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实用（优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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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一篇】

海运提单（oceanbilloflading）,是承运人收到货物后出具的货物收据，也是承运人所签署的运输契约的证明，提单还代表所载货物的所有权，是一种具有物权特性的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71条也采用了《汉堡规则》的提单定义，规定：“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在托运人依据班轮公司规定的船期、运费率等情况填写的托运单上签字盖章时就已成立，签发提单不过是承运人履行海运合同的行为而已。此外，海运合同为双务有偿合同，而提单仅由承运人单方制作和签发，托运人并未参与提单的制作过程，也不在提单上签字盖章，因此提单仅为承运人单方法律行为的结果，不能构成海上货运合同，仅是海上货运运输合同的证明。

但在特殊情况下，提单可成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提单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凭证，承运人在卸货港应当将货物交给有权凭提货单提货的人。《海商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以交付货物的保证。

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二篇】

我国民事立法采用民商合一的体例，海商法往往被看做是民法领域的一个分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海商法同样适用。但是，由于海上活动的特殊性，海商法对一些问题作出了不同于广义民法的特殊规定，使之颇具海商法特色，“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草案）》的说明”中明文指出，海商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它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同时它又有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因而被视为特别民事法律。

民商法；海商法；迟延交付；留置权；货运法。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海商法》没有明文规定的，便遵照民商法理论来审理海事争议案件。本文从海商法与民法的密切联系作为切入点，依次从海商法迟延交付、承运人留置权等多个货运法角度探讨民法和海商法之间的融合。

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的总和，每种法律制度都调整特定的对象，是划分法律部门的根本依据。民法是私法，它所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而对于海商法的定义，人们众说纷纭，可以说，《海商法》所调整的关系是纵横交错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一条：“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从这条规定来看，海商法作为民法的分支，其所调整的领域主要包括海上运输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与船舶有关的社会关系，主要为财产关系，也包括人身关系。

海商法与民法相比，具有明显特点，海商法虽然以海上运输和以船舶有关的特定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但其内容却涉及民法当中的各项基本制度。海商法中包括了与物权法相关的船舶自物权与他物权，与合同法相关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与侵权行为法相关的船舶碰撞，特殊的时效问题以及一些涉外法律适用规定。这种包容性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做到的，这体现了海商法与民法的亲密关系，体现了二者的融合。

我国《海商法》第87条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这条规定有一点颇具争议，就是对“其”的解释，到底是指债务人所有还是与债务人有牵连关系即可，在学界争议极大。

为此，我们引入《合同法》第315条的规定：“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保管费以及其他运输费用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里使用的是“相应的”一词，即该条款注重的是货物与债务人之间具有的牵连关系，而不一定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我认为，对于海商法承运人留置权问题应该融合入合同法的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了法律规定承运人，留置权的目的，也符合利益衡量所要求的法律原则。更能满足实践的要求[2]。加之我国已经逐渐注意了善意留置权制度的合理性，《海商法》第25条所规定的船舶留置权也没有要求标的船舶必须为债务人所有。所以，在承运人留置权问题上，应当融入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我国《海商法》对于货物迟延交付的规定有着明显的漏洞，我国《海商法》第50条第1款规定：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在约定的卸货港交付的，为迟延交付。何为“明确约定的时间内”？如果承托双方迟迟不能达成共识，并且承运人违反直航适航义务，进而迟延交付给货方造成损害，货方如何以法律为依据向船方索赔，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合同法》第290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旅客、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可见。承运人在运输期间的适当履行，表现为其按照运输合同约定的期间履行其义务和在合理的期问履行运送义务两种情况。但对于《合同法》第290条和《海商法》第50条的关系，学者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海商法》与《民法通则》、《合同法》是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海商法》对于迟延交付已有明确的规定，故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理应不予适用，《海商法》所规定的迟延交付的文字意义极其明确，不具有扩充解释的空间，对其进行司法解释无异于二次立法，不符合立法原则和程序”。也有人认为，《合同法》第290条应该适用，因为《海商法》第50条并没有对迟延交付进行确切定义，所以，《合同法》的规定仍然可以补充适用[7]。

