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的诗（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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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的诗1

关键词： 黄庭坚 叶县 诗歌 折腰 隐逸

黄庭坚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春二十三岁的黄庭坚登第，调汝州叶县尉。据北宋王存等编的《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京辅之地汝州，县有五：梁县、襄城、叶县、郏城、鲁山。黄庭坚从神宗熙宁元年九月到汝州，直到熙宁四年冬离任，以叶县尉之职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熙宁五年（1072），他以文章优等除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才结束了叶县尉的生涯。对于叶县诗目前学者在谈到黄庭坚诗歌分期时，往往以纵向宏观的视角将其纳入黄庭坚早期诗歌，也都认同叶县诗属于创作的探索期。叶县尉是他仕途生涯的起点，而且在叶县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据统计，在叶县尉期间创作了一百多首诗作。对其叶县诗歌进行横向深入探究，更有利于廓清黄庭坚早期的思想流动，更能全面认识黄庭坚其人。

一、不念赤子，今我何怙

北宋有识之士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尊韩孟的基础上复兴儒学，彻底根除在五代之时顿入功名利禄追求而名节不顾的境况，让儒学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重塑士人的高尚杰出的人格。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宋代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得以改变，文风与政治相切合而不疏离。在保存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让它成为政治服务的支撑，因此重视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得以强化，黄庭坚关注百姓的诗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黄庭坚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主要集中在为叶县尉和吉州太和县令时创作的。莫砺峰言早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1]。黄庭坚任叶县尉时以地方官吏的身份主动关怀百姓。《虎号南山》作于熙宁元年赴叶县尉的之前。在诗原题下注：“民怨吏也”。“相彼暴政，几何不虎……伊彼大吏，易我鳏寡。矧彼小吏，取桎梏以舞”。诗人承袭孔子“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的传统论点为始，批判了苛政实施者的官吏、君王，道出了统治者应该具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又如熙宁元年秋冬之季，河朔地区发生地震，幸存者纷纷逃往河南。《宋史》卷十四《神宗实录》记载熙宁元年“（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八月）壬寅，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熙宁二年（1068）春，在叶县的黄庭坚目睹乱离之景，创作了实录性质的《流民叹》。《山谷外集诗注卷第一》云：“此诗言河北灾伤，流民至襄、叶间，可见在叶县作。”诗作首先展现了强烈地震及洪水带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死者已矣，但人数众多的逃难者也不容易安置而活命。其次在此诗中渗透着他对这次天灾的思考。强调朝廷一方面杜绝“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流言，驳斥灾祸无法预测而听之任之的论调。另一方面用扁鹊给齐桓侯治病的故事强调朝廷要防患于未然，“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最后指出朝廷应该集中群众的智慧，开拓思路，找到救灾济民的好方法。可以说此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大胆干预现实的叙事诗。在作者的诗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黄庭坚任叶县尉期间，正逢王安石变法推行。熙宁二年国家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熙宁四年（1071）春，黄庭坚与僚友一起去马鞍山推行这一政策。诗人创作《按田并序》，在序中云：“近者朝言多在民事，欲化西北之麦陇，皆为东南之稻田……夫土性者，自先王所不能齐，而一切不问，薅夫故苗，灌为新田，茫茫水陂，丘垄平尽。其君子威以法刑，其小人毒以鞭朴。有举斯有功，有功斯有赏……夺民之故习而强以所未尝，其利安在？兴利者受实赏，有田者受实弊；郡县行空文，朝廷妆虚名；名为利民，其实害之。议者谓之有意于民乎？吾不知也。以为有功于民乎？今既若是矣。”农田水利法忽略地域气候水利等差异，统一设置麦田改稻田的单一框架，最终损害百姓利益。诗中以百姓戏谑口吻道出百姓对改麦为稻作法的否定：“掉头笑应侬，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何必苦改作。”可见，“叶县任上，黄庭坚创作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数量不多，但他展示了诗人早期创作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说明黄庭坚早期创作保持了‘唯歌生民病’的优秀传统，说明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讽喻性和社会功能”[3]。

可以说黄庭坚早期关注民生的诗篇明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一味地附和官方主流意识，而敢于斥责朝廷政策失误或不足，或提出合理建议，因此具有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其根本立足点是以百姓的祸福为核心的。刚入仕途的黄庭坚位卑名小，与党争绝缘，因此黄庭坚的“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都是独立的”，“正由于他出自士大夫阶级，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4]。

