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批判现实主义文学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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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1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研究 实用主义 马克思主义
美国本土传播批判研究审视
在我们的印象中，一提及美国的传播研究，国内学者大都定性为经验研究或行政研究，好像在美国传播研究中，批判的声音不存在。与此相反，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美国本土学者在传播批判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
芝加哥学派以社会批评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将传播与媒介纳入其研究视野，关注语言、符号和交流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倡导社群与共享的观念。杜威认为：“在一切事务中，交流是最美妙的。”①在此语境下，他们反对原子论的个体观念，批判美国资本操纵媒介的现象。杜威认为，一切倾向于生产资料分配的集中化的经济条件、生产和分配的集中化都影响公共报业，无论个人是否喜欢。需要大公司大资本去经营现代企业的原因自然会影响出版业。②此后，美国新一代社会批评家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与“刻板印象”概念，拷问了美国政治对媒介的影响，质疑了美国新闻业的客观公正性。
遵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拉扎斯菲尔德虽然也具有社会批判意识，但其已远离芝加哥学派的“历史/文化解释”的批判路径，他更关注一种基于社会科学解释的批判理念，期望批判理论将事实与价值分开，以调和媒介批评与商业媒介之间的关系。哈特认为，拉扎斯菲尔德的批判立场有两层意思：一是对权威的承认和对权力的妥协；二是在主导范式下寻求变革，主张现有理论视角或实际视角的融会。③可见，拉氏的媒介批判思想是妥协性的，而杜威恰恰对与商业和政治保持暧昧关系的媒体保持着警觉与批判。
无论怎样，杜威、拉扎斯菲尔德、李普曼及其他美国学者，他们媒介批判的哲学思想多以实用主义为导向，寄希望于媒介与传播改革来维护美国的民主机制。这种批判思想具有注重当下性和功利性，缺乏历史性的反思和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理论观照。由此，他们所寄予厚望的经验共享、平等参与的传播理念在随后的传媒实践中陷入困境。杜威期望实用主义应包含对民主的构想，其基础是传播赋予人的力量以及专家和公众的互动机制。但现实情况是，媒介技术被用做政治工具，个人表达被公共意识的媒介表达取代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转换为代表形式问题。在此情形下，杜威的实用主义理想破灭了，传播研究的芝加哥学派传统日渐式微。反观拉氏等人的传播研究，在思维方式上属于工具理性，在受众研究上脱离不了“刺激―反应”模式，在媒介研究上忽视了媒介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在此语境下，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美国传播研究亟须革新。
传播研究的两种批判路径比较
在批判范式之下的美国传播研究中，法兰克福学派前期代表人物如阿多诺等人的观点与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观点，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如霍尔等人的观点与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如凯利的观点获得了关注与争论。本文更为关注这两组观点间的差异，进而理解二者之于美国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关系。
移居美国的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等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审视美国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美国大众文化已经沦为文化工业链条上的可复制和标准的商品，其内含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已经将受众异化――变成了“单向度的人”。资本主义通过大众文化制造的虚假认同来维护其不合理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可见，法兰克福前期代表人物批判的靶子主要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其社会关怀是反思法西斯极权主义操纵下的传播对受众与社会的危害，透视资本主义传播制度下的弊端，使媒介与传播起到解放人的潜能和满足人们全面发展的作用。与阿多诺等人相对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后期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借鉴了胡塞尔现象学观点，如“生活世界”和“主体间性”，并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论思想，从交往理性的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现象，他对大众传媒促成“公共领域”的形成寄予厚望，但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已经消亡。他主张用主体言语的功能来建构其“交往行动”理论，以此来诊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端。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由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美国本土多数学者对其表现出了天然的怀疑与拒斥心理。这从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传播研究上的分歧可见一斑。对法兰克福学派使用的“批判”二字，詹姆斯・凯利（James Carey）的印象是：“‘批判’一词与其说是描绘一种立场，不如说是一件用于掩护的外衣，马克思主义处在被敌视的流亡时期用得上这样的外衣。”④这表明，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进行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尴尬处境。哈贝马斯的理论虽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症候，但由于其理论的复杂与思辨性，不可能引起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本土传播学者的兴趣。因为美国学界认为，哈贝马斯试图提供元叙事的努力甚至人的解放的元叙事的努力是在帮倒忙，是偏离杜威所谓的“日常细节的意义”⑤。
