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法律方法论文【热选5篇】

【请您参阅】下面供您参考的“实用法律方法论文【热选5篇】”是由阿拉网友精心整理分享的，供您阅读参考之用，希望此例范文对您有所帮助，喜欢就复制下载支持一下小编了！

法律方法论文【第一篇】

法律逻辑学论文

论法律推理

赵世栋 法学1003 48400316

摘要：人们很早就重视逻辑在法律领域的运用，对法律领域里的推理与论证的规律和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研究。法律具有不确定定性，有开放的结构，执法的人在寻找可适用的法律原则或规则的时候，会用到法律的推理。并且法律推理在发现、重构、填补与创制法律，法律解释、漏洞填补和法律续造时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法律逻辑 法律推理 推理模式方法 现实运用

概述

法律推理是确认法律的推论，是探寻法律真实的意思，平衡法律的冲突，填补法律漏洞的推论。法律推理旨在发现，重构，填补与创制法律。法律解释、漏洞补充和法律续造可以归为法律推理。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发现、重构、填补、创制法律的活动。同时，它们也是从某些前提或预设的出结论或得出结果的过程。法律推理是法律领域中不可缺少的，极为重要的一种推论，也是法律领域里最有特色，最令人关注的推论。法律推理是法律逻辑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法律推理的存在价值

在法律分析过程中，法律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法律有开放的结构：

1.法律疑义：“法无明确之文”，相对具体案件而言，法虽有规定但“法无明确之文”，法律文字或法律条款的含义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令人难以捉摸，让人颇费踌躇。不可否认，某些法律条款的含义从字面

上看是一目了然的，人们对其不会发生误解和争议。但是，语言的概念总有不确定性，有些法律条款是笼统，抽象，不具体的，是需要进一步明确或确定的。2.法律皱褶：“法律反差”“法律冲突”“恶法”。法律皱褶分为三种情况：其一，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法虽有明确之文但是法律文字与立法本意，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有抵牾或者相悖之处，一旦直接适用法律定或规则会造成违背或违反立法本意、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的结果。这种情形称为“法律反差”。其二，或者法律虽有明确规定但存在多个可适用于同一个具体案件的规定或规则，这些法律规定或规则却是彼此矛盾，彼此冲突，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的通融性、一贯性、匀称性发生了断裂或者扭曲，彼此矛盾、冲突、抵触的规范是不能被履行的。履行其中一个规范，就无法同时履行另一个规范，记者种情形称为“法律冲突”相应的案件称为“冲突案件”。其三，或者法虽有明确第一文库网规定，但一旦直接适用该规定或规则会带来明显有悖于情理的，显失公平争议的结果，因而有些不合理或者不妥当，有正当理由拒绝适用它。3.法律漏洞：“法无明文规定”。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法律无规定或者“法无明文规定”，没有提供明示的名直接相关的，可直接适用的规则；实在法不能回答或涵盖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的漏洞或空白，存在法律的缺乏或空隙，法律实然不及应然，法律不完备或不圆满，这些情形统统称为“法律未规定”，相应的案件称为“未规定案件”

正因为有法律的不确定性的存在，所以要求相对法律推理的存

在。

法律推理的模式与方法

法律推理有以下模式：

1. 解释推导。所谓解释推导，是指在遇到“法无明确之文”时，根据法律的逻辑结构、法律的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

社会的习惯或惯例、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公共政策以

及社会公平正义观念，探寻法律条文的“确切含义”，对法律

条文加以明确化、确定化和具体化，界定法律条文的界限、

限定法律的所指、确定法律的具体内容，澄清法律条文的含

混和疑问。

2. 还原推导。所谓还原推导，是指在遇到“法律反差”即法律

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存在发差

或相悖时，根据法律的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对法

律的条文加以限制或除外，重构法律条款，还原法律真实意

思，消除法律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或意图的发差，避免出现

与立法本意或法律意图不相符的结果。

3. 辩证推导。所谓辩证推导，是指遇到“法律冲突”时，根据

法律的逻辑结构、法律的意图或目的、法律的价值取向、社

会习惯或惯例、社会效用或社会利益、社会公共政策以及社

会公平正义观念，寻求一种选择或者平衡，解决或化解法律

的内在冲突与抵触。

4. 衡平推导。所谓衡平推导，是指在遇到“恶法”，即一旦发现

对于当前的具体案件，寻在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规则，但是，

如果该规定或规则直接适用于此案，就明显有悖于情理，会

造成显失公平、公正的结果，法官基于对法律历史、社会习

惯或惯例的考查，法律意图、目的、价值取向的考量，社会

利益或社会相应的衡量，以及社会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

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等，对法律的有关规定或规则制定一

个例外，或者说为其拒绝适用、背离该规定或规则找一个正

当理由，回避、淡化该法律规定或规则的缺点和难点，对法

律规定或规则予以补救，从而建立起裁判大前提，对于个边

案件衡平公正，实现个别公平。

5. 演绎与类比推导。所谓的演绎与类比推导，是指在遇到“法

无明文规定”时，运用演绎法或类推法，从法律的“明确规

则”或“明示规则”推导出法律的“隐含规则”或“类推规

则”，发掘其“隐含意思”与“深层含义”，消除其法律“缺

乏”，填补其法律“漏洞”或“空白”。

法律推理的`方法：

1. 形式推导：“形式或结构论”的方法。是指通过探寻制定法条

文语法上的结构与逻辑上的关联并以此为依据来解释与推论

法律，也称为形式推导。

2. 目的推导：“意图或目的论”的方法。是指探寻立法本意、法

律意图与目的并以此为依据解释与推论法律，也称为目的推

导。

3. 价值推导：“结果或价值论”的方法。是指探寻法律的价值取

向并以此为依据解读会推导法律，也称为价值推导。

现实运用

现实应用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法官在能动性司法方面已经发挥了较为突

出的作用。法官运用法律推理是司法性质决定的 。法律是对社会关系共性的调整，它不能直接适用于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柏拉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律绝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同时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最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确的规定。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艺术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

