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评语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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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评语范文【第一篇】

关键词：学术论文摘要；评价型-that从句；人际功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21101（2014）01006707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部级英语特色专业项目（TS12154） 资助

作者简介：江加宏（1972-），安徽安庆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和外语教学。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of evaluative THAT clause

in the abstracts of English academic papers

JIANG Jia-h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Anhui 246133， China）

Abstract：The abstract of an English academic paper is a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event， which has particular communicative purposes and objects. Therefore， it not only provides relevant research information and presents objective facts， but also has particular evaluative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40 abstracts of English academic papers chosen from key journals of 6 different disciplin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rough various evaluated entities， sources of evaluation， evaluative stance and evaluative expressions， these abstracts widely employ the evaluativethat clause， which helps writers to manage their discourses in various ways and to signal a clear stance towards the information they present.

Key words：abstracts in academic papers； evaluative -that clause；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近年来，学术语篇的体裁分析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学者们对各种学术语类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语用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作为学术语篇的一种语类，学术论文摘要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课题。学术论文摘要是一种特定的交际事件，具有特定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1]，因而在语篇结构上不只是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对客观事实的陈述，还具有特定的评价和人际等社会功能。Hunston & Thompson[2]、Martin[3]、Crismore[4]等分别从评价（evaluation/appraisal）、立场（stance）和元语篇（metadiscourse）角度对论文作者是如何在摘要部分“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说服”语篇社团其他成员接受自己的观点与目的进行了研究。鞠玉梅考察了学术论文摘要的宏观结构[1]；姚俊对英语专业本科生毕业论文摘要的语篇模式与介入标记进行了实证研究[5]；曹雁等考察了科技期刊英文摘要学术词汇的语步分布和使用特点[6]。但以上研究均未涉及具有一定人际意义的评价型-that从句的语用功能。基于此，本研究拟根据6种不同学科的240篇英语论文摘要中-that从句的使用频数，总结出该构式（construction）的类型，探究其评价性人际意义，从而管窥其深层语篇语义功能，为国内学者英文摘要的写作和教学提供参考。

一、评价型-that从句的研究回顾

评价型-that从句是一个由that引导的从属关系句，从句与主句之间可为动宾或系表关系。在学术论文摘要中，这类主、从句共同影射作者对某事物的观点和态度，如We believe that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holds between these features文中所有例句均引自本研究选取的240篇论文摘要。，主句we believe含评价和评价源（source of the evaluation）；-that从句含被评价实体（entity），亦即，由-that构建的从句是被评价实体――评价对象。评价型-that从句结构是学术语篇表达评价意义的一种有效途径[7]，通常由认知或情感动词如think， know， believe，言语行为动词say， state和交际动词suggest， prove等表达。

传统语法[8-9]将评价型-that从句称为“外位结构（extraposition）”，王勇称之为评价型强势主位结构[10]，即概念主语移位至谓语动词后面，其位置由先行主语it替代。该构式显性表达目标情态立场[11]615，同时还使立场背景化。此外，作者还用像we are confident that those two variables will suffice to monitor success of CM implementation.构式前景化自己的观点、立场。Biber et al[12]研究发现，学术语篇使用评价型it…that构式远比小说和会话语篇多。Herriman[13]认为，学术语篇作者高频使用评价型强势主位结构是以显性命题方式呈现自己的评价，目的是突显命题的普遍性和客观性。

以上研究仅限于it…that构式，未涉及具有人际评价资源意义的不同类别主语。主句的主语能使作者接受或转移评价的责任，或隐藏信息源。Halliday & Matthiessen[11]通过情态语法隐喻阐释了-that构式主句的整体一致性。他们认为-that构式是单一情态动词使用选择的一个语法隐喻变异。无论评价是主观的（I think）还是客观的（it is likely），作者都可以显性编码。Eggins[14]182把该构式称为附着于主句的情态化假拟从句，其目的是突显情态源或隐藏情态源。Thompson & Ye[15]对-that构式主句谓词研究后强调，动词选择在转述结构中具有评价性意义，不同动词的选择会影响读者与所转述内容之间关系的建立。因此，动词的选择隐含作者的评价立场。上述研究丰富了评价型-that从句的研究，但均未论及作者是如何表达对评价对象的立场。本研究拟选取不同学科英语论文摘要，建立小型语料库，探究-that构式在学术论文摘要中使用频率，并分析其人际评价功能。

二、语料选取和研究步骤

本文研究语料选自国外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SS）和自然科学（以下简称NS）共6种不同学科：应用语言学（AL）、经贸（BS）、公共管理（PA） 、生物（Bio）、计算机（CS）和电子工程（EE）类权威刊物TESOL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BMC Biology， Journa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Education中240篇论文摘要，每科40篇。语料选取后，我们建立了一个近40 000字的语料库，运用检索软件WordPilot2000筛选出符合本研究的共273句含-that的从句（包括省略-that的句子，如The authors acknowledge their numbers are only estimates.），其中剔除了that充当语法功能词的句子如I am referring to that aspect of discourse.、It refers to constructions that contain a projecting and projected clause.，然后质性分析讨论相关数据。

三、结果与讨论

（一）评价型-that从句的使用频率

表1显示了不同学科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评价型-that从句使用的总频率和篇均频率。由表看出，篇摘要句数约为6，且每篇摘要中至少有1句评价型-that从句。这表明，简短且具有总结性的论文摘要为作者提供足够的空间显性表达评价。

显性评价和人际介入是SS学术写作的特征[7]，但表1表明，不同学科并非严格对应显性评价和人际介入。生物学科摘要使用-that从句数最多，而应用语言学和公共管理类论文摘要中-that从句篇均数接近或等于平均数。因为SS研究者更多运用情态动词和表态度的副词等评价资源，如：

