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论文（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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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社区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PPP模式；智慧城市；项目分类

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模式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的方法。近年来，我国积极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在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社会投资，大力推广PPP模式，以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世界银行PPI数据库显示，1990年～2015年间中国私人参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数量1 285个，位居全球第一，投资总额139 272百万美元，位居全球第六。中国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统计，截至2016年6月，入库PPP项目共9 285个，入库PPP项目金额达106 亿元。作为城市信息化发展的新形态，智慧城市项目涵盖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及众多公共服务领域，“十三五”规划对智慧城市的投资总规模将逾5 000亿元。面对巨大的资金需求，PPP模式被认为是破解智〈ＷＷＷ．〉慧城市建设资金困局的一剂良药，成为新时期智慧城市建设的必然选择。

然而，智慧城市领域的PPP项目在我国方兴未艾。虽然政府部门鼓励采用BT、BOT等模式引导多方参与智慧城市建设，但实践层面鲜有典型成功案例。那么，与一般公共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类的PPP项目相比，智慧城市项目具有什么特点？其产品特征和经营属性如何？适用怎样的PPP方式？这些是开展智慧城市PPP项目首先要解答清楚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基于复杂系统、公共产品、项目区分等理论，对智慧城市的产品特征、经营属性进行合理界定，并对智慧城市项目进行恰当分类，据此判断选择以何种方式实施PPP项目。这是当前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成功实施智慧城市PPP项目的前提条件。

一、 文献综述

1. 关于PPP模式的研究。政府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就应用公私合作模式推进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学术研究方面，PPP一词在1982年已见于一些文献（Fosler & Berge，1982）；世界民营化大师萨瓦斯对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Savas，1999）。此外，联合国培训研究院、欧盟委员会、美国PPP委员会、加拿大PPP委员会等都对PPP做过阐释。概括来说，PPP是针对公共基础设施工程的建设，由政府与私营投资方签订协议，政府授权给私营投资方建设、运营和管理项目，并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PPP的认识及解释一般借鉴国外释译（叶晓d、徐春梅，2013；伍迪、王守清，2014）。实践层面，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行PPP时往往结合自身特点加以创新，从而衍生出许多更灵活的模式，如外包、租赁、特许经营、O&M、DB、DBO、BOT、BOOT、LOO等（AusCID，2005）。当前阶段，PPP模式因其在资金和效率上的优势，已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开发，电厂、供水或污水处理厂、通信、公路、隧道或桥梁、铁路、地铁、机场、港口等建设领域。

2. 关于智慧城市投融资的研究。自哈佛商学院“智慧城市宣言”以来，全球开启了关于智慧城市的广泛研究和实践（Rosabeth M. Kanter &Stanley S. Litow，2009）。许多组织都对进行过诠释，如MIT、Vienna UT、ICF、ICMA、URENIO等研究机构，以及IBM、Hitachi、Siemens、Cisco等世界知名企业。随着智慧城市建设工程的推进，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其投融资与运营模式。由于受传统投融资体制的制约，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面临资金困境问题，必须克服这些障碍，让金融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加速器（林园春，2015）。智慧城市建设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巨额的投资资金，单纯依靠政府投入和信贷远远不够，还要引入社会资本并创新融资模式（梁毕明，2015）。只有建立合适的智慧城市投资运营模式，才能让政府、企业、用户及其他机构等形成合力（蒋明华、吴运建，2014）。智慧城市的长期盈利能力具有不确定性，通过创新公私伙伴关系可以支持智慧城市建设（Laurent Dupont & Laure Morel，2015），PPP模式是优化政府公共部门和私人机构之间交易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方案（Nguyen Thu Ha & Takao Fujiwara，2014）。

3. 现有研究简要评述。国内外学者对智慧城市和PPP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为实施智慧城市PPP项目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依据。然而，由于研究对象、内容和研究视角的不同，现有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1）学术界关于智慧城市领域PPP模式的研究刚刚起步，当前阶段更多地是实践层面的探索；（2）由于智慧城市不同于传统的基础设施，其他领域PPP模式的研究成果很难适用于智慧城市PPP项目；（3）智慧城市集信息基础设施和各类公共服务于一体，现有文献缺乏对智慧城市PPP项目的分类研究，需要运用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