关注民生也受到父亲黄庶的深刻影响。黄庶，字亚夫（或作亚父），有《伐檀集》名世。黄庭坚十四岁时父亲才去世，黄庶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影响了他。黄庶《伐檀集・自序》中言：“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虽然充溢着因壮志高远与未酬形成巨大落差而催生的悲哀，但是拳拳的赤诚效忠国家之心日月可鉴。另外，黄庭坚受到杜甫的影响，杜甫是黄庭坚尤为尊崇的人之一。黄庭坚早年对《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高度赞扬杜甫秉承“国风”关注百姓疾苦的传统，以“致君尧舜”推行仁政，而不盲目效忠一人一姓。“杜甫坚守忠贞之志，关怀民生疾苦，指责统治者昏庸……都给黄庭坚以滋养。……黄庭坚在叶县的四年，正值新法实施初期，社会现实在其诗中有所反映”[5]。

二、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

纵观黄庭坚波诡云谲的宦海生涯，北京教授之职契合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但位卑而相对冷寂；知太和县令和监德平镇流露民苦为官羞愧和新法不满；汴京入馆，朝廷任职的优越、与志同道合师友唱和，这期间是他生平最快乐的时光；晚年贬谪期间随缘任运化解内心苦闷，而黄庭坚唯独在叶县任上的诗作渗透着县尉小吏的疲惫与无奈。

“折腰”二字出现了八次，“折腰”成为黄庭坚劳苦的代名词。“折腰”的典故出自《晋书・陶潜传》。陶渊明，名潜，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陶渊明言：“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这里“折腰”是卑躬屈膝官场生活的顺从，对权贵的阿谀。陶渊明辞去刚上任八十几天的彭泽令之职，归家过上隐居田园的自由生活。于是，他在士人心目中蜕变为淡泊名利、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性符号。为了精神自由的驰骋，毅然断绝尘世利禄，潇洒淡定而果决。黄庭坚与陶渊明同样官小，但“折腰”更确切是指黄庭坚身体的疲惫，而这主要来源于政务繁琐与极度辛劳。如《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二云：“我为折腰吏，王役政敦薄。文移乱似麻，期会急如雹。”公函既多又催促处理迅速，无疑加剧了劳累的强度。又如《将赴叶先寄明甫季常》：“简书驱我出，冲雪冻两脚。莫行星辉辉，晓起鸡喔喔。……平生白眼人，今日折腰诺。”冰天雪地，天寒脚冻，夙兴夜寐，辛劳异常。

如此操劳但黄庭坚不能如陶渊明一样做到不“折腰”，因为黄庭坚客观的家庭重担逼迫他不能潇洒而退。正如《赠陈公益并序》中言：“我求一饭饱，黄绶强折腰。取舍不由己，悲哉马衔镳。”家境的不宽裕更加重了诗人心灵的负荷。黄母生了九个孩子，五男四女。伯氏就是大临，字符明；次子庭坚，字鲁直；三子叔献，字先民；四子叔达，字知命，幼子非熊，字仲熊。不幸的是父亲黄庶死在康州任上，此时黄庭坚十四岁，非熊才四岁。陈师道《李夫人墓铭》中云：“子稚而贫矣。夫人以丧还葬豫章，遣子就学。或劝以利，夫人曰：‘自我家及儿父时，未尝不贫，何用利？”[6]面对承担养育年幼孩子的重责和困窘的生活，黄母还是坚决让孩子读书，不让其经商谋生计以缓解经济压力。十四岁的黄庭坚跟着舅父李常游学淮南，既增加了学识，又减轻了家庭负担。任叶县尉后，家庭供养之责主要由母亲而转为他和兄长大临来承担。《还家呈伯氏》“私田苦薄王税多，诸弟号寒诸妹瘦。”“扛囊粟麦七十钱，五人兄弟二十口。”“斑衣奉亲伯与侬，四方上下相依从。用舍由人不由己，乃是伏辕驹犊耳。”兄长与自己不仅要侍奉母亲，而且要处理弟妹婚嫁之事。《答李几仲书》云：“庭坚少孤窘于衣食，又有弟妹婚嫁之事。”（《山谷集》卷十九）“诸妹欲归囊褚单，值我薄宦多艰难。”（《伤歌行四首》其二）供养家庭的沉重负担逼迫黄庭坚承受“折腰”之苦，这无疑彰显了黄庭坚具有为亲人考虑的仁厚之心。正如《次韵戏答彦和》所言：“天于万物定贫我，智效一官全为亲。”

