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赏析范例【通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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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赏析【第一篇】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时期，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时期，“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先生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切的，鲜活的、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化用一些成语、诗词和典故。初读汪的作品，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他的语言有一种悠远的意蕴，合上书以后，却能让你回味，让你感动。你等不及了吧，来，先开一下胃口。
（表姐们）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到海棠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诺，唉，对了对了”。（《花园》）。
多么传神，多么生动！一群雀儿般唧唧喳喳的少女们在树下要花的神情、语气，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再来品品下面的语句——。
听，瞿瞿瞿瞿，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手，扑，追着扑。（《花园》）。
一个孩子从听到蛐蛐的叫声，到用尽办法把它掏出来，再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写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齐）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节俭、慈祥，孩子们略带撒娇的请求，老少间的亲情、对话，就这样极为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花园》）。
语含孩子气，甚至女孩子气，是鲜活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汪老的语言有时用笔极简，寥寥几字就能表现出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
故乡的鸟啊。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花园》）。
“故乡的鸟啊”一句独立成段，表达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读了这样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感动，它包含着多么复杂、多么细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失去的童年岁月的追忆和感伤。这是个无主句，但比“我怀念故乡的鸟”这样的句子所表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情感要复杂得多。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句，用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号收结了句子。若换成感叹句后，会发现效果反不如这样淡淡的语气，它除了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隐隐的无奈。再结合《胡同文化》的语言和风格，会发现作者真是个语言大师，一个抒情高手，许多感情都是若隐若现，乍吐还收。一番玩味后，满口噙香，余味无穷。
文革时期的一个春节，汪曾祺先生的儿子冒着极大风险，把当时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个空军的儿子带回家来过年。汪很是担心，就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儿子的泪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间读懂了儿子的委屈。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仅省悟到对儿子和同学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儿子的感情不够尊重，也无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担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归于一句。右派是人当的吗？全国50多万右派，有多少人魂断冤屈，有多少人梦涕阑干！不堪回首的岁月，怎么会三生有幸？是反语？是讥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语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过了右派的年代，但读了这样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个好用反语的人么？非也。我读了汪老的许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语。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百思不得其解。
简约是汪曾祺先生的语言的全部特点吗？肯定不是。有时候他的语言又会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传神！
（葡萄）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从文）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两句中画线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视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营养，让自己的语言鲜活、生动，生活化、口语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长出来就把它给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两眼”，意思好像没有变化，但语言的色彩上、感觉上、表达的效果上就差得远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迹，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但出手不凡，让人叹为观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对语言不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不是语感特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好的语言的。
以上两句虽然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但看上去语言还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厌其“繁”的语言：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一车的人都叫了起来，“哈”！赛里木湖，真蓝！……真蓝！
下车待了一会，我心里一直惊呼着：真蓝！（赛里木湖）蓝得奇怪，蓝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
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多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
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天山行色》）。
一气呵成，畅快淋漓！非躲在书屋中闭门造车者可为。你嫌行文啰嗦吗？如果你没有到过赛里木湖，如果你没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怀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备汪老的才华和文笔，你可能会觉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实，你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读了这样一大段盛赞赛里木湖水的蓝以后，我不禁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如暑天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瓢井拔凉，直凉透心里，沁彻心肺！
汪老还有些语言是很形象的，略举几例以供欣赏：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昆明的雨》）。
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昆明的雨》）。
