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满分作文【汇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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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满分作文范文【第一篇】
2012年12月26日，为期一个月，由浙江省文化厅主办，浙江省演出业协会、浙江胜利剧院承办的浙江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展演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次展演中，浙江省12家民营院团的500余名演职员汇聚杭州：德清越剧团的越剧《德清嫂》、开化惠民艺术团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温州市哈哈京剧艺术团的京剧《花木兰》、杭州哈哈艺术团的轻喜剧《世界充满爱》、舟山海之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综艺歌舞《海岛风》、海宁皮影艺术团有限公司的皮影戏童话剧《小花猫钓鱼》、永康市婺剧团的婺剧《火烧子都》、宁波市北仑海舟越剧团的越剧《新狸猫换太子》等剧目轮番亮相，并特邀长期服务基层、服务农村的钱江浪花艺术团在展演期间进行专场演出。
这些常年活跃在山乡、海岛、社区的民营剧团，因机制灵活、市场广阔、演出接地气，而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已成为浙江演艺市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民艺汇演百花争艳
“民艺汇演，百花争艳”。展演期间，用剧院内的这一横幅来形容整个演出的精彩情景正为合适。有古装戏、现代戏，有励志戏、爱情戏，在欢乐中发出笑声，在欢笑间感动，在感动中回味，这场展演成为了那一个月杭城戏迷们的“舞台盛宴”。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展演观众平均上座率为91%，其中，越剧演出观众更是场场爆满。
退休的体育工作者叶鑫根看过展演后，给浙江省文化厅厅长金兴盛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有幸观看了民营剧团展演的演出，真是大开眼界，感慨万千。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剧团深深植入了民本的灵魂―为民而生、为民而演、因民而兴。他们坚持艰苦训练，长年到农村巡回演出，既锻炼了队伍，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既满足了城乡群众欣赏艺术表演的需求，又对保护传承浙江民族民间艺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已成为浙江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信写得多好哇，言之有理，言之有情。
来自德清的演艺人士陈汉民说：“这次民营剧团展演不仅是艺术、才艺的展演，也是思想和精神的展示和汇报。希望浙江的民营文艺团体能够健康、向上发展，从而使文化强省的建设步伐更加稳健。”这是业界人士发出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的热切愿景。
面对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金兴盛表示：“艺术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希望浙江的民营院团排出更多的好戏。”
据悉，此次展演实行文化惠民低价票制，票价统一定为20元。此外，组委会还拿出部分演出票，通过街道社区免费发放给低收入人群和外来务工人员，把他们请进剧场。
林丽萍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越舟戏曲社成员之一，因为票价便宜，她一连看了几场演出。她说：“政府推出文化惠民低价票，让老百姓有机会一睹来自各地民营剧团的风采。希望今后多举办类似的活动，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多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从乡村巷口走进大剧院
那天晚上，杭州刮起了大风，却挡不住观众看戏的热情。在胜利剧院，即将上演的戏是永康市婺剧团的招牌节目《火烧子都》。
晚上6点半，永康市婺剧团团长兼武生演员、35岁的黄晓敏正在给自己化妆。他坐在镜子前，熟练地在脸上描了两下，眉眼立刻有了英气。