中华民族以等级尊卑维系着封建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以此而衍生出“官本位”的思想。官与禄似乎孪生兄弟而密不可分。然而，黄庭坚却在叶县诗作中多次表白家庭的贫困而不得不入仕和为官后依然艰难的困境，因此为官的工具性特征得以凸显，但因以亲人生命基本能源汲取为驱动力，这份亲情显得厚重而真实。社会道德规范与内心自觉要求超过了自我个体的荣辱。陶渊明洒脱“不折腰”，以超旷之姿构筑了士人规避尘世的精神家园；黄庭坚“折腰”，以敦厚仁孝之心力扛重任而舍己为家，儒家人伦提升了其人格。

三、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

宋代士大夫多雅爱林泉之乐，虽然是处仕宦之途，但魂牵山林之间。他们不计较形骸的去留，而侧重内心的通明无垢，抱道自守。这样在实现为家国壮志的同时做到自我人格的净化。“外儒内圣”的模式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性特征。黄庭坚可以说是宋代知识分子隐伦代表。虽然在叶县时黄庭坚才二十几岁，但其诗作中始终流淌一股崇尚自在逍遥的隐逸之气。首先，黄庭坚表现在对渔夫逍遥自在的生活的倾慕，叶县诗作屡有提及。实际上，“渔收亥日妻到市，醉卧水痕船信风。”（《古渔夫》）“春鲔出潜留客，秋蕖遮岸和儿歌。”（《渔夫二首》其二）“酒船鱼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醉卧信风、春留客、秋和儿歌、溪飘落花归舟，寥寥几笔勾勒出渔夫诗意般逍遥生活，从而折射出他们精神的快意舒心。黄庭坚的“渔夫”情结最根本的是淡泊名利，追求一片与世无争、宁静自在的心灵净土。

其次，黄庭坚叶县交友，也欣赏山林泉林之志的人。黄庭坚在叶县交友范围，虽然没有元佑馆阁时期结交士林精英知名度高，但是他们都是志行高洁之士。黄庭坚特别欣赏的是有林泉之志的人，有的是淡薄利禄而具有泉林之人的秉性；有的是现实生活中隐逸者。《送焦浚明》赞赏他“中怀坦夷眉宇静，外慕淡薄天机深”。欣赏陈公益“心随出处乐，性与寂寞超”（《赠陈公益并序》），“性怀如佩环，诗笔若陨雹”。“光尘贵和同，玉石尚磊落”。（《戏答公益春思二首》其一）。“予尝有穷谷苍烟寂寞之约，唯公益共之”（《赠陈公益并序》），二人志同道合竟然相约携手一同隐居。对现实生活已经隐居的人，更是钦慕不已。《次韵戏答彦和》欣赏“江湖归去作闲人”的彦和。《山谷集・外集卷六》题目下注：“彦和年四十，弃官杜门不出。”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云：“彦和姓胡名侃，初名俟。新安人。登进士乙科，尝仕为宰。后去官归隐。自号柳湖居士。”[7]

黄庭坚刚如仕途便对对泉林之志如此浓烈，最直接原因是为宦的疲惫，追求一种自由自在的境界得以挣脱。在叶县诗作中往往采用艰辛的仕宦与故乡江南逍遥相对照模式。如《戏赠王晦之》“栖苴世上风波恶，情知不似田园乐。”《春思》：“简书催秣马，行路如徇铎……搔首念江南，拿船趁。夷犹挥钓车，清波举霜鲫。”《客自潭府来称明因寺僧作静照堂求予作》：“正苦穷年对尘土，坐令合眼梦湖湘。”《冲雪宿新寨忽忽不乐》：“小吏有时须束带……江南长尽捎云竹，归及春风斩钓竿。”回故乡江南也做一个自在的渔翁。魂飞梦绕的故乡成为心灵神往的净土，的确与黄庭坚在故乡成长阶段经历有关。还没有出仕之前，十七岁作的《清江吟》：“江鸥摇荡荻花秋，八十渔翁百不忧。清晓采莲来荡桨，夕阳收网更横舟。群儿学渔亦不恶，老妻白头从此乐。全家醉着篷底眠，舟在寒沙夜潮落。”从中“窥见一个于山林徜徉山水林泉，陶醉于自然之趣的诗人形象”[8]。可以说黄庭坚叶县隐逸思想是少年故乡自由生活的倚重延续，而入世后的艰难只能加剧对自由精神福地故乡的向往。通过构筑隐逸林泉的理想消解内心的苦闷，超越尘世纷扰而寻求精神的皈依，也印证实质上诗人淡化对事功的追求。

