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小说故事范例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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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小说故事1
关键词：《平凡的世界》 农村爱情 文化情愫 爱情故事
引言
人的一生中大多都会经历爱情的洗礼，《平凡的世界》诠释了不同人群的爱情观念及爱情理想，孙少安的循规蹈矩，田润叶的主动追逐，孙少平的勇敢热情，田晓霞的热情真挚，孙兰香及吴仲平的两情相悦，这些感情过程及结果的呈现，让我们明白，在社会、家庭、文化等因素的局限下，只有两者产生思想共鸣，具有共同的文化情愫，才能使爱情更加刻骨铭心，为爱情增添一份独有的魅力。
一、《平凡的世界》中不同人物形象对爱情的诠释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这一著作中借助孙氏三兄妹深刻阐述了他的爱情观，即爱情在苦难状态下是一种奢望，在奋进过程中是一种失望，只有在新生活开始时才会真正看到希望。为了更好地了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作者所持有的爱情观，笔者以孙氏三兄妹的爱情为契机，针对不同人物形象对爱情的诠释进行了分析。
（一）孙少安与田润叶――爱情是苦难下的奢望
孙少安是《平凡的世界》小说人物中的主人公之一，是贫苦农民孙玉厚的长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田润叶的父亲在当时可以说是双水村的主宰，她二爸是所属县的大干部，两个人在家庭出身、生活环境及文化程度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属于两个不同世界的人，这使孙少安在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所以当田润叶向其表达爱意时，他退缩了。[1]小说中所描述的田润叶对孙少安有直接而大胆的追求，起初她是让人捎话给孙少安，想让他来县城再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然而老实的孙少安并不明白她暗含的意思。而后当她帮助孙少安料理完家事即将分别的时候，信的部分内容说：“少安哥，我愿意一辈子和你好”，这张简单明了的告白信，让孙少安感觉福从天降，然而温暖幸福的感觉稍纵即逝，因为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无法与田润叶站在同一高度上，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具有较大差别。[2]孙少安虽然心里爱着田润叶，但是却没有接受对方的勇气，为了让自身以及田润叶死心，他在短时间内迎娶了一个来自山西名叫秀莲的女子，田润叶在得知孙少安结婚之后才绝望地放弃。
孙少安与田润叶对待爱情的态度极为不同，孙少安在爱情面前考虑的外在因素比较多，例如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文化程度等，因此在爱情里缺乏勇气，不敢进行追求和接受。而田润叶则不同，她很清楚她喜欢孙少安，也知道他们两个人有较大的社会地位差异，但是她并不认为爱情需要门当户对，更重要的是两情相悦，田润叶的这一爱情观具有重要的突破价值。
（二）孙少平与田晓霞――爱情是奋进中的失望
孙少平与田晓霞的身份差距和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相比不相上下，生活经历更是具有较大差异。孙少平是小说中的另一主人公，是孙少安的弟弟，当田晓霞向他表达爱意时，他还是一个揽工汉，需要听从上头的安排，经常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遇到田晓霞之后，在田晓霞的帮助下成了一名掏炭工，但还未正式入编成为煤矿工人。[1]而田晓霞在当时是一名省报记者，其父是地委书记，后来又升为省委副书记，两者在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及家庭背景上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或许作者本身也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因此在小说后半部分刻画了田晓霞因抢救他人性命而光荣牺牲的情节，田晓霞的牺牲并没有为他们两个人的爱情画上圆满的句号，但是却让这段爱情永远留在了孙少平的心中。
孙少平与田晓霞之所以能够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在爱情里有同样的追逐，孙少平虽然是一个农民及煤矿工人，但是他为人自尊自强、善良正直，即使在贫穷的社会边缘依旧不忘追逐精神自由，而田晓霞不仅仅是一名高干子女以及省报记者，更是一位美丽、敢作敢为、思想敏锐且情感忠贞的女子，所以两者才能相爱，让读者为他们的爱情欢呼。
（三）孙兰香与吴仲平――爱情是新生活里的希望
在爱情这一问题上，孙兰香与其两个哥哥相比显然要幸运，她在当时考上了北方工业大学，并且在其家庭状况有很大好转的情况下和吴仲平两情相悦走在了一起。孙兰香与吴仲平两个人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没有经历太多的波折。吴仲平是省委常务副主席的儿子，两者在身份上虽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两人的爱情并没有经历太多的阻挠。从小说倒数第三章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吴仲平与孙兰香的爱情十分明朗，关系基本上已经确定。从浅层上来看，作者在爱情的道路上有攀龙附凤的心理，其在故事编排中让孙氏三兄妹与领导干部子女在爱情上纠缠不清，然而从深层次角度来看，对于出身贫寒的有志青年而言，领导干部在实际上象征着某种高度。[1]在生活中我们高呼人人平等，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若两个不同出身却有着同样奋斗自强品质的人，那么无论从起点来说还是从他们未来所能达到的高度来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是现实。不论是爱情还是地位，出生贫寒的有志青年要想通过奋斗获取和贵族子弟相同的地位，就必须要不断地努力奋斗，付出更多的心血。
二、爱情故事背后所折射的人生意义与文化情愫研究
通过对孙氏三兄妹的爱情故事分析，可以看出小说不单纯是对主人公爱情故事进行描述，更多的是为了表达自身对爱情所持有的态度，这些爱情故事背后所折射的人生意义才是让《平凡的世界》这部文学著作名扬中外的重要原因。
（一）爱情不可能脱离家庭、经济、文化而独立存在
作者在书写过程中深深明白，小说是小说，而现实终归是现实，就像他在小说中所说的一样，豆角只能与玉米种在一块，而不能与小麦种在一块。孙少安所处的年代，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因素都阻碍了他对单纯爱情的追寻，其在婚配对象选择上只能选择与其差距相对较小的女子。在平凡世界里，面对婚姻中的选择，“退而求其次”不断上演，只是孙少安被作为典型对象展现了出来。这种做法并不仅仅是受门第观念的制约，同时还受自身因素的影响，其自身在选择过程中会考虑两者在各个方面是否般配。作者路遥在中篇小说《人生》中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同样的爱情观，即爱情的追寻不可能脱离家庭、经济、文化而独立存在。[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情是比较感性的，而婚姻则相对比较理性，那么要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层面，一方面是物质的胜利，另一方面则是精神上的失败，这可以说是一种灵与肉的分离。在小说故事阐述中，孙少安的形象是爱但不敢爱，这不仅是孙少安个人的悲哀，同时也是处于贫困处境中所有平凡人共有的遗憾与悲哀。为了传达一种对爱情的积极态度，作者路遥又刻画了孙少平与孙兰香的爱情故事，将孙少安在爱情中的缺失通过孙少平与孙兰香继续进行追寻。