“胜利剧院有暖气，演员不穿保暖内衣也不会冷，后台跟剧场连在一起，还有服装间、化装间，灯光也很好，再也不用担心上下场时因天黑而摔跤了……”第一次进专业剧场演出，黄晓敏的话语中有些艳羡。作为一个民营剧团，他和他的团队以往只能走街串巷，在乡镇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不过，走到哪里，他们都是绝对的明星。
在胜利剧院上演的12台大戏中，永康市婺剧团的《火烧子都》让杭城观众耳目一新。
都市观众新鲜感十足，那是因为平日里看惯了大场景大制作，这些来自民间的剧团，更像是一道道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农家菜。
“几组布景，五六盏灯一打，演出就开始了。看上去远没有国家专业院团那么豪华，可水准一点不输专业剧团。常有观众看到精彩处，就站起来鼓掌。”胜利剧院总经理沈振天说，有好几家民营剧团第一次来省城演出，没有经验，“平日里用惯了的背景幕布，挂在我们这儿显小，看上去像窗帘，只得重新赶制新幕布。”
实际上，像永康市婺剧团这样的民营剧团，以往大多在农村演出。他们习惯了在菜场与马路之间的空地上搭起戏台子就开唱，像胜利剧院这样的“大场面”，几乎从未经历过。但他们的演出有最大的优势：接地气。
从乡村戏台走上省城剧院，可就是这样的演出，却赢得了满堂喝彩。因为票价便宜，戏码好，演得精彩，几乎天天爆满。
野百合也有春天
近年来，浙江省民营文艺表演团体从发展之初的“星星之火”，到如今渐成燎原之势。
“这是一次探索性汇演，十分有意义。”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田宇原在展演新闻会上表示，民营剧团平时担负着把戏送到基层去的责任，是文化产业走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民营剧团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
2009年，浙江省政府推出《关于加快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进一步加大了对民营院团的扶持力度。浙江省财政厅、文化厅联合制定了对民营院团的资金扶持政策，每年落实300万元专项资金，一是用于补贴民营院团送戏下乡活动，使参加送戏下乡的民营院团每场享受的补贴比国有院团高500元至1000元；二是以财政投入方式举办浙江省民营院团负责人培训班和业务骨干培训班，目前已举办7期，累计培训643人次。
田野里的百合一遇阳光雨露便发芽开花。
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有民营院团638家，从业人员约3万，年演出万场以上，演出收入约亿元，分别占全省文艺表演团体年营业性演出场次总量的90%和演出总收入的80%。
野百合也有烂漫的春天。
浙江满分作文范文【第二篇】
浙江光复前，革命党人与旗营代表贵林等人达成协议，双方签字画押：“允发旗兵三月饷，三月后为筹生计。”[1]杭州旗营随即解除武装，杭州宣告光复。杭州光复后，由于浙江军政府财政困难，一时无法兑现之前给予满人的承诺，故而在发放满人饷银方面略有拖欠，以致一些仅靠饷银为生的满人生活艰难，继而引发满人集会讨要饷银的事件。家中穷苦的满人无以为继，只能纠集数十人至原杭州将军署门口讨要饷银。原镇浙将军德济面对气势汹汹的旗丁，急忙电禀军政府请求保护。军政府当即应对，派遣民军前往震慑。然而“该旗丁不服，致起反抗，当场拿获二人，押解军事裁判所讯究。斩决以慑顽梗，並派队留该驻署守卫，籍防意外。”[2]。我们考察满人集会事件的原委可知，这些讨要饷银的满人多为贫穷之民，确因家中无以为继，而军政府又迟迟不发饷银，故而集会在旗营将军署前讨要。由此可见浙江光复后杭州的普通满人生活的确相当艰苦。而住在杭州之满人在既无饷银可领，又没生计可谋的情况下大多只能以变卖家产以为生计。
清朝建立后，满人得到朝廷的特殊照顾。满人作为世袭的军人世代享受着国家的供养。浙江光复后，八旗制度终结，满人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而国家也不再给予满人供养。二百余年的供养已使满人养成了不事生产的习惯，没有了国家给予的饷银，满人便无法生活。浙江军政府此后虽按约发给满人三个月的饷银，但多数满人因无谋生技能，故而只能坐吃山空，更有甚者，某些满人居然将浙江军政府发放的饷银作为赌本①，因而光复以来出现满人“不得已各家将屋内存储器皿、动用物件纷纷贱价出售一空”[3]的现象。以杭州旗营满人买卖家用器具来看，1912年2月6日至2月8日三天，满人已经开始变卖床、衣橱、桌子等大件家具，共计“大小榻床一百五十章、衣橱二百口、八仙桌四百另九章、马鞍桌六十四章、其余椅子茶几方凳等件无算。”