纵观黄庭坚任叶县尉诗作可见其内容丰富。初入仕途的黄庭坚没有像人生后期卷入党争漩涡的无奈，也没有与苏轼为首的精英学子相识相知。处于文坛边缘的他在叶县的诗歌可以自由呈露真实的内心体悟，注重道德人伦，关注百姓、亲人和朋友。同时，黄庭坚叶县诗歌洞照此阶段诗人内心仕与隐的纠结，折射现实生存困境的无奈。从而在恬静的林泉之景中净化自我、超越自我。由生存处境正视隐逸情怀的执著，折射了在恪守儒家道德伦理的同时实现了自我人格修养的升华。不过，值得一提是黄庭坚在叶县有《赠清隐持正禅师》、《寄新茶与南禅师》，但这里南禅师并不是临济宗黄龙派之祖慧南，而是相识的僧友。黄庭坚在此时既没有与名僧广泛交往、切磋，又初入仕途，因此尽管与僧人有往来，但禅学修为有限，在叶县与佛禅相关的诗作中不太耀眼。儒佛道圆融统一是宋朝士人的普遍思想，并以此为契机而建立了新儒学心性论体系。在叶县时黄庭坚诗作主要浸透儒家伦理道德与隐逸情怀互补中合理形成一种精神境界，与黄庭坚中后期笃信佛教而创作诗歌呈现不同面目。叶县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却是他成就光辉人格的宝地。

参考文献：

[1]莫砺锋。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J].文学遗产，1995（3）：71.

[2]孔凡礼，刘尚荣。黄庭坚诗词选[M].中华书局，2006：18.

[3]杨庆存。黄庭坚与宋代文化[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65.

[4]潘伯鹰。黄庭坚诗选[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

[5]张承凤，谢峰。从杜甫到黄庭坚诗歌的新变[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5（4）：40.

[6][宋]陈师道。后山集[M].山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1987.

黄庭坚的诗2

黄庭坚是北宋中晚期著名的文学家，尤其在诗歌领域，形成了极具个性的“山谷体”,而且在理论上，谆谆地为后学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诗歌创作经验，比如著名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和“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等理论，由于他斐然的创作成就与有章可循的创作理论，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影响极大的“江西诗派”。

散文创作多用“兴寄高远”手法，强调诗歌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的幽微深远和超旷高远，不是粗率的表达，而是具有讽兴、曲喻、谐婉等效果。

(一)

寄黄几复

宋黄庭坚

我居北海君南海，

寄雁传书谢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

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

治病不蕲三折肱。

想见读书头已白，

隔溪猿哭瘴溪藤。

注本诗作于元丰八年(1085),当时诗人于山东德州任职。黄几复，诗人朋友，于广东四会县任职。

赏析

首联“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抒写了作者对远方友人的思念之情。此处化用了《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说明海天茫茫相距辽远。后句是说通信颇为不易。古人有雁足传书之说，但又说鸿雁南飞止于衡阳，而四会在衡阳之南，所以，想托鸿雁捎封信去也被谢绝。

颔联“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回忆昔日相聚宴游之乐，进一步抒写相别十年的思念之深。想当年，春风拂面，我们在盛开的桃李花下举杯畅饮；十年来，漂泊江湖，每当夜雨潇潇、漏尽灯残之时，不由得更加思念远方的友人。这两句所描绘情景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对比，更加凸现了思念之情。这两句诗所用的词都是常见的，黄庭坚把寻常词入诗，创造出清新隽永的意境，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

颈联“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称赞友人为官清廉、从政有方。四立壁典故见《史记·司马相如传》:“文君夜奔相如，相如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治病”句化用《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的一句古代成语：“三折肱，知为良医。”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三次跌断胳膊，就可以断定他是个好医生，因为他必然积累了治疗和护理的丰富经验。作者称黄几复善“治病”,但并不需要“三折肱”,言外之意是：他已经有政绩，显露了治国救民的才干，为什么还不被重用，老要他在下面跌撞呢？

尾联“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赞美友人认真读书、好学不倦。以“想见”领起，与首句“我居北海君南海”相照应。在作者的想象里，十年前在京城的“桃里春风”中把酒畅谈理想的朋友，如今已白发萧萧，却仍然像从前那样好学不倦！他“读书头已白”,还只在海滨作一个县令。其读书声是否还像从前那样欢快悦耳，没有明写，而以“隔溪猿哭瘴溪藤”做映衬，给整个图景带来凄凉的氛围。不平之鸣，怜才之意，也都蕴含其中。