但是，有时候，法律推理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极度匮乏，法官

对法律推理不敢大胆运用。即使本能地法律推理，也只是运用形式推理。

我认为，在当今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时期，法律推理应当受到

更高得重视，这样才能更好提高司法水平与公正。

法律具有稳定性，而社会生活却充满了变动性，这种矛盾虽

然需要法律主动适应社会生活发展变化来解决，但法律的变化比较缓慢，新的立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复杂的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人员通过法律推理，从现行的法律规范中发现符合社会生活

变化发展趋势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在维护法律规范权威性的前提下，适当地变通司法，有利于在动态微调中实现社会实质正义的要求。

法律推理具有一般推理的预测功能。例如，律师可以通过对

各种可能情况的分析推理，预测法院在何种情况下可能会作出何种判决。并且，法律推理的实际过程可以改变原来的预测结果，使法律决定朝着有利于诉讼某一方的方向转变。法律推理的预测功能来自于各种要素的综合作用，目的标准、操作标准以及评价标准的正当性、公开性、公认性等赋予了法律推理预测性；法律推理的预测功能还来源于逻辑的力量，逻辑的确定性使预测成为可能；此外，法律推理主体的能动性也是预测功能的重要源泉。法律推理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司法的目的、程序和方法，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正确评价司法行为的正当性、权威性和效率，弄清法律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思维误区，使自己的法律活动成为符合法治原则、符合科学认识规律的自觉的思维和实践，从而能够更加理性地认识外部法律现象，公正、合理、高效地处理法律案件，成功地指导法律实践。为了尽快提高律师、检察官和法官的法律思维素质，应该对其提出更高的掌握法律推理科学方法的要求。

营销部新员工实习报告

员工姓名： 递交报告日期： 实习部门： 实习日期：

报告内容：

法律方法论文【第二篇】

谈谈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

摘要

本文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入手，在分析文化的基础上区分了不同的法治类型，并且总结出二者的区别，目的在于将思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进而为我国的法治提供一种横向上的借鉴。

关键词

法律文化;法治;差异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国人更加希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归属。

当我们演绎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的发展路径的时候，越发感到单纯的移植西方的制度并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因此，我们要想很好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与理念，在整合多元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有的放矢。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或者说是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

武树臣先生将法律文化概括为“法统”、“法体”、“法相”和“法态”，他认为“法统”是法律文化的内核，“法体”则是法律文化的外壳，“法相”是法律文化横截面，“法态”是法律文化的运行状态①。

“法统”是贯穿于法律文化体系的核心概念，其所关涉的是法文化的价值核心问题，衡量法律文化的不同类型主要就是依据“法统”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界定。

根据这种划分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简要分析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

1.西方法律文化与西方法治

纵观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它的轴心时代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

在当时存在两种精神，一个是努斯精神，另一个是逻各斯精神。

努斯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是灵魂的自由，它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

另一个逻各斯精神是一种理性和秩序的精神，所以在西方又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

在西方还存在着一次大的变迁即启蒙时代，是一个充分张扬人的个性的人类自我解放方式，人真正作为一个个体在理论上摆脱了政府的压制，摆脱了强者的奴役，而真正地获得了理论上的解放。

启蒙时代洛克的自由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等等都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其实第一个提出法治国家概念的是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他说道：摆脱不成熟的状态而真正进入成熟状态的标志就在于“人”。

所以启蒙时代的精神对于西方法治的塑造是一种奠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法治

儒家人治中国是熟人社会，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人们生活在土质松软气候宜人的中原大地上，孕育了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家族秩序和行为规范，这也就是礼。

孔子讲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人要按名分行事，名分的不同也是一种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讲地位，不守礼节就会出现狂妄自大的情况。

孔子在回答如何治理国家时都会谈到为政者首先要做到以礼服人，并且要以身作则，他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否根本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礼贤下士，把自己放到老百姓的位置去替他们着想。

所以孔子的人治主要体现在对统治者思想上的崇高要求，他没有过多提及律法在国家中的作用，崇尚“德治”、“人治”而不是“刑治”。

法家的法治到了春秋时期，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推动了社会的变革，韩非子的观点是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要遵守法律。

法治是最符合当下的，强调“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这种思想也是法治优先，希望国家制定的严刑峻法能遏制人们犯法的可能，通过重刑对人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鞭策，让臣民都能听话。

3.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之下法治的差异

我们说西方的文化和法治是以个人和自由为基础的一种法治和文化，而我们中国的法治和文化实际上是家族本位，以家族为核心的一种文化和法治的运行方式，那么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也是不同的法治类型。

依附性和独立性的差异

人的主体自我意识是人对于自身的价值的认可和独立人格的高扬，我们先来看马克思在对人类历史进行划分的时候从人的角度对历史阶段的划分，“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②在第一个阶段，人没有主体性始终处于依附性状态，没有任何个性可言。

第二阶段，是独立性阶段，人的独立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人却深深的陷进了对物的依赖性当中。

第三个阶段，人的自由得到全面发展的阶段，人摆脱了依赖性完全走向了自由的全面发展的道路。

在传统的中国如果按照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模式就属于第一个阶段，在中国传统中儿子依附于父亲、臣下依附于君王，在这个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难以得到培育和发展。

