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鲁迅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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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鲁迅1

关键词： 鲁迅 《狂人日记》 外来影响 创新

鲁迅先生是奉行拿来主义的，只要能有所裨益，即可为其所用，所以无论文化还是文学，他都不讳言借鉴。他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写的《序》里曾说：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出现了，算是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

在这里，鲁迅明确表示，他的《狂人日记》受了果戈理和尼采的影响。果戈理一八三五年著《狂人日记》,描写了九等文官波普希金因追求司长的女儿不得而患精神病，以为自己是西班牙皇帝，被关进疯人院残酷迫害的故事。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沙皇时代受压迫的小官吏，作品描写他在残酷的社会等级竞争中败下阵来，由于他也是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对社会现实也不满，对上层统治者也予以抨击。他骂政治家是狗，说“狗能用政治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认为这些大人先生虽外表绅士，内心世界却很肮脏，“我很想就近观察这些先生的生活，这一切矫揉造作的举止和装模作样的人，他们在自己圈里干些什么……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他对统治者的贪婪极其不满，愤怒地说：“世上一切好东西全让将军们占去了。”不过，这位狂人却没有想过否定这个制度，他的不满只限于人，而不涉及社会机体本身。科长骂他竟敢追求司长的女儿，于是他梦想自己能当上上校，到那时，科长给他拿皮包都不够资格。恋爱失败，他又哀叹自己为什么不是伯爵或将军；最后，竟以为自己是西班牙皇帝。他认识不到这个制度的反动性，一心一意往上爬，幻想有朝一日能成为这个制度的既得利益者。

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标题到艺术形式都体现了对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借鉴，两篇作品均采用日记体、第一人称，都有符合狂人病态心理的剖写。小说结尾之处也很明显，果戈理的狂人再也无法忍受疯人院的折磨，幻想有一辆马车把他带回故乡，思念中仿佛家乡就在眼前：“那边又现出俄国的小木屋。远处发蓝色的是不是我的家？坐在床前的是不是我的老娘？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把可怜的孤儿搂在你的怀里吧！这世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鲁迅的小说结尾相对简单：“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虽然主题不同，但救孩子的呼声是一致的。

但鲁迅的《狂人日记》对社会的批判深度显然超过了果戈理。就主题思想而言，表现了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否定的启蒙主义思想。作者借狂人之口揭露旧制度的吃人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这两个字是‘吃人’!……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果戈理的作品也反映了统治者“吃人”的本质，如狂人所言：“世上一切好东西全让将军们占去了。”但鲁迅除了认识到统治者是吃人者外，还认识到被统治者也是吃人者。小说中的赵贵翁、大哥等人物形象代表着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几千年来，他们凭借着掌控在自己手中的政权、族权，残酷压迫被统治阶级，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吃人者。与此同时，统治者还利用一切手段向被统治成员灌输纲常礼数，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伦理道德，使每一个社会成员从意识深处自觉认同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心甘情愿地成为“顺民”。几千年来，他们已习惯处于“黑屋子”,从不知晓还应当有光明，《祝福》中祥林嫂是最经典的代表。他们从不怀疑现有秩序的合理性，被“人吃”而视为当然，甚至有些时候也同统治者一道吃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是被吃者，同时也都是青面獠牙的吃人者。狂人自己也“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甚至小孩子也是吃人者。所以狂人说：“难见真的人！”既然连最下层的社会成员都成了吃人者，说明这个社会制度是反动的制度，应当被铲除，“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应当被一个消灭了人吃人现象的新社会所取代。这是鲁迅比果戈理深刻的地方。

另外，鲁迅在揭露的同时，还着眼于疗救，果戈理在这一点上则相对较弱，当然，这也是由中国近现代历史决定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将中国“天朝大国”的迷梦击得粉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落后之原因。一开始，以为“器不如人”,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以“中体西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随之展开，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建起了兵工厂，编练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但是，1894年甲午海战的惨败却使人们不得不检讨“中体西用”的有效性。日本国小民微，海军实力也不及大清的北洋水师，为何却能取胜，显然原因不在“器”,而在“道”,在于政治体制。1898年“百日维新”开始尝试在政治制度上打开缺口，但由于顽固派的镇压而告失败。1911年的辛亥革命总算推翻了满清王朝，但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再次中断了中国人的强国之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中国始终未能找到它的出路，最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国家的问题，更深层次地存在于思想与文化，只有彻底革新中国的文化，改进国人的思想，中国才有未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开展思想启蒙，正是这一反思的结果。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是这一运动的产物和组成部分，其目的也在于为中华民族寻找未来。

对鲁迅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还有尼采。鲁迅曾翻译过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的序言，他对尼采很欣赏。查拉图士特拉是波斯拜火教教主，尼采借这位教主之口表达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表达方式也是将狂人视为传声筒，借他之口表达自己对黑暗旧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抨击。《狂人日记》虽是叙事体，但很多片断、语句简短、精炼，类似箴言，如第三节开头：“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第四节结尾：“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尤其是第六节第二句：“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其原型就是尼采的这一句话：“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

尼采的思想脱胎于叔本华，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意志的世界，意志包括生命冲动和欲求，人和世界的存在就是不断追求欲求得到满足的过程，而欲求是无止境的，原有的较低层次的欲求得到满足后新的欲求随之产生，人又不得不开始新的征程，就这样，人始终匍匐于欲求的脚下，努力驱使自己去满足它永远不能满足的要求。由此出发，叔本华走向了悲观主义。尼采同叔本华一样，认为世界是意志的，不过，他所强调的意志，主要是强者即“超人”的意志。在他看来，一切潜在或现实的存在都是由竞争中的强者创造和决定的，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则认为只有英雄人物才是历史的推动者，普通的劳动大众只是“愚氓”。同时，尼采还由此出发，全面否定人类过去的历史，他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说，人类的存在一致受制于“永久循环的因果律”,而在这无尽的循环之中的尽是“渺小”,现在的人类只是再次循环的“尘土”、“一种霉烂的过去”,他借查拉图士特拉之口预言，将有巨物在未来生成，它就是超人。

