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汇编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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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一篇】
随着人们基本需求的满足，教育问题成为如今生活的一大需求重点，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幼儿教育学前教育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本文重点探讨了幼儿园学前教育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幼儿园学前教育可以说是孩子进入学校之前的重要教育，能够帮助孩子在最佳的教育时间得到培养。如今幼儿园不仅仅具有照看小孩的功能，随着社会发展，还衍生出提前培养孩子学习习惯的职业功能，并运用心理学发掘孩子的智力潜能。然而，我国受封建教育思想影响较严重，许多幼儿园学前教育效果不甚理想。本文重点论述此类现象，并结合幼儿学前教育需求及社会形势，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可以参考的建议。
1.幼儿教育中的“小学化”倾向性的体现。
幼儿教育中的“小学化”倾向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过早灌输小学教育理念。在许多家长心中，“不能输在起跑线”这句话成了衡量孩子成长的标准，而许多幼儿园也抓住家长的心理，以教学代替教育，将知识传授代替智力开发，使得幼儿在幼儿园学前教育中过早地进行小学教学模式，严重影响幼儿身心健康，违背幼儿学前教育的宗旨。
（2）忽视孩子身心健康。许多幼儿园由于只看重孩子的成绩结果，将每周的课程都安排得十分紧张，理论课更是琳琅满目，其幼儿园根本功能已经丧失。对幼儿的心理教育、智力开发、身体锻炼等方面的无视，使得幼儿学前教育失去该有的效果及目标，幼儿的学习生活变得枯燥无味，难免产生身心压抑。
（3）填鸭式教学。幼儿园学前教育，老师经常会要求幼儿要背诵古诗词，掌握运算方式、认字写字等，完全忽视幼儿阶段探索知识能力的开发，使得幼儿失去探索知识的能力。对于学习失去应用的兴趣，只是将其看做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日积月累会产生厌学心理，从而适得其反。
（4）对幼儿评价标准较单一。许多幼儿园对幼儿在园的表现评价较为单一，只是评价幼儿硬性作业的合格与否，没有相应多元化的评价，忽视幼儿全面发展，忽视幼儿的个体差异。
（5）融入小学纪律管理制度。在幼儿园学前教育过程中，许多幼儿被要求坐有坐样、站有站样，不能随意乱跑，一言一行都要在老师的视线之中。这样的管理模式，幼儿天真烂漫的性格完全被无情地压抑，容易使得孩子失去活泼的性格，影响孩子的活力。
（1）善于转换思维对幼儿进行教育。将传统的一对多的教育思维转化为多对一的教育思维，是教育工作者需要掌握的重要技能。比如给幼儿讲文明礼貌内容时，我会先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当有人随意乱丢垃圾，你们会怎么做？有的孩子说：“我会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有的孩子说：“我会等他走后捡起来。”有的孩子们说：“我会报警。”听到学生这么多五花八门的答案，我对孩子说：“希望你们永远都要保持这种想法，还大自然一个绿色的环境，一起做大自然的保护者。”孩子们都认真点头。通过这样的转换思维，学生充当情景角色，深入其中，探索自己想要得到的知识，教育效果事半功倍。
（2）让幼儿学会与他人分享。计划生育的顺利实施，使得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许多父母视孩子为掌中珠，加倍呵护。这种照顾方式使得许多孩子以自我为中心，做事不考虑他人想法，我行我素。幼儿园学前教育过程中，老师要改变孩子的这种心理想法，让其学会尊重他人。例如定期制作山区孩子生活疾苦的视频，让孩子自觉发现生活上的不当之处，学会改变，做到与他人和睦相处，并为山区小朋友邮寄礼品，互相做朋友。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孩子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也会尊重他人的想法，并与其他孩子分享与交流，愉快地和睦相处。
（3）加大教育部门对幼儿园指导、监督、管理的力度。幼儿学前教育除了幼儿园与家长的努力支持外，也离不开教育部门的相关扶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教育部门应对当前幼儿园教育不得当的行为进行相关管理与指导，使其走上正常教育管理行列。而且教育部门要检查各幼儿园师资情况，抽查教师教学水平及心理素质状况，对学前教育不适合的地方进行相关意见指导，调整幼儿园对幼儿学习的评价标准，避免出现小学化倾向现象，对不达标准的幼儿园进行相关的处罚措施，情况严重者责以停业通告。教育部门通过对幼儿园的明察暗访，使得幼儿园加强自身，发现自身不足之处，及时弥补，为幼儿学前教学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
总之，对幼儿的学前教育不应该走入一种误区，不要认为越早越好、学得越多越好，也不要有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思想，必须根据幼儿发展状况，因材施教，以挖掘幼儿学习潜能。
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二篇】
7月21日，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7月24日，中方作出对等反制，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xxx总领事馆。近来中美关系的确面临很多困难，但这完全是美方一手造成的。在中美关系滑向错误方向的过程中，是美国少数政客一直在疯狂地“踩油门”。他们戴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眼镜，裹挟政治私利，绑架国内民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美关系的发展绝不能被少数政客带歪节奏、带偏轨道，他们不能代表美国国内的主流民意。
很显然，美国工商学界、地方政府、媒体、民间都传递出很多希望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信息。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是正道，行得远;傲慢偏见的对华认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对华政策是邪路，走不通。正确的道路要守正不移，与时俱进;错误的道路要悬崖勒马，改弦更张。防止中美关系脱轨，需要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中国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霸道行径，中方会坚决回应;理性沟通，中方会积极欢迎。中美双方可依照王毅国务委员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致辞的三点建议，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作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越是在困难时刻，中美关系越要拨开重重迷雾，尽快重回正确的轨道，发出更多的积极信息，释放更多的正能量。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应世界各国人民对中美双方的普遍期待。
中美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简单地非黑即白问题，也不是简单地谁是谁非问题，我们必须要正确地面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局面，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两国间的关系。我们要明确中美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两国间的分歧。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在中美关系问题中，虽然美国经常做出一些“无事生非”的试探性举动，但其对待中国的态度却始终“暧昧”，并没有大规模的挑衅事件，这说明美国政府并非“天不怕地不怕”，他们是忌惮中国的。这种忌惮因素中，纵然有中国军事实力、综合国力增强的考虑，更多的则是因为两国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十分清楚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分歧的。一旦两国外交关系破裂，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对双方来说打击都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期的存在，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的局面还将长期存在。
当前，虽然美国屡屡对中国做出危险举动，比如，今年美国加快推行“转向亚洲”政策。尽管美方一再声明其亚洲“再平衡”战略不针对中国，不以遏制中国为目的，但美国不仅加紧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频频与中国邻国进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在南海、钓鱼岛领土争端上言行不一，对中国采取捍卫领土主权的正当行动说三道四。但是两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却仍是主流。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交流频繁。今年前十个月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而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今年头三个季度就达63亿美元，已超过20**年全年58亿美元的最高纪录。这也再次证明了中美经贸合作的互补互惠、互利共赢本质，说明了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复杂和微妙关系。美国也非常清楚如果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必将会“得不偿失”，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中美关系可能会有摩擦和麻烦，但当前绝不会全面恶化。
(一)xxx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极为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影响两国关系的最主要问题。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起伏和风波多都是由xxx问题引起的。首先，对中国来说，xxx问题是原则问题，是关系到中国领土主权和国家统一的大问题，中国在xxx问题上绝不会妥协退让，绝不会向美国低头，绝不会任由美国在xxx问题上为所欲为。其次，美国为了自身利益，屡屡在xxx问题上制造事端，违背不干涉中国政治的诺言，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给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屡屡蒙上阴影。可以这样说，美国在xxx问题上的表现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其既想维持中美关系的稳定，又想通过xxx问题给中国政府施压，并向借此来达到xxx当局的分离和遏制中国的目的，其用心是极为险恶的。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美国政府的这些举动都是其“中国威胁论”认知在作祟，他们希望和中国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同时又不希望中国过于强大。
(二)中美两种社会形态的差异与对立也是中美关系冲突的一个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之间本身是没有直接的冲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追求的是社会公正、消灭剥削、共同富裕及建立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又吸纳了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建立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但是美国的部分人却抓着两国社会形态的差异不放，片面夸大中美意识形态的冲突因素，并制造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大威胁和挑战，中国的崛起势必危及美国。因此，他们百般阻挠、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并时不时对中国进行一些“骚扰”，以此来给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朝着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国遭遇恐怖袭击事件，特别是近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不再把中国作为其头号敌人，转而开始表达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美国这种态度的转变，并不是因为其接受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认可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本国的发展上。
