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农民工调研报告大全【推荐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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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研报告【第一篇】
在xxxx乡xxxx村的见习过程中，我看到xxxx村近些年来取得了可喜进步，农民们住上了小区洋房，当上了城里人。但同时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民失去土地，有别于城市居民。他们种地无田，就业无岗，创业无钱，社保无份，成为一个弱势群体、边缘群体，亟待社会关注。
一、xxxx村失地农民的就业情况。
xxxx村现在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现有的230户685人，仅60%的村民有经济来源，40%的村民无业在家。其中约10%的村民经营拆迁后的店面，20%-30%的村民在工业园企业上班。大部分村民都在工地打零工的方式维持生活，例如，5%的村民在工地开货车。
自主创办的本地企业很少，且资金不足，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差。目前仅有2家养鸽子场，1家养鸡场，1家涂料厂，1家服装厂，1家水泥砖厂，1家大理石厂共7个村民创办的企业。
二、xxxx村就业难情况分析。
透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失地农民就业不充分，就业渠道少，缺乏稳定性。
就业不充分，xxxx村有近半村民无业在家，他们依靠征地补偿款现在生活无忧，坐吃山空或盲目投资，对将来的生活并没有长远的考虑。呈现出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饱满，资源利用不够充分状态。
就业渠道少，缺乏稳定性。工厂务工的村民由于自身知识缺乏易下岗失业;开店从事个体户或自主创业开办村企业则需要勇气和资金;工地建筑工人或运输都受季节和市场需求影响。隐性失业现象相当普通，就业转失业的比例过高。
其中大龄失业农民和完全依靠土地的纯农民就业情况更加严峻，没有了田地，由于年龄、文化、体力、技能等限制，转业十分困难，失地往往意味着失业。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制度因素和经济动因，也有社会资本的支持及人力资本的作用。就主体而言，一个方面政府征地补偿过低，安置方式单一，对失地农民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知识技能掌握情况较差，自身就业能力弱，同时因为征地补偿款的原因，生活压力小，就业积极性不足，就业意识落后。
三、xxxx村解决就业难的建议。
从xxxx村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应该从政策、管理、服务、宣传等方面着手，打破城乡壁垒，完善劳动力市场，落实农民就业政策，建立失地农民长效就业机制。
(一)要解决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应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政府应从充分认识到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业是民生之本，是预防失地农民贫困的最好办法。纯粹的经济补偿和低标准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农民失地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
解决就业问题，政府责无旁贷，应制定各项政策，消除就业障碍，为失地农民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有效地实现失地农民就业。
一要提高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征用地企业签订合约，要求提供一定比例的岗位给本地村民，同时以周边工业企业为货源的有利契机，请县就业部门走进基层农村社区，针对年轻人指导创业，大力发展微商电商等新型创业摸式。
二要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创业，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失地农民就业的重要途径，在村民自愿的前提下，允许村集体利用整体补偿款作为资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政府创造条件并制定政策，帮助集体企业的快速发展。
三要积极鼓励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自主创业，鼓励他们从事经商开店活动，在政策允许条件的下，对自主创业人员在资金、税收、场地、收费等方面予以扶持，减少他们的创业风险。从政策上进行引导，从经费上给予支持，从行政上予以合作，从法律上加以规范。
四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岗位培训，提供他们的就业能力。特别针对40、50的大龄失地人员，请就业部门优先免费培训、安排到县城环保、绿化、保安等工作。不断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提升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为失地农民就业提供工作信息，服务帮助失地农民就业。
(二)要解决失地农民生计问题，应全社会共同参与其中。
解决就业问题，政府责无旁贷，但又不能大包大揽，全社会包裹农民本身都应该参与到此问题的解决。
一要营造公平竞争，公平就业的氛围。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破除城乡壁垒，反对就业歧视，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应该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不因为户籍，性别，年龄的区别对待，失地农民应该在就业过程中获得帮助而不是受到歧视。政府也应该加强对企业公平就业的监督管理。
二要健全社区建设，提供就业机会。推进社区参与，增强社区整合，发展社区服务，可以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互助组织，提高农民集体决策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社区发展一方面提供了社区保障和服务。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就业岗位。
三要引导教育失地农民转变观念，破除“等靠要”的思想，提高自谋职业，竞争就业的自觉性和能力，积极主动参与市场化就业。在政府提供相同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会因为自身原因而丧失机会。失地农民可以利用有限土地发展特色种养基地，比如种植绿色蔬菜、果树、养蛋鸡肉兔等，运用采摘农家饭等综合模式。
失地农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失地农民关系社会稳定发展，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农民的期盼。我们要科学合理的让失地农民转变成新市民。
农民工调研报告【第二篇】
20**年“两节”期间，农民工到因农民工工资未及时支付个访、集访共20余件次，涉及金额1201。1万元。20**年“两节”期间与去年同期相比投诉率上升了15。9%，金额上升10。8%，人数上升51。7%。不包括农民工到区城乡建设委，堵高速路口等方式，在城区发生一次。城区堵交通干道的行为在北环路，三环路数次发生，同邦。国际城数次发生民工拉标语、敲盆子等方式上街游行。
农民工调研报告【第三篇】
浙江省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大省。根据省统计局20xx年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1783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1260万，外省农民工约523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准确把握浙江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服务体系，对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20xx年，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对浙江七市十县区、市的劳动力市场和百余家企业、20xx余名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为确保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本次调研采取了现场填写、现场回收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2100份，回收2100份，获得有效问卷1915份，回收率与有效率分别为100%和%。现根据本次调查结果及相关资料，对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就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从性别看，男性多于女性，且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影响，外出务工人员的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女性%，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多数女性农民工逐步回归家庭，男性与女性的性别比重差距呈剪刀式不断扩大如图。另外，由于浙江省纺织服装业比较发达，这些行业主要需要年纪轻、反应快的女性从业，因此，在女性农民工中16-23周岁的女性比重较高，达%，与同龄的男性农民工相比，其比重也高于男性农民工。
