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及译文赏析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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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研员工作总结1

一学期以来，我校紧紧遵循教育主管部门的部署，以课改为契机，深入发动全体教师广泛参与，积极参与教科研工作，以教科带动教研，扎扎实实地开展教研活动，引领教师专业成长，现作出以下总结。

一、以教科带动教研，引领教师的专业成长。

本学期，我校紧紧围绕“中小学课堂教学综合能力的提高”和“小学生素质教育发展评价研究”两上课题展开教育科研工作，以这两个课题为切入点，引领教师广泛参与，每位教师有自己的研究专题，写出研究方案，定期**教师理论学习，以理论指导实践、采用案例分析、课题中期小结、教学反思、论文撰写等多种形式开展广泛的研究，让教师从理论上得到充实，从理念上得到更新，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外出培训学习、外出听课、外出研讨，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开拓教师的视野，促进广大教师的专业成长。

二、定期进行集中教研，为教师创设研究平台。

为了把教研工作落到实处，我校每周定期**集中教研活动、分学科、分时间、分地点举行。教研活动形式多样，集中理论学习，了解教研动态；观看优秀教学录相，并进行讨论评析，取人之长，补已之短；开设教学研讨课，集中评课，探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推进教学经验。由于有了这些平台，教师可以展示处人风采，也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有价值的经验得以推广、研究，不完善的地方得以改进，学校教研气氛较浓。本学期我校共开设语文教研课10节，数学教研课10节。促进派了教学研讨的实效性。

三、抓教学常规管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在教学管理中，我们力求向管理要质量。建立教学质量**与评价**。定期检查教师教案及作业批改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进行跟踪检查，期末对教案进行归纳整理，按学科、年级分类，存入学校教案资源库，并评选出优秀教学设计，给予奖励。

规范日常巡课**，定时巡课与不定时巡课相结合，及时了解教师教学前沿动态。建立推门听课的**。校级行政**、教导处不定时下班听课，与执教教师共同切磋存在的问题，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落实年段日常互听课**。要求以年段教研组为单位，教研组长负责督促，每位教师最少听10节本年段教师的常态课，增强互动交流，达到互相取长补短的目的。

四、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推进教研成效。

我们教研形式采取集中于分散相结合。以集中为主，以分散为辅。分散教研是教师利用空课时间、下课时间相互交流，一事一议，一事一论。将功夫用在平时，发现问题及时讨论解决。

五、设教师论坛，促进经验交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为了充分发挥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广大教师参与教研，广泛提高全校教师教研水平，我校为骨干教师创设平台，让优秀青年的先进教育教学成果（教后反思、案例分析、教育感悟）在教师中进行交流，让先进经验得以推广，以点事面，促进共同提高，同时，评选出最佳经验给予奖励，充分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以上是我校一学期以来的教研工作回顾，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发扬长处，改进不足，以教研为先导，继续努力让教育教学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精思子自知。上面就是山草香给大家整理的5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及译文赏析，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相关认知。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2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不是为君主，何以还在泥浆中！下面小编和大家分享初中课外古诗词诵读知识，提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式　微

《诗经·邶风》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译文：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不是为君主，何以还在露水中！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如果不是为君主，何以还在泥浆中！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全诗只有短短二章，都以“式微式微，胡不归”起调：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诗人紧接着便交代了原因：“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意思是说，为了君主的事情，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才不得不终年累月、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然而，《式微》诗上下二章只变换了两处文字，但就在这巧妙的变换中，体现出了作者用词的独具匠心。

在艺术上，这首诗以设问强化语言效果。从全诗看，“式微式微，胡不归”，并不是有疑而问，而是胸中早有定见的故意设问。诗人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夜以继日地在野外干活，有家不能回，苦不堪言，自然要倾吐心中的牢骚不平，但如果是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采用这种虽无疑而故作有疑的设问形式，使诗篇显得婉转而有情致，同时也引人注意，启人以思，所谓不言怨而怨自深矣。正是因为这些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才使《式微》一诗“境界具于词语之外，愈反复看去，愈觉其含义无穷”。

