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范例【推荐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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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第一篇】
1、王冕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
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
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2、周进、范进
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3、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4、杜少卿
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第二篇】
才华横溢的女性形象-----鲁小姐
鲁小姐是《儒林外史》中唯一一个对举业文章精通的才女。她在五六岁时就已经开始读《四书》、《五经》,在十一二岁时,就已经能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烂熟于心,不仅如此,还有“王、唐、瞿、薛,以及诸大家之文,历科程墨,各省宗师考卷,肚里记得三千余篇。自己做出来的文章,又理真法老、花团锦簇。”鲁小姐的举业当行不仅表现在她对文章的熟记和写作练习上,还表现在她对八股文章的研读、点校,及对举业文章之外文学作品的玩笑态度上。在鲁小姐的闺房中,于“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每日”言用功之勤,“丹黄烂然”言用功之深,以如此的功力研读举业文章,什么样的八股才能成就不了呢。此外,鲁小姐的举业当行还表现在她对此行才能之外知识的不以为然以及表现出来的玩笑态度,
“人家送来的诗、词、歌、赋,正眼儿也不看他。家里虽有什么《千家诗》、《解学士诗》、东坡、小妹诗话之类,到把与伴读的侍女彩蔟、双红们看。闲暇时也教他诌几句诗,以为笑话”。诗词之类对鲁小姐来说只是她在闲暇时拿来说笑的东西,而在其心中八股学问才是正道。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全书之中态度真正诚恳、真正精通举业的八股才女。在鲁小姐身上除了对八股的痴迷外,还有着令人称道的妇德。这些都可从她持家才干中得到证实。当蘧太守病重,蘧公孙打发娄三、娄四公子接鲁小姐回家时,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带着“全副妆奁”前往,书中对她此举的形容是“明于大义”。太守去世后,“公孙承重”这时鲁小姐更是“上侍孤孀,下理家政,井井有条”,就连亲戚们也“无不称羡”。
还有在家训的秉承和实践上鲁小姐也毫不逊色,有着“闺阁继家声”使命的鲁小姐不仅自己对八股文章孜孜不倦的研读,还把这种八股举业的理想寄托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对丈夫,她积极辅助引导;对孩子,她不仅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要是“一天遇着那小儿子背不熟”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可见鲁小姐是多么的认真而虔诚的履践着家训。
家庭的教育和社会的熏染则在客观方面促成了鲁小姐痴迷于八股举业的形象特征。同时一个女子都能对举业如此精通,可以想见当时社会中八股科举选官制对于世风、人心的异化之深,影响之广。再者,传统封建文化塑造下的贤妻良母就是要把相夫教子作为女性的生活重心和自身价值的所在,而对她们自我的在在和需求却很少关注。鲁小姐辛苦课子行为正是对这种以相夫教子为唯一己任的封建传统的反映。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第三篇】
工于心计的节妇形象------赵氏
《儒林外史》中赵氏给人的直接印象是工于心计:她为了摆脱妾的身份,争取到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可谓是机关算尽。首先在严监生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重之际,对王氏照顾得无微不至,不仅白天在病榻旁殷勤侍奉,表现出忧心忡忡的样子,每天晚上还在院子里为王氏祈福,这一切都为她在家庭中树立了一个温婉贤良、善良卑弱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为她取得了王氏些许的信任。而当王氏建议让老爷把她扶正的话刚一出口,她便“忙”把老爷请进来,为自己扶正的事取得严监生的许可,可以看出赵氏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已经很久了。
从她不顾王氏已经昏过去的现实依然如一行礼的举动,也可见她对王氏病重的担心并非出于真心,这只不过是她不得已的以退为进的手段,赵氏的城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当赵氏取得了当家女主人的地位后,她对王德、王仁兄弟,还有大伯严贡生的态度则如对自家骨肉的亲兄弟、亲大伯一般,时时想着,银两、饮食总不忘了两位舅爷、大伯。这样的讨好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成效,她的主母身份得到了两位舅爷和大伯的一致承认。