而在西方，从它立国的基础，立宪的基础和法治的基础都可以看到那种独立和自由，人的尊严至高无上性。

所以我们的法治要走向独立，体现对人的尊重。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权力运行机制的差异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贪腐”、“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由此见得，在启蒙圣贤眼中的权力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东西。

相对于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特点来说,西方社会更强调权力分立的运行模式。

立法、行政、司法分属不同的部门，法律的产生是有权主体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因此不会出现像传统中国那样法自权出、朝令夕改的情况。

我们传统的时代是一种依附的关系，但是今天，从近代开始尤其是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不断地追求一种现代性的法治，在不断的追求一种民主性的法治，在这个路径当中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必须摆脱一系列的对我们的真正的法治国家的建立有阻碍的因素，然后让我们国家的法治真正的得以建立。

只有法治才能够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尊严。

而法治就必然让权力有所制约，成为一种良好的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根本的切入点。

价值本位的差异性

西方的文化它实际上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它的法治价值前提就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我国的文化价值的前提家族本位，家族本位有优越性，家庭会很稳定，很协调，但是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会忽略对于社会的关怀，我们会忽略对于国家的关怀，家庭本位实际上使得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国家责任感，缺乏一种真正的公民意识。

我们今天的中国，应该构建的法治文化的价值本位或者说价值的前提应该是个人和国家的统一，寻求一种辩证的统一，这种辩证法必然既反对个人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也反对国家主义的法文化价值观，而主张寻求一种良好的统一。

4.中西法律文化对我国法治的精神导向

按照马克思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

从中国传统的第一个阶段发展到第三个阶段是一个自由不断获得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精神缺失，在遇到困难时就没有导向，无法引导我们去进行更高的追求，无法从事法治的活动。

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法治活动，才能真正的去促进我们国家法治的实现。

现代性法治在西方依然是一个未尽的事业，真正的要求还是要我们去实践，法治是一种行动，如果我们只是旁观法治的过程，而不参与到这个流动的过程当中，那就很难建成法治。

而当你真正参与到法治的行动过程中就必须要有精神的在场，用现代性的理念的价值和精神去改造我们的现实，真正建成一个法治的国家。

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明固然重要，同时也需要我们逐本溯源，探究文化和法治的深层关系，以求两者的融合和发展。

法律方法论文【第三篇】

法律价值论文

法律价值论文对对东西方法律价值的主要观点进行概述，其次界定了法律价值的含义，最后提出完善法律价值的基本思路。

法律价值论文1

关键字：法律价值;观点;思路

一、概括东西方法律价值的主要观点

(一) 西方法学流派关于法律价值的观点

1.新康德主义法学派。

这一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继承和发展康德法律思想为特征的资产阶级法学派别，主要流行于意大利、德国等国。

他们把法律价值看做是仅凭信仰去把握的领域，界定为法律理想或者是法律理念的境界，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分配的公平正义性。

在新他们把法律价值界定为法律理念或法律的理想境界, 看成是只能凭信仰把握的领域，其内容就是分配正义原则。

在新康德主义法学看来, 法律价值是相对的。

2.新自然法学派。

这一学派也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亦可称之为复兴自然法学派。

该学派认为，在自然法的理论体系当中，法律价值既可以指它具有的意义和应发挥的作用;也可以指实在法所赖以生存和得以产生的基础;还可以指对其评价的标准和所用追求的理想境界;而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法。

还指它应追求的理想境界和对其评价的标准; 而这些不同方面的统一, 自然法。

在这一学派法学家眼里，法律价值所包含的内容很多，是绝对的，但是其最高价值还是正义。

3.社会法学派。

这一学派是19世纪末以来资产阶级法学派别中的一个派别，又可以称之为社会学法学派。

它强调 19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法学中一个派别。

又译社会学法学派。

社会法学派更强调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他首先承认法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的发展，但同时强调法对社会能动反作用。

认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作用，即实现立法目的和对人力社会有积极推进作用的法就是真正的法，反之就不是真正的法。

他们认为法律价值是一个社会评价和制定法律的依据和标准，而这个标准只能是从经验所获得，并通过理性来安排行为和调整关系，使得其在浪费和阻碍最小的情况下，使得整体大局利益得到最大的优化和效果。

(二) 东方法学流派主要是我国学者关于法律价值的观点

1.第一种观点认为，法的价值的本质在于满足主体的内在的需要、效益和利益为内容，并且法律的作用、变化和存在于法与主体的统一关系当中。

法与主体的统一是由主体性为主导来决定的。

表现在外在形式上，是指一种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和它所包含的价值量的大小。

所以，法的价值指的是法的什么作用和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促进和满足人们所需要的最佳的生活方式。

2.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价值在于在主体的有用性和满足其需要的积极的作用。

法律不仅仅是只具有服务性和工具性，它本身也具有其自己的价值，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调节器。

法的本身的价值，指的是法的保护机制、调整机制和程序机制，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所赋予的特殊的文化价值，所以说法律的自身价值是指它能够实现其工具使命所应当具有的素质。

如果离开了其工具性的价值，那么我们讲的法律价值就无从谈起了。

3.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的价值是指法律与社会当中人的关系的一个范畴，而与人的这个关系又是法律对人的效用、意义和作用和人对于这个作用的评价。

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论。

说的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机制，是课题的作用、属性和存在等对于社会当中的人的意义和效用，也可以说是这种客体所能满足的主体的需要。

人的关系说，强调价值不能够离开主体也不能够离开客体，而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价值不是主体的一种需要和满足，不是客体所具有的属性。