二、 智慧城市项目特点

与传统公共基础设施如收费公路建设、收费停车位管理、与房地产有关的市政建设、客运运营、污水/垃圾处理等项目不同，智慧城市项目具有自身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 在智慧城市领域，不论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公用平台建设，还是智能应用体系建设，都属于信息化项目，其特点是建立在轨道交通、停车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能源、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养老、教育、文化、郊区旅游、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要素之上，并依附于这些要素。

2. 从广义来讲，智慧城市借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在能源、交通运输、水利、环境保护、农业、林业、科技、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卫生、养老、教育、文化等领域提供更加智慧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城市智能运行、市民数字生活、企业网络运营、政府整合服务。

3. 智慧城市产品和服务涵盖面广，种类繁多，关联复杂，属性多样。项目的经营属性决定了项目的投资主体、运作模式、资金渠道及权益归属，所以智慧城市领域的PPP模式更为复杂。

三、 智慧城项目TPO分类模型

钱学森院士于1985年提议研究建立城市学，倡导将全国的城市体系当作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来研究。智慧城市有着复杂的层次结构，属于典型的复杂产品系统，应在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下，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进行设计与实施。基于智慧城市项目特点的分析，本文从技术架构（T）、产品特征（P）、经营属性（O）三个维度对智慧城市项目进行分类，简称TPO模型（如图1所示）。

1. 技术维度。智慧城市可被视为一个由传感器、物联网、互联网、专业网组成覆盖全城的感知神经网络，体现为透彻感知、互联互通和智能应用的特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了技术基础。

遵循信息化顶层设计方法，智慧城市总体架构通常包括感知基础设施、智慧共用平台、智慧应用系统以及标准、信息安全和管理运维体系等。

以“智慧北京”为例，其行动计划被分解为51项重点工作任务，具体包括：无线城市、政务信息网络、便民服务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提升项目；政务服务共用平台、社会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等智慧共用平台项目；城市人口精准管理、交通智能管理服务、资源和生态环境智能监控、城市安全智能保障等城市智能运行项目；市民卡、智慧社区、智慧旅游等市民数字生活项目；智慧企业、电子商务等企业网络运营项目；公共集成服务、政府决策支持等政府整合服务项目等。

2. 产品维度。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中存在的物品和服务可以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特征来进行整理和分类，其结果是四种理想类型的物品：私人产品、可收费产品、共用资源和公共产品。

智慧城市产品和服务涵盖城市管理和服务的众多领域。这些产品和服务大多数落在纯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构成的连续体内，通常被称为准公共产品。由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复杂性，对其产品类型的划分非常困难。图3抽象地表示了智慧城市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类型划分方法。

竞争性和排他性两个变量构成了图的两个维度，并且被表示为两个连续的变量，其最大值限定了图的边界。从智能家居到智慧社区再到智慧城市，消费或使用逐渐变得更加具有共同性；排他性从公开信息到专题信息再到收费信息逐渐变得更为可行。

3. 经营维度。根据项目资产的收益特性，可将智慧城市项目区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三类（如表1所示）。

城市运营理论将城市的各种资源视为运营客体。智慧城市运营的内容主要是指城市的信息化资源，以及由此派生出的、涵盖各类公共服务领域的智慧产品和服务。关于智慧城市项目，政府可根据其经营属性通过建立收费机制或创新投融资机制，探索不同的PPP模式。

四、 典型智慧城市项目PPP模式建议

1. 制度安排。按照私有化程度和对市场的依赖度划分，用于提品和服务的制度安排有多种形式，政府、私营部门和消费者在这些安排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表2所示）。

其中，合同承包（Contract， or purchase of service）、特许经营（Franchise）、补助（Grant）方式下，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别作为安排着和生产者参与项目，政府与社会资本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符合PPP模式的定义。