1
近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涉华政策演讲，除了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制度这一“日常操作”外，他在演讲中称对华接触已经失败，甚至扬言将会联合其他国家采取更坚定的行动，迫使中国做出美国想要看到的改变。
如此赤裸裸地公开表态，美方的意图，昭然若揭!
讽刺的是，这一演讲地点在尼克松图书馆。40多年前，尼克松访华是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中美作为当今21世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方的发展直接影响着未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去年6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成功会晤，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指明了两国关系发展方向，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日前，美国国务卿克里第二次访华，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规划中美高层交往与中方对表，让人对中美关系发展充满期待。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携母亲还有女儿进行为期一周的访华行动，虽然她们本次的访华不谈论政治，但从一定的程度来看，这也是中美关系友好的一种表现。
然而俗话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中美关系也出现一些不和谐的杂音。近期美国一些高官接连在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上“拉偏架”，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矛头直指中国。这些言行既从一个侧面表明，美方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仍然“心存杂念”，又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担忧。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大国相处之道最忌出现战略误判。中美合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由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事业，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搬。中美差异巨大，矛盾分歧难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肯定会面临各种干扰。我们都应该知道行胜于言，双方应把共识转化为行动，跨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
因此，我觉得两国应该：一、探索扩大经贸合作的新途径。两个“巨无霸”扩大合作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估计又会超越历史的想象。双方应抓住机遇，拓展合作领域，打造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境界。二、维护历史正义和战后秩序。历史是面镜子，既可以折射现实，也能够昭示未来。三、是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发展。中国欢迎美国为亚太和平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也要尊重中国在周边及亚太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只有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双方才能共同创造繁荣与稳定的亚太新世纪。特别是在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争议问题上，美国应明辨是非，谨言慎行，避免对外发出矛盾和错误讯息。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双方应该致力于在亚太地区实现良性互动，加强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的沟通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必须服从世界市场，走对外开放的道路。两国的区别仅在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上层建筑领域依然占据着强有力的地位，而中国的优势，则集中在世界经济的物质基础领域。只有中国不再拒绝普世价值，而学会遵守国际法则，按理出牌，开放自强，才能永续发展下去。更重要的是，尽快摒弃“对抗思维”和“阴谋论”，抛弃一些冷战时期洗脑式的敌对宣传，重新拥抱美国融入世界。虽然中美在双边及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摩擦，但世界发展的主流是共同发展，合作，走向共赢，作为全球大国的双方，我们不能分道扬镳，转而对立，毕竟代价实在是双方都支付不起的。双方只要本着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平等对待，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寻求和扩大共同点，加强双方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交流，就能为21世纪中美稳定健康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景。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
2018年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2018年4月16日，中兴通讯遭美国商务部开出的“7年禁令”：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售硬件、软件或技术服务，直到2025年3月13日。
2018年4月25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中方态度：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但不畏惧贸易战，中方会坚定不移威武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美方态度：参考消息网4月24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称，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证实他正考虑访华就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磋商之后，中美两国若能重启正式谈判，将标志着双方贸易僵局得以化解。
报道称，美方对华的示好姿态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仍存分歧，而特朗普正在听取双方意见。
实质就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关系。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冲突是矛盾的根源。
国际分工体系是由各国制造业水平所决定的，是各国实力的真正较量，也是各国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而美国把制裁大棒打在我国的制造业上。
现在并不是中美贸易最失衡的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贸易逆差占美国gdp份额在2005年达到最高，百分之六点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gdp比重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是最高也就到了2%左右。贸易问题只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借口。而且美国最近经济形势向好，解决逆差问题也并没有很大的迫切性。梳理一下美国301条款对中国实行惩罚措施的产品，这些中国产品并没有竞争力。
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占中国的比例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里一度达到了200%-300%，但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对中国进行贸易威胁。2016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例仅仅只达到了50%左右，因此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广开商路，对美国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所以，即便有贸易冲突，中国也没有那么害怕了。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值大概5100亿元，只占我国gdp的百分之二点几，因此可以说，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时刻。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的“拳头产品”不一样。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手机、电脑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儿童玩具、鞋等。其中，前几类加起来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美国的30%以上。
但美国重点打击的显然不是这些加工贸易品，它怎么会打击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呢;它想要的是市场准入，开放其他高附加值产业，是以知识产权保障为前提条件的产品，因此美国此次301也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
贸易战背后的思考。
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而且是创造就业机会所导致的需求增长的载体源泉。
哈佛大学和mit的hausmannetal.(2011)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但是今年来，美国的制造业近年来竞争优势加速下降。与之相比，2010年中国夺得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的位置，国务院明确提出2025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达到甚至赶超美国和德国的水平。
美国政治精英开出精算的处方：让渡低端、共享中端、遏制高端。
追根究底——大国博弈——国际地位——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
美国。
挑起中国周边事端，给中国制造压力。
从贸易战到技术战，获取市场准入。
直接动武打击叙利亚，左右伊朗局势。
签署《台湾旅行法》。
使用金融制裁手段。
石油美元……。
中国。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从区域化到全球化。
互联网+全产业融合。
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原油期货在2018年3月26日于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才是真正的动机。
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的是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20**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
20**年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20**年4月16日，中兴通讯遭美国商务部开出的“7年禁令”：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售硬件、软件或技术服务，直到20**年3月13日。
20**年4月25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中方态度：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但不畏惧贸易战，中方会坚定不移威武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美方态度：参考消息网4月24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称，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证实他正考虑访华就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磋商之后，中美两国若能重启正式谈判，将标志着双方贸易僵局得以化解。
