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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记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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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记1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1)使学生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掌握大月、小月的知识。

2)使学生掌握大月和小月各有多少天,一年中有几个大月、几个小月。

2、过程与方法:

1)在经历自主探究年月日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初步学会选择有用的信息进行简单的归纳、推理。

2)帮助学生初步建立年、月、日等时间概念,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渗透科学思想方法。

3)情感与态度:通过描述与时间有关的事件,建立较长的时间观念、发展学生的思维。

教学重难点认识时间单位年、月、日,掌握大月、小月各有多少天。

教具准备课件,年历卡

教学过程

一、 创设情境,导入新课

1、 同学们,今天是个有意义的日子,因为老师们和我们三年级的学生一起学习,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日子记住,现在是2021年5月7日8时21分50秒(贴板书),哪些是我们学过的时间单位?(时分秒)这里还藏着几个较大的时间单位(年月日),让我们把它们请出来和大家见见面吧。(板书)

2.年月日的由来是怎样的呢,请数学小博士来告诉我们吧(播放视频)。同学们看完视频你知道了哪些有关年月日的知识呢?(你的记忆力可真好)

2、 大家可别小看这三个朋友,它们总是帮我们记录着生活中一些快乐的、难忘的甚至是激动的事情,下面老师邀请大家坐上时光快车,去到那些快乐、难忘的日子里看一看好不好?

(看图片3月12日植树节,是的植树可以净化空气、美化环境。6月1日儿童节,这一定是你们最喜欢的日子。9月10日教师节,这一天同学们都会为老师送上鲜花和祝福。10月1日国庆节,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好日子。)

二、 学习新知

(一)认识年历

时光快车看大家对年月日这么感兴趣,准备送给大家一份礼物,这可是它记录时间的法宝,你知道是什么吗?

1、猜谜语:一张宝宝真神奇,印的全部是数字。

要知几日星期几,一查它就告诉你。

(年历)年历上面记录了月份、日期、星期、节日等等。

(二)大月、小月、特殊月的探究

1、大家可别小看它,它里面可是藏着许多的小秘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火眼金晶看年历,自己先观察,然后把你的发现在小组里说一说,比一比,记一记,看哪一个小组是火眼金睛队!

2、学生填表,小组交流。

3、小组汇报观察发现:

(1)一年有12个月

(2)一月有31天。(哪些月也有31天?总结有31天的月份是1、3、5、7、8、10、12月)

(3)有30天的月份是4、6、9、11月

(4)我拿的是2014年的年历,2月份有28天。

4、刚才我们发现的是2014年年历上的小秘密,那么其他年份的年历是不是和今年一样呢?火眼金睛,继续行动!请其他小组也来说一说你们的发现吧!

5、总结:通过我们刚才的统计活动,我们知道了:除了2月份,其他各个月在不同年份中天数是一样的,大多数年份2月份有28天,也有些年份的2月份是29天。

6、全年天数:一年有多少天?你是怎样计算的?学生计算,指名板演。

(三)大月、小月记忆方法

1、 观察统计表,想想,怎样能很快地记住哪几个月是大月?哪几个月是小月?

2、 学生汇报,老师总结方法:

方法一:拳头记忆法(带领全班一起数,同桌之间数一数,全班再一起数一数)

方法二:歌诀法:一三五七八十腊,三十一天永不差。

6、反复练习记忆:

(1)自己选择喜欢的一种方法记住它。

(2)同桌之间互相背一背、数一数

(3)大家来挑战(做游戏)

三、巩固应用

四、总结

五、板书设计

年 月 日

2021年5月7日

一年有12个月

大月:1月、3月、5月、7月、8月、10月、12月(31天)

三月三日记范文2

要解决分歧、弄清意义,就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宋代及以后作品中的语言资料,分类对比,从中总结规律。

一、“越”的词性是动词,指时间的经过、度过。

在王力编的《古汉语词典》把“越六日,乙未”“越明年,政通人和”中的“越”释为“跨过,经过”。张永言《简明古汉语词典》中把“越六日,乙未”的“越”释为“经过”。

在宋代的语言用例中“越”在语法成分上作动词,可以受副词修饰,指时间上的经过,度过。如:

1.欧阳修《与薛少卿二十通》“今至此,向夷陵江水极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

2.苏轼:“择智力了干官员,分布诸县,则不越数月,其工可毕。”

3.《范文正集》:“未几而公以制闽殉节,遂克溃于成,又越二十余年而今制府驻节两江,始得以竣其事。”