理解记忆

为了君主的事情，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才不得不终年累月、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正如诗中所言：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子　衿

《诗经·郑风》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

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译文：青青的是你的衣领，悠悠的是我的思念。纵然我不曾去会你，难道你不把音信传？青青的是你的佩带，悠悠的是我的情怀。纵然我不曾去找你，难道你不能主动来？来来往往张眼望啊，在这高高的城楼上。一天不见你的面啊，好像有三月那样长！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这首诗写一个女子在城楼上等候她的恋人。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纵然我没有去找你，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全诗五十字不到，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如在眼前。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挑”“达”二字，主要笔墨都用在刻画她的心理活动上，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信、又不见影儿的埋怨，末章“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独白。两段埋怨之辞，以“纵我”与“子宁”对举，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令人生出无限想象，可谓字少而意多。末尾的内心独白，则通过夸张修辞技巧，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从而将其强烈的情绪心理形象地表现了出来，可谓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心理描法，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而上溯其源，此诗已开其先。

理解记忆

1.“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

2.“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两句写焦急地等待：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不见恋人的影子，心里很着急，恨不得马上跑到他的家里去找他。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王　勃

城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游人。

海内存知，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路，儿女共沾巾。

译文：雄伟的长安城由三秦之地拱卫，遥望蜀州，只见风烟迷蒙。和你离别，心中怀着无限情意，因为我们同在宦海中浮沉。只要在世上还有你这个知己，就是远隔天涯也像近在比邻。绝不要在岔路口上分手之时，像恋爱中的男女那样悲伤而泪湿手巾。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首联属“工对”中的“地名对”，极壮阔，极精整。第一句写长安的城垣、宫阙被辽阔的三秦之地所“辅”(护持、拱卫)，气势雄伟，点出送别之地。第二句里的“五津”指岷江的五大渡口，即白华津、万里津、江首津、涉头津、江南津，这里代指蜀州，点出杜少府即将宦游之地；而“风烟”“望”，又把相隔千里的秦、蜀两地连在一起。自长安遥望蜀州，视线为迷蒙的风烟所遮，微露伤别之意，已摄下文“离别”“天涯”之魂。

因首联已对仗工整，为了避免板滞，故次联以散调承之，文情跌宕。“与君离别意”承首联写惜别之感，欲吐还吞。翻译一下，那就是：“跟你离别的意绪啊！……”那意绪怎么样，没有说；立刻改口，来了个转折，用“同是宦游人”一句加以宽解，意思是：我和你同样远离故土，宦游他乡；这次离别，只不过是客中之别，又何必感伤！

三联推开一步，奇峰突起。从构思方面看，很可能受了曹植《赠白马王彪》“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的启发，但高度概括，自铸伟词，便成千古名句。

尾联紧接三联，以劝慰杜少府作结。“在歧路”，点出题面上的那个“送”字。歧路者，岔路也，古人送行，常至大路分岔处分手，所以往往把临别称为“临歧”。作者在临别时劝慰杜少府说：“只要彼此了解，心心相连，那么即使一在天涯，一在海角，远隔千山万水，但情感仍可交流，不就是如比邻一样近吗？可不要在临别之时哭鼻子、抹眼泪，像一般小儿女那样。”

南朝的著名文学家江淹在《别赋》里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别，都不免使人“黯然销魂”。古代的许多送别诗，也大都表现了“黯然销魂”的情感。王勃的这首，却一洗悲酸之态，意境开阔，音调爽朗，独标高格。

容易出现的错别字：阙(厥)　宦(官)　己(已)　歧(岐)

理解记忆

1.这是一首送别诗，既交代送别地点又虚写前途景物的诗句是：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2.在这首诗中，歌颂友谊，千古流传的名句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岳阳城。

欲济无舟，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译文：八月洞庭湖水盛涨，浩渺无边，水天含混迷迷，接连天空。云梦大泽水气蒸腾，洞庭湖的波涛摇撼着岳阳城。想要渡江河却没有船和桨，圣明时代闲居委实羞愧难容。闲坐观看别人辛勤临河垂钓，只能白白羡慕别人得鱼成功。