这样一来，对法律价值的概念的解释就模糊化了。

二、法律价值的含义

(一)法律价值概念不能等于法律的效用，不是一个属性的范畴。

法律的本身所包含的法律的强制性、阶级意志性和发挥的何种作用等等都仅仅是法律价值得以形成的条件和基础。

虽然法律的所具有的客观的属性对理解和解释法律的价值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相比而言，法律价值的内在的尺度和主体才是其主导因素。

武步云先生认为：法律价值应该指的是这样一种将法律满足主体意志、需求和愿望和其本身的作用、功能相结合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

这一说法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在后来的阐述中则认为：法律价值总的来说指的是法律对社会的有序性的增进和维护。

这样一来，就使得法律的价值和法律的有用性相混淆，有点狭隘。

(二)法律价值的概念相比于商品价值等等概念更为特殊和复杂。

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客体是劳动产品。

在这一价值关系当中，主体和客体都是确定的。

而法律价值的客体指的是法律，它不仅仅属于一种精神客体和现象，还是一套价值的规范。

由此，人们可以从了两个不同的层次上来研究法律价值：一是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工具，即人们自身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当做是客体而把法律作为价值的规范来研究;一是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对象，即把法律看作是客体来进行研究法律的价值。

应当说明的是上述两个不同层次来研究都是数以法律价值的必要内容，但是，法律价值是否仅仅就只是包括上述两个层次呢?很多学者不太赞同，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律价值的根本意义在于法律如何来为人们服务，我们所倡导和弘扬的是人的主体性的法律价值。

三、实现法律价值的基本思路

(一)创新法律制度。

一是对现行的法律制度进行大胆地立、改、废。

适时地进行法律的创新和修正工作是不断完善我国法律制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科学合理的立法工作始终是建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认真亚久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的，以科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神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反思，并且最找法律制度的规律及其程序，大胆地进行法律制度的创新。

二是用法律制度去完善社会的控制机制。

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的分析我国当前所出现的社会各类的违法和矛盾冲突，健全各种相关法律机制，并在法治的基础之上进行解决和调节，使矛盾和冲突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更新法律理念。

一是，要明确法律在构建和谐社会当中的使命。

法律史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而产生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由于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饿立法的重点就是要在为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之上，最好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公平公正。

二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法制理念。

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解决矛盾，协调关系和促进社会和谐。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落实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是法律体系逐步完善和建立的助推器，而完备的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得以进行的首要环节。

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依法治国在发挥法律价值的作用和满足人们的需要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方针和策略，致力于法律文化的构建和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逐步提高人们的法律素质，从而实现守法的自觉化。

参考文献：

法律方法论文【第四篇】

法律思维与学习方法

一、法官的法律思维

关于什么是法律思维，这里不再详述。法律人的特殊思维方式，叫做法律思维。法律思维的本质特征是，严格按照法律条文进行判断。很多人可以纳入法律人的范畴，如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教授、仲裁员、企业法务人员，等等。其中，法官、律师是法律人的典型。须要注意，法官进行法律思维，与律师进行法律思维肯定有所不同。法官的法律思维与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也有差别。根本原因在于，法官执掌裁判权，其法律思维的特殊性是由法官的特殊身份决定的。

法官法律思维的目的是公正裁判。与律师和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比较，法官的法律思维首先是目的不同。律师从事法律思维的目的，是为了依法保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目的是探求法理，其在课堂上分析案例或者撰写论文研究案例，主要目的在于探求法律上的理论，研讨判决是否正确及其理由。法官不是站在当事人一方，也不是要探讨法律理论，法官法律思维的目的是公正裁决案件。

法官从事法律思维，其目的在于公正裁决案件，这是法官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四中全会《决定》特别要求“公正司法”、“每一个案件都要体现公正”。我认为这一提法非常正确，触及到法官法律思维的本质。这一提法是科学的，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法官裁判案件会有各种解释意见和裁判方案，这些解释意见和裁判方案可能都有其理由，法官最终采纳哪一种解释意见、哪一个裁判方案，必须以达成公正裁决为唯一判断标准。所有的解释意见、裁判方案，都必须接受公正性检验，只有符合公正性、能够达成公正裁决的意见和方案，才是正确的和应当采取的。

法律生活与社会生活很难有绝对的真理。法学界讨论法律问题，往往有不同观点，各种观点都可能有其道理，但无论有什么样的道理，最后都必须服从公正这一判断标准。如果不能达成公正的裁决，那些道理都是假的，都是错的。法官进行法律思维，必须坚持以公正性为最终的判断标准，简称公正性标准。反过来，我们衡量一个已经做出的判决，或者评价法官，也必须坚持以公正为判断标准。这一点在我们多年的实践中没有得到始终一贯的强调，有时偏离了这个标准。

这里特别要谈谈关于判决书的说理问题。现在不少观点强调判决一定要加强说理，甚至以说理作为评判判决的标准。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学界就曾提出。法官在判决中当然要说理，但是否应以是否说理及说理是否充分作为评判案件判决甚至作为评价法官的标准呢?对此存在争议。我当时就认为，裁判目的是公正，即使说理不够充分，仍然是公正的判决。宪法要求我们法官进行公正裁判，并没有要求我们法官一定要说理，不要将法官混同于理论工作者和政治思想工作者。应当认识到，要通过判决书说服当事人、说服社会，有时是很困难的。法官不是理论工作者和政治思想工作者，法官的职责就是公正裁决案件，强调判决说理，往往忽视判决公正，偏离了法官的职责。