第1、2例受副词“不”修饰,第3例受副词“又”修饰。词性相同,皆为动词。

二、“越+日期”中的“日期”,就是事件发生的时间。

查宋代以后的文献中的语言用例,选择可以确定时间例子,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越+日期”中的“日期”就是事件发生的日期。如:

4.王安石《潭州新学诗并序》:“治平元年,天章阁待制、兴国吴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筑庙学于城东南,越五月告成……”前面说正月,后面说五月,这里的五月不是5个月,而是指日期是五月份。“告成”时间就在五月份。

5.苏轼《喜雨亭记》“是岁之春,……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指三月份乙卯日下雨,甲子日又下雨,丁卯日下大雨。《喜雨亭记》写在嘉佑七年(1062),查《二十史朔闰表》,这年的三月朔日是戊申,则乙卯、甲子、丁卯分别是三月初八、三月十七、三月二十,都在三月份。有的书把“越三月”翻译为过了三个月,即到了四月份,把乙卯翻译为四月二日,甲子翻译为四月十一,是不对的,查嘉佑八年四月份,没有这三个日期。

第4-5例中“越五月”就是到了五月份,“越三月辛巳”就是到了三月份辛巳这天,“越四年二月三日”就是到了治平四年二月三日。“越”字后面的日期,就是事件发生的日期。把“越”解释为“到了”是很准确的。对应现代汉语翻译为“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意义清楚,指向明确。

三、“越明年”是“越+日期”的一种特殊形式。

明年就是第二年,也是一种日期。“越明年”就是“到了明年、到了第二年”。“明年”就是事件发生的时间。

6.明代王世贞《艳异编》:“明年寒食,祭扫新坟,汝能为我一来,彼时又得相会也……越明年清明日……呼仆命骑往诣坟所……唯见双鸳鸯飞翔上下……”。前说“明年寒食”,后说“越明年清明日”,则“明年”和“越明年”是在同一年。

7.清代吴广成《西夏书事》:“惟秦政三十六年,石陨东郡,或刻之曰:始皇死而地分。越明年,其言果验”。查嬴政后死在秦始皇三十七年,“越明年”是第二年。

8.《僧宝传卷第十》:“开宝元年八月作偈曰‘来年二月二,与汝暂相弃。灰散长江,勿占檀那地。’……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郡人竟入山。二月一日,太守亦至。……二日饭罢,端升座叙行脚本末,辞众。”前面说“来年”,后面说“越明年”,同是第二年。

9.南村辍耕录:至正十年庚寅,来守是郡……明年辛卯五月……越明年壬辰春正月初三。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隶续》……宋洪适撰。……淳熙丁酉,范成大又为刻四卷於蜀。其后二年己亥……其明年庚子,……越明年辛丑……”。

11.清代叶梦珠《阅世编》:“……癸未九月也。次年甲申,京师告变……越明年,大兵下江南,弘光帝出走……”。查清兵下江南、弘光帝出走是1645年。从癸未(1643年)的次年是甲申(1644年),甲申的次年是到1645年。

12.苏辙《齐州闵子祠堂记》:“熙宁七年,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濮阳李公来守济南。越明年,政修事治”。

第6-12例中,“越明年”后接月日或者秋冬等季节,可确定它们应该在同一年里,明年就是第二年。11-12例明年、越明年连续用,时间明确,可知“越明年”不是第三年。第12例是苏轼的用例,和《岳阳楼记》相同。

三月三日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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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官员休假作为一项重要的人事管理制度是从汉代开始的,然而普遍的节日休假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是在前朝节日休假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官员节日休假制度化是从唐玄宗开始的,节日普遍放假制度化,是唐玄宗统治时期节日领域的一个重大变化,同时也是这一时期节日普遍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唐代 官员 节日休假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2-0118-04

目前,涉及唐代官员休假的论文尚不多见,还没有关于唐代官员休假制度的专著。其中,赖瑞和的《论唐代官员的办公时间》、杨联的《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夏晓臻的《唐代辍朝制度考述》、徐秀玲的《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唐代官吏请假制度》等一些文章论及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王莉莉的《唐代官吏休假研究》、苑明晨的《我国历史上的休假与退休制度》、温显贵的《宋代以前休假制度考略》、肖平学的《唐代官吏休沐制度初探》、丸山裕美子的《唐宋节假制度变迁――兼论“令”和“格敕”》、刘兴云的《论唐代官员的权利保障及其影响》等,这些文章多是从总体上概括论述唐代官员的休假制度,也不是官员节日休假的专论。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唐代节日的名目、分类以及其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特别是张勃的《唐代节日研究》中,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节日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前人关于唐代节日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关于节日休假制度的研究仍显不足。因此,对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研究,还可以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下去。

