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论文【汇集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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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论文范文【第一篇】
一、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的历史性进展
(一)谈判进程回顾
近年来，中新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合作关系，2004年11月，主席与克拉克总理共同宣布启动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由此拉开了谈判序幕。谈判历时三年，两国领导人从中新关系及两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积极推动谈判进程。2006年4月，总理访问新西兰，与克拉克总理共同确定了一至两年内达成全面、高质量、平衡以及为双方所接受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2007年，主席和总理又与克拉克总理多次会晤，不断为谈判注入动力。经过三年15轮谈判，2007年12月，双方最终就《协定》涉及的所有问题达成一致。2008年4月7日，中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新西兰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发达国家。
(二)本次签订FTA的主要内容
中新协定的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多个领域。根据该协定，新方承诺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其中％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中方承诺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自新西兰进口的产品关税，其中％的产品从协定生效时起即实现零关税。此外，双方还就服务贸易做出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并对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人员流动做出了具体规定。
二、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意义及问题
中新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利用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增长，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
在货物领域，双方通过进一步降低和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可以让两国人民享受到价格更低、内容多样的商品。在服务领域，双方将通过改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相互间人员的资格认证，推动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在投资领域，双方将通过加强投资促进和保护方面的合作，建立更加透明和便利的投资体制，提高两国投资吸引力，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遇。此外，自由贸易区还将为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等领域建立合作平台，促使双边经贸活动更加活跃。所以，中新双边自贸协定的签订必然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契机。然而，“危”与“机”总是并存，中国与新西兰FTA谈判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中国获得的直接利益十分有限
由于中新两国经济规模差距甚远，2007年中国的GDP是新西兰GDP的33倍多；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而新西兰在中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却颇为靠后，2007年和2008年前两个月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均只有％。虽然服装鞋帽等出口商品的关税由实施自贸协定前的14％逐步降为零关税，国内相关出口企业将会因此而受益。但由于新西兰的人口只有410万，市场规模有限，中国出口商品利润增加不会太大。但对于新西兰，特别是对于占该国总经济产值一半的农业部门来说，这个协定将给他们带来庞大的中国消费市场。而对于中国，这个自由贸易协定所能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显然不如对新西兰那么突出。
(二)中国部分产业受到威胁
新西兰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其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强，特别是畜牧业尤其发达，大宗农产品如畜产品、水果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相比之下，中国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有9亿农村人口，农业人均资源匮乏，特别是水、土地资源相对稀缺，生产规模较小，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弱。目前，我国从新西兰进口的主要产品是乳品、木材、纸浆和畜牧产品，其中乳品约占新西兰向中国出口货物总额的五分之一，而最近几个月新西兰向中国出口乳品的增长量已高达80％。因此，我国的奶业、畜牧业等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三)协定的示范效应有待探索
目前，新西兰作为第一个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并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其举动虽然理论上会对其他倡导建立自贸区的国家起到一定的示范效应。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美、日等西方贸易大国的示范意义却非常小。但如果我国在双边贸易过程中能够与更多的西方贸易大国签订FTA，则可争取到更多的公平贸易机会，以应对不公正的贸易规则。所以，今后签订FTA的工作方向在保证与中小国家不断磋商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与贸易大国签定自贸协定的可行性研究。
三、中新双边服务贸易前景展望
(一)中新双边劳务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劳务市场概况
近年来，由于新西兰经济持续增长，就业形势空前看好。然而在新西兰众多的行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工短缺的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以及粗工。新西兰劳工部的报告显示，2003年新西兰16个主要行业雇用的技术工人总数为万人，招聘需求满足率仅为41％。在这16个行业中，招聘需求满足率最低的是汽车电工(15％)、砌砖工(23％)和细木工及管道工(32％)，按照推算，短缺数量比较大的是木工、电工和汽车机械工。目前，熟练劳工短缺已经成为新西兰企业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据新西兰劳工部统计，2005年上半年，一度有60％的新西兰企业面临技术工人短缺问题，创三十年来最高记录。劳工短缺问题引起新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的解决办法包括对内加强教育、培训，对外积极引进紧缺人才。
2双边劳务合作机遇展望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具有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新西兰目前紧缺的建筑工、木工、渔工、果园工和牧场工等，我国都有较大竞争优势。一些技术工种如电工、机械、管道、汽车维修等，我国也都有供给能力。从长期来看，这是一个较为稳定、经济效益高、值得开拓的市场。近年来，一些新西兰本地企业曾经尝试输入中国技术工人和粗工，供求双方反映都很积极。如果能够进一步增加政策扶植力度，将对今后中新双边劳务合作产生深远意义。
在中新FTA中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五类职业提供八百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二十类职业至少一千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根据中新FTA的新政策，对于满足要求且找到雇主的中国技术性劳动人才，一次可许可1800名到新西兰进行临时性工作。由此可以预见，在中新FTA的促进下，今后两国的双边劳务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二)中新双边教育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教育市场概况
新西兰高水准的教育一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教育体制被视为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之一。教育出口是新西兰的第四大支柱产业，在新西兰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7年底，新西兰共有来自150个国家的9万多名国际留学生在此学习和生活，而中国赴新留学生达万人之多，这些留学生每年为新西兰带来超过20亿新西兰元的财政收入。近几年来，赴新西兰留学热潮有所减退，于是新西兰推出了留学新政策，从留学贷款，到覆盖本科、研究生、博士各阶段的政府奖学金项目，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新西兰政府于2007年8月宣布，为了更好的促进国内教育出口，吸引更多留学生前来，政府将在未来四年内投入1000万新西兰元用于教育出口的宣传和其他教育出口推广措施。
2双边教育合作机遇展望
目前，新西兰不断致力于加强中新两国政府、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中国学生到新西兰留学提供帮助。为加强两国教育合作，2004年新西兰政府任命了新西兰教育参赞，其作用是帮助中新两国教育部门不断探讨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开通了留学生指导与照顾的沟通渠道。在院校合作方面，新西兰开展了两国间大量的校际联合办学，以保证尽可能多的中国学生接受新西兰优秀师资的指导并学习相应课程。新西兰政府还为中国学生提供各种资金支持，包括新西兰国际博士研究奖学金、新西兰国际本科学费奖学金等。2008年，除参加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外，新西兰还准备开展其他活动，这对于促进双方教育合作将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008年4月8日，双方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关于在高等教育领域内相互承认学历和学位的协议》，并共同启动了中国一新西兰博士研究生互换奖学金项目。该协议的签署及中新双方的各种举措表明了双方对于长期教育合作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新FTA的进一步促进下，中新教育合作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三)中新双边旅游合作前景