这里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贴切、新颖、生动、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难替代。何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仅去形容，不易模拟得之，必须通过恰当的比喻，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它。
汪老的语言，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文学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的作家，他的语言肯定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些词语经他一用，竟别开生面，意味无穷。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草木春秋》）。
画线句，显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却让人“悠然心会，妙处难于君说”。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景，寻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语言分为三个时期，通过细致的比较，用一个新颖、形象、别致的比喻，概括其特点，而且这个比喻又是个非同寻常的比喻，是通感。对语言的感觉，居然可以用味觉来形容，真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诗或题词，汪老的诗和题词我读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几首（副），觉得都是精品。
这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题的诗：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这是他给张抗抗画的“牡丹图”上题的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这是他赠恩师沈从文诗中的两句：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是他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题词：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如梦清。
这是他在云南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
够了，透过这些诗或题词，可见汪老语言功底的扎实。即使拿到现代诗坛上任何一位诗人面前，也毫不逊色。
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掩卷长思，戚然动容，其人已殁，余韵犹存。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这样的一个人啊。
汪曾祺散文赏析【第二篇】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散文赏析【第三篇】
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的、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放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棵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
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缚住。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地伸开，扇面似地伸开。然后，用麻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大粪倒在里面。葡萄上大粪，不用稀释，就这样把原汁大粪倒下去。大棵的，得三四桶。小葡萄，一桶也就够了。四月，浇水。
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泱泱，沁人心肺。
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图经》云：“根苗中空相通。圃人将货之，欲得厚利，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涨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地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嗒嗒地往下滴水了。
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
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
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地喝。
喷波尔多液。从抽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液，太阳一晒，葡萄叶子就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新条。这样长法还行呀，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它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劈劈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截都给它铰了就得了。一铰，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
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地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
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
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
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
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
汪曾祺散文赏析【第四篇】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1920年3月5日出生，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下面是汪曾祺散文的好句，请参考！
1.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2.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3.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1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4.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5.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6.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1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
8.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9.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1篇宣传gd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1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10.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1.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12.坐在亭子里，觉山色皆来相就。
13.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受戒》。
22.薅三遍草的时候，秧已经很高了，低下头看不见人。一听见非常脆亮的嗓子在一片浓绿里唱：栀子哎开花哎六瓣头哎……姐家哎门前哎一道桥哎……明海就知道小英子在哪里，三步两步就赶到，赶到就低头薅起草来，傍晚牵牛“打汪”，是明子的事。――水牛怕蚊子。这里的习惯，牛卸了轭，饮了水，就牵到一口和好泥水的“汪”里，由它自己打滚扑腾，弄得全身都是泥浆，这样蚊子就咬不通了。低田上水只要一挂十四轧的水车，两人车半天就够了。明子和小英子就伏在车杠上，不紧不慢地踩着车轴上的拐子，轻轻地唱着明海向三师父学来的各处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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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散文赏析【第五篇】