（二）在文化趣味与精神认同上所散发的爱情独特魅力
孙少安与田润叶之所以有情人未终成眷属，是源于两者文化差异背后的传统束缚，孙少安在爱情的道路上深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因此导致两人分道扬镳，而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故事虽然也是以悲剧结束，但是他们相爱的过程是震撼人心的，与哥哥孙少安相比，孙少平对待爱情可以说是勇敢而热烈的，当他知道田晓霞牺牲后，他如期而至地赶到与田晓霞相约的古塔山，并坚信这段爱情将永存，田晓霞虽然牺牲了，然而她带给孙少平的却是一段独特的感情记忆。[3]若我们将《平凡的世界》这部著作放在当今爱情小说和城乡小说大背景下，便能够明确看出田晓霞与孙少平两人在爱情里所散发的特殊气质，两人的爱情并非对旧式爱情的认同和缅怀，更不是对爱情价值观的迷失，同时也不是对物质化爱情的追求，而是一种超越了物质，在精神认同与共同文化趣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独特爱情，他们的爱情中充分彰显了一种文化魅力与感情色彩。
《平凡的世界》与路遥的其他小说作品相比多了一份特殊的文化情愫，比如说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中刘巧珍、黄亚萍和高加林三人之间的爱情是由于城乡差异而诱发的爱情矛盾，而《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孙少安及何秀莲三人的爱情则是由身份差异而造成的情感回归。小说中只有孙少安与田晓霞的爱情是在勇敢与理性、传统束缚、家庭差异、社会地位差异等多种不同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人的爱情不仅是勇敢的折射，更是在文化身份认同上的一种对爱情新的定义。[3]这种全新的爱情模式，充满了文化气息，打破了传统爱情观的束缚，是超越世俗的一种精神寄托。作者路遥用心刻画了孙少平与田）山草香●（晓霞的爱情故事，然而很多人为两人的爱情结局而感到困惑，作者为何要给如此灿烂明媚的爱情设置一个具有悲剧性色彩的结局呢？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最大的不同是两者在追求爱的道路上没有承受来自家庭与社会的阻力，有的只是男主人公也就是孙少平内心的彷徨与焦虑，这种内心世界的独白实际上是作者本身的思想理念与文化矛盾在小说人物身上的聚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田晓霞与孙少平两者之间的差距始终存在，然而这在作者构建的理想世界中，这种距离却是不存在的。但从《平凡的世界》这部著作整体出发，在爱情故事中洋溢着浓厚的诗意美与文化情调，它成为了贯穿主人公爱情历程的主导线，将爱情故事与文化情愫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是当代现实主义小说在爱情方面的新探索与新突破。
结语
纵观全书，在作者路遥的笔下，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爱情情愫，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孙兰香与吴仲平的爱情等等，作者就不同人物在爱情中的表现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爱情观做出了明确的阐述。孙少安的爱情悲剧是源于传统思想与文化差异的束缚，而孙少平与田晓霞则是建立在文化情愫上的感情世界，正如田晓霞所说：“真正的爱情是心甘情愿地和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这句话看似朴实，却折射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展现出了她在爱情中的坚持，在爱情的道路上多一份坚持或许会收获不一样的结果。语
参考文献
[1]王h.论《平凡的世界》之不平凡的感情[J].西江月，2013（13）.
[2]贾勇。《平凡的世界》中的“爱情进化论”[J].网友世界・云教育，2012（11）.
[3]王正。农民爱情叙事中的文化情缘――论《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J].浙江社会科学，2010（06）.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以上就是山草香给大家分享的5篇爱情小说故事范文，希望能够让您对于爱情小说故事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
爱情小说故事2
关键词：干宝；搜神记；文化艺术；综合评述
《搜神记》是我国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作，袁珂在《中国神话史》对《搜神记》的价值作出高度评价："如果说《山海经》是保存中国神话最完整的一部书，那么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其保存神话材料的丰富，就要算第二了"[1]。近三十年以来研究《搜神记》的论著主要有王尽忠的《干宝研究全书》和李剑国的《新辑搜神记》。其中《干宝研究全书》中对《搜神记》的真伪、成书年代及创作思想做了详细论述，并指出《搜神记》开创了儒、道、佛合流的先河。[2]而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辑搜神记》是关于《搜神记》版本学最新而全的研究成果。[3]此外，涉及《搜神记》的论述常散见于各类文学研究著作中，如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对《搜神记》的作者生平、流传过程及版本等有较为系统的研究。[4]而诸多学术论文中，涉及《搜神记》的研究达六百余篇，本文仅就近三十年来关于《搜神记》文化艺术方面的研究状况予以评述。
一、主题内容研究
《晋书・干宝传》写道干宝有感于生死，"遂撰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5]，关于《搜神记》主题内容的探讨是研究其文化艺术的基础。
（一）异类相恋的婚恋主题
《搜神记》婚恋主题最受学者的关注，汪龙麟先生在《异类婚恋故事文化心理透视》（《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一文中将《搜神记》中的婚恋故事分为三类，即人神婚型、人兽婚型、人鬼婚型，前两种类型受儒家文化和传统巫教的影响，后一种类型则透露出强烈的色欲幻想，这些异类婚恋故事对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作用甚微，而是人们期望获得富贵、长寿和兴旺的象征，同时不失暂时的风流。
屈慧青的《和神人相恋范式的定型》（《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2期）通过对神人相恋范式的原型追溯，认为高唐神女是《搜神记》婚恋主题的最初原型。而《搜神记》将神人相恋的范式加以定型，即内容为女性主动追求和男性热烈梦想，形式为故事的表现格局，此成为后代幻想爱情小说的基本范式。李和平亦以《浅谈中人妖相恋神话的文化价值》（《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中从叙事角度、民俗文化等方面肯定了人妖相恋神话的文化价值，并指出其对后世神怪文学的影响。
（二）奇妙莫测的复活主题
复活主题是研究者关注的又一焦点。梁莉的《中的"死而复生"故事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文教资料》2005年第1期）对《搜神记》中"死而复生"的故事进行分类整理，指出这类故事的出现一方面受佛教"死而复生"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导致认识的局限性。作品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价值的重视。
而熊慧玲在《之"怪"研究--死而复生》（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中对《搜神记》的复活主题进行了专门性研究，在论文中作者将"死而复生"故事分为六类，并分析了其出现的历史渊源、哲学基础及社会背景，最后提出"死而复生"故事具有文学、审美、民俗等多方面价值。