一 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形成

张勃在《唐代节日研究》中写道,节日放假,应该在汉代就开始了。《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汉书・薛宣传》记载了薛宣劝一个节假日不肯休息的官吏回家休息的事件:“及日至休吏,贼曹掾张扶独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盖礼贵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来久。曹虽有公职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从众,归对妻子,设酒肴,请邻里,壹笑相乐,斯亦可矣!’”可见,至少冬至在汉代是放假的。此外,居延汉简中也有夏至前后休假五天的记录。从《汉官旧仪》所记伏日休假一天等资料来判断,夏至、伏日等节日休假都是汉代以来的制度。

“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是在前朝节日休假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三百年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变动,节日休假制度有其特有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大体来说,玄宗之前,是唐朝法律形成和逐步完善的时期,官员的节日休假的规定也随之不断地变更和完善;玄宗以后,唐朝官员的节日休假制度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但细微变化仍然是存在的。举例而言,寒食、清明放假时间的规定:玄宗时“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代宗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再到德宗贞元六年(790)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变成休假七天。

二 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内容

关于唐代官吏节日休假制度,传世的资料不是很多,但在各种文献当中也保存下来一些,尤其是中日学者对《唐令》特别是《假宁令》的复原,更为我们研究唐代官吏节日休假制度提供了便利。从这些资料来看,唐代官吏节日休假的种类相当多,而且时间长短不一,搭配合理得当。

1.常规节假

节日休假并不是唐朝首创的,但是却在唐朝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各朝代甚至直到今天的有些传统节日,例如中秋节都始于唐朝。关于唐代官员的节假规定,《唐令拾遗》中的“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载有:

诸元日、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八月十五日、夏至及腊各三日(节前一日、节后一日),正月七日、正月十五日、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五日、三伏、七月七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及每月旬,并给休假一日。

这里总体上概括了唐朝主要的节假。休假七天的有:元旦和冬至;休假四天是从寒食并清明;休假三天的有:夏至、中秋节和腊日;休假一天的有:正月七日(人日)、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晦日、春秋二社、二月八日、三月三日(上巳节)、四月八日(佛诞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三伏、七月七日(七夕节)、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九月九日(重阳节)、十月一日、立春、春分、立秋、秋分、立夏、立冬等。

第一,元旦和冬至休假。《唐六典》中有“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的记载。《唐令拾遗》认为《假宁令》可据此整理为“诸元日、冬至并给假七日(节前三日、节后三日)”。元旦和冬至在唐代的休假期限没有变动。

第二,寒食通清明休假。《唐会要》记载:“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至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790)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这就是说唐玄宗时“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到了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时变成了“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再到德宗贞元六年(790)三月九日寒食清明“前后各给三日”,休假七天。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二月丁丑“寒食节,宴群臣于麟德殿,赐物有差”。

第三,三令节休假。此三节指的是中和节(二月一日)、上巳节(三月三日)和重阳节(九月九日)。《旧唐书・德宗纪》这样记载:

比者卿士内外,左右朕躬,朝夕公门,勤劳庶务。今方隅无事,A庶小康,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例程。戊申,晋慈隰观察使崔汉衡加都防御使名。癸丑,赐百僚宴于曲江亭,仍作《重阳赐宴诗》六韵赐之。群臣毕和,上品其优劣,以刘太真、李纾为上等,鲍防、于邵为次等,张蒙、殷亮等二十人又次之。唯李晟、马燧、李泌三宰相之诗不加优劣。

自今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备三令节数,内外官司休假一日。

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是日,百僚进《兆人本业》三卷,司农献黍粟各一斗。

这说明在德宗时,中和节这一天,皇帝行籍田礼,文武百官进献农书以示劝农,然后“赐百僚宴于曲江亭”。《唐会要》中记载“重阳节,赐宰臣百僚宴于曲江亭,帝赋诗赐之云”“十四年三月上巳日,赐宰臣百官宴于曲江亭”。似乎中和节、上巳节和重阳节设宴赐钱成为德宗时的常举。到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诏停中和、重阳二节赐宴,其上巳日仍旧”。赐宴虽有减少,但官员在中和节、上巳节和重阳节的休假仍然执行。