进一步分析，PPP项目有多种运作形式，在完全公营和完全私营的连续区间内包括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服务外包、合作组织、LBO、BTO、BOT、BBO、BOO等。从我国官方文件中涉及到的PPP运作方式来看，主要有O&M、MC、BOT、BOOT、BOO、ROT、TOT等，当前阶段大力推广的PPP模式是以基于特许经营权合同为主的体系。

2. 参考模式。智慧城市产品和服务的分类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项目的投资主体、管理模式和权益归属等。

（1）从技术维度看，智慧城市IT架构不同层次的项目都需要委托专业的IT公司开发和维护，面向政府管理需求的无收费机制项目只能由政府投资建设，存在用户消费或使用基础的智慧产品和服务可引入社会资本投资。

（2）从产品特征维度看，智慧城市中的私人产品和可收费产品能够由市场提供，公共部门在其中扮演者较弱的角色，但有时也提供私人物品和可收费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智慧城市项目可由公共部门直接生产，政府必须提供对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公民基本权利与利益的纯公共产品，但其他制度安排也能够提供，政府可以通过多种组织形式利用市场资源配置和私营部门的经营与技术优势生产各种不同性质的准公共产品。

（3）从经营维度看，准确界定智慧城市项目的经营属性是困难的，因为同一个项目本身在不同的环节是不一样的。以智慧交通为例，综合交通运行指挥中心/交通信息与应急指挥中心通过整合路政、运管、轨道、港航、城市客运甚至交警、气象等信息资源为交通组织、运行、应急等提供决策支持，这类项目多是管理需求而产生的，属于政府付费模式，基本上只能依靠财政拨款来建设； 公交智能化/出租车管理信息服务主要是面向政府和企业管理需求的，可能的PPP模式是将车身、场站、电子站牌、出行信息服务APP的所有广告打包，作为运营环节的组成部分；停车管理/收费联网、公共自行车、出行信息服务等，都直接面向使用者，可以通过使用者付费运营设计出很多的PPP模式。

五、 结束语

智慧城市是一项庞大、繁杂、涉及面广、投入资源大、科技含量高和时间跨度长的系统工程。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将逐渐从资金支撑角色转变为有限的技术设施，甚至是政策支持。因此，智慧城市建设最终必然走向政府引导、企业出资的多元化投资主体趋势。

本文主要观点和研究结论如下：（1）智慧城市IT框架下各子项目的PPP模式与其产品和服务特征相关，可运营与否依赖于投资项目有无收费机制，即是否有资金流入。（2）智慧城市项目分类复杂，可采用的PPP模式主要有合同承包、特许经营、补助等方式，项目的收费机制包括政府付费、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3）智慧城市PPP模式适用于可收费产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公共信息网络、轨道交通、停车设施、垃圾污水处理、能源、水利、保障性安居工程、医疗、养老、教育、文化、郊区旅游、高速公路等领域的智能化工程。最后，本文就智慧城市项目分类提供了理论方法，基本上划定了可采用PPP模式的智慧城市项目覆盖范围。然而同一智慧城市项目可用的PPP模式并不是唯一的，这与具体的项目特点、运营环境和相关的法律政策有关，还有待开展近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叶晓d，徐春梅。我国公共项目公私合作（PPP）模式研究述评[J].软科学，2013，27（6）：6-9.

[2] 伍迪，王守清。PPP模式在中国的研究发展与趋势[J].工程管理学报，2013，28（6）：75-80.

[3] 吴运建，丁有良，孙成访。基于复杂产品系统视角的智慧城市项目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3，20 （4）： 83-88.

[4] 毛艳华。智慧城市建设运维的SOP和PPP模式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6，（6）：315-316.

[5] 刘禹，何佰洲，武文婷。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公私合作制模式的新探讨――基于价值集成的视角[J].城市发展研究，2010，（2）：98-103.