应当看到，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很多法官很正直，非常公正，却不擅长说理，撰写一份说理充分的判决有困难。这样的法官是大多数。反之，不可否认有个别法官特别擅长说理，但其公正性有疑问。我到各地法院讲座，都明确表示不赞成强调裁判说理。因为，对绝大多数案件来说，立法者已经将道理说清楚了，我们法官依法判决就可以了。需要法官说理的案件通常是特殊的案件，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事实认定。一些复杂案件事实查明中证据较多，法官采纳什么证据，不采纳什么证据，应当说明理由。法官进行案件事实认定，在证据采信方面要适当说理。二是法律适用。在遇到法律规定不明确、不清晰的时候，需要通过解释予以明晰、进行扩张或者限缩，对于法律未有具体规定的案件，需要适用诚信原则或者根据立法目的补充法律漏洞，这种情形就应当适当说理。

对于裁判说理，要冷静看待。只能要求适当说理，不应当要求充分说理。说理说得越多，往往出现瑕疵，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言多必失”，这是社会生活经验。一段时间强调说理，一些法官的判决书写得很长，就像写法学论文，甚至还嫌不够，还要在判决书之后再附上所谓“法官寄语”。有的判决本来是公正的，就因为说理太多出现瑕疵，被当事人抓住把柄到处上访。这是有教训的。

如何评价判决，进而如何评价法官，应当始终坚持公正性标准。说理只是附带的。认定事实清楚，引用法条准确，就是一个好的判决。实际上，好些情形是无须说理的，例如“欠债还钱”，有什么道理好讲?引导法官提高理论水平包括中文写作水平、判决书写作水平，我是赞成的。但首先是裁判公正，其次才是判决书写得好不好。

法官的人格和理性是公正的最终保障。因此最高法院特别强调法官队伍的建设。我今天不谈法官的人格方面，主要谈法官的理性。法官的理性，包括法律专业基础，熟练进行法律思维，掌握各种解释方法，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裁判经验。判决书的撰写和是否擅长说理，当然也属于法官的理性方面。

二、法官法律思维中的被动性与主动性

法官法律思维的特征在于，在某个范围内法官是被动的，在另外的范围内法官是主动的。简单表述为，法官的被动性和主动性。这是由法官的特殊身份决定的，因为法官是裁判权执掌者，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法官法律思维的特殊性，即法官在进行法律思维时，既有被动性的一面，也有主动性的一面。这与律师的法律思维、法学教授的法律思维，是不同的。对于哪些事项法官应当被动，对于哪些事项法官应当主动，界限在什么地方，我们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做到该主动的要主动，该被动的要被动。下面先谈被动性。

(一)法官的被动性

第一，法官受“诉”的限制。原告之“诉”限制了法官，简单说就是原告诉什么，法官就审什么。人家不告，法院无从受理案件。这是法官和法院工作的被动性一面。

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涉及到共同被告的时候，存在原告告谁、不告谁的问题。过去我们法院常依职权增列共同被告，近年来慢慢在改变。共同侵权是连带责任，但受害人只起诉共同侵权人中的一人，现在法院已经很少依职权增列共同被告，大多是进行释明。在法官释明提示原告之后，如果原告仍然坚持只告其中一个而不告另外一个，则应尊重原告的意愿，视为原告放弃对另一个共同侵权人的请求权。如果没有这个共同被告，案件也可以查清楚，法庭应当只判本案被告承担其在共同责任中应分担的责任份额。如果因为没有增列某一个共同侵权人，导致案件事实查不清楚，法官就要判决当事人败诉。因此法官在释明时，应提示原告万一因缺乏共同被告查不清案件事实可能的法律后果。

第二，法官释明的界限。什么事项可以释明，什么事项不可以释明?究竟是释明权，还是释明义务?关于释明权和释明义务问题，是学理问题，今天我们不讨论。所谓释明，是指法官在法庭审理中，认为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事实陈述、证据资料和法律观点存在模糊、瑕疵和疏漏时，通过发问或者告知，以提示当事人予以澄清或者补充的诉讼行为。释明的范围，限于诉讼关系的事实方面和法律方面。特别在法律规定请求权竞合的情形，常见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应当提示当事人明确其请求权基础，是依据合同法追究违约责任，或者是依据侵权法追究侵权责任。至于当事人依法主张免责、主张减轻责任，是其权利行使，不在释明的范围内。

第三，由谁“找法”?适用哪个法律条文裁判本案，应当由原告决定。过去的教科书中讲“法官找法”，即法官在初步查清案情之后，要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条文。但在审判实践中，原告起诉状中已经提出了本案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过去的教科书说是法官“找法”，审判实践告诉我们是原告和原告的代理人“找法”。这一点，我也是经过好多年才悟出的。法官的职责只是判断原告找的法条是否适当。

原告诉状中所建议法庭适用的法律条文，现今法律理论上称为“请求权基础”，就是支撑其请求权的法律根据。法官的职责是判断原告的请求权基础亦即所建议的法律条文是否适当。怎样判断?不是法官自己进行研究，而是看被告对此是否抗辩以及如何抗辩。如果被告不抗辩，原告提出根据合同法第几条追究违约责任，被告对此不抗辩或者不否认违约，法官就据此认为原告提出的法律条文是适当的，进而适用该条文裁判本案。如果被告对此进行抗辩，法官就应当审查被告的抗辩理由是否成立。如果经审查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成立，当然不应适用原告建议的条文;如果经审查认为被告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当然就要适用原告建议的法律条文。

被告的抗辩，通常可以分为：适用范围抗辩、构成要件抗辩、免除责任抗辩和减轻责任抗辩。适用范围抗辩和构成要件抗辩，属于事实的抗辩。这两种抗辩都在讲本案事实，而查清本案事实是法庭的职责，对于适用范围抗辩和构成要件抗辩，即使被告不主张抗辩，法庭也要进行审查，因此法官对于被告是否主张抗辩可以进行释明。