此外，罗欣也对《搜神记》的复活故事做出探讨，认为其与魏晋时期战乱频繁、政局动荡及道教繁荣的社会背景有关，多采用虚实掺半的叙事方式，叙事特点呈现出"由强调实录的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向重视想象与虚构的散文体叙事小说过渡的性质。"（罗欣《魏晋复活小说叙事研究--以为中心》，《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8期）
（三）耐人寻味的其他主题
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搜神记》中的复仇主题、侠义主题等，如侯洁云的《复仇主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阐释了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和复仇意识之间的关系，叙述了《搜神记》中复仇主题的内涵和特点，并指出其具有多重叙事视角、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相结合、客观与主观杂糅的叙事特征。
二、宗教文化透视
关于《搜神记》宗教文化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巫术文化及礼仪风俗等方面。
（一）朴实的民间信仰
《搜神记》以志怪小说的形式展示了魏晋时期盛行的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马得禹的《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通过对魏晋时期思想文化进行探索，指出《搜神记》是儒学衰落、玄学兴起的产物，神仙及佛道二教思想普遍流行，当时人们的谈资主要是评论人物和谈鬼说怪。阳繁华在《浅论中的神仙观》（《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搜神记》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三大宗教的世界，即神仙世界，认为其中记录的神仙道士故事反映了民众对理想世界的渴望，而神仙的等级之分正是社会门阀制度在神仙世界的反映。
此外，刘玲提出《搜神记》透露出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于众多鬼神故事中贯穿着"孝"、"德""仁"、"礼"等儒家学者的伦理观。（刘玲《试论中体现的儒家思想》，《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而罗玲云则意识到《搜神记》除了受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民间信仰的影响外，还颇受阴阳五行思想的熏陶。（罗玲云《中的阴阳五行思想》，《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二）神秘的巫术文化
马得禹的《与中国古代巫方文化》（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通过分析《搜神记》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认为《搜神记》以丰富的鬼魅神怪故事展现了两汉魏晋时期鬼神崇拜的文化现象，其中突出的是巫术与方术文化，包括红色崇拜、巫术灵物的运用、符篆谶纬等，从中反映出阴阳五行思想、天人感应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对干宝创作的影响，体现了东晋时期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势。
张瑞芳则在《研究--巫史文化与搜神记》（西藏民族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中总结了巫文化在《搜神记》中的表现，指出巫文化为《搜神记》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巫文化思维拓展了小说家的想象空间，其相关内容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及转折方面具有一定的关联作用。
而董高凌《中的巫术及其文学意义》（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将《搜神记》中的巫术故事分为有道具的巫术类故事和无道具的巫术类故事两类，总结得出《搜神记》中的巫师具有通神事鬼、占卜凶吉、医疗厌劾的功能，这些巫术故事构成层层推进的结构方式和富有开放性和趣味性的结局，增加了文章的审美娱乐性。
（三）古老的礼仪风俗
《搜神记》所记载的鬼神故事从侧面反映了魏晋时期的社会礼仪风俗的面貌。李艳芬的《中的祈雨习俗研究》（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对《搜神记》中的祈雨习俗进行了详细阐述，提出祈雨巫师具有宗教色彩，经历了从政教合一的帝王巫师到专司祭祀的巫官的转变，神话人物、龙、山、树、石头都被作为祈雨的对象。作者还将祈雨方式分为交感巫术之相似律祈雨、天人感应行善祈雨、虐待神媒迫天祈雨等，并对祈雨祭仪的社会动因作了探讨。
张亚南在《 中的魏晋婚姻丧葬礼俗》（《兰州学刊》2010年第5期）中提出魏晋时期的婚姻特色主要表现在门第婚、财婚和民间开放的婚姻观念三大方面，而其记录的丧葬习俗深受魏晋时期提倡的"以孝治天下"观念的影响。此外，李婕《论对魏晋服饰风俗的政治文化阐释》（《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通过分析汉末魏晋时期服饰风俗的变化，指出干宝对其做出的政治文化阐释表面上是与传统服饰制度和流行于魏晋的"天人感应"说有关，实际上来源于当时文化思想领域存在的三大冲突，即玄学与儒学、汉族正统与北方少数民族以及男权思想和妇女解放的冲突。
三、艺术特色研究
近三十年来，《搜神记》鲜活独特的人物形象和瑰丽神奇的艺术价值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一）丰富鲜活的人物形象
侯兴祥在《女性形象研究》（宁夏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重点对情爱作品中的女人、女仙、女鬼及女怪形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既是魏晋时期女性恣意追求美好爱情的投影，又暴露了男性阴暗丑恶的一面。在其他类型作品中女性往往具有智勇双全、惩恶扬善、舍生取义等美德，而从男性视野中关照的女性依然没有逃脱儒家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李真的《中异类女子形象解读》（《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搜神记》中系列女子形象一方面展现了女性美，另一方面典型塑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男性心理。
韦凤娟的《另类的"修炼"--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文学遗产》2006年第1期）对《搜神记》中的狐精予以关注，认为神仙道教对狐精的"人形化"起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形成"人狐恋"这一文学母题。而丁秀霞在《简析中吉狐和学问狐形象》（《蒲松龄研究》2012年第4期）一文中以《搜神记》中吉狐、学问狐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不同"狐"的独特情怀，并指出"狐"具有无与伦比的审美意象，对后代文学中"狐"形象的塑造影响深远。
（二）瑰丽多彩的艺术价值
修晓春、姜庆仁的《论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莱阳农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2期）认为《搜神记》具有文简义丰、情节曲折、巧用细节、趣味性浓等艺术特点。