第四,三元节休假。唐时人们把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称为上元、中元和下元,所以这三个节日合称“三元节”。其中,中元节休假天数在变化,唐代玄宗时官员可在正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休假一日”;唐代宗大历四年(769)七月十三日敕:“七月十五日前后各一日,宜准旧例休假。”中元节官员休假由一天变成了三天。但是典籍中却没有关于十月十五日休假的记载,所以笔者认为三元节中只有上元节和中元节官员可以休假。

丸山裕美子曾在《唐宋节假制度的变迁――兼论“令”和“格敕”》一文中以表格的形式呈现了唐宋时期节假制度的变迁,这里引用唐宋节日部分并重新加以改编。

据此表统计,依《唐令拾遗》中的开元令,唐代官员节假日总天数多于40天;根据元和令,唐代官员节假日总天数超过了50天。这不仅是我国官员休假制度中的创举,而且以节为假的做法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根据天圣令,唐以后的宋朝官员节假日总天数也超过了40天。这说明唐代以后各朝,节假制度成为官员休假制度中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2.皇帝诞节休假

李唐王朝以老子李耳的后代自居,所以每逢二月十五日老子生日,都要休假庆祝。《唐会要》中陈希烈的奏疏有“(天宝)五载(746)二月十三日,中书奏:‘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后来唐武宗会昌元年(841)二月敕:“二月十五日,元元皇帝降诞之日,宜为降圣节,休假一日。”《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尚黄老》中的记载,后唐明宗“三年正月,中书奏:‘假宁令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圣节休假三日,准会昌元年二月敕休假一日,伏请准近敕。’从之”。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老子的诞辰最初官员可休假三天,后来在唐武宗时设置降圣节,休假由三天改为一天。

佛诞日在唐朝称为“浴佛节”,官员也可以休假。《唐会要》中记载:“大圣祖以二月十五日降生,请同四月八日佛生之时,休假一日。”此外,在《唐六典》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四月八日给伏假一日”。这些都表明唐朝曾把四月八日设置成节日,官员可以休假。

从唐玄宗开始,皇帝的诞辰开始作为节日并有休假。《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开元十七年(729)八月五日尚书左丞源干曜、右丞张说等文武百官上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着之甲令,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第二年六月又有“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从之”的记载。《旧唐书》中也有类似“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日,仍编为令”的记载。至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三日,敕:“八月五日,本是千秋节,改为天长节,其休假三日宜停。前后各一日。”玄宗死后“尚存此日以为节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虽然千秋节休假有变,但这些都表明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以后,玄宗皇帝诞辰不仅作为一个节日――千秋节,而且还被作为官员休假而编入法令。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三日,上降诞日,宜为天平地成节,休假三日”。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十月“宰臣等上言:‘今月十三日,皇帝降诞日,望准天长节休假三日。’帝以山陵未毕,不许。宰臣又上言休假一日。从之。”代宗的诞辰由以前的休假三天改为一天。

此后,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诞辰都只有庆祝活动,并未专门设置节日。但《唐会要》中也有这样的记载:“永贞元年(805)十二月,太常奏:‘太上皇正月十二日降诞,皇帝二月十四日降诞,并请休假一日。’从之”。这说明虽然这五位皇帝的诞辰未设置成节,但是也有官员休假的可能。

根据《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中的记载,文宗以后皇帝诞辰都设节:文宗的生日十月十日庆成节、武宗生日六月十一日庆阳节、宣宗生日六月二十二日寿昌节、懿宗生日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僖宗生日五月八日应天节、昭宗生日三月二十二日嘉会节、哀帝生日九月三日干和节。唐文宗太和七年(833)“今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着在令式,以示四方”。其后,“文宗开成元年(836)十月庆成节,宴于延英殿,太常进云韵乐,宰臣及翰林学士赴宴。又赐百僚宴于曲江”。次年九月又诏“庆成节宜依上元日休假三日”。这些记载都证明从文宗开始,皇帝诞辰又开始设节休假。唐文宗开成五年(840)“以六月一日为庆阳节,休假二日”。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六月奏:“中书门下奏请以降诞日为寿昌节,天下州府并置宴一日,以为庆乐,前后休假三日,永着令式。从之。”

笔者根据《册府元龟卷》卷2《帝王部・诞圣》以及《唐会要・休假》的记载,对唐代帝王生日及其节日列表如下。

唐代以后,节假制度成为官吏休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奠定了后面各朝代节日休假的基本框架,后世节日休假多是在其基础上的调整和变更。

