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语结构类型【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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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语结构类型【第一篇】
关键词：名词短语移位；管约论；最简方案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2-0122-02
一、引言
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也叫生成语言学，是典型的解释性科学理论。按照生成语法的观点，人类大脑的语言器官中，有一个词库和一个推导程序。推导程序也叫演算系统或计算系统。推导程序从词库中选择词项，推导出句子的结构描写形式。但是句子生成后不是静止不变的，有些句子成分还会发生移位。移位的运用极为简单，就是把结构表达式中的一个结构成分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外一个位置。但是移动不是任意的，是有条件的。这些移动条件是普遍语法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当移动成分是名词短语时，就叫名词短语移位。
二、六个发展阶段
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主要有六个模型，它们分别是：1957年的“Syntactic Structure（SS）模型”、1965年的“Standard Theory（ST）模型”、1972年的“Extended standard Theory（EST）模型”、1976年对EST的再次修正、1981年的“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GB，管约论）”模型和1993年的“Minimalist Program（MP，最简方案）模型”。虽然这些模型的设计思想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但是实现的技术在不断的改进。“移动”作为句法演算中的最基本操作，在以上提到的各个模型中均有所涉及。在“SS模型”中，乔姆斯基提出一套转换规则。利用这些转换规则，可以把根据短语结构规则生成的简单的核心句转换成一些相互关联的句子。在“ST模型”中，乔姆斯基认为转换语法可以插入、删除和移动语言成分。在“EST模型”中，乔姆斯基对转换的范围和能力进行了修改，减弱了原有的转换能力，使其变成了移位规则。现在，移位理论已成为“GB模型”（管辖与约束理论，简称“管约论”）和“MP模型”（最简方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管约论”和“最简方案”对名词短语移位的解释
在“管约论”的框架下，英语名词短语移位主要涉及两种结构：被动结构和提升结构。被动句中的名词短语移位主要是指动词的补语被移到了主语位置，或是不定式分句的主语被移到了主语的位置，例如：（1）The puppy was kissed.（2）He was supposed to be a doctor.提升结构中的名词短语移位主要有两层含义：一层为普通含义，主要指“提升动词”――使其补语分句中的名词短语发生移位，一类含有和“提升形容词”――使补语分句中的名词短语发生移位，例如：（3）The man seems to have met the girl.（4） This team is likely to win.
另外一层为特殊含义，主要是指“主语提升”，即名词短语从一个主语位置移到另外一个主语位置。在“管约论”的框架下，名词短语移位主要和题元理论和约束理论相联系。按照题元理论，句子是以动词为中心的结构，动词本身的词汇信息决定了句子的基本结构，也就是不仅句中动词的每一个题元角色都必须分派出去，而且句中的每一个名词短语都必须得到一个题元角色。约束理论由三个原则组成，分别涉及三类名词短语：照应语、代词和指称语在句中的约束关系。第一原则照应语在管辖范围内必须受到约束。第二原则代词在管辖范围内不得受到约束。第三原则指称语在任何范围内都不得受到约束。移动的名词短语在原位留下了一个痕迹，叫做“语迹”。“语迹”被认为是隐性的照应语，必须遵守约束理论的第一原则。在“管约论”的框架下，被动句是由D-结构经名词短语移位转换而成的S-结构。被动形态变化使动词丧失了分派外题元角色的能力，造成主语位置的空闲；但屈折词I仍能给主语位置授格。被动形态变化也使动词丧失了给补语或作补语的不定式分句的主语授格的能力，使有关名词短语失去了得到格的来源。因此，为了通过格的检验，无格的名词短语被迫移到有格的主语位置上。这就是说，被动转换过程中名词短语移位是在格的驱动下进行的。在提升结构中，当提升动词的补语由不定式分句充当时，由于分句的主语在分句内得不到格，又不能得到例外授格，被迫进行提升，移到主句的主语位置。在含有提升形容词的提升结构中，补语分句内的名词短语在不定式分句内得不到格；也不能从分句外得到例外授格，因为形容词根本不是授格成分。因此，名词短语在格的驱动下提升到没有题元角色但有格的主句主语位置。根据“主语在VP内假设”，「Spec，VP是句子主语的原位，同样是在格的驱动下，在该位置上的名词短语通过移位出现在（Spec，Ip）的位置上。
和“管约论”相比，“最简方案”相对来说更加优越，它用更为简单普遍的原则解释了名词短语移位。在“最简方案”的框架下，结构的建立用了合并和移位两个句法操作手段，这两个操作手段的运用使得“最简方案”对名词短语移位的解释不再用到D-结构和S-结构。此外，名词短语移位的根本原因是核查名词短语的语法特征，格核查理论的使用使得“标志语―中心语一致关系”替代了“管辖”。
四、结语
在“管约论”和“最简方案”的框架下，名词短语移位都是有限制的。名词短语的移位要遵守某种局部限制，它必须在某个局部范围内进行，一次不能移动得太远。名词短语移位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进行。对于这一现象，“管约论”用了约束理论中第一原则给出了解释，而“最简方案”用了一条更为普遍的语法原则――“经济原则”，从而简化了对名词短语移位的解释，更加合理，更加符合人的心智反映。
参考文献：
[1]Andrew Radford.（2000）.Transformational Grammar：A First Course[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Noam Chomsky.（1957）.Syntactic Structure[M].Mouton：The Hague.