王扬、马远在《简论特点》（《宁波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中进一步对《搜神记》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作了分析，指出《搜神记》语言朴实简练，善于刻画人物，普遍运用拟人的手法，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和环境分别为来烘托主题，但其在艺术上尚有严重的缺陷，其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不仅带有消极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而且不少条文缺乏感情和形象，如同干巴巴的封建说教。
马雅琴则在《论诗歌谣谚应用艺术价值》（《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一文中对《搜神记》中诗歌谚语歌谣的应用情况渊源及影响进行探讨，指出这些歌谣有的表现了男女对爱情的追求，有的表达了求仙得道的愿望，有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其作用是言志抒情或者引《诗》论事评论，不仅有效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增加了作品的抒情性和故事性。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关于《搜神记》的文化艺术的研究较为广泛，但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对故事本身的研究较少，且多集中于异类婚恋及女性形象，对其他方面涉及较少；第二，《搜神记》辑录了魏晋及前代的不少神话故事，但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单篇详解较少，可以从神话学、民俗学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详细解读和赏析；第三，研究《搜神记》文化艺术的论文较多，但专门性、系统性的研究著作较少，关于其性质、体例、叙事特色等方面的问题须作进一步分析与讨论。《搜神记》研究尚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有待感兴趣的学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1]袁珂。中国神话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2]王尽忠。干宝研究全书[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3]李剑国。新辑搜神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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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爱情小说故事3
关键词：《梁祝》 文学 音乐 融合
音乐与文学是人们表达情感的两种主要的形式。他们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各自的独特性，但在本质上却体现出极大的共性，且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本文将以《梁祝》为例，来详细阐述文学与音乐的相似和融合。
一、《梁祝》的文学表现形式和音乐表现形式
（一）《梁祝》的文学表现形式
1.民间故事
《梁祝》以故事的形式流传广泛，在不同民族文化中都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地方言特色民风民俗也为《梁祝》的故事版本增添了一抹色彩。如：《梁祝》在演绎天庭的情景时多次使用了诸如阳世阴间等富有迷信色彩的词语；《梁祝》和双蝶节则将江浙一带的双蝶节与故事很好地结合起来，地方文化的融入为《梁祝》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具有更强的表现力和艺术张力。虽然 《梁祝》 版本众多，但核心内容表现出极强的一致性。故事的主要情节大多为：祝英台女扮男装、《梁祝》从结拜到相爱、最后祝英台坟前化蝶等。这些情节都是大同小异，尽管不同地区的《梁祝》故事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语言都采用简朴直白的方式，偏重于口语化，这极大地增强了它的亲切感，也正因如此，它才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2.小说及电影
《梁祝》先以故事与传说的形式流传于世，后来，人们把这个美丽的故事写成了小说。有一部分作家青睐于这样的题材，他们写过同名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为人们熟悉的是张恨水、赵清阁、顾志坤三位作家撰写的。张恨水的作品影响力最大，作品在继承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将祝英台的个性刻画得更加刚烈，充满了浓浓的反封建主义思想，通过细腻的语言更加全面深刻地展示出《梁祝》故事的悲剧色彩，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到了当代，《梁祝》故事更是成为爱情的典范，许多爱情小说中都可以看到《梁祝》的影子，我们可以体会到它一定的影响力。电影方面，《梁祝》已经成为导演炙手可热的素材，几十年来，《梁祝》故事被翻拍过无数次，改编的电影电视剧更是数不胜数。
（二）《梁祝》的音乐表现形式
《梁祝》音乐文本种类多样，形式各异，流传最广的为戏剧音乐、民间歌曲和小提琴协奏曲三种形式。
1.戏剧
《梁祝》在戏曲方面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元代的祝英台与明代的同窗记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到了近代，随着戏曲种类的蓬勃发展，《梁祝》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京剧、昆曲、吕剧、川剧中都能找到《梁祝》的影子。当然，最出名的要数越剧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作为中国第二大剧种，主要流行于江南地区，相对于其他剧种来说，越剧对于唱腔板式上音乐的选取较少，在抒情和表演方面有着独到的表现，所选取题材多为民间感人传说故事，因此常常催人泪下。
2.民间歌曲
民间歌曲《梁祝》被人们传唱的程度很高，而且这些被传唱的歌曲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个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和生活条件的《梁祝》版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我们在这些独特性中可以发现一些着共性：大多数的《梁祝》民歌歌词通俗易懂，节奏丰富多变，再加上衬词衬句的使用更增添其表现力，很好地演绎出《梁祝》爱情故事的悲剧性。表现形式上，以小调为主，小调雅俗共赏的特性对歌曲的传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内容上，《梁祝》民歌以叙述为主，用曲折的唱腔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传播给听众；在调式上，多种多样，宫调式、商调式都有所涉及，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总体来说，民间歌曲很好地继承了原著的思想，只是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将这一故事加以宣传推广。
3.小提琴协奏曲