（1） Nevertheless， EPA may fail to minimize violations of and generally deter non-culpable individuals who are affiliated with large firm. （PA类摘要）引自不同学科摘要的例句下文仅注学科类别。

但简短、极具严密性的电子工程类摘要中评价型-that从句的使用频率最低，40篇摘要仅有10句。这说明电子工程学科研究者对研究内容涉及的目标读者非常熟悉。因为目标读者可依据相关假设，借助已有知识能识别出研究的重要意义，故无需做显性评价。电子工程学科论文作者在摘要写作时最关注的是向目标读者提供本学科的最新发展，而不是显性呈现自己对相关研究的评价。

（二）基于不同评价维度的评价型-that从句

以评价对象、评价立场、评价源和评价方式为维度，我们将273句评价型-that从句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2）。统计发现，论文作者共使用238句（87%）-that构式呈现和评价自己的研究，这表明论文摘要主要是展现作者的自我认知评判。Coates[16]112认为，说话者的假设或可能性评价是由认知情态体现的。大多数情况下，认知情态表征的是说话者对命题真值的确信与否。亦即，研究者在论文摘要中运用-that从句评述研究的精确性或论述内容的真实性，呈现自己的观点、立场。研究结果和研究方法等抽象实体为主要评价源，由不同的转述动词表达评价。

（三） 评价型-that从句的人际功能

1.评价对象的人际功能。

评价对象是指-that从句中的命题，即作者的观点。6种不同学科中绝大部分评价对象均为作者的观点（见表3）。由表3可知，作为说服和信息提供语类，论文摘要是作者以语篇方式对其研究及研究发现进行强调，希望以此吸引读者、激发读者接受论文观点，从而通览全文。作者将自己的观点和研究发现前景化，强调研究结果与研究结果信度之间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在确立其研究重要意义和对该学科的贡献的同时还增强了摘要的修辞效果[7]。

如前所述，评价型-that从句的主句通常包括评价源和立场，因为评价本身就涵盖了评价的重要性，无需说明研究观点的基础。这表明，论文观点或-that从句中呈现的评价对象是论文主体要充分论述的。但也有作者试图在摘要中通过主句和-that从句呈现支撑研究发现的相关信息从而强调其研究发现。如：

（2） The improvement of device linearit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urrent density suggest that the multi-step doped-channel FETs are very promising for high power large signal circuit applications. （ EE）

作者有时用同样的主句，后接多个研究对象的评价框架：

（3）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political culture should not be ignored and that it may be very useful for explaining policy variations that exist between jurisdictions. （ PA）

评价对象也可是研究目的，正面评价的研究方向或结果。多数情况下，SS论文比NS论文更多地以研究目的为评价对象。作者在传递研究目的的同时还提供相关的研究计划，并正面评价研究价值。如：

（4） It is hoped that the framework will be applied to other contexts and provide as a basis for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English in national contexts. （AL）

尽管作者在摘要部分大量陈述自己的研究发现，但表3显示，有%的评价对象是他人的研究成果，这在SS类论文中较为突出。Hyland[7]认为，SS领域研究者常给予他人更多的空间发表观点。表3表明，应用语言学、经贸和公共管理类论文摘要用-that从句陈述他人研究成果总共才48%，但电子工程类论文摘要陈述他人成果（20%）是个例外。对作者来说，简短的论文摘要语篇难以验证他人观点，评价他人成果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此，作者几乎对以往研究不做负面评价，多数论文摘要以模糊语言如“根据研究或文献”阐明观点的来源。但实际上，所有研究都是建立在以往研究基础之上，论文摘要的功能之一就通过文献说明当前研究的创新性及与以往研究的联系。例如：

（5） It has been observed by E. Eberlein and U. Keller that the hyperbolic distribution fits logarithmic rates of returns of a stock much better than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CS）

2.评价源的人际功能。

作者在对自己研究发现做出评价的同时还尽量使自己与论述的内容保持距离，即评价型-that从句的主句主语多为抽象评价源（见表4），有%是以先行it作主语的隐性评价源。作者希冀以研究结果、模式、方法或整个研究为评价型-that从句的评价源限制自身的施事角色。施事的缺省有助于排除隐含的外部干扰因素，如个人兴趣，社会忠诚，推理能力等。这些因素会影响研究结果的真实性。该策略在NS论文摘要中更为突显，因为外部人为因素的排除有助于维护NS知识的合法性，表明该研究是建立在科学方法之上，并非是对以往研究的简单复制、伪造，或是对现有方法的僵硬套用[7]，这既暗含着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又表明研究方法的合理性，还显示了研究发现的价值。如：

（6） Experiments on the more than 9000 tandem repeats from human chromosomes 1 and 22 demonstrate that our PTAS generates less costly histories in acceptable time than other heuristic methods. （CS）

先行it的使用是作者有意用抽象对象替代有生命的评价源，以期转移读者的注意力。这表明，概括性的评价源是不会引起争议或已得到广泛接受。例如：

（7） It has recently been suggested that a number of experimental findings of context effects in choice settings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ability of subjects to draw choice-relevant inferences from the stimuli. （BS）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施事的作者是很容易回溯的。因此，作者只有通过运用前景化的非人称代词it，将其观点去个性化，使之具有客观性和概括性，这样作者可以明示该观点并非自己的主观判断。例如：

（8）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bypass flow provides an additional pathway for sodium uptake in rice and that this accounts for the functional and genetic independence of sodium. （Bio）

3.评价立场的人际功能。

在前文我们注意到，评价型-that从句的使用主要是使评价主题化，使之在语篇上突显。而作者有时可能隐藏观点源，使-that从句中的命题评价前景化。这样的评价主要有态度型或认知型，并通过控制主句的谓词实现其评价意义。但态度型评价在学术论文摘要写作中不常见。而学生学术论文摘要写作则倾向使用态度资源，如喜欢、不喜欢、期望以及义务等[5]。表5显示，认知型评价是摘要立场的主要表达方式，是作者对真值的评价或表征陈述的可信度。