[3]胡壮麟，姜望琪。语言学高级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沈强。汉语名词性短语中名词移位与明细短语移位[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2）.
[5]马玉波。英语名词短语修饰语的认知分析[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6]张志红。名词性词组在汉译英中的运用[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短语结构类型【第二篇】
本文采用基于自然话语语料库，从实验语音学角度对汉语普通话自然话语三音节韵律词的时长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结构性位置因素会对三音节韵律词的时长产生重要的影响。韵律词内前字和末字的时长易受到结构性位置因素影响，而中字时长比较稳定；韵律词内音节时长特征与停延和音高重设关系密切。同时本文发现自然话语中韵律词音节时长特征与朗读话语中音节时长特征的不同点。
关键词：
韵律词，语法组合类型，时长，停延
1．引言
在当今信息社会，语音合成技术发展迅速。在汉语普通话的语音合成过程中，声学基元是拼接的基本单位，它可能是音节、词语、语句等。在基元组合的过程中，韵律的变化是非常复杂的，因此韵律对语音合成后的效果影响很大。其中，自然语流中的抑扬顿挫、轻重转换、节奏分明等特征，主要是通过音高、时长和音强等方面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声学特征。在汉语普通话自然语流中，话语的韵律结构特征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音高、时长、音强和停延等。
1．1 文献综述
1．1．1 英语韵律结构研究
韵律词这个概念是从西方引进来的，它是从韵律学的角度来规定的“词”的概念，指“最小的能够自由运用的语言单位”。关于英语韵律结构层级，Selkirk（1982，1984，1986）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发现。特别是以英语为例，提出了韵律层级概念，并且论述了音节、音步、韵律词、音系短语、语调短语和话语等各结构层级的相关性。Nespor和Vogel（1986）受到Selkirk的影响，开拓了韵律音系学研究领域，指出韵律音系学与节律音系学、自主音段音系学相互作用。Hayes（1989）提出了在韵律词和音系短语之间存在黏附组这一韵律层级单位。McCarthy和Prince（1995）提出韵律形态学，主要研究韵律结构如何影响形态模板的构建和分界。
1．1．2 英语和汉语韵律结构的异同
英语是重音记时节拍语言，汉语是声调语言。英语的韵律结构层次主要有莫拉（mora）、音节、音步、韵律词、音系短语、语调短语和话语。综合王洪君（2008）、李凤杰（2012）和王丽娟（2015）的主要观点，可论证汉语同样存在韵律形态。汉语和英语共同的韵律结构层次是音节、韵律词、韵律短语、语调短语和话语。莫拉、音步、黏附组是英语中重要的韵律单位，但是在汉语韵律形态中不是凸显单位，这是因为汉语中无长元音、多辅音丛，所以最好将它们从汉语韵律形态结构中排除。
1．1．3 汉语韵律单位与时长研究
本文关注汉语韵律形态，在韵律形态中的语言单位是韵律单位，韵律词是以语言中的韵律单位为基础。言语的韵律组织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语句韵律层级就可以看成是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将语句划分成一定的层次结构。其次是根据语义和表达的需求协调各个层次内结构之间的整体关系，同时在每个层次的内部还需要分配其子单元之间的节奏和轻重快慢。与言语韵律实现相关的主要声学参数就是每个语音单元的音高和时长。时长是语音的重要声学特征之一，对语音的可理解度和自然度都有一定的影响。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实验语音学的角度对汉语韵律结构的时长特征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总体看来先前的研究及其形成的结论还是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多数实验设计语料是实验句，全部实验词都放在固定的负载句中，对实际生活中的自然语言的研究不够深入（林茂灿等1984；冯隆1985；王晶、王理嘉1993；曹文2010）。其次，一些学者（杨玉芳1997；李爱军1998；曹剑芬1998，2005；王蓓等2004；叶军2008；邓丹2010；殷治纲2011）用朗读语料库对汉语韵律结构的时长特征进行分析，但是必须承认朗读语料和自然独白口语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结构性差异（刘亚斌、李爱军2002：18）。此外，一些学者在研究汉语普通话语调结构时只是重视功能性因素对汉语语调的影响，忽视了结构位置因素对连续语流中音节时长的影响。最后，一些学者（王洪君2008；李凤杰2012；洪爽2015；王丽娟2015）只是从抽象理论建构上探讨了汉语韵律结构，并未对自然语流中音节时长特征进行大规模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因此，为了能够从多维度对汉语韵律形态特征进行研究，本文将重点关注结构性位置因素对汉语自然独白话语韵律结构中音节时长特征的影响。
1．2 研究目标和问题
1．2．1 目标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主要研究汉语普通话自然独白话语的韵律结构特征与言语结构位置之间的交互性，探讨结构性位置因素对汉语普通话自然独白话语中三音节韵律词的时长声学特征的影响。本文所考虑的结构性位置因素主要包括音节自身的声调类型、韵律词内相邻声调的类型、所在的韵律层级边界、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等。
1．2．2 研究假设
自然独白话语更加接近人们日常生活口语的表达，包含了丰富的韵律结构信息，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实际话语的连读语流的特点，因此自然独白话语中韵律词的时长分布特征应受韵律结构位置因素的影响，且会有某种特点区别于朗读话语中音节时长分布特征。本文研究的韵律词不是传统语法分析中的语法词，特别是注重从感知和语音的角度来界定汉语普通话自然话语的韵律单元，比如韵律词。此外，本文关注的是汉语语调的基本模式，即自然焦点条件下的自然话语的陈述语句的语调模式。这是语调模型构建的基础和语调研究的起点（王萍、石锋2011）。
2．研究方法
2．1 被试
我们共邀请了四位发音人（两男两女），年龄在23～32岁之间，他们通过了普通话水平测试，获得了普通话水平二级甲等证书，其中一位发音人获得了普通话水平一级乙等证书。四位发音人均没有播音专业背景，也没有受过播音的专业训练。为了获得自然话语独白语料，我们选择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第四项“说话”为测试内容。题目内容涉及学习、体育、朋友和业余爱好等多项与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题型。该语料库的句子均是陈述句。每位发音人都以自然的方式独白，没有特别的强调和感彩，语速适中。录音环境为隔音效果良好的录音室。每个人的独白时间大约15～18分钟。声音文件采用16KHz采样，16位数据，单声道WAV格式存储。采用praat脚本对所有的韵律词音节的时长数据进行提取。
2．2 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的韵律层级模式基本沿用了目前主流的“音节———韵律词———韵律短语———语调短语———语句”的层级结构模式。从韵律词最基本的声学特征时长入手，运用统计手段对音节的时长值进行了归整化处理，重点研究结构性位置因素对三音节韵律词时长的影响，分析其分布特点。
2．2．1 语音学标注介绍
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邓丹2010；殷治纲2011），本文的语音标注信息主要是以C－ToBI系统为基础。标注层级为四层：声韵母层、拼音层、韵律结构间断指数层和相对重音层。韵律结构间断指数层标记汉语的韵律结构。间断指数代表感知到的音节之间以及音节和无声段之间的音联程度。话语的韵律结构就是层级组织结构，根据英语和汉语韵律形态的共性，被从小到大依次划分为音节、音步、韵律词、韵律短语和语调单位。韵律结构和句法结构不一定一一对应。本研究对韵律层级边界的间断指数层进行了如表1所示的界定： 所有语音标注均由五位经过了长时间韵律标注培训的听音人完成，她们均具有相关的语音学专业知识，在标注标准和数据一致性等问题上可以得到科学的保证。通过听觉感知判断对语料进行了韵律层级结构的标注，例如从语料库中切分得到了研究需要使用的三音节韵律词。本研究所使用的全部韵律词均不含有明显的强调重音。五位听音人每人都要独立完成所有语料的韵律标注。接着在各自完成全部的工作之后，再对五位听音人的结果进行比较，获得最终的一致性标注结论，从而确保标注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此外，本研究标注的各类标准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且已经和相关语音学专家进行多次讨论，因此本语料库使用的标注标准可以反映自然话语独白语料的真实规律，其可靠性符合研究需要。经过数据统计分析，样本数据中各类韵律词的具体数目列举如下：（1）单音节韵律词616个；（2）双音节韵律词2，371个（不含轻声的2，080个）；（3）三音节韵律词861个（不含轻声的456个）；（4）四音节韵律词47个；（5）五音节韵律词一个。由此可知，样本数据中的韵律词共有3，896个，其中两音节韵律词比重最多，占比60．86％，其次是三音节韵律词，占比22．10％，再次是单音节韵律词，占比15．81％，最后是四音节和五音节的韵律词，分别占比1．21％和0．26％。两音节和三音节的韵律词共有3，232个，占韵律词总数的82．957％。这就证明了在汉语普通话的自然独白语流中，发音人的韵律词内的音节数量分布规律符合王洪君（2008）提出的“二常规、三可容、一四受限”的韵律词内音节数量规则。