满人生活困苦的现象虽与其坐吃山空的生活习惯有关，也与光复后满汉之间的关系紧密相联。光复后，排满革命与种族革命的呼声依然高涨。普通民众对于五族共和的概念不甚了解，在其心中充满了对满人的厌恶与抵触心理。有些民众则认为汉族光复后应将满人掠夺汉人的财产归还于汉人，因而出入旗营肆无忌惮地对旗营中的满人财物进行抢劫。光复之初虽然军政府一再强调保护满人财产，但是民众偷盗、劫掠满人财产的举动却不胜枚举。一些士兵与巡警无视军政府禁令，三五成群入旗营以搜查军火为名对旗营中满人的财务进行抢劫掠夺。顾乃斌被任命为浙江军政府军事部长后对擅入旗营滋扰的兵士与巡警采取了严厉的处罚。旗营临时第五派出所警长陈荣江、何斌2人与巡警朱宝庆等5人因在延龄门柏姓的人家连夜私搬什物，经某警长密报警署被当场抓获。经审问，陈荣江等人对此罪状供认不讳。杭州警察署署长张寅“以陈荣江、何斌身为警察表率，不知自爱，殊甚痛恨。本拟送军政府严办，姑念平时服务尚称勤勉，从宽，着即开革，存月饷充公，各拘留五个月，以示薄惩。”[4]对于同犯朱宝庆等5名巡警的处罚则较为宽松，“姑念初次募补，从宽一并开除。存月饷充公以儆其余。”[4]军政府虽然对擅入旗营滋扰的士兵与巡警进行严厉的惩罚，却无法杜绝入营滋扰的现象，以至前镇浙将军德济致函军政府政事部请求“最好营内只准开一迎紫门，其余均可关闭”[5]，以防止士兵与巡警进营抢掠。政事部长褚辅成经过与浙军司令部协商，最终接受德济的请求：“惟有开迎紫、成乾两门以利交通，其余四处暂行关闭。”[5]该方案实施后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少滋扰的效果，但在旗营城门被拆除后，这个保护满人财产的方案在无形中便被废止，而满人的财产也再次受到侵害。在原旗营凤凰井处，“旗民添赏家，于本月二十三夜四句钟时被贼由后面矮墙进内，窃去衣服及动用什物一空，携赃而逸”，以致“该旗民本日有炊薪之忧”[6]。国家供养的停止与一些人对满人财产的抢掠与偷盗使得本已无经济来源的满人生活雪上加霜。有些满人生活无以为继，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想到了自杀，以求解脱：“自民国光复后口粮限期截止，一般老弱难以为继，困苦颠连，目不忍观，甚至近来时有投河自尽之举。”[7]由上可知，浙江光复时期满人的生活状况确实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二、浙江军政府对满人的救济及对满人财产的处置
浙江军政府一直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关注浙江省内满人的生存问题。早在杭城之役时，浙江军政府就与旗营代表达成先发放三个月饷银的协议，随即浙江军政府以最大的努力将这些饷银拨发给满人。1911年12月6日前，军政府政事部为接济满人，特意向财政部借款“两次，借发洋八千元”[8]，12月7日再向财政部借发钞票、现洋共八千元以资接济。但仅靠军政府拨款救济的方式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满人的生存问题。于是军政府政事部开始筹划解散旗营，并着手规划旗营解散后满人的生计问题。
1912年2月16日，政事部与杭州旗营代表德济等人商定《杭乍旗营善后办法》，对解散旗营与满人的生计做了细致的规定。《杭乍旗营善后办法》第一条规定：旗营公产及萧山牧地、仁忠字号旗地、乍浦营地、青山脚坟地均为官产，所有旗民生计，军政府允与一般人民一律妥为筹画。第二条规定：旗营土地均为官产；佐领以下公署即兵房，自旧历正月起准住四月，限期交还，以示体恤；自造私宅，准归本人所有；安分之人，经殷实商家担保，仍准（在旗营）居住，如该人迁出旗营居住，准许自由抵押买卖(原居住房产)，但如与军政府规划有碍，则应听从军政府之命令，且抵押与买卖的契约应注明该条，并上报民政司备案。第三条规定：军政府给予满人饷银共计九万元，满人搬离时向旗营代表领取支单，向银行领取。第四条规定：未搬出旗营之满人自新历三月初应缴纳警察捐。第五条规定：满人如已经迁出，将来军政府营产规划后，准其与一般人民有乘垦乘买之权。第六条规定：此办法分书四纸，由军政府委员与旗营代表签约以为凭据[9]。从此后军政府的作为来看，军政府的确切实履行了向满人发放饷银的承诺。军政府财政部于旧历年底前先发给满人3万元，3月4日，再度拨发6万元救济满人，并规定“应于旧历正月十五日以前提存中华民国浙江银行，侯迁出时，凭旗营代表给发支单向银行领取。”[10]此后旗营中的满人陆续迁出旗营：“有钱之家大半迁移出营，改易汉姓，租屋另居”[11]，清贫各户则期望发放恩饷后能继续在营内居住，但“因商家不愿担保”，自3月20日以来，“纷纷挈儿携女，迁徙出营者十分之四”[11]。大部分满人迁移出营后，军政府开始拆卸旗营城门和城墙，“观巷门、迎紫门先行动工，继再议及钱塘、延龄、拱宸门”[12]。至此存在于杭州城内二百余年的旗营被拆除，旗营最终被完全的解散。
满人迁出旗营后，按照《办法》的规定，军政府开始对满人的财产进行处置。值得称道的是，军政府对不同满人的财产采取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军政府仅仅是对满人官产进行了处理，对于满人私人财产则例行保护，但对于贪污与拖欠官款的满人官僚则不在保护之列。已故乍浦都统柏梁及其家属，自光复后逃离杭州至申江，闻得军政府将满人一视同人，不加杀戮，故柏妻回杭收拾家中物品，打算仍回申江居住。因其家中物件稍有遗失，故而“禀请军政府给予封条数纸，将房屋封固，俾资保守”[13]。军政府允其所请，发给封条以资保护。前清浙江藩台崔永安，原系广州驻防，宦浙多年。他“买缺卖差，家产置有数十万金之多。古玩画册价值尤钜。”[14]1910年，他在杭州购置贯桥大屋一所，陈设华丽逾于宫殿。浙江光复后，崔永安自知贪款无处藏匿，于是随身携带大量现款逃往上海居住。军政府在调查其罪状确实后，“即将崔之大屋发封充公”[14]。杭城旗营中产业最多的有柏良、墨尔根、图三多与文某四人。经军政府查明，“墨姓之屋因其子仲凤亏欠公款，由部派员前往住宅，将其器物一律检点发封，留抵公款”[15]，而图三多之屋也因其“在浙时曾署首府亦有钱款不清”[15]，被军政府查封。