在认知评价中，确信（certainty）在语料中占%，这再次说明摘要语篇具有特定的目的。即作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力图通过细致和精确的方法，说服目标读者，证实研究观点的可接受性和合法性。作者需要在摘要部分选择不同的评价立场，使命题令人信服，对读者产生即刻影响，从而激励读者通览全文。认知型评价方式在NS类和经贸类论文摘要中的使用比较显著，尤其是转述动词的运用，间或使用高情态量值的形容词。如：

（9） a. It is apparent that these critical temperatures may provide quick and reliable screening for chilling sensitivity in plant breeding programmes. （Bio）

b. It is proved that the class of languages having quantum multi-prover interactive proof systems is necessarily contained in NEXP. （CS）

而SS论文摘要则更多使用尝试性谓词（tentative predicates）。也就是说，SS类论文作者通常用表建议、讨论、表明或假设类的谓词陈述研究结果，这是因为SS类论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点决定的[17]。例如：

（10）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eaning negotiation may play a less prominent role in acquisition for children than it does for adults. （AL）

通过考察主要谓词的频率（表6），我们发现，不同学科摘要部分的确信陈述是有差异的，作者对-that从句中命题评价的用词也明显不同。show， demonstrate和prove 与-that从句的搭配在NS论文摘要中位列前五。相比，SS论文摘要部分这些动词的使用较少，其确信陈述的动词主要为suggest， argue和indicate。从某种意义说，这反映了SS对具体问题阐释的开放性特征，所以SS常呈百家争鸣之势。

4.评价方式的人际功能

由表7看出，英语学术论文摘要中很少使用形容词或名词等非动词谓词；而动词谓词也多是转述研究行为。我们对语料中所有谓词形式详细考察发现，仅有20例是非动词谓词形式，15句为名词，5句为形容词。而Rodman[18]对期刊论文摘要先行it作主语谓词使用的研究发现，评价型-that从句主句中40%的谓词为形容词，以it is possible that…和it is clear that…最常见。我们认为，尽管作者试图体现论文的语篇功能，但与先行it搭配的动词十分有限。作者在-that从句中没有以证据引导读者，引入新话题，概括相关信息，或表达情感，因为他们力图提供的是对研究发现的评述，这既是一定程度的肯定又是对特定行为的强调。而名词使用频率高于形容词，是因为名词能呈现隐性和非人际性评价。例如：

（11） A key aspect of the IDA framework is that it explicitly models alternatives in the market as being indivisible， while past work has assumed perfect divisibility. （BS）

另外，动词的大量使用与摘要表达大量认知意义有关。我们知道，大多数评价是言据性的，关注的是信息或研究结果的效度。不同的动词能使作者有效调整评价，即不同的动词不仅可以表达作者的疑问或肯定，还能强调特定的行为[7，15]。作者既可以以研究、认知或语篇聚焦建构评价，又可以隐性标记评价是基于研究的、阐释的还是转述的。表7显示，研究行为动词占了一半，其中NS论文作者倾向于使用此类动词，而SS的论文作者多使用话语动词。这无疑镜像了研究动词使用的整体分布，同时还反映了不同学科研究的意识形态，即NS研究强调实验的重要性和实验结果的阐释价值，而SS研究具有论辩性及论文语篇的说服力。有趣的是，行为动词与有生命评价源（语料中共有61句）和抽象评价源（语料中有59句）的共现频数基本相同，但在话语动词中，抽象对象的评价源（语料中有60句）是有生命评价源的三倍。实际上，三分之二的话语行为动词的主语是抽象名词。因为有生命评价源在表达人际意义上具有风险性，从而影响了人称主语和话语动词的使用，且话语行为动词的使用也主要是强调研究观点的基础。如：

（12） a. Data analysis suggests that 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haped her approach to US. academic discourse practices and the way she theorized about those practices. （AL）

b. This article begins by criticizing the recent intervention by Charles Murray， insisting that Murray opens the door to a laissez faire eugenics. （PA）

概言之，论文作者在选择填充评价型-that结构谓词槽时，动词比名词和形容词的使用要多。不同学科在动词选择上也明显各异，NS论文作者倾向于选择行为动词而SS论文作者倾向使用话语动词。

四、结语

本文在自建语料库的基础上，通过质化分析研究发现，评价型-that从句广泛用于英语学术摘要语篇，论文作者以此方式对相关观点进行评述和评价；是作者引入论文主要论点、总结研究目的和方向以及呈现论文信息的一种可靠的有效途径。评价型-that从句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反应了论文作者以不同认知视角呈现观点。最重要的是，论文摘要部分-that从句的高频使用表明作者运用丰富而又有些微差异的方式评述自己和他人成果，使自己的立场作为命题和主题前景化，在有效展现自己评价型观点的同时突显论文重要观点和研究发现从而激发读者通览全文的兴趣。当然，评价型-that从句仅是作者在摘要中提出问题、表达观点和态度的一种路径，是学术语篇实现评价和情感意义的主要方法，至于该构式在其他学术语类中是否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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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Coates J. Epistemic modality and spoken discourse [J].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87（85）：100-131.