2．2．2 时长数据的测量与分析方法
在数据统计中，为消除不同维度数据之间的差异，一般运用Z－score对样本数据值进行归整。即：Z＝（x－μ）／σ。但是在语音学研究中，当以音节为统计单元进行时长的归整时，音节的声母、韵母、声调类别都有可能影响音节时长。因此本文以音节为统计单元测量其时长，并采用基于R软件的混合线性模型预测的方法对时长数据进行归整，排除不相关的声母和韵母等固定因素的影响，得出音节的归整化时长作为数据处理单位。具体处理步骤如下：
（1）首先用已经标注好的各种分类信息（声母、韵母等）的数据输入训练模型，得到预测模型；
（2）将各个语音单元要归整掉的分类信息作为输入值，输入预测模型，预测出参考值；
（3）将语音单元的实际值和参考值相比，求残差值（以δ表示）；
（4）残差值与标准值的差异即可认为是排除掉输入的影响类型因素后，其余未考察或未知因素对该单元的影响。这些未考察或者未知因素的影响包括本研究要考察的声调、音节在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音节所在的韵律层级边界和语法组合类型等因素，以及其他未知或不能解释的影响。本研究使用的残差值（以δ表示）是指实际值与参考值之间的差。我们对残差值进行了标准化分析，公式为（δ－残差的均值）／残差的标准差，得到标准化残差值（以δ＊表示）。δ＊遵从标准正态分布N（0，1）。然后将δ＊转换为T数值（余建英、何旭宏2003：87），公式为T＝10δ＊＋50。此外，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冯隆1985；曹文2010），对塞音和塞擦音的时长测量方法如下：当塞音或者塞擦音声母音节处在句首时，该音节的时长的测量不包括所谓的无声段间隙（gap）。当塞音或者塞擦音声母音节不在句首，而且听感上也没有停顿时，一般以前音节的末尾作为塞音或者塞擦音无声段的开始，此段间隙计入塞音／塞擦音声母音节的时长。当这样的音节不在句首，而且听感上音节间还有停顿时，这段时长不计入任何音节。
3．三音节韵律词时长的多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对不包括轻声的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的归整化时长进行分析。考察音节本身的声调类型、所在韵律层级边界、所在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等结构性位置因素是否对前字、中字和末字音节的归整化时长产生影响。
3．1 三音节韵律词的前字归整化时长
为了消除声母和韵母等单元对音节时长的影响，我们首先对音节的绝对时长进行了归整处理。具体方法是用声母和韵母这些条件做输入条件，输入训练好的基于R软件的混合线性模型预测参考时长值。公式为Duration～Shengmu＋Yunmu。上述公式中没有输入声调类型、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韵律层级边界和语法组合类型，这是因为它们是本文研究焦点，所以要在结果中保留这些参数。然后计算出观测值与预测值之间的残差δ。最后我们对残差值δ进行标准化分析，得出的标准化残差δ＊，可以被认为是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影响后音节的归整化时长。接下来对归整化时长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4x4x3x2）。因变量是前字的归整化时长，自变量是前字本身的声调类型（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所在的韵律层级边界（韵律词边界、韵律短语边界、语调短语边界和语句边界）、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语调短语首、语调短语中和语调短语末）和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1＋2类型和2＋1类型）。显著性水平为0．05，置信区间为95．0％。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在α＝0．05的水平上，前字音节的自身声调类型对前字音节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是显著的（F（3，456）＝3．261，p＜0．05）；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对前字音节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也是显著的（F（1，456）＝11．473，p＜0．01）。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层级边界对前字音节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不显著（p值均大于0．05）。另外，影响前字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各因素之间交互效应不显著（p＞0．05）。
3．2 三音节韵律词的中字归整化时长
然后，对排除掉了声母和韵母影响的中字的归整化时长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4x4x3x2）。因变量是中字的归整化时长，自变量是中字本身的声调类型、所在的韵律层级边界、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显著性水平为0．05，置信区间为95．0％。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中字音节的自身声调类型、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层级边界对中字的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不显著（p值均大于0．05）。而且，在α＝0．05的水平上，影响中字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各因素之间交互效应也不显著（p＞0．05）。
3．3 三音节韵律词的末字归整化时长
最后，对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影响的末字的归整化时长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4x4x3x2）。因变量是末字的归整化时长，自变量是末字本身的声调类型、所在的韵律层级边界、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末字音节的自身声调类型对末字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不显著（F（3，456）＝0．598，p＝0．617）。但是在ɑ＝0．1的水平上，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对末字的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显著（F（1，456）＝3．336，p＝0．0691）。在ɑ＝0．05的水平上，末字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对末字的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显著（F（3，456）＝2．696，p＝0．046）。韵律层级边界对末字的归整化时长值的主效应显著（F（3，456）＝9．382，p＜0．001）。另外，在α＝0．05的水平上，影响末字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各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显著（p＝0．036）。综合以上的多变量分析结果可知，和邓丹（2010：108）对朗读语料韵律词时长研究发现不同，在普通话独白类型的自然话语连续语流中，排除声母和韵母对音节时长的影响后，前字自身的声调和语法组合类型会对前字的时长有影响。中字时长比较稳定，不会受到其自身的声调类型、语法组合类型、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层级边界的影响。末字的时长最不稳定，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对音节时长的影响后，语法组合类型、末字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层级边界都会对末字音节的时长产生影响。此外，根据主效应分析结果，语法组合类型、末字声调类型、末字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末字音节所在的韵律层级边界———这四个影响末字音节归整化时长因素之间也会产生交互作用，这表明三音节韵律词中末字音节的时长最易受到结构性位置因素的影响。