英国文化研究关注传播在文化语境中的社会意义。该学派学者如威廉斯、霍尔、费斯克等人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思想，对英国社会出现以及引进的通俗文化进行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将文化纳入意识形态范畴进行审视不同，英国文化研究是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化的范畴进行观照，以揭示文化文本中蕴涵的意识形态与压制因素，并发掘受众对文本的对抗性解读力量。这种研究的方法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法兰克福学派以意识形态解读大众文化与受众关系的机械模式，颠覆了大众社会理论主张的被动受众观主张，在美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正如哈特所言，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至少受到两种兴趣的欢迎：第一种兴趣是学术追求的兴趣，其思想是把文化当做解释传播和媒介的恰当场所；第二种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政治批评的兴趣，其重点是社会传播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权力和支配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下，积极受众的观念和抵抗的观念都是主要的吸引力。⑥
美国以文化研究路径进行传播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利。在其著作《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⑦该观点认为，传播是建构一种文化或信仰的认同。与霍尔等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事文化研究不同，凯利传播研究的文化路径根植于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并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他重视社群与共享观念，主张以一种对话的视角来考察传播的过程。由此，凯利提出的文化研究理论与霍尔提出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照。正如哈特所说，美国传播研究的文化研究视角与美国文化研究接近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凯利所指的思想传统难以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⑧
传播批判研究的张力格局原因
由上述可知，美国传播研究的批判路径主要遵从两种哲学思想：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对而言，传播研究的实用主义批判路径占有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可谓举步维艰。正如哈特所言：总体上看，美国传播学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路子，在媒介与社会问题上，它拒不接受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以上经验来看，根据传播学领域的社会批评史和激进批评史分析，文化研究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⑨不仅如此，即使主张以符号、异化和新弗洛伊德分析法来进行文化研究路径的美国本土学者，如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修・邓肯（Hugh Dalziel Duncan）、赖特・米尔斯，他们虽发表了富有洞见的研究成果，但其声音在美国传播研究圈内也是微乎其微。因此，以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取向的传播批判研究在美国学界中存在一种张力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张力格局”的出现，除源自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批判传统的分野外，还有下述三点原因：
首先是历史与文化语境。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处于剧变时期。大规模的外来移民、工业化与都市化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交通工具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大众媒介（报纸、广播、杂志）对知识与经验的普及愈来愈重要。在这种语境下，深受实用主义影响的芝加哥学派关注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包括传播对美国社会的稳定与改良、对维护美国民主机制、对共享社群文化与形成公共舆论等方面的作用。虽然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意识，但其研究属社会科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取向。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研究的语境主要源于三个因素：欧洲哲学批判思维传统，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策略的反思，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文化研究由于学界寻求对社会的其他解释和变革的情绪、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思考以及对美国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而展开。
其次是学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秉持实用主义精神的芝加哥学派学者，他们以社会改良视角来观照传播的作用，目的是维护与完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对媒介与传播的作用持有乐观主义信仰。对此，哈特认为：“美国社会史表明，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未能激励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播与媒介学者，因为合作与社群的观念维持着当代文化标志的力量。”“事实上，‘崇美主义’的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替代物，始终是一种令人感兴趣的可能性。”⑩反观法兰克福与英国文化研究学者，他们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卢卡奇的“物化”、葛兰西的“文化霸权”、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等理论为认知模式，并运用法国结构主义的媒介符号与话语分析，关注传播与媒介对实践民主的可能及其对人潜能的解放。
再次是学科旨趣差异。实用主义主张从历史与文化的语境来研究传播，他们重视实证主义，但也不忽视其他研究方法。他们关注伦理但又重视科学。所以，实用主义路径的传播批判研究，多借助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而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多依托人文学科，如哲学、符号学、文学和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更多关注传播的规律性东西，而人文学科更多关注传播的意义问题。