毫无疑问，《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身上有几分“超人”的色彩，他相对于普通的群众，犹如鹤立鸡群，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不合理，并企图做一些改良的工作，而众多的群众却对“吃人”的习惯安之若素，从不进行反思。鲁迅对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否定性评价同尼采对人类传统的蔑视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鲁迅和尼采的不同之处更加明显。鲁迅的“狂人”在否定旧传统上虽然与尼采有相同之处，但他对人并未彻底失望，而是试图“劝转”,使人改恶从善，悔过从新，“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但是“吃人者”不会听他的，尤其是大哥一伙，更不会放弃专吃他人的特权。为什么不能“吃人”,因为它不人道，不符合人性的本质和发展，“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对民族国家而言也大大有害，“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这里暗含着如果中国不改良，最终会被已改良的国家消灭的意思。“劝转”思想本质上是改良主义，反映了鲁迅早年的思想特点，虽然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但对人和国家的同情、对人和国家的自新的渴求是应当肯定的。

在对传统的否定上，鲁迅与尼采的落足点也不一样。尼采认为，过去的人类太渺小，太愚妄，因而不能称作“人”,只是人的“碎片和断残的肢体和可怕的偶然品”,只是“在棍子上摇摆”的“一张猜嫉的小脸和一种肿胀的灵魂”。这是一种全盘否定，这样的人类毫无自新的可能，而鲁迅只是对被扭曲的人性予以抨击，对人本身并没彻底绝望。尼采在否定人类的过去时，也给人类指出了未来，并提出了具体的施行措施，这就是所谓的“救赎”思想，“救赎”思想是在“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原则下产生的。与传统的“爱他人”相反，尼采提倡“自爱”,并将“自爱”看作是人类飞腾与超越的必要条件，甚至露骨地宣扬：作恶就是行善，只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便是杀人抢劫，也是正当的。尼采的救赎观也影响了《狂人日记》,尼采认为，在超人出现之前，必须实行对人类的“救赎”,救赎人的方法是创造，即养成一种超人意志，具体说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反对善、自爱和分离。他认为所谓的善，即意味着屈从他人的权威，而放弃自己的想法，是与“真”相背离的，这种善是伪善。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它不能提供真；从社会政治角度讲，它扼杀了竞争，消泯了生命冲动和权力意志，不利于超人的生成和社会的进步，因此要坚决摒弃。尼采提倡“恶”甚至极端到主张“杀人”。他认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社会的前提条件，“不应当偷盗与杀人”的旧教条意味着保存旧生命和弱小者，意味着退化。所谓“自爱”系指创造者的“自爱”,是与爱他人、爱邻人相对应的原则，是爱飞腾、爱超越。“自爱”者必须时时检省自己，不断净化自己的“自爱性”灵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飞腾与超越，并孕育自己的“孩子”,即未来的新人类。要做到反对善、自爱就需自觉与“邻人”分离，与传统分离。可以看出，鲁迅的“救救孩子”的呼声同样是一种“救赎”,几千年来的所谓仁义道德训练出“吃人”的国民性，甚至小孩也沾染了这种恶习。小孩是中国的未来，是明天的新人类，因而必须得到“救赎”,得到净化。在鲁迅看来，要救孩子，首先要救父母。他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生命何以必须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着路须有一种内在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在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为了未来的新人类，前辈必须承担相当的责任，否则就无法产生后来居上的新生命。“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制上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子女便当然健康。”不过，尼采的“救赎”是对传统的彻底反动，鲁迅的“救赎”则含有温和的改良主义色彩。尼采的救赎是砸烂旧世界，鲁迅则抱着救国救种的目的。

鲁迅与尼采最根本性的区别在于提倡人道主义，尼采则宣扬个人主义。所谓人道主义，系指用普通的超阶级的人的善良之性的观点来评价人和事件，从本质上讲，它是资产阶级的观点。鲁迅曾对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剧《一个青年的梦》所宣扬的以人类相爱的人道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极为欣赏，赞赏它“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并把它译介在《新青年》杂志上。在《狂人日记》之中，人道主义观十分明显，在这篇作品中，鲁迅以愤怒的笔触，揭露了从社会到家庭的“吃人”现象，认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吃人者”,“吃人者”中既有“赵贵翁”、“七八个人”、“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古久先生”、“娘老子”,又有“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衙门占了他妻子的”、“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既有“那个女人”、“狼子村佃户”,又有那庸医“老头子”、“大哥”及“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等，“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其中狂人自己也难免无意之中吃了自己妹妹的肉，这反映了作者对长期以来非人性的意识和文化对人性的摧残的痛恨，强烈呼吁抛弃兽道，还归人道。鲁迅对人道的呼吁，对反人道的揭露与批判，贯穿于他一系列小说的创作之中，单四嫂极度痛苦时没有任何人同情，更有甚者趁机调戏她；夏瑜被杀，无人哀求，他们眼里，只有人血馒头；祥林嫂的周围，从鲁四老爷到庙祝、柳妈都随时用礼数习俗监督着祥林嫂这最不幸的人，他们没有想过如何帮助她渡过眼前的难关，或给予一定心灵的慰藉与同情。这是什么样的世道人心。当然，鲁迅之于人道主义，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主要吸收其合理内核，如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解放、平等、反神权、反封建等，而对人道主义中的调和矛盾及超阶级的幻想则持否定态度。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引起轰动，其中娜拉出走曾被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称赞为妇女解放的榜样，但鲁迅却未盲目附和，而是提出妇女解放必须同“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这表明，鲁迅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人道主义。五四运动以后，鲁迅不断深入思考和修正人道主义观，强化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基础之上的，逐步认识到“火与剑”的重要，宣扬“痛打落水狗”的主张，这表明，他后来已经远离了人道主义。

参考文献：

[1]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鲁迅。鲁迅书信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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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日记鲁迅范文2

近十年来，竹内好的思想借助孙歌的研究介绍，在中国大陆学界发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竹内好的许多重要问题（如他的近代论批判、主体论）是通过他对鲁迅和中国革命的理解提出并接近答案的，他关于鲁迅的构图，因此成为其思想建构的核心之一。

但是，竹内好笔下的鲁迅乃至中国，只是他为了建构其理想的日本现代主体——尤其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主体——而倾注其主观价值、追求解放的对象，他的鲁迅及中国形象只是用来映照他所理解的日本问题的一面镜子，是十足“竹内主义”的“机能化”视象。它虽不同于明治以来日本近代主体建构中对中国元素的刻意“排异”，但对鲁迅及中国的理解和利用毕竟不是客观的。也就是说，竹内好的鲁迅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远离鲁迅的历史性存在为特征，以放弃对鲁迅的“实体性”理解为代价的。不少中国研究者似乎不明白这点，对此缺乏足够的警惕，存在把它当作历史的客观认识的危险性。