而对满人产业胡庆余堂的没收与处置，则体现了浙江军政府切实为满人谋划生计的承诺。胡庆余堂原由晚清红顶商人胡雪岩创办，光绪九年（1883年）胡雪岩经营之丝业大亏，一时资金周转不灵，恰在此时，上海发生挤兑风潮，胡氏经营之阜康银号旋即宣布破产。此时与胡氏合作的第一大股东为清刑部尚书文煜。文煜欲借此将胡雪岩房产与胡庆余堂抢到手，谎称损失20万两白银，胡雪岩家人无奈将全部家产抵给文煜。文煜把胡庆余堂全部厂店、房地产作价20万两白银，与胡雪岩后代共同经营，并分出10股“招牌股”红利，作为胡氏家人的生活费用。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胡雪岩家人与文煜签订契约至杭州光复，胡庆余堂一直由满人文煜与其子经营。杭州光复后浙江军政府查明原委，将胡庆余堂收归政府所有。军政府面对满人生活无依的窘况，“将胡庆余堂药铺历年营业情形及其资本贬价登入杭沪各报，招人投标，即以所得之款作为解散满营支配谋生基本金之用”[16]。经投标，“商人施凤翔等所投之标计出洋二十万一百元”①，为各标银中最高，遂得到胡庆余堂的经营权。从浙江军政府财政部与施凤翔、应崇椿等人订立的合同来看，军政府确实拟将投标所得的20万零100元“作为解散满营支配谋生基金之用”[17]。浙江军政府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能以没收一部分满人非法财产作为谋划其他满人生计的基金而不移作他用，切实地履行对满人一视同仁的承诺，这真正体现了军政府对满人奉行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除没收满人官僚非法所得以谋划满人生计之外，浙江军政府还积极鼓励满人自谋生计，其条件优厚超过汉人。满人郎金全、穆沾霖等人在迎紫门内沿街开设集贤茶园，打算于5月2日开张，并上报杭县署，请求予以立案。杭县知事随即批示：“尔等拟在迎紫门内第二十一、二十二号开设集贤茶园准予立案。”[18]浙江军政府对于汉族商绅计划在旗营内开店营业的请求却采取了不予立案的措施。旗营拆除以来，军政府拟在旗营等处开设市场，此消息不胫而走，各界人士纷纷请求在原旗营开店营业。“选民孙嘉晋、商民钱叔駮（皆汉人）先后禀请拨用，拟在该满营地基营业。现禀都督批示，以满营旧址正由官规画，所请营业碍难照准。”[19]这种对于满汉不同的政策体现了军政府对于满人自谋生计的鼓励与扶持。但是光复时期自谋生计仅为少数满人的选择，多数满人仍不事生产，逐渐沦为社会底层的贫苦之民，到了1912年冬，满人的生活状况更为困窘，多数满人饥寒交迫。杭州满人生活的困窘引起了原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关注。陈其美于11月22日由上海赶到杭州，一为参与国民公所商讨征蒙一事，一为帮助筹划杭城满人生计问题[20]。陈其美到杭后，向浙江军政府提出何种建议，现已不得而知。但从几日后浙江军政府出台的拯救满人办法来看，似乎陈其美为浙江军政府提出了一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方法。由此浙江军政府开始调整单纯的接济政策，转而授满人以生存的技能。浙江军政府将各类需要救济的满人“先行调查划分等类，各授以相当之事，使之操作。俾得自食其力以为一劳永逸之计”[21]，并将需要救济的满人分为“旗籍贫民老弱孤独无依者若干（家有壮丁者不在其列）”、“能做粗工者若干”、“能做火柴厂工作者若干”、“能入贫民工厂者若干（现在有职业者均不在此列）”[21]四类，挨户详细查明，并上报民政司。在军政府民政司的努力下，杭城内贫苦的满人大多进入各类工厂，学会了生存的技能。自此杭城内满人的生计问题才得到了根本的解决。
三、结语
浙江满分作文【第三篇】
关键词：浙江 特色 企业文化 市场竞争力
所谓企业文化，是“外显于厂风厂貌，内隐于人们心中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以价值观(或企业根本理念)为核心的，包括企业精神、哲学、目标、道德、形象、制度、企业风尚等在内的，涵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方面内涵的广义的科学管理理论。创建具有浙江电信特色的企业文化，对于推进浙江电信变革企业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机制，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全面提高市场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深远的意义。