注释：
①Dewey，John .Experience and Nature . Chicgo：Open Cour Publishing ：166
②Dewey， and York：Capricorn ：149
③⑥⑧⑨⑩哈特[美]著，何道宽译：《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162页，165页，196页，190页。
④Carey，James W.“The Mass Media and Critical Theory：An American View”，in Michael Burgoon，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Hills，CA：：22
⑤Rorty，Richard.“Haberm as and Lyotard on Postmodemity”，in Richard ， and ，MA：Polity ：175
⑦詹姆斯・凯瑞[美]著，丁未译：《作为文化的传播》，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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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批判现实主义文学2
摘要力图着重通过对小说中典型人物分析来浅析批判现实主义在该作品中的体现，从而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理解与认识，为后续的该方面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狄更斯 大卫・科波菲尔 人物分析批判现实主义
一、前言
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成为了主流，其中小说成为了其表现的主要形式。小说家们大多采用生动的艺术手法，以民主的观点来对当时的英国社会的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批判。“批判现实主义”是对当时小说家们的作品与社会现实现象而共同概括出来的。继于无政府人士、法国的蒲鲁东之后，高尔基正式提出批判现实主义。不同于浪漫主义的表现盛宴，批判现实主义是把利剑，对现实生活中的罪恶与腐败裸地展现出来，并予以批判。
二、从《大卫・科波菲尔》来解读批判现实
《大卫・科波菲尔》是狄更斯以英国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罪恶与腐败的作品之一，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语气，融入作者的生活经历，让读者从作者的视角来审视被批判的现实社会，使读者更能理解和抓住小说所要体现的真谛。
《大卫・科波菲尔》的前身是以狄更斯姐姐死后他写下的1篇记录了他与姐姐范尼一起度过的艰辛童年的回忆文章为基础的。整部小说以一个小孩子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命运多舛的童年生活。从每个人都易于产生的情感视角来看狄更斯笔下的大卫・科波菲尔，其生活中所存在的冷酷、残忍的社会给大卫带来的人生经历。
如何从这部小说来看批判现实主义呢？以下择书中几个人物角色来浅析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
人物一：大卫・科波菲尔的继父，摩德斯通
在世间，人们最能体会到的残酷不是受牢狱的刑罚，不是受肌肤苦痛，而是剥夺幸福。摩德斯通正是如此一人。小说中，摩德斯通是个冷酷、残暴、贪婪的商人，他的介入是大卫与其母亲之间的幸福生活破碎的根源。摩德斯通成为大卫的继父之后，以其所谓的“坚定”控制着大卫母亲对大卫的爱，以其所谓的“坚定”剥夺大卫本应有的幸福，甚至想以其所谓的“坚定”来扑灭忠实善良的仆人裴果提对大卫及大卫母亲表示的爱。狄更斯笔下的摩德斯通集中影射出了当时资产阶级社会中集冷酷、残忍、贪婪于一身的这群人。他并没有直接指出这些人的人物特征，而是巧妙地以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心，更能反映出现实残酷面的小孩子的视角来进行揭露。小孩是社会群体中最纯真而又弱小的部分，通过小孩的视角来揭示的残酷现实更能引人深思，从而利用柔弱温火来炼制出犀利的锋芒。
人物二：压榨童工的昆宁先生
该人物在小说中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提及他，是因为在他身上能直观地感受到需批判的东西――对童工的压制。提及童工，直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娇小柔弱的身躯，用屈服的神态无奈地接受压榨。榨取剩余价值正是贪婪的资产阶级获利的手段，更何况是榨取廉价的童工。所谓的工钱也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先令，用此来哄哄可怜的孩子。犀利一点，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用为数不多的几个铜板来掩饰他们榨取儿童劳动力的实质。之前提到，该小说是狄更斯以童年生活的回忆录为参照的，因此这段童工史也是建立在作者童年不幸的童工经历之上的。
小说中人物角色丰富，以上所选的这二位人物能较为直观地理解批判现实主义。下面所选两个人物，从侧面也体现了批判现主义的创作手法。
人物三：大卫的母亲
小说中大卫的母亲在狄更斯笔下自始至终都是美丽动人、善良温柔的。在大卫的继父介入他们的生活之前，大卫的母亲与大卫的生活是无忧无虑，幸福的，他们甚至像两个非同龄的朋友一样。但她同时又是软弱、无主见的。当她面对摩德斯通兄妹向她进行思想与行为的束缚时，她不仅屈服了，还认为倘若不服从似乎都说不过去。那对贪婪，残酷的兄妹正是利用她性格上的弱点来控制她――其手段就是所谓的“坚定”锻炼，以便夺取她所拥有的无论物质上还是情感上的“幸福”。这也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妇女性格上的软弱性，思想上的束缚性以及无可奈何的生活状况，同时也批判了禁锢这群妇女的残酷群体的社会黑暗面。
人物四：大卫的贝西姨奶奶
与大卫母亲的性格截然不同，贝西・特洛乌德展现的是竭力维护女权，反对压制，有主见，且性格刚强却也不乏善良之心的女强人形象。这位女人的出场就让人生畏，当她竭力爱护和保护外孙大卫时，让人对这样的女人肃然起敬并敬畏。女儿当自强的贝西小姐从侧面影射出当时社会对女人的一种压制，而女性只能靠自己走出困境的现实。(在这里，小说中一些很小的人物还是值得一提的，比如大卫在寻其姨奶奶的途中那位小炉匠身旁的那个可怜女人。她被恶打的情景对大卫心灵引起的触动等。)狄更斯以对女人的怜悯之心和敬畏的态度来批判当时社会强势给予女人的残暴不公的对待。
选择这两个人物，是从对比的视角出发，感受贯穿其中对同种社会现实的批判，从而去感受和体味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
当然，小说中还有很多极具个性的人物角色，如裴果提、克拉克校长、斯蒂福等等，他们都以各自特有的姿态展现着或影射着现实的黑暗与腐败。
三、结束语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采用幽默、诙谐与讽刺的创作手法来对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公、不平等进行了辛辣的批评，为了解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面镜子，也为现今对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研究平台。从分析小说的人物也可在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去寻找对人性研究的探索，也能以多视角来审视对所揭发事物的现实表现。因此，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也还需进一步的探索。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3