像鲁迅的文学如何发生，或者说鲁迅文学的“原点”问题，就是一个例子。

在《鲁迅·思想的形成》一章，竹内好把鲁迅文学自觉的产生定在了他在北京蛰居的“绍兴会馆”时期——用竹内的话说是“鲁迅的骨骼”形成在他发表《狂人日记》之前居住在北京的所谓“蛰伏期”。这时鲁迅还没开始文学生活，而埋头于一间闹鬼的房子中“抄古碑”，“呐喊”还没成为“呐喊”，只让人感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竹内好问道：

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称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

读他的文章，肯定会碰到影子般的东西。这影子总是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光在那里产生，也消失在那里，因此也就有那么一点黑暗通过这产生与消失暗示着它的存在。倘若漫不经心，一读而过，注意不到也就罢了，然而一旦发现，就会难以忘怀。就像骷髅舞动在华丽的舞场，到了最后骷髅会比其他一切更被认作是实体。鲁迅就背负这样一个影子，度过了他的一生。我把他叫做赎罪的文学就是这个意思。而他获得罪的自觉的时机，似乎也只能认为是在这个在他的生平传记里的不明了的时期。①

基于这一认识，竹内好对鲁迅《呐喊·自序》中关于产生“《呐喊》的来由”——鲁迅自己对其文学如何发生的自述—提出了质疑，其论点是：

1、由于《自序》是对事实进行追忆的文字，不是“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在处理事实”（50页），因而其中必定存在着“虚构的成分”。如《狂人日记》产生于“金心异的来访”的说法。

2、鲁迅关于仙台医专留学时“弃医从文”的故事也不足信，“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理由是：

3、对于“同一件事”，《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中的处理“多少有些差异”——可能“幻灯事件”之前发生的日本同学的“找茬”事件，对其形成文学的“回心之轴”更重要：“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怜悯同胞，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他的孤独的一座里程碑。如果说幻灯事件和他的立志从文有关，那么也的确是并非无关的，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的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

（)4、“在本质上，我并不把鲁迅的文学看作功利主义，看作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鲁迅是诚实的生活者，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他并不以此来支撑他的文学，倒是把这些都拔净了以后，才有他的文学。鲁迅的文学，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

竹内好对鲁迅文学属性的上述理解，以重构鲁迅自述的“仙台经验”为中心，试图在根本上颠覆鲁迅的自述，但它又与鲁迅创作中——尤其是如《野草》《彷徨》等作品体现的某些精神深刻相连，与鲁迅文学最深处——涉及自我的部分——有着强烈的共鸣。这就造成了复杂性。我想从鲁迅涉及“仙台经验”的文本《呐喊·自序》《藤野先生》入手，联系鲁迅留日时期思想形成的流程，揭示其文学发生的多原点特征；通过理解其个人遭遇和民族历史“经验的同构性”，弄清鲁迅文学的政治性的由来；通过梳理其以《域外小说集》和《怀旧》为中心的翻译和创作活动，理解《狂人日记》之前文学骨骼的形成，以及其中现代性的由来和创造性之所在。

二　《呐喊·自序》中所述文学发生的“来由”

鲁迅对其文学的发生是怎样叙述的？在《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南腔北调集》中《〈自选集〉自序》（1932年12月14日）和《我为什么作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等篇，都有大同小异的说明。这些自述，如同他作品结集时作的诸多序跋一样，首先便该在“实体”意义上，把它作为可以实证把握的历史和心理／经验对象来理解。

在《呐喊·自序》，鲁迅辟首就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魂回梦绕、不能忘却的是些什么内容呢？其中包括：

1、父亲的病与“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屈辱，这使他“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最终去了仙台医专学医；

2、发生了幻灯片事件，导致“弃医从文”。鲁迅的自述是：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3、出版《新生》失败，之后“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4、金心异来约稿，其“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说辞打动了鲁迅，于是提笔创作了《狂人日记》。鲁迅的文学由是开始，“一发而不可收”。

以上陈述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实，一是对事实的感应和“追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它涉及鲁迅文学发生问题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主体的经验，尤其是屈辱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就前者而言，鲁迅第一次经验屈辱是在故乡绍兴，由家道中落——所谓“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所致；第二次经验屈辱则是在日本仙台，竹内好虽极力强调“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的差异，其实就感受屈辱而言，它对鲁迅文学发生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者，只是鲁迅感受屈辱的原因由家而国，而民族：范围在不断扩大，但其结构内核却不变。就后者而言，创办《新生》的失败和回国后遭受的挫折——包括对辛亥革命的失望——对于鲁迅文学性格的形成可能更重要，事实上，鲁迅的文学是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失败之后创造力的某种飞跃或“补偿”作用的产物。没有这些挫折失败，鲁迅留日时期形成的自我肯定和强调反抗的浪漫主义是不会变为五四时期自我质疑、侧重否定性思考的深沉的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的。

其次是基于这种体验发生的精神上的化学反应——在寂寞、痛苦、怀疑、反省、记忆、忘却之中形成了一种悖论性思维，它是鲁迅再出发的起点。

第三，更重要的是，鲁迅的自我体验与中国近代民族经验的同构性，在鲁迅个人的遭遇中“寓言式”地隐含着中国民族的近代遭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深刻相连。这是鲁迅文学之政治性的根源。像竹内好那样把鲁迅的文学视为根源于“无”和“黑暗”的深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并不能完整描述和准确把握鲁迅文学的本质。