此外，从举证责任上来看，在货物迟延交付上，海商法的规定也不尽完善。

我国合同法采取严格责任原则，如果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则货方在此情况下，只需证明承运人的迟延交付、自身遭受损失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可。

我国海商法未对货物迟延交付举证责任作出明确的规定。海商法迟延交付的规则基础是过错责任制度，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迟延交付损害赔偿的货方，应该在以下范围内举证：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自身有损失、前述二者的因果关系、承运人具有不可免责的过错。我们知道，对于免责条款的举证，海商法第51条第二款规定：“承运人依照前款规定免除赔偿责任的，除第(二)项规定的原因外，应当负举证责任[5]。”但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并不适用于迟延交付，在迟延交付的举证问题上只能参照民法的规定，所以，在实务中，由于在运输途中，货物在承运人的掌控之下，让货方寻找证据，证明承运人的过错是非常困难或者成本极高的，这对于货方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平，这明显违反了民法中的公平原则[4]。

笔者认为，对于迟延交付问题，下个明确的定义是必要的，我国立法机关应当着力完善迟延交付制度的立法。如果基于目前的状况，我认为应当采取海商法合同法相融合的方法应对。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私法的基本法是民法，即《民法通则》。民法的原则性规定和各特别法的具体规定，共同构成了民法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合同法、担保法等。而海商法的以问题为中心的、非逻辑化的、灵活的、唯用性的法律思维不同于民法思维具有特殊性；海商法以效率优先、航运秩序的倾向性保护、对契约自由的限制为其独特价值取向：海商法有其所独有的各种特殊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既要看到海商法与民法原理的冲突，又要看到海商法的特殊性；既不能盲目地排斥其他法律的适用，也不能用其他法律代替海商法的适用。

[1]王利明，等。民法学（第二版）[m]。法律出版社，2008.

[2]傅廷中。海商法论[m]。法律出版社，2007.

[3]司玉琢。海商法（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12.

[4]司玉琢，李志文。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geofgoodsbysea(seventhedition)。

[6]周琦，林源民。从承运人迟延交付的几种常见情况看我国海商法相关规定的缺陷[a]。海商法研究（总第3辑）[c]。法律出版社，2000.

[7]张文广。我国海商法承运人迟延交付确定标准之不足[j]中国海商法年刊，2008(00)。

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三篇】

承运人之所以为托运人承运有关货物，是因为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以提单作为运输契约的凭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承运人或代其签发提单的人签发的提单，是承运人已经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货物已装船的初步证据。

承运人或船长在接收货物或将货物装船后，即应按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并在提单中记载货物的品名、标志、包装、件数或数量、质量和货物的外表状况等具体情况。按照我国《海商法》第77条的规定，此时的提单即为承运人或者船长已按照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表面证据或初步证据。若承运人没有足够的有效的证据证明其实际收到的货物与提单所记载的货物说明向托运人或收货人交付该货物，否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提单，不论有无批注，对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是最终证据，即第三人对于承运人向其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清洁提单，承运人没有批注，表明货物的表面状况良好，当第三人实际收到货物与提单记载的品名、标志、包数或件数、重量或体积等不符时，第三人可以向承运人索赔，承运人不能以承运人申报不实或装货港漏装、错装货物等为由拒绝赔偿，即承运人不能用其所享有的向托运人索赔的权利来对抗第三人的索赔权利。若是不清洁提单，第三人可以拒收该提单，假如接受了该提单，表明接受该提单项下的货物，则其不能向承运人索赔，因为批注已否定了提单原始记载的货物状况，承运人在批注范围内免除了相应责任。这对保护第三人的权利以及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均是必要的，因为第三人与承运人并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无法亲自看到货物，仅依诚实信用原则从事买卖活动。

