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说》志人艺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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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志人艺术探究

摘要：本文从《新世说》的志人原则、志人总体方法两方面与《世说新语》相比较，归纳出《新世说》的独到之处。

关键词：《新世说》;《世说新语》;志人艺术；比较

被鲁迅先生评价为“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的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著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志人艺术独步艺林。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仿者尤众。

《新世说》是民国易宗夔模仿《世说新语》之作。尽管其影响和艺术成就不能和《世说新语》相提并论，但其志人艺术方面还是很有特色的。要探究《新世说》志人艺术的特点，莫过于运用比较法。而比较对象，又非《世说新语》莫属。

一、志人之原则不同

《新世说》志人艺术的原则，可从下列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材料的取舍标准。易宗夔的取材标准是：“品必取其最高，语必取其最隽，行必取其最奇，重实事而屏虚谭，有臧贬而无恩怨。”可以看出，易宗夔在选材时，不仅要“品高”“语隽”“行奇”,更重要的是“重实事而屏虚谭”。在《新世说》例言中也有“一古人著作，如班之于马，多全袭其辞，以后不可胜数。缘事迹未可凭虚以构，非故袭旧文也。卫正叔之言曰，他人着书惟恐不出于己。某着此书，惟恐不出于人。可谓先获我心矣”之说和“一编辑是书时所资参考书不下百数十种，纪载之事虽未能一一标明来历，要皆具有本末”之言，再三说明自己取材均有出处，不是虚构而成。

其二，对所取材料涉及的人物的态度。在《新世说》自序中，易宗夔对自己创作此书有着“本春秋三世之义，成野史一家之言”之望，故直言对书中所录人物“有臧否”。而在《新世说》例言中亦说“一是书于先贤称某公，时贤称某君，奸佞墨吏则直斥其名。虽无笔削之权，微寓予夺之意。”“一是书持论务趋平允。近人所著清稗汇钞，称洪杨为盗寇，列孙黄于会匪，固失之偏；而满清稗史、清宫秘史之类，则又种族之见太深，诋毁之辞过当。兹编一为廓清之。”可以看出易宗夔对所录之人物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而有所褒贬。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阐述“史传”传统对中国小说之影响时说：“‘史传’之影响于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新世说》正是继承了史传“实录”的传统笔法，具有“征实补史”和“笔削褒贬”之作用，这正是《新世说》志人的原则所在。

《新世说》志人原则是“重实事而屏虚谭”之“实录”。而《世说新语》的志人不同于史书，也不同于后世的小说，鲁迅先生说其就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精辟地概括了《世说新语》志人的原则就是“名士风流”。以名士为著录中心，以描写名士的风流为着力点。事实上，《世说新语》也正是以此为标准来取舍、编辑材料的。

关于对《世说新语》中名士之“风流”表现形式，冯友兰先生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概括之；李泽厚先生概之以“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王能宪先生则概括为谈玄之风、品题之风和任诞之风。

尽管几位先生的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体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世说新语》中关于对“人”的品评，重点不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他们重视的、追求的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等内在的、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是一种“虚”和“无”。而这种对“内”的追求是与对“外”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故名士们大多都是不会“治实”的。如《世说新语》俭啬第八：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由此可见，风流名士一般是不会“治实”的。《新世说》恰恰相反，在其“重实事而屏虚谭”的志人原则下，在对人物进行形象塑造时，重点用“事实”来说话，用人物“外”的表现去刻画人物“内”的风貌。这正是与《世说新语》显著不同的地方。

二、志人的总体方法不同

《世说新语》中，描写人物言行举止大多采用“写虚”的方式。如在描写人物容姿时很少对人物进行精雕细刻的肖像描写，往往通过一些旨在凸显人物神明的抽象语言去传达人物的行上之真。如《容止》五：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欲刻画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没有对嵇康的面部特征，躯干四肢等进行细致刻画，而是运用“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高而徐引”等抽象语言去铺陈。《新世说》则多采用“写实”的方法。如《容止》二十六：

龚i人生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额凹下而颏仰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则，语非滑稽，不以出诸口。

对狂放任诞的龚自珍，作者对其“异表”是采用详细的“写实”方法：头顶是“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额头“凹下”而下巴是“仰上”的，眼睛则是“眇小精悍”,行为举止“无常则”,语言是“滑稽”的。通过一系列详实的刻画，使读者对龚自珍异于常人的形象有了直观的印象。

再如都要刻画人物的英雄气概，在《世说新语》《容止》一中：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没有去具体描写曹操如何“神明英发”,重点描写匈奴使者一眼看出“床头捉刀人”乃真英雄这一情节来表现，可谓“避实就虚”。而在《新世说》《容止》二十九：

胡润之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电，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

要表现胡润之的英雄气概，是通过对其精神面貌、目光、面部整体特征等一系列具体部位的详细描写来表现的。

《世说新语》重在“写虚”以表人物之“神”《新世说》重在“写实”以现人物之“形”。这也是时代特征使然。

三、《新世说》志人的独特之处

在表现形式上，与《世说新语》相比，《新世说》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新世说》篇幅增加，并且借鉴了传奇与白话小说的写法，来表现人物形象。《世说新语》共计1130篇故事，篇幅大都短小精致，多截取人物片言只语来表现人物某一方面特征。而《新世说》在篇幅上大大增加，长篇大幅处处可见。注重人物的经历的完整性，有头有尾，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意味。如《惑溺》一关于歌妓陈圆圆的描述不惜笔墨，用多达九百多字，详细描述了陈圆圆与田畹、吴三桂、李自成之间的纠葛，重点描写了与陈圆圆吴三桂两人的聚散离合。将人物放置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位声色甲天下、曲意迎合、八面玲珑的风尘女子形象。还有《贤媛》二十一之“杨诚村之夫人龙氏”《贤媛》二十二之“杜宪英”等条，字数无不是多达几百之众，将人物经历的主要故事，有头有尾，慢慢道来。像是一则则短篇小说。这种形式，虽所费笔墨多，但更有利于作者去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

二是采取了“自注”形式。）山草香●（易宗夔在《新世说》例言中说：

一每人于纪事之下注载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见不赘书，有官者注某某爵里见前，无官者注已见前。

这种在文后加注的形式，不仅避免了《世说新语》中人物称谓繁多的弊病，也有利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言语》一：

顾亭林尝勖其甥徐立齐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注：顾名炎武，江南昆山人，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己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六谒思陵，屡诏不起。后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之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且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有警，入山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便有建瓴之势。乃定居焉。着有《日知录》及《天下郡国利病》等书。)

正文不过寥寥四十余字，但文后自注多达一百九十余字。但自注部分对顾炎武籍贯、体貌、性格以及一生主要履历、学问及著作等有详细地介绍。仅凭正文中顾炎武勉励外甥的话语，是很难塑造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的形象的。而自注部分恰是最好的补充说明。此类例子就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页61-62

[2]李惠明。《文白对照历代世说精华之新世说•自序》,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页6

[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史传”传统与

“诗骚”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

224

[4]冯友兰。 《三松堂学术文集•论风流》,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页609-617

[5]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页155

[6]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2,页118-154

[7]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页155

作者简介：

严都岿，现在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任教，古代文学硕士。主要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