1新西兰的旅游市场概况
旅游出口是新西兰除奶制品以外最大的出口收入来源。新西兰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大量海外游客，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的局面，近五年年均增长5％以上，其直接和间接的年产值约占GDP的9％。每年有230多万名来自海外的游客拜访新西兰，2006年新西兰旅游出口总额为亿美元，进口额为亿美元。旅游业占其全部服务贸易总额的％，其中旅游出口占全部服务出口的％。旅游业的兴盛也带动了航空、交通、酒店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目前，中国已跃居新西兰第四大游客来源地，是新西兰旅游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
2双边旅游合作机遇展望
国际服务贸易论文【第二篇】
1教育服务贸易：教育产业化的大趋势
1．1GATS中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性”地位
教育服务是GATS中12个服务贸易部门之一，我国在加入WTO时也对教育服务贸易作出了部分承诺，这表明我国已经接受了教育服务的概念并开始步入国际教育服务商贸活动的发展行列。教育服务在GATS中的出现意味着教育可以作为一种产品进行贸易，其“经济性”地位得以在国际性法规中体现，教育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因为GATS而得以保障。我国对教育服务贸易作出部分承诺，但不包括义务教育和特殊教育服务，这意味着教育服务贸易的“经济性”地位在我国被予以承认。
1．2教育服务贸易是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教育服务作为现代教育交流的一种形式，正催生着教育属性的变化。国家间教育交流的影响因素和根本动力已从文化力量为主到政治力量为主，再到经济力量为主的方向转变［1］。事实证明，即使在发达国家，教育服务贸易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不仅没有影响教育的公益性，反而增强了教育的竞争力。当WTO强调教育服务可以作为产品在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时，也就意味着国际上在意识领域内已经将作为公益性“事业”的教育当作了盈利性的“产业”，教育服务的“经济性”和“产业性”便成为新时期的主要关注点。中国是典型的教育大国，教育的发展也应突出其经济性，我国也应将教育当作一项产业来发展，将教育服务贸易中收取的费用再用于教育教学活动，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育的“经济性”，这不仅没有改变教育的公益性［2］，反而更能发挥教育资源的优势和潜能。
2教育支持者的博弈：教育服务贸易空间的拓展
2．1教育支持者的博弈动机
教育的收益是社会或个人通过教育增加所获得的收益［3］，是通过培养和提高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而给社会或个人带来有益效果［4］。站在教育支持者的角度，教育收益也直接影响高校生源状况，继而关系学校的影响力和长远发展。当教育支持者将教育当作经济行为来考察时，教育的收益就体现为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教育支持者的经济和非经济收益互有影响，非经济收益往往影响一个学校的声誉，是衡量一个学校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其最终将对学校的生源和地位产生直接经济收益影响。由于教育支持者的教育收益在现实中有较大差异，如民办学校往往得不到国家财政补贴而陷入经费不足的局面，其考虑更多的是经济收益，而公办院校则考虑更多的是人才培养、引进高水平师资及提升社会地位等非经济收益，因而这种收益便成为教育支持者博弈的主要动机。
2．2教育支持者的博弈过程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模式之下，我国教育支持者们的国内收益显然是既定的，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差异较大，很多院校已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力图通过国际教育市场的开拓获取收益。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发展以政府支持为主，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出现教育服务产品供给数量少及质量不稳定现象，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在国外留学，我国成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国。教育产业的发展，若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则每个人的任何行为是个人的选择，而这个选择是可以被推测的；在任何局限条件下，每个人都会一贯地争取最大的私利［5］。事实证明，发展教育服务贸易是可以增加教育收益的，无论是直接收益还是间接受益。假设：政府支持的公办学校通过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增加教育收益2个单位，不开拓国际教育市场而维持现状的教育收益1个单位；市场支持的民办学校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付出的成本较大，只能收益1个单位，而不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则收益0个单位，这种假设也符合目前中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显然在此情况下，每个支持者都有自己的占优策略，该博弈的结果是政府支持者和市场支持者都选择自己的占优策略。在教育支持者开拓国际教育市场以获取收益的博弈中，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将不断被拓展，这对每个参与者都是有利的。作为教育支持者们来说，教育的收益是其最终能否继续生存下去的根本，在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中国，这意味着教育的直接经济收益将会不断减少，国内教育支持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那么开拓国际教育市场，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提升国内教育产品质量将是一种必然。
2．3教育支持者的博弈结果
在教育支持者的博弈过程中，最终拓展了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市场空间，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利用国内教育资源优势，面向国际教育市场招生，为全球提供教育服务。教育支持者在国际教育市场中的竞争更为激烈，只有竞争才会产生效率，这对一个国家提升教育服务质量及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产品也是一种激励。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教育服务产品的供给规模与质量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我国的教育支持者最终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在竞争中不断调整策略，发挥学科优势，提升教育质量与影响力，通过与其他国家进行多样化的合作模式，提供高水平的教育产品，从而提高其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第二种是部分教育支持者在竞争中受挫，最终无法分得国际教育市场的一杯羹，甚至丧失国内教育市场而被淘汰。这两种表现是符合市场竞争规律的，也是教育支持者的最终博弈结果———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空间的拓展。
3促进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再思考
3．1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质量的提升
教育国际化的观念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教育产品，面向全球范围提供教育服务，不仅要求我国具有国际化的观念，也要在师资和学生的国际化交流、课程设置与国际接轨及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有相应的质量保障措施。教育对个人来说是提高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与个人的未来福利有密切关系。就我国国内而言，教育产品的质量供给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学科专业上的不平衡，也表现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例如国内的优势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城市。因此，如果我国在国际教育服务竞争中不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这势必会更加依附于发达国家，人才流失更加严重，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国际教育服务，发挥自身学科和专业优势，分享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利益是我国摆脱对发达国家依赖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3．2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应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感召力、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应该注意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而文化的发展与传播主要依靠教育体系，我国通过拓展国际教育市场、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使中国教育走出国门，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意味着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我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纽带。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国家间文化输出和输入的媒介和载体，教育发达的欧美国家和韩国、日本等国家为吸引优秀的留学生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这些领域的优秀学生遍布世界各地，对为其提供教育服务国家的文化具有较深的认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为其软实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虽然我国在国际教育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孔子学院的稳步发展，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教育输入规模庞大，但在输出教育方面较为落后，引进的留学生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且教育输出收益不明显。