报道称，美方对华的示好姿态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仍存分歧，而特朗普正在听取双方意见。
实质就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关系。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冲突是矛盾的根源。
国际分工体系是由各国制造业水平所决定的，是各国实力的真正较量，也是各国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而美国把制裁大棒打在我国的制造业上。
现在并不是中美贸易最失衡的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贸易逆差占美国gdp份额在20**年达到最高，百分之六点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gdp比重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是最高也就到了2%左右。贸易问题只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借口。而且美国最近经济形势向好，解决逆差问题也并没有很大的迫切性。梳理一下美国301条款对中国实行惩罚措施的产品，这些中国产品并没有竞争力。
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占中国的比例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里一度达到了200%-300%，但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对中国进行贸易威胁。20**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例仅仅只达到了50%左右，因此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广开商路，对美国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所以，即便有贸易冲突，中国也没有那么害怕了。2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值大概5100亿元，只占我国gdp的百分之二点几，因此可以说，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时刻。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的“拳头产品”不一样。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手机、电脑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儿童玩具、鞋等。其中，前几类加起来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美国的30%以上。
但美国重点打击的显然不是这些加工贸易品，它怎么会打击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呢;它想要的是市场准入，开放其他高附加值产业，是以知识产权保障为前提条件的产品，因此美国此次301也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
贸易战背后的思考。
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而且是创造就业机会所导致的需求增长的载体源泉。
哈佛大学和mit的hausmannetal.(2011)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但是今年来，美国的制造业近年来竞争优势加速下降。与之相比，20**年中国夺得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的位置，国务院明确提出20**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达到甚至赶超美国和德国的水平。
美国政治精英开出精算的处方：让渡低端、共享中端、遏制高端。
追根究底——大国博弈——国际地位——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
美国。
挑起中国周边事端，给中国制造压力。
从贸易战到技术战，获取市场准入。
直接动武打击叙利亚，左右伊朗局势。
签署《xxx旅行法》。
使用金融制裁手段。
石油美元……。
中国。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从区域化到全球化。
互联网+全产业融合。
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原油期货在20**年3月26日于xxx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才是真正的动机。
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的是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应对之策:以互信除互疑。中美两国复杂的关系决定美国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始终留有一定的注意和警惕，中国则关注如何防止美国破坏中国的国内秩序以及如何应对美国阻止中国重获地区大国地位。目前，在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有所转圜的情况下，中国可考虑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合作平台，在增加“一带一路”项目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度的基础上，吸引美国企业的参与，在项目合作中，逐步加强战略互信。
以伙伴对同盟。中国的经济合作观念是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构建全球伙伴网络，使各方平等地享受合作发展的利益。这与美国以美国及其同盟国为中心建立的等级制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安排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应继续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在争取话语权和主动权的同时与美国加强经济沟通和合作，妥善解决分歧。
以斗争求合作。国家安全方面，特别是在台湾问题等事关国家统一的问题上，中国应亮明“红线”，在不断增强军事实力的同时，要重战、慎战、备战，面对美国的试探和挑衅，中国可以尝试构建不同于美国霸权安全结构的新的安全战略格局，在必要的时候，以斗争求合作。
以参与求制衡。面对美国用经济纠纷巩固安全同盟，用安全问题挑起经济摩擦的做法，中国可以从美国盟国和区域合作机制入手加以应对。一是从印度、澳大利亚等相对薄弱环节中寻找突破口，增进与这些国家的政策沟通和经济合作；二是可以利用如上海合作组织等安全对话机制深度参与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
走势:如果说以前中美关系是“合作+竞争”，以合作为主，那么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里，中美关系可能将是“竞争+合作”，以竞争为主。随着中美实力的接近及中国模式世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中美矛盾可能会继续上升。
美国是当今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世界舞台居于权力中心。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一直在多方面遏止中国，企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尤其在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为其他国家所震惊，而中国本身所拥有的庞大的市场，又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依托平台。在这样一个为诸多国家眼红的平台上，中国的经济将会持续、高速的增长将是不争的事实。而随着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也在突飞猛进。这一切迫使美国不得不将中国作为阻碍其在实现全球霸权主义统治的一个强劲的对手。
美国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中两国关系短期看虽然“出现了一些困扰”，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必然会合作”，因为这两大经济体不合作的话，很多全球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约瑟夫·奈15日在哈佛大学出席“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美关系”论坛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对于美中关系)我不是很乐观，但从长远来看，我很乐观”。
他解释说，“从长远来看，两年、4年或更长时间，两国关系必然是合作的，因为很多对双方都有重要影响的问题，美中都不能单独应对”，没有双方的合作以及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气候变化等问题将无从得到解决。
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指出，“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对彼此构成生存威胁，我们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良多”，“我们必须确保妥善管理双边关系，绝不能让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因素排除合作的重要性”。他强调，美中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史地看，双方相当有能力进行合作”。
在谈到美国单边关税政策时，约瑟夫·奈表示，该政策基于一种“经济谬论”，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储蓄率过低所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如果降下来，它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就会必然升上去，“如果真想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水平，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储蓄和投资的比例，这是美国国内政策的问题”。
他说，短期内贸易冲突可能会像一些美国人所说的，会让中国感到更困难，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比美国出口给中国的产品更多，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均会因为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蒙受巨大损失，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双方谈判解决问题。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重阳论坛第四十七期“大变局下，中俄何为？”上的观点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评社”、“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没有之一！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势，但这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
二战之后，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鲜战争这种双方直接交战，都没有延伸到对方本土。
也正是这种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维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时间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60%，2018年达到约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国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这可是美国一贯的警戒线！
上世纪，美国对对手有两次出手，都是因为这个60%。
第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导致其最终解体。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为这个60％，美国近几年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
这绝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