哲学智慧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高中生；哲学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引导学生从哲学整体角度塑造正确哲学观念

高中政治课中的哲学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派系，首先我们从哲学的大范围上来探讨一下学习哲学的意义，哲学作为思想政治学科所包含的一部分，是人文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学习哲学的目的以及哲学对其学习者能力培养有关的争论中，无论在学术界还是社会都一直充斥着不同的见解，甚至有些哲学的学习者他们本身也被一种夹杂着怀疑和猜测的情绪所困扰，这种疑惑源于对哲学学科的怀疑，并且当这种怀疑上升到以功利的眼光去评判哲学的实用性的时候，学习哲学的精神就已经丧失了。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常站在街头与人聊天，许多年轻人喜欢加入这种带有智慧闪光点的聊天中，从中接触自己不熟悉的领域，或发表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以闲聊的方式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人们在融洽的环境中人们各抒己见，尤其是那些人生观处于形成阶段的年轻人，在充满逻辑思考和辩论的谈话中，学会了哲学的思维方式，有些人将自己对哲学的思索继续下去，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并加以传承，柏拉图就是其中的一位。哲学本身都是一种智慧，也是对智慧的思考和探索，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其本质都是对智慧孜孜不倦的追求，也许方向不同，在持相反观点的人的眼中，某派哲学是与真理所在的方向背道而驰，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一种思维着的精神，人如果失去思维的精神，那么只能是麻木不仁的生物，这与庸庸碌碌的蝼蚁无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自然科学更多地体现为将无形的智慧转化成具体的工具来使生存变得更容易，这与原始人最初懂得刀耕火种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智慧的结晶使生存变得更容易的体现。而人文科学则是获得智慧的方式，而哲学可以称之为人文科学的始祖，最初的自然科学家就是从哲学家转变而来的，自然科学使知识得以传承，哲学则使追寻智慧的精神得以传承，哲学传播的不是智慧本身，因为智慧无法被传授，也无法习得，能够传授和习得的只是探索智慧的方式，也许是一种思维方式，或是一种寻求真理的信念。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分为不同的派系，这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反过来，某些被社会化了的哲学或者该派哲学中那部分被社会化了的理论又对这种社会制度进行维护。这也不能说是哲学的退步，世俗化的哲学在某些情况下会影响哲学本身追求智慧的纯粹性，但如果在时间的检验中，这种哲学所赞颂或拥护的社会制度被证明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符合人类发展方向，那么与世俗有交集的这派哲学所倡导的智慧就应该被承认，毕竟只有当智慧能够被转化成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实际时，才可以更好地被公众所认可，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哲学。

二、引导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性作用

论及马克思主义对实践具有指导性作用时，应该运用中国发展现状来证明，让学生在观念上认同，中国的迅速崛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中国的发展前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对于世界，我们要以“地方性”的姿态融入“全球性”。而在获得了人类普遍性之后，我们仍要保持和发展个性，以适合我们自身的方式生存。邓小平说过：“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有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1]那些仍对资本主义制度盲目崇拜的人，是否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之迅速程度，有多少国度可望其项背呢。过去二十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并且估计以后在科学发展状态下也不会低于8%。而那些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国度，无一例外，都是通过曾经对殖民地和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长久而血腥，对受搜刮的国家造成了发展硬伤，难以愈合。即便这样，资本主义制度仍无法维持自身良好运行，当美国1929年大萧条之际，罗斯福的“新政”加大了国家干预经济力度，努力做到兼顾公平，即在资本主义黑暗中寻找着社会主义这一黎明的曙光。而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基于对国家滑向社会主义的恐慌，极力想让经济回复到放任自流的状态，但最终不得不在现实面前低头，去寻求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中间的“第三条路”。之后的肯尼迪的“福利国家”政策更是达到了政府干预的高潮。而如今，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形式，仍遭受着源于不同方面的质疑和压力。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源于国民民众对发展成果的满意程度，这也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战略目标模式所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关注的问题。正如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自我调整和完善加以解决。而另一方面，国际大环境中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施压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力和决心。一些国家蓄意制造“中国”，想在国际舞台上打压中国发展劲头，在经济上极力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想让中国以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产业链低端。然而，那些敌视中国的政要并非不了解中国的发展实际，由于长期被掠夺导致的积贫积弱，我们国内生产总值起点只相当于美国的10%至25%，就绝对数字而言，即便中国继续无限期地以10%速度增长，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无法与美国3%的绝对增长速度相匹敌。而军事方面，美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则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谋求自强的道路仍被质疑和阻碍，我们只有坚守信念一直走下去。认同我们固有的革命信念，让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发挥指导性作用。