电信企业文化的最高体现也必然是其效益。对浙江电信来说，创造、构筑和发展企业文化的最终目的就是发展通信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符合或适应浙江电信企业竞争与发展形势，能推进浙江电信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就是具有浙江电信特色的企业文化。下面是本人关于创建这一企业文化的一些粗浅想法。
首先，要创建一种留住和吸引人才的企业文化。
人才是一个企业最活跃和最关键的因素，是市场竞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对充满着竞争的浙江电信而言，创建企业文化，首要的是创建一种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企业文化，留住了人才就拥有了决胜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
随着浙江电信企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人才争夺也随之白热化。作为国有特大型企业的中国电信，尽管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固话网，并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对浙江电信来说，员工工资福利也较好。纵然如此，这几年来也被人才流失所困惑，屡屡发生优秀员工跳槽的现象，且目前还在继续发生着，影响了员工队伍的稳定，造成商业秘密的泄露，也损害了企业的声誉，给浙江电信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要创建留人、引人的企业文化，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要创建良好的物质激励机制。物质激励包括高薪激励、福利激励，这是吸引和激励员工的主要因素之一。一个企业最忌讳的就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可操作性强的，比较客观的考核机制，如：推行计件工资制、绩效考核制等。使员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体现出“按劳分配、按质分配”。这样才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一些上市公司和外资企业就是利用其高于同行或其他行业的薪酬激励来挖掘员工潜力，提高工作绩效，从而形成企业盈利和员工满意的双赢局面并留住人才的。
(二)要塑造一种充满活力的个人职业生涯机制。当员工的某一层次需要得到基本满足时，原有的激励作用就难以保持下去，其需求会转到另一更高层次——那就是实现自我价值。一个优秀的员工总是希望在一个既透明又能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工作，在这种环境中，只要有实力、肯努力，就有脱颖而出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原有的选人用人机制，努力克服领导在选人用人上的主观随意性，改传统的相马机制为赛马机制，大力推行竞争上岗机制，搭建一个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舞台。这也是浙江电信创建特色企业文化的一个努力方向。
(三)要建立一种良好的教育培训机制。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才竞争激烈的今天，学习机会的获取愿望有时会超过直接的物质刺激欲望。建立良好的员工培训教育管理机制，使员工的培训教育系统化、制度化，也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保证整体员工队伍知识化、专业化，提高竞争力的一个着力点。
(四)建立情感激励机制。管理科学研究表明，员工追求物质待遇以外，还追求精神上的尊严和自我实现。一个重视员工情感，注重人情味的企业，其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也必定是强有力的。
其次，要着力塑造企业品牌，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企业品牌(形象)从根本上说表现为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产品质量创造品牌(形象),服务质量同样创造形象品牌(形象),即“服务增值”。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优质服务也是企业文化与企业效益的统一载体。所以：