赵氏工于心计的性格的形成是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的,那就是封建社会妾赢制度对妻妾不平等的规定。在封建社会妾不仅对丈夫要惟命是听,同时还要在妻的管辖之下,而且妻的权利竟大到可以左右妾在这个家庭中的去留,这就使得妾与妻之间天然的在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妾与妻这个群体的内部之间的得宠失宠、得势失势的竞争中,必然会加剧妻妾之间的猜疑和表面上的貌合神离。虽然赵氏对王氏的病照顾有加,但是从王氏对她的哭诉默不作声和听到丫鬟说她为自己祈福的“似信不信”中可以看出,赵氐和王氏之间表面上亲如姐妹,实际上确实貌合神离,连最基本的信任也没有。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本是急于坐上家庭女主人之位的赵氏,却能够以强大的忍耐力暂时压抑自己心底的热望,而以一副软弱可怜、毫无心机的外在状态示人,因为在她未达到目的之前,装弱小是她保护自己,并试图赢得王氏信任的一个方式,还因为王氏作为这个家庭的女主人有权决定赵氏的去留,以及在她去世后赵氏在家庭中的地位。
而赵氏财产被大伯的褫夺的遭遇,则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和当时世风日下、伦常败坏的谴责。在封建社会儒家宗法制度的规定下,外面的世界对女性是关闭的,再加上封建礼法不断强化妇女要“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对女性来讲她们的选择只能是婚姻和家庭。在家庭中对男性的依赖,又使女性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了男性的手中,就连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也只能取决于男性,所以在家庭中有无丈夫可以依靠,以及丈夫对自己的态度,都会从根本上决定女性能否在这个世界上立足和生存,及现实处境的好坏,生存上的依附性和族权的权威性是造成赵氏被驱逐出家门的历史原因。而当时世风堕落和伦常败坏的风气则是造成赵氏悲剧结局的现实原因。赵氏独子的突然夭折,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劈雳般的打击。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的赵氏急忙地想从大伯严贡生那里过继一个小儿子来,不料此时的严贡生出尔反尔,竟说出要把赵氏再嫁出去的话。王德、王仁于此时袖手旁观,开米店的赵老二扯银炉的赵老汉也落得个好好先生。孤立无援的赵氏虽哭天抢地却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即使她再怎么“自己隔着屏风,请教大爷,数说这些从前以往的话”也是于事无补。经过严贡生的“多方奔走”还是使赵氏要立大伯的小儿子的愿望落空,自己仅分得了三分家私过日子。但即使是为了这仅有的一点财产,赵氏也是要守节的,因为清律例“如寡妇改嫁,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严贡生的虎噬狼贪、仁德舅的忘恩负义都在把已经孤立无依的节妇——赵氏逼往更悲惨的境地。
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第四篇】
吃人的封建礼教代表——王家三女儿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虽写了不少忠孝节义的行为,但是同样也写到了对封建礼教的批判,这主要表现在对王玉辉三女儿绝食殉夫事件的描绘中。
王玉辉“是个迂拙的人”,把程朱理学“教养的题目的词藻”当了真。他的三女儿丈夫死后向他说:“我而今辞别了公婆父母,也须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处去了!”这是女儿诀别父母、立志自杀殉夫的话。自古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一个好端端的人。三姑娘之所以说出这么一段话来,难道会是一时的想不开么。这完全是由其父王玉辉平日家教造成的。王玉辉平日有一个志向,就是要撰三部书嘉惠来学,其中便有一部便是《礼书》。他要大肆宣扬封建礼教,自然就要先从家实行。请看,就在三女儿的公婆百般劝导未成时,王玉辉竟对女儿的公婆说:“我仔细想来,我这小女要殉节的真切,倒也由着他行罢,自古‘心去意难留’。”因向女儿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拦阻你,你竟就这样做罢。”一个父亲赞成女儿自杀殉夫,不是“丧心病狂”,而是迷信“青史留名”证明礼教之毒,已浸腐了他的灵魂。女儿已死,王玉辉也因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而受到众人的钦敬,自然在钦敬之余,有人感到“惨然”。也有人备文书“请旌烈妇”。她的死,便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题目,合县绅礼缙在明伦堂大事祭祀,以旌烈妇,并继以大宴。这就可以看出吃掉王玉辉三女儿的,正是那腐朽没落的封建礼教。合县绅缙便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代表。
但王玉辉毕竟不是人肉筵席上的食客,正在合县绅缙大祭大宴之时,王玉辉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这说明了他无意借女儿的尸体为自己图名求利,此后他因怕见“老妻悲恸”“心里不忍”便到外面去作游。“一路上看着山光水色,悲悼女儿,凄凄惶惶”“见船上一个穿白的妇人,他又想起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滚了出来。”在王玉辉的内心深处,父女的天性未泯,但他对封建礼教的迷信又助杀了自己的女儿,他自己也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书中这一段,特别显出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王玉辉的形象刻画得相当成功。当他称赞女儿死节的时候,他是一个丧尽人性的道学传声筒,而他的女儿死后,则体现出他的形象的另一侧面,是一个充满着人性的有感有情的父亲。作者展示的既是一幅血淋淋的屠场写真,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罪恶。又是“人道主义的观点战胜了阶级教养给予他的限制。”是对封建的伦理道德的彻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