我对茶实在是一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并不是很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了。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是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认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常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因此，写不出关于茶的文章。要写，也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话。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穿堂”的左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缸“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隔日作文1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做“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我共做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的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了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是好喝的，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一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的时候喝到龙井茶，就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卖、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是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的。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作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是读梵文。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门）红、英（德）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我在昆明时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缸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一九四六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工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萧珊）“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我第一次喝工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也没有喝一次工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我在杭州喝过一杯好茶。
一九四七年春，我和几个在一个中学教书的同事到杭州去玩。除了“西湖景”，使我难忘的两样方物，一是醋鱼带把。所谓“带把”，是把活草鱼脊肉剔下来，快刀切为薄片，其薄如纸，浇上好秋油，生吃。鱼肉发甜，鲜脆无比。我想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切脍”。一是在虎跑喝的一杯龙井。真正的狮峰龙井雨前新芽，每蕾皆一旗一枪，泡在玻璃杯里，茶叶皆直立不倒，载浮载沉，茶色颇淡，但是入口香浓，直透肺腑，真是好茶！只是太贵了。一杯茶，一块大洋，比吃一顿饭还贵。狮峰茶名不虚，但不得虎跑水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我自此才知道，喝茶，水是至关重要的。
我喝过的好水有昆明的黑龙潭泉水。骑马到黑龙潭，疾驰之后，下马到茶馆里喝一杯泉水泡的茶，真是过瘾。泉就在茶馆檐外地面，一个正方的小池子，看得见泉水骨嘟骨嘟往上冒。井冈山的水也很好，水清而滑。有的`水是“滑”的，“温泉水滑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水洗被单，越洗越白；以泡“狗古脑”茶，色味俱发，不知道水里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我没有喝出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泉水只能供观赏，以泡茶，不觉得有什么特点。
有些地方的水真不好。比如盐城。盐城真是“盐城”，水是咸的。中产以上人家都吃“天落水”。下雨天，在天井上方张了布幕，以接雨水，存在缸里，备烹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菏泽土中含碱，牡丹喜碱性土。我们到菏泽看牡丹，牡丹极好，但是茶没法喝。不论是青茶、绿茶，沏出来一会儿就变成红茶了，颜色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特所后，第一件事便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沏一杯茶。
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一九四八年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工作。馆里有几位看守员，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后，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水氽坐水沏茶。茶喝足了，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室里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
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
龚定庵以为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雕花楼”原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是集恶俗之大成。但碧螺春真是好。不过茶是泡在大碗里的，我觉得这有点煞风景。后来问陆文夫，文夫说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器极粗，亦怪！
在湖南桃源时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我在《湘行二记》中对擂茶有较详细的叙述，为省篇幅，不再抄引。
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有龙井虾仁，想不恶。裘盛戎曾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是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俳人的食物》说俳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惟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樟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弗搭界”。
汪曾祺散文赏析【第六篇】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杰出的散文家，小说家。在读他的散文集《寄意故乡》之前，以前也曾读过他的一些小说和散文，他独树一帜的文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于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是沈从文先生的入室弟子，深得沈先生的真传，他的代表作品小说《受戒》、《大淖记事》等文笔，优美富有地方色彩，那方水土那号人，有点像《边城》，但不少地方有所创新。
读汪曾祺的散文，觉得他的语言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作为一个家学渊源的作家，他继承了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有人说他的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这我并不完全同意。我认为只能够说他的散文是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优秀传统，植根于我们民族精神土壤之中。正如汪曾祺自己说的：“一个当代作家的思想总会跟传统文化、传统思想有些血缘关系。但是作家的思想是一个复合体，不会专宗哪一种传统思想。”所以我认为把汪曾祺的散文称为真正的文人散文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他的语言平淡、质朴、简炼，是一种提纯度很高的语言，绝无文人的“掉书袋”之嫌，相反倒是贴近生活的。
描写铁桥和尚的情人：铁桥有一个情人，年纪轻轻，长得清清雅雅，不俗气。见《铁桥》。
描写三圣庵：三圣庵在大淖西边。这是一片很荒凉的地方，长了一些野树和稀稀拉拉的芦苇，有一条似有若无的小路。
抒写内心胸臆：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见《牙疼》。