三、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服务性

当前包括学生本身的公众对中学政治课都不无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课的一部分，其理论的实用性也遭到质疑，甚至某些人关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政治性特征，否认其对思维发展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哲学通常包含着两个特性，“政治服务性”和“思维服务性”，前者就是哲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发挥其维护某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制度的政治服务性特征，这也是容易引起人们对哲学怀疑的主要原因，而反映在课堂上则造就了学生对政治化了的哲学的抵触情绪，甚至老师也自主给自己所传授的内容和自身定位为政策宣传的工具，并产生同样的厌教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的神圣使命就被瓦解了，不再是以传承探索智慧的精神为目的了，起码在公众眼中哲学已经丧失了提高人们智慧水平和精神境界的学科意义了。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更高的角度来分析，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角度也许会让人以更广阔的视域和胸怀去看待和接纳哲学这一特性，而且从科学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在实践的检验中被或否定，而在其指导下的实践也没有倒退或停滞，即使曾有不顺利的社会发展经历，也不应归结于是哲学本身出现问题，如果从客观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成长过程，就必须承认任何民族都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追根溯源，这与远古时期所需要图腾崇拜的信仰类似，但社会的发展要求这种信念建立在更有科学说服力的基础之上，作为智慧开启者的哲学别无选择地挑起了这面大旗。这原本是是哲学本身优势的体现，却反而成为了影响哲学在人们心中神圣地位的劣势，这是对哲学不公平的，也不应该因此掩盖哲学的“思维服务性”。

四、引导学生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思维培养的重要性

高中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有利于树立正确价值观，还能够培养一种富有逻辑的哲学思维能力。“哲学不是简单地、刻板地描述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以一种批判态度对这种关系做出评价。”[2]学习哲学，不能只停留在对哲学原理的背诵层面，知识的获得不意味着思维方式的获得，在这一点上，哲学教育者们有着深刻的认识。“哲学教学不是把哲学原理作为已知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也不是为哲学原理寻找更多的注解，哲学教学传授的是一种把握现实世界的哲学思维方式。”[3]因此，对于学习者就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哲学的素养和智慧是不能单纯通过概念定理的记忆而获得，智慧孕育于知识，但它不会自动转化成智慧，只有把哲学概念中所传授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实际，在对现实事物进行分析思考的过程中培养出哲学的思辨能力，而智慧就是在这种思辨能力的作用下升华而出的，这是哲学的内化过程，真正的哲学精神的获得必须经历这个过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都是试图在培养人们对事物考察、反思和批判。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用唯物主义思维方式去看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办事，更好地看待世界和周围的一切。同时可以学到如何辩证的看问题并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批判精神，它认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一概而论，肯定矛盾的存在，不唯心不唯上但唯真唯实，马哲中强调最多的就是要客观而辩证地看待世界，这将有利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因此无论从哲学这一总体角度来分析，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派系的科学性角度来分析，青少年在中学阶段对政治课这部分内容的学习都是有意义的，通过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哲学素养和思维能力，帮助其获得对世界更准确的认识，从而在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作用的基础上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肖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9.

[3]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12.