二战后的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国”等和谐说法。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我们不能总是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因此我们有了c919。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来。
一句话，“打工者”有了余钱，总要自立门户的。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一厢情愿的“中美夫妻论”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财富生产能力，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更是超过了美日德之总和。创造这么多社会财富，但以gdp一衡量，我们就变成了第二，财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记得以前与群友讨论时，参照华为做过评估。如果中国不被国际金融寡头盘剥，中国人均年gdp起码在30至50万人民币之间。现在多少？只有区区几万！
一边吸食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一边嚷嚷自己亏本了，这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嘴脸。所谓毛衣战，讨论的只不过是吸多点吸少点而已。
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终结美国金融霸权，改变世界旧体系，建立国际新规则，把被美国利用旧规则拿跑的那部分夺回来，造福中国人民！不打破美国霸权，中国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国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说，中国是自愿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如wto)，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还有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这些显然都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建国70周年大阅兵高调展示东风41、东风17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万亿，2016年万亿，2017年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经贸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5g、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还有文化价值方面：“中国方案”不断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目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由。
中国要变，美国要变，世界要变！
中国的高速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显而易见，美国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甚至是“威胁”。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
70年代是%；
80年代是%（wb）或者%（imf）；
90年代是%或%；
21世纪00年代是%或%；
10年代则是%或%。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抢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它们抢得了一些奶酪，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中国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这毫不夸张。
然而，这一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伟大理想，足以让既得利益者“恐怖”！因为世界的大蛋糕，中国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看看数据吧！
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而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额，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另外中国的高铁、电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
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全民封闭”期间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出现生活物资短缺、也没有出现社会动乱。
您要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预定好的，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试问：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进行准备和预防，中国能够坚持多久？
由此，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只有中国。
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中国的治国体制正在焕发出的巨大优势，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让美国、欧洲羡慕不已，我们要办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航天科技，集中的决策机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欧美国家光国会、议会无数次的开会、辩论、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国的高铁、航天、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再看看美国的市政建设，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道路，就知道美国的决策机制与效率有多低。
比过了当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认为最好的体制之后，别的体制就不用比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阳光、沙滩、比基尼，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这和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财富流向必将重塑，西方普世价值神话必将破灭。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国内大历史周期伟大切换的关口，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的国内国际大调整、大动静、大风浪，不过是新旧秩序转换的副产品。
中美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看似很慢，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的快。
非常庆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得以亲历与民族一起荡气回肠！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２１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记不清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一种观点：所谓国家关系，主要是指政府间关系，尤其涉及介入外交关系的某些人士：领袖人物、政府官员、外交人士，以及非官方的幕僚（主要是学术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两国间关系越多，相互依赖也就越深。然而不管深到何等程度，两国关系的实际发展总是无法预测的。于是自己也开始思考中美关系的种种现象与其背后的原因。经过在网上进行的有关资料的查找，我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有了一些了解，并开始思索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双方始终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事实上，美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监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还令我记忆犹新，但更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多次秘密派遣侦察机侵入我国领海上空进行间谍侦察，这些飞机利用先进的装备，在别国的阻截机达不到的高空飞行，并偷窥我国的重大机密。那架ep-3军事侦察机上竟然安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监听设备，能够根据监听到的人的声音判断说话人的身份。据说甚至能够分辨出是谁打的喷嚏。
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来说，不管一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其国家实力强大，都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国也不会例外。所以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展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国土小，人口也少，这样的成就不算伟大，但当中国能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
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三篇】
内容提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断振荡的不稳定性，但无论是“民族主义高涨论”还是“经济实力增长论”，都难以对这一现象做出很好的解释。作者认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稳定的真正原因在于两国所采取的假朋友策略。中国崛起与美国单极霸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难以避免的，两国很难建立起真正的战略友好关系。中美缺乏足够的共同战略利益，同时，双方总是通过用虚假的美好词汇来描述双边关系的方法暂时缓解利益冲突，但也导致中美关系频繁地起伏振荡。中美之间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双方既有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也有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利益。因此，两国在确定开展以何种形式进行合作以前，应该首先明确双方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类型是什么。由于双方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因此两国应投入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消极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于共同利益之上。如果中美双方对不同领域的合作预期能够符合具体利益的特性，那么双边关系是有望实现稳定发展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假朋友，战略利益，预防性合作。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当代国家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北京，100084。
在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obama)对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其间，中美两国元首签署了?中美联合声明。该声明称，两国就共同推进新时期中美关系达成共识。然而，在奥巴马访华仅仅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就开始不断出现恶化双边关系的负面事件。例如，在2010年的第一季度，美国对华无缝钢管实施贸易制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aryclinton)批评中国网络缺少自由、美国对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等一系列事件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然而，正当政治评论家们开始思考并且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中美关系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时，两国关系却又出人意料地迅速改善。