4．讨论
4．1 声调对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影响
根据多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可知，韵律词内音节自身的声调类型会对音节的时长产生影响。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对音节时长的影响，取各个音节归整化时长，为统计方便，先将标准化残差值线性转换为T数值，公式为T＝10δ＊＋50；再取各个声调的线性转换后的T值的均值；最后对归整化时长的T值均值（下文简称为归整化时长）进行排列：由表2可知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对音节时长的影响，前字四个声调的归整化时长特征分布特点为：阳平的时长最长，阴平和去声次之，上声最短。但对于中字和末字来说，四个声调归整化时长分布特点相同。阴平的时长最长，阳平和去声次之，上声的时长最短。无论是前字、中字还是后字，上声的时长都为最短。
4．2 韵律层级边界对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影响
根据多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可知，韵律词内音节所在的韵律层级边界会对音节的时长产生影响。
4．2．1 不同韵律层级边界前的音节归整化时长的方差分析
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因素对音节时长的影响，对在韵律词边界、韵律短语边界、语调短语边界和语句边界前的前字、中字和末字音节的归整化时长进行了单向方差分析。根据方差分析的结果可知，在α＝0．05的水平上，韵律词边界前、韵律短语边界前、语调短语边界前和语句边界前的三音节韵律词的前字音节（F（3，456）＝4．717，p＝0．003）、中字音节（F（3，456）＝21．392，p＜0．001）和末字音节（F（3，456）＝80．494，p＜0．001）的归整化时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4．2．2 不同韵律层级边界前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分布特点
基于前文方差分析结果可知，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所处的韵律层级边界会影响音节归整化时长。因此本小节关注前字、中字和末字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均值在不同韵律层级边界前的分布特点。韵律层级边界与停延和音高重设密切相关。在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对音节时长的影响后，无论是在韵律词边界前、韵律短语边界前、语调短语边界前和语句边界前，末字的归整化时长是最长的、中字次之、前字最短。这表明无论是否在停延前还是在音高重设前，前字的归整化时长都是最短的，后字的归整化时长都是最长的。此外，随着韵律边界层级的增加，后字的归整化时长会变长，但是前字和中字的归整化时长增加的幅度不大。
4．3 语法组合类型对音节的归整化时长的影响
基于多因素方差分析可知，语法组合类型会影响三音节韵律词内的音节归整化时长。因此本节关注不同语法组合类型下韵律词内音节归整化时长均值的分布特点。根据图2可以发现，在排除掉声母和韵母对音节时长的影响之后，无论是哪种语法类型，前字的归整化时长是最短的，中字次之，末字的归整化时长是最长的。1＋2类型的三音节韵律词由一个单音节词加上一个两音节词构成，即前字是单音节词，中字是两音节词的词首，末字是两音节词的词末。2＋1类型的三音节韵律词是一个两音节词加上一个单音节词构成，即前字是两音节词的词首，中字是两音节词的词末，末字是单音节词。在1＋2类型中，中字时长短于末字，在2＋1类型中，前字时长短于中字，因此在底层，处在双音节词首位置的音节时长都要短于处在双音节词末位置的音节时长，这一点和朗读话语的研究结果（邓丹2010：111－112）完全不同。
4．4 语调短语不同位置对音节的归整化时长的影响
基于多因素方差分析可知，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所处的语调短语位置会影响音节归整化时长。因此本节将会关注前字、中字和末字音节归整化时长的均值在语调短语不同位置的分布特点。排除声母和韵母对音节时长的影响后，前字、中字和末字的归整化时长分布特点如下：
（1）在语调短语的首、中、末位置，末字的归整化时长比前字和中字的归整化时长都要长。在语调短语首和语调短语末时，前字的归整化时长最短，中字次之。
（2）在语调短语中时，中字的归整化时长最短，前字次之。语调短语末后会出现停延，出现在停延前的末字的归整化时长会变长。
（3）在语调短语末时，末字的归整化时长明显比处在语调短语首和语调短语中的末字归整化时长要长很多。
5．主要结论
通过研究汉语自然语流中三音节韵律词时长分布情况，发现结构性位置因素会对韵律词内部时长特征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语法组合类型、韵律词内音节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层级边界都会对末字音节的时长产生影响。本文得到的主要发现如下：
（1）三音节韵律词内前字和末字的时长容易受到结构性位置因素影响，而中字时长比较稳定。具体而言，和朗读语料的研究发现不同，在自然独白话语中前字自身的声调和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会对三音节韵律词的前字时长有影响。末字时长受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所在的语调短语位置和韵律层级边界的影响。
（2）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时长特征与停延和音高重设关系密切。前字时长最短，后字时长最长。随着韵律边界层级的增加，后字时长会变长，但是前字和中字时长增加的幅度不大。
（3）韵律词的语法组合类型会对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时长造成影响。在三音节韵律词的语法结构底层，处在双音节词首位置的音节时长都要小于处在双音节词末位置的音节时长，这一点也和朗读语料的研究发现不同。总之，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汉语自然话语三音节韵律词内音节时长分布规律，可为研究者进一步了解汉语韵律形态结构提供帮助，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曹剑芬．1998．汉语普通话语音节奏的初步研究［J／OL］．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报告．［2006－10－12］．
曹剑芬．2005．音段延长的不同类型及其韵律价值［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4）：160－167．
曹文．2010．汉语焦点重音的韵律实现［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邓丹．2010．汉语韵律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冯隆．1985．北京话语流中声韵调的时长［A］．北京语音实验录（林焘、王理嘉等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31－195．
洪爽．2015．汉语的最小词［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李爱军．1998．普通话韵律短语的时长特性分析［J／OL］．中国社会科学院语音研究室语音研究报告．［2006－10－12］．
李凤杰．2012．韵律结构层次：理论与应用［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林茂灿、颜景助、孙国华．1984．北京话两字组正常重音的初步实验［J］．方言（1）：56－73．
刘亚斌、李爱军．2002．朗读语料与自然口语的差异分析［J］．中文信息学报（1）：13－18，51．
王蓓、吕士楠、杨玉芳．2004．汉语韵律层级边界结构边界的声学分析［J］．声学学报（1）：29－36．
王洪君．2008．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晶、王理嘉．1993．普通话多音节词音节时长分布模式［J］．中国语文（2）：112－116．
王丽娟．2015．汉语的韵律形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王萍、石锋．2011．汉语语调的基本模式［J］．南开语言学刊（2）：1－13．
杨玉芳．1997．句法边界的韵律学表现［J］．声学学报（5）：414－421．
叶军．2008．现代汉语节奏研究［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殷治纲．2011．汉语普通话朗读语篇节奏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
短语结构类型【第三篇】
关键词：轻动词类型例示情境植入一、引言