但是提单也可能成为对承运人有约束力的最终证据。依据《海牙—维斯比规则》第1条规定，当提单已被转让给善意的第三人时，便不能接受与提单所载货物各种说明相反的证据，提单由此成为对承运人有约束力的最终证据，即使承运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提单与所载货物不符，也应按提单记载交货。我国《海商法》第77条也规定，承运人向善意受让提单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人提出的与提单所载状况不同的证据，不予承认。所谓善意第三人，是指在接受该提单时，并不知悉该提单所载货物数量、质量、包装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提单受让人。善意受让人在主观上并无过错，因此应保护其合法利益，并最终促进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四篇】

我是国际海事专业(现在称海商法)97级学生，现在是天津源海律师事务所的海事律师。在校期间任过一段时间学委并获得过奖学金，根据师弟师妹的提问，结合我自己的感受，我想本科二年级以上的在校生往往会且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从我的同学和上下届校友的情况来看，上述专业的毕业生会从事下列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与所学专业相差较大的当然也有，但因系个别情况，在此不提及)：

律师(海事律师及其它方向律师);。

公、检、法、海关、税务局、工商局、海事局、航道局等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

海事仲裁委员会;。

船东互保协会;。

拥有或经营船舶的船东公司(国企、私企、外企);。

为船舶揽货及提供陆运通关提货服务等的货代公司;。

为船舶进出港提供服务的船代公司;。

散杂货的租船中介公司;。

大的货主或贸易公司;。

负责货运险或负责船舶险的保险公司;。

留校。

律师是我体会最多的一类，因为我从实习到毕业之后5年一直在从事着这项工作。对这一行我目前的体会有：

人品(坦诚，诚信，尽力，不小气不世俗等)一定要好，当然做任何行业都是这样要求的。但这一行尤其如此，人品不好，会逐步丧失人们的信任，之后便很难发展了。

其它几种工作我不是都有体会，只是和同学和朋友聊天获得的一些信息。有这样几点可供借鉴：

近年来，航运整体形势比较不错，因此从事航运业务的人们收入比较好，其中以从事散货的船公司和租船公司为甚。

带中字头的大国企一直是受欢迎的，这种企业可以提供给新人很好的锻炼机会，我想在短期内，大国企的这种优势会一直存在。

国家机关是比较稳定的，也比较舒服和省心。但对一般人而言收入方面和职位晋升方面不会有特别大的突破。因此希望在金钱方面需求高的，要少考虑一些，除非干一段时间后便辞职，而可以想象，这实际上很困难的，因为要克服已有的惰性是不容易的。

在仲裁委员会、互保协会、船公司的商务保赔部门以及保险公司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出来做律师也是很可行的，很多做律师做的比较成功的都是这样一条路。

货代公司事务比较繁杂，知识含量要求不是很高。如果自己比较愿意在社会上打拼，而且善于人际交往的话，这一行也是赚钱较快的方向之一。据说，我上届已有一位师兄在青岛自己做了一个不小的货代企业。

船代我个人认为不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因为也是事务繁杂，知识含量要求不是很高，而且比较难有所好的发展。不过做一段船代之后，再做别的也是挺好的。

在校期间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在校期间应该多学习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宏观的框架性的东西，比如你应该学习到目前世界上整体的海运业务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各国之间的比较，都有什么样的相关行业(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还有别的好多的)，你学的海商法(包括其中的细分)在整个的航运行业之中是什么样的位置，是什么作用，你学的海商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之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对哪个行业方向哪个法律方向更为感兴趣，你更适合哪个方向。等等。

同时，应该在学校期间培养出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和工作习惯，这是之后工作时一直适用和受益的。

虽然我们学校有不足之处，但客观的说，你会逐步认识到在学校中的所学对工作是绝对有用的。

找工作时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首先，你要了解这个公司的企业性质、规模、所从事的行业分工、在同行业中的地位以及地点，如果这几项指标都还不错的话，那么这个企业一般来说都会不错的。