2010年4月2日，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就两国合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通话。这又使得评论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然而，当中美关系改善不到三个月，2010年7月，双方又因美韩黄海演习和南海争端发生对抗。三个月后，2010年10月，中美两国国防部部长又进行会晤，中国军方还邀请美国国防部部长访华。许多人以为中美关系忽好忽坏是2010年才开始的现象，其实这一特征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常态现象。对于这个长期现象，本文将用“假朋友理论”进行解释。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彼此假装为朋友的策略是导致中美关系不断起伏不定的主要原因。
中美之间的争端为什么会在奥巴马总统访华之后不久就迅速凸显出来?对这个疑问最流行的解释有两种：一种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不断高涨导致了两国间的争端;另一种解释则认为，由于中国实力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强硬，从而导致中美两国的争端迅速凸显。
笔者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难以解释中美关系为何在短时期内出现迅速下滑的状况。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摩擦归咎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欧洲知名的学者声称，冷战结束使得东亚地区权力出现真空，从而引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造成了该地区的矛盾冲突。也有美国知名学者说，在2010年奥巴马政府批准对台一揽子军售之后，中美关系出现的下滑状况是由于中国的民族主义造成的。民族主义高涨论目前变得很流行，甚至某些资深的中国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例如，一位美国问题专家就奥巴马访华后中美关系下滑问题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今天的(中国)政府更需要对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反应。
中国的民族主义源于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入侵，其发展进程贯穿了中国整个近现代史，迄今已逾一个半世纪。即便我们假定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近现代历史中是线性发展的，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另一个事实，即无论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还是自1991年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和改善都不是线性变化的，而是一种起伏振荡的状态，冷战之后更是如此。奥巴马访华后不久中美关系就下滑，而下滑不久又出现改善的状况，这种起伏程度既不是双边关系史上最轻微的，也不是最剧烈的，但它代表了近20年来中美关系起伏频繁的特征。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实在无法解释这种忽好忽坏的现象。民族主义高涨可以解释双边关系恶化，但无法解释为何双边关系会在短期内迅速改善。在中美关系已出现三个多月的摩擦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未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可能并没有顾及这种压力，还是决定与奥巴马总统进行通话，双边关系由此改善，而中美首脑对话也未在中国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
与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相类似，中国实力增长论同样难以解释201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的突然下滑和迅速改善现象。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促使中国采取强硬对外政策，就像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一样，也是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美国学者说，中国正在从一个羸弱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强大的发达国家转变，这使得中国的对外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专横。几乎在同一时期，宣扬中国威胁论的人说，基于冷战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不断崛起，并已经具备了足以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2010年，美国的一些学者将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访华后出现的中美关系新一轮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超级表现使中国的态度变得傲慢。例如，有学者说：导致中国最近行为的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它的狂妄自大和过于自信。能够以很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中国当然以此为傲。不仅美国学者将中美关系下滑归因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一些中国媒体也认为，鉴于中国实力的显著增强，中国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对美政策。
然而事实上，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使中美实力的差距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中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打击的确小于美国，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国的实力对比。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gdp为万亿美元，美国为万亿美元，中国gdp仅为美国的%.2009年，中国gdp增长了%，达到万亿美元，美国gdp则下降了%，降至万亿美元，中国对美国gdp的比值升至%.在这两年中，两国gdp的差距仅仅缩小了个百分点。这么微小的经济实力差距变化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以此为据来解释中国强硬对抗美国伤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显然说服力不强。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不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中国政府知道，中国目前的综合国力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的经济成就让世人瞩目，但中国的决策层在实施对外政策时，依然遵循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中国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于1990年制定的，从那时起，这项原则就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中国学界的确有人建议改变韬光养晦政策，但这种意见并未被接纳，而是被否定。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决策层在实施对美政策的过程中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始终没有动摇。例如，尽管中国政府在口头上抗议了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等行为，但并没有对美国实行制裁措施。在2010年1月31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那些向中国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公司实施制裁，但没宣布制裁的具体金额以及任何一家美国公司的名字，这就向美国政府清晰地传达出中国有意和解的信号。事实上，在4月2日中美首脑通电话之后，中国制裁美国相关武器公司的事就不了了之了。中美关系的这一突然改善，不仅证明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强硬程度并没有与中国实力同步上升，同时也说明，2009年底奥巴马对华政策趋于强硬也非源于美国经济在2009年开始复苏。
不稳定性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的重要特征，也可以说是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外在表现。在以下部分中，笔者将从“假朋友”这个视角解释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克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论和中国经济增长论的理论缺陷。中美关系动荡不定的特征始于冷战结束之后，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冷战后出现的因素，才能较好地解释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起伏动荡状况。
1989年，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了全面制裁。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美两国政府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两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友谊结束了。然而，两国都没有对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严重对抗做好思想准备，试图为改善关系创造新契机。老布什()总统曾秘密派遣其安全事务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赴北京，以保持两国交流渠道的畅通，并绘制了改善双边关系的路线图。
自此，改善战略关系这种良好的意愿就成为了两国假朋友策略的基础。然而，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主观意愿缺乏客观的共同利益基础，也就是说，中美战略利益在客观上是存在冲突性的，因此，两国采取的政策也就无法稳定双边试图建立的战略关系。
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描述的现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军事对抗给中国和美国都敲响了警钟，为了遏制双边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降低冲突对抗的可能性，中美双方都设法表达改善关系的善意。两国政府官员都想用一个相对模糊的术语来掩饰双边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双方同意用非敌非友一词来描述和界定中美关系。非敌非友一词所表达的中美关系性质曾一度成为学界研究的主导性观念。我们可以从一部关于1989-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中看到这一点。这本书的题目叫?同床异梦，这与非敌非友含义类似。该书作者认为，这个题目抓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
中美峰会在20世纪90年代末得到恢复，这使得性质已经不明确的中美关系变得更加虚幻。从1989年至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在此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没有举行过任何峰会。在中国领导人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同意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使得人们在揣度中美关系性质的同时，更加倾向于将其想象成为朋友关系。