黄庭坚与黄几复交情很深，为他写过不少诗，如《留几复饮》、《再留几复饮》、《赠别几复》等等。这首《寄黄几复》,称赞黄几复廉正、干练、好学，而对其垂老沉沦的处境，深表惋惜。情真意厚，感人至深。而在好用书卷、以故为新、运古于律、拗折波峭等方面，又都表现出黄诗的特色，可视为黄庭坚的代表作之一。

练习

1.著名诗人张耒曾评价颔联为“真奇语”,如何理解张耒的评价？

2.本诗最突出的表现手法是什么？请分析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感情。

参考答案

1.①用“桃李春风”与“江湖夜雨”,“一杯酒”与“十年灯”造成了短时间相聚之乐与长时间分离之苦的强烈对照。②句法上，不用一个动词，两句纯用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组合画面，颇具意境，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

2.①用典。②对黄几复的深切思念之情，对黄几复空有治国救民的才干而不能受到重用的怜惜和不平。

(二)

书幽芳亭记

宋黄庭坚

士之才德盖一国，则曰国士；女之色盖一国，则曰国色；兰之香盖一国，则曰国香。自古人知贵兰，不待楚之逐臣而后贵之也。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是所谓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者也。兰虽含香体洁，平居与萧艾不殊。清风过之，其香蔼然，在室满室，在堂满堂，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

然兰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别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尽知其族。盖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离骚》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招魂》曰：“光风转蕙泛崇兰”,是以知楚人贱蕙而贵兰久矣。兰蕙丛出，莳以砂石则茂，沃以汤茗则芳，是所同也。至其发花，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蕙虽不若兰，其视椒则远矣，世论以为国香矣。乃曰当门不得不锄，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赏析

黄庭坚的《书幽芳亭记》,堪称与《爱莲说》相比肩的精美小品。

黄庭坚一生风波跌宕，饱受磨难。在北宋党争中，他属旧党，屡遭贬谪。但无论处于何种艰难的境地，他都以气节自励。此文就是他高尚品德的流露。他以自己的实际行为，达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的至高境界。

中国古代历来有“芳草美人”的传统，这是典型的类比手法：以自然界的某种动植物来类比人的品行。周敦颐建立起了莲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黄庭坚此文则建立起兰与君子之间的牢固类比关系。

本文一开始就连用三个类比：国士、国色、国香，将兰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楚之逐臣”是指屈原。屈原在《离骚》里种兰、佩兰、赋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兰来象征自己美好的品德。黄庭坚指出兰与君子十分类似：“兰甚似乎君子，生于深山薄丛之中，不为无人而不芳。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君子就像兰花，从不吹嘘自己，也不因无人赏识而愁闷，在遭受外界残酷的摧残后，也不改变自己的本性。这两句话的精警，可与“出淤泥而不染”相比肩。

本文文辞简约，句式整散结合，偏重于整句，流畅自然，读之给人幽香淡远、回味无穷的韵致。

练习

1.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a.其视椒则远矣 视：

b.不为无人而不芳 芳：

c.莳以砂石则茂 莳：

d.所谓含章以时发者也 时：

2.下列句子分别编为四组，全都属于“自古人知贵兰”的原因的一项是：( )

①不为无人而不芳②来岁不改其性③沃以汤茗则芳

④平居与萧艾不殊⑤清风过之，其香蔼然⑥其视椒则远矣

a.②④⑤ b.①③⑥

c.①②⑤ d.③④⑥

3.翻译下列句子。

(1)雪霜凌厉而见杀，来岁不改其性也。

(2)至其发花，一干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

参考答案

1.比；花草发出香味；栽种；时节。

(③是“兰蕙”所相同的，④是说兰与“萧艾”没有什么区别，⑥说的是“蕙”。)

黄庭坚的诗3

南乡子

黄庭坚

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

诸将说封侯，短笛长歌独倚楼。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

催酒莫迟留，酒味今秋似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

结合其生平经历、思想性格和作词的背景，我觉得这首诗有着深沉难言的人生况味，有功业未就之憾，有人事变幻之思，有自我排遣之愁。可我看了黄宝华先生在《宋词鉴赏辞典》（上海此书出版社）对此词所作的赏析，也觉得黄先生解诗合理，旁征博引，颇有见地。