论文评语范文【第二篇】

1995年高考语文试题，充分体现两“纲”（《语文教学大纲》《考试说明》）的总体要求，体现了两个“有利”（有利于高校选拔、有利于中学教学）的原则，与近几年新老高考保持了良好的连续性，稳定、平实又适度创新，试题更臻成熟、规范。

试卷的长度（约5300字符）、难度（设计为左右）以及题型等都与去年大致相当：试题继续突出能力的考查；取材仍以课外为主，内容紧密联系社会生活。体现了试题的稳定。

平实，一是指取材平易、朴实。语知语用部分，选用多为生活中常见、易误的语言材料；文言文内容涉及传统美德，与现实生活关联紧密，语言“浅易”（因无注释，增加了难度）与课本选文难易相当。现代文，科技说明文内容集中，事理也不复杂，另一则序文所及语文性质与教学的根本原则，为师生熟知。二是指试题命意清楚、准确，情境设置充分、合理，设问要求得当、严谨，不偏不怪，测试目标明确。

试题稳中有变，适度创新。在传统题型中增设新的测试功能，如第1题，除了常规的音、形外，还涉及了我国古代文化常识；书法（拓片）、官位（禅让）、佛孝（皈依）等；在主观试题中增加了测试的角度与层面，与前两年比较，更强调多种能力的综合运用，如第25、26、27题；增加了文中语句与文外语句的理解与相关性判断的测试，如第28题；引入了把图表资料转换为说明性文字的测试，如第31题。试题涉及了语言信息的筛选、分析、概括、阐释，句式的变换和选择，句间关系的确定和表述，语言的转换，语句的衔接等，设题新颖，层面丰富。

试题也有可以商榷的地方，如第13题，两个“勤”字、两个“徇”字意思的判定。“忠勤”的“勤”是形容词性，“自勤”的“勤”是动词性（使动用法）；前者“勤”在“为官清恪，未尝问私”——勤的是“国政”，后者“勤”在“恒自纺绩，夜分而寐”——勤的是“家务”。无论用法还是意义，二者的区别都很明显。“徇”从上下文看，两处意义也应不同。

此外，今年试卷的长度虽与近几年相当，但由于含量增大，要求提高，增加了考生思考时间和书写量（比去年多110字符），许多考生觉得用时较紧。从卷面看，阅读和作文互相挤占时间，各有所“伤”的情况也占了一定比例。

从基础知识方面看，考生的视野不够开阔，知识不扎实仍是存在的主要问题。如第1题涉及的文化常识，许多考生缺乏起码的相关知识，或是曾读过，对生字只是“猜读”，甚至误读成习，没有及时确定、纠正，平时不“养兵”，战时慌手脚。再如第4题中的“半斤八两”、“首当其冲”、“想入非非”等等，虽都常见，却很少根究，或以误为正，或以偏（现今习用义）概全（本文、引申义），结果应该得分的题，却不得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狙击”、“歼灭”、“化装”、“戮力同心”等是一年来频繁见诸报章、杂志的词语（体现了取材要关联社会热点），读音不准，解释不明，是对“只读书备考，不管国家大事”的有力批评，余如标点，句子的正误辨析，病句修改等失误率也较高。这些题目浅易，难度不大，得分率低，值得深思。

从阅读方面看，考生的信息处理（或叫“语言操作”）能力亟待提高。这一点主要表现在主观试题中。

语言信息处理能力，主要是指：一能正确理解重要语言信息的意义和作用；二要依题意辨别、筛选相关信息，特别是提炼隐含信息；三是对筛选出来的信息能够概括、阐发、解释：四是根据要求作定向表述。与历年试题相比，今年更侧重于多角度、多层面的综合能力的测试，提出了较高要求。如第26题，题干上的“通观”、“概括”、“参照”即是要求考生在正确理解第二段语言材料的基础上，筛选出“错误认识”，并对此加以条理、概括，最后比照“第三段表述”形式，把正面述理的肯定句改变为否定句，句子之间还必须包含因果关系。这一要求严格、明确，但相当多的考生第一、二步就已失误，自然无法进行下一步处理；即使前三项都操作正确，未按题目要求表述的，也大有人在。从北京考区600份试卷抽样看，本题得分率仅为%，说明多数考生对这一高要求尚不适应。具有同一特点的第25题得分率为%，也说明同一问题。

阅读测试中反映出的考生理性活动能力较低的问题，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第31题是个创意新颖的题目，要求将图表资料转换成说明性文字。这种转换，一如过去文体、语体、表达形式的转换一样，只是要求考生有更高的理性思考的能力。这是语文学科与其它基础学科（尤其是理科）在共同开发学生智力上的“交汇点”，也是现代社会的需求。这种测试正是适应了学科间互相渗透的特点。如本题表中给定的“1987年比1980年”、“1994年比1987年”两个年份段，实际上要求考生就男女就业增长率作“等时段”的比较，因此，得用“前七年”与“后七年”来界定、表述，否则字数会超出要求，但多数考生未发现上述信息的含义；再如，命题中“妇女就业增长率越来越高于男性”的引导语，包含了男女两性就业增长率相比较以及渐次（“越来越”）增长的两个给定信息，许多考生未能提炼出这些隐含指令，只续写出了妇女就业增长率（未比较）或一个年段男女两率的比较（没有“渐次”意），这些较大的失误，都是由于缺乏严谨、有序的理性思考造成的。显然，大一统的“语感”在这里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至于脱离数学背景知识（使用自己不甚了了的“百分点”语法），生编硬造（在基数不同的情况下，男女两率相减），全然不考虑语文学科的特点（大兴数学运算），这种考生的“无奈”，反映了我们教学上的疏失。

从应答技巧上看，失误于不够冷静居多。有的考生以“定势”作答，如第20-23题，其中20-22题都是选择“理解正确文句”的题，依次做下来，到了23题，就势选择‘适合’作本文标题的一项”，尽管题干上“不适合”三字下面加了着重号。

还有的考生审题不仔细、不完整。如第27题，题干上的“实际”这一关键词语，强调了对“前提”的本质认识，而不是“一般”、“通常”的说法，但多数考生选择了“认为一讲一听之间事情就完成了”的通俗说法；一部分素质较好的考生理解了“实际”这一指令的内容，选择了第三段第一句话，但却忽视单个“定义句”与句群中“解说句”的区别，未能概括、升华出“单纯”“简单”这样的意思，依然不能得满分。（正确的答案是“把语文课看成是单纯传授知识”）命题蕴含丰富，由于考生审题不完整，到位的只是少数。本题得分率仅为%。