难点化解，美点追踪：“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三、四句写湖的广阔。“气蒸”句写出湖的丰厚的蓄积，仿佛广大的沼泽地带都受到湖的滋养哺育，才显得那样草木繁茂、郁郁苍苍。而“波撼”两字放在“岳阳城”上，衬托湖的澎湃动荡，也极为有力。人们眼中的这一座湖滨城，好像瑟缩不安地匍匐在它的脚下，变得异常渺小了。这两句被称为描写洞庭湖的名句，但两句仍有区别：上句用宽广的平面衬托湖的浩阔，下句用窄小的立体来反映湖的声势。诗人笔下的洞庭湖不仅广大，而且还充满活力。诗人前四句实景写洞庭湖的雄伟景象，后四句借景抒情，表面上在旁观渔民捕鱼钓鱼，实际上是表现诗人不甘寂寞，希望自己能报效国家，但是出仕又没有人引荐，表现了自己的失望、苦闷、愧疚之情。

容易出现的错别字：涵(含)　撼(憾)　楫(揖、辑)

理解记忆

1.诗中表现诗人渴望援引的诗句是：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2.诗中表现水天一色、浑然一体的景色的诗句是：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3.诗中表现诗人不甘寂寞的诗句是：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4.诗中表明诗人想投身仕途而又无人举荐的诗句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5.诗中形象地描写洞庭湖迷蒙、浩瀚、面积广大、充满活力的诗句是：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3

2、作品原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唐代王勃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4

2、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3、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4、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原文5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1-06

Intellectual Ethos among the Local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Xingliang

（Department of Research， Three Gorges Museum， Chongqing 400015，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Bashu area； seek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loyalty； intellectual ethos

Abstract： The rotation of officials in Bashu area， to a certain extent， affected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cultural policy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ethos of the intellectuals in Song Dynast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intellectuals unwillingness to enter public life “was changed into their activeness in seeking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rough pursuit of studies”。 However， such a move was not synchronized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Sichuan. In addition to the pursuit of government appointments， the sense of loyalty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among the Shu people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Such a trend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reasons behind the general political stability in Bashu area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despite of the political twists and turns at that time.

史载，乾德三年（965）宋太祖赵匡胤在收荆南、湖南地后，又分兵两路伐后蜀，不久后蜀主孟昶降，从此巴蜀之地尽归宋有。虽如此，但由于长期的分裂割据，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巴蜀地区在文化上仍承接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地域文化格局，显现出封闭的区域性特征，无法与中原文化相互融通。因此，从宋初开始，统治者就特别注意对巴蜀之地的统治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选用大量文官治蜀。

从客观历史进程来看，文官治蜀的确对稳定巴蜀地区的政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对北宋时期蜀地士风的形成也有所助益。正如时人所言：“惟蜀之门，作固作镇，世浊则逆，道清斯顺。”〔1〕下面笔者就由北宋任职蜀地官僚群体切入，对当时的巴蜀士风等相关问题予以讨论①。

一、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构成

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人数众多，在现存宋代各类史籍及方志中有名有姓者就约有数千人之多。据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②（以下简称《易替考》）一书考证，仅大郡守臣就有271人。

为了初步了解任职蜀地官员的整体情况，从中发现某些共性，本文以《易替考》所收人物为基础，查阅相关史籍，辨明官员籍贯、出身、任职时间等要素后发现，北宋时期任职蜀地官员更替最为频繁的是益州（成都府），有87人，以下依次是梓州、潼川府（治今四川省三台县）55人，泸州、江安州（治今四川省泸州市）28人，遂州、遂宁府（治今四川省遂宁市）23人，兴元府（治今陕西省汉中市）20人，利州（治今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17人，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17人，嘉州、嘉定府（治今四川省乐山市）17人，兴州（治今陕西省略阳县）13人，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12人。从任职蜀地官员的籍贯来看，除了籍贯暂无法查证的78人之外，剩余193人之中，蜀籍官员仅有24人，外地官员则为169人，几乎占到籍贯明确官员的87%。且蜀籍官员大多集中于北宋后期，也就是神、哲、徽三朝。在此期间，将近有18位蜀籍官员返蜀为官。