年龄结构青壮年居多，学历以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学历为初中，%为高中或职高。较低的文化水平使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劳动，较少从事脑力劳动，不得不吃“青春饭”。在流动就业的农民工中，%年龄在30岁以下，40岁以上的农民工不到10%，以青壮年居多。另外，在16-23周岁的农民工中，%为初中以下学历，这些人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思想单纯、社会经验少，且多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作，只能机械地重复某种单一的动作，难以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无法提高自己的就业层次和可持续性。
“晚婚”现象较为普遍，四成已婚农民工家里有“留守儿童”。浙江流动就业的已婚农民工比重较低，只有%的农民工已婚。根据有关调查，全国外出农民工婚姻结构基本呈现“三七开”。与全国水平相比，差距较大，这主要源于浙江省16-23周岁的农民工未婚比重较高，为%，24-30周岁之间未婚农民工比重也高达%。说明农民工在流动就业过程，不断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很多农民工摒弃了农村传统的“早婚”观念。在已婚的农民工中，全家都搬到城里的占%，%的人夫妻在城里，孩子在老家，两地分居的现象较少，但“留守儿童”现象比较普遍。
外省农民工主要来自于安徽、江西、四川等地。安徽、江西两省与浙江毗邻，成为浙江外来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在外省农民工中，户籍为安徽的占%，江西的占%。其次是四川、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农民工所占比重较高，依次为%、%、%、%；江苏、贵州、山东、陕西、重庆户籍的农民工所占比例依次为%、%、%、%、%。
根据调查，目前浙江农民工求职信息“老乡”、亲戚介绍的占%；通过市县劳动力市场了解住处的占%；通过当地政府的劳动管理站了解住处的占%；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了解招聘信息的占%；而毫无目的，随意闯荡的占%。
外出动机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随着城乡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不再仅仅是单纯的赚钱，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学技术、见世面而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16-23周岁的农民工，为寻求发展机会而外出就业的比重为%，见世面的占%，想学技术的占%。
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多数农民工想扎根城市。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年为单位在城乡和地区之间流动，这种“候鸟式”流动就业的模式影响了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但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两年内平均每位农民工转换工作在次左右，%的农民工没有转换过工作，大多数农民工春节后仍然在原用人单位工作，劳动关系日趋稳定。在未来打算方面，只有%的农民工明确表示要回家，并且30岁以下农民工明确打算回家的比例更低，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不愿再退回农村当农民，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永远留在城镇，成为城镇居民的一部分。
注重就业质量的提高，失业期间依靠积蓄维持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在工作中不仅仅局限于对收入的追求，更注重自身的发展，对职业生涯规划有较强意识。在有转换工作经历的农民工中，%是想找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特长的单位，由于工资太低转换工作的农民工占%。在失业期间，%的农(民工依靠以前赚的钱来维持生活；%的农民工依靠亲戚朋友的帮助；%的农民工靠打些零工；依靠社会救助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仅占%。失业保障不足，使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比当地人更大的经济、社会、心理压力，因此大多数农民工通常是“骑驴找马”，失业期较短，%的人在两个月内可找到下一个工作。
收入水平稳步增长，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近年来，浙江省农民工就业环境日益改善，农民工收入水平总体呈现出稳步增长的态势。目前，浙江省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1218元，比全国966元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生活质量调查，20xx的平均水平高出252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在拖欠工资方面，有%的农民工经常被拖欠工资，尤其是建筑业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比较严重，只有%的人能按时领到工资。
劳动时间总体较长，大多数能获得加班工资。《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但调查显示，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及以下的农民工仅占%。大多数农民工不仅每天工作时间较长，而且难以享受到正常的双休日，%的农民工每月只能休息1-2天，还有%的农民工根本没有休息日。对于超时工作，%的农民工表示能得到加班工资，当问及他们的加班意愿时，%的农民工表示加班加点是出于自愿。这一方面是由于超时工作可以获得更多收入，另一方面是因为多数农民工业余生活比较贫乏、单一，与其在家睡觉，还不如多赚点钱。这说明，当前浙江省大多数农民工依然处于较低的需求层次，为了获取更高的收入，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部分休息权。
社会保险在省际间转移较难有关。
职业安全教育还存在较大不足，女性农民工缺乏特殊保护。《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通过调查，参加过所在用人单位为其组织的岗位安全培训的农民工仅占%。企业不仅在职业安全教育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在劳动防护方面也缺乏重视，仅有%的农民工能够按时领到用人单位发放的劳动防护用品，%的女性农民工在“三期”没有得到应有的特殊保护。农民工大多数从事重、脏、苦、险等工作，不进行必要的职业安全教育、不配备必需的安全防护用品和提供必需的特殊保护，很大程度地提高了职业病和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劳动合同签订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受劳动合同约束。劳动合同在农民工维权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普遍较低，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调查，全国%的外出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课题组调查数据显示，浙江省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占%，与全国水平相比，签订率较高。部分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一方面是因为一些用人单位存在着用工管理不规范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些农民工在主观上不想签劳动合同。数据显示，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有%的农民工由于担心受到约束等原因自己不想签订劳动合同，尤其是16-23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不愿意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社会地位不断提高，部分农民工已加入工会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组织对农民工自身的维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调查，农民工不再被工会组织拒之门外，%的农民工加入了工会。另外，农民工地位不断提高，选举权也得到重视，进城后参加过选举的农民工占%，而且参加过选举的人中，有12.