作文的材料是一首寓言诗，篇幅短小，内容单纯，寓意显豁，直指社会生活中某些不良倾向，指向某些人的错误思想行为。在阅读理解上本不该存在什么问题，但在动笔之先，却在审读材料，确立论题论点出现了较多偏差，成了这次作文带倾向性的问题。“参与式”，考生参与其间，成为个中一员，与群鸟一样饶舌；“裁判式”，燕子有错误，麻雀有缺点，把空穴来风当作真凭实据；“远离式”，小作文已然另立炉灶，“新编”《鸟的评说》，远离要求，大作文再从自己的“创作”漫议开去，除了袭用题目之外，与给定的材料一无相干。这里反映的是审题问题，也有阅读理解的问题，更有思维能力的问题，如何“综合治理”值得认真研究。

小作文多为“拉长”，间以多种点缀，鲜有“想象丰富、描写生动”的作文出现。这与去年已经考了命题记叙文，今年不会再考的想法有关，也说明“重议轻叙”的倾向依然存在。

高考所形成的模式已经为广大师生认同，认真研究高考、研究高考试题，成了研究教、学、考必不可少的内容，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1.认真学好用好“两纲”（《教学大纲》《考试说明》）“一本”（《语文》课本）“一题”（历年“高考语文试题”）。《教学大纲》规范了教学要求、教学目标，也规范了教学过程，《考试说明》则规范了教学结果。完整理解、执行“两纲”，把教学的每一个具体行为纳入教学的“全过程”中，教与学才有可能获得最大限度的主动权，才可能日益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课本无非是例子”，而且是经过专家学者认真筛选的典型、优秀的例子，是知识和训练的严格有序的例子，不认真研究课本，无休止地开辟“第二战场”，舍本逐末，最不足取。必要的“模拟”，训练应试，必不可少，最好的“模拟题”就是高考试题。研究它，用好它（而不是用来“狂轰溢炸”难为学生）应该成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基础知识要积累、要序列化：字、词、语句、语法、修辞（尤其是消极修辞）、逻辑知识、文体、文学、文化常识，优秀的古代诗歌，有生命力的名句、谚语等，要长期积累，及时归纳，帮助学生作到，分则“点”明，合则“序”清，用则融汇贯通。不肯平时下功夫，想“毕其功于一役”，不切实际，也作不到。

3.提高阅读能力，首要的工作是开阔学生的视野，组织学生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让学生在接触社会中，增长才识，发展思维，提高认识问题和表述自己思想的语言运用能力；还要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关注国内外政治事件，关注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适当引入相关信息以补充教材的缺漏（教材的相对稳定性，使它不能在这点上作的尽善尽美）。这是从宏观上说。

具体说，阅读中要坚持整体性的原则。对于具体的篇章，不但要求学生对其中重要的语言信息有正确的理解，还要求作全面准确的把握，我们反对把篇章仅做“信息学”式解剖，也反对仅作“文章学”概括。“点”“面”结合，二者互补，不可偏废。

阅读中要加强学生理性活动能力的训练，语文教学、考试会涉及文学、文学鉴赏，当然要进行形象思维的训练，但逻辑思维也很重要。尤其是在语言操作过程中，思考的方式，切入的角度，层面的分割，答问的技巧等方面要给学生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使他们分析有法，表述有序。

在选材难易与阅读训练的关系上要有辩证的认识。一般说来，如果阅读材料比较平实、浅易，训练或试题就应该有一定难度；如果材料专业化倾向较强，文字比较艰深，训练、试题就要平易些。二者互补，使难度保持在某一层次上。教学中不可偏执某一种情况，以免影响学生阅读能力的全方位提高。

论文评语范文【第三篇】

论文关键词：启蒙话语；现代性反思；启蒙终结论；新启蒙体系

1990年代以来，在学界大规模“现代性反思”浪潮中，启蒙从新时期之初知识界的“共识”沦为反思的对象。在其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均备受质疑的今天，坚持启蒙立场不仅需要一种勇气，还需要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的论证。文学批评领域启蒙话语的论证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呈现了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存在形态。

一、重申启蒙话语的历史合理性

无论是告别启蒙，还是解构启蒙，都是认为五四和198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存在诸多问题。有批评从后殖民立场来质疑1980年代的“国民性批判”理论，认为其受到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影响；有批评从底层立场和视角出发，认为1980年代的一些启蒙者持的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同构的精英主义霸权话语；还有批评者将1990年代以来的某些“私人化”、“欲望化”写作的原由简单归结为启蒙文学对人性的张扬。在新的理论视野和时代语境下，1990年代以来对启蒙话语的反思呈现出诸多前人不曾意识到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偏颇。

为此，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合理性进行重申，就成为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正本清源的第一步。一些批评者重新论述了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现实意义，学者徐友渔驳斥了“后学”对启蒙的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并不是如一些后现代批评者认为的是对西方话语的臣属，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李新宇的系列文章中也以知识分子话语为主题，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的1980年代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霸权”说，论述了启蒙话语之所以成为1980年代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是有着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同样是“重返80年代”，在一些后现代批评视野中，是“为了告别的反思”，目的在于解构1980年代一些理论话语不言自明的合法性；而在一些启蒙话语的捍卫者这里，却是为了重申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在这里，“如何反思80年代”，不仅是一种学术问题，还是一种立场和态度问题。

面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解构者的立足点多为其倚重的理论资源，他们的反思主要是在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展开的，较少关注具体的时代语境。如“后殖民”批评认为启蒙话语是一种“西方化”甚至“殖民化”产物，而一些“新国学”批评则认为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对传统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带有激进色彩。这些批评对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认识是基于新的理论生发的新的批评视角所致，但这些“后见之明”如果不充分顾及1980年代启蒙话语产生的具体时代语境，就难免会在“后见”中渗入一些“偏见”。