小提琴协奏曲于1959 年创作完成，这一家喻户晓的题材很快就得到了大众认可，不久就以其悲剧性和民族性走向世界。由于篇幅的原因，作品主要选取了《梁祝》故事中的三个主要情节：《梁祝》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为了更好地表现忠贞的爱情，作品将这三个故事分别放入起始部展开部和最后的高潮部，协奏曲连贯自然，最后对于化蝶的处理更加贴切，迷幻的音乐仿佛将人带到了梁山伯坟前，目送着两只蝴蝶翩翩起舞，相偎相依。
二、《梁祝》两种表现形式的相似和融合
以《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和戏剧文本为例，我们来分析文学与音乐这两种表现形式的相似和融合。
（一）文学形式与音乐形式的相似
1.结构上的相似
一部完整的音乐作品或是文学作品，在结构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般而言，都包含开端、发展、戏剧性冲突和结束几个部分。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例：其音乐结构的呈示部、展开部与再现部中分别用音乐的方式演绎了草桥结拜、同窗共读、长亭惜别英台抗婚、楼台相会、哭灵投坟与双双化蝶翩翩起舞的等故事情节，小提琴协奏曲的几个部分与叙事性文学作品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基本上吻合的，音乐家很奇妙地用音乐的语言讲述了一个美丽感人的故事。
2.展现方式的相似
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延续性的展现过程。文学作品的展现方式是通过人们对作品文字的阅读来理解感悟其主题，体会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音乐作品的展现方式则上借助一系列器乐，采用一定的技术技巧，通过表演者对乐谱的完整准确诠释，呈现精彩的音乐情节给听众。这两种展现方式都有一定的时间性，读者和听众需要花一些时间来体会这样的展现过程。通过阅读完整的文学作品，人们了解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进而获取审美体验，使得读者的心灵得到升华。通过聆听和欣赏完整的音乐作品，人们也可以体悟到音乐者想要表达的动人情感 。这样的阅读过程和观赏过程也是一种互动交流的过程。在这样的展现过程中，文学作品中的字、词、句、段、章节，音乐作品中的音符、乐句、乐段、乐章，都上帮助人们了解作品主题的载体，它们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阶段性，表现了作品中蕴含的丰富的生活热爱之情，真情的渴望之情，英雄的敬仰之情等。
3.表现手法相似
文学作品利用文字来诠释外部世界，而音乐作品则通过声音采取模仿来的方式来反映外部世界。在音乐作品中，我们经常见到：笛子模仿小鸟的叫声、竖琴模仿流水的声音等。在许多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中，还采用一系列象征比喻的手法，常见的有：文学作品中的十字架和庄严教堂，象征着宗教；音乐作品中的弱音象征静谧、铜管音乐象征英雄人物的不朽气概。这两种文艺作品都善于通过细节来进一步深化作品主题，触及观赏者的内心。比如说：文学作品的场景描写可以暗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音乐作品的声音气氛也可暗示某些事物及现象。
（二）文学与音乐的融合
正因由于文学和音乐具有诸多的相似，因而使得他们进一步的融合成为可能。下面，我们以《梁祝》的戏剧文本和其小提琴协奏曲为例来详细阐述这种融合的过程和效果。
1.文学作品中的音乐韵味
音乐与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表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在西方，浪漫主义时期诞生的各种文学艺术作品出受到文学的很多影响。在中国，直到标题音乐的主流地位得以确立，音乐和文学的相互影响才逐步深刻化。《梁祝》的文学文本与音乐文本能很好地体现出这种相互影响。一方面，这种相互影响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音乐韵味；另一方面，则体现在音乐修养对于文学家创作的影响上。《梁祝》文学文本对音乐文本创作的影响，表现在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序和主要戏剧矛盾冲突影响了音乐文本的呈现顺序和表演节奏；小提琴协奏曲的音乐文本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去阅读文学文本的《梁祝》，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为之动容。
戏剧文本的《梁祝》体现出民众思想积淀，它极大满足了中下层民众的需求，上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它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多为具有一定音乐修养的人所喜欢。二者在语言使用和情感表达方式上有很多差异，但在内容和主题诠释上则呈现出异曲同工之特色，呈现出相通相融之处。音乐与文学存在着文艺共同性，因此具有相汇相融的特点。《梁祝》文学作品中蕴含中浓浓的音乐韵味。文学剧本中的戏剧冲突在音乐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音响动态极好地演绎了戏剧的冲突。而小提琴协奏曲的逻辑与发展，随着音调、音韵、节奏和语气等特殊声响性的表现，传达了文学作品想象与联想的，达到了一种视觉与听觉的和谐。我们在欣赏戏曲时，能感悟到浓浓的音乐韵味。
2.音乐作品中的文学内涵
我们在观赏《梁祝》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一方面可以感受到鲜明的，极具民族韵味的音乐语言；另一方面，其强烈的西洋音乐气息也扑面而来。二者的融合蕴含了丰富的音乐内容，传递出作品真实而感人的情感。浓郁的民族文学风中蕴含强烈的西洋风味，极富艺术感染力。作品在展现文本内容的基础上加入了大量西洋音乐演奏手法，同时为了更好地表现其民族性，又从我国丰富的戏曲样式中吸收精华，并采用民族乐器的演奏技法和效果，再加上优美的旋律通俗易懂的内容，种种手段极大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曾一度被誉为民族的交响音乐中西文化的融合使得它广受欢迎，表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受到国际认可。
戏剧文本的《梁祝》是小提琴协奏曲的创作来源，戏剧文本对小提琴协奏曲的取材的方向、故事情节的发展顺序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都是音乐逻辑所要遵循的顺序；这部作品的文学内涵体现多个方面：
其一，上海尹桂芳“尹派”的唱腔特点对旋律音调的影响。作者借鉴了这一学派的唱法，使得作品中波浪式的旋律线条蕴含了柔和、温柔、平和、纯洁、细腻的美感。
其二，情节内容对作品的节奏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如叙事抒情情节的乐段部分：梁山伯与祝英台草桥亭畔、双双结拜、两人同窗三载、共读共玩的幸福生活、化成彩蝶、翩翩起舞等。这些乐段多采用西方音乐的节奏节拍，律动规整、拍速平稳一致。到了演绎强烈的戏剧冲突（如祝英台的强烈抗婚场面）时，作品则则采用中国的自由散拍，以渲染音乐的张力，淋漓尽致地表达主人公的情感纠葛、内心的纠结挣扎。作品中西张弛相结合的节奏形式，极好得升华了作品的主题，凸显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三、结语