3．3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需处理好效益与体制的关系
我国现有的教育模式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愈来愈大。教育服务贸易本质是教育利益的国际化扩展，是教育产业化发展的趋势，要在国际教育市场中具有竞争力就必须走出去且走出自己的特色，我国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就必须结合本国文化特色和挖掘自身的教育特色，在汲取他国教育发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教育创新，这是提高教育生产力和教育服务质量的内在动力。我国需要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国内院校参与国际教育竞争，寻求提高教育收益和提升教育质量的符合自身发展的发展模式，我国可鼓励民办学校参与市场竞争，支持民办学校参与世界竞争，扭转我国巨大的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改善我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上的不利地位。同时，要在市场适度调节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进行教育创新，在追求经济效益时注重与“制度”的匹配。
服务贸易论文范文【第三篇】
摘要题服务贸易
关键词全球化/服务贸易/中国经济
一、全球化进程中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贸易与市场的全球化。各国的商品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国外与本国及其他国家的竞争者进行竞争。这种竞争最初是在有形商品之间展开的，随着经济与贸易的不断发展，进而在无形商品之间展开。贸易的全球化首先是货物贸易的全球化，然后才是服务贸易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服务贸易的发展有其不同于货物贸易的独特趋势。
（一）服务贸易发展的加速化趋势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政府逐步放宽了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国际服务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1970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仅为710亿美元，而1999年则高达13400亿美元，29年间增长了倍，年平均增长率为%，不仅高于同期世界GDP的平均增长率，而且高于同期世界商品贸易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长率。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但快，而且还有不断加速的趋势。服务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约为20%，但在90年代则上升到25%左右。从各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就一直在60%以上。1996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全世界平均为%，其中，发达国家已经达到79%，中等收入国家为53%，低收入国家则达到37%。所有这三类国家服务业所占的份额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都增长了5～10个百分点（高文书，2002）。
（二）服务贸易发展的高科技化趋势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服务贸易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知识化和高科技化特征。目前，国际高科技领域发展最快的是以计算机、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IT)产业，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中心及发展的方向则是软性化的服务。如果我们考察服务业的分类目录，就会发现服务业是高新科技产业化的主要领域。在服务业的各子目录中，很多产业都是目前技术水平发展变化最快的行业。由于世界服务贸易以高新技术为载体，服务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在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新兴服务行业从制造业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服务经营行业，其中技术、信息、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其他如金融、运输、管理咨询等服务行业，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也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大。高新科技的发展，不仅使得世界服务业的发展不断地高科技化，而且也使很多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的服务都被高科技手段所武装，金融的电子化、商务活动的电子化、电信业务的数字化都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高科技化趋势。
（三）服务贸易发展的非平衡化趋势
世界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其不平衡性也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地区间的非平衡性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紧密联系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世界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不平衡。世界服务贸易一直是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而发展的，欧盟是世界上服务贸易额最大的地区，该地区服务贸易的发展专业化强，与经济的拟和程度高，而且一直是服务贸易的净出口地区，其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占世界的比例一直在40%以上。亚洲地区仅次于欧盟，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位居第二，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在20%左右。而且，由于中国、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的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亚洲地区的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但是，由于亚洲地区除日本外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服务贸易的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服务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是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地区。北美地区则恰恰相反，由于该地区国家少，虽然服务贸易总量不如亚洲，但由于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发达国家，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比较高，因此该地区是服务贸易的净进口地区。
从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国家排序来看，位居世界服务贸易前列的国家大多是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额最大的前10名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我国的香港特区位列其中。1997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进口额排在前2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仅有中国香港（分别列9、13位）、韩国（分别列14、9位）、新加坡（分别列12、18位）、中国（分别列16、14位）和中国台湾（分别列19、12位）。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进口国和出口国，1996年美国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见表1）。
1990年、1995年和1996年，发达国家的服务贸易额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服务贸易额的%、%和%。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1990年、1995年和1996年，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额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仅占同期世界服务贸易额的%、28%和%，可见，发展中国家占据的份额还相当小。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不平衡，不仅体现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上，还体现在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存在大量逆差，而发达国家则有大量的顺差上（见表2）。由于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的发展远远跟不上本国市场对服务贸易产品的需求，因而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与此相反，发达国家则长期保持服务贸易的顺差。作为世界服务贸易超级大国的美国，虽然每年都有巨额的外贸赤字，但在服务贸易上却有大量顺差，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1996年美国商品贸易有亿美元的逆差，但服务贸易却有亿美元的顺差2.部门间的非平衡性发展。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体现在总量方面，而且体现在结构方面（见表3）。从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比例来看，世界服务贸易的进出口额中，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所占的比重一直在60%左右，而电讯、建筑、保险、金融等其他服务所占的比重一般都低于10%（除了其他商业服务之外）。