与此对应，启蒙话语的捍卫者注重的是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面对那些解构启蒙的话语，这些现实意义固然能够解释启蒙在当时的必要性，但还缺乏足够的理论力量来对抗解构者在理论层面的一些质问和质疑。理论资源的相对薄弱使得他们在咄咄逼人的“反启蒙”理论话语面前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我看来，反思1980年代的启蒙话语应该同时兼顾现实意义和理论反思两个方面。1980年的“新启蒙”之所以遭到如此多的责难，主要是人们将它置入“后现代”、“后殖民”和“新国学”语境中的缘故。实际上，它最应该置入的是1970年代中前期的“反现代”思潮和“蒙昧主义”语境中。谈论1980年代是无法离开“文革”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的，任何把1980年代从具体的历史规定中抽离出来然后加以奚落的做法都是不负责任的。同时，肯定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并不是说明后来者的反思一无是处或者毫无必要。面对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语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一些命题的意义和价值取向是应该做出一些适当的转换和调整。

因为“意义”从来就是相对于某种特定的话语系统而言的，当一种命题本身所附着的话语系统消逝或者转变之后，它的某些意义也就相应地失去了存在依据。不同的语境也在置换不同的时代命题，一些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话题和选择，时过境迁它所针对的问题已经取消，这种话题本身也就无足轻重了。所以对于启蒙的捍卫者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一味强调1980年代启蒙话语的现实意义，而是如何面对1990年代以来时代语境，来寻找和发展启蒙话语的时代命题。

二、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坚持启蒙立场

当下已经“无蒙可启”，这是“启蒙终结论”者宣布“终结启蒙”的重要理由之一。尤其是一些倚重后现论资源的批评者，他们极力将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现象纳入后现代主义理论框架来阐释，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实用精神为价值取向的，多元文化构成的”“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权威性已经结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对文学的“世俗化”走向所蕴涵的犬儒化色彩不仅毫无批判意识，反而积极地为之寻找理论支持。

后现代批评之所以宣布“启蒙已无必要”，是认为当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后现代性”因素，这种因素潜在地解构了启蒙的文化语境。所以捍卫启蒙的一个重要策略即是对当下的文化现实进行阐释，重新营造启蒙的文化语境。不少批评家对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进行了重新阐释，丁帆就将当前的文学形态概括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同步渗透的文学”，更多学者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启蒙的任务不可逾越，只要这一目标还没有实现，历史就必须进行补课。持这种“补课观”的批评者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新国学”和“后现代”在“重估现代性”的旗帜下对启蒙主义进行清算时，高远东就以长文《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做出回应，十余年过去了，这篇文章的意义仍然不减当年。该文回应了“新国学”和“后现代”思潮对于启蒙主义的质疑，指出了它们内在理路上的同构性，特别对后现代批评做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后现代反思启蒙主义有着具体语境，即便是在它产生的西方，也不具有一种普遍意义，这些理论旅行到中国之后，又被加以误读。其实在西方被质疑的一些启蒙命题在中国并非都失去了意义。

后现代文化及其理论的植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启蒙的文化语境，而且增加了启蒙的难度。当下启蒙所处身的文化语境使它面临的任务更为复杂：首先，它必须延续1980年代未完成的对蒙昧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批判；其次，它还要面临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与挤压，对西方启蒙历史上业已出现的问题给予充分警惕；最终它要面临的问题还是当下中国由于“文化滞差”的畸形现实而出现的新的蒙昧，这才是启蒙的真正难题。它既不能依靠启蒙主义的固有思路来解决，也不能在西方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来解读，而这些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并处于西方学者视域之外的问题，才是我们必须自己面对和解决的。

三、寻求启蒙的思想资源

寻求批评的价值尺度和思想资源，是启蒙批评的最终落脚点。思想资源的找寻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返回历史，在历史中寻觅适合当下的理论资源；二是针对现实的新问题，进行新的体系构造。这两种理路在当下的启蒙批评中都有着自己的实践形态。在这个消解启蒙的语境中，启蒙批评的意义无须多说，这里我要重点分析的是它们在返回历史和体系构造中存在的问题。

先看返回历史的一路。将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追溯到“五四”，是目前坚持启蒙立场的批评者的一种思路。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批评曾策略性借用“五四”思想资源将启蒙话语合法化。新世纪来临，文学批评又一次重返了“五四”。2004年，丁帆曾明确宣称“重回‘五四’起跑线”已经成为他近年来为文的“潜在宗旨”，并重申自己的批评立场和价值尺度：“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环链中都有一个恒定的、超越一切时空的价值标准，这就是以人性与人道主义为底线的人文价值标准。”而“文学批评和研究只有紧扣着五四现代人文精神的母题，才有根本出路”。

重祭“五四”的旗帜，是为了给文学和文学批评重新找到一个价值基点，这就是“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种启蒙立场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中体现得更为集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做是198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研究领域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又一次重申。

该书的《绪论》阐述了全书编写的指导原则、方法和目的。在开头处，编者就阐明了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想实实在在地去思考一些被许多历史阴影遮蔽了的问题”，“做一项正本清源的基础工作”。编者在批评了当前批评界存在的“历史补缺主义”、“历史混合主义”、“庸俗技术主义”等“反现代化立场”后，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为了使历史‘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合乎逻辑地衔接起来，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的标准，这就是人、社会和文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都是五四启蒙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

在反现代性和消解启蒙成为时髦的今天，作为一部文学史对现代性尺度的坚持、对五四精神的捍卫、对“人的文学” 标准的高扬，这一切都因为难能而可贵，但其中的一些方法和立场还是让人有些疑问。