文学发展至今，它与音乐一直息息相关，音乐在文学的节奏、语言等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影响。音乐强调起承转合，高潮迭起，文学作品也常常会采用设伏笔，欲扬先抑等手法，目的都是为了在矛盾最激烈处迸发，通过出人意料或者极具反差的形式给读者以震撼；同时音乐的情感起伏回环往复等都对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常常会采用音乐化的语言写人、叙事，唯美的语言在塑造人物，烘托环境氛围方面起着独特的作用。对于语言的音乐特性，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认为，语言的形式是美的，这些语言的形式美体现为：整齐的、抑扬的、回环的等，而音乐也具备这些形态的美。在一定程度上，王力先生认为，语言的形式美也就是语言的音乐美。这充分体现了音乐对于文学语言的影响。同时，透过文学中的语言，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作者情感上的变化，倾听作者内心的旋律，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因此，我们说，文学的发展离不开音乐，文学作品中突显出强烈音乐韵味。
同时，音乐作品具有丰厚的的文学内涵。音乐中的旋律起伏，节奏变幻中无不透露出歌词的内容情感，这是文学在音乐上的最好体现，文学之美在富有韵律和单行的旋律线条里悠扬荡漾，两者互相融合，共同造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梁祝》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音乐的起承转合与故事情节相匹配，当故事达到高潮时，协奏曲通过声音节奏的变化来展现矛盾斗争的激烈，极大地加强了艺术感染力，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通过视觉听觉的震撼为我们呈现出《梁祝》悲剧，也极好地诠释了这部音乐作品中丰厚的文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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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小说故事4
大陆作品渗入台湾
事情总有个源起。到底是何年何月何日，中国大陆作家作品悄悄渗入台湾，进入广大人民阅读生活的？答案，一般不是指向二月河便是余秋雨。
1992年尔雅出版社出版由白先勇引荐的余秋雨历史人文散文集《文化苦旅》，结果反应热烈，既是当年金石堂“年度十大影响力书”，也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至今十多年过去，《文化苦旅》历久弥新，更是中学老师必开书单。“中国文字可以写成这样美，我从未曾见过。”一位企业家解释他着迷《文化苦旅》的原因。
余秋雨也几乎一人垄断了历史人文散文这个文类，此后台湾凡引进同类型作品都被拿来与余秋雨比较。套句尔雅负责人隐地先生的话，余秋雨红，但红过了头，红到出现“反佘”声浪。
《文化苦旅》出版那一年，台湾还有一本轰动的畅销书’张戎的自传体小说《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那段中国大陆犹如神秘大地的年代，“文革故事”对台湾读者恒常有吸引力。
然后从1994年起，巴比伦出版社陆续推出二月河授权版《二月河作品集》。无趣的历史课本，不会说故事的历史学家，以及基因里与中国历史的某种连结，台湾一股由《三国演义》扎下基底的中国历史热一直在寻找出口；也就是说，一个历史小说，或以小说方式论说历史的市场老早就准备好了，1985年由食货出版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已经预告，到二月河作品一问世，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帝王系列，仅仅透过口碑传播，读者几乎是一本一本地等待，一整套一整套地购买，乃至组成“二月河读书会”相互切磋，“你读过二月河了没？”成为考验是否理解政治斗争的通关密语。
余秋雨和二月河确实是两大高峰群，一个指向历史人文散文，一个指向历史小说，这两块正是台湾读者兴趣浓厚而台湾作家无从也无力处理的，唯有向古老的中国大地索求。1996年出版，明陵挖掘纪实录的《风雪定陵》也便成了当时受到热烈讨论的大书。余秋雨、二月河与1990年出场的《河殇》也不同，《河殇》某种程度被当作教科书读，但阅读余秋雨和二月河，始于纯粹的阅读乐趣。
台湾拉出的大陆当代文学线
台湾读者也并没有独独钟情于历史，要认识变化中的中国大陆，当然不能不读当代小说；无论语言或故事，其中的差异性充满了正反两面的魅惑，所以时间再往前推几年。1986年，台湾出版界便有一个大工程，郭枫主持的新地出版社以“拥抱中国土地，开拓民族文学”之名，推出“当代中国大陆作家丛刊”，之后再由其中分出“女作家卷”。台湾读者初次大规模接触当代大陆一线作家如阿城、张贤亮、莫言、冯骥才、陆文夫、高晓声、邓友梅、汪曾祺、张辛欣、王安忆、铁凝、舒婷、刘索拉、北岛、王蒙、刘再复、张承志，丛刊指标当然是阿城《棋王 树王 孩子王》，而莫言和王安忆后来则成了洪范、麦田等出版社长期经营的作家；莫言以《红高梁家族》，王安忆以《长恨歌》，奠定在台湾的大家地位，加上余华和苏童，王余莫苏四人应该是台湾读者最熟悉也持续阅读的大陆中生代重量级作家。作品虽然没有晋入畅销榜，却拥有固定的读者，并备受文学评论家青睐。
新地出版社特别拉出一条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线。远流出版小说馆1988年开张，编号第一的书是张大春《四喜忧国》，第二号就是古华《芙蓉镇》。编辑显然有意将大陆文学置放在“当代华文作家”脉络，不希望独立成线，这也是后来出版社如麦田文学、时报新人间或联合文学普遍的做法。远流小说馆后来出版了苏童《妻妾成群》，余华《十八岁出门去旅行》、曹冠龙《阁楼上下》等作品。《妻妾成群》因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触及“纯文学”以外更广大的读者；《阁楼上下》则是1993年《中国时报》开卷版选出的十大好书（开卷版好书通常是“叫好不叫座”的指标）。至于余华，还要等到1994年麦田出版《活着》，才正式被读者接纳。联合文学在2003年推出新版《芙蓉镇》，2007年麦田还为《活着》做了个特别纪念版。
1990年代后台湾纯文学书受到非文学书挤压，吹起轻薄短小风，而与更具阅读乐趣与知识含量的历史书相较，厚实沉重的大陆当代文学明显不易经营，出版社在理想与市场之间不断测试读者口味，寻找平衡点；文学作家名单陆续加入了王朔、严歌苓、高行健、虹影’贾平凹、李锐、蒋韵、韩少功、苏晓康、张炜、池莉、陈染等，一个乱枪打鸟年代。高行健于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联经1990年即出版他的《灵山》，卖了3年总共卖出180本，前仆后继，如滴雨人海，无关文学评价，这是大多数大陆当代文学作家在台湾的命运。其中当然也有获青睐的，譬如虹影《饥饿的女儿》，譬如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隐地说过，如果他要在尔雅出版的近七百种书中选出十大，《上海的金枝玉叶》必然名列其中。
透过中国当代小说，台湾读者勾勒了一幅由《红高梁家族》、《妻妾成群》、《活着》、《饥饿的女儿》、《废都》等想象与真实相互交串组合的中国大陆图像，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已经快步走到一个小说不及的所在，台湾所认识的大陆当代文学家已不足以跟进，他们说的故事也成了某种历史，所以除了历史，台湾人民也亟求了解“正在进行”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黑暗与光明，这反映在出版社的选书上，在文学这一块，“争议”、“话题”与“大众”明显成为新世纪新标准，阎连科《丁庄梦》是“再次封杀之作”；韩寒“反大人文学”的《三重门》在大陆创下爆炸性的销量；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填补了撕去的历史扉页”，她说故事的口气又何其动人；余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宣称是“台湾首发，大陆禁书”。如果有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书更好，如刘震云《手机》、毕飞宇《青衣》，如麦家《风声》，纯爱小说《山楂树之恋》则直接以“张艺谋电影”营销。郭妮青春小说《麻雀要革命》则被与《流星花园》相提并列。韩寒获选为2010《时代》周刊“全球百大影响人物”后，半年之内有三家出版社出版他的《青春》、《他的国》等四本书。《杜拉拉升职记》和《蜗居》这两本“电视小说”，带领台湾读者直击现在进行式的北京、上海生活。慑于“百家讲坛”威力，几个收视率高的节目（书）――渡海来台，有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刘心武《揭密红楼梦》、钱文忠《玄奘西游记》。