8%参加的是务工所在地城市居委会选举和人大代表的选举。
工资水平偏低，生活成本相对较高。浙江省20xx年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是25572元，而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14613元，前者是后者的倍，收入差距较大。低工资水平伴随的是较低的生活支出，农民工在打工地平均年消费仅为7812元，而浙江20xx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2254元，是农民工人均消费的倍，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但与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农民工生活成本仍然较高，消费成本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收入水平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表面上，浙江省农民工在收入上优于其他省市就业的农民工，但实际上，一方面，浙江省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相比，处于“低收入、低支出、低生活水平”的“三低”状态，在与周围的居民进行比较时，容易形成极大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与其他省市的农民工相比，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省市。因此，仅从经济收益的角度看，浙江省在吸引农民工就业方面并不具备足够的优势。
整体素质不高，“眼高手低”就业难。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数为年，大多数缺乏专业技术技能，且不愿意或无经济能力参加收费的培训项目，仅有%的农民工愿意参加自费的培训，愿意参加的人中%的人只愿意承担300元以下的培训费用。虽然自身素质不高，并且较少参加职业培训，但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的收入、环境要求却越来越高，他们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样体面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并且定居在城里。自身的能力限制了农民工良好愿望的实现，%的农民工在转换工作中需要1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找到下一个工作，%甚至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
超时工作，业余生活单调。%的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原因和动机是赚钱，因此，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农民工和能获得加班工资的农民工有较强的加班意愿，而且随着加班工资支付的标准越高，农民工加班的意愿越高。高强度、长时间的透支体力工作，对身心的损伤是显而易见的。在较少的空余时间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也未得到重视，看电视和睡觉成为他们最主要的休闲方式，居住环境也差强人意，大多数人居住在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出租房内，农民工疲惫的身心难以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恢复。
注重短期利益，忽视长期保障。在一些农民工眼中，外出就业只是“权宜之计”，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大多数人未等到法定退休年龄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农民工比较注重近期内的经济收益，较少考虑工作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未来养老等问题。在未参保的农民工中，仅有%是因为用人单位不给参保而未参保，即便是不需要农民工缴费的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也没有得到农民工的重视。在劳动合同签订方面，部分农民工因不想受到约束，担心影响自己转换工作而不愿意签订劳动合同。对于农民工来讲，一些保障有如一把“双刃剑”，虽是保障，但也是一种束缚或经济负担。
子女就学难，家庭教育缺失。农民工外出就业，使子女教育处于“两难”的境地：如果随父母到务工地就读，一方面由于户籍限制，不得不缴纳一定金额的借读费，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父母流动性较高，其子女不得不成为“流动儿童”，接受教育的连续性成了很大问题；如果在老家就读，则要与父母长年分离成为“留守儿童”，父母作为子女的第一监护人，在子女成长中长期缺位，无法实现持续的家庭教育，对子女的学习和心理健康都极为不利。
居城市难以逾越的鸿沟。另外，在择偶方面，仅有%的人希望在城里找配偶。可见，农民工无论是在经济能力上，还是在心理上仍不具备在城里定居的条件。
改革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浙江省到20xx年底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实行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但长期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难以完全从二元结构中走出来，几十年形成的思维惯性使农民工难以彻底摆脱户籍身份制的阴影。因此，应该加快城乡统筹步伐，彻底清除一切对农(民工的排斥与歧视性制度，使农民工依法获得普通劳动者的平等合法身份，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里人”一样享有同等的待遇，在公平的环境中自由地流动和择业。甚至可以考虑为农民工建立档案制度，树立农民工“职业人”意识，从主观上延长职业生涯，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综合素质。农民工整体素质不高，是造成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就业能力和维权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对农民工进行培训，要城乡并举，各级政府把关注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当作大事来抓，继续大力抓好“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程”，大力发展面向农村、城乡互动的职业教育。浙江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可率先在农村推行“9+2”义务教育，即对未升入初中的毕业生根据就业意向，自愿选择专业，免费参加2年职业技能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技能资格。加大政府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投入，减轻农民工经济负担，并积极推广岗位技能工资制和技工奖励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工参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建立和谐稳定劳动关系。用工单位是农民工的劳动场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最直接、最主要的环节。有必要针对当前农民工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全省集中一段时间，组织相应力量，通过大规模的宣传和培训，督促推动用人单位全面建立、完善劳动用工管理制度，包括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完善劳动合同履约制度，同工同酬制度，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经济补偿制度，集体协商制度等，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就业平等权、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障权、职业安全权等基本权益的落实。
构建浙江大社保体系，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农民工流动性大，未来趋向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决定了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如果在现有城镇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再建立一个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会增加管理成本，还有背于农民工未来融入城市的发展趋势。浙江省提出的“大社保体系”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个“大”，不仅体现在保障项目的广度上，也体现在保障对象和范围的宽度上，即全民大社保。当前应该着重抓紧农民工的工伤、医疗含女工生育和养老保障制度的落实，并积极探索城镇养老、医疗保险与农村养老、合作医疗的衔接方式与渠道，赋予农民工自主选择权，解决他们养老、医疗问题。此外，还要研究解决一方面用工单位认为社会保险费率过高、负担重，另一方面存在缴费基数不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会影响用人单位的参保积极性，还会给市场公平竞争带来挑战。