数据来源：WTO秘书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收支平衡表统计推算。
（四）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趋势
二战以后，由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电讯、金融以及各种信息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得以迅速崛起并快速进入服务贸易领域，从而使得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原有的运输、旅游及其他服务中，运输服务比重下降，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信息服务业在新的科技浪潮的推动下，增长速度很快，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70年，在世界服务贸易的构成中，国际运输服务占%，国际旅游占%，其他服务占%。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这种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截止1996年，国际运输服务比重由%下降到%，国际旅游的比重由%上升至%，其他服务的比重由%上升至%（见表4）。1996年，全球运输业增长率为2%，旅游业增长率为6%，而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业的增长率则达到7%，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正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优化趋势。
（五）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由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关税保护方式并不适用于对服务贸易的保护。但是，由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加快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于是，为了保护本国的服务业，各国纷纷采取非关税壁垒措施。和(1995)把各国所采用的服务贸易壁垒分为四类：1.直接明显的歧视性壁垒，即直接针对服务业的明显的贸易壁垒，如电视和广播中对国内内容的管制、外国人建立和拥有金融机构的限制等；2.间接但明显的歧视性壁垒，指不是专门针对服务业但明显歧视外国人或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贸易壁垒，如对移民以工作为目的的暂时入境的限制、向国外付款和支付的限制等；3.直接但明显中性的贸易壁垒，即对国内外单位和个人都限制的服务业管制，如电路和电信的管制等；4.间接但明显中性的壁垒，指并非针对服务业，也并非针对外国人的壁垒，如国内标准、职业服务中的许可证、文凭或凭证规定等。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之后，上述第一种与自由化趋势明显相背的壁垒已经被限制或者被要求逐步取消，使用的余地不大。第二种壁垒也由于其明显的歧视性，其作用也受到限制。因此，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主要在第三、第四种不太明显的方式上下功夫，比如制定一些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行业标准；政府在安排服务支出的时候，优先考虑本国企业；对本国服务出口实行隐蔽性补贴、减免税等，这些做法都体现了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蔽化趋势。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低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不重视发展第三产业，导致服务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落后于其他产业，而且落后于其他国家。从1990～1998年，以当年价格计算，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增长幅度很小，199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而八年之后的1998年这一比例也只是32%。如果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则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在此期间不仅未升，反而有所下降，1990年为%，1998年为%。
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明显落后。1998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32%，美国则是70%，中国不足美国的一半。1993年，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是38%、51%和65%，即使和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也明显偏低，甚至达不到低收入国家1970年33%的水平。（注：黄胜强，《国际服务贸易多边规则利弊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如果和平均收入与中国相近或者比中国更低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是比较低的。1998年，按购买力评价汇率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为3320美元，服务业的比重是32%，而人均GDP和我国相近的国家的情况分别是：约旦，服务业比例为50%；牙买加，服务业比例为58%；摩洛哥，服务业比例为54%；菲律宾，服务业比例为52%；印度，服务业比例为45%。（注：华而诚，《论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地位》，《经济研究》2001年第12期。）
（二）服务业出口有限，与我国的经济及贸易地位不相符
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有两个指标：一是各国服务贸易出口额的世界排序；二是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1995年服务出口额居世界前三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法国和德国，出口额分别为1895亿美元、960亿美元和805亿美元。中国居第16位，出口额仅为184亿美元，不及美国的1/10。1999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排名从1995年的第16位上升到第14位，但与主要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从各国服务贸易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例来看，欧盟是世界上服务贸易出口最多的地区。2000年，欧盟的服务贸易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50%左右，其次是北美，占20%左右。从单个国家来看，美国是服务贸易的超级大国，其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的比重达18%，之后依次是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分别占%、%、%和%。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的大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排名第7位，但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却仅排在第14位。2000年，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为266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2%（见表5），这与我国的贸易大国地位不相符合。
另外，从各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占本国总出口额的比重来看，大部分发达国家均在20%以上，其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分别达到%和%。我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仅占出口总额的12%，可见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滞后于一般商品贸易。
（三）服务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服务贸易不仅发展相对滞后，而且结构也欠合理。从表6可以看出，在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行业结构中，所占份额最大的前三项依次是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运输。这样的结构，表面上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是一致的，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旅游所占的比例过大，1997年、1998年分别占到%和%。1996年，世界旅游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贸易总出口的比例为%，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过分依赖旅游业的出口。与旅游业相反的是，我国运输服务业的出口比例又远远低于世界水平。1997年和1998年，我国运输服务业的出口仅占服务贸易总出口额的%和%，1996年这一数据的世界水平是%，是我国的两倍多。另外，由于我国旅游及运输业之和已经占服务贸易总出口的60%以上，其他服务贸易出口所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如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利服务等的出口比重与世界相比明显偏低。从服务贸易进口的行业结构看，运输和旅游依然占总进口份额的60%以上，其各自所占份额大致相当，分别为30%多一点。从进出口总体行业结构对比中可以看出，我国出口依然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主，进口以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为主。在出口方面，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在出口份额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但与其在进口份额中所占比例相比，仍然偏低，处于比较劣势状态（见表6）。