“轻动词”（light verb）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丹麦语言学家叶斯珀森提出的。（Jespersen，1949: 117）叶氏的轻动词概念主要用来解释英语中“V+NP”结构的语义。在英语的一些“V+NP”结构中，如“have a drink/look/rest; take a walk breath/shower; give a sigh/call/smile”，动词（have，take，give）的意义虚化，语义重心转移到其后的名词上。叶氏将这类意义空灵的动词称作“轻动词”。
轻动词（light verb）本是生成语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关于轻动词的认识并不统一。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轻动词没有语音形态，只具有句法功能；而有的学者把英语中的“make”“let”以及汉语中的“弄”“搞”“被”等，分析成具有语音形态的显性轻动词（overt light verb）。
轻动词是指词汇意义虚化，但句法功能强的一类动词，如英语中的“do”“be”“become”“cause”等虚动词。汉语中的“弄、搞、整、打”等都属于轻动词的范畴，尽管轻动词并不止这些。（冯胜利，2005）
轻动词在结构中所起的语义作用十分轻微，主要扮演着功能上的角色。
20世纪90年代中期，轻动词假设为Chomsky所吸收，他把轻动词视为及物性谓语的核心。同时，轻动词假设和空语类理论相结合，轻动词不仅语义空灵，而且可以没有语音形式。
现代汉语中，“打”经常与语义上似乎不搭配的名词一起出现，构成动宾结构。如①：
打靶、打报告、打补丁、打草、打草稿、打草鞋、打岔、打柴、打灯笼、打地铺、打电话、打地洞、打对号、打折、打盹儿、打耳光、打分、打饭、打更、打工、打谷、打鼓、打官腔、打官司、打光棍、打哈欠、打呼噜、打蛔虫、打火、打基础、打家具、打架、打江山、打酱油、打结、打井、打蜡、打雷、打铃、打领带、打麻将、打麦子、打毛衣、打鸣儿、打拍子、打牌、打喷嚏、打扑克、打气、打墙、打秋千、打球、打拳、打伞、打闪、打扇、打食、打收条、打手电、打手势、打首饰、打水、打算盘、打隧道、打胎、打太极拳、打铁、打挺儿、打头阵、打退堂鼓、打弯、打问号、打下手、打先锋、打响指、打信号、打旋、打牙祭、打眼、打印、打油、打游击、打游戏、打鱼、打杂儿、打仗、打招呼、打折扣、打针、打皱、打桩、打字。
由于“打”在汉语中使用率如此之高，使用如此之灵活，有人甚至称之为万能动词。问题是：“打”如此之多的用法是如何发展出来的？“打”在不同的语境下又是如何实现其解读的呢？
二、认知语法的情境植入理论
如何在具体的语境中解读“打”这个动词的语义呢？先看下列语料：
（1）他不敢打你吧？他多凶他不敢打人，他得讲理，是不是？
（2）他小名叫友儿。“友儿，打壶开水去！”“友儿，买盒烟去！”完了给打点儿水，晚不晌分几个大子儿，够他吃的。
（3）我们家就在中学边上，听见打上课铃儿才起，我都不晚。
（4）小刘的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她还喜欢Hello Kitty。
（5）昨天是感恩节，我给父母打了个电话，表达一下我的感恩之心。
从现有语料观察，现代汉语中“打”一类的动词很少以光杆形式出现在实际话语中，而是伴有各种修饰成分。那么，“打”在不同的语境中又该如何解读呢？我们试在认知语法的框架下解释“打”是如何被植入具体情境的。
认知语法的观点认为，意义即概念化（Meaning is conceptualization.）（Langacker，1987：7）。人们在一般认知能力的作用下对外部世界进行抽象、概括，这就是对外部世界概念化（conceptualize）的过程，形成对外部世界的概念(concepts)，进而将这些对概念化的结果表征为语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事体（thing）进行概念化，在语言层面表征为名词；对各种过程（process）进行概念化，在语言层面表征为动词。认知语法采用统一的分析框架对动词和名词进行研究。情境植入（grounding）是语言使用的基本特征，每一个句子都是被植入了情境（grounded）的。名词和动词通过一定的情境植入手段，将名词所表示的事体和动词所表示的事件植入到一定的时空中，使名词和动词的语义具体化、情境化。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特有的情境植入系统。名词和动词的指称意义相互依：名词所指称的事体总要处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参与一定的过程。而动词所指称的事件过程预设了事件的参与者，不存在没有任何参与者的过程。我们先来看名词是如何被植入情境的。
三、名词的情境植入
名词的基本功能是指称，其基本语义是指称事体（thing）。单个的名词凸显（profile）一个类型（type）概念，单个名词是对它的多个例示（instance）的抽象和概括。单个名词指称的类型概念的图式如图1：
图1：类型概念图2：例示概念
图1中的方框代表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大方框代表外部世界，其中自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事体或实体（entities）。实线小方框代表例示域（domain of instantiation，DI），表示单个的名词所指称的一类事体在外部世界中所占据的空间位置。小方框内的粗体圆圈代表单个名词所指称的一类事体，如名词“boy”是一个图式化（schematic）的概念，凸显的是“boy”这个概念类型，区别于外部世界中存在的其他概念类型，如“girl，tree，table”等，而不是某一个（些）具体的“boy（s）”。小圆圈采用粗体表示单个名词指称的类型概念“t”在外部世界中获得唯一凸显。图中的虚线方框表示单个名词的例示域，其中的虚线小圆圈表示单个名词指称的类型概念“t”的例示集合，用虚线表示这些例示没有获得凸显。在实际话语中，名词很少以类型概念（光杆形式）出现，而是被植入了情境（grounded）。Langacker认为，情境植入（grounding）是语言使用的基本特征。（Langacker，2008：264）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情境植入系统（Langacker，2008：272）。名词的情境植入成分有冠词（a，an，the）、指示词（this，that，these，those等）、数词（two，five hundred，a dozen 等）、量词（a cup of，a handful of，a drop of等）。如“boy”在实际话语情境中可能会以“a boy，the boy，this boy，that boy，these boys，those boys，many boys”等形式出现。单个名词“boy”所指称的类型概念就是概念化主体（conceptualizer）对“boy”的众多例示“a boy，the boy，this boy，that boy，these boys，those boys，many boys”等的抽象、概括，是对这些例示的图式化。图1就是单个名词（如“boy”）的语义凸显图式。单个名词和名词短语的区别在于二者的语义凸显不同：单个名词(如“boy”)凸显一类事体，名词短语（如“this boy”）凸显其中的一个例示，二者是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的关系。名词短语的语义凸显图式如图2。认知语法关于名词的“类”和“例”的概念与熙提出的类象（type）和具象（token）的词汇分类也是一致的。（熙，2010: 83）
四、动词的情境植入
认知语法对动词的研究可以纳入名词的分析框架。Langacker(1987，1991，2008)认为，动词和名词一样，基本功能也是指称，所不同的是，动词指称过程（process）。单个的动词凸显一个过程类型“t”。如动词“go”是对其在众多情境中的例示动作进行抽象、概括而形成的类型概念，凸显的是一个过程类型。但在实际话语中，动词“go”多是被植入了情境的，它可能会以“went，have gone，going，to go，will go”等形式出现。被植入情境的动词指称过程的一个特定例示（instance），如“went”是“go”的一个例示，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在一定的情境作用下，将类型概念的过程“go”锚定（anchor）在时间这个认知域中的一个特定例示上。典型的情境（ground）包括说话人（S）、听话人（H），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情境植入的过程就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将注意力共同聚焦于一个特定的事物或场景，实现二者之间共同的心智指称。如图3。
图3：情境植入图式 图4：名词的情境植入图式
如果我们将情境植入的作用和例示概念的语义凸显图式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名词的情境植入图式，如图4。
Langacker (1987，1991)认为，动词的情境植入手段主要体现在时（tense）、体（aspect）和情态(modality)方面，时揭示事件相对于说话时间在时间轴上的位置，体揭示说话人观察事件时是将其视为持续的事件还是非持续的事件，情态揭示说话人对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主观判断。但情境植入手段可以是显性的（overt），也可以是隐性的（covert），在不同语言中其显性程度不同。任何有助于将语言表达式植入具体话语情境的成分（显性的、隐性的、共现的）都可以视为情境因素。就动词而言，它所表示的过程对其参与者具有概念依存性（Langacker，2008：296），我们很难想象没有任何参与者的事件过程。反过来说，参与者总是处于一定的事件所发生的时空中，参与者的出现激活了动词所表示的一个特定过程，将单个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类型植入一个特定的情境。在语言层面，参与者一般体现为名词或名词短语。因此，名词或名词短语所表示的动作参与者可以视为隐性的情境植入手段。