在面试时要思路敏捷，并很重要的是要给人以坦诚的感觉。

加入这个公司后，综合别人的评价以及自己的感受，如果认为并不好的话，要及时调整。

多和同学交流，多找师兄师姐们请教。

文档为doc格式。

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五篇】

2012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民法考研真题(回忆版)。

民法。

名词解释。

类推适用。

取得时效。

无效民事行为。

社会性监护。

隐名合伙。

按份之债。

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

简答题。

1、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别。

2、代理与居间的区别。

来自

3、何为先占？先占的'构成要件。

4、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论述题。

试论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

案例题考的是债的担保。

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六篇】

我国《海商法》第273条规定：“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同时，结合该法第268条和第276条的规定，我国《海商法》实则构建起了以侵权行为地法为主、法院地法和船旗国法为辅，同时优先适用所缔结的国际条约并以国际惯例作为补充，且此两者不得与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相违背的涉外民事关系中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规则体系。本文中，笔者将暂且不论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而先就上述《海商法》第273条三款法条规定的“阶梯式”的法律适用规则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情况逐一进行解析，以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全面评析。

二、侵权行为地法。

根据《海商法》第273条第1款规定，一般情形下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构成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法律适用“阶梯”的第一层；并且，结合上述法条第2、第3款的规定，此处所谓的“一般情形”应当即是指在一国领海或内水中的、不同国籍船舶之间的情形。至于整个《海商法》第273条对这一“一般情形”所作的具体限定是否合理、恰当，笔者将在后文中再进行解答；在此，仅就侵权行为地法作为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规则所确定的最基本的准据法的成因进行分析。

笔者认为，将侵权行为地法作为涉外民事关系中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普遍适用的准据法的基础无疑是基于船舶碰撞构成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无论是根据传统的船舶碰撞定义即19《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第1条的规定，还是根据前述《里斯本规则》第1条对船舶碰撞定义所作的最新界定，船舶碰撞实则即是船舶之间或者船舶与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实质的接触或者间接的、诸如浪损等情形并造成了生命或财产上的损害结果，且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是因为加害船舶(加害船舶上的船员)主观上至少存在过失，或是因为不可抗力的自然条件和海上风险。由此可见，船舶碰撞的构成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所要求的区别于“事实”的“行为”、区别于“违约”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以及在一般情形下以存在过错为前提而在违反法定义务的情形下则不以过错为前提的构成要件全然相符，因此其作为一种发生在海上的、典型而又特殊的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毋庸置疑。

船舶碰撞的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的确定为其在涉外民事关系中的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奠定了基础。正如法国学者巴迪福所说，“侵权行为地法，乃国际私法上最早确立的原则之一”，在涉外民事关系中，自13世纪宗教法学者和法则区别说学者创立传统的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以来，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逐渐被上升到一种原则的高度并且长期以来一直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因此，船舶碰撞作为一种特殊的海上侵权行为，将侵权行为地法作为其损害赔偿所适用的最基本的准据法自是理所应当。

三、法院地法。

根据《海商法》第273条第2款的规定，公海上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法院地法以取代侵权行为地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构成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法律适用“阶梯”的第二层；并且，结合上述法条第3款的规定，此处发生碰撞的应当为不同国籍的船舶。该法条条款的规定较之第273条第1款规定的差别在于，将船舶碰撞的发生地进一步限定在了公海的范围内，即是专门针对在公海上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所作的规定。至于这一条款为何以法院地法取代侵权行为法作为发生在公海上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所适用的准据法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其一，侵权行为地法无法适用于在公海上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所有，也不属任何国家管辖和控制的范围。因此，当船舶碰撞发生在公海上时，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得作为相应的船舶碰撞发生地即侵权行为地法适用于由此引起的损害赔偿。然而，公海不属任何国家管辖和控制，并不意味着在公海上发生的`船舶碰撞中的受害船舶一方因此即无法在任何国家起诉而使得其权利无法得到救济；同样地，在法律适用上，亦不能因为船舶碰撞发生地在公海且公海上又不存在主权国家的立法而使得由此引起的损害赔偿无法可依。所以，当侵权行为地法无法适用于在公海上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时，应当取代以其他恰当、合适的法律适用于上述涉外民事关系。