三 唐代官员节日休假制度的影响

唐代以节为假的做法,对节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人已经习惯了节日休假的生活节奏,如果应放假却不放假,也会引发官员们的不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会昌五年发生的一件事:“寒食,从前已来,准式赐七日暇。筑台夫每日三千官健,寒食之节,不蒙放出。怨恨把器伏。三千人一时衔声。皇帝惊怕。每人赐三疋绢。放三日暇。”

唐代以节为假的做法,可以说是我国官吏休假制度中的创举,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根据《册府元龟》卷2《帝王部・诞圣》记载,五代后唐明宗天成元年六月中书奏:“九月九日皇帝降诞之辰,旧例特置节名,以其日为应圣节,休假三日,仍令京都天下设乐,以申祝寿。”这说明到了五代时期,这种以皇帝诞辰为节、以节为假的官员休假制度还继续施行。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祠部重新厘定官员休假制度,规定:“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日,天庆节、上元节同,天圣节、夏至、先天节、中元节、下元节、降圣节、腊各三日,立春、人日、中和节、春分、社(春社)、清明、上巳、天祺节、立夏、端午、天贶节、初伏、中伏、立秋、七夕、末伏、社(秋社)、秋分、授衣、重阳、立冬,各一日。”由此可以看出,宋代除了新增加的政治节日天祺、天贶这类仅限于宋代的节日外,其他传统民俗节日几乎都是传自唐代。

三月三日记4

关键词:戊戌维新;南学会;集会讲论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1)04-0104-04

关于南学会集会讲论活动情况,特别是其演讲的次数和演讲人次,历来众说纷纭。近十年来,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证。一为李玉《长沙近代化的启动》一书根据有关记载考证了演讲的次数和演讲人数,并详列其表。一为吴仰湘《南学会若干史实考辨》一文对此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并取得了更详尽和较精当的结论。但仍有一些疑问需要补正。

一、关于南学会集会的次数和活动形式

“戊戌期间湖南的学会组织主要是通过聚众讲演的方式来宣传鼓动变法图强”,特别是南学会,更是以集会讲论为主要活动方式。《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讲论会友,定期集讲,随时问难”,“其余诸友可于开会之日齐集会讲,其有疑义新理,可以纸笔互相问难”。可见,讲论并非仅是“宣讲”,也包括“互相问难”。而且,南学会的集会讲论(南学会章程中称为“集讲”或“会讲”)也并非仅限于演讲,还有其他一些活动形式。

关于南学会的集会讲论次数,研究者都以其演讲次数计为13次,而没有注意到除演讲外,南学会的其他“集讲”活动。南学会第一次集讲是在戊戌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星期一)。《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规定“讲期每月四次,遇房虚卯星之日即为讲论之期”。按传统的二十八星宿记日法,每一周期为28天,相当于四个星期。“房虚卯星之日”都是西方的星期日。因此,南学会的“讲期”实际上是每七天为一次,除第一次为星期一,最后一次为星期六外,其余均为星期日。从南学会第一次集讲之日(二月初一日)到第12次集讲之日(四月初十日),共有14个星期,包括第一次,应该有15次集讲,但实际只有12次。其中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和四月初三日(5月22日)三次本为讲期,但并没有人进行主题演讲,而是放映幻灯(时称“影灯”或“光学”)并“按图讲论”。这也是南学会的活动方式之一。《湘报》第32号刊载“南学会告白”,明确宣布:“本学会二十七日讲期改演影灯,特请时务学堂教习按图讲论(着重号为作者所加,后同)。……此后每月演影灯二次,特此告白。”可见,南学会已将观看幻灯,并由“教习按图讲论”规定为该会的集会讲论的方式之