（四）服务业缺乏比较优势，竞争力不强
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advantageindex,CAI)，也称净出口比率(netexportratio,NER)，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工具，总体上能够反映出计算对象的比较优势状况。其计算公式为：NXij=(Xij-Mij)/(Xij+Mij)，其中，NXij为比较优势指数，Xij为i国家第j种商品的出口，Mij为i国家第j种商品的进口。比较优势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其值接近0时，说明比较优势接均水平；大于0时，说明比较优势大，且越接近1越大，竞争力也越强；反之，则说明比较优势小，竞争力也小。如果NXij=-1，意味该国第j种商品只有进口而没有出口；如果NXij=1，意味该国第j种商品只有出口而没有进口。
康承东(2001)根据比较优势指数计算公式计算了我国1997年和1998年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指数。从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来看，1997年和1998年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分别为-和-，均呈现出负数状态，表明这两年中，我国对外服务贸易在整体上处于比较劣势，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较弱。从行业上看，两年中比较优势指数均大于零的只有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而一向被认为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运输和建筑服务的比较优势指数也呈负数状态。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思路
（一）应该增强政府在支持和保护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在这方面，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认识到，美国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已从商品领域转向服务领域，扩展服务出口对美国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极为重要。而当时，美国服务出口面临各国设置的重重壁垒。于是，美国政府开始了旨在促使外国开放服务市场，为其服务出口提供动力和保障的一系列努力。在对内政策方面，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宣传、立法、设立专门机构等手段，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外贸易法》首次提出，国际贸易既包括商品贸易，也包括服务贸易。该法案第301条款授权总统对阻碍美国商务扩张的外国进行报复。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贸易与关税法》，1988年又通过了《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这两个法案都把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并列作为扩大出口的两项内容，同样适用301条款和超级301条款。1994年，“乌拉圭回合”结束不久，美国政府就制定了新的对外贸易法案——《乌拉圭回合协定法》，不仅重申了以前法案的规定，而且对外国政府的“不公平”、“不合理”贸易措施作了扩大解释，将外国政府对美国产品和服务进入其市场的机会产生“限制性影响”的措施也包括在内。该法案还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在鉴别外国政府措施的限制性影响时，应考虑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地位和出口潜力，并在有关调查及制裁情况的半年报告中，说明这一程序使美国产品和服务出口机会增加的程度。除了上述综合性法案外，美国政府还制定了十分广泛的行业性法律法规，如1978年的《国际银行法》、1984年的《航运法》、1995年的《金融服务公平交易法》、1996年《电讯法案》等。
美国的所有有关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法律、法规都体现了保护本国市场、限制外国竞争者的目的，它们为美国政府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寻求法律基础。在对外行为方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对别国施压，以达到自己的要求。在多边关系领域，美国始终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热心推动者，致力于建立一个类似于GATT的全球性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与美国在这方面倾心推动是分不开的。在区域关系方面，美国积极与加拿大、墨西哥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先后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把实现区域内服务的自由流动作为重要内容，并由此为其服务出口带来了切实利益。在双边关系领域，美国在1975～1988年间，曾11次援引贸易法301条款处理双边服务贸易争端，涉及航空运输、海上运输、广告、广播、电影发行、建筑与工程、保险等部门，如迫使日本、韩国等国开放保险市场、建筑市场等。为了促进和扩大服务出口，美国政府其他许多部门，如商务部、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财政部、运输部、国务院、旅游管理局、进出口银行、国际开发署等，与服务业企业密切合作，为其提供有关市场、外国经贸法规等信息和咨询服务，并牵线搭桥，帮助企业与外商接触，积极开拓市场。
综上所述，美国政府对其服务贸易的干预是广泛而深入的。美国的经验说明，在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尤其在服务贸易发展的初期，政府行为的有效介入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可以起到保护新生、促进成长、形成优势的重要作用（程大中，2000）。要发展我国的服务贸易，政府必须担负起相应的重要责任。
（二）加快服务业对内开放的步伐
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封闭状况，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进入和退出。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部门如电信、银行、保险等，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不仅破坏了正常的公平竞争秩序，而且导致服务业创新不足、效率低下和竞争力缺乏。这些行业也是我国加入WTO谈判中，主要缔约方要求我国开放呼声最高的部门。在这种条件下，服务业的大幅度开放和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势必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在服务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实行对内开放，降低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适当放宽对内资企业的审批标准，允许国内有条件企业投资这些行业，通过充分的国内竞争来鼓励创新，提高国内企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为我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三）加强服务贸易立法，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
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服务贸易和开放服务市场方面都有一套严格的法律规定。因此，我国应加强有关服务业的立法工作，按照GATS的有关规定，制定统一的《服务业外商投资法》。当外资服务业对国内服务业造成重大损害或有损害威胁时，能按照法规及时采取相关的保护手段，如服务进口保障、国际收支平衡的例外等。另外，对于我们已经承诺开放的服务领域的现行立法，应该按照GATS的规定进行全面的审核和修改。对那些已经承诺开放但尚未立法的服务领域，应按开放的程度、开放的时间进程等做出统筹安排，避免出现立法上的无序现象。超级秘书网
（四）积极进行服务产品结构的调整
加入WTO，开放我国的服务市场，有利于我国融入世界经济与市场体系，参与新一轮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日臻成熟，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我国应积极参与世界性的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国内产业结构，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五）健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加强国家对服务贸易的宏观管理
由于服务贸易涉及的行业广泛，而且服务业企业的经营活动需要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所以发展服务贸易不是单独的行业、部门和企业所能办到的。我国应迅速建立一个权威性的服务贸易宏观管理和对外开放协调机构，从战略角度制定出中、近期的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战略和策略。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制定全国服务出口的政策、法规和战略；负责与国外进行多边或双边服务贸易谈判；监督国家给予服务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的执行情况；统计和掌握国际、国内服务贸易的基本数据和市场状况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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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论文范文【第四篇】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服务贸易己成为当今国际贸易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中国服务贸易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整体竟争力低下。本文就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的相关对策。首先，论文阐明了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提供方式和特点，然后，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竞争力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而提出相关建议。