(一)倡导一种“为社会、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的理念。这一方面要坚持发展不动摇，紧密跟踪国际通信技术发展趋势，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增强通信能力，不断完善网络和提升网络技术含量；一方面要全面优化、整治网络和设备，完善网络功能，提高网络接通率和质量，给服务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同时，还要着眼于为用户提供一站式、个性化的一揽子通信解决方案。
(二)要建立一种高效优质服务的企业文化。浙江电信应着眼未来，对内大力推行承诺服务，深入贯彻“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理念；依托自身雄厚的技术力量和互联网技术，建立类似“浙江网上营业厅”等电子服务渠道，提供各类电信费用查询、网上缴费、市话清单等功能，使客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全天候、全方位的电信服务。
(三)要重视建立员工经常性教育培训机制。在服务竞争的背后，是员工综合素质的较量，而一旦一个企业的服务文化、服务风格、服务气质形成后，就成为特有的精神文化财富。同时，建立有效的服务质量检查机制，如成立服务稽查队、服务监督中心、话费自动查询系统、电话受理热线等，努力促进员工自律，使企业服务承诺切实得到兑现。营造电信服务窗口亮丽工程，使客户在一种优雅、舒适的环境中，切实感受到中国电信的良好服务氛围。此外，要注重企业形象的设计、广告宣传、公益事业以及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第三，要着力培育浙江电信的企业精神。
浙江满分作文【第四篇】
引导广大民众确立正确价值观
“茅盾丰子恺档案文化精品建设”是桐乡市档案局历时10多年的经典之作。他们从1999年开始名人建档工作，至今已征集到茅盾、丰子恺等304位名人的档案814盒3700多件，老照片3500多张，艺术档案118人1346件，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126件，原始录音(像)6270分钟，这些精品档案成了桐乡市档案馆的镇馆之宝。“茅盾档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项目。《茅盾珍档手迹系列丛书》被列入全国重点档案编研出版项目。“茅盾、丰子恺珍贵档案展”等，受到人民群众的追捧。茅盾原名沈德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生坚持真理和进步，对党始终不渝，一生追求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坚持为人民服务，深入社会实践，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原则，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博采众长、精益求精、融会贯通的创新精神”的理想追求和高尚人格，对人民群众正确价值观的确立有很强的引导作用。
国家档案局“服务先行”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各地“以人为本”档案工作的创新与实践。特别是“档案强国”战略的提出，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重大举措，为全国档案系统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战略引领作用。“档案强国”战略的核心任务，应充分发挥先进档案文化的引领作用，使档案的价值和效益在服务于社会主义杨心价值体系建设，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得到提升。
“以人为本”要求档案部门真正把档案资源作为公共资源，重视所有涉及人的档案的价值。浙江各级档案部门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逐步转变“重事轻人、重物轻人”的传统观念，加大了涉及“人”的档案资源建设力度。在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运用报刊、出版物、展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手段和方式，制作、传播了大量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档案文化产品。近几年又加大了名人建档工作的力度，通过大力彰显榜样的力量，记录和弘扬时代人物，充分发挥创业创新典型的名人效应，从而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名人荟萃，新中国成立以来，各行各业涌现出大批杰出人物。浙江省档案局根据省委“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决定”赋予建设浙江历史文化记忆工程(简称：浙江记忆工程)的任务要求，全面开展了浙江百行百业著名代表人物(简称：浙江名人)建档工作。浙江各级档案部门在开展重要人物的建档管理与服务工作，做好馆藏名人档案整理的同时，主动为本地各界著名人物开展建档服务工作。其中，具有浙江精神、突出才能、杰出贡献、重要影响、存史价值的浙江籍或在浙江境内长期工作活动过的非浙江籍的重要人物和知名人士，是全省各级档案馆人物建档工作的重点。