法律法规的落实，积极做好配合国家《劳动合同法》、《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陆续出台后的宣传贯彻工作，主动调整清理和修订妨碍农民工享受平等权益的各种地方性法规政策。同时，针对浙江实际，按照平等、公正、共享的原则，加快制订和建立适用所有劳动者群体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政策体系。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严厉处罚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坚决杜绝用人单位违法使用童工、恶意拖欠克扣工资、违章盲目指挥生产、逃避社会责任等现象。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畅通农民工维权诉求渠道，认真和推广义乌等地维权的经验和做法。加大对农民工法律援助力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维权中的重要作用。
关注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第二代农民工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从跨出农村的那一天起，就不准备回到农村去，如果无法融入到城市，长期在现实中找不到理想位置，就会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将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当前应有针对性地把第二代农民工问题作为重点，要认真研究，真正知道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多关心他们的成长，找出他们理想与现实中的差距及存在差距的原因，帮助他们切实解决问题。当前除了关心农民工的经济利益外，要从社会公平公正出发，关心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社会地位平等、民主政治权力等，让他们能在居住的城市真正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可以当选人民代表和进入政府、社区管理层；完善相应的人民团体制度，通过加入工会等组织，积极参与民主管理，使他们最终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实现新城市人的目标。这也是构建共融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
农民工调研报告【第四篇】
岱岳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全区共有人口100万，其中农业人口就超过大半数。区内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工业基础薄弱，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农业，全区有农村劳动力50多万人，属劳动力富余区。由于全区有大量的剩余劳力，转移劳动力成为农村村民致富奔小康的一条主道，大量的劳动力输出，不仅增加了本区经济收入总量，同时也让多数外出务工者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观念得到改变，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工在经济建设中作用的发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福利待遇等问题所产生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问题解决不好，它必将是一个社会问题，将会对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及社会隐患。因此，解决好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已成为当务之急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是对参保政策缺乏了解，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保险，认为只要每月工资能拿到手就行了；二是多数农民工存在临时思想，没有长远考虑和打算，只考虑眼前利益，认为务工不是长期职业，参保后每月自己还要交钱，减少了月收入；三是文化水平低，参保和维权意识差，对自己应享受的权益不去争取，也不去加以了解；四是企业老板为了减少支出，只从效益考虑，也有意回避员工，这类问题不想给员工作参保宣传发动，或者是老板只从采取选择性的给少数人参保；五是农民工的流动性比较大，人员难以固定，员工也有好干就干，不好干或不想干就不干，说走就走。给企业老板和参保工作带来较大难处。
鉴于全区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且分布区域广，就业的行业多等特点和从根本上解决务工人员老有所依的实际问题，提出以下工作建议：
（一）明确一个专门的机构，按照行政区域对辖区内的外出务工人员及企业每年至少进行一次普查，摸清底数、务工地点及所在行业等基本情况。
（二）加大对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政策法规的大力宣传。一是利用各种渠道和不同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提高农民工的参保意识；二是印刷一些与保险相关的宣传资料发放到农村；三是利用新春佳节农民工回乡访亲期间组织他们进一步学习领会了解社会保险知识、讲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好处等；四是加强工作力度，在各乡镇也要成立农民工工作办公室，工作要明确有具体的人抓。要实行长期性的一个工作格局，随时了解、把握基本情况，并帮助他们解决在参保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五加大监管力度，督促引导农民工积极参加各种社会保险。
农民工调研报告【第五篇】
20xx年初，国务院领导同志就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国务院研究室牵头，对农民工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先后到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四川、河南、宁夏等11个省(区、市)进行调研，实地考察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和居住区、农民工培训场所、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农民工子弟小学等，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50余次。历经10个多月，在深入研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起草形成了报告。
国务院研究室近日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正在城镇务工和返乡农民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收入方面，被调查农民工的月工资均比较低，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间。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00至500元的占%，500至800元的占%，800元以上的占%。
目前，农民工打工主要依靠传统的血缘、地缘人际关系网络，通过“资深”农民工介绍，一轮带一轮地以滚动方式进城。据调查，通过熟人或亲戚介绍的比例达到%，而通过中介机构介绍和自己应聘的仅占%和%。
仅%签订用工合同。
调查显示，农民工工资领取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月领取，为%;另一种方式是按年领取，为%。在被调查者中，基本能按时领取工资的达到%，有时延期和经常延期的比例达到%和%。
仅%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内。
农民工工作的显著特征是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每天工作大多超过8小时。在被调查者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以内的仅占%，8至9小时之间的达到%，9至10小时之间和10小时以上的分别占%和%。
在二、三产业中占半数以上。
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
报告同时指出，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工业带动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月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90元，平均全年节余3000元左右。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数以千亿计的现金，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来源。