长期以来，流俗见解对于《资本论》一书中辩证法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只是将《资本论》的辩证法看作从抽象到具体、分析与综合、对立统一等思维“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将之看作新世界观本身；只是从辩证法的批判“功能”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而不是从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层面来看待《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古典哲学乃至一切旧世界观理论形式的扬弃。因此，我们的分析就从《资本论》辩证法的真实意义辨析开始。《资本论》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因为它围绕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也就是关于现实存在的世界观批判而展开，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达到了内在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方式，既不是《反杜林论》的对应论战结构（分别批判杜林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线性演绎结构（其根本目的是为苏共执政作自然客观性的形而上学论证），而是由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出发，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逻辑。关于这种统一逻辑，《资本论》跋语给出了总的说明：“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其要义在于，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的批判锋芒不只针对哲学理性，而是针对“任何东西”“现存事物”——整个旧世界及与之相应的旧世界观。所以，辩证法“按其本质”就必须指向对旧世界的思想堡垒（哲学、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全部批判。显然，这是与对辩证法的“思维技术式”定位大不相同的。“思维技术式”理解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将辩证法看作“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直观方法论。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辩证法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重斗争，轻和谐；在和平年代应该重和谐，轻斗争，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我们毫不讳言对这种见解的批评，因为它是对辩证法的严重曲解，把辩证法降低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常有理”，其实践后果就是让人民群众摸不着头脑，形成讽刺意义上的“不怕唯物论，就怕辩证法”。这种庸俗辩证法自以为是超越了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辩证法”，但其思维水平与黑格尔相距万里。当黑格尔说“现实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即是现实的”[4]时，他的主旨是要表达一种历史不可遏制地向前运动的世界观，而不是所谓的可以脱离具体内容而盲目运行的“对立统一规律”。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隐含着冲破旧世界的革命怒火，但这种怒火囿于纯粹的哲学概念批判而遭到窒息，它不过是在与现实的影子作战。马克思从黑格尔主义出发而最终超越黑格尔主义的真正意义正在于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的世界观批判性质而扬弃黑格尔辩证法的纯批判性质，铸成一种以否定性为根本武器、以现实世界为真实对象的新辩证法。没有这种辩证法作为整体世界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无一能够自立。葛兰西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洞察。他写道：“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三种活动领域是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按照它们的理论原则，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5]我们认为，葛氏所谓“一种要素可以变为其他两种要素”，实质说的就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成为贯穿三大批判的灵魂、红线；葛氏所谓“同一个世界观的必要组成要素”，则指出了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合理形态辩证法的一致性。从原则上看，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与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一理念。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不能在辩证法以外剥离出历史唯物主义，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以外剥离出辩证法；辩证法作为能动的、否定性的方法，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自我展开。当然，如果从思想演进角度看，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又有着复杂微妙的相互生成关系。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理解这一关系的钥匙。该《序言》回顾了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的经过：“1842—1843年间……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表面看来，马克思从哲学到经济学的“转行”似乎是由“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偶然因素导致，但如果深入理论内部，就会发现这一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马克思从纯粹哲学研究走向经济学研究，在根本上是由现实世界的客观结构（而非思想家的主观偏好）所决定的。马克思初因研究物质利益的直接需要而进入黑格尔法哲学研究，但在研究过程中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人们迄今对现实世界结构的理解是颠倒的、是反客为主的。