从官员出身情况来看，可以很明显看出，除去记载不详的张秉、郑牧二人之外，宋太祖时期任职蜀地官员中仅刘熙古一人在后唐时以三传赐第，其他人基本上因军功或恩荫入仕。而自太宗至道以后，科举出身者明显增多，这或许与太宗即位以后，大力扩大科举录取员额，以及以文臣任知州的统治政策有关。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如发生民变、灾荒、民族纠葛等，任职蜀地官员又会以武将为主。

而从任职期限来看，官员在蜀地的任职时间一般约为一年半左右，极少有长期主政同一州郡的例子。总之，以上所描述的是北宋任职蜀地官员的主体概况，虽不能完整还原北宋政府对蜀地政策的全部，但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出北宋政府统治政策的调整以及巴蜀文教活动的诸种变化关系。下面我们就结合《易替考》所列人物以及蜀地重大历史事实，对官员与文教活动加以分析。

二、任职蜀地官员与蜀地文教

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就以其险峻封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给自足的经济条件号为“天府”。因易守难攻，五代以来，巴蜀地区曾两度割据，分别由王建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建立了前蜀，孟知祥于后唐应顺元年（934）建立了后蜀。赵匡胤平后蜀后，自然不希望巴蜀地区再产生新的分裂，因此一方面采取强兵压制的手段，迫使百姓臣服。另一方面又采取了强制移民的举措，将大量迁入巴蜀的士民移居出蜀，并特别规定，蜀中凡有赀财者也不得居于蜀地。史载，蜀平，“蜀之富人，皆召至京师，量其材为三等，其上官之，次省员，下押纲。人安其居，不愿东，以疾归，后复遣，如是数四，不使家居也”〔2〕。

可以说，宋太祖为了防范蜀人，“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3〕。但是客观的说，以上措施并没有收到特别理想的效果。太祖时期，巴蜀地区就因武将贪横而引发了数次民变。尤其是太宗淳化四年（993）二月至至道二年（996）五月蜀地爆发的持续时间长达三年多的王小波、李顺之乱，对蜀中军事打击严重。这些活动最后虽均因政府强力平乱而告终，但对以后宋廷调整治蜀政策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如上文统计数据所反映的那样，自太宗以后，随着国家人才储备的逐渐成熟，宋廷对巴蜀地域的统治策略也由一味的打压逐渐向宽松、放任过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陆续选用了一些文臣出任知州。此后，巴蜀地区基本步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蜀地文教亦逐渐开始兴起。宋人范镇在《送彭学士序》中即言：“（大中）祥符四年，宋兴五十有二载矣，是邦人新去兵革之苦，始渐声教之学”〔4〕。需要注意的是，太宗以后选用文臣出任知州对蜀地文教发展的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前期文臣赴蜀更多的只是因武将贪残、频酿事端而临时采取的补救措施，故其首要使命亦多以维稳为主，所用之人亦以临事干练、能行武事者居多。例如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任进士许骧知益州，即是出于“蜀民浮窳易摇，宜择忠厚者抚之，为备豫”之目的〔5〕。又如开宝进士张雍淳化间知梓州时，正逢王小波、李顺之乱。张雍训练士卒，募强勇守城，补充给养，并于开战之日亲自率步骑五百临东门与敌斗，城虽被王小波等围八十余日，但最终未被攻破。又如太宗太平兴国中，知成都府的辛仲甫，史书言其：机敏果断，颇有城府，且相貌堂堂，精于弓马，曾被太祖大为称赞。在蜀日，不但奏免岁输铜钱，罢榷酤，尚宽简之政，而且曾亲自率军讨平彭州（治今四川省彭州市）盗贼，诱令自缚诣吏者凡百余人。