黄先生其主要观点如下：

1.该词的主旨是黄山谷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雨坎坷，表达了无限深沉的感慨，对功名富贵予以鄙弃，抒发了纵酒颓放、笑傲人世的旷达之情。

2.认为上片的感情较为低沉，“诸将”一句描绘了诸将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父》）的意味，突出了词人耿介孤高的形象，表达的是一种“超然之情”；“万事”一句是作者佛老思想的流露，体现消极虚无的人生观，含蓄深婉表达了人生感慨。

3.认为下片的情感转为开朗达观。“催酒”一句是主张开怀痛饮，莫辜负大好秋光和杯中酒酿；“花向”一句用拟人手法，借花自嘲，簪花自娱将词人热爱生活的不服老精神跃然纸上，表现出他并不因处境的拂逆和年事的增高而消沉，而显出开朗豁达的胸襟。

从词作本身的字面意义来看，黄宝华先生的解诗是合理的。词作大意是：在重阳的宴会上，诸将谈论功名，饱含对加官进爵的渴望，而作者独自一人倚在城楼边，在短笛伴奏声中“长歌”。作者想到了这世事的起伏浮沉、荣辱得失，都已经随着那些风雨消逝，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不再计较，曾经的戏马台前的封赏不是如梦如幻吗？那就痛快喝酒吧，要知道酒的滋味还和去年一样好哇。重阳节头上簪花，花儿在调侃作者不知老态故作痴顽，也似乎因老人不合时宜而羞赧，是啊，老头子簪花不知道（不在意）愁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黄先生的观点都可以得以引申。

只是，我在反复揣摩黄庭坚这首诗的时候，仍然不免心存疑惑：

1.黄庭坚在宜州羁管期间能与诸将在重阳节宴集，能说鄙弃功名富贵吗？他“独倚楼”就能表现他是清高耿介之人吗？

2.词作上片沉郁隐晦，下片果真就明朗开阔了吗这样矛盾的心态是性格使然，是环境所迫，还是艺术创作要超越现实的要求，抑或本来就是有机统一的呢

我怀揣鄙陋，试着从本诗的写作背景、黄庭坚的生平经历和他的诗歌创作主张等角度，谈点浅见，不周之处，万请提点批评：

首先，从词作的写作背景看，黄庭坚“鄙弃功名”“清高耿介”与他的身份处境不相符。黄庭坚词作前有小序：“重阳日，宜州城楼宴集，即席作。”宋朝王ァ兜郎角寤啊芳窃兀骸吧焦戎在宜也，其年乙酉，即崇宁四年也。重九日，登郡城之楼，听边人相语‘今岁当鏖战取封侯’，因作小词云：‘诸将说封侯’（诸将说封侯，短笛长吹独倚楼。万事总成风雨去，休休，戏马台南金络头。催酒莫迟留，酒似今秋胜去秋。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云云，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是月三十日，果不起。范寥自言亲见之。”这个记录和小序可以相互印证，只是诗歌版本不同，且黄庭坚在宜州的亲密友人范寥是否亲见已经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黄庭坚是重阳节城楼宴集的参与者，不是旁观者；但由于他是被羁管的对象，也不可能是组织者。宴会的组织者应该是有身份有资财之辈，诸将的地位至少都比羁管的黄庭坚高，既然黄庭坚应邀参加宴集，又怎么可能表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份清高和超然呢如果作者在这种场合“正直，不同于流俗”，那“边人”情何以堪呢如果他真的耿介清高、真的鄙弃这些功名富贵，又怎会写完词作后“倚栏高歌，若不能堪者”（宋・王ァ兜郎角寤啊罚

黄庭坚在日记《宜州乙酉家乘》虽未提及“诸将”身份，也没有记录当天的情绪感受。但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黄庭坚到宜州后的一些日常活动和整体的精神面貌，虽然处境难堪――被朝廷除名，羁管宜州，但士人、官员与之交游过从甚密，黄庭坚也经常在节日和这些人宴会、唱和酬答，并且接受他们的馈赠，这也成了他苦闷生活的一丝慰藉，也因此产生了许多雅事佳话。这本日记也可从侧面印证黄庭坚并不排斥官场、也没有自视清高。