总之，鲁迅《呐喊·自序》所述内容，事实层面的，可作客观的实证调查，如“幻灯片”影像的有无，鲁迅的叙述是否存在虚构等等。不过由于条件所限，鲁迅所述其实无法一一验证，这就给竹内好的“质疑”以巨大能量，使之能无视鲁迅传记的“实体性”，致力于主观价值的建构。而对事实的感应和“追忆”——涉及鲁迅心理／经验的部分则不好武断，因为它无法客观化。比如，“弃医从文”的转变发生于鲁迅的内心，无论对它的叙述还是意义的引申，其真伪都是无法判断的：鲁迅的叙述，我们只能讨论它是否真诚，而不能讨论它的真伪。竹内好把矛头指向了《呐喊·自序》的“虚构”——所谓“必定存在着‘虚构的成分’”——但连他自己也不能在实证的意义上讨论这个问题。他所谓“传记被传说化”的推测，对“找茬事件”与“幻灯事件”的辨析，乃至对鲁迅文学“回心”之形成的观点，只是在逻辑层面做文章：他的方法是玄学主义的，建构目标则是文学主义的，是把鲁迅文学发生的真实条件纯化简化之后的一种再创造。

事实上，鲁迅的文学是在近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对立、论战条件下发生的：梁启超和章太炎，功利主义和反功利主义，启蒙者和文学者，政治和文学……这些对立项以一种悖论关系凝结于鲁迅文学发生的“原点”。鲁迅的个人经验和国民经验是高度同一的，这是半殖民地人民的无奈，即使其中当真存在“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也无须把它与鲁迅的其他经验对立起来而将其“拔净”。鲁迅的思想和文学都具有“复调性”，其不同主题、不同经验、不同身份、不同追求之间的关系才是我们要把握的关键。鲁迅的文学是在文学者鲁迅与思想者鲁迅的关系中发生的，思想者鲁迅先于文学者鲁迅出现，鲁迅的文学则是二者结合的一种特殊形式。为竹内好着迷的二元论结构如政治／文学、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为人生／为艺术等关系只是鲁迅文学借以展开的平台，鲁迅的文学超越了它们又一再为其所制，保持着由此而来的结构性紧张。对我来说，启蒙者和文学者、政治和文学、功利主义和文学主义、为人生为民族或是为爱国的和“在其根源上是应该被称作‘无’的某种东西”，这种种对立都是鲁迅文学本质中不能“拔净”的要素，无论去掉了哪方面的内容，对鲁迅文学的完整性、深刻性、丰富性都是一种伤害。

既然鲁迅的文学是多原点发生的，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而言，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广度和概括性，那么，竹内好为什么要从中提炼和树立一个自我的、文学者的、根于虚无的、有罪的自觉的、反抗政治的、体现了现代性问题深度的绝对现代主义的鲁迅形象来标榜呢？看来，起作用的是竹内好自己的价值和出发点。

三　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分析

竹内好曲解鲁迅对其文学发生原因的自述，对鲁迅文学的原点提出假设，其“生平传记中晦暗不明的时期”当然是他理想的施展拳脚之地，因为此时此地的“黑暗”“虚无”，不仅连结着鲁迅的《野草》《彷徨》和《呐喊》中的部分作品，而且连结着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和日本浪漫派的近代课题。而《呐喊·自序》陈述的事实因为阻碍着竹内的假说，它当然得被相对化——说到“虚构”，竹内好的假说其实比鲁迅的自述更纯粹是创作：“弃医从文”的戏剧性，就其“虚构”的程度而言，是远远不及竹内好笔下关于鲁迅文学“回心”产生的那个神秘意境的。

鲁迅的文学，作为第三世界文学现代性的代表者，作为第三世界现代经验——遭受屈辱、进行启蒙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扭结的文化抵抗、追寻真正的独立和解放之路——的杰出表达者，其与西方现代的连结方式，与中国传统的连结方式，与中国民族现代的连结方式，尤其是以一己个人承担“被现代”的苦恼而从人生虚无和黑暗中再出发的精神掘进，其中隐含的德国新浪漫派及章太炎的文化浪漫主义的课题等，对于无论竹内好的近代论批判还是主体论，它都是一个致命的吸引。竹内好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全部价值拥抱并重铸了鲁迅。

竹内好通过鲁迅来对日本近代主义进行批判，进行其关于近代文学主体的价值构图，这种构图是借助把鲁迅分割为启蒙者和文学者、爱国者和孤独个人等的对峙，再强调文学者、个人等对立项乃是鲁迅的根本和出发点来实现的。由于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有多重身份复合的特征，是所谓“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三合一，竹内好不得不面对其“实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除了那个符合其价值理想的孤独个人的文学者鲁迅，他的鲁迅构图还必须容纳爱国者的、启蒙者的——跟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命运发生关联的“民族魂”的那个鲁迅，怎么办？竹内好自有高招，他是通过一种特别的方式——所谓矛盾的“同义反复的解释结构”（子安宣邦语）来解决的，像鲁迅文学中启蒙者和文学者的关系，就被表述为“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鲁迅的政治性，也被解释为一种文学性的“反政治的政治性”。

这种文字游戏式的解决能否视为真实的解决？我以为它反映的其实是竹内好的矛盾和困境。当他避开鲁迅文学存在的历史性，做玄学主义和文学主义合一的凝神观照时，虽解放了自己，也因与鲁迅文学中涉及自我的部分产生高度共鸣而具备了解释力，但对于鲁迅思想文学的完整性却是一种伤害。竹内好自己也省悟其构图并不能完全容纳鲁迅的思想和作品，比如《关于作品》第四节对于《故事新编》的讨论，就流露出他的困惑。其实，探讨“文学者鲁迅的文学自我之形成原理”，抛开或割裂启蒙者的、爱国者的、政治的、革命的、为人生的、与中国近代史深切连结的“民族魂”的一面，未必是正确的方法。让鲁迅的文学从属于政治固然不对，让鲁迅的政治从属于文学也大可不必。鲁迅的文学和政治虽然存在密切关联，但却各具独立意义——文学家的鲁迅并不能完全替代或取消知识分子鲁迅的意义。