以文臣治蜀且真正兴蜀地文教者，或许当从张算起。太宗淳化五年（994），王继恩破李顺大军、重新夺取成都后，因与张同年的参知政事苏易简之举荐，宋太宗遣张知益州事。张至蜀，恩威并施，史载“蜀民畏而爱之”〔5〕。为了有效树立统治根基，张访察到有学行而为乡里所服者张及、李畋、张逵等，敦勉其就科举，结果三人悉登科，历美官，“于是两川学者知劝，文风日振，由公之诱掖也”〔6〕。《渑水燕谈录》称李畋以著述为志，不乐仕进，隐居永康军（治今四川省都江堰市）白沙山，从学者甚众，当为张入蜀以前之情况。

张首次治益至咸平元年（998）。王均之乱（咸平三年，1000）后，真宗以张之前在蜀治行优异，再命知益州（咸平六年至景德三年，1003～1006），“蜀郡复大治”。真宗遣人传谕张曰：“得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蜀人苏洵称其在蜀之政曰：“爱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见也。”〔7〕并有时人作诗赞誉：“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也须多谢鬓边疮。”〔8〕

可见，张在蜀兴文教之策，是卓然有效的，并最终获得了皇帝的认可。而这种认可，恰又为政策的延续带来了契机。如任中正治蜀时，言者多以为不可，真宗就此事询问王旦，王旦就说：“非中正不能守之规。他人往，妄有变更矣”〔5〕。而后来的史实也表明，从任中正时起，张发起的兴文教举措的确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史载，任中正“在郡五载，遵条教，蜀人便之”〔5〕。在此期间，他请成都名士任d讲学于成都府学──文翁石室。《茅亭客话》即言，任d“大集生徒，讲说六经，以绍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9〕。

又如，大中祥符进士蒋堂在益州日，“节游宴，减厨傅，专尚宽纵，颇变（杨）日严之政”，同时，“广其舍为学宫，选属官以教诸生，士人翕然称之”〔5〕。在蜀期间，蒋堂与成都人吕陶多有往来，因欣赏其文辞，曾“亲程其文，尝得陶论，集诸生诵之。”并对诸生称其论曰：“此贾谊之文也”〔5〕。时吕陶只有十三岁，一坐听之皆惊。在蒋堂的扶持下，后来吕陶终于皇v五年（1053）中进士第，熙宁间又登制科，并于元符三年（1100）返蜀，知梓州。蒋堂之后，文彦博于庆历四年至七年（1044～1047）继知益州。史载，其为引领蜀地学风，礼待名士张愈，并为其置青城山白云溪杜光庭故居以处之。而另一名士文同尚未中第，文彦博亦颇称赏，曾以文同之文示府学诸生，得众人称慕。

与上述任职蜀地官员相似，凌策大中祥符六年至九年（1013～1016）知益州时提携眉山孙\、任d。仁宗天圣时，守蜀的薛奎奖拔范C、范镇兄弟。仁宗庆历时，知益州的田况对成都名士代渊“厚问以礼，尽取其书奏之。天子异焉，即家庐拜祠部员外郎”〔10〕。代渊本天圣二年（1024）进士，以禄不及亲，去官还乡，以教子弟研究学问为业。田况礼待代渊并向朝廷推荐，正反映了他对人才的尊重。

当然，纵观北宋一朝，奖掖蜀士成效最为明显的或许就是张方平了。至和至嘉v间，张方平知益州，“念蜀异日常有高贤奇士，今独乏耶”〔11〕，遂与眉山苏洵交，并对其大为称赏。他劝苏洵远游京师，并亲自写信将其推荐给翰林学士欧阳修。苏洵听其劝告，携二子苏轼、苏辙至开封，欧阳修献其书于朝，最终成就了三苏父子之大名。姚孳知夔州时，大力“兴学校，劝农桑”，史称其“有循吏风”〔12〕。赵\入蜀，“蜀地远民弱，吏肆为不法，州郡公相馈饷。\以身帅之，蜀风为变”〔5〕。他们对巴蜀文教的引领作用是很明显的。