其二，法院地法较之船旗国法更适宜适用于在公海上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一方面，当船舶碰撞发生在公海上而不存在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作为侵权行为地法予以适用，同时由于相撞船舶国籍不同故亦不存在共同的国籍国法即船旗国法予以适用时，受诉法院适用其最熟悉、最常用的本国法即法院地法对上述情形下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进行审理自是情理之中。另一方面，由于相撞船舶国籍不同，所以倘若适用船旗国法则会出现适用加害船舶船旗国法还是受害船舶船旗国法的争论。对此，理论界始终未能达成统一，而世界各国立法的规定亦各不相同：有的国家立法主张适用加害船舶的船旗国法，例如韩国1962年《涉外民事法律的法令》第46条2款的规定；相对地，有的国家则主张适用受害船舶的旗国法；此外，例如《德国法律适用法》第17条2款的规定，还有的国家甚至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应当适用船旗国法，却并未具体明确应当以何者的船旗国法为准。由此可见，当船舶碰撞发生在公海上且相撞船舶的国籍不同时，适用船旗国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立法中都尚且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同样是须取代侵权行为地法以适用于公海上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情形下，应当以法院地法更为适宜。

四、船旗国法。

根据《海商法》第273条第3款的规定，同一国籍船舶之间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以取代法院地法并拟制作为侵权行为地法的法律适用规则构成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法律适用“阶梯”的最后一层；并且，根据该条款自身的文义，无论船舶碰撞是发生在一国的领海或内水还是发生在公海上，只要相撞船舶的国籍相同则一律适用其船旗国法。在此，暂且不论我国《海商法》这一规定的优劣，先就船旗国法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中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意义和作用进行解析。

一方面，同一国籍船舶之间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其一，由于但凡在可航水域航行的船舶均须悬挂国旗，因此只需通过船舶所悬挂的国旗即可以明确该船舶的所属国并且确定其船旗国法，使得以何国法作为船旗国法予以适用的问题十分易于得到解决。其二，由于相撞船舶为同一国籍，因此适用船旗国法即其共同的国籍法使得法院无论是对船舶碰撞侵权行为的成立还是对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的确定都能够得到一致的结果，而这实则亦正是国际私法始终追求的目标。其三，船旗国作为船舶的登记或注册国，其与船舶之间往往具有比较紧密的联系。船旗国在对船舶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的同时，船舶的所有人、营运人及其他船员亦对船旗国关于海上运输的法律和政策较为熟悉。因此，适用船旗国法对于国籍相同的相撞船舶双方而言更有利于其预见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结果，同时亦有利于争议的快速和顺利解决。

然而，另一方面，尽管船旗国法的法律适用规则的优越性十分显著，但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弊端，尤其是方便旗问题和光船租赁问题给这一法律适用规则的科学性、合理性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使其饱受诟病。在悬挂方便旗的情形下，尽管船舶悬挂了某一国家的国旗，但船舶与该国之间实则并无真正的实质联系并且该国亦不会对船舶进行良好的、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因而对发生在悬挂同一方便旗的船舶之间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既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同时亦会因为船旗国法本身的落后和不完善而无法切实保护受害船舶一方的权利或者给予加害船舶一方应有的惩处。而在光船租赁的情形下，包括雇佣船员在内的有关船舶经营和管理的权利均由船东转移至承租人处，即由承租人而非船东对船舶行使完全的控制权。由此，一来船东与船舶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微弱，而由船东对船舶进行登记的原登记国与船舶之间的联系亦随之被淡化；二来承租人所属国的海事机关则因为承租人对船舶行使完全的实际控制权而开始介入到对船舶的行政管理中。因此，对光船租赁情形下的船舶之间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即对船舶享有所有权但不行使任何实际控制权的船东的所属国法律是明显不合情理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同一国籍船舶之间发生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的法律适用规则并非必然可取，尤其是在海上货物运输实践中方便旗问题和光船租赁问题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盲目固守这一法律适用规则只会越发偏离其本应实现的法律价值。与此同时，这亦就回答了笔者在前文中所留下的一个问题，即我国《海商法》第273条对应予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一般情形”所作的具体限定是不合理、不恰当的；而侵权行为地法应当普遍适用于发生在一国领海或内水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而不论相撞船舶是否为同一国籍。