五、轻动词“打”的情境植入
结合上文的情景植入图式来分析一下“打电话”的语义构建，可以得到动词“打”从词汇层面到短语层面的情境植入图式，如图5。
图5：“打”的情境植入图式（短语层面）
图5中的“打”是一个类型概念的动作，是对各种情境中不同的“打”的动作的图式性概括。这意味着，“打”在其例示域（图中实线长方框）中存在多个例示，如“打电话”“打灯笼”“打耳光”“打篮球”“打扑克”“打游击”等，而“打电话”在这个例示域中得到了凸显。“电话”作为“打”这个动作的一个特定参与者，激活了“打”的一个具体情境，将“打”植入到“打电话”这个情境中，而非“打灯笼”“打耳光”“打篮球”“打扑克”“打游击”等情境中。因此，动词参与者“电话”作为一种隐性的情境因素，对“打”的语义建构做出了贡献。然而，相对于小句表达的更加具体的话语情境，如“昨天我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短语“打电话”依然是一个图式化的、类型概念的过程。那么，在小句层面，“打电话”又是如何参与句子的语义构建，并影响到句子的理解的呢？我们可以先将“打电话”在短语层面的语义构建图式扩展、延伸一下，得到动词短语“打电话”在小句层面的情境植入图式，如图6。
图6：“打”的情境植入图式（小句层面）
图6中的“打”先在情景植入的作用下构成短语层面的“打电话”，二者成为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打电话”阐释了“打”的一个具体情境，“打电话”作为一个类型概念的动作，区别于“打灯笼”“打耳光”“打篮球”“打扑克”“打游击”等其他动作类型。然而，在实际话语中，“打电话”一类的短语也很少单独出现，而是伴有各种修饰语出现在小句中，如“我昨天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根据情境植入理论，动词的情境植入方式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显性的情境植入成分主要体现在时态和情态方面，在句法层面表征为“-s，-ed，-ing；着、了、过、在、在……着”等时态标记和“can、may、will、shall、must；会、要、将”等情态标记。隐性的情景植入成分可以是任何对动词的意义构建有贡献的因素，如与动词共现的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参与者的认识情感等。在“我昨天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这个小句中，表达类型概念的动作“打电话”通过时空锚定，将其植入到时间域中的一个特定位置“昨天”，表示“打电话”事件发生在说话时间之前，在句法层面体现为过去时态的语法标记“了”。同时，“打电话”的参与者（“我、父母”）阐释了“打电话”动作的射体（trajector）和界标（landmark），将“打电话”植入到一个特定的有参与者存在的空间域。这样，“打电话”就从一个类型概念的动作通过语法标记“了”、时间词汇“昨天”、参与者（“我、父母”）的情境植入作用，被植入到了一个具体的话语情境中，由此得到的小句是“打电话”这个类型动作的一个例示。
“打”是一个典型的轻动词，它在具体情境中的语义构建对轻动词有极强的代表性。因此，我们可以从上述分析框架中抽象出轻动词从词汇层面到短语层面，再到小句层面的语义构建模式，如图7。图7中的“tI”表示轻动词的一个例示，即在短语层面被植入情境的轻动词，这样构建而成的轻动词短语表示一个类型概念的动作；“ti”表示轻动词短语的一个例示，即在小句层面被植入情境的轻动词短语，这样构建而成的小句表示一个具体话语情境中的事件。
图7：轻动词的情境植入图式
语料观察发现，轻动词不一定非要经过上述“词汇―短语―小句”两个层级的情境植入，而通常是从词汇直接被植入情境成为小句。我们可以将轻动词的情境植入图式略去中间的短语层面，即得到轻动词情境植入的简化图式。
由于轻动词“打”的典型性，图7所表达的轻动词情境植入图式同样适用于“搞、弄、整”等其他轻动词。
六、结语
现代汉语中的动词“打”虽具动词形式，但其语义贫乏，之所以能在特定的语境下得到恰当解读，主要是依赖情境植入的作用。在具体的情境下对动词“打”的理解需经过两个步骤的情境植入：第一步，意义空灵的“打”从词汇层面通过参与者（如“电话”）的激活等情境植入手段，被植入了一个较为具体的情境（如“打电话”），成为短语层面的事件类型；第二步，短语（“打电话”）通过时空锚定、参与者阐释等情境植入手段，被进一步植入到更为具体的话语情境（如“我昨天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中。至此，“打”的意义才构建完毕。
（本文是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语动词时意义的认知语法研究”[项目编号：2013-GH-491]的部分成果）
注释：
①除此之外，汉语中还有大量带“打”的习语，如“打比方”“打
主意”“打天下”“打黑枪”“打牙祭”“打马虎眼”等，由于这些习语比较特殊，我们没有列在上表中。
参考文献：
[1]Jespersen，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VI，Morphology[M].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rvin Ltd，1949.
[2]Langacker，Ronald of Cognitive Grammar.
[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3]Langacker，Ronald of Cognitive Grammar.
[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4]Langacker，Ronald Grammar：A Basic
Introduc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5]冯胜利。轻动词移位与古今汉语的动宾关系[J].语言科学，
2005，（1）：3～16.
短语结构类型【第四篇】
1．1 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
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
“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
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
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
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
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
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
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1．2 “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
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
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
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
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
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
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
能，这是为什么？
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
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
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
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
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
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
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
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
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
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