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随着蜀地文士数量的渐趋增多，他们中一些人亦通过科举博得了功名。而伴随着统治的渐趋稳固，约从仁宗中期以后，宋廷亦将这些人派赴蜀地为官。如嘉v六年（1061）知遂州的程浚本为眉州（治今四川省眉山市）人，治平三年（1066）知兴元府的杨绘是汉州绵竹（治今四川省绵竹市）人，熙宁初知遂州的王梦易是荣州（治今四川省荣县）人，熙宁五年（1072）知梓州的李大临是成都华阳人，知兴元府的文同则是梓州人，熙宁十年（1077）知泸州的任呈敲贾萑耍此后蜀人中诸如程之元、张公裕、李曼、郭子皋、宇文昌龄、李陶、程堂、吕陶、孙渐、何栗、宇文常、郭伦、张上行等都曾返蜀为官。这些人因熟悉蜀地风貌，对推动巴蜀地区文教的发展更是不遗余力。

当然这里也需要补充一点，此时蜀人返蜀者虽有增多，但并不意味着宋廷对蜀人返蜀全然放心，当时很多士大夫心中始终对蜀士存有疑虑，也经常有论奏蜀人之语。如元v时期（1086～1094），监察御史董敦逸就曾上疏言蜀人太盛及差遣不公，乞罢蜀人。对此，时任门下侍郎的蜀人苏辙虽官位显赫，但也只能上疏自陈，试图以蜀地士人有东、西川之别，非尽如人言为由，为自己辩解。即便如此，这些登科的蜀士群体还是与入蜀官员一道，对巴蜀地区的文教建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三、任职蜀地官员影响下的巴蜀士风

（一）向学求仕之风

正如前文所言，北宋初期，因巴蜀地区民变迭出，故宋廷对其统治的重点在于防止该地区再度发生分裂，自然也就无暇顾及文教之事。在此时期，巴蜀地区士人数量很少，文学活动中亦保存了很明显的五代后蜀（）遗风，参加科举者更是寥寥。

约自宋太宗朝以后，在任职蜀地官员的极力倡导下，该地区文化活动日趋频繁，士人应科举者日增，特别是眉州三苏父子等，更最终成长为一代文坛楷模。因此，北宋一朝巴蜀士风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士人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的转变。从文化角度看，则是士人文化由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文化逐渐开始吸收各种不同思想而变得日益丰厚起来。对于以上观点，学界早有宏论，邹重华曾作专文《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③进行了详细讨论。伍联群《北宋文人入蜀诗研究》〔13〕一书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张翠方的硕士学位论文《北宋蜀士群体的仕宦问题》〔14〕亦有相关表述。本文对此观点较为赞同，而前文所统计入蜀蜀籍官员的数量变化，也能很好地佐证几位先生的论述。在此还想补充的是，这种向学求仕风气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即蜀地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良好基础，以及蜀文化自身带有的一种包容、博大的精神取向。

自晚唐以来，中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蜀地虽然亦受波及，但由于其地理位置特殊，内部大体还算平稳。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吸引了大量文人、学者入蜀避难。《宋史》即言：巴蜀故地“土植宜柘，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焉，动至连月。好音乐，少愁苦，尚奢靡，性轻扬，喜虚称”〔5〕，一派安逸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得以很好的融通，西蜀与江南甚至成为了当时全国的两大文化中心。据《益州名画录》记载：

蜀因二帝驻跸，昭宗迁幸，自京入蜀者，将到图书名画，散落人间，固亦多矣。杜天师在蜀集道经三千卷，儒书八千卷。（赵）德玄将到梁、隋及唐百本画，或自模榻，或是粉本，或是墨迹，无非秘府散逸者，本相传在蜀，信后学之幸也。〔15〕

可见，从唐后期至于五代，中原的大部分典籍在蜀中得以保存，传统蜀文化中多融入了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因子，而这正是北宋以后入蜀官员所推行的文教政策能够顺利进行的保障，也使得蜀文化愈来愈包容与博大。有学者指出，巴蜀文化“从根本上说是本土文化不断容纳和吸收外来文化，从而逐步构成一种很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也可以说其“是多元文化的融合”④。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蜀地士人能够很快由“不乐仕进”向“向学求仕”转变的根本性因素，它是巴蜀文化在承平之世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从统计所得官员分布情况来看，完全由科举出身的守蜀官员并非分布于全川，而主要集中于益州（成都府）、梓州等地，几乎占到任职官员总数的91%。而出于政治的考虑，金州（治今陕西省安康市）、夔州（治今重庆市奉节县）等边缘地区委派的官员仍然主要以强势武将或恩荫入仕的达官贵族子弟为主，明确为科举出身的官员人数几乎不到这一地区任职官员总数的一半。