五、结语。

通过对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规则的总体情况的概述和其中主要问题的评析可以看出，我国《海商法》第273条“阶梯式”的法律适用规则体系在整体设计上是科学的、合理的，但其中仍有缺陷和不足需要加以改进。具体建议为：发生在一国领海或内水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发生在公海上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法院地法；发生在公海上的国籍相同的船舶之间的船舶碰撞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

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七篇】

古典文学中常见论文这个词，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为论文。以下就是由编为您提供的。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工作中，当货物运输。

合同。

成立后，合同当事人就应依法履行各自根据合同承担的义务。承运人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的义务，主要有船舶适航、管理货物、不得进行不合理绕航等。其中妥善保管好货物，将货物按时、安全运达目的地，是有效履行运输合同、圆满完成运输任务的关键。

根据《海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即承运人的货管义务贯穿于承运人掌管货物期间的全部过程，贯穿于从货物装船到货物卸船的整个过程。在管理货物方面，承运人或其受雇人、代理人不能有过失，否则因其过失造成货物的灭失或损坏，承运人应付赔偿责任。因此，在保管货物工作中，承运人应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确保货物安全、完好。现就做好非集装箱件杂货物的货管工作，船方如何利用好理货资源，充分发挥理货积极作用，作一浅析。

根据国际海运惯例，船舶在港口装卸货物，通常委托港口专业理货机构代表船方办理货物交接工作。理货工作质量好坏，直接影响船方对货物的保管工作。船方应当与港口理货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发挥理货专业优势，确保货物按要求装卸、积载，为保质保量完成货物运输任务提供保障。

就非集装箱件杂货物而言，船方自装货港接收货物至卸货港卸下货物，根据合同约定，必须单货相符。应分票计数，数量准确，包装或裸装货物完好，合理装舱积载、无油水渍异常状况等等。这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通常委托专业理货机构代为办理，船方相关工作人员应做好协调、配合和监督工作。为此，在货物进行装卸作业前，船长或大副应与理货组长进行充分的沟通，要根据不同货物的装舱积载要求，对理货人员的工作提出详细、明确的要求。一般来讲，着重将理货岗位、计数方法、溢短货物处理、验残、监督装舱积载、衬垫、隔票、分票及理货单证的签认等工作作为重点。

由于船方对货物所承担的责任界限所决定，在船舶装卸货物过程中，理货员的工作岗位要求在船舱内、甲板或船边。甲板，是指作业舱口周围的露天甲板。船边是指船舶直接起落货物的地方，可以是船舶停靠的码头岸边，趸船边，驳船上，除此之外的场所，不应视为理货岗位。

为了更好地划分承、托运双方的责任，货物交接一般以船边为界，交前由交方负责，交后由接方负责。这不仅是国际惯例，也是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期限要求，即从货物装上船时起，到卸离船时止。这一岗位，一方面可以较好地体现船方履行货物船边交接责任界限的有关原则要求，另一方面，更便于船方工作人员与理货人员进行实时沟通，指导、监督理货人员的工作，保证理货工作质量。

确保装卸船货物数字准确，是货管工作的重要内容。理货计数方法恰当，是保证计数准确的关键。因此，对理货计数方法的要求，应根据不同货种和作业形式的不同，与理货人员商定不同的理货计数方法。通常，只要是能在船边点清的货物，都应以船边为界，按钩交接，一钩一清。

