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小考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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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小考1

语文课本中选取了丰子恺先生的《山中避雨》一文，文中多次提到一个叫“三家村”的地方：“两女孩和着歌来唱，好像是西湖上卖唱的。引得三家村里的人都来看。”“我付了茶钱，还了胡琴，辞别三家村的青年们，坐上车子。”丰子恺先生还不无遗憾地写道：“我离去三家村时，村里的青年们都送我上车，表示惜别。我也觉得有些儿依依。”事实上，这个让丰子恺“有些儿依依”的“三家村”却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说起“三家村”，人们大多会联想到1966年的那场文字狱。1961年，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人在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中开辟了专栏“三家村札记”。至于为什么当时选用“三家村”这个名字，据李筠《我和“三家村”》(《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回忆，1961年9月20日《前线》编辑部请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四川饭店吃饭，约三位写稿，席间邓拓说：“咱们三个人合开一个专栏，就叫三家村吧。”大致因为这个专栏由三人合开，且三人合用“吴南星”的笔名，故名“三家村”。加之在文人墨客笔下，“三家村”往往是俗人陋夫聚居之地(后文将详述)，故当时选用“三家村”也有自谦之意。1966年炮制《评(三家村)》一文，诬蔑“三家村”是邓拓等三人“合股开的黑店”，是“集团”，随后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揪出大大小小“三家村”的恶浪。不过历史上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三家村”，却并非源自“三家村札记”，实际上，“三家村”古已有之。

“三家村”最早出现于唐代王季友的《代贺若令誉赠沈千运》，诗中说：“相逢问姓名亦存，别时无子今有孙。山上双松长不改，百家唯有三家村。”此处“三家”可能是实指，也可能是虚指，表示数量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此处的“三家村”不是专有名词，并非指某村真的叫“三家村”。虽然此处的“三”是否实指，尚处两可之间，但后世的“三家村”中的“三”则往往是虚指。如明代冯梦龙《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这村名虽唤做三家村，共有十四五家。”此处“三家村”并非只有“三家”，而有“十四五家”，可见“三”为虚指。不过，对于一个村落来说，“十四五家”已经算是萧条得可以了。

“三家村”一词自产生后，常被用来做喻体以形容凋残破败、萧条荒凉之境。明代魏大中《答魏肖生》写道：“譬如三家村舍，枯芦满，夕阳映树，杳然无人。”其荒凉之境，令人心寒。又如明代陶汝鼐在《复李嗣远年丈》中自嘲道：“可笑者被盗之后，结茅入市，敝邑凋残如三家村，不过数百椽草屋。”

因“三家村”字面意思为“仅有三户人家的村子”，容易让人联想到“人烟稀少”“偏僻荒凉”等意，居住在此等荒村的人，往往孤陋寡闻、见识短浅，故在古人笔下“三家村”常常成为其嘲弄的对象。如明代王肯堂《郁冈斋笔尘》卷四说：“古砚黑渍处，洗涤不可去，谓之‘墨锈’，购古砚者必以此辨之，此三家村小儿强作解事者之见耳。”用“三家村小儿”嘲笑那些不识古砚，只会凭所谓的“墨锈”以辨别古砚真伪的人。又如清代陈僖《燕山草堂集》卷二写道：“更有三家村富豪子弟，滥与±子之列，目不识丁，亦染翰吟咏，自称诗伯矣。”此处“三家村富豪子弟”是讥讽那些富家子弟，没有学识又要滥竽充数，附庸风雅的丑态。近代梁启超在《惟心》中更是辛辣地讽刺道：“三家村学究，得一第，则惊喜失度”，犹如“乞儿获百金于路，则挟持以骄人”。

“三家村”一词除了贬义用法之外，也有褒义用法：“三家村”虽地处偏远，人烟稀少，但无车水马龙的喧嚣，无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故“三家村”往往被古人视为遗世独立、清净脱俗的所在。如宋代晁公《喜三十二弟来》中说：“闻汝居沉黎，乡党颇见尊。尚蒙五世泽，勿鄙三家村。”此处“三家村”犹如唐代刘禹锡笔下的“陋室”，“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越是陋室荒村，就越能显示出诗人那份不与世俗同流，怡然自得的洒脱。由于相对于闹市而言，“三家村”具有恬静安谧、超凡脱俗等特点，故往往成为世人怀才不遇、归隐出世的精神寄托，仿佛成了理想中的“桃花源”。如宋代程俱《虞君明瞢和刘氏园居诗》：“早悟俗中恶，归老三家村。”又如宋代陈与义《入城》：“平生厌喧闹，快意三家村。”

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献中，曾有村名真的就叫“三家村”。“三家村”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宋代孙应时《(宝祜)重修琴川志》，“琴川”是常熟的别称，该书卷二记载该地乡村的名字有“三家村”。后来在元代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明代胡谧《(成化)山西通志》、清代陈澧《(光绪)香山县志》等地理文献中均有地名叫做“三家村”。时至今日，云南省普洱市还有四个村叫“三家村”。

可见“三家村”自古有之，古人对于小小的“三家村”，既有对其荒凉萧条的慨叹，又有将其视为世外桃源的向往，“三家村”在古人笔下，既是俗人陋夫聚居之地，又是高士君子归身之所，人们在这个小小的“三家村”上寄托了太多复杂的情感，且有趣的是古今均有地名真的就叫“三家村”。