就鲁迅文学的发生问题而言，竹内好忽视思想者和文学者鲁迅的独立意义是不应该的。他对此问题的理解，只专注于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的“绍兴会馆”时期，凝神于鲁迅的黯淡叙述，几乎完全忘记鲁迅留日时期完成的著作，无视文言小说《怀旧》的存在，无意于《狂人日记》来龙去脉的历史追踪，不顾思想者鲁迅早于文学者鲁迅形成的事实，这使他的有关解释不够结实。他的鲁迅构图，我们如果不把它视为一种十足“竹内主义”的“机能化”视象，视为一种主观价值的投射，而是误以为它就是鲁迅的客观的历史形象，就会出大问题。事实上；“竹内鲁迅”这笔遗产在竹内好的日本继承者那里早有好的表现，竹内好的一些问题早已得到有效的修正。比如，丸山昇的鲁迅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纠正了“竹内鲁迅”过于强烈的玄学性格，还原了鲁迅“革命人”的一面，就政治和文学的关系有着较竹内好更切近历史实际的理解；伊藤虎丸则执着于竹内好近代批判的思维，将其玄学主题历史化，他对鲁迅留日时期思想的形成跟当时日本流行的西欧思想和文学之关系的探讨，所谓“原鲁迅”命题的提出，都可以纠正竹内好玄学主义的想当然，即使是关于“罪的自觉”的探讨，似乎也因其基督教信仰更具亲切感和可信性；木山英雄则立足知识者个人阅读的立场，进入鲁迅思想和作品的深处，探讨鲁迅之为鲁迅的那些元素、方法、逻辑、风格，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深有了悟，别有会心，可谓发掘鲁迅文学价值方面的竹内好的最佳继承者，其感性、知性、理性并用的方法，有力地消除了“竹内鲁迅”的神秘性，在竹内好开创的鲁迅研究格局中把鲁迅研究带入了另一种胜境。

四　“仙台经验”的完整性

“仙台经验”不止促成了鲁迅的“弃医从文”，促成了鲁迅一生最重要的转折，而且使鲁迅的个人经验与家国之恨刹那间合一，整合为再出发的前提和条件。但何谓“仙台经验”？是否只有唤醒其作为中国人的自觉的“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才代表鲁迅“仙台经验”的本质呢？其实不然。阅读《呐喊·自序》和《藤野先生》可知，所谓“仙台经验”，除了负面的“找茬事件”和“幻灯事件”，还包括鲁迅的“随喜”日本之心，以及跟藤野先生的结识——这四者合在一起，才是鲁迅“仙台经验”的完整表述。这两方面内容在竹内好讨论“仙台经验”之于鲁迅文学的发生时完全被忽略，鲁迅“随喜”日本之心的消失和藤野先生作为民族国家体制超越者的意义，并未纳入有关讨论，这很可惜。我以为，它作为鲁迅“弃医从文”时间链条上重要的一环，涉及鲁迅在仙台医专时期“清国人”身份的认同情况，跟鲁迅文学发生的问题息息相关，值得我们关注。

鲁迅的“随喜”日本之心，见于《呐喊·自序》的叙述：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争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所谓“须常常随喜”，虽然不无适应环境之意，带有某种被动性，但它并未刺激鲁迅的民族自尊心，像“找茬事件”中关于“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的激愤反应，像“幻灯事件”所导致的“弃医从文”的严重转折，在这里并未产生。而鲁迅的“随喜”日本同学，主动抑制、隐蔽“中国人”立场、身份的情况，在日俄战争期间，倒是带有某种历史的真实性的。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时，鲁迅尚在东京，曾跟同学陈师曾议及此事②。据周建人回忆，当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走过来跟他讲中国话，鲁迅总装着不懂。也有人讥笑鲁迅：“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甚至在路上发生了冲突③。这些挑衅跟鲁迅在仙台的经验比起来，按理说更能刺激人，但鲁迅却并无激烈反应。

今天我们都知道，日俄战争是列强在中国土地上争霸的帝国主义战争，它的发生代表着中国国权沦丧、人民涂炭的耻辱，激发的是民族主义情绪。但在当时，清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舆论界和鲁迅的同学中颇有人站在日本一边，认为它是“同文同种”的“亚洲人”对欧洲人的战争。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就“袒日抑俄”，鲁迅曾予以批评，忠告他们不可以“同文同种”欺骗国人④。但不管怎么说，把日俄战争视为亚洲人与欧洲人的战争，在当时中国、日本乃至西方，都是大有人在的。像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1905年1月14日）中一方面从阶级斗争观点评价其意义，视其为“新旧资产阶级世界之间的战争”，一方面也把它视为亚洲“对反动欧洲的一个打击”⑤，是“亚洲战胜了欧洲”⑥。看起来，当人们以类似“亚洲”“欧洲”这样的大区域概念思考问题时，区域或文明的“共同感”确实是可以弱化乃至转化其“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感的。

鲁迅“随喜”日本同学的“拍手和喝采”，也许尚存感奋“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的医学的事实”之意，但身处仙台这一日俄战争时期罹患着军国主义高烧的城市，不断的祝捷会、提灯YX、“日俄战争教育幻灯会”的种种活动，尤其是1905年9月发生的“找茬事件”和1906年1月发生的“幻灯事件”，终于使鲁迅的“医学救国”梦破灭，彻底消散了“随喜”之心，走上“弃医从文”之路。

跟藤野先生的结识则是鲁迅“仙台经验”中具有境界提升和道德超越作用的大事。对于“清国”留学生周树人，藤野先生毫无势利之心，平等待人，认真督责，其作为民族国家体制超越者的精神长久地感召着“弃医从文”的鲁迅，可以说，在离开仙台之后，藤野先生在鲁迅心中才确立了其超越解剖课老师的精神导师的重要位置：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五　《域外小说集》的重要性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结晶之一，虽然当时影响不大，但其中却透露着鲁迅文学发生的媒介要素，鲁迅说他写《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⑦，其实还应加上文言小说《怀旧》的练笔——这篇主观化的抒情讽刺小说已内含了与传统的断裂及“20世纪初欧洲文学的最新潮流”⑧。这“百来篇外国作品”到底指那些作品？我们无法确定其具体内容，不过，根据鲁迅的描述，大致包括他翻译介绍“尤其注重的”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这样的眼光和趣味在《域外小说集》以及后来翻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现代日本小说集》中都可以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小说集》共收小说37篇，鲁迅译了3篇，为俄国安特来夫《谩》《默》和俄国迦

尔洵的《四日》，但这些却并非“叫喊和反抗”之作，而是直面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无论为启蒙或为宣传，似乎都与鲁迅的陈述不符，为什么会这样？它们与鲁迅后来的小说创作有什么深层联系呢？