针对农民工乱收费现象仍然存在。
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我国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审批手续和收费的政策在少数地区落实仍不到位，乱收费、搭车收费的现象依然存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调研组在报告中指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各地均对本地区针对农民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进行了全面清理，但在个别地方外来人员居住集中的街道、乡镇，还存在乱收费情况，如超标准收取卫生清扫保洁费，擅自收取综合管理费、宣传管理手册工本费等。调查还显示，个别地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个别教育部门擅自抬高免收借读费的申请标准;少数地方农民工培训所需财政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影响农民工就业培训工作顺利开展;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困难，一些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有的政府主办的劳动保障培训基地收费公示不符合规定等。
农民工调研报告【第六篇】
一、调查时间：20xx年x月。
二、调查方式：采访调查。
三、调查对象：城市农民工。
为了解*市农民工就业状况、工资收入情况、工资被拖欠情况、下一步的就业打算以及希望政府帮助解决的主要问题，日前，徐州民调中心与徐州调查队联合开展了农民工就业、收入情况等快速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的农民工每月能按时领取工资，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和“子女教育”;%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工作“基本符合”期望，%的农民工将“继续外出打工”，%选择“在家创业”。
年龄在18至50岁间半成以上为高中或以上。
据市民调中心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快速调查，调查对象为全市五县(市)及铜山、贾汪两区在本地企业和尚未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共计240人。被访农民工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
240位被访农民工中，18-x0岁占%，x1-50岁占%。男性占%，女性占%。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学历为高中、中专。%的农民工文化程度为高中、中专，%为初中，%为大专及以上学历，%为小学及以下。
多数以短期零工为主长三角为首选打工地。
调查显示，被调查民工以短期零工为主。%的被访农民工为“短期零工”，%为“长期合同工”，%为“自主经营”，另有%目前“失业”。在所从事的工种上以技术工人为主。%的农民工从事包括建筑工、木瓦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在内的简单技术工种，%为工厂工人，%为各类服务人员，另有%为管理人员和办事员。
调查显示，长三角地区为首选打工地。%的农民工选择长三角地区为打工地，%选择徐州本地作为自己的打工地，%选择中西部地区，选择珠三角地区、京津地区等地的比例均不高于%。
收入多集中在1至5万拖欠工资现象依然存在。
调查显示，农民工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5万元。%的农民工年收入为1-x万元;%为x-5万元;1万元以下占%，其中不足5000元的农民工比例为%;%的农民工年收入超过5万元，其中%为5-8万元，%在8万元以上。
调查显示，农民工收入主要用于“日常生活开销”。%的农民工收入用于“日常生活开销”，%用于“子女教育”，%用于“人情往来”，%用于“房租”，%用于“赡养老人”，%用于“医疗保健”，%用于“储蓄”，%用于“娱乐支出”，仅有%分别用于“技能培训”和“投资”，%用于其他方面。
农民工调研报告【第七篇】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3月至5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10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
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
(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
1.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1.据此推算，201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亿(2019年为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2.平均年龄23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
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对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59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平均为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岁、18岁的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
3.近80%的人未婚。
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2019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2019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
》显示，当时农民工中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
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民工有所提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26%以上;年龄在21-25岁之间的达到%，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个百分点3.而2019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高出传统农民工14个百分点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和%;而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和%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5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和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
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
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
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20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3-5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
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26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70年代出生的占%，80年代出生的只占%.同时，在8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
(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80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
(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比传统农民工低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高出传统农民工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2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
(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了下来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
(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新生代农民工为%，高出传统农民工个百分点11.