一位美国学者就指出，尽管目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一词的具体内容还不明确，但不管怎样，这个概念总是传递出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彼此之间的利益分歧。美国总统克林顿(n)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访华，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这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关于中美关系是朋友关系的印象。然而，此后不到一年，1999年5月8日，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这击碎了两国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幻觉。
中美两国政府就改善炸馆后的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努力，然而没持续多久，2001年4月1日，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使中美关系再度陷入低谷。意外的是，撞机事件导致的中美关系恶化在五个月后就被当年发生在美国的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小布什()政府开始改善对华关系。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powell)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这一言论引发了会场上激烈的争论，因为就在几天之前，鲍威尔还在公开场合与中国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陈水扁握手，而后者被中国政府视为是台湾分离主义的领导者。尽管鲍威尔的论断遭到了广泛质疑，但仍然被小布什阵营的人所反复引述，尤其当他们访问北京的时候更是如此。2005年11月，小布什总统的父亲、美国第41届总统老布什就曾在他儿子访华前一个星期的时候，在一个公开集会上重申了这一论断。2008年小布什总统在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向中国国务院温家宝表示，中美关系不是零和博弈，两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2009年1月，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onte)在其首次访华期间重申，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高点。奥巴马接手白宫后，其政府延续了小布什政府的假朋友策略。他派驻中国的大使洪博培(jonhuntsman)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对媒体再次重申了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佳时期的观点。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都很清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双边关系最好时期是在1978-1989年，但两国政府仍然愿意把冷战后的双边关系描绘得更加友好，彼此伪装成朋友。对于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这种美好但虚假的描述，中国政府给予了肯定，也否认中美关系所具有的竞争性。2008年9月，中国政府领导人在纽约出席一个由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时发表演讲说：中美两国从未像今天这样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成为朋友。，由此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决策者都认为，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比做出实事求是的描述更有利于改善和稳定双边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60年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对双边关系进行美好但虚假的描述是无益于双边关系稳定的。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对中美两国1950-2009年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测量，测量结果显示，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中美关系比冷战后的中美关系稳定得多(见图1)。
资料来源：1950-2005年的数据来自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3页;2006-2009年的数据基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将图1的时间轴(横轴)划分为四个时期：1950-1970年、1971-1977年、1978-1988年、1989-2009年。在这四个时期中，中美关系出现波动最少的时期是1978-1988年。在这段时期中，中美关系友大于敌。图1显示，这一时期两国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小于2个单位。由图1还可见，中美关系的第二稳定时期是1950-1970年，即朝鲜战争爆发至中美实现战略合作的前一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在纵轴上的振幅为个单位。在1971-1977年这段时间里，中美关系的振幅最大，超过了6个单位，但呈现的却是一个向上的线性改善趋势。起伏振动最剧烈的时期是1989-2009年，幅度超过4个单位多，并且震荡起伏频率最高。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中美两国政府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种观点很快就被两国的政治人物们所接受。然而，两国政府间达成这个共同认识却误导人们认为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来自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不知是源于双方的巨大的战略利益矛盾。
中美关系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是以两国冲突性利益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当确定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后，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为什么能够超过中美两国分别同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其他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当然非常重要，但物质实力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实力长期位于世界第二，但是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水平，也未达到过冷战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水平。美日关系的重要性相对较低，并不是因为美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比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少，恰恰相反，是因为美日的共同利益多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或当前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美日是军事盟友，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这使得日本能够采取搭便车和追随美国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因此美日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就难以超越美国自身政策对世界的影响。
当前中美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重要性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重要性很相像，都是源于双方战略利益冲突而非共同利益。由于双方战略利益存在冲突，中国和苏联都采取了与美国不一致的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上迫使美国不得不对其原有政策进行调整，做出妥协。而正是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妥协在客观上影响了全世界。因此，是冲突性利益而非共同利益，使得美苏关系和中美关系分别成为冷战和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08-2009年，中国和日本分别是美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债权国，两国对美国债权的差距月均缩小7%.然而，当时没有人担心日本会利用其手中的美国国债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但却经常有报道称，中国可能会出售其手中所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用以报复美国的反华行为。这一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中美金融关系的重要性大于日美金融关系。又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远远弱于日本，但总体而言，美俄关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都具有比美日关系更大的影响力，这同样是因为俄罗斯在很多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政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美之间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多于互利性的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和互利性的利益共同决定着两国的战略关系。在互利性的利益和相互不利性的利益两个大类之下，从利益的内容和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我们可以将中美间的战略利益分成四种。其中，互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相互不利性的利益包括了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见图2)。
共同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且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有遏制苏联军事扩张的需要，这一共同利益构成了那一时期中美建立准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互补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但相互有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需要美国市场，以增加就业机会，同时美国需要进口中国制造的廉价产品，以低价格保持高质量生活水平。若以国家为单位，在2008年，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冲突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不同且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性利益是1989年以后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互相指责的重要原因。对抗性利益是指那些内容相同但相互不利的利益。例如，中美两国都想对南中国海实行有效的军事控制，然而任何一方实现了这种目标都意味着另一方的目标实现不了。自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以来，这种对抗性利益已经引发了中美两国在这一水域的多次争端。
如果我们对中美战略利益的类型做更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在中美的全部战略利益中，对抗性和冲突性的利益远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见表1)。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之间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两国在防止双边战争、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保障国际航运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在其他更多的安全利益上则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例如，美国对台军售、对华武器禁运、争夺南中国海控制权、美国在东亚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中国武器现代化、打击台、疆、藏分离主义势力、太空研发、武器出口以及伊朗核问题等。