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 短语分类的原则
2．1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
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
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
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
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
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
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
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
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
“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
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
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 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
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
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
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
ate 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
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
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
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
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
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 阅读 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 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 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 人住
动施：吹风 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 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 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 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 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 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 成就辉煌 ⅹ双受：问他问题 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
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
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
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
”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3．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
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
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
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方面进行验证。
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
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
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
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3．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
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
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
一斑”的作用。
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
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
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
讨论。
四 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
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
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
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
4．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
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
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
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
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
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
（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
，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
，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
件完全不同。
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
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
（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
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
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
（5）他的病治好了。
（6）这首诗背下来了。
4．2 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
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
（7）敌人打退了。
（8）我们打退了。
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
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
的主语理解成受事。
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
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
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
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
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
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
“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
（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
（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
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
不成立。又如：
（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
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
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
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
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
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
）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5．1 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
（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
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
如：
（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
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
不改变句意。如：
（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
，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
（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
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
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
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
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
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
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
“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
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
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
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
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
（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
（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
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
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 （12）这个人我认识。
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
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
（13）谁的孩子妈都爱。
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
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
（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
（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
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
（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
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
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
（16）姐姐手扎了。 （17）我眼睛迷了。
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
，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
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
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
］（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
（18）＊姐姐木刺扎了（手）。 （19）＊我沙子迷了（眼睛）。
5．2 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
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
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
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
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
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
。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
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
（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 （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
（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4）进行思想改造。
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
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5．3 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
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
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
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
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
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
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
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
（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
（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
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
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
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
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
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
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科）1984
．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
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