在真实的世界结构中，法的关系不能从它本身或从人类精神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这就意味着，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世界观，是一种颠倒了的神秘形式；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则应当是从现实副本（以法哲学—意识形态为理论载体）批判到现实本身（以经济学—史科学为理论载体）批判的革命性跃迁。进一步看，现实世界不是由宗教、哲学、政治、自然等罗列组成的总和，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有机体。《资本论》手稿对此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7]显然，资本就是现实世界的“普照光”，是支配一切的权力。这种哲学“之外”的发现，却成为变革哲学的杠杆，因为它揭示了传统哲学一直想揭示但始终未能彻底揭示的“存在”之谜。谜底既不是康德的物自体，也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是掩藏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及其所造成的人类异化。换言之，传统哲学所要追问的存在等问题，在其颠倒的世界观框架内是无法得以破解的。要真正解开哲学谜题，必须由哲学走向研究世俗物质生活的政治经济学。在这种转向里，纯粹的哲学批判被扬弃在经济学批判当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承载起了新世界观的使命[8]。这种转向的重大意义，在费尔巴哈、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纯哲学家”那里甚至是没有自觉的；蒲鲁东和拉萨尔也试图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但他们的招数只是用“正反合”的僵化公式去硬套经济原理而已，结果是使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9]，一步也未超出旧世界观的地基。总之，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只能是对全部旧世界的总体批判，而由于全部旧世界的统御逻辑是资本逻辑，因此必须最终诉之于对资本逻辑及其理论形态——古典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点，同样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从世界观到具体范畴的永恒性质，在于揭示国民经济学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发展而资本主义社会已然终结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3]。如果抽掉剧变、冷战结束这些具体史实而只看基本原则，福山在20世纪炮制的“历史终结论”算不上什么新见解，它一直就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典型代表如巴斯夏的学说[10]）的本性之中。如果说上文所引的葛兰西语，是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间的要素转化角度来揭示这一点，那么卢卡奇则直接从三大组成部分的重心（经济学）出发而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马克思不把他的著作命名为经济学，而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因为“这一批判中同时还含有对任何一种事实、对任何一种关系、对任何一种具有规定性联系的，这里所强调的是内在本体论的批判”[11]。贯穿马克思理论活动的辩证法乃是批判“任何一种事实”的思想武器，即世界观批判武器。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是批判现存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既有理论形态，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又必然延伸到其批判之中。
二、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看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必然性
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走向经济学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在于纯粹哲学批判当中辩证法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其典型形式有黑格尔、费尔巴哈、鲍威尔兄弟、大卫•施特劳斯、施蒂纳的哲学）；同样，空想社会主义者（以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用以批判现实世界的辩证法亦不够彻底、不够合理，这就构成了马克思必然要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根本理论动因。柏格森曾断言，一个真正的思想家一生只思考一个问题；我国学者赵汀阳对于哲学家的研究对象还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概括叫“一个与所有问题”。借用他们的提法，我们可以将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彻底批判，称为马克思全部思想活动中的“一个与所有问题”。且回到恩格斯关于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关系的经典论述。恩格斯在阐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时指出：“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剩余价值学说则使“困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是社会主义者”的“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剥削的相容性问题”获得解决，二者使“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真相大白”，所以，“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1]。在这里，恩格斯是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揭示三大组成部分的关系的；如果从理论逻辑的角度来看，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持辩证法的非批判性（批判的不彻底性）则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经济学研究而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建构的内在动因。下文的分析将表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建构意义，是奠基在辩证法的彻底批判性这一灵魂、主线之中的。首先来分析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思想的不彻底性、非批判性，这构成了马克思走向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问题牵引。