免除责任抗辩、减轻责任抗辩，是被告用另一个法律规范对抗原告的请求。该法律规范的实质是赋予被告主张免除责任、减轻责任的权利。因此，免除责任抗辩和减轻责任抗辩，属于权利的抗辩，被告有处分权。如果被告不抗辩，法官不应释明。例如，诉讼时效经过发生被告的抗辩权，被告可以要求免除责任。对于这两种抗辩，法官不能进行释明，也不应主动审查。这是请求权基础问题。法官只是判断原告建议的法律规范是否适当，判断的方法是看被告是否抗辩及审查其抗辩理由是否成立。

(二)法官的主动性

法官在审判中并不是无所作为的。法官主动性的范围在哪里?下面介绍哪些问题或者事项，我们的法官应当主动审查。

第一，关于事实认定。案件事实的认定是法院的职责。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时要注意几个要点：

一是分配举证责任。事实认定要根据证据，法官要认定案件事实，对本案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有分配的权限，应当根据双方当事人掌握信息资料的具体情况，分配举证责任。例如，关于是否付款事实的认定，应当让付款方(债务人)承担举证责任，不能让接受付款方(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按照社会生活经验，如果是现金付款，付款方手里有对方出具的收据;如果是通过银行支付，付款方手里必定有银行的付款凭条。关于是否交货事实的认定，要让交货方承担举证责任，按照社会生活经验，如果已经交货，他手里必定有买受人或者买受人的代理人或者买方指定的承运人出具的收货凭据。应当注意，法官应当根据案件当事人掌握信息资料的具体情况，在当事人间分配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多年来困扰法官的问题，举证责任的承担不是固定不变的，举证责任的承担不能排除法官的活动，法官有分配举证责任的主动权。

二是举证责任转换。法官不仅有权决定举证责任的负担，而且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有权决定举证责任的转换。“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不是僵化的、绝对的。不是所有的事实都要求原告举证，也不是都要求达到充分证明的程度。例如当事人主张已经付款，拿出银行划款的凭条就可以了，虽然仅根据该划款凭条达不到充分证明的程度。此时，对方如果争执说没有收到款项，则法官应当责令对方承担否定付款事实的举证责任。这涉及到事实抗辩，法官应当要求抗辩方就抗辩所依据的事实举证。原告提出证据证明某项事实存在，虽然达不到充分证明的程度，法官应当转而要求被告就该项事实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转换，是法官认定事实的灵活手段。

三是法官直接认定案件事实。对于某些案件事实，法官不应当要求当事人举证，而是自己依据社会生活经验予以认定。这叫“经验法则”，或者“日常生活经验的推定”。另外，有的案件事实，法律明文规定了判断标准，法官应当根据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认定。例如，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关于说明义务和取得书面同意的规定。如果没有说明、没有取得患者方面的书面同意，法官即应认定医疗机构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七条，医疗机构如果未尽到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法庭即应认定其具有过错。如果不知道本案具体情形“当时的医疗水平”，可以委托权威专家鉴定，实际是由权威专家告诉法庭“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注意义务”是什么，再由法庭认定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还有，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八条关于不可推翻的过错推定的规定，如果具有本条规定的三种情形之一的，法庭就应当直接认定被告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第二，法官对合同有效性的审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法院合同纠纷案件的判决书中，几乎都有一段关于合同是否有效的判断，例如“本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有效”这样一段话。我当时就提出意见，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的成立、生效没有争议，为什么要审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呢?并不是所有的合同纠纷案件都要审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原告起诉追究被告违约责任，如果被告抗辩说自己不违约，表明双方对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没有争议，争议在被告是否违约，法庭应当审查被告是否违约，不应当去审查合同的成立、生效：如果被告抗辩说没有合同、合同未成立或者合同无效，法庭须判断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这种情形才需要审查合同是否成立、是否生效。

是否所有的案件法官都不主动审查合同效力呢?当然不是。合同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法官应当主动进行审查。例如，合同法第五十一规定的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合同、第五十三条规定的免责条款无效，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张，法庭都应主动审查。法律上规定合同无效，限于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情形，法庭应当主动审查。因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属于法院的职责。在法律理论上，上述条文属于法律强制性规定，法庭须依职权予以适用。此外，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四十一条格式合同条款的规制规则，也属于强制性规定。规制格式合同条款，属于国家保护消费者的特别制度，即使当事人不主张，法官也要主动审查。

第三，对合同内容公正性的审查。法庭对于任何合同、合同条款和约定，都有进行公正性审查的职权。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自由，是有限制的、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不允许滥用合同自由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对方当事人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因此，法庭对合同内容是否公正有主动进行审查的职权，任何合同、合同条款和约定都必须接受公正性审查。

例如，合同约定了巨额违约金，约定违约金超过合同总金额甚至超过若干倍，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违约方可以请求法院予以调整，如果属于被告缺席审判，或者被告未以抗辩方式请求法院调整，这种情形，法庭应当对违约金约定进行公正性审查，并依据合同法第四十条或者第六条否定其效力。

再如，合同约定“无论出现什么情形的违约，哪怕是轻微违约，都有权解除合同”。法官如何对待这种条款?合同法第九十四条将法定解除限定为根本违约及一般违约导致合同落空的情形。合同法不允许一方随意解除合同，损害对方的合法利益。轻微违约不能解除合同，是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因此，法庭应主动适用第六条诚信原则，否定该项约款的效力。