可见汪曾祺无论是描写人物，还是描写环境，人物心理，都文笔洗练，惜墨如金，但是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比起西方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他描绘人物工笔刻化服饰，眼睛、眉毛、胡子、面容动辄洋洋数百近千言，看多了给人以昏昏欲睡之感，相比之下，这就是汪曾祺散文的魅力，汪曾祺谈到沈从文教写作，常说“要贴到人物来写”，在写作过程中要随时紧紧贴着人物，用自己的心，自己的全部感情。什么时候自己的感情贴不住人物了，大概人物也就会“走”了，飘了，不具体了。汪曾祺本人散文用语也能做到贴到人物来写，即使文中没有人物，我们难道不能说，作者本人就是文中所说的人物吗，这样，他的写风俗，读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家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娓娓到来，如话家常，创造的是真境界，传达的真感情，真正做到了文章不写一句空。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1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有内在联系的。文学语言不是像砌墙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叠在一起。而是像树一样，长在一起的，枝干之间，汁液流转，一枝动，百枝摇。语言是活的，也是流动的，中国人喜欢用流水比喻行文，这是非常贴切的。
有一位评论家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拆下来没有什么，放在一起就有点味道。语言的美不在每一个字，每一句，而在字与字之间，句与句之间的关系。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说他的字单看一个一个的字，并不觉得怎么美，甚至很不平整，但是字的各部分，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汪曾祺的文学语言也是这样的。
汪曾祺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1篇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
语言后面有文化的积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越高，他所传达的信息就会更多。汪曾祺的文学语言兼具南北神韵，打通古今脉络，才气学识与高超的文字工夫将现代中国文学提高了境界，丰富了现代汉语和文字的表达方法，自有一种超迈古今的旷达和淡泊。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凭着对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视角楔入，写凡人小事，论乡情民俗，于不经心、不刻意中设传神妙笔，成就了当代散文的经典和高峰。
汪曾祺散文赏析【第七篇】
1、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2、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1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3、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5、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6、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7、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8、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9、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10、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1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12、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13、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14、若我在临水照影里，想起你，若我在柳枝新绿前想起你，若我在一切无从说，说不好的美丽里想起你，我在那一切陶醉里，已非自醉，你可曾感受到，遥远的举杯致意。逝去的从容逝去，重温的依然重温，在沧桑的枝叶间，折取一朵明媚，簪进岁月肌里，许它疼痛又甜蜜，许它流去又流回，改头换面千千万，我认取你一如初见。
15、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1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16、一个作家要养成一种习惯，时时观察生活，并把自己的印象用清晰的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写下来也可以。不写下来，就记住(真正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到的印象是不易忘记的)。记忆里保存了这种常用语言固定住的印象多了，写作时就会从笔端流出，不觉吃力。
17、我认为1篇小说是作者和读者共同创作的。作者写了，读者读了，创作过程才算完成。作者不能什么都知道，都写尽了。要留出余地，让读者去捉摸，去思索，去补充。
18、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20、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21、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它们很温暖，我注视他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22、它们开得不茂盛，想起来什么说什么，没有话说时，尽管长着碧叶。你说我在做梦吗?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23、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24、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25、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2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27、“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28、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29、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30、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汪曾祺散文赏析【第八篇】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暗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与陆游广为人知的表达报国雪耻之志的诗歌不同，这首诗给我们看到了一个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情趣，闲适的心情有一种不被尘世所染的脱俗。
汪老喜爱这首诗，不如说是他喜爱这种心境，这种心境是具有生活气息的。“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是汪曾祺用来评价自己的散文的。他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深得自然之馥郁，叙述平淡，含蓄，而节制。
他是个别样的作家，他与当今坐在家里或办公室里眼珠牢牢盯住屏幕、手指在键盘上飞舞、神经几近被络绎不绝的电话摧毁的作家不一样。他的文章、他的书像是被他本人抚摩过千万遍的，字里行间散发出的是木头铅笔的味道，而不是机器的硬冷。我能看到一个健朗的老人用他骨骼突出的手握住铅笔，面带淡定从容的微笑，他细腻动情的笔触时不时地给自己和我们一个小小的惊喜、小小的感动，为了一小盘带着雨珠的洁白的缅桂花，抑或是为了一条从湖心突然一跃而起的大鱼，还是堂倌颇具京腔的一声“收茶钱——”，它们以滋润人心的方式诠释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东方古训。平平淡淡才是真，平淡是一种生活状态、一种境界、一种认识。在极力让我们感受美的同时，我分明听到一个慈祥的声音在对忙着赶路的世人们说：“孩子们，慢点走，你们看这朵海棠的颜色，像是哪个大家闺秀的胭脂水不小心从指尖滑落，浸进了花瓣里。真美。真美。”
汪曾祺散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淡”，淡得相当有味道。他的散文，记的也就是一些昔人旧事，或者名胜古迹什么的，好像信手拈来，娓娓而叙，并且点到即止，留下大量让人回味和思考的空白。那些随手拈来的东西经过作者看似漫不经心的处理后，立即就充满一种雍容大度的雅儒气息，是一种真正意义的聪颖和智慧。这些年文坛玩深沉的东西特别多，满纸文章故弄玄虚或者莫测高深。比较着汪曾祺，你就会发现后者的大家风范，而前者只不过是一群自作聪明者，他们不是“真和尚”。可谓：真僧最言家常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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