一、国际服务贸易方式特点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一国服务提供者向另一国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并获得外汇收入的交易过程。服务贸易作为货物贸易的辅助项目是二战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崭露头角，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随着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多边贸易的谈判重点也正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ofServices，简称GATS),服务贸易被正式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对各国服务贸易，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都产生着重大影响。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国际服务贸易通过四种提供方式被定义：过境服务(CrossBorderSupply)，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境外消费(ConsumptionAbroad)，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消费者在另一成员方境内接受服务；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到另一成员方境内建立经营企业或专业机构提供服务；自然人流动(MovementofPersonnel)，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个人到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
国际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兴的贸易形式，其特点鲜明：第一，服务贸易是一种无形贸易，具有不可触摸性、不可储存性和不易运输性，因而导致服务出口方式多样化；第二，服务贸易的生产与消费往往同时发生，所以服务的生产和出口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服务的进口和消费过程；第三，服务贸易的对象主要是智力，如专利、版权、法律和会计等，且贸易过程中通常不涉及服务所有权的转让，仅与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有关；第四，服务贸易更多地依赖于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和服务机构的跨国设置，都与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移动密切相关；第五，服务贸易的统计数据一般只在各国的国际收支表中显示，而在各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没有显示；第六；对服务贸易的监控不能通过海关监督和征收海关关税的方式进行，而只能通过国家立法和制定行政法规来达到目的。
二、我国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入世以来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在履行我国对WTO有关金融、通讯、旅游、教育和咨询等方面的各项承诺的过程中，我国服务贸易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受各种制约因素的限制，整体竞争力较弱。
1.发展速度快，但整体水平低下
中国产业结构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了标志性的变化，服务业比重于1985年开始超过农业，国民经济总量增长从主要由农业、工业带动转为主要由工业、服务业带动。按可比价计算，在1990年～2004年GDP增长的%中，个百分点来自工业的贡献，个百分点来自服务业，个百分点来自农业。与此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取得快速发展，2003年进口总额为46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出口总额373亿美元，增长20%2005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达到730亿美元，同比增长%。显示出服务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正在日益上升。但是，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率仅占1%左右，这与我国的人口、总体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水平是极不相称的。并且我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2006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比重为%，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远低于货物贸易所占比重，说明中国服务贸易对货物贸易的匹配程度大大低于世界水平。
2.发展结构不合理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我国服务贸易体系基本形成，从服务贸易进口看，已形成了以金融业、零售商业、旅游业民用航空运输业、房地产业、租赁业等为主的服务行业；从服务贸易的出口上看，已形成了以国际旅游业、国际金融业与保险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国际运输业为主的行业。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结构很不合理，我国目前仅能提供40多种服务，其中大部分是传统的消费，如旅游业、商业、餐饮业等，生产很不发达，许多种类的服务尚难以提供，特别是一些资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产业，有的刚刚起步，有的尚属空白。我国服务贸易收支中规模最大的三个项目仍然是运输、旅游和其他商业服务。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企业居主导地位，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企业所占比重十分低，以至于人们习惯于把服务业就业视作解决企业富余人员的渠道，其实这是我国服务业行业水平低给人们造成的误解。
3.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我国服务贸易近几年国际收支逆差变动较大，并且逆差有不断加大的趋势。这说明我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处于比较劣势。(1)国际运输支出增长迅速。(2)保险收支差额进一步扩大。（3）其他商业服务顺差有所回落。（4)专有权利和特许支出明显上升。
4.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入世后，中国服务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将不断提高。过去禁止外商进入的领域，现在逐步开放，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贸易开放格局。根据实际情况，我国已先后在零售商业、金融保险、旅游和一些专业服务领域开放了国内市场。国外服务业的进入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他们带来了先进技术、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和管理经验，带来了国际通行做法与观念，为我国服务企业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客观上促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三、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建议
通过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分析，结合我国服务贸易实际情况及发展制约因素，我国需要从产业结构优化、发挥政府职能，以及其他方面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策略，以应对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优化产业结构
(1)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我国服务业的总量偏小，比重偏低，服务贸易的扩大，尤其是服务出口的扩大，基础在于本国服务业的发展。只有不断发挥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并积极培育竞争优势，服务出口才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我国服务业的落后严重制约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发展，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增强我国服务业的整体实力，全面提高我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为扩大服务贸易出口创造有利条件。按照《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提高层次和水平。首先，国家要继续制定和完善产业政策，使产业政策适度向第三产业倾斜，并明确第三产业发展的重点。其次，要注意发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发展服务业中的作用。发展服务业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服务业门类多，层次高低悬殊，仅靠某一方面力量是不行的，必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由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一起上。(2)调整服务业结构，增强竞争优势