我想他“独倚楼”有一种更大的可能，就是边人诸将在宴集中慷慨说“封侯”，勾起了黄庭坚在政治斗争中的无限往事，触碰了他内心郁结多年、压抑不堪的痛楚，他是因怅惘落寞而独，不是他主动厌弃功名，更不可能鄙夷这些边关将领而保持所谓的清高。事实上，“封侯”是对功名的希冀，是现世的价值标准。如陆游《诉衷情》中起句便说自己“当年万里觅封侯”，封侯之事是施展政治才干的代名词，这是陆游也是黄山谷的心病。这样在下文中流露出“万事尽随风雨去，休休”的感慨才显得自然深切。

其次，知人论世，考查黄庭坚生活环境和生平经历，可谓世事沧桑、风雨飘摇。他性情开朗，才华出众，他受儒道思想影响都较深，又与苏轼过从甚密，本身就是在出世和入世的门槛上徘徊的人，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一次次被构陷，宦海浮沉，于是常表现出在不寻常的政治伦理中的难言的苦衷、无可奈何的慨叹和人生思考。至于晚年尤甚，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事不想重提，有些话也不想诉说了，于是在诗歌中便又常宕开一笔，情势抖转，表现开解、放旷的一面，但这不能从本质上反映他内心的情感挣扎。

黄庭坚生活于北宋新旧党争异常激烈的年代，曾因党争牵累，在政治上几度浮沉。新党将他和司马光、苏轼、秦观等一大批列为“元v党人”，蔡京等下令国史院核实《神宗实录》的记载，以“诬毁先帝”、“修实录不实”加罪黄庭坚，他先后被贬涪州、黔州等地。在黔州时期，他在《谒金门》一词中写到：“山又水，行尽吴头楚尾。兄弟灯前家万里，相看如梦寐。君似成蹊桃李，入堂松桂。莫厌岁寒无气味，余生今已矣！”可见作者在52岁时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对远谪产生了怎样的慨叹。

后朝庭以“回避亲嫌”为由，下诏庭坚移到戎州，在州南的一个僧寺里住下来。此时他自称“身如槁木，心如死灰”，把寺中的居室叫作“槁木庵”和“死灰庵”。后来在城南另外租了房子，又起名叫“任运堂”，表示自已安分守命，无心世事了。后徽宗即位，太后向氏听政，蔡京等人相继被贬出京，黄庭坚又被起用为太平州知州。不料只过九天，吏部公文就下来了，免去了知州职务。原来，此时徽宗亲政，起用蔡京为相，新党重新握政权，蔡京等人对旧党人物迫害比绍圣年间更加残酷。崇宁二年四月，下诏销毁三苏、秦观和黄庭坚的文集。九月，又下诏在各地立“元佑奸党碑”，几乎把旧党人物一网打尽。又因他他初入官场时性情刚直，言辞壮烈，与赵挺之公文往来，反复争论，种下了后来遭受贬的祸根。这时，赵挺之已被蔡京荐为副宰相，他假公营私报宿怨，暗中指使荆州转动判官陈举从庭坚所写《江陵府承天禅院塔记》中摘取“天下财力屈渴”等语句，诬告庭坚“幸灾谤国”，使庭坚受到“除名羁管宜州”（今广西省宜山县）的严厉处分。崇宁三年三月，庭坚到宜州贬所，初租民房，后迁寺，都被官府刁难。崇宁四年五月，被迫搬到城头破败戍楼里栖身。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三十日病逝于戍楼，终年六十一岁。

尽管黄庭坚并没有积极地参与新旧党争，但在这个巨大的政治旋涡中，他始终难以独善其身，每一步都身不由己。他有豁达开朗的天性，但也不能完全忘怀于江湖和风雨。他一方面用他的天性和洞彻人生的目光调整，另一方面又常常陷入痛苦之中。他在政治迫害、仕途曲折、亲朋远隔等情况下，作者抒发出的怨愤悲苦之情，常表现得含蓄别致、深沉凄恻，非有人生至味不能言。

值得一提的是，黄庭坚所遭的两次贬满都是他在人生的晚年，在两次贬谪中，诗人的年龄越来越大，所贬处所越来越远，所处的环境越来越恶劣。正是现实环境如此残酷，正是人生经历如此跌宕，作者才会有不愿说、不能说的苦衷，尤其是在宜州时期所作的几首诗词，晚年光景的感受越来越强烈，相应诗作明显多余其他时期，如“第四阳关云不度，山胡新啭，子规言语，正在愁人处。”（《青玉案・至宜州次韵上酬七兄》）“别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搜枯肠。”（《宜阳别元明用觞字韵》）“平生个里愿怀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虞美人・宜州见梅作》）“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摹山溪・至宜州作，寄赠陈湘》）“老色日上面，欢情日去心。今已不如昔，后当不如今。”（《在宜州南楼作二首（之一）》）……如果他全然超然淡泊，又何来在遭受一次次打击之后不自觉地压抑如果他果真狂放傲岸，又怎么对过往人事如此小心翼翼、含蓄深婉虽然黄庭坚本人天性达观，极富生活情趣，但人生之路、世态炎凉、等难免涌上心头，时时都会触碰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这些诗作即使描写现实境遇，抒发个人心志，都显得比较深沉隐晦，应该与他的两次因文字遭遇陷害有关。