在政治领域，除了在维持当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数量不变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共同利益之外，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利益几乎全都是对抗的或冲突的。
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而美国则是维持现状的霸权国。中国是竭尽全力争取重新获得历史上曾拥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而美国是极力要保住其单极霸权地位，不想拱手相让。
这种结构性的矛盾从根本决定了两国间的巨大政治分歧。正如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所说的那样：它的(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具体而言，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东亚主导权、人权问题、宗教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政治问题上都存在着对抗或冲突。例如在人权问题上，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每年都会就美国的人权问题发布年度报告，以反击美国在国务院全球人权年度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2010年3月，两国政府均发布报告，相互谴责对方的人权问题。
在经济领域，中美两国既有互利的利益，也有相互不利的利益。具体说来，两国均受益于合资经营、扩大全球市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双边贸易以及互惠旅游。在实现经济合作的同时，双方也会产生冲突和矛盾。例如，在知识产权保护、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双边贸易不平衡、二氧化碳减排标准、高科技的竞争、对战略经济的控制以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等诸多问题上，双方一直争执不断。
在文化领域，中美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两国堪称是文化上的朋友。除了奥运会金牌总数具有竞争关系外，两国在教育和文化等领域有着众多的合作和交流。
中美两国高政治领域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低政治领域，因此导致中美关系在民众层面和政府层面呈现为两种不同状态。自1978年两国建交以来，中美两国在民众和社会层面的双边关系一直是稳步发展，在学术、旅游、商务、体育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加。在这个层面，两国民众对彼此文化和民族特点的印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这种正面印象甚至不受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影响，双方民众关系仍然保持着扩展和深化的趋势。然而，冷战后中美政府间关系则没有这种良性互动，而是振荡频频，摩擦扩大的速度超过合作。中美政府与民众关系不同，其原因在于，民众主要关心的是低政治领域的事务，即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故能成为朋友;而政府需要关注的是高政治领域的事务，即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因此两国政府无法成为朋友。
只有共同利益才是合作的基础，这是目前在国内流行的主流观点。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中美之间有这么多的合作项目，因此双方的共同利益一定多于冲突性利益，因此中美两国是战略朋友。事实上，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建立在上述四种利益中的任意一种之上。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能够促成积极合作，而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则可以促成消极合作，我们也可以将之称为预防性合作。积极合作的目的在于扩大相互有利的利益，而消极合作则主要是通过预防潜在的冲突或对抗的发生，或者限制这些冲突和对抗所产生的破坏效应，以减少相互不利利益给彼此造成的损失。
例如，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共同对抗苏联军事扩张就属于积极合作，而1998年中美双方达成核武器不瞄准对方的协议则属于预防性合作。冷战时期美苏之间就进行了大量的预防性战略合作。所以说，当前中美合作的规模和数量大，并不能证明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冲突性利益，也不能说明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本质是朋友。要了解双边关系本质，需要考察中美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
在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多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如果中美在所有利益类型上都进行合作，那么必然是消极合作多于积极合作。但这已经是在现实情况下中美进行合作最理想的状态了。因此，如果中美将合作局限于共同利益和互补利益上，中美间的合作量必然远远小于在各种利益上都进行合作的总量。客观上，中美并未在所有对抗性和冲突性利益上开展消极合作。例如，两国自1989年以来就一直未能在人权问题上开展有效的预防性合作。客观上，由于中美目前相互不利的利益比互利的利益要多，因此两国能够开展的消极合作的空间要比积极合作的空间要大。然而，目前两国已有的合作是积极合作多于消极合作，这就意味着中美之间有非常广阔的消极合作空间。
发生于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进一步强化了中美的假朋友关系。一方面，中美两国都强调在应对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同舟共济的必要性以及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过程中共同领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两国又都想让对方为全球经济复苏和金融改革多做贡献，而自己从中能多获益。
此次金融危机使很多人更加相信，中美之间拥有很多的共同战略利益。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美国在华盛顿组织召开了第一届20国集团金融峰会，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排名前20位的经济体的首脑悉数出席。与会领导人一致认为，各国正面临着相似的威胁，各国共同努力使全球经济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恢复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这次峰会还就如何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如促进经济增长、应对金融危机、建立改革基础以防止危机再次发生等展开合作达成了普遍共识。此后，在2009年4月和9月，美国的奥巴马总统和中国领导人又都先后出席了在伦敦和匹兹堡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截止到2009年秋，20国集团峰会已发表多项声明，强调各国在应对金融危机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力。这些峰会的声明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对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至关重要的共同利益，这将促使两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采取联合领导的政策。
中美关系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会议上就表现出了下滑的迹象，但很多人依然相信，中美两国正在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进行联合一致的合作。在2010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笔者参加了一个有6位中美人员的专题小组讨论。该组的议题为美国-中国：重新制定全球议程。除笔者外，其他5位讨论人都认为，金融危机为中美两国合作创造了重大的共同战略利益，因此，当听众提问中美将给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共同议程时，他们都给出了非常积极的回答。
然而，客观事实是，此次金融危机给中美两国造成了经济打击，并没有使两国互利的利益超过相互不利的利益。在出口萎缩的情况下，两国都有通过扩大出口恢复本国经济的需求，这增加了两国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降低了合作性。高失业率对于中美都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两国政府都形成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两国都希望能尽可能地扩大出口以增加就业机会。然而复苏迟缓的全球经济难以同时满足两国的这种相同需求。面对美国国内消费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出现显著增长的现实，奥巴马政府只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2009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伙伴，面对出口增长不振的现实，美国政府和社会就将中国作为其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替罪羊。奥巴马于2010年2月和3月两次公开表示，为了确保美国商品面对的市场竞争不那么激烈，美国在对华贸易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将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2009年9月，奥巴马总统在与温家宝会谈时，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集中讨论了中方贸易顺差和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问题。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另一个被广泛误解的概念是两国集团(g2)。在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了g2和中美国(chimerica)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出现使人们误以为中美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好。其实，g2拥有多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与美国在同一等级位置中的超级大国;第二种含义是指中国应当承担与美国相同的国际责任;第三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能够为世界提供联合领导权;第四种含义是指中美两国分享着多种全球性利益。尽管g2一词也包括了积极含义，但中国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个概念。2009年奥巴马访华期间，温家宝对他明确表示，中国不同意g2这一提法。，这不仅表明中国还没想要分享美国的世界领导权，同时也说明中国不相信美国愿意与中国分享它的世界领导权。
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再把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已有能力承担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国际责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遭受的打击远小于其他大国。尽管受这场危机影响，中国gdp增速下降到10%以下，但2008年和2009年仍然分别实现了9%和%的增长。在2010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其gdp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而与此同期，其他许多大国的经济则遭受了负增长。美国gdp总量2008年和2009年相继缩减了%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很难愿意将中国继续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则坚持自己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一次关于开发一项国际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stern)就表示，在受援助的国家中不应包括中国，这一言论很快就遭到与会中国官员的强烈驳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们所臆想出的中美共治幻觉也就随之破灭了。
