在偏见与盲点，提到当代中国文化，要么想到反映落后、愚昧的中国封建文化遗存；要么将一些“非主流”思潮的文艺作品视作当代中国文化主流；要么热捧那些畸形表现、格调低下、哗众取宠的艺术人士。一些西方媒体和文化艺术评论常片面地认为这就是代表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精神的作品。由此，国外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匮乏，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作品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欠缺，对外文化传播力度、广度与深度的不足，以及文化产业、对外文化贸易刚刚起步等等，构成了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困难与挑战，更折射出当前要大力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国当代文化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和发展的重要精神成果，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帮助世界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直接路径。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科学发展的眼光看待当代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新发展，加快推动当代中国文化更好更快地走出去，加快实现从文化资源大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发展的大局出发，从国内外客观形势和对外文化交流的客观规律出发，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推动中国当代文化走向世界，更多以当代文化为视角，展示当代中国人民旺盛的创造力和文化艺术成果，通过当代文化反映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和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风貌，全面树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形象。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应秉承对外文化交流多年积累的经验，把握原则，创新作为，内外兼顾，努力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要进一步重视反映具有时代精神内涵和艺术价值的作品全方位、多角度的传播。对外文化交流应该是全方位的，既要有传统文化，更要有当代文化。在对外推介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文化品格的当代艺术作品和优秀艺术家的同时，要重视对外推介和宣传体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民族精神，特别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作品，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当代性有整体性的了解。在政府组织的大型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中，坚持将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并重，重点推介、筹组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优秀作品，权威性地展示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现状。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当代文化走出去市场机制建设，完善走出去体制和机制保障。要大力统筹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鼓励创新，走精品战略，实施“文化中国品牌战略”,鼓励对外文化更多地以民间和商业的方式走出去，着力打造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贸易企业，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着名品牌。积极搭建对外文化贸易平台，加强国际营销网络建设。改进文化出口奖励机制，构建完整有效的投资信息平台和文化贸易统计系统，形成以政府为引导、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方式的对外文化贸易新格局。
要尊重文化艺术的创造发展规律，营造社会各界正确认识当代文化、积极支持当代文化走出去的氛围。文化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各种文化艺术间的发展关系和借鉴互动，体现了文化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当代文化艺术建设中，不能厚此薄彼、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文化建设是一个逐步积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推动当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文化机构、社会团体、民间力量和地方省市在对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全面调动、整合各方面的资源与力量，积极凝聚海内外华人艺术家，搭建平台，广开渠道，使得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更稳健、足音更强劲、风采更久远。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二篇】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各国正积极利用这一战略发展机遇期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世界竞争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交通运输、城市建设等重大基础性工程纷纷破土动工,国防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军队战斗力水平不断提升。国家各项“硬实力”发展水平较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国“软实力”建设长期以来受重视程度低,相对欧、美等发达国家而言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首先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奈在他的著作《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对“软实力”作出了进一步规范,他提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zw(]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m］.吴晓辉，钱程，译.上海：东方出版社，（2）.
[zw)]奈把文化看做是“软实力”最重要的来源之一,认为文化是一种可以和政治、军事相提并论的,可以对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起巨大作用的因素,体现了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的特殊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在世界各领域的多边合作和磋商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一时间,世界各国掀起了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潮,人们正热切地想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地了解中国。我国文化“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增强,对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中国虽然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但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还尚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因此我国虽是文化大国,但却不是文化强国。下面笔者将就目前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现状,以及如何进一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发展进行阐述。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三篇】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2000年中，中国与佛教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近2000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原产生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我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
1、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
2、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3、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直都需要的。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因为有这样一份心境才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淡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受才有了“诗佛”王维心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静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四篇】
摘要：中医并非由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来，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引用新产生的各种哲学术语来装扮自己。