(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3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18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19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劳动合同。
签订率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基本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具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和新诉求，新生代面临的问题又有其特殊性。
(一)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据公安部2019年的调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的农民工愿意承受的购房单价在3000元/平方米以内，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间的单价，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然而，据调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市及以下城镇，在农民工集中流入的东部沿海地区，即便是小城镇的房价也远远超过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东莞市当前的房价已经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价相对较低的沙田镇和常平镇，房价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数建制镇的均价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对比农民工所能承受的房价与现在农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价，可以推断，如果按照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们的工资增速能够赶上房价的涨速(目前来看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价购房，新生代农民工中最终能够实现在务工地城市购房定居梦想的比例也不会超过10%。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据中国劳动力市场网发布的信息，2019年城市劳动力市场对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需求占总需求的%，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的需求仅占%。然而，据当前已有的调查数据综合判断，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三成左右。同时，城市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门职业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中专、职高和技校水平的劳动力，这部分占总需求的%，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部分人只有二成左右。也就是说，在知识和技能逐渐代替简单体力劳动作为劳动力市场选择标准的背景下，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和技能水平不能获得比劳动力市场需求更快的发展，按照他们目前的技能水平估算，只有大约三成的人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
(三)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基于自身阅历和切身体验，对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正是为了让子女能够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选择在务工地就业和定居。据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报告，2019年农村流动人口子女中，%随同父母流动，只有%留守农村。然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据教育部2019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比例，北京为63%，上海为49%，广州仅为%。学龄儿童中未上学的比例，北京为%，上海为%，广州高达%。农民工子女半数以上都有转学经历，在转学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办学校还存在收取借读费和赞助费等行为，而大城市最突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步入育龄阶段，与此相伴，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也必将越来越成为他们在务工地稳定就业、生活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是农民实现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要想实现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目标，必须至少享有三个层次的社会保障：其一为解决年老和疾病时后顾之忧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其二为解决失业后暂时生活困难的失业保险;其三为防范沦入贫困境地的最后一张保障网——最低生活保障。然而，据调查，目前新生代农民工中，享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和%，且不说企业的缴费标准大多以各地的缴费下线为准，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对象为当地城市户籍人口，农民工基本上没有享受该项保障的权利。显然，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与他们企盼在务工地城市稳定就业和生活的诉求之间，距离还相当悬殊。
(四)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迈出中学校门，他们带着对传媒中、社会上成功人士的羡慕和崇拜，期盼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美好的梦想。但是，他们的心智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稳定、身份认同尚不清晰，面对铺天盖地、瞬息万变的信息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确定具体职业发展目标的能力仍旧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带来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们制定及实施职业规划的能力更低。同时，他们继续学习的愿望非常强烈，据调查，%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专业技能知识，%的人表示需要学习法律知识，%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识，但是，由于闲暇时间较少、下班时间较晚、学习培训机构距离较远等因素，导致他们能够便捷、安全、有效接受专业学习培训的渠道严重匮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就业单位频繁变换，学习培训的专业技能缺少可持续性或者不适应市场需求。这既浪费了他们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又不利于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企业用工的稳定。
(五)情感、精神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最少得到关注的深层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交友、恋爱、结婚的黄金期。同时，他们刚走出校门，仍处于“半成人”阶段，对思想沟通和情感交流的需求更强。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较窄、工资收入低、就业行业农民工男女比例失调(建筑业和制造业男性多、服务业女性多)，这就使他们普遍面临想交友没时间、想恋爱没人选、想倾诉没对象的困境，再加上企业管理和文化建设的不足，以及社会人文关怀的欠缺，婚恋和精神情感成为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感情孤独”已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主要困惑，在北京建筑业接受调查的农民工，超过七成将“感情孤独”作为困难的首选。在实地调研中，透过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略带羞涩的话语，常让我们感到其内心闪烁的隐痛和不安。
(六)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其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共同的经济社会环境，同样的农民工身份，差距不大的人力资本状况，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基本劳动权益实现上与传统农民工相比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境况相似，仍旧普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职业卫生健康保障不够等方面。据一项在广东的调查，201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只有%;遭遇工资拖欠的人所占比例为%;人均拖欠工资元，差不多相当于人均个月的工资。另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2019年流动人口监测报告，60%的农业流动人口就业于工作条件差、职业病发生率高和工伤事故频发的低薪、高危行业。同时，据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发生工伤事故时，仅有60%的用人单位为其支付医疗费用。其中，服务业最差，这一比例只有%12.