我以为这正是鲁迅小说的深刻性和复杂性的来源之一，鲁迅的文学如果有“原点”的话，那一定是多“原点”的，其思想和文学的“原点”都不止一个，其作品因而成为多原点的复杂关系的产物。就其小说所寄托的文思而言，虽然鲁迅抱持启蒙主义“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的立场而写作，之后关于其创作的说明也多强调其为社会、为公众的方向，但在《域外小说集》的翻译中，表现现代人内面生活本质的“神秘幽深”之作——安特来夫和迦尔洵的作品对他却更具吸引力。可以说，鲁迅的文学起点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为民族的和为个人的、为社会的和为自我的、涉及宏大历史叙事的和有关精微的内在精神病理的，这些错杂乃至相互矛盾的内容，一开始就并存于鲁迅文学的深处。近年来严家炎、吴晓东讨论鲁迅小说的“复调性”⑨，我想，其源头可能正是隐藏在这里吧。以《狂人日记》为例，大家都知道果戈理《狂人日记》（1835年）是鲁迅《狂人日记》的来源之一，但只要对照一下就会明白二者的差异：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只是在现实主义的构架中讲述一个寓意单纯的故事，写一个替科长修鹅毛笔的小书记，单相思爱上了上司的女儿，进而发花痴的心理状态；鲁迅的《狂人日记》却在现实主义的情境中寄托着复杂的象征，以“迫害狂”患者惊人敏锐的感受浓缩中国文化的“吃人”性，其中“尼采的渺茫”有之，安特来夫的“神秘幽深”有之，鲁迅自己的“忧愤的深广”有之，在这篇小说中，多种声音多种立场并存，思想性的批判与文学化的深切表现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小说的媒介之一，也是鲁迅文学骨骼成长史的重要一环。在与古今中外思想文学的学习和超越中，在对自己民族和个人生命的自觉和反省中，鲁迅的文学骨骼慢慢长成了。这一过程虽然有波折起伏，有挫折创伤，不乏戏剧性，但它确实与竹内好笔下绍兴会馆那个神秘诡异的玄渺意境无关。

注释：

①竹内好《鲁迅》，见《近代的超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版。

②④沈瓞民：《鲁迅早年的活动点滴》，《上海文学》1961年第10期。

③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关于鲁迅的片断回忆》。

⑤《列宁全集》第8卷第13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⑥《〈旅顺口的陷落〉一文提纲》，同上，第368页。

⑦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狂人日记鲁迅3

果戈理与鲁迅《狂人日记》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近五年(2007年以来)研究的文章不下百篇，相当一部分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回顾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从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特征、以狗喻人、最后的呐喊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对果戈理与鲁迅《狂人日记》的差异性进行比较。

狂人产生的轨迹差异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塑造的狂人形象，是沙皇时期一个部级机关的一个九等书记员，他总是做着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黄粱美梦。他炫耀自己，脱离现实，把自己当成贵族，当成上等人。他每天怀着讨好、巴结的心态给部长削鹅毛笔，幻想着有一天会出现奇迹——部长的千金小姐向他求婚。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残酷现实生活的迫害下，他终于变成了“狂人”,被送进疯人院。在小说的结尾，狂人发出了悲哀的呼救声：“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小说主人公因幻想升官发财之黄粱美梦得不到实现而发狂，发狂之后更加哀叹自己因地位低微而得不到上等人享受的益处，可以说他是执迷不悟而愈走愈远，发狂发到极致，万般无奈地向妈妈发出呼唤。

鲁迅《狂人日记》通过小说主人公13篇病中日记，描写患病时的心理活动。开始写一群围观者奇怪的眼色及交头接耳的议论使他感到极度恐惧，接着便怀疑为他把脉看病的医生与他哥哥都是串通一气要吃他的刽子手。他认为，封建的仁义道德文化和历史本质都是吃人；现实中的人们都是吃人者与被吃者，而家庭就是一个吃人的场所，自己便曾吃过自己的妹妹。他认为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最后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喊。鲁迅笔下的狂人因周围人的迫害导致极度恐惧而发狂，发狂后，对于家庭及自己，对环境及现实，对文化及历史作了最清醒的认识，对未来作了最热切的憧憬。他愈挫愈勇，不再恐惧，满怀着勇气与迫害他的人们展开劝说，企图为改变吃人的现实而努力，成为“天下独醉，唯我独醒”的警世者和忧患者，呼唤天下从关爱下一代做起，重树不吃人的新人，重建不吃人的新世界。小说通过一个被迫害者的自述，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的形象，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人吃人的旧制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1篇着名的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

“大小”的差异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以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的内容，对俄国官僚等级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鞭笞，但这种揭露不是针对整个专制农奴制度，他在揭露讽刺官僚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时，对小人物只是一般性的揶揄；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怯懦、卑微、猥琐，只关心自我，求做奴隶而不得的小人物，遭受社会的排挤和爱情上的重挫，一步一步走向疯狂；果戈理用这个小人物(小官吏),展示了俄国官僚的腐朽、虚伪、丑恶的生活；虽然这个小人物对于不公正的专制制度憎恨，对于虚伪的上司厌恶，但他没有勇气去勇敢、大胆地揭露，最后只能无奈、无计、无法、无助地向妈妈发出祈求温情的庇护的哀鸣。

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悲剧贯穿始终，荡气回肠，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毒害，矛头直指整个“吃人的”黑暗社会；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真正的猛士”,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狂人”,他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由于他超越时代的见解难以被民众所接受，所以他说的话才被视为疯语；他具有社会学家的思想，是一个真理的预言者，他认真地思考或者说研究了他所处的社会，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千年的历史便是一场人肉筵席，得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之结论。

批判国民性的角度差异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从社会批判的角度批判了当时国民的劣根，揭露了俄国社会地位和金钱至上的腐朽制度。作者通过狂人的内心独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农奴制度下俄国社会比比皆是的不公正现象和丑恶人性；用“含泪的笑”设计了狂人与狗通信的荒诞情节，借助狗的眼睛展现社会的弱肉强食和等级制度：“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将军和侍从霸占去了，有时找到一点点可怜值钱的东西，满以为唾手可得，但立刻又为将军、侍从官门抢走。”