除非在特定条件下，如船舶发生海事、严重混票、特种货物及对在船边不易按钩点清数字的货物，而又能从货垛外表点清货物的条件下，可以将点垛计数作为一种辅助的方法。一般不采取码头堆场点垛交接的方法。

同时，理货计数要分票计数。由于船舶在卸货港要按票交付货物，因此，装货时，应要求理货人员严格按装货单列明的货物提单号分票计数，防止装上船的货物混票和隔票不清，影响卸货港交付货物。如托运人对相同货物有区分规格、件号等特殊要求时，还应要求理货人员按要求准确区分。

理论上讲，如果发货人数字准确，理货计数方法适当，交接清晰，货物保管恰当，装卸货物的数量应该单货相符。实际情况是，由于多种原因，往往造成装卸船货物数字不准。其中，理货数字不准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作为受船方委托的理货人员，应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船方利益，采取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最佳的计数方法，确保装卸船货物的数字准确。这就既要求船方人员与理货人员相互配合，又要对理货工作做好监督和指导。如果发生溢短货物，应认真对待。

对出口货物，要求理货人员严格按装货单数字装船，对经准确理数后仍发现某票货物溢出，应由发货人通过船舶代理人更改装货单数字;对短少的货物，应通过船舶代理人联系发货人补足缺货、退关或更改装货单数字。理货人员要实事求是将装船货物数字情况报告船方，如实批注装货单。

对进口货物，按舱单载明数字卸船。如果因装货港数字不准而溢出或短少货物，应要求理货人员准确编制货物溢短单;对散件的货物，尽量折合成原件，对无法折合的和不同票的相同货物，可以通过理货或代理人，联系码头或收货人商定短件溢支按如数处理及相同货物溢短相抵，从而尽量避免和减少溢短货物签认。

以上仅是通用办法，实际上，不同国家、地区港口的习惯、环境、人员素质等等情况千差万别，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有些国家港口理货人员是船方雇请，往往发生货物卸毕有多余时，则说如数卸下;相反如发生短卸，则一定作短卸单要船方签认。当然，船方应实事求是地对待货物溢短问题，如果现场理货人员工作认真负责，与船方密切配合，无恶意或刁难等情况发生，对他们理货数字应该相信，需签认的则应该签认。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或是溢短数字较大，尤其是短少，则不能轻易签认，需经过认真研究后再作处理。如果双方僵持不下，可以采取加批注的惯例做法，即在相关单证上批注船方的意见。这种情况下，常见的批注有“上述短卸货物数字在争议中”,“对以上数字有怀疑，有待重新清点”等等。

海商法的历史沿革与论文【第八篇】

海商法(maritimelaw)，是调整船舶和航运通常使用的术语。在中国，海商法学者大多认为海商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海商法是调整特定的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得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狭义的海商法仅指199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是我国广义海商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指海洋及与海相通的江、河、湖等水域；商指国内海上贸易及国际远洋贸易；海商法主要调整商船海事(海上事故)纠纷，但若发生海上船舶碰撞，则军舰、渔船、游艇等船舶以及水上飞机都在海商法调整范围之内。海商法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有：船舶的取得、登记、管理，船员的调度、职责、权利和义务，客货的运送，船舶的租赁、碰撞与拖带，海上救助，共同海损，海上保险等。

海商法是随着航海贸易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就其历史发展而言，它起源于古代，形成于中世纪，系统的海商法典则诞生于近代，而现代海商法则趋于国际统一化。

海商法属于国内民事法律，在民商法分立的国家属于商法范畴；但为解决国际通航贸易中的船货纠纷，多年来已签订了许多国际公约和规则，主要有：《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即《海牙规则》，1968年修订称《海牙维斯比规则》)、《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简称《汉堡规则》)、《统一有关海上救助的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约克-安特卫普规则》、《防止海上油污国际公约》。它们分别对承运货物的权利和义务、责任豁免、海上船舶碰撞、海上救助、共同海损等作了详细规定。

1993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共1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