我想这或许能解释《南乡子》上下片情感基调不同的问题。作者在重阳节勾起了无限的思绪，无法释怀，只好沉醉在酒中，簪花自娱。“催酒”“簪花”恰恰是一种自我告慰，“不解愁”也不过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已经两鬓斑白，如果不去稀释、淡忘，还能选择什么呢举杯劝酒、俏皮簪花，放在此语境、此情境中，仔细想来，愈发让人觉得幽愤。

从绍圣元年初次遭贬，到最后编管宜州困顿以死，期间感情起伏，有希冀，有快意；也有，有挣扎；还有落寞，有郁结……只是，黄庭坚这一辈子一身流落天涯，遭受冤屈折磨不得诉，还能剩多少“少年心”，晚景不堪，难道真能推开万事，尽随风雨

再次，曾“遭诬枉”的经历，使得黄庭坚在文学观上主张“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在诗歌创作中多写个人生活，且谓诗歌不当有“散谤侵陵”的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了避祸而自我抑制的因素。

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格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可见，他明确反对以诗干政，反对以诗“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认为这样做是“怒邻骂座之为也”，从而使他的诗忽视了社会生活又减少了感彩，流入表现“不怨之怨”的温柔敦厚的诗风之中。这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受到构陷，却不愿在诗歌中痛陈现实、尽情宣泄的原因。他在《南乡子》下片中表现出的放旷会不会是这种创作主张的产物呢

纵观黄庭坚的诗词创作，我们发现他的诗歌在关切现实生活较少，抒写个人情志较多，并不愿意停留在对往事的追怀之中。这一方面是避祸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艺术上审美超越的要求。我们把他在被贬时期所写的几首意象相似的诗词作一个比较，就不难发现这个特点。

在贬谪黔州期间，他写下《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

定风波

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外蜀江前。

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戏马台南追两谢，池射，风流犹拍古人肩。

这首词上片首二句写黔中气候，贬谪环境之恶劣和去国怀乡之感跃然纸上。但诗人却不是着意表现这些感受，而是写久雨得晴，又适逢佳节，诗歌难言喜色，“催醉”也就自然而然了。“鬼门关”这里是用其险峻来反衬一种忘怀得失的胸襟，颇有几分傲兀之气。下片先写白发簪菊，作者借这种不入俗眼的举止，写出一种不服老的气概。“君看”、“莫笑”云云，全是自负口吻。然后再写骑马驰射，显得豪爽洒脱，风流大气。诗歌中不以贬谪为意，所写典故也并不一定是现实活动，这正是艺术修养的体现，是也在不如意的经历和环境中作者对自我人格和精神气度的塑造，也是对地理和人文环境最好的回应。

在戎州安置时，他写下《鹧鸪天》：

黄菊枝头生晓寒，人生莫放酒杯干。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着冠。

身健在，且加餐，舞裙歌板尽清欢。黄花白发相牵挽，付与时人冷眼看。

这首词辞气壮烈，有狂放，有豁达，也有一种实则出于愤懑的傲慢，时人冷眼相看，我则黄花白发牵挽，自得其乐。可谓心境豁然，不萦于外物。

以上两首诗歌与《南乡子》在创作背景、诗歌意象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细细读来，其气度却不尽相同。如果说被贬黔州还可自比风流，被贬戎州还有孤傲，那么，再次被贬且历经人世炎凉只剩羁管身份，《南乡子》整体意境明显深沉得多。

这些被贬时期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黄庭坚的人生境界和艺术修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温柔敦厚”的文学观和诗歌不当有“强谏”“怨愤”“散谤侵陵”的主张。作为艺术创作，应该是源于现实，但有所超越的，故而表现出不同的气象，给人审美的愉悦。正因为他超越了个人的恩怨，诗歌才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但即使如此，虽然这几首诗都有“饮酒”“簪花”“黄菊”“白发”等意象，但读后的感受却不尽相同。也能隐隐感到情绪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