智慧教育论文【第三篇】

一、立足时代背景，极具现实性和实用性

教育是经济繁荣、政治进步、文化发展的基础，没有良好的教育基础和教育成果作为支撑点，国家和社会便会缺少相应的建设人才，进而难以取得社会建设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在教育事业上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持续增长，并坚持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关于重视教育、建设和谐校园、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讲话，可见教育事业已成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智慧校园是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现代化校园，其诞生和发展需要以先进技术、社会环境和产业基础作为支撑。关于智慧校园的构建，国外已有所实践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我国智慧校园的构建和实施却依然处在初级探索阶段，无论是在理论模型的构建，抑或实际举措的实施均需要不断进行信息融合和反馈。然而，国内尚未有完善统一的技术指导和系统架构。本书中作者以马来西亚、韩国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国家在构建智慧校园方面提出的战略举措，并结合当今中国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例如广东省佛山市的“智慧校园”示范工程项目等），深刻论述了构建智慧校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我国其他地区构建智慧校园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因此极具现实性和实用性。

二、结合互联网特征，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若能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的共享性和信息的时效性、多样性等优点，便可最大限度发挥互联网的优势，服务于人类社会。经研究发现，依靠互联网发展建构的智慧校园充分展现了鲜明的互联网特征：信息化、全面化、快捷化、智能化、自由化。首先，智能校园的建设需要大学校园里覆盖有线网、无线网、局域网和视频监控网等多种类型的网络相互融合；其次，智能校园需要能将校园内的新闻、通知等信息以最短时间传递到校园网的各个责任主体以及每位学生、老师等，这便体现了互联网的时效性和快捷性；再次，智慧校园需要强有力的幕后执行和监督团队，不仅要科学架构，更要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运作要求，这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最后，智慧校园需要开放、自由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氛围，这也是构建智慧校园的关键所在。通过智慧校园建设，完善校园信息交流、共享、反馈平台，从而学生、教师的资源共享更为便捷。因此，智慧校园可以看做是一个缩小版的、单纯面向校园的互联网集，方便学生、老师以及学校领导进行教学、科研、教务工作等信息的快速查询、处理、上情下达等工作。基于智慧校园的这些特征，作者在书中系统进行了智慧校园的规划，通过对智慧校园建设进行需求分析、必要性分析来制定相应的建设目标，从而有的放矢提出相应的实施策略，逻辑严谨，内容全面而深刻。

三、研究范围全面，技术分析到位

智慧教育论文【第四篇】

关键词：互联网+教育 教学智慧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2-0282-02

自2012年“互联网+”理念的提出，便备受关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计划”，将“互联网+”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同年，以“互联网+教育”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发展论坛，探索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知识信息通过多种媒介实现了免费共享，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占有者，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也不再行之有效，学生的学习与思维方式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教师原有的教学理念与方式不再适用于信息与智慧时代的学生群体。因此，面对“互联网+教育”理念下各类新兴的信息技术的冲击，教师若要培养智慧型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长期积累而形成的教学智慧显得尤为重要。

1 “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学智慧的内涵

“互联网+”理念早在2012年由于扬提出，此时的“互联网+”就是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渗透与改变。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计划，表明“互联网+”已成为国家战略。“互联网+”应用于教育领域，即为“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教育”不单单是指互联网+教学或学习，更是指“互联网+”应用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智慧教育，也就是师生间通过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智慧教学模式。

伯明翰（2004）[1]从道德角度定义教学智慧，认为教学智慧表现为道德上的复杂性，可以通过教学实践来实现与形成，进而提升教师教学品质。田慧生（2005）[2]提出教学智慧是一种内在品质、状态和教育境界，其特点为和谐自由、创造开放、关注个性以及崇尚智慧。韩大林（2007）[3]把教学智慧定义为一种教育方面的真、善、美融合一体的教学境界，体现了教师应对形形的教学环境的综合素质，教学智慧不仅是教师对教育人生与世界的真理认识，还是教师追求完美教学生活的一种方式。谢敏（2016）[4]研究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并界定教学智慧为在教师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合理使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来解决教师遇到的各类教学问题，使得课堂教学达到一种技术与人文间和谐美好的、高度平衡的状态。