,每月进行二次。但实际上,此后的闰三月和四月都只进行一次。这三次活动,在皮锡瑞的日记中都有记载:三月二十七日“下午到学会……萧仰乔偕其亲戚来看光学,汤孝常亦至。谭复生、唐绂丞、李一琴、杨葵园同来。七点试演,幸未作闹,惟多拥挤向前,人气殊不可当。”闰三月十八日“晚上……演光学”。四月初三日,“夜演光学”。皮锡瑞曾在日记中记载了有关幻灯片的内容:他于丁酉年十二月十八日和戊戌正月十九日两次在时务学堂看了幻灯片,其内容“皆英国伦敦王宫、街道、桥梁、饭店、马车、小轮船、火器库及狮、象、海马、鸵鸟之类……”和“东洋人甚秀美,印度、非洲黑红种人甚陋。蚤虫大如人”。这些幻灯机及其幻灯片是谭嗣同从南京杨文会处购得,作为时务学堂教学之用的。在南学会会友中放映,这不失为一种新的“开民智”手段。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形式也有“讲论”,即“请时务学堂教习按图讲论”,只是“南学会告白”没有告知是由时务学堂哪位教习来讲论。不过,在前述皮锡瑞的日记中留下了一些信息。皮锡瑞两次在时务学堂观看“光学”,第一次是~琴(李维格)云学徒大半已去,因诸君欲看[光学],特演之”,看完“二十来纸(张)”后,“杨葵园(杨自超)云不去,来春尚可观也”。第二次明确说“请杨葵园演光学”,“将晚,葵园始来。饮席散后,演光学”。而据皮锡瑞日记记载,南学会第一次和第二次放映幻灯时,李维格和杨葵园都在场。李维格是时务学堂西文总教习,了解西方情况,也曾在南学会演讲“论译书宜除四病”和“说波兰事”;杨自超是杨文会的次子,曾随其父到英国学习。谭嗣同在南京结识杨文会并从杨文会处购买了一批仪器,供时务学堂使用。谭嗣同佩服“葵园仪器之学极精”,遂“聘葵园同往湖南,作为学堂中管理仪器之人”。同时,杨自超也曾在南学会演讲“论地球行星绕日”。因此,李维格和杨自超在南学会放映幻灯并作为“时务学堂教习按图讲论”幻灯片内容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南学会还在正常的讲期之外,进行了一次临时通知的集会,那是在闰三月初六日(星期二)。还是在闰三月初三日,《湘报》就刊登了“告白”:“本学会定期初六日两点钟请会友及新入会者聚晤讲论,已另具知单延请,惟曾经在会问答见识明通而不知住处者,无从往请,谨将大名开列于后,届时乞临会为荷。”看来,南学会非常重视这一次“聚晤讲论”,除“另具知单延请”外,还在《湘报》上刊布告示。皮锡瑞日记也记载了这一次集会:“初六日……至学会,风雨不止,来者亦近四十人。”这次“聚晤讲论”,皮锡瑞自己没有主讲,也没有在日记中记下有何人主讲。不过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一段话:“熊、谭与毕松甫皆函请祭酒过江讲学,以副诸生之望,祭酒辞以难,此公讲学实不为难,特不耐此劳耳。”祭酒即王先谦,南学会曾想请王先谦来会讲学,但遭到王先谦的拒绝。王先谦给毕永年的信中写道:“足下欲仆伸议事之权魁。求新之党,嘤鸣求友,聒于市人。返之此心,良非素习。南学启会讫今月余,众口纷纭,有如矛戟。”接着他又攻击“会讲诸君不免被人吹索报馆之文,杂袭鳞萃,或侈口径,情流为犯”。可见王先谦拒绝讲学之邀,其实是对南学会“会讲诸君”的不满。由于王先谦拒绝了会讲之邀,于是原来通知的聚晤讲论,就变成了一次议事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章程添入愿阅课卷一条”。原来,长沙城南书院在时务学堂和岳麓书院改章的影响下,也“禀清官课改章,不课八股”,“特恐无人可阅卷耳”;在这次会议上,谭嗣同和熊希龄向会友转达了“节吾、伯严以为阅卷无人之意,共议,云仍使委员阅过一次……复阅即以南学会友分任之”。另外,这次会议还根据《南学会入会章程》关于“凡入会者应由会友三人切实出保系有志向学者,由会中公议允者过半方准入会”的规定,通过了五名要求入会者的申请,“入会者有武备[学堂]教习王、武两君,又黄策生、营官陶田等三人”。

南学会在进行了四月初十日的集会讲论后,以“天时渐热,人多气郁,难以宣讲”,决定暂时停止集会讲论活动。到四月下旬,因“天气凉爽”,南学会“定于本月三十日宣讲”。这一次是南学会最后一次集会讲论,集会讲论的时间不是在星期日,而在星期六。