以五四为准绳，以人性为底线，《新稿》一方面将“当代文学”理解为“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另一方面以启蒙立场对种种反现代、反人性的症候进行审视。这样，历史的“链条”～如编者所期望的那样完整、合乎逻辑。但是当代文学史是否就是一部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对立统一的历史呢？在这样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文学史，显然是将复杂文学现象置于启蒙立场的准绳上衡量，很可能会遮蔽或误读一些作品的意义，对文学史写作来说，也容易将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从而将复杂的文学史景观本质化。

同时需要商榷的还有“五四”这个精神旗帜，上述批评之所以能够水到渠成、左右逢源，是它将五四启蒙精神作为文化旗帜的缘故，但是五四精神究竟是什么？目前的文学批评在什么意义上接续了五四精神？这一切都被一个“现代化”笼而统之地覆盖了。实际上，“五四”本身也蕴涵着不同文化精神，由它开始的启蒙运动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外在的社会变动之外，与“五四”本身身分复杂和充满矛盾是有关系的，这一点在后来的批评者的反思中都可以看到。“五四”作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固然有着深远影响和意义，但如果将它化约为“启蒙”并成为衡量后来所有时代文学的价值标准，一概用永恒不变的启蒙立场对不同文学时段加以梳理或评判，显然有些不太合适，尤其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启蒙固然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但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文学的全部。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担心这种启蒙批评成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可能有些多余，我想诸位主编如此高调地提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启蒙立场，针对的显然是当前批评界的一种消解启蒙、反对现代化的倾向，以此来重申启蒙立场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如此看来，这种矫枉过正的姿态不难理解。

回归“五四”，既是一种话语策略，也是一种无奈之举，高调的姿态掩饰不住的仍然是启蒙批评思想资源的匮乏。如何探求新的启蒙思想资源，并重新激活它在当下语境中的潜在能量，建构当下新启蒙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成为一些致力于启蒙思想研究的批评者关注的重心。

新世纪开始不久，一场关于“新启蒙主义”的争论将启蒙这个似乎被冷落已久的话题重新置于学术前沿，这场争论是由张光芒的长文《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引起的。在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特点和缺陷进行分析之后，张光芒试图对中国启蒙资源进行根本上的重构，这就是他提出的以“道德形而上”为核心的“新启蒙主义”思想体系。

“人”的问题是张光芒构筑新启蒙体系的立足点。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本意在于“立人”而不是“救亡”，由此，他将启蒙的问题锁定在“立人”方面。围绕着“人性启蒙”问题，张光芒从历史、理论、现实层面上论述了对“新启蒙主义”的深层需求。历史地看，近现代和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理论上说，1990年代以来，“现代性”反思的诸种学说将启蒙问题驱逐出理论视域的同时也驱逐了启蒙的内在价值与永恒意义，导致了启蒙问题的狭隘化和边缘化；最后，“新启蒙主义”是对现实深层需求的回应。他认为当下文化表象背后的真实面目是——愚昧与偏见，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道德形而上主义”即是张光芒为当下“人性启蒙”所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是他给中国屡屡挫败的启蒙历史做出的诊断。在批判了中国启蒙历史过于实用化的特点后，他构建了以道德为核心的“形而上启蒙”，并设计出“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的启蒙“三部曲”。

显然，“道德形而上主义”是借助文学启蒙来达到人性启蒙的最终目的。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这种观点虽存在着一定偏激，“但却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具有很强的现实针砭意义”。在这个启蒙备受嘲讽、反启蒙的力量甚嚣尘上，但是人们却被一种“傲慢与偏见”裹挟着的当下社会，在这个蔑视道德、“人性最底线”一降再降的时代，在这个崇尚实用主义、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中，道德的启蒙有着它不容置疑的现实意义。“道德形而上主义”将通向人的自由和超越的“人性启蒙”分为三个层面，将启蒙的最终完成归结到“自我启蒙”和“自我拯救”方面，这种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的启蒙设想，是有意识将启蒙与现实中国的文化建设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在他看来，当前中国启蒙面临的问题并不是西方的“启蒙的辩证法”，而是“欲望的辩证法”。在这个情欲泛滥、金钱角逐、精神分裂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面对历史遗留的由封建土义，至专制主义造就的蒙昧，还要面对欲望化时代一种新的“愚昧与偏见”，道德形而上主义是批评者面对这种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启蒙任务而提出的一种路径。

仅就当下启蒙的实践层面，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的“新启蒙”体系不失为一种“人性启蒙”的可行性道路，但是这种新启蒙体系是通过文学途径来阐释的，它实际上是在启蒙问题意识的背景下生发的文学启蒙问题，这就给它的阐释和实施带来了一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我无意于评判中国启蒙历史的功过是非，也无意于探究道德形而上主义究竟能否最终改变启蒙的困境，在此仅仅在文学范畴内探讨张光芒的这种新体系构建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启蒙的视角来研究文学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我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无论哪一种思想和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在现时代的实践意义上看来，都具有‘启蒙’的意义”口。启蒙作为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固然在中国的本土实践中具有自身的文化特征，但同时它还是一个有着特定范畴的概念，如果过分夸大了启蒙的内涵和外延，也就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它的意义特征。以挖掘中国本土启蒙思想的心态来关照百年新文学，张光芒“从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历史客体深层中发现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原创思想与内在逻辑，许多为传统性研究轻视甚至遮蔽排拒的历史现象被纳人‘启蒙文学思潮’范畴，给出新的界定、新的阐释”，这样在使得中国启蒙文学的内在脉络得以延续、启蒙文学思潮不断壮大的同时，却出现了另一种吊诡一——“丰富复杂的新文学”在他的笔下只剩下两个字：“启蒙”。对于本土启蒙文学思潮的挖掘产生了这样的阅读效果，这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