结合“互联网+教育”和教学智慧有关定义，“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师的教学智慧，就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和学校各类信息化教学资源的支持下，教师根据自身在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教学理论与感想，积极学习与掌握智慧时代新型的信息教学手段与方式，并通过恰当合理使用信息技术媒介来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质。其中学生的关键能力是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生成的独立思考、创新和实践的能力，必备品质则表现为学生自身的自信、乐观、积极向上等。

2 “互联网+教育”理念下教学智慧的影响因素

教师的教学智慧作为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互联网+教育”理念下，影响教师教学智慧形成的因素主要有教师教学观念、教师知识结构、课堂环境、学校文化和教育教学政策五个方面。

教师教学观念

当前，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手段应用于教学并未使教育产生根本性的变革[4]。大多数教师在信息时代与智慧时代下仍旧以传统的教学观念去看待和思考各类教学问题，立足于教育内部来审视教育的信息化，并未已全然开放的心态去接受互联网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变革。因此，“互联网+教育”理念下，在教师所遇到的教育问题和所使用的信息技术未改变的前提下，教师应该改变其教育教学的观念和心态。教师只有及时更新教学观念，用全新的教学观念来统筹互联网信息技术环境下的教学，才能更好地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课堂教学的需要，才能利用自身的智慧与知识来培育智慧型学生。

正如王石曾说：淘汰你的不是互联网，而是你不接受互联网。是你不把互联网当成工具跟你的行业结合起来，最终淘汰你的还是你的同行，他们接受了互联网，把互联网跟自己做的事情结合起来，淘汰了你[5]。同理在教育界，互联网信息技术是不会取代教师的，但是，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教师会取代不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教师。因此，当互联网催生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融入传统课堂教学，教师应该以开放的思维来接受课堂教学的种种改变。教师只有转变了教学观念，教育才能真正产生变革。

教师知识结构

智慧的生成必须以知识为基础。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通过教授知识来促进学生发展其思维能力和智慧品性。从本质上讲，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将其所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智慧。学生智慧的形成需要借助于所学的知识，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更是与教师知识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教师知识结构不仅仅作用于更好地培养智慧型学生，还是促进自我教学智慧生长的基础和动力，教师知识结构包括本体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实践性知识[6]。

首先，本体性知识是教师担任某一学科所必须具备的系统性学科知识，教师所具备的扎实的本体性知识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和保证教学质量的基础。教师的本体性知识越扎实，理解学科知识越透彻，在教学过程中就会表现得越游刃有余，并且能够更加得心应手地应对学生的突发性质疑。其次，条件性知识是教师所需要具备的教育心理学、文史哲学以及教育技术学等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是教师形成教学智慧的有力保障。最后，实践性知识是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通过不断地总结教学工作和反思教学成果所形成的知识，是教师所具备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所得到的产物，是教师教学智慧的重要源泉。

课堂环境

课堂作为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其环境对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课堂环境主要包括关键性教育事件、师生关系和教室环境三个方面。

关键性教育事件

关键性教育事件是在教师发展成长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教育事件，这类教育事件会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态度、行为等产生重要的影响，从而影响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然而，关键性教育事件本身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教师通过对关键性教育事件进行敏锐觉察、专业判断以及理性反思，并剖析出关键性教育事件所含有的教育思想和赋予关键性教育事件深层次的教育意义，从而改变自身教育教学观念和行为，实现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正如大卫・特里普所说，“教学中的关键事件并不是指课堂上发生的事件本身是关键，而是意味着通过分析判断、研究那些看似普通、一般、习以为常的案例来改变教师的意识、观念和课堂行动，寻找其中有规律的普遍意义，在成功的教育中有重要关键作用。”[7]这就要求教师从日常变幻莫测的课堂教学情境中，用心去捕捉提炼出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关键性教育事件。

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间形成的相互关系[8]。师生关系不仅包含教学过程中的授受关系，还包含师生人格上的平等关系，以及师生间道德上的相互促进关系。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逐步应用于教育领域，我们已经迈入互联网+时代，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与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学生不再只是从教师那里获取知识。信息时代和智慧时代，教师不再是知识的权威拥有者，教师的权威建立于鼓舞学生主动参与教育教学，促进学生全方面发展的过程中。教师也不再作为资料库单纯地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引导学生进行自学。因此，教师应该不断提升自身知识水平、素养和智慧，做好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与领路人，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才能在学生心目中建立持久而真实的教师威信。