名人档案资源是档案资源的优中之优。名人是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名人档案资源具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和价值，他们一生中产生的著作、手稿、日记、信件、回忆录等材料，从各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等各个领域的成就，是珍贵的档案资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充分发挥名人资源的重要作用，增强名人档案资源对社会公众的吸引力，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档案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为名人建档的过程，就是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过程，让名人档案资源“藏馆为荣”，使档案馆成为名人的“思想家园”，用“青史留名”的独特方式褒奖、激励名人，用榜样人物影响和感召普通大众，能够积极引导广大民众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
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文化需求
在比较分析中发现，入选浙江“2011年度全省档案文化建设创新奖”的项目，大多运用拓展了档案文化记录记忆、传世传承的基本内涵和功能，能够较好发挥档案真实、公正、权威的比较优势，能够创新突破档案文化建设的传统领域，能够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性文化需求。
“杭州方言文艺晚会”之所以能够获奖，是因为杭州市上城区档案局在全国首创将档案文化建设触角延伸到汉语言记忆的领域。2011年盛夏那场“记录杭州方言，展示和谐生活”的文艺晚会在当地获得圆满成功，取得了意想不到效果，尤其是改变了人们的档案观念，档案文化在大众热捧中走出历史的“深宅”，融入广大民众生活。
“海盐县首届家庭档案电子相册大赛”获奖理由也是因为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2011年，海盐县档案局与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团县委等单位共同举办这项活动，用档案传承文明，向党的90华诞献礼。大赛共收到作品13l部，参赛者有离退休干部、工人、农民、教室、学生、新居民等，参赛作品以“小家”显“大家”，通过展示家庭生活变化、个人成长经历、城市发展变迁等，充分展示海盐大地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当下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好家庭的崭新风貌。
获奖项目“清漾毛氏档案文化品牌”，是江山市档案局坚持数年、精心培育创立的。他们利用对《清漾毛氏族谱》的研究开发，在“祖居地在浙江江山”论证、清漾毛氏文化研究以及清漾古村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又利用宗谱档案全面梳理江山与台湾源远流长的文化血缘，深度挖掘两岸同宗之隋的文化记忆，编辑出版了《渊源情缘——江山与台湾》，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民族认同感尽了档案工作者的责任。他们的做法被吸纳到省级层面的工作之中，“十二五”期间，浙江将建立《浙江记忆名录·家谱族谱》。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档案作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财富，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独特的作用。摆在档案人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利用优质档案文化资源，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文化需求。