还有这样的情形，合同约定，以债务人一方的第三人的行为，作为债务人履行义务的条件，或者作为合同解除的条件。如购房合同约定，如果购房人自己的债务人向购房人支付款项，购房人才向出售方支付房款;商品房预售合同约定，如施工单位不能按时竣工则预售方有权解除合同。这种约定的实质是，由当事人自己决定是否履行义务、将自己一方的风险转嫁给对方，剥夺对方的合同权利，显然违背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对于这样的合同约定和约款，法官应当主动审查其是否公正，经审查认为不公正的，如果属于格式合同，应适用合同法第四十条否定其效力;如果不是格式合同，则应适用第六条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其效力。

第四，关于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法官应当主动审查本案合同是否属于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都是双方串通的，当事人自己不会主张其无效，法庭应当主动进行审查。这类合同往往违反社会生活经验，违背常情、常理。凡是反常的案件和奇怪的案件，大抵属于规避行为和虚假行为。例如，标的额一个多亿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合同签署之日起一年之内目标公司在港交所挂牌上市”为合同解除条件。不说在港交所，即使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一年之内也绝难做到。双方当事人同时签订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和一份回购协议，也是反常的。属于规避金融管制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不少反常案件、奇怪案件。例如，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出借人是典当行，借款人是银行，典当行要求法院判决银行归还借款。实际是典当行违法收当承兑汇票，将所收当的承兑汇票交给被告某银行营业部，由该银行营业部出具借款凭据(约定借款金额、还款期限、违约金等)，然后将汇票交给地下钱庄，由地下钱庄向该银行营业部付款，地下钱庄再持汇票到承兑银行承兑。原告典当行和被告银行营业部提交给法庭的借款合同，是虚伪表示。被掩盖的典当行、银行营业部、地下钱庄之间“串汇票”的违法行为，属于隐藏行为。现实中存在规避行为、虚假行为甚至虚假诉讼，法官不要轻信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和陈述，凡是可疑、反常、奇怪的案件，当事人提供的材料往往是假的。为稳妥起见，我们至少不要匆忙判决。

第五，关于法律漏洞填补。法律不可能完美无缺，总会遇到现行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案件。这种情形称为法律漏洞。这种情形，法官应当运用各种漏洞补充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判法律未有规定的案件。常用的补充方法有，适用习惯法、类推适用、目的性扩张或者限缩、反对解释，及直接适用诚信原则。运用各种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判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的案件，体现了法官的主动性。裁判实践中已经有好多成功的经验。

例如人民司法第12期刊登的2010青民二商终字562号民事判决：解除权人未行使解除权，经过5年时间，致相对人有正当理由信赖其将不再行使解除权时，依据诚信原则，不允许其再行使解除权。再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8)民二终字第135号民事判决：债务人有多个普通债权人，在债务人也已陷入支付危机、濒临破产、其财产已经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债务人与其中一个债权人恶意串通，将其全部或者部分财产抵押给该债权人，导致其降低或者丧失履行其他债务的能力，侵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认定这种事后抵押无效。前一判决创设“权利失效”规则，后一判决创设“事后抵押无效”规则，体现了法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重大意义。

第六，行使自由裁量权。民法中有好多法律条文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例如，侵权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教唆帮助未成年人的，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是什么性质的侵权责任?全部责任还是部分责任?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均未明确规定，实际是委托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自由裁量：如果教唆人、帮助人有赔偿能力，可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如果没有赔偿能力，则可判决其承担连带责任。再如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关于使用人责任的规定，未明确使用人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不可以对具有故意、重大过失的被使用人行使追偿权，实际是包含了一项委托授权：由法官结合案件事实决定是否许可使用人行使追偿权。此外，侵权责任法有关“相应的责任”、“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规定，同样是委托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凡是条文有“相应的”一语，均包含对法官的委托授权：单独责任不能判全额赔偿，补充责任不能补充全额，究竟判决全额的百分之几，由法官结合具体案件自由裁量。

第七，法官的衡平权。如果造成的损失金额过大，应不应该判被告全额赔偿?例如出租车与豪车相撞，出租车不过几万块钱，造成对方几百万损失，即使出租车一方负全责，判他赔对方几百万行不行?违约责任案件，合同总金额才几十万，判违约方赔偿几百万行不行?法庭要考虑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利害关系的平衡问题，法庭有协调双方利害关系的职权，我们可以称为衡平权。法官行使衡平权，协调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当然要有法律依据，我们的合同法、侵权法都有这样的制度。在审理违约责任案件中，法庭据以协调双方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则，是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减损规则，和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末句规定的不可预见规则，以及情事变更解释规则。审理侵权责任案件，供法庭最后权衡双方利害关系的法律规则，是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过失相抵规则。法庭审理侵权责任案件，计算出来的损失金额过大，法庭觉得都让被告赔偿，一是被告赔不起，二是即使赔得起也不公正，就要适用第二十六条过失相抵规则，减少被告的赔偿责任，将赔偿金减少到法庭认为比较公平合理的数额。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当然要认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有过错，至于怎么认定他有过错，是法官的智慧。你开豪车就要比开普通汽车更加仔细小心，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这就是过错。你家祖传几代的古董花瓶，没有采取特别措施保护，随便摆放在客厅，以致被客人损坏，这就是过错。裁判的目的是，作出一个法庭认为比较公正合理的判决，法律规则是供法庭达成目的手段。