教室环境

“互联网+”理念下的教室相比传统的课堂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学者们将“互联网+”理念下的教室称为“未来教室”。未来教室环境是一个集互联网、多媒体、计算机、智能空间等多种新型信息技术手段为一体的教学环境[9]，通过使用电子白板、无线网络、数字摄像、甚至3D体验等各式各样的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教师和学生之间双向互动的教学模式，使得学生能够充分体验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体验使用新型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学习的乐趣。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能够便捷地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创造性教学，在课外学生能够使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学习。未来教室环境通过构建基于互联网的自主合作探究的个性化学习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班级规模大，座位编排不合理等影响到教师教学智慧发挥的问题。因此，“互联网+教育”理念下的教室环境是未来教师教学智慧形成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

学校文化

学校文化是学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智能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称，是全校师生在继承学校传统文化基础上所创造出来的为师生共同遵守和维护的各类行为规范和制度[10]。苏霍姆林斯基提到：“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学校是人表现、发挥和确定自己位置的最好场所”。长期形成的学校文化会影响每一位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行为。例如，一个学校热衷于通过教学改革来追求声誉、地位和利益，甚至把其提升为关乎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件，这势必会影响到教师的思想观念。教师在这一过程中疲于奔命地应付各种各样的工作，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坐下来认真思考，更不用提智慧地教学了。由此看来，创建良好的学校文化，加强学校文化引领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不仅能够激发教师的内心热情，而且能够引导教师锲而不舍地追求和提升教学智慧，进而培养出智慧型学生。因此，学校文化不仅是教师专业发展和成长的前提，同时对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教育教学政策

教育教学政策是国家各级行政部门，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所作的关于教育问题的决定。教育教学政策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它在本质上是政党、政府和其他有关组织解决教育问题的一种政治行为，也是教育利益和权利分配的相关规定。在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教育教学政策通过强制性来保障实施教师奖惩、职务评审、教师考核和聘任、教师培训以及其他相关政策，以此来激励、鼓舞和促进教师的成长发展。同时，教育教学政策通过体现国家和政府的教育理念来影响公众对教育的看法和意识形态，为教师专业发展和成长铺垫了良好的社会气息。而且，教育教学政策通过一定的约束来规范和引导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可以说，生活在教育的大环境之下，教师的教学、生活、科研都离不开教育教学政策。教育教学政策直接影响着教师的专业发展方向，也不断影响着教师教学智慧的发展。也就是说，教育教学所依存的外部环境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教师教学智慧的形成[11]。

只有充分了解、深度剖析并理解影响教师教学智慧形成的各类因素，才能运用一切可能的资源，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在教师、学校和社会间形成教学合力，促进积极因素，避免或消除消极因素，达到促进教师教学智慧形成和发展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Bermingham & C. Phronesis. A model for Pedagogical Reflection [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2004 （5）：55.

[2] 田慧生。时代呼唤教育智慧及智慧型教师[J].教育研究，2005 （2）：50-57.

[3] 韩大林，刘义霞。教师教育智慧的含义与基本要素[J].内蒙古师范人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70-73.

[4] 谢敏。“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教学智慧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5] 王石，王石。淘汰你的不是互联网，而是你不接受互联网 万科王石 互联网思维[EB/OL].

[6] 冯善斌。新课程理念下教师专业发展的知识结构[J].河北教育（教学版），2006（2）：3-5.

[7] 邓妍妍，程可拉。 改进教学方法：创造教学中的关键事件[J].中国教育学刊，2008（9）：66-69.

[8] 蒋玉兰。重新认识师生关系[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教育研究），2011（4）：63-64.

[9] 陈卫东等。未来课堂：智慧学习环境[J].远程教育杂志，2012（5）：42-49.

[10] 徐春梅。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教学智慧形成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