2011年，浙江各级档案部门以服务群众为己任，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档案文化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浙江省档案局制定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档案文化建设的意见》，绘就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举办了“光辉历程、生动实践—-浙江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展览”、“辛亥革命在浙江—一浙江省纪念辛亥革命100N年图片展”，吸引了40多万观众；从档案存史的全新角度，编辑出版了《记忆浙江·2011》；稳妥推进浙江名人、浙江方言建档工作；全国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档案等重大活动档案陆续进馆；编辑出版了《辛亥江南》、《辛亥浙江写真》画册、《丰子恺漫画精选》、《中国档案精粹·浙江卷》、《传人——浙江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集粹》等一批档案文化精品。浙江各地围绕浙江记忆工程，突出地方特色，加大推进力度，组织实施了一批地方记忆工程项目。浙江档案文化建设工作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充分肯定、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人民群众的称赞鼓励。
根植百姓土壤使档案文化重生
浙江档案文化建设创新与实践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只要眼里有大局、心中装群众、肩上担责任，档案30f，~就有不竭的源泉，档案文化建设就能够生机无限。
工作领域拓宽。档案信息资源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诸多领域发挥作用力，并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此意义上讲，档案信息资源必将成为新一轮竞争的焦点，成为档案工作的热点和难点。“杭州城市记忆·老字号”是杭州市档案局城市记忆工程的一个项目，也是杭州档案人秉承“始于群众需求，终于群众满意”的服务理念的重要成果。城市记忆工程，围绕杭州发展脉络填补空白，体现资源体系的完整性；围绕杭州社会生活变迁，征集覆盖全社会普通百姓的档案资料，体现资源体系的民本性；突出杭州重大事件，搞好城市经典记忆，体现资源体系的地方性。城市记忆工程，使杭州档案部门的工作领域极大拓宽，能够更加实时贴切地为城市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服务，最终使人民群众受益。他们组织编辑、撰写和出版了700余万字、20多种文献集、研究著作，《杭州历史文化图说》等10余项获得国家和省级优秀编研成果，《杭州重大自然灾害录(1800-2005)》为全市防灾抗灾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举办40多项展览吸引90余万人参观。
档案资源优化。积极建设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资源体系，必须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升转变，应该由占有资源向掌控资源和共享资源转变，这是实现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浙江档案部门把推进档案文化建设与档案资源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档案文化项目实施，使一些按照传统收集制度无法进馆的优质档案资源得以形成和保存，实现了档案资源的“无中生有”。“普陀岛屿记忆”以抢救保护普陀区域内岛形岛貌档案为重点，是舟山市普陀区档案局一项优化档案资源的工作。他们从2008年开始，对“海洋、海岛、渔港、佛教”文化方面的档案资源开展重点抢救和保护工作，并利用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源，编研出版了《中国普陀·百年渔港》、《舟山历史图鉴》等画册。《丽水第一》档案系列丛书，突出了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拓展了档案资源建设的广度、深度、力度，加大了对地方名人、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族谱、地方史等具有社会普遍利用价值的档案资料的收藏力度，增强了档案文化积累积淀的层面和层次，也使得丽水市档案局的档案资源得以加速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