就以他对20世纪“50一70年代文学”“启蒙”意义的阐述为例。首先，张光芒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之所以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震撼人心的“道德形而上”力量。这个观点是大可质疑的。作者认为它“启蒙”影响大的原因是：存在时间长、受众大、对人生价值观影响深远。这的确是一种实情，但这并非它产生所谓“启蒙”作用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50～70年代的特殊语境，这样的文学是决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的。那些作品之所以在当时会产生批评者描述的那种“启蒙”效果，既是当时单调贫乏的文化土壤造就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无孔不人教化的结果，如果无视这样的现实，大谈道德对人的净化和影响，可谓一叶障目。

再者，如果我们还承认“启蒙”的内涵是将人“从蒙昧中解脱出来”，那么认为“50一70年代”的主流文学蕴涵着道德“启蒙”色彩并具有“启蒙”大众的人生选择的观点虽不失新颖但不脱荒谬。这一时期的文学尤其是作者陈述的具有“启蒙”色彩的文学，无不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中去阐释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果说“启蒙”是让自己具有自主选择自己道路的能力，那么我决不认为塑造了这样的“英雄”的文学作品起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用。批评者弃“启蒙”的真正本质于不顾而大谈“启蒙”，无异于舍本逐末。

论文评语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小学语文；课堂评价；语言艺术

语文教学不仅要在课堂上提升学生的文字感悟能力，还要在实际的教师与学生的言语互动中培养学生的语用能力。课堂评价是指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学习状况等进行评定，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评价某一次表现的行为，而且会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等方面都有言外之意和言后之效。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小学语文课堂的评价语言存在着评价语言模糊、单一等公式化评价的现象，需要教师不断加深对评价语言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提升课堂评价语言的艺术性，让学生在评价中也能感受语言的艺术魅力。

一、课堂评价语言的重要性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提到，教师的语言修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效率。由于小学生的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他们也就会更加看重老师对自己的评定，因此小学语文课堂中教师对学生做出的即时语言评价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和情感产生更大影响。

教师针对小学生的年龄特点、情绪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式评价，不仅有助于他们更加迅速地接受并按照教师的指引或弥补自己的不足，朝着预定的方向努力，还有助于他们养成吸取别人意见、有效学习，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二、目前课堂评价语言的不足

虽然大多数教师都能基本了解课堂评价语言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由于部分教师的素养不足，教育观念的错位等原因，使得目前小学语文课堂评价语言僵化刻板、公式化评价等现象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评价语言简单含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与学生频繁地进行互动，因此评价的次数就比较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采用“好”、“不错”、“你真棒”、“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等非常简单的语言，这虽然对学生的表现进行了肯定，但是这样简单含糊的语言并不具有针对性。此外，严格来讲，频繁使用这样的评价语言是教师不负责任的表现，其评价效果也大多无用，既无法激发学生的热情，也没有指出学生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努力的方向。

（二）评价语言单一贫乏。在小学语文课堂中，许多评价性的语言已经基本演变为教师的口头禅，单一的评价显示了教师课堂语言的贫乏和文化修养的不足。例如在许多教师随口将“对”、“很好”、“不像话”、“不对，坐下吧”之类带有评定性的语言传达给学生，使得评价非常的随意，而且单一贫乏的表达形式和空洞敷衍的评价语态使得课堂评价流于形式，脱离了学生的评定需求，既没有考虑到学生实际的学习状况和即时的情感状态，也没有对其学习方法进行引导或建议，导致课堂教学评价语主题对象的丧失和功能的匮乏，使其成为教学过程的象征性环节。

三、提升课堂评价语言的艺术性

（一）突破课堂评价中的言语惯性。提升小学语文课堂评价语言的艺术性，使其充分发挥在激发学生兴趣、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以及提高课堂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最重要的就是突破目前评价中的言语惯性，摒弃随意、陈旧的评价语言。

首先，基本去除“好”、“很好”、“真棒”等笼统、空洞的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评价，转而对学生的具体表现进行评定，比如在学生朗读课文后，教师就可以从其声音是否洪亮，有无读错的字，感情是否真挚等方面展开评定，以鼓励为主，但要注意空泛的叫好类评价并不具有针对性，也不能使他们感受到被赞扬、肯定的喜悦。

其次，要注重学生整个的学习过程，不以最后的结果论英雄，很多时候由于课业任务多、课堂时间有限等原因，教师在会显得有些急躁，学生表现不尽如人意时，往往会以“这样不行，你先坐下吧”、“都说了几遍了，怎么还没有记住”之类的语言打断其发言，而没有对其表现的整个过程给予关注。所以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学生表现的整个过程都需要给予实际的评价，即便最后的结果无法满意，也不能使用过于急躁、消极的语言，转而以引导式的建议为主。

最后，要杜绝夸大其词的评价。在教学实践中，有的教师为了吸引学生注意或者是为了帮助其树立信心，往往会使用“声音真洪亮，将来一定能当播音员”、“说的真好，一定会是个好作家”等夸张用语进行肯定，如此夸大学生的表现，不但不能起到激发学习热情的目的，甚至有可能促使其形成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教师在评价时还是应该具体的针对学生某一次的表现，实事求是地进行恰当的鼓励即可。

（二）加强情感性和鼓励性语言的运用。语文教学，实际上就是教师和学生的情感沟通，所以教师在进行课堂评价时一定要关注学生的情感状态。比如，读错字音是非常常见的，教师一定要注意柔和制止其他学生的取笑和不满，再对读错的学生进行引导，如“啊，看来这个字大家都掌握了呀，老师相信他肯定也是会读的，是不是刚才太着急读错了？不紧张，来，咱们在仔细看一下。”这样既照顾了学生的情绪，又对其进行了引导和鼓励。

语文课堂不仅是学校的场地，同时也是情感交流与互动的阵地，而教师的修养就直接体现在其课堂评价的语言之中，因此教师要尽量以艺术化的评价与关注与引导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力求评价具有有针对性、启发性、导向性，能够成为学生努力学习的内在驱动力。

参考文献：

[1]张虹。提高课堂评价语言的有效性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