三、当前法官法律思维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混淆解释论与立法论。审判实践中的一种倾向是，法官在讨论案件时，往往无视法律规定、脱离法律条文，引用学术观点甚至外国理论，谈论案件应该怎么样处理、不应该怎么样处理。问题是混淆了立法论与解释论。讨论某项法律(法律制度、法律条文)的制定或者修改，探讨其理论根据、立法理由和具体方案，当然可以引用学术观点和外国理论，这叫立法论。法官讨论具体案件如何裁判，应当紧扣本案应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定(法律条文)，分析该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及为什么应当适用该条而不应适用别的条文，分析该法律条文的立法目的、政策判断及司法解释，这叫解释论。法谚云：任何法律条文不经解释不能适用。法官的职责是解释适用具体的法律条文裁判待决案件，绝不是为待决案件创制法律规则、提出立法方案。法官在讨论待决案件时，必须从法律条文出发，紧扣法律条文，讨论何以必须适用该法律条文裁判本案。解释论是法官的本职工作，仅在本职工作之外，讨论某项法律的制定、修改，为立法机关提供立法建议或者撰写学术论文，才有从事立法论的可能。解释论和立法论，一定要严格区分，不允许混为一谈。

第二，死抠法律概念。由于我国的民事立法逐步完善，法律条文越来越多，加之我们的法官大多经过法学院专业学习，因此容易套用法律概念来解决问题。例如有法官问“原告只要求退货，没要求退款，怎么办?”须知法律概念与生活用语不一致，法律上叫“解除合同”，但生活中通常说“退货”。买方“退货”，卖方当然要“退款”。法律概念不能叫“退货退款”，因为解除合同的结果还可能有损害赔偿。

再如被告(一楼住户)在露台上擅自搭建，对原告(二楼住户)造成妨害，法官认为是“共享空间”问题。实际是物权法上的“违章搭建”，无须使用所谓“共享空间”概念，适用物权法第八十三条关于“违章搭建”的规定，判决责令拆除即可。再如，被告名义上是公司，但既没有公司机构(董事会)也没有公司账薄，经营财产与个人财产混而不分，有法官认为应“揭穿公司面纱”。实际是名为公司、实为个体经营，按照清产还债程序，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再由被告个人赔偿即可，没有必要套用所谓“揭穿公司面纱”概念。

还有，合同法司法解释，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两个概念不能到处套用。有法官问，公司法第十六条关于公司为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应经股东会决议的规定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实际上公司法第十六条既不是效力性强制规定，也不是管理型强制规定，而是一种程序性的规定，公司未经股东会决议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担保，这样的担保合同是否有效,须适用合同法第五十条表见代表规则。

第三，忽视法律逻辑性。例如，法院审理无效合同纠纷案件，有的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判决合同无效就完了，不处理当事人已经支付的货款、交付的货物的返还问题。当事人提出返还请求，法庭告诉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另案起诉。还有的法院，在审理违约责任案件当中认为合同无效，就利用所谓释明权告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变更为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要求返还财产之诉。原告按照告知变更为依据第五十八条要求返还财产之诉后，法庭作出返还财产的判决。上诉到二审，二审法院审查认为合同并不违法，属于合法有效的合同，本应判决被告承担违约责任，但二审法院遇到了难题：一审已经变更为请求返还财产之诉，二审没有办法改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当然二审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规定，发回重审只能有一次，第一次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如果一审法院重审仍然维持原判，第二次上诉上来，二审法院不能再发回、必须改判，但二审法院没法改判为承担违约责任。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按照民法原理，法律行为的无效，是指不发生当事人所希望的法律效果，但一定要发生法律规定的法律效果。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合同无效的要件(原因)，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法律效果，第五十二条加上第五十八条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法庭在依据第五十二条认定合同无效之后，应当依职权适用第五十八条关于合同无效法律效果的规定。

再如，法庭审理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案件，也不能仅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认定合同无效就完了。应当注意第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他人财产合同的规定，与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关于善意取得的规定，两个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依据第五十一条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如果买受人属于善意，并且想要得到标的物，他会根据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主张善意取得。只要买受人主张善意取得，法庭就必须再适用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如果经审查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法庭就应当判决买受人已经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如果买受人不主张善意取得，或者买受人虽然主张善意取得，法院经过审查认为不符合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这两种情形，法庭在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认定合同无效之后，还要依职权适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判决恢复原状，双方退货退款。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八条和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之间的逻辑关系。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适用，必须买受人主张，法庭不能依职权适用，而合同法第五十八条是法律强制性规定，无需任何人主张，法庭应当依职权适用。忽视法律条文之间的逻辑性这个问题，民法学界也有责任，我自己也是近年才认识到。

法律方法论文【第五篇】

中等职业学生的法律教育研究

摘要随着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等职业院校的生源数量不断增加。

但与之相匹配的中职学校的法律教育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应的后续教育机制也不够完善，造成了学生的法制观念薄弱，严重影响着中等职业学校的发展，因此加强中职学生法律教育成为当下刻不容缓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中职学生违法犯罪原因的深度剖析，深入探讨了加强中职学生法律教育的重要性，并根据个人实践经验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职业教育;法制观念;刻不容缓;解决措施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要使命，而作为中职学校的学生，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可或缺的主要力量。

目前，我国对于中职院校给予很多政策性的支持，如湖北省在20通过了《湖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探索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单独招收优秀中职、高职毕业生，促进中、高职衔接贯通，同时建立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鉴于中职院校的重要性，对中职学校学生进行法律素质培养，是高素质的建设人才必不可少的条件。

通过对中职学生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培养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增强其法制观念，也是新时期、新形势下职业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重点，从而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改革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一、中职学生违法犯罪的原因

1.家庭原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走向社会生活的起点，会给他们的个性、人格、德性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

中职学生缺乏法律意识的因素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