只是在“补习”经典这一部分，“实用性与阅读乐趣”至上的台湾读者似乎还没有准备好。
如果说台海两岸读者在阅读小说这件事上有惊人的一致性，除了余秋雨、二月河，那么就是《狼图腾》、《藏獒》，以及盗墓小说。《狼图腾》不只是小说，还被台湾企业家当作研究民族性格与企业经营的教本。盗墓小说，或天下霸唱《鬼吹灯》，或南派三叔《盗墓笔记》，这一派混和中国古文化、各家邪术的神秘惊悚小说，对台湾通俗小说读者来说既是全新品种，又是台湾作者所写不出来的题材，新鲜刺激没有纯文学的门坎，一时之间蔚然成风，如流行疫病蔓延。桐华《大漠谣》三部曲，这一款把背景设立在西汉，两男夹一女的爱情小说，也拥有不少书迷。
也有明知此路难行的尝试。科幻一直是台湾小说很弱的一环，2011年，台湾出版了评论家王德威谓之“想象奇诡，气势磅礴”，“堪称百年中文科幻小说首选”的刘慈欣《三体》系列，这对台湾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有待观察。藏族伟大英雄史诗，阿来重新演绎的《格萨尔王》，也降临台湾找寻知音。
承续二月河，历史小说或小说历史这一块，不管是以小说笔法写史的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奇情冒险的月关《回到明朝当王爷》、《大争之世》，或是被誉为“二月河接班人”酒徒的《隋乱》、《开国功贼》，再或“比小说还好看”的李开元《秦崩》、《秦谜》，把中国历史精炼成话本小说的袁腾飞《历史是什么玩意儿》系列，从来生生不息。用当代语言写历史，最好是有点好笑的，台湾读者很着迷这种表演。
台湾读者最大的憾恨，恐怕也是完全欠缺会说故事的历史学者或历史小说家。
在这样的景况下，迟来的残雪和史铁生，更显寂寥。暴雨一般猛烈的冯唐小说，到得台湾忽然安静无声。杨红樱、郑渊洁、郭敬明、尹建莉、王树增、笛安、小桥老树、周国平，这几位名列“2010年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作家，台湾人多不知他们何许人也。事实上台湾出版过笛安《芙蓉如面柳如眉》，还有王树增《长征》三大册。毕飞宇和刘震云是异数，他们遇到了愿意经营系列作品的九歌出版社。
超越意识形态的新书写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生活在蜂拥而至的结果里，很少去追寻产生这结果的原因，于是三十多年来杂草丛生般涌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被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乐观情绪所掩饰，我此刻的工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从今天看上去辉煌的结果，去寻找那些可能令人不安的原因。”中国大陆的快速变化，变化到小说家如余华都不能不受惊扰，必须诚实无愧地写出小说无法承载的，他的观察和思索。
一如余华，顺着中国大陆的发展，台湾读者也开始追寻历史与小说以外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现在与未来，于是有人出版“披露了改革开放下九亿中国农民真实的生活困境”的《中国农民调查》；有人出版凌志军《成长》、《联想风云》、《改变》、《中关村》，吴晓波《中国・崛起》、《大败局》。潘石屹《我用一生去寻找》、冯仑《非常道》的出现，某种程度代表中国地产大亨对台湾取得发言权。郎咸平《注意！重点不在GDP》、《中国即将面对的14场经济战争》、《谁在谋杀中国经济？》，反映了台湾对中国经济未来更深一层理解的渴求。《未成熟的国家》、《极权的诱惑》，“中国最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被台湾认可作为“认识中国”的引路人。2008年，宋鸿兵《货币战争》一路无阻打入畅销书榜，接下来的续篇，以及勾红洋《低碳阴谋》、李德林《高盛阴谋》、孙兆东《世界的人民币》……台湾人万万想不到，新一代中国大陆经济学家、分析师、银行家正在一点一点地松动数十年来台湾以英美财经书为首的阅读版块。
但一切都敌不过一个教人如何自助养生的萧宏慈，毕竟健康比赚钱大。
《寻医求道》创造了中国大陆书在台湾的销售高峰，可以在中医诊所看到它，也可以在从来不买书的人家里看见它。台湾媒体则称萧宏慈“萧大侠”，望之如大旱盼云霓。撰写《黄帝内经养生智能》系列养生书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活到天年》系列养生书的中国养生大家武国忠中医师、《求医不如求己》的“中国第一医家”郑幅中（中里巴人），如今亦无―不是台湾民众信奉的养生老师。
爱情小说故事5
这些日子，他为了新出版的小说《师身》频频受访，加上文艺营讲课、校园巡讲接连而来，时常得滔滔不绝地说，说得喉咙都疼了。新书尚未正式上市，媒体邀访就源源而来，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景况，而这也说明，他真正地成为一个受到瞩目的作家了。
台湾老牌文学杂志《联合文学》五月号封面主题为“二十位四十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王聪威亦名列其中。
相信自己是能写的
毕业于台大哲学系、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王聪威，说起自己的求学背景，却以“老派”来形容。他从中学时代就一心向往成为作家，在他心目中，作为一个文人，应当文、史、哲都要精通。大学念了哲学系，研究所则专攻艺术史，主修陶瓷鉴赏。该学门强调对于美丽事物的赏析，“在艺术史里面最好的训练，就是怎么去看一个东西的细节，这是对写作有直接影响的。”而这般对于历史对象及其细节的考掘，于其以双亲出生之所——哈玛星、旗津——作为出发点的地志风土小说《复岛》、《滨线女儿》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研究所毕业后，王聪威先是服役两年，待退伍进入社会之际，已届28岁。笃定倚靠写作维生的他，做了两年的SOHO族，零星接稿，终因收入不稳，老担心下个案子在哪里，而选择进入彼时由小说家袁哲生任主编的时尚杂志《FHM》担任编辑。往后数年，王聪威皆浸淫于时尚杂志，相继当上台湾《明报周刊》副总编辑、《Marie Claire》执行副总编辑、《FHM》副总编辑，直至2009年，接任《联合文学》总编辑，与文学又更靠拢了一步。
王聪威从国一时开始写作，事实上，近年以小说家之姿窜起的他，最初写的是诗，而非小说。第1篇小说习作则写于高二，名为《异国之恋》，讲述美国知名女歌手Debbie Gibson来台开演唱会，爱上一个高雄中学男孩的故事。此篇小说有如电影《新娘百分百》（Notting Hill）的通俗情节，如今回想起，王聪威自己都不由得哑然失笑。
从那之后，王聪威在创作上，诗与小说并行，最后一首诗写于2007年，是为诗人廖之韵的婚礼而献上的祝福。王聪威坦言，诗的创作向来比较私人，多与恋爱情思攸关。大学时期一度蓄意经营出好的诗作，往后则多属直觉式的抒发。出社会后，写作重心转为小说，陆续出版《稍纵即逝的印象》、《复岛》、《滨线女儿》、《恋人曾经飞过》以及最新长篇《师身》等著作。
年轻时候，王聪威渴望成为三毛、成为张爱玲。他中学时期，三毛的名声甚嚣尘上，他说，其走红程度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若三毛举办一场公开演讲，恐怕连体育馆这样大的场地都要挤爆。当时台湾犹处于戒严时期，社会风气闭锁，男生在当兵前甚至不准出境，而三毛冶游四方的流浪见闻与浪漫爱情故事自然引人注目，鼓动着岛屿之人对于远方的想象。三毛迷离的传奇于岛上疯狂地传散，彼时，作家一职往往连结着孤独、流浪等意象，王聪威亦作如是想，便向家人宣称：“我也要当三毛。”
升上高中后，他在报纸上读了1篇张爱玲在16岁写就的小说《霸王别姬》，惊为天人，对于年纪轻轻即可写出这样的小说而深感赞叹。同样16岁，自认很厉害且已着手写小说的他，顿生觉悟：“没想到张爱玲更厉害！难怪她能够说成名要趁早。”后来他模仿张爱玲写了1篇小说，荣获雄中青年文学奖首奖，让他从此坚信：自己是能写的。
以“新乡土小说”站稳立足点