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问题始终高度重视，近年来出台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农民工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随着我国进入加快城乡统筹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阶段，随着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这些诉求和问题的积累已经开始显露出对我国政治社会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农民工家庭幸福及其个人发展的负面影响。这就使有针对性地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成为国家发展中事关大局的紧迫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性、城镇化的过程性、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凝固性，使得农民工问题十分复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涉及农民工的共性问题，又有其群体特殊性。问题的解决既要着眼全局和长远，着力完善制度和体制、机制，大力提高已有政策、措施的效力和效率，促进问题的根本解决;又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出发，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目标，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环节——就业培训、住房、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为重点，以素质门槛、学历门槛、技能门槛、人力资本积累门槛、社会保险缴纳门槛和稳定居住门槛等为主要标准扩大户籍改革的口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力争尽快取得新进展。
(一)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要以贯彻中央《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为契机，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各级政府应以常住人口为基础，把农民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明确发展目标、细化阶段任务、保障资源和措施、落实领导和机构分工、完善人员配备。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应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最需要的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住房改善、社会保障、户籍改革和城市公共服务中心建设等方面，制定专项规划，并督促各地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专项规划。力争到“”期末使目前已有及新增的“两后生”(指初中、高中毕业后未考取大中专院校，又不愿意复读的学生)80%以上能免费接受一次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80%以上接受初、中级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各地90%以上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公办学校和政府委托的普通民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力争农民工工伤保险实现全覆盖，医疗保险达到60%以上，养老保险达到50%以上。解决至少20%的外来农民工进城落户问题。力争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以上，所有城市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制度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所有城镇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维权-传染病预防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中心。
建立按照常住人口配置土地、公共设施、预算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并逐渐加大对农民工公共预算的存量和增量投入。建立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各级财政应将涉及农民工的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计划生育、权益维护、治安管理和信息系统建设等有关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提交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保用于农民工的预算在存量和增量上逐年科学、合理地增长。将农民工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体系，使之享受与城镇职工同城化待遇，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和统一服务。多渠道多形式提供农民工居住场所，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农民工公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落实以输入地为主和以公办中小学为主的政策，加快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公共教育体系，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益的落实。开展做文明新市民活动，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按照现代城市文明要求规范自身行为，提高文化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户籍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颈。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要求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这为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指明了方向。各地应积极、稳妥地创新和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在中小城市、小城镇实现稳定就业创业而又放弃农村责任地的农民工，取消准入门槛;在稳定就业前提下，农民工有条件进行投资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积的住房，或单位提供相应面积廉租公寓的，准许转入城镇户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积极研究放宽新生代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政策，采取积分制落户办法，将教育、技术资格、工龄、社保缴纳年限等作为积分内容，优先考虑将农民工劳模、农民工高级技能人才、农民工人大代表等农民工优秀分子转变为市民。可考虑通过稳定居住、社会保险交纳、学历和职业技术、突出贡献、人力资本积累等标准，力争每年解决3%的外来农民工——即300万人进城落户问题，以使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能够转入当地城市户口，享有与当地市民平等的待遇。当前的过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引导人口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二是普遍推广居住证制度，进一步清理取消歧视性规定。三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改善县城和中心镇的就业创业条件和人居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属向小城镇聚集。通过不懈地努力，力争到“”期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0%.
(三)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创造法制环境和制度保障。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职业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教育制度、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培训制度，创新农民工培训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开展针对性上岗技术培训;针对恶意欠薪行为，修改《刑法》，设立“恶意欠薪罪”;针对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方案;针对公共服务享有和传染病预防的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中心指导意见等。
贯彻落实《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积极指导新生代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规范企业经济性裁员。以中小劳动密集型企业、城乡接合部和乡镇企业为重点，开展打击非法用工专项行动，督促企业依法规范用工。促进建立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和行业人工成本信息指导制度，推动农民工与企业其他职工同工同酬。督促企业改善管理，强化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以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为契机，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险的参保率。加强农民工职业病防治和职业健康保护，搞好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严格执行高危行业农民工持证上岗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工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
(四)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加大对农民工的舆论宣传，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农民工所作的重大贡献，引导用工单位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营造关心、尊重和爱护农民工的良好社会氛围。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保障农民工参与管理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权利。贯彻落实修改后的《选举法》有关城乡居民选举“同票同权”的规定，制定相关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选举权。逐步提高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注重在优秀农民工中发展党员，逐年增加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模范、高级技工技师以及有其他突出贡献者中的比例。