鲁迅的《狂人日记》从文化批判的角度批判了当时国民的劣根，深刻剖析和批判了被统治阶级改造过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格。作者在小说前用文言写成了序言，这个文言象征着被统治阶级改造过的儒家文化，在沉睡、麻木、盲从的“大众”维护下，这种文化就像一座空气稀薄的牢笼，让一切新思想、新文化窒息；小说是狂人用白话写成的日记，剖析了在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压制下，当时国人麻木、冷漠、自大的病态国民性，如母亲、哥哥、陈五、赵贵翁等，他们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与我——狂人形成鲜明的对比，狂人反思中国千年历史，悟出了“吃人”的本质，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吃人的人”就在他的身边，是他的亲人、朋友、左右邻舍。《狂人日记》的启蒙思想，表现在对封建礼教的深刻揭露，对麻木愚昧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对将来的坚定信念和热烈希望。

“狗”的差异

在果戈理和鲁迅的《狂人日记》中，都采用以狗喻人的手法，但两位大师笔下的“狗”有所不同。

果戈理《狂人日记》的狗，是一只哈巴狗，是奴才狗，他媚态可掬、献媚取宠、恃宠而骄、奴性十足、得意忘形，有学者比喻为封建帮闲。作者给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美琪，可以和人一样讲话、通信，具有人的特性，认为“狗是特别机灵的东西，它什么事都能注意到，它能注意人的一切举止言行”。并强调“狗是聪明的家伙，他们懂得一切政治关系”。从狗的视角揭示俄国官场的黑暗腐朽。

鲁迅《狂人日记》的狗，是一只藏獒，具有狗和狼的双重本性，是走狗，他嗜血成性、青面獠牙、狼狈为奸、诡秘怪异，有学者比喻为封建帮凶。[1]作者笔下“赵家的狗”不仅狗仗人势，还会“吃人”,成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仪的帮凶和牺牲品。

讽刺的差异

果戈理《狂人日记》的讽刺是幽默与讽刺，主格调是浸满泪水的嘲讽中饱含忧郁，开始可笑，后来可悲，是“含泪的笑”,在笑中无情地将等级社会鞭挞。小说一开始感觉是幽默与 讽刺，作者用调侃的方式，在狗的信件中将官僚们的腐败与丑恶暴露无遗；随后，小说主人公在现实与理想的折磨下，变成狂人，令人怜悯，作者以一种嬉笑怒骂的笔调，刻画了处于俄国官僚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形象，并从他的心理感受、社会交往来揭示社会的黑暗腐败，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

鲁迅《狂人日记》的讽刺，是犀利的、坚决的、挑战的，具有“怒发冲冠”的义愤。

使命差异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忠于心理写实而不刻意教育功能。果戈理说：“事实上，说教并不是我的责任。艺术本身无须说教就有教益。我的责任是用生动的形象，而不是用议论来说明事物。我应当展示生活的真相，而不应当评论生活……”[2]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由于地位卑微、贫困无助而无法适应等级森严、上下泾渭分明不平等的社会矛盾，小人物在命运、爱情的理想与现实中深受折磨屈辱的冷酷事实。狂人疯狂的行动隐含着善良的愿望，其非理性的行动里蕴含着理性的内核。作者忠于心理写实，作品流畅着的浪漫色彩让人相信他并没有宏大的野心去教育国民，狂人“要不是为着职务高贵，我早就辞职不干了”,“我是一位贵族呐，我会步步高升的”。作者最后向母亲发出求救的呼声，只是一种哀鸣。

鲁迅的《狂人日记》身负社会使命而立意教育国民。作者反映的是社会病患和国民悲剧，揭示了封建传统从肉体到精神都“吃人”的主题，把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上升为小说的主要矛盾。作者通过作品来揭露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剑指整个千年封建社会的中国所积淀下来的恶性弊端。作者笔下的狂人轻松自在，呈现出天真浪漫主义色彩，认为他自己是被吃者，同样也参与吃人。作者最后“救救孩子”的呐喊，惊天动地，呼吁整个社会行动起来，冲破封建礼教，拯救下一代青年。《狂人日记》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其中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企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他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1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小说发表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夜。由于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反而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广大的农民依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封建阶级依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鲁迅以他锐敏的思想和犀利的笔锋，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表示了彻底的反抗。小说《狂人日记》是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也是向世人提供的一副清醒剂。

月亮的差异

果戈理和鲁迅在《狂人日记》中都写到了月亮，月亮成为一个特殊的意象，有着深刻的内在寓意，但两个月亮存在显着的差异。

果戈理《狂人日记》中的月亮是“瘸腿的箍桶匠制作的”,“是一个娇弱的球体”,“只住着一些鼻子”,“当我想到月亮是非常柔软脆弱的时候，心里就烦乱不安起来”,而且“地球要坐到月亮上了”。作者的笔下，月亮成为污秽的载体，是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月亮”,遥不可及。

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月亮是狂人的“吉祥物”,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意象，每到“很好的月光”,“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狂人就会爽快和大胆；“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作者想表达的是社会有天无日，人们不得不盼望月光；月光的出现，意味着狂人的觉醒，是狂人战斗力量的精神来源。

狂人产生的背景差异

果戈理生活时期的俄国(19世纪前期),政治上为封建专制，经济上为农奴制，两个社会桎梏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发展。1812年俄国爆发了抵抗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沙皇利用卫国战争的胜利成果，成为“欧洲霸主”,并结成反动的“神圣同盟”,残酷镇压民族民主运动，人民重新沦为奴隶，社会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于1812年12月14日，爆发了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被血腥镇压，俄国充满黑暗，严酷的社会现实，为果戈理创作《狂人日记》提供了背景和素材，创作了奇特的“狂人”形象 。

20世纪初，中国人民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和封建礼仪根深蒂固。在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鲁迅先生的《 [文秘站：]狂人日记》在此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了，小说对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揭露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表现了人民潜藏的愤患情绪，这既是时代赋予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使命，也和鲁迅亲身经历密切相关。这是1篇给吃人的封建社会以猛烈而彻底批判的作品，宣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3]