恩格斯指出：“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熟练地掌握了辩证法的。”[1]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辩证法思想，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活动的重大理论资源，又是主要针对目标：在其否定性地看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重大理论资源，在其抽象性地对待现实世界方面构成主要针对目标。空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良知基础上的抽象人道主义，存在着道德批判尖锐性与实践变革软弱性的双重特点。就前者而言，空想社会主义者率先揭开了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平等、博爱”的虚伪面纱，因此充满着辩证法的批判精神。例如，傅立叶紧紧抓住资产阶级的天堂许诺来反讽，以血淋淋的现实反衬“理性世界”的食人本质。傅立叶写道，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制度”带来了野蛮，它“不能保证给予人民劳动和面包”；“在文明制度下，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12]。这里闪烁的辩证法思想被恩格斯所深深赞叹。但是，傅立叶只是在浅层触及了私有制、生产过剩等问题，总体上看，他是以（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为辩证法形式，这种辩证法形式有如弃妇骂街，极尽历数陈世美恶劣品行之能事，对于改变真实命运而言乃是自暴自弃。圣西门也是如此，他开出的药方也是所谓的善良意志，“道德感的力量将会促成变革”以及“博爱之心将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这个原则引导出来的结论”[13]。这种乞讨式变革，这种对资本家苦口婆心的道德劝诫、向试验工厂劳动者所进行的良知教化等，更多地只是提供了反面教材，它不仅无法改变工人的奴隶命运，而且容易滑向消极接受现实的歧路。事实证明，无论欧文的“新和谐城”、傅立叶的“法郎吉”抑或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尽管取得了重要的实践探索经验，但均不能真正改变无产阶级的苦难命运。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人从反对资本主义的出发点，走向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落脚点。这就牵引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辩证法形态的超越任务。空想社会主义是不成熟的工人阶级发展状况的产物，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无产阶级向自己的理论家提出了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要求。马克思正是这一使命的承担者，他揭示了傅立叶等人辩证法思想的非批判性，即停留于抽象理性批判，而躲避物质现实批判的根本弊病。与这种空洞的辩证法形式相反的，就是马克思的“合理形态”辩证法。合理形态的辩证法以批判社会存在的方式展开活动，从而揭示奴役工人的真正根源，寻找获得解放的真正途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把历史猜测为一个“有规律”但“无人身”的发展过程，因此是神秘形态的辩证法；傅立叶的辩证法也不是这种合理形态，因为它没有把否定性力量规定为实践着的无产阶级，因此是空洞形态的辩证法。相反，马克思从生产力这个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中找到了最现实的批判力量，以历史实践的辩证法取代了抽象理性的辩证法。在这一基点之上，他才有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形态、改良主体、实施道路等方面的系统批判。在历史观上，圣西门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人的天性，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实验示范，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作为天才的慈善家。一言以蔽之，理性的辩证法乃是救世的根本。所以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旧哲学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立场实质相同，同属唯心史观——非批判形态辩证法的思想阵营，从而才成为被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一网打尽的批判对象。与空想社会主义者针锋相对，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前景道路在于无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解放主体在于无产阶级本身。历史的辩证法才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真实武器。总之，随着阶级条件的成熟，马克思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从上面”怜悯工人阶级、诉诸天才人物“理性”的辩证法，而是“从下面”唤醒工人阶级、诉诸奴隶自己的抗争。因此，说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才是贯穿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灵魂，这不仅不与恩格斯的经典论述相冲突，反而是真正深入到了人类解放总体学说的内在逻辑。可见，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统一性逻辑，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所要扬弃的古典哲学、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三大理论形态的统一性逻辑之中，而并非存在于从普适世界观（哲学）到具体科学域（政治经济学）再到实践政策域（科学社会主义）的线性演绎之中。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在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于以破为立，而不在于模仿传统形而上学假定一套终极原理并以之诠释具体实在。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的同一性——辩证法的非批判性（即：唯心主义哲学与影子作战的概念辩证法；古典经济学只承认前资本主义社会有历史发展而断言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终结人类历史的半截子辩证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用理性来谴责和拯救现实的软弱的辩证法），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整合逻辑的根本前提。
三、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反思滞后于空想社会主义的时空倒错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