因此,南学会存在的时间内,有资料可查的会友

集会讲论有17次,其中有13次“宣讲”,即主题演讲,3次观看幻灯,并“按图讲论”,1次“聚晤讲论”,即集体议事。

二、关于南学会历次讲论的人次

关于南学会历次宣讲的人次,汤志钧先生1984年初版的《史》表列南学会讲演者为25人次,其中皮锡瑞12次,谭嗣同4次,黄遵宪、陈宝箴各2次,乔树(茂萱)、邹代钧(沅帆)、欧阳中鹄(节吾)、李维格(峄琴)、曾广钧(重伯)各1次。2003年出版的《史》(修订本)表列的南学会讲演者共26人次,增加了杨自超(葵园)1次。李玉《长沙的近代化启动》认定讲论者为44人次,其中皮锡瑞为12次,黄遵宪8次,陈宝箴、谭嗣同各4次,李维格、熊希龄各3次,曾广钧、戴德诚各2次,邹沅帆、欧阳节吾、左子异、乔茂萱、杨葵园、徐仁铸各1次。吴仰湘《南学会若干史实考辨》则认为:“先后在学会演讲者达45人次,即:皮锡瑞12次,黄遵宪8次,谭嗣同6次,陈宝箴4次,熊希龄、李维格各3次,戴德诚、曾广钧各2次,邹代钧、乔树楠、杨自超、欧阳中鹄、徐仁铸各1次。”两说均有误。考诸《师伏堂日记》和《湘报》有关记载,历次演讲者应为44人次。李玉和吴仰湘的考证都认为黄遵宪演讲了8次,但实际上只有7次,即第四次集会讲论黄遵宪并未演讲。皮锡瑞戊戌二月二十一日(3月 13日)的日记中记得很清楚:“……午后至学会,中丞、廉访旋至。节吾、秉三予讲后各讲一遍。秉三讲时世,洋人不可与之开衅。中丞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在第二天(3月14日)的日记中,皮氏拟下次演讲稿时又说到:“上次大中丞、欧阳先生、熊太史以时世讲论,谓洋人不可以开衅。”这两天的日记中都记载了陈宝箴、欧阳中鹄和熊希龄讲论,但并未提及黄遵宪的讲论,可见,黄遵宪出席了南学会第四次集会讲论,但没有发表演讲。另外,李玉的列表中漏列了第八次和第十三次谭嗣同的演讲,而在第11次集会讲论中,错列了左子异。谭嗣同在第八次集会讲论时的讲义刊登在《湘报》第42号上;第13次也就是最后一次集会讲论,《湘报》第92号刊登了曾广钧(重伯)的讲义,其中第一句话就明确说到:“顷谭复生言新学益处及吾人当遵奉谕旨力振新学等语,至为剀切。”查谭嗣同此前的最近一次讲论是在闰三月初四日(4月24日)第九次讲论的“讲治兵”,再前一次是三月二十曰f4月10日)第八次讲论的“论全体学”,均与“言新学益处及吾人当遵奉谕旨力振新学”无关。“顷”字可作“最近”解,亦可作“方才”解,因此,可以认定谭嗣同在这次讲论时于曾广钧演讲前作了“言新学益处及吾人当遵奉谕旨力振新学”的演讲。第11次集会讲论中,左子异没有演讲。皮锡瑞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日记载:“予与廉访讲毕,曾某(广钧)接讲保种、保教,人一闹而去者大半。左四先生(即左子异)来谈保卫迁善事,五月初开办,而把持者至不肯以房子佃作局,可谓奇矣!”后面接着记载了“宣翘云:节吾力阻新政,非但时文一事”。可见左子异谈保卫局和迁善所事是在集会讲论结束后几个南学会骨干对于新政面临阻力的议论,而不是演讲。因此,演讲者应为44人次,其中:皮锡瑞12次,黄遵宪7次,谭嗣同6次,陈宝箴4次,熊希龄和李维格各3次,戴德诚、曾广钧各2次,邹代钧、乔树楠、杨自超、欧阳中鹄、徐仁铸各1次。

三、南学会历次集会时间、演讲者及其演讲内容

根据以上考证,兹将南学会历次集会讲论的时间、活动形式、讲论者及其讲论内容分列如下,以方便研究者查阅。

第一次集会讲论是在戊戌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2月21日,星期一)下午一点钟”开始。首先是南学会学长皮锡瑞主讲“论立学会讲学宗旨”,其后,依次有黄遵宪讲“论政体公私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茂萱)讲“论公利私利之分”,谭嗣同(复生)讲“论中国情形危急”。最后由陈宝箴讲“论为学必立志”。五人的讲义都载《湘报》。