同时，就官员更替速度来看，益州、梓州两地官员的更替速度也远远高于其它州郡。当然，这其中也许不乏失载的成分，但恰好可以看作是其它地区文教不兴的有力佐证。如泸州，英宗治平时，因武人出身的知州周永懿以赃虐败，宋廷才采纳大臣意见，“选文臣知州，而武臣监路分兵”〔16〕。有统计结果显示，《宋史》为蜀人立传者达158人，《四库全书》中所存宋代蜀人文集也有30余家，而这其中所涉人物大多集中于益州周边。又如，史书言蜀地风气时，称成都府“民性循柔，其俗好文，学者比齐鲁”〔17〕。眉州“士大夫贵经术，重氏族”，“其民以诗书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夜燃灯诵读声琅琅相闻矣”〔18〕。而言及夔、峡等州，则谓“楚之俗，剽悍巧猾”，“不好文学”，但“其信巫鬼，重淫祀，与蜀同风”〔19〕。更遥远山区甚至“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19〕。因此，就以上材料来看，巴蜀士人的成长实际并非是一种全局，向学求仕带有一种明显的区域性特征。

蒙文通先生在《巴蜀文化的问题》中谈及“巴蜀文化的特征”时指出：“词赋、黄老和卜筮、历数，这才是巴蜀古文化的特点”。又说：“自西汉末年直到晋代，师承不绝，都是以黄老灾异见长，共有三十余人，这在两汉最为突出”〔20〕。严耕望先生概括唐五代以来蜀地风俗时说：“宗教气氛之浓厚……官民乘时遨游，已见蜀民荡于逸乐。”〔21〕北宋时的巴蜀士风也是如此。如北宋以后学者就多以“驳杂”来形容三苏蜀学的学风特点，朱熹言：“早拾苏、张之余绪，晚醉佛老之糟粕”〔22〕。清人所编《宋元学案》亦言：“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23〕史学大师钱穆更是说三苏蜀学为“会合着老庄、佛学和战国策士乃及贾谊、陆贽，长于就事论事，而卒无所指归。”〔24〕蜀地的很多学者，不论是否被划入了蜀学流派，均有此类思想取向。如恭州士人张廷臣“平生慎言语，谨细故，信佛法”〔25〕，又如岷山处士龙昌期，本蜀人，平居惟治《易》。仁宗时期的绵竹人杨绘，曾中皇v五年（1053）进士第二人，有《群经素蕴》三十卷，“尤长于《易》、《春秋》，居无为山著书，号‘无为子’。以其学背时好，名所居曰：‘自信堂’”〔16〕。总之，在当时的蜀地士人中，学术上释道杂糅、思想上诸家并重已经非常普遍。这似乎也就是为什么北宋以后蜀地文化虽依然繁盛，但始终未能发展成为如福建地区一样的理学中心的一个原因吧。

（二）忠义之风

在向学求仕风气之外，随着对宋廷认同感的增强，蜀人忠义风尚也日益浓厚，而这也是这一时期巴蜀士风中不容忽略的一个特点。随着科举及第人数的逐渐增多，巴蜀士人逐渐走向全国，而巴蜀地区终于北宋，“大抵沃野所在，二百年不见兵火。居民屋室如法，有承平气象”〔26〕。随着外地科举出身官员大量入蜀，特别是巴蜀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的日渐趋同，以及巴蜀在经济上与全国其它各路的往来逐渐增多，巴蜀士人自然形成了一种对宋廷的认同心理。而这种无意间培育出的士人群体意识，恰恰为北宋末期宋金纷争中得以辗转苟安的新生的小朝廷在西南边地拉起了一道防线。