积极组织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其业余生活。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和培训工作，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加强企业文化、职工文化建设，开展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注意加强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和行为矫正服务，加大对他们心理健康的关注和投入，开展社会关怀活动，帮助他们搞好自我管理、自我调适，缓解心理压力，提高耐挫能力，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问题，为他们组织开展交友联谊活动，为解决婚姻问题创造条件。
(五)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形成社会化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工会运作、相关部门协作的社会化维权工作体制，赋予工会更多的资源和手段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按照促进科学发展的要求，建立农民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和激励约束机制，把农民工就业培训、收入增长、居住、就医、子女入学和社会保障等基本生活条件改善，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鼓励各地根据实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尝试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住房改善、户籍制度改革、随迁子女高中阶段教育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加强农民工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推进农民工工作在相关机构和地方的常规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民工信息统计监测调查制度和农民工信息网络建设，提高农民工就业管理和服务的网络化程度，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区之间农民工工作机构的协作机制，使之在劳务对接、权益维护、信息沟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同时，借鉴国外解决类似“农民工”和移民问题的有益经验，为创新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提供参考。
(六)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以新生代农民工为重点对象，创新农民工组织形式和入会方式，通过源头入会、劳务市场入会、先入会再组织成建制劳务输出、加强劳务派遣工入会等措施，推进工会组建和发展会员工作。加强农民工会籍管理，推广完善农民工“一次入会、持证接转、全国通用、进出登记”的工会会员会籍管理制度，健全城乡一体的农民工流动会员管理服务工作制度。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工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联合会建设，聘用社会化、职业化工会工作者，充分发挥基层工会联合会在组织农民工加入工会中的重要作用，扩大对农民工的覆盖率。进一步推行和探索会员优惠办法，拓宽优惠渠道，体现会员与非会员的区别，增强工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高农民工自愿入会的积极性。
加强源头参与机制建设，积极参与《劳务派遣规定》、《企业工资条例》、《企业民主管理条例》等涉及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积极反映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诉求，提出政策主张，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法》等相关劳动法律和制度的贯彻落实，督促相关部门定期或不定期进行专项检查。以非公有制企业为重点，开展覆盖农民工的职代会、工资集体协商和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工作，保障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民主权利、工资分配和获取劳动报酬的权益。有针对性地做好新生代农民工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依靠工会组织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推广培训-就业-维权“三位一体”工作模式，积极开展政策咨询、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小额贷款担保、跟踪扶持等农民工就业服务。继续推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家政工程”、法律援助等活动的实施，发挥工会“职工就业培训基地”、“农民工技能培训基地”的示范作用，开展有工会特点、符合市场需求和新生代农民工要求的培训，着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支持企业开展岗位培训，推动落实企业组织农民工培训的资金补贴政策。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工会的信息交流和劳务对接。积极开展建设学习型组织、争做知识型职工活动，努力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和综合素质，培养造就高素质的现代产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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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调研报告【第八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子女们，无论是那些留在家乡农村、还是随父母进入城市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安全环境等很多问题都亟待关注，他们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最需要关爱的特殊少年儿童群体之一。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关乎社会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更是关系到“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我们通过“12340”社情民意调查热线分别对市区农民工（学生家长）和教师开展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方式进行，调查范围为市区学校老师、学生家长（农民工），具体包括：莲都小学、天宁小学、天宁中学等。农民工（学生家长）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初中文化程度的占%，高中文化程度的占%，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农民工夫妻在同一城市务工的占%。
1、农民工子女进城求学困难重重。据调查显示：认为进公办学校“入学门槛高”的占受访农民工的%，认为“没有在丽水交社会养老保险一年以上而没入学资格”政策不平等的农民工占%；认为待遇不公平的农民工占%。因此，城里孩子接受的“良好”教育对诸多农民工子女来讲是遥不可及。
2、认为公办学校资源不足也不愿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占受访农民工的%。由于农民工子女来自各地，整体素质普遍没有城里学生好，入读后给学校、老师带来了很多的困难和一些额外负担。比如：有些学生不会说普通话或说得不好，难以和老师很好地沟通交流，教学无法实现互动，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3、认为私立学校很难满足孩子上学所需的占受访农民工的%。由于办学条件所限，好多资质较浅的私立学校教学设施简陋，设备短缺，师资力量不足，很难让农民工子女接受到全面、优质的教育，所学知识较为局限，从某种角度来讲，影响和限制了孩子的发展。
1、家长对家庭教育的认识程度。
在受调查的161名学生家长中，认为家庭教育非常重要的占大多数，达%，认为家庭教育比较重要的家长占%，没有家长认为家庭教育不重要。由此可见，家长对孩子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错。
2、家庭教育的方式、方法。
用榜样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他们深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孩子面前非常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希望给孩子做个好榜样，树立良好的形象。用说服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但据他们自己说，有时家长自己做得就不够，不能以理服人，所以根本说服不了孩子。用鼓励方法教育的家长占抽样调查的%，更多地表扬孩子，让孩子开心地进步。另外，还有%的家长干脆不管孩子，听之任之。据了解，这少部分家长大多说工作太忙，为生活奔波，无暇顾及。
文化背景各异、学习方式不同，农民工子女心理发展不平衡。农民工子女大多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差、物质和精神生活相对贫乏的偏远农村。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生活，不同的口音、不同的教材、不同的教学进度以及不同的教学方式使得他们的成绩较本地孩子差，使农民工子女极易产生自卑、自控能力不强、意志力薄弱、戒备能力强等不良心理。来自本地孩子的歧视，内心世界对社会差别感受到的强烈不平等，也让农民工子女承受着一定的心理压力。
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孩子的心里会出现一定的问题。他们从农村到了一个繁华的都市，因为经济、地位、及父母的艰难处境，农民工子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本身就在经济条件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好不容易能与城里的孩子坐在同一个教室里接受质量较高的教育，却又要承受来自城市孩子的种种不理解。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让他们退缩，可心灵的创伤却难以抚平。“亲情失落、心理失衡、行为失控、学习失教、安全失保、监护失助”已成为他们中的普遍现象。%农民工认为从农村转到城市学习后，孩子的自信自尊受到一定的打击，心理变得比较敏感脆弱，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个体社会化发展受到影响，性格上也容易产生变化。多表现为性格内向、孤僻、不合群；攻击性行为多、不喜欢与同伴交流；容易自卑，适应过程比较缓慢；不太会关爱他人；行为和学习习惯差等。
父母在外务工，对孩子的成长造成不少负面影响，前5类情况占受访者比例均高于60%，可见问题不小。
（一）根本原因——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和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导致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极度不平衡。甚至可以说，我国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即使是在今天，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也是在以一部分农民不能享受正常的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换来的。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引起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里的大量涌入，也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