中医理论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古代西方医学中很多内容与中医相似甚至相同，中医理论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
关键词：中医;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土壤孕育出来的，要想很好地学习中医、发展中医，就必须先全面地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
很多流行的中医普及读物将中医和阴阳、五行、周易、儒释道文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直接影响是让很多中医学院的学子，甚至是中医师花费大量时间在阅读古代儒、释、道经典上。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五篇】
(一)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急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把它传承下去。
(二)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技艺在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手中不断发扬壮大，中国人靠中国特色传统技艺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具有美感，使生活充满意境和乐趣，在传统男耕女织的时代里，成为了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让外国人更加向往中国，作为即将走向社会的新一代的大学生，更要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托，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贡献出自己应有的力量。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积极影响。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六篇】
题目：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班级：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启示论文提纲。
正文：1.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造就了商鞅变法。
简述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提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通过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体措施，举例说明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简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商鞅变法及商鞅个人对我们与我国当今社会法律体制完善的启示。参考书目结束语：肯定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表达出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现实与实践意义。
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到国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的实施取得了成效，商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法家学派在政治理论等方面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而商鞅则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变法中，颁布《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细化了许多具体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运粮制度等。他将法家思想运用实施，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在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商鞅强调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推行连坐制，轻罪重罚，是直接将法家思想的核心实践在变法中，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为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的提出性恶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而后世荀子、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于性恶论继续阐述和发展法家思想。所以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奠基者。
商鞅不仅运用法家思想改变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使秦国强盛起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观的塑造与培养他也将法家的诚信观融入其中，并做出了立木为信这一经典事例，这正是对法家思想运用最好的体现。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正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的发展，虽然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但它仍具有启蒙作用。
相对于现代社会，制订法律，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无法建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它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意志，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建设。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对我们现代依法治国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古代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都有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制订明确的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对犯罪进行惩罚。这就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有不足，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轻罪重罚等，但就如对待其它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斩断传统的基础上来建设现代法治,而应当采取自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传统,“正如哥德所言,一种传统不能由继承而得它必须被争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确立中国现代法治观,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七篇】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最后，笔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之“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必然导致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必然忠心耿耿，绝不背叛为师学说。吴亦等“学衡派”对待白壁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第八篇】
摘要：大学软实力是大学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软实力建设是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重要途径。哈佛大学软实力建设的经验昭示：我国大学提高自身软实力要弘扬大学精神、注重制度建设、打造大学品牌、发挥教育家校长作用。
关键词：哈佛大学；软实力；启示。
“先有哈佛，后有美国”，建于1636年的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又最久负盛名的大学之一，370多年来，它在学术领域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就辉煌，为美国和世界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其中包括7位美国总统、40位诺贝尔奖得主、30多名普利策奖获得者以及众多的各行各业领袖，其影响力早已超越美国国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大学正在着力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积极探索“内涵式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形成了以提升大学软实力来提升大学整体实力的新思路。哈佛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楷模，不仅拥有一流的师资、生源、图书馆等硬实力，还具有无形且强大的软实力，“诚如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因而，解析哈佛大学软实力，对我国大学如何提升自身软实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软实力”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于1990年提出的，是指某个国家依靠文化和理念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大学软实力是从国家软实力演化而来，是大学价值理念、内在品质和整体精神风貌的反映。李培根、王恭南认为，“大学软实力是能表现出学校能量，但无明确指标和数据的所有因素的集合，其构成因素有：内在精神、内部管理、外部（软）资源、领导素养。”下文即从以上四个维度探析哈佛大学的软实力。