北宋末，巴蜀地区一度成了抗金的前线，政府的残余军队大量移驻川峡四路。正如前文所言，该地区许多州郡均由蜀人执掌，在此危难时刻，宋廷所授予川峡军政统帅、制置使和宣抚制置使的财赋、行政、军事等权力都明显大于任何其他路份的官员，甚至“大于北宋时授予河东、陕西、河北的转运使、安抚使的权力”〔27〕。在此期间，蜀籍士人多忠心于宋廷，很少有如前代那样乘乱而起事者。例如靖康间知夔州的张上行，本汉州德阳人（治今四川省德阳市），登元丰第，时有石泉夷人乘北宋灭亡之机犯边，张上行接蜀帅孙羲叟之命，亲自“调军驰部兵至境急击，大破之，夷人自是服蜀”〔28〕。又如宣和中，成都双流人（治今四川省双流县）宇文常为官蜀地，“以遵用元丰成法，省费不赀”，遂被加职迁官。后知黎州（治今四川省汉源县），时有朝士附和开边之议，亦欲在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与夷人互市。徽宗以宇文常熟悉蜀情，诏请奏闻，宇文常分析时局后认为：“太祖观蜀地图，画大渡为境，历百五十年无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邑，边隙开，非中国之福也”〔29〕，不同意轻开边事。后又于乱世守夔州，尽革前代弊政，组织武装，防止边患，有效地保护了宋末蜀东南地区的领土安全。

正是因为蜀地形成了这种忠义士风，所以南宋节制巴蜀地区的大将吴曦叛乱时所获得的支持非常有限，因而被宋廷迅速击溃，其造成的影响也完全不能与北宋初期全师雄、王小波等一呼百应的风潮相提并论。当然不容否认，这一事件固然还有其它原因，但是士人社会的不支持，且没能形成一定的权力基础，当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四、余论

总的来说，从文献记载及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对北宋时期的巴蜀士人及士风有如下认识：

第一，形成巴蜀士人群体的主要途径，即是经过正规的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当然也有民众通过最初的献策、充当幕府之任等得以晋升，但这些方式毕竟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第二，正因为巴蜀士人经过文化的途径逐渐使自己走出了地域的圈子，因此，至晚在北宋后期，巴蜀地区文化形成了与中原文化逐渐同步的发展轨迹。且蜀士间已经开始形成一个相互汲引的庞大关系网络，同荣共辱，这一现象至南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南宋前期的蜀人赵雄为相，“故蜀中名士多汲引在朝，及赵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皆有去志”〔30〕。可以说，以上种种做法早已与当时中原地区士人无异。

第三，虽然巴蜀士人走出了巴山蜀水，文化渐趋开放，但地域文化的发展并不能做到完全同步，外来官僚群体对巴蜀文教的影响力只是集中于益州、眉州、梓州等文化程度本身较好的地区，而其它边缘州郡在文化上则相对较为落后，入仕风气始终不太浓厚，科举及第的士人数量极少。同时，该地文化越是落后，宋廷对该地区文教风气的培育关注越少。终北宋一代，这些地区始终少有科举出身官僚被派任，这似乎陷入了一种循环的怪圈。因此，可以说巴蜀文化的崛起本身存在着一种地域内部的偏向性特征。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宋廷对蜀地士风的培育还是起到了稳定地域政治与繁荣文化的作用，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①

“巴蜀地域文化”作为一个学术命题，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正式提出。而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时间段，学界对这一文化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史领域，涉及考古学、古文字以及民族学等多个方面。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巴蜀文化在整个古代历史上的显著的继承性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色，研究的视角开始下移，因而产生了所谓广义的巴蜀地域文化的概念，即指贯穿古今的地域文化现象。

②见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巴蜀书社2001年版。其中的宦蜀官员情况详表，笔者已另文刊出，此处限于篇幅，不作转录。详见《北宋士风若干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③见邹重华《从不乐仕进到向学求仕――文人治蜀与北宋前期四川士风的转变》，载2010年《中国十至十三世纪历史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会议论文集》304-316页。

④吴洪成先生认为，早期的巴蜀文化就折射出楚文化、中原文化、蜀文化的影响因素，这是巴蜀文化较为明显的特征。详见吴洪成《巴蜀文化述略》，刊于《重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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