三家村 第11期2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开端之一就是批判“三家村”，由此为导火线，彻底打倒了原北京市委，酿成了又一场“文字狱”。

“三家村”本义是“人烟寥落的小村庄”。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邀请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09―1969）、市委书记邓拓（1912―1966）、统战部长廖沫沙（1907―1990）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杂文以一千字左右为限，叫做“千字文”，每期刊登1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笔名马南）出“南”字，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一共发表了六十多篇杂文。这些杂文的内容以评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杂文批评了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

“山雨欲来风满楼”，正在号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要对意识形态实行全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刻，“三家村札记”的讽喻杂文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政治行为，成为批判的活靶子之一。 1966年3月，在同康生等人的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于是，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被迫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组批判“三家村札记”的文章。但是仍被认为“批判不彻底，未击中要害”。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此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三家村”的运动。

批判者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从此，“三家村”被认定为是“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对“三家村”的批判成为“”的直接突破口，直接导致北京市委的瓦解、改组，随后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又导致刘少奇、邓小平。邓拓、吴晗也在不断升级的迫害中含恨而死。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揪斗大大小小“三家村”的浪潮，斗争矛头指向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知识分子和领导干部身上。“三家村”成了“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形成恐怖气氛，因此罹祸者甚众。甚至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

紧接着，《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以思想治罪”的网罗在全国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撰文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文化人，或文学爱好者，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

吴晗，又名吴春晗，字伯辰，1909年生于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吴店苦竹塘村。七岁始在乡村学堂读书，十一岁时读《御批通鉴》，成了他学习历史的启蒙教材。十七岁毕业于省立金华中学。1927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学预科。后来报考清华大学，1931年被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破格录取（数学零分）。1934年他在清华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才华出众，1937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吴晗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教授，1940年又到西南联大执教。1943年7月，在昆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加共产党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等活动，在集会上发表《论贪污》、《说土》、《贪污史的一章》等文，抨击反动统治。1945年吴晗帮助民主青年同盟秘密建立印刷厂，翻印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著作。

1949年北平解放，吴晗参加接管北大、清华的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后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政协常务委员、第三届政协副主席以及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从1949年11月起，他还担任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对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活动、古籍整理及文物古迹的保护等方面，作出了贡献，在明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早期的研究作品如《胡惟庸党案考》、《明成祖生母考》，都堪称经典之作。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数易其稿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乃至现实生活中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提倡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小丛书》，普及历史知识。还出版了杂文《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灯下集》、《春天集》、《投枪集》、《学习集》等。

1957年，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积极响应同志发出的“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精神”的号召，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和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几年间与邓拓、廖沫沙一起，为《前线》撰写“三家村札记”。1965年11月，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翻案”。诬陷吴晗“攻击、主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批判。后来他又被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

“”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年仅六十岁。他的妻子袁震于1969年3月18日被折磨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一说在精神病院）自杀身亡。

邓拓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生于1912年。他从小酷爱文学艺术，十八岁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等职，并主编理论刊物《前线》。1961年3月，开始以“马南”为笔名在《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共发稿一百五13篇，受到读者喜欢。他的杂憎分明、切中时弊而又短小精悍、妙趣横生、富有寓意，一时全国许多报刊、杂志争相仿效，开设了类似的杂文专栏，为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苑增添了生气。1966年4月，“三家村”被打成“集团”，1966年5月18日，邓拓含冤自尽，成了“”大兴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年仅五十四岁。邓拓另有《中国救荒史》、《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等论著。

廖沫沙，原名廖家权，1907年1月16日生于湖南长沙。五岁上私塾。1919年入长沙县立高小读书，在湖南省立一师附小完成小学学业。受到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也受到何叔衡、谢觉哉等革命教师的思想影响， 1922年入长沙师范学校，曾和贺绿汀等组织文学社，做过报纸副刊的助理编辑。1927年到上海，在田汉主办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旁听，在《南国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燕子矾的鬼》等作品。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任职于上海明日书店，后又任《远东日报》编辑。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三次被捕入狱，都坚贞不屈，表现了顽强的斗争意志。1936年夏，被营救出狱。

1938年至抗战胜利前，廖沫沙先后在湖南《抗战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晚刊、重庆《新华日报》任编辑主任。抗战胜利后去香港恢复《华商报》，任副主编、主笔。1949年5月，应中共中央电召，到北平市委机关工作。抗战时期写过一些历史小说，1949年结集为《鹿马传》由三联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部长、统战部部长，196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曾为他和夏衍等人开《长短录》杂文专栏。从1966年5月份起，连续遭受批斗，从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狱中整整被关了八年，后又被送到江西林场劳动三年。听到邓拓与吴晗夫妇含冤去世的消息，他不惧，写诗悼念。在被关押期间，他在狱中用烟盒作纸、火柴当笔写诗，后结集出版，名《余烬集》。1979年初，廖沫沙正式被昭雪，后继续潜心创作，并整理旧作，由北京出版社、三联书店先后出版。1990年12月27日逝世，享年八十四岁。

1978年8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1979年，为邓拓、吴晗举行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