从国内产业发展的基础看，我国具备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的基本条件。一是国内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在较快提升，包括汽车及零部件、数控机床、电站设备在内的一批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出口有望出现突破性的决速增长。二是传统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继续提升，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可以从出口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三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提升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加强研发能力，有利于提升其出口商品的国内增值率。我国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优势资源是劳动力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因此可根据服务产业部门在经营规模、市场份额、增长速度和比较优势等方面的排序，确定发展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优先发展旅游服务、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具有传统竞争优势的服务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贸易的附加值，并不断挖掘其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服务。我们还应注意培养新兴服务业的竞争优势，发展诸如咨询、金融、技术专利和通讯等高层次服务行业。加快建立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的市场供给能力。国际服务贸易的竞争应该建筑在高等要素的生成机制上，最终落实于人力资本要素上的竞争。我们在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战略时，要注意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开发等高等要素的投入，加速建立健全服务贸易高等要素生成机制，努力提高高等要素的供给能力，这对于促进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持续、健康发展，提高中国服务产品的科技含量是至关重要的。
2.调整政府职能
(1)灵活运用保护政策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是毫无保留地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因此，面对国际高水平服务业的冲击，中国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若干特殊的优惠待遇、宽限期，以及保护措施，中国应充分加以利用。保护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有选择地、适度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这样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第二，在对外开放的服务市场领域，实行一定的进入限制，如对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资格限制等。第三，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行业进行管理，如价格管理、垄断竞争行业管理等。第四，对国内部分服务行业和领域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在税收、财政、信贷、人员培训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2)加强制度建设，提高透明度
目前，我国已有限制地开放了部分服务市场，但由于缺乏配套的管理法规，使市场竞争中出现不应有的混乱场面。所以，为了促进服务贸易沿着正常、健康的轨道发展，应尽快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把对服务贸易的投资、税收及优惠条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尤其要制定一部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并加快各服务部门
的立法进度，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在《服务贸易总协定》生效前，做好立法的准备，也是我们争取主动的一项措施。此外，在不影响国家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我们应进一步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对有关各项服务的政策及有关规定予以公开，以便外国服务提供者更加了解中国服务市场，寻求合作机会，同时也防止了有些国家以此为借口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3)完善服务贸易体制
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对于服务业，一方面存在管制过多、过严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存在着管制不力或缺乏管制的问题。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首先，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其次，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服务贸易涉及诸多部门，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
另外如加快专业人才培养，有选择的实施服务业对外开放等都是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提高我国服务业竞争力、改善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状况的根本举措是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深入开发人力资源。从本质上说，现代服务贸易是以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为制高点的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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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大中：《服务就业与服务贸易出口》，载《世界经济》，2000(11),49页
服务贸易论文范文【第五篇】
论文摘要：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是教育服务的提供模式之一。WTO成员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采取不同的立场。我国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没有承诺，也缺乏相关的立法。为应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快速发展的态势和可能进入我国教育服务市场的情况，我国应在保持现有教育开放政策的基础上，加快完善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方面的相关立法，建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跨境教育服务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加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 论文关键词：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服务贸易 一、教育服务与跨境提供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定义了4种服务提供模式，跨境提供是其中之一。GATS把跨境提供定义为“自一成员领土内向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提供服务”。该定义表明，在服务贸易发生时，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均没有流动，跨境流动的只是服务内容。 就费用与成本而言，跨境提供是最便捷和最经济的一种服务提供模式。一方面，服务的消费者和提供者不必承担像其他3种服务提供模式下一方或双方必须流动才能提供或接受服务所产生的费用或成本，如在境外消费的模式下消费者流动到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提供地国，在商业存在的模式下服务提供者以设立新的商业实体的形式流动到东道国，而在自然人流动的模式下服务的提供者以自然人的身份流动到东道国提供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提供者和消费者都不必流动，跨境提供实际上为消费者和提供者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而收益并不一定会逊色于其他的服务提供模式。 教育服务跨境提供主要是通过邮政服务、电信服务、广播电视、卫星通讯、因特网等现代通信媒体完成。由于各国国内对卫星器具使用的规管和广播电视媒体的政治敏感性，教育服务跨境提供通常的形式主要有函授、远程教育和培训、网络教育(E教育)等。 跨境提供的网络教育服务较之传统的函授、广播电视媒体提供的教育服务有很多的优点和优势，如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便捷的信息交换、资源共享和节省费用等。首先，网络教育是学生容易获得的教育服务模式。就网络学校而言，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入网络，自主决定学习的时间、内容和方式，而不需要像传统教育方式下定时定点学习指定的内容。其次，网络教育可以使教育方式有更强的适应性。教师可以使用更为灵活和互动的教育方法。第三，网络教育节约费用和时间。网络教育由于不需要把教师和学生统一集中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节约时间和成本，唯一需要协调的就是有时需要教师和学生同时进入因特网。 和其他教育服务提供模式一样，教育服务跨境提供也受制于一些因素。首先，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和出口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应用普及程度决定其网络教育发展水平，也直接影响其对外提供和接受外国教育服务的政策走向和教育服务开放程度。其次，国内与国际网络教育政策。教育服务中的跨境提供只适用于那些做出开放承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并有法律约束力，而对于那些没有承诺的WTO成员或者非WTO成员并无义务的约束。事实上，即使在承诺开放教育服务的WTO成员中，大约一半的成员都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做出种种限制。再次，教育服务出口国的教育资源提供能力。教育服务的出口国应当具备为外国教育服务消费者提供达到特定标准或符合要求的教育服务的能力和资格。在某种程度上，教育服务的内容和从事教育服务的人员的素质对教育服务质量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第四，统一的教育服务质量保障体系。教育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学生对教育服务提供者的选择。对于教育服务提供者而言，教育服务的质量关系到他们在教育服务市场的份额和长远利益。