第二次集会讲论是在二月初七日(2月27日,星期日)“午刻”后开始。皮锡瑞首先讲“论讲学之益”,接着由黄遵宪继续讲上次集会的话题。以后依次是潭嗣同“论今日西学皆中国古学派所有”,杨自超(葵园)“论地球行星绕日”,邹代钧(沅帆)“论舆地经纬度之理”。五人的讲义载《湘报》。

第三次集会讲论是在二月十四日(3月6日,星期日)“一点钟”开始。首先是皮锡瑞“论朱陆异同归于分别义利”。然后由徐仁铸(研甫)和黄遵宪“各讲一段”。徐仁铸所讲内容不详,黄遵宪“说知觉不在心而在脑”。其中皮锡瑞的讲义载《湘报》,黄遵宪的演讲大意在皮锡瑞的日记中有记载。

第四次集会讲论是在二月二十一日(3月13日,星期日)“午后”开始。首先是皮锡瑞“论学者不可垢病道学”。然后欧阳中鹄(节吾)、熊希龄(秉三)“各讲一遍”。欧阳中鹄“论辨义利始自有耻”;熊希龄“浣时世,洋人不可与之开衅”。陈宝箴最后讲,“嘱湖南莫打洋人”。其中皮锡瑞和欧阳中鹄的讲义载《湘报》。熊希龄和陈宝箴演讲大意在皮锡瑞的日记中有记载。

第五次集会讲论是在二月二十八日(3月20口,星期日)“二点钟”开始。皮锡瑞“论交涉公理”后,“复生、李一琴各说一遍”。谭嗣同讲“学不当骄人”,李维格(一琴)讲“译书宜除四病”。最后“廉访(黄遵宪)至,说日本、台湾、印度(事),极透彻痛切”。皮锡瑞、谭嗣同、李维格的讲义载《湘报》。黄遵宪的演讲大意在皮锡瑞的日记中有记载。

第六次集会讲论是在三月初六日(3月27日),星期日)“二点钟开讲”,皮锡瑞讲“保种保教均先开民智”后,“廉访(黄遵宪)说教旨略异,一琴(李维格)说波兰事”。除皮锡瑞的讲义载《湘报》外,黄和李的演讲大意在皮锡瑞的日记中有所记载。

第七次集会讲论是在三月十三日(4月3日,星期日)“二点钟后开讲”。皮锡瑞“申辩孔门四科之旨”后,“廉访(黄遵宪)说天主教必无剖心挖眼睛事”,陈宝箴讲“不必攻耶教兼及周汉事”。皮和陈的讲义都载《湘报》,黄遵宪的演讲大意在皮锡瑞的几记中有记载。

第八次集会讲论是在三月二十日(4月lO日,星期日)“二点钟开讲”。皮锡瑞讲“孔子创教有改制之事”。然后由谭嗣同讲“全体学”(即人体结构和功能),戴德诚和熊希龄“说保卫、团练事”。皮锡瑞与谭嗣同的讲义载《湘报》,戴德诚和熊希龄的演讲大意在皮锡瑞的日记中有所记载。

第九次集会讲论的会期是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星期日),晚上“七点钟”开始放映幻灯,由“时务学堂教习按图讲论”。

第十次集会讲论是在闰三月初四(4月24日,星期日)“二点钟开讲”。皮锡瑞讲“论不变者道必变者法”,然后分别由“李一琴(维格)讲通商事”,“谭复生(嗣同)讲治兵”。皮的讲义载《湘报》,李和谭的演讲大意在皮的日记中有所记载。

第十一次集会讲论为临时安排,时间是在闰三月初六日f4月26日,星期二)。本欲请王先谦讲学,王先谦“辞以难”。会友议分任城南书院阅卷事,并审批新会友入会事。《湘报》有“告白”,皮锡瑞日记有记载。

第十二次集会讲论是闰三月十八日(5月1目,星期日),皮锡瑞讲“我朝之所以兴,明朝之所以亡”,陈宝箴讲与张之洞“约共奏改科举”事,戴德诚“说中西教之精”。除皮的讲义载《湘报》外,陈与戴的演讲大意在皮的日记中有所记载。

第十三次集会讲论的会期是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星期日),晚上“演光学(幻灯)”。

第十四次集会讲论是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星期日),皮锡瑞“论变法为大地之气运使然”,然后黄遵宪演讲,内容不详。接着曾广钧(重伯)“接讲保种、保教”。皮的讲义载《湘报》,曾的演讲大意在皮的日记中有所记载。

第十五次集会讲论的会期是四月初三(5月22日,星期日),“夜演光学(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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