狂人日记鲁迅4

《狂人日记》诞生了，鲁迅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形象地描绘了狂人的病态特征，借此来敲醒中国这头沉睡之狮。鲁迅的文章一般都带有深刻的批判性和对世人的警醒性，如果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就没有了现实的意义。《狂人日记》产生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是国人觉醒的时期，是爱国运动高涨的时期。这个时期，国人不仅缺乏物质上的满足，而且缺乏精神上的食粮。五四运动的精神代表着广大青年最具时代性的追求，人们希望摆脱封建思想的桎梏，追求思想解放。民主和科学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一部分人倡导学习西方文化，借鉴西方的文化与技术以富国强兵。五四思想是时代进步的先锋，不可替代地推动了时代的发展。鲁迅的思想与五四精神有着相通的地方，他的《狂人日记》无疑是五四运动的强心剂。《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人吃人”的社会现实，是对世人的当头棒喝。五四运动推崇人道主义，倡导西方现代文明，批判传统礼教。《狂人日记》正是站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上揭露了社会制度的黑暗，揭露了吃人的社会和礼教。如果说还有中间派对封建礼教和旧社会存在一丝幻想的话，那么《狂人日记》将一个赤裸裸的现实呈现在国人面前，将国人那最后的幻想熄灭。时代的进步靠科学技术，同样也离不开那些振聋发聩的文章。《狂人日记》产生于特殊的年代，是中国白话体小说中的经典之作，它服务于旧的社会，影响着新的社会。

二、《狂人日记》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狂人日记》的诞生有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狂人日记》开创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其采用了特殊的记叙手段———日记的方式，特殊的表现手法———象征的手法都是值得后人学习模仿的。《狂人日记》以鲁迅先生最犀利讽刺的语言贯通全篇，值得后人好好品读与学习。《狂人日记》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纲领，它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狂人日记》的艺术创新

《狂人日记》采用象征的艺术手法，是最值得称道的艺术上的创新。作者灵活地将象征人物与现实社会的投射体结合起来。作者描写一个受到社会迫害和压迫的狂人的心理活动与社会环境，这些表面上是作者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实际却又是来源于现实，反映现实。文中有关环境的描写实质上就是对现实社会的刻画。作者笔下的狂人形象通过作者写实的刻画，具有逼真的真实性，狂人的语言和行为完全符合狂人在那个被压迫的生活状态下的特征。同时，通过象征的手法，通过对狂人的生活环境和心理活动的细致刻画，来反映社会黑暗的本质。例如作者在描写狂人精神错乱下的心理状态时写道：“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这既表现出狂人内心的压抑，又折射出社会的黑暗和压在人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让人喘不过气。终于狂人发现原来在黑暗的社会不吃人的人是不存在的，这既是狂人内心的幻想，也是作者借以向读者表达的社会现实，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现实主义手法的采用，刻画出狂人面对生活、面对社会的惊恐万分，不安与焦躁，展现给读者的是狂人的悲惨，或者也正是读者自身的无奈生活。象征手法的应用，巧妙地将狂人的可怜形象和作者内心反映的社会结合起来，或许，我们生活的周围就实实在在地存在这些狂人。宏观思考、微观刻画的有机结合将象征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狂人日记》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

《狂人日记》是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纲领和宣言。在《狂人日记》里，几千年的文明史与文化道德礼教浓缩为两个字：“吃人。”但人们醒来，惊奇地发现，原来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每个人都在被别人吃又同时在吃别人。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空前高涨，人们在传统礼教的黑幕下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人们渴望掀开黑幕，奔向希望的明天。《狂人日记》采用了独特的叙事视角，以日记的形式，借狂人的口吻，呐喊出了国人内心的沉闷与恐惧。其以短短五千字篇幅的日记敲醒了沉睡的国人，折射出如此巨大的思想命题。泱泱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人们已经习惯了朝代的更替，习惯了当权者的统治，习惯了被人奴役。当人们习惯了这一切，压迫将不是压迫，或者只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因此能够对历史深刻洞悉的人少之又少，而能够形式丰富、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中华文明的糟粕与精华的人则更少。鲁迅正是采用了全新的叙事视角，才能一针见血地道出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狂人观察社会的眼睛就是作者观察社会的眼睛，正是因为狂人的特征性，在面对社会的压迫和生存压力时，他才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感受与反应，有着一般人无法感受到的恐惧与迷茫。艺术表现的是实物本身，它让我们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存在，人就是人，忽略一切社会背景，生物上的人应该是平等的。鲁迅站在时代思想文化的前沿，看到了延续几千年的礼教文化的糟粕，他用看似陌生的，甚至有点儿神经质的眼睛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处，总能在一般的思想潮流中找到问题的本质所在，避免了随波逐流。或者说，他的思想总能在适当的时候恰当地标新立异。正是用这种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去观察当时黑暗的社会与国人，才能看到事物本来的面貌，才看见了国人身上的病根，看见了社会的病灶。独特的视角是鲁迅文章的一大特色，值得后人借鉴与学习。

三、《狂人日记》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

《狂人日记》是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它代表着五四运动时期的精神旗帜。《狂人日记》代表着鲁迅不一样的写作风格，任何时候，鲁迅的文章都不会随大流而人云亦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各界，不管是学生、工人，还是政界所追求的西方现代文明、人权与人性，而《狂人日记》对此表示怀疑。另一方面，《狂人日记》又对旧社会的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重读《狂人日记》，它展现的是狂人的挣扎、彷徨与无奈，而笔者感受最深的是鲁迅笔下的爱国热情。对旧有礼教的深刻批判，对人性的深刻揭露并不是对民族、社会、国人一味地贬低，而更多的是期盼，期盼国人的觉悟，期盼笼罩在中国旧社会的黑幕早点褪下。《狂人日记》无论是在写作手法还是在精神层面，都与西方文学的主流思想相通。例如西方文学大师卡夫卡的《变形记》的创作就采用了象征手法，和《狂人日记》的表现形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狂人日记》代表着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是解开愚昧与无知的第一把钥匙。《狂人日记》的文学创作形式，所代表的精神觉醒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与旧时代的决裂和迎接新时代的热情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如此潇洒与断然。虽然那个沉睡的时代已经远去，人们所向往的新的年代已经来临，《狂人日记》完成了它的旧有历史使命，但是其文学价值不会磨灭，其勇于在时代尖端行走的勇气将会长存。每一次重读《狂人日记》，总能感受到它强大的精神洗礼，说其为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一点儿也不为过。

四、结语

《狂人日记》是鲁迅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作者通过狂人之口呐喊出国人的觉醒，通过狂人形象折射出现代精神。狂人象征着人格健全的精神战士，现实人的内心独白。鲁迅先生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先进、热情、忠直而又明白地审视着人性的善恶美丑。《狂人日记》作为中国文学和民族精神的宝贵财富，有着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它可以看作是社会前进的精神血泪史，它对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对国人精神的更高层面的开启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