统一的国际教育服务质量保障体系有利于跨境提供远程教育的健康发展。最后，学历、学位的国际认证与认可。学历和学位能否获得广泛的国际认证和认可是学生关注的焦点和选择教育服务跨境提供的基本依据，也符合教育服务提供者的长远利益。建立有效的国际学历 、学位认证、认可机制有利于促进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健康发展。 二、WTO成员与教育服务跨境提供 由于发达国家在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教育发展水平方面都享有巨大的竞争优势，通常在国际教育服务市场上占有强势地位，对以网络教育为主要形式的教育服务跨境提供的开放持积极和欢迎的态度。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包括网络教育在内的国际教育服务提供能力，甚至难以满足本国的教育服务消费需求，对网络教育服务的开放持帝嗔甚至是消极、被动的态度。我国没有承诺开放教育服务跨境提供，为必要时制定灵活的跨境提供教育服务政策留有余地。 在150个WTO成员中，只有47个成员开放教育服务市场，其中又有大约一半的成员都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做出各种限制。美国作为教育服务出口强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只承诺开放成人教育服务和其他教育服务，但对跨境提供教育服务没有限制。美国要求其他WTO成员取消包括东道国的不透明国内补贴和针对电子传输教育资料不适当的限制在内的14种妨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障碍因素，并要求尚未开放市场的WTO成员开放教育服务市场。法国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对跨境提供均没有限制。韩国对高等教育和医疗健康有关的成人教育跨境提供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不作承诺。日夺对小学和初中教育服务跨境提供不作承诺，在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务方面作出了限制性的承诺。澳大利亚承诺开放中学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服务，并对跨境提供的市场准入不做限制，采取了比多数WTO成员更加开放的教育政策，并且指责部分WTO成员为采用因特网提供教育服务设置新的障碍和对进口教育资料设置限制等。可以看出，上述各国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采取不同的立场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教育发展水平与开放能力，但更多的是他们各自在教育服务领域的贸易利益和竞争优势，如澳大利亚以促进教育服务出口发展国际贸易，在2011年通过跨境提供方式吸引了24 000名国际学生，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也采取积极开放的政策。 三、我国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的政策与立法 在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模式下，教育服务提供者(通常是学校)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境内，通过电子传输、函授和通讯等渠道和方法向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教育服务消费者(即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在我国主要指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E-education)。广义的远程教育包含利用邮政、广播电视技术、互联网和电信网方式提供的教育服务，网络教育属于远程教育的范畴。 广义上的远程教育在我国始于1960年建立的广播电视大学，经历了40余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远程教育体系。@我国至今也没有关于远程教育的统一立法，只有教育部及其办公厅的零星的临时规范性文件，比较重要的有《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点)暂行管理办法》(2003年)和《教育部力公厅关于全面推动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三种模式应用的指导意见》(2005年)等。在这些规范性文件中，国家鼓励开展远程教育，对远程教育提供机构进行规范，实施质量控制。但是，监督和管理的力度远不能适应远程教育发展的需要，对于跨境远程教育方面的立法基本上是空白。现有 的立法(如果是的话)从立法层次和效力上看只能算是规范性文件，其立法层次低、效力弱、内容粗疏、结构散乱的特点很明显，既不能反映和适应国内远程教育发展的现实，也不符合跨国远程教育服务发展的趋势。 我国在教育服务方面实行的是积极渐进的开放政策。一方面，我国承诺开放了所有5个教育服务次类的市场准入，即使与英、美、法、澳大利亚等教育服务强国相比也有较高的开放程度；另一方面，我国也对义务教育和警察、军事、政治、党校等特殊教育服务的市场准入、教育服务跨境提供和国民待遇作了保留，对自然人流动作了主体资格上的限制。 我 国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不作承诺，既符合我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和需要，也反映了民间对开放教育会引起种种问题的担忧，如教育主权的丧失、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国内教育服务市场的流失等。一方面，我国的教育服务总体发展水平及教育管理体制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不相适应，教育法制不健全，政府服务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开放教育服务跨境提供必定会更容易发生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交流与碰撞，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可避免。 我国没有承诺开放教育服务的跨境提供模式，意味着我国不必承担向外国教育服务提供者开放跨境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的国际义务，为我国制定和修改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方面的立法留有余地。但是，这并不完全能够排除外国教育服务提供者以跨境提供的方式进入国内的教育服务市场，尤其是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服务。这是因为，一方面，英、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实行教育服务出口战略，一些国外高校为扩大影响，增加收入，必然设法拓展海外教育市场，加上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可以让教育提供者和学生不需要跨境流动就可以提供和接受教育服务。另一方面，尽管我国高校不断扩招，高校入学率节节攀升，但民间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强劲，国内可以提供的入学机会难以满足需求，而跨境提供的模式可以为国内的教育服务消费者提供一个高效率、低费用的高等教育机会。因此，我国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外国远程教育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但这种教育服务模式的快速发展应促使我国建立相应的教育法律体系。 四、我国应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的策略 尽管世界各国和部分国际组织对教育服务贸易的内涵存在较大分歧，各WTO成员对待开放教育服务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各国开放教育服务的力度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跨国教育服务正蓬勃发展，美国、英国等老牌教育服务出口强国正设法扩大跨国提供教育服务市场的份额，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的新兴教育服务出口国正把出口教育服务作为发展经济和扩大服务贸易市场份额的重要战略渠道，教育服务跨境提供已成为重要的教育服务出口模式。我国目前发展滞后的教育法制和低效的教育行政体制已成为教育服务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瓶颈，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才能保证我国的教育服务业在开放的环境里健康发展。 1、保持积极、渐进的教育服务开放政策 教育服务的复杂特性和各国贸易利益的冲突使教育服务成为承诺开放最少的服务部门。我国已经做出了较高程度的开放承诺，相对于现有的教育发展水平已属不易。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国应维持现有的开放政策，同时积极参与教育服务贸易谈判，维护本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利益。 2、加快完善教育服务跨境提供方面的相关立法 (1)修订《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明确促进教育服务开放、维护教育主权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原则。(2)制定全国性教育法律。尽快制定《成人教育法》和《学生法》，加强对学生权益的保护。(3)尽快制定《教育服务贸易条例》和《远程教育条例》。前者作为统一规范和管理教育服务贸易的基本法，应规定开放教育服务、鼓励教育服务出口、维护教育主权、保护和发扬民族传统和文化、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等原则、教育服务的4种提供模式、规则、程序和法律救济等条款。后者是调整远程教育服务的专门法规，应规定远程教育服务的定义、适用范围、提供远程教育机构的资格和条件、运作、远程教育的质量监督、涉外远程教育机构的特别规定等内容。 3、建立和完善统一规范的跨境教育服务质量保障和监督体系 我国现有的教育行政体制缺乏对跨国教育服务质量的有效监控，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服务的贸易属性认识不足，对开放教育服务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缺乏准备和对策。在目前的形势下，我国建立和完善国家的质量保证体系和学历学位认证、认可制度，加强对教育服务跨境提供的质量监督和管理，同时，为学生提供及时、客观、全面、有效的教育信息服务，防止和减少学生选择跨境教育服务的盲目性。 4、加强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 教育服务跨国提供的质量监管与学历、学位认证和认可是国际性难题。我国应加强在这两个问题上与相关国际组织及有关WTO成员的合作，积极参加有关学历、学位认证、认可与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国际谈判，与各国达成 相关的多边或双边国际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