写作多年，直到2008年《滨线女儿》出版，才算真正奠定王聪威作为小说家的身份。此前，他曾出版《中山北路行七摆》、《稍纵即逝的印象》等书，然，就像所有年轻作家的际遇一般，书籍悄然无声地上市了，像一只孤绝的飞鱼于广袤的海上纵身一跃，其姿态勇猛，然观望者几稀。不太有人知道他出了这书，遑论将之视为作家。未能在重大文学奖上有所斩获，缺乏知名作家的背书，默默无名似乎是必然的。
尔后，《滨线女儿》陆续拿了几项大奖，包括《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巫永福文学大奖，入围金鼎奖与台湾文学奖金典奖，并获德国法兰克福书展选书。像是摩西一举擘开红海似的，划出鲜明的结界，他在文坛上终于有了立足之地，“落差很大，不太像你慢慢累积什么，所以成功了，而是忽然之间，你的世界变得跟过去不一样。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是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在什么地方裂开来了。这世界已经裂成不一样的地盘，我站在这边，过去在那边。”
王聪威笑言，从此之后，他被唤为“作家”的机会增加许多。
事实上，《滨线女儿》的连袂之作《复岛》的出版要早于此，尽管圈内评价不错，但在媒体上却相当不被注意，没有访问、没有书介，就像一个静寂的幽灵，在文学的海上痴痴盘桓，始终无从着陆。未久，《滨线女儿》紧接着出版，出版前后亦是杳无声息。至此，王聪威的信心已然毁坏，心想，纯文学的境遇大抵如此，出版社愿意出版就该心存感激了。他回忆道，因《滨线女儿》获得长篇小说创作发表项目补助，故出版之际，曾于《联合报》大楼地下室召开一场记者会，但媒体反应仍颇为冷淡。
除《滨线女儿》获奖连连，随后《复岛》亦进入台北书展大奖决审。一年之内，相继囊括各大书奖，王聪威作为小说家的身份渐渐打响了。台湾文学研究学者陈芳明将这两本小说定位为“新乡土小说”，则益发清晰凸显了王聪威的创作面目。
大学时代，王聪威初次尝试以家族纪事为题写过1篇短篇小说《回娘家》，此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不再写这方面的题材，而致力于小说形式与技术的试炼。2003年，因一位叔叔忽然中风过世，他才再度涌现书写家族史小说的冲动。《复岛》、《滨线女儿》分别奠基于他父母亲的故乡，除取材自双亲幼时见闻外，他亦至现址进行考察，搜集古地图、旧照等相关田调资料，以此为本，实虚交错地写。
《复岛》集结四则中短篇小说，叙写高雄旗津一家三代的迁徙流变，自1940年代娓娓道来，横跨数十载，于空间景致及人的幽柔情思反复琢磨、窥探，手法上寓虚于实，在记忆与想象间漂泊来去。知名文化评论者南方朔为《复岛》所作之推荐序中更大加赞誉：“这本《复岛》，出手不凡，虽则只是写小小的地方，小小的地方没落世家，但一路写来自有他对家族感情的固执和时代风貌的喟叹……单单这四个故事在当今年轻辈作者里就已有它足观的位置，我们期望看到他的下次出手！”
贴近现实低空飞行
一心寻求创新的王聪威，在备受好评的《复岛》和《滨线女儿》之后，暂且舍下新乡土小说的再创置，转为耕耘都会爱情小说。继仿若恋人絮语的私小说《恋人曾经飞过》，甫于近期推出的最新长篇《师身》则是试着揣摩自身以外的情感世界。其创作灵感源于一起曾喧腾一时的真实社会事件，叙述一段不容于世的师生恋。一位37岁的女老师爱上15岁的国中生，注定要被诋毁的不伦之恋。
一日，跟某出版社主编提到近日采访了王聪威，因着《师身》这本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顺带简介了下小说的内容。她不无激动地说，那起社会新闻中的女教师正是她一位友人的高中同学。我听了诧异，然世界正是这样的，这样的小，人捱着人，藏不住私隐地过活。
她对于这起案例的始末倒是颇了然于胸，且自有一番评价与建言。正是这样的，每个观看着事件进展的人都参与其中，自动自发成为故事的编剧或是不大高明的评论者，而这些人，本该是局外者。那些在大众媒体上不断曝晒而显得过分苍白的人生，那些在世俗的道德注视下而萎谢的情事，是如此言不由衷。
如果说《恋人曾经飞过》是透着浪漫唯美，飞翔在梦境之上的都会爱情故事；那么，力求写实的《师身》就像是蓄意保持低空飞行的姿态，甚至就这么贴着地面，摩擦着粗砺的地表前行。
着迷于法国新小说派的王聪威，从大学时代起就对写实小说带有反感，相较于写实性和故事的营造，他更乐于追求小说上的技巧演示，“让小说有最大的容量，讲最多的事情，不管是知识、理论或呈现诗意”。譬如在《滨线女儿》中，叙事忽而抒情，忽而坚硬，并置着异质的肌理；又或者是，他向来习于写漂亮且精练的句子。而这些，都是他在创作《师身》这样“一本具有当下现场感的小说”时必须舍弃的。
他尝试向现实感靠近，却又非严格定义下的写实主义小说。“对我来说，必须维持一个比较粗糙的感觉，比较接近现实的，在语言上没有那么精心修整的。”于是，他大量大量地写，未经反刍，任粗糙而直觉式的语词泛滥一地，其中近乎泰半最终都派不上用场。
他逼迫自己放弃各种娴熟的幻觉与魔术，用相当直白且没有防备的方式写作。这过程带给他强大的痛苦与不安。因着这起师生恋而骚动不已的媒体与社会大众、乃至尝试爬梳探讨女性情欲的《师身》这部小说，本质上都透着不安。不晓得王聪威在写作上的不安，有多少渗透入了小说的底蕴，或许那股深沉的不安、焦虑与冲动恰好就潜伏在小说人物身上也不一定。
为贴近现实，在角色的塑造上，他有意让角色不那么文艺美好，无论讲话方式、生活样态或品味都属一般层级。像国中男孩小初相貌一般，也没有太深层的思考，平时喜欢打篮球、打电动、看一点恐怖小说；女教师琇尹亦非美女，尽管读了一点书，也没能反映在其谈吐上；美玲则是一个在感情上晓得拿捏算计的粗俗女人；至于阿平喜欢的爵士乐，不过是市面上风行的曲目，一点也不精深冷僻。
“当代小说中这样的人物愈来愈少，年轻作家塑造的人物都愈来愈漂亮，包括人格、情感、语言上都具有一种高度的意识和自觉。”王聪威说，这样的人物型塑自然就远离了现实感，所以他在《师身》中戮力刻划普罗阶级的人物，希望读者“看了这小说之后，在捷运上，不禁怀疑旁边的这个人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
因为理解，所以同情
《师身》的创作乃从新闻事件出发，基本上依循着这样的故事轴线，再动用想象力去揣摩人物的动机，恢复媒体再现中贫血的情感。
新闻事件中，与未成年孩子发生性关系的女教师已经接受法律制裁，社会上却仍旧一片舆论挞伐。只因她在审判中坚持不认错——她仍然爱着男孩。没有任何条文能够审判爱情，最终只得诉诸道德审判以狩猎魔女。
一开始，王聪威确实怀抱着讨厌道德审判的心情来写这本小说，写着写着，却逐渐对这些角色萌生同情，转而认为无聊脆弱的道德审判不值一写。他不提供教训，不辨明是非，不去批判或捍卫什么，而是选择进一步寻思女人面对情欲的整体困境，“小说里对我个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探索是：女人必须使用哪些必要手段，才能在古老的、漫长的、显然性别歧视没什么改变的情欲折磨中，不让自己的身心四分五裂，从而在现实世界里‘正常’地生存下来？”
《师身》前后历经无数次修改，其中，琇尹的性格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从读者可能对她心生厌恶，到能够进入其心境而生发同情。其实不只是琇尹，故事里的其它角色同样不堪，品味低俗、相互欺瞒、感情不专，人生在世，求的不过是生存，似乎没有更超然的志向了。而这恰恰就是王聪威的立意：“在几乎都是负面角色的情况下，这小说是不是还能够传达一定的感动？读了小说后，事实上，你并不讨厌这些人，可能还会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同情、痛苦、不解或不安。”
几本小说写下来，王聪威并不觉得自己的风格已然确立。像是一个贪玩的孩子，由衷地说：“我好想写不一样的东西。”也许哪一天，目光游移之间，又动了新的念头。这大概也是他何以在《师身》序言最末写道：“写出这样的小说对我来说，无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小说家，都是非得要经历的‘往旁边走一步看看会怎么样’的阶段。”
过去，王聪威总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说故事对他来说显得穷极无聊。他喜于翻读各式历史史料，那些从耆老口中迸发出来的故事往往精彩绝伦，远比虚构的要特出迷人。现在的他则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没有那么离奇，也可以说得津津有味，只是因为我们不太会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