1、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
崇真求是、追求卓越是哈佛大学的精神追求，也是哈佛大学能够生存、竞争、开拓进取并持续辉煌的力量源泉。哈佛大学在其3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三易校名、历经28任校长，经历着美国历史进程的风云变幻却始终坚守着建校初期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写着“真理”的校徽和“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的校训在哈佛大学沿用至今。同样始于1650年的哈佛学院特许状也在哈佛大学校长手中传承，“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教育年轻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须的东西。”追求真理就成了历任哈佛校长最执着的追求，如在1933～1953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科南特指出：“如果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高等教育的目标，那就是追求真理。”哈佛大学追求真理的同时也注重追求卓越。突出表现在招生和聘请师资方面：一是哈佛大学推行精英教育，招生标准极其严格，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不仅注重考核学生的学习成绩，更注重综合素质，尤其是学术潜力和社会实践能力；二是“哈佛大学数百年的辉煌，不仅是因为生源的优秀，还在于它有着一支其他任何大学都无法匹敌的教师队伍，即被人们称誉的庞大的‘明星教授群’”。哈佛大学秉承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才使得它成为人文荟萃、英才辈出的世界一流大学。
2、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
内部管理体现着大学的软实力，健全、高效的内部管理制度是大学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哈佛大学的.校长遴选制度、“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都别具特色。
（1）哈佛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是依据哈佛大学1650年制定、后在1780年经马萨诸塞州宪确定的《哈佛校章》进行的。“以第27任校长遴选的程序为例：学校首先成立新校长遴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9人，包括哈佛大学校长和理事会、监委会委员。然后向在校生、毕业生以及社会各界名人发出30万封信函，请他们推荐新校长人选。期间遴选委员会共召开了12次哈佛本科生、各类学科研究生代表参加的讨论会，主持了4次不同学院和学科教职工参加的意见收集会，会晤了200多名哈佛教职工和高级管理人员，听取他们的意见。历时一年后，在1月3日哈佛理事会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投票推荐萨默斯为哈佛大学第27任校长。”
（2）“双院制”与委托—代理制度。哈佛大学实行“双院制”的管理模式，哈佛大学在建校之初并没有因袭英国的管理模式，而是设立由校内人士组成的董事会和校外人士组成的校监委员会共同管理学校。在“双院制”的基础上，“哈佛大学隶属成员的聘任实行的是委托－代理制度，在董事会与校长的关系上，实行的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董事会下的首席执行官，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人事、学生等各项事务，向董事会负责。校长下属成员主要由校长考察提名，院系级管理者与校长是委托—代理关系，实施任命制度或者部分选举制度，院长要首先对校长负责，教授的选聘是业务委托—代理关系，教师要对院系和校长负责。”
（3）哈佛大学师资管理制度。大学的发展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劳威尔校长认为“大学是大师云集之地，如果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么这所大学必定是最优秀的大学”。但是教师创造知识的潜力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需要一定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哈佛大学实行以下四种制度：一是社会契约式的聘任制度，也称终身教职制。对校内教师实行“非升即走”的制度，即已聘教师在8年内没有晋升，必须离开。对校外名师、知名学者的聘任，采用“明星制”。二是评估式的评估制度。由学生和评估委员会共同对教师进行评估，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在网上查阅到评估结果。三是采用社会实践制度。教师必须将科研和教学相结合，深入了解社会问题，探寻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四是优质的服务和薪金。哈佛大学教师实行“秘书制”，由秘书负责打字、复印等事务性工作，教师专心教学和科研。哈佛大学还为教师提供健全的社会保障，如医疗、福利，给教师高额的薪金，平均每位教授约15万美元。
3、外部（软）资源。
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程序非常严格，对校长自身素质也有明确要求：既是学术领域的杰出人才，又要具有优秀的管理才能。“哈佛最大的财富在于它成功的挑选了历届的校长，在它历史上重要的时刻，哈佛总能设法挑选到一位义无反顾地带领哈佛继续创新，走向辉煌的领袖。”他们明确的办学理念和坚定不移的改革精神，使哈佛大学一步步走向辉煌。18，蒂克纳参照德国大学模式，对哈佛大学进行改革：倡导选修制，打破传统的“固定课程”模式，以系为单位重组学院，倡导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实行住校研究生计划。蒂克纳的改革，使哈佛大学迈出了从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的第一步。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给予了蒂克纳以高度的评价：“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界限起始于1825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教授。”艾略特在担任校长期间，改革教学方法，严格评价制度；确立大学的科研职能；重视本科生教育，建立选修制度，改革课程体系；创办研究生院，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艾略特的改革与创新使哈佛大学从区域性大学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研究型大学，为哈佛大学日后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任哈佛大学校长虽然任期不一，但他们始终坚持追求真理、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紧密把握时代的脉搏，勇于改革创新。正是这些校长追求卓越的办学理念和改革精神推动了哈佛大学的持续繁荣与发展。
1、弘扬大学精神。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反映其成员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工作态度和行为取向的核心文化，是一所大学整体风貌的内在表现，具有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精神的大学才能成为学人的精神家园，成为造福国家人民的基地和引导社会精神文明的灯塔。”自开始，我国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招生规模迅速扩张，高校人数也急剧膨胀，但是我国大学长期形成的重硬件、扩规模、谋升格，轻文化建设、内涵发展的格局并未根除，致使我国大学竞争力不足。哈佛大学的发展历程昭示：一流的大学就要坚持崇真、求是、追求卓越的大学精神，不为局部的、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忽略大学精神。这值得我国大学学习与借鉴，破除规模扩张的老思路，走内涵式发展之路，重视大学文化建设，弘扬大学精神。
2、重视大学制度建设。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是独立的生产要素，是一种稀缺资源，它是决定或影响组织效率与效益的关键因素之一，制度也是大学组织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就势必遏制大学的发展，无论是国外大学竞争力的提升，还是我国大学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都足以证明制度的价值。”哈佛大学内部机构良好的运行，依靠的是科学高效的制度保障，如严格的校长遴选制度、院校管理的委托—代理制度、师资管理制度等。制度是一种隐性的软资源，但能与大学内部显性的硬资源产生互动，共同发挥作用。因而我国大学在现阶段要建立和完善大学制度，为我国大学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打造大学品牌，吸引外部（软）资源。
大学品牌是大学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体现，是大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文化积淀和办学实践所积累的荣誉，是社会公众对大学的整体性评价。大学品牌影响着社会公众对大学的看法，影响着大学在招生、就业和院校竞争中的地位。哈佛大学的管理者深悟其中之道，他们通过媒介宣传哈佛的办学理念、建立同政府及企业良性的互动关系、加强和校友的联系，为哈佛大学吸引优秀师资和生源、获取政府和校友的捐助提供了潜在的动力。目前，大学实行品牌战略和品牌经营已经成为国际教育的共识，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享的机会，同时也加剧了世界各国高校间的竞争，我国高校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注重大学自身的品牌建设势在必行。
4、发挥教育家校长的引领作用。
大学校长是大学独立发展的“舵手”，杰出校长往往成为大学发展史上的丰碑。作为大学首脑的校长，肩负着大学组织与改革的重任，他们的办学理念、领导组织能力往往对大学的发展起到引领、掌控作用，如蔡元培之与北京大学、朱九思之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样哈佛大学的发展史也是哈佛大学校长的改革创新史，如艾略特推行“选修课程”改革、劳威尔实行“集中与分配制度”改革、科南特倡导的“通识教育”、博克实施的”核心课程”改革。正是这些校长站在战略的高度审视大学并准确定位，又立足现实稳步改革，才造就了哈佛大学的持续辉煌。目前，我国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时代浪潮，大学的发展同样需要教育家校长来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