美国不仅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而且还希望中国在国际安全问题上能够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为美国提供支持。例如，美国的外交官员和战略家曾与他们在中国的同行展开过讨论，探讨中国是否能与美国达成一项协议，允诺其能够像其他援助美国的国家那样出兵阿富汗。如果协议能够达成，这将成为奥巴马访华的一项政治成果。此事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会同意达成这样的协议，而在于美国竟然认为，在美国对华武器禁运的情况下，中国有可能为美国提供此类军事支持。尽管奥巴马政府仅仅只是期待中国提供象征性的军事支持，但这种期待已经足以体现出中美朋友关系的虚假性。
此外，奥巴马的个人性格也提高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值，这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双方对彼此的失望程度。奥巴马的政治性格与他的前任明显不同。小布什倾向于对抗，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果断;而奥巴马则倾向于合作，在实际行动中总是犹豫寡断。一名美国记者说，奥巴马总是不能完成一件事，从而令各类选民失望。，他乐于向其他国家许诺合作，但却不善于将这些许诺付诸实际。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名战略分析家就曾评论说：他(奥巴马)无法兑现他的所有承诺，他第一年做不到，第一个任期做不到，永远都做不到。
为了改善被布什单边主义严重损害的美国国际形象，奥巴马一上台就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他的多边主义包含了三项主要内容：(1)做出决定前征求传统盟友的意见;(2)与有分歧的大国开展交流和沟通;(3)在采取对抗行动前与敌人进行对话。奥巴马的合作性言辞提高了中美两国认为对方会进行合作的心理预期。奥巴马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上任之初就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他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中美关系总是在美国新总统上台的第一年就出现下滑状态的惯有模式，同时也进一步放大了中美友好关系的虚假性。双方都认为奥巴马访华将为中美关系的实质性改善提供重要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奥巴马政府才会期待中国会为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以回报他上任当年就访华的政策。
奥巴马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奉行只许诺不行动的策略，这一策略因金融危机而愈加凸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深陷危机泥潭，急需中国的金融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对华政策自然会流露出愿意与中国开展合作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调。而中国的决策者们当然也很高兴看到中美关系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如此顺利地实现过渡，因而同意奥巴马关于金融危机是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威胁的判断，并且也认为这一共同的战略威胁为两国更持久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在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其中就提到：双方认为，21世纪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对和平、发展与合作的需求增强。中美在事关全球稳定与繁荣的众多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合作基础，肩负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为促进世界和平、安全、繁荣而努力。然而，就在这份联合声明发表之后仅仅几周的时间，中美两国又都开始对彼此所采取的预期之外的政策感到失望。
有人认为，中美保持假朋友关系有益于改善双边关系。然而，这种观点既缺乏逻辑支撑，也缺少证据的支持。相反，我们却能很容易地证明，假朋友关系的稳定性比真朋友、假敌人、甚至真敌人的关系都要差。双边关系的真实性取决于两国对彼此利益关系的认知与客观实际情况之间的一致程度。当认知与现实相一致时，双方观念中所认为的双边关系才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当两国都以为它们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却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朋友。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两国认为它们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时，它们的关系就是假敌人。认知与现实的不一致是导致双边关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
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主要取决于互利的利益以及彼此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见图3)。任何国家之间都有互利的利益和相互不利的利益，互利的利益促使两国相互支持，而相互不利的利益则导致两国冲突。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不是由友好和敌对决定的，而是由对支持的预期和实际获得的支持是否一致决定的。如果两国对于获得对方支持的预期与它们实际所获得的对方的支持之间出现了不平衡，那么双边关系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反之亦然。当两国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时，两国的相互支持容易与两国给予对方支持的预期相吻合。而当两国的相互支持与对彼此支持的预期达到平衡时，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就能得到较好地维持。
回顾一下中美以往60多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最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中美间的实质性军事互助与两国对彼此支持的预期大致相符。与此同时，中美政治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两国在共同遏制苏联之外，不期望能与对方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例如，那时的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期待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话。与二战后的美英关系或者美日关系相比，可能会有人对1978-1988年这段时期中美友好关系的实质性提出不同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个时期是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其性质也与其他时期截然不同。
假朋友关系不如真朋友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多于互利的利益(见图3)。然而，双方却不承认这个现实，也不以此为交往的基础，而是假装双方互为朋友，于是形成了这种假朋友关系。当两国假装为朋友后，双方都会期待对方像真朋友那样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帮助。然而客观上，当相互不利的利益超过了互利的利益时，两国是无法满足对方的预期的。这样一来，双方会不断因对方做出不利于己的决策而失望和不满。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中美一致认为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时，双方心里想的是在维护本国核心利益时，对方应该理所当然地给予支持，但又都没有准备在对方维护其核心利益时给予对方实质性的支持。中美在2009年的联合声明中宣称：双方一致认为，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对确保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极端重要。该声明虽然没有明确讲国家安全是各自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但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核心这是常识。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利益的客观现实，决定了双方无法在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上提供相互支持。
中美两国在表示同意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时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些核心利益是什么。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两国核心利益中的多数是相互冲突的。例如，由于中国将台湾地区视为自己领土的一部分，因此防止台湾从外国购买军事装备就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而美国又将中国台湾视为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军事盟友，于是对其提供军事装备就成为美国保持其在东亚地区军事主导权的一项核心利益。
由于中美不愿正视双方结构性的战略利益矛盾，因此奥巴马政府误以为，对台军售不会对总体的中美关系造成根本性影响。这一判断的形成主要是基于三种观念：(1)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都同意在两国间建立一种积极的、合作的和广泛的双边关系。(2)当前的中美关系已经成熟。奥巴马政府据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将f-16战斗机剔除在售台武器的名单之外，就足以向中国传达出美国的合作意愿。(3)美国对台军售有助于维持东亚地区的和平，而地区和平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一位美国政府官员就曾表示：我认为他们(中国人)的反应不会超过我们的预期。美国国务院的一位新闻发言人也曾对记者说，美国对台军售是美国长期以来为台湾地区提供防御保障的一种体现，像通常一样，我们会追求我们的利益，不过追求的方式不会影响到积极、合作的对华关系。这些言论反映出，即使美国明明知道对台军售是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但中美假朋友关系使美国政府相信，对台军售不会影响中国与美国进行合作的积极性。
自中美采取假朋友策略以来，两国经常掩盖利益分歧，不断创新友好言辞并在短期内恢复假友谊。例如，为了修复双边关系，奥巴马在批准对台军售仅两个月之后，就对中国领导人说，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的一项核心利益，不过双方都明白这一承认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停止对台军售。这种双边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解决因相互不利的利益所引发的各种冲突，而只是将这些冲突暂时地掩盖起来。中美之间有着许多暂时被搁置的矛盾，而其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在某一特定形势下凸显出来，再次引发中美之间的新一轮争吵。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发生争吵的频率远远高于真朋友关系的国家。在1990-2010年的这20年里，中美关系和日美关系的差异可支持这个判断。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真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高于真敌人关系的国家(见图3)。当两国互视为敌，它们对彼此间合作的预期就非常低，或者根本就没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双方的敌对政策都是在对方预期的范围内的，所以双方都已做好对方做出对己不利决策的思想准备，而不会因对方的敌对政策产生失望或不满。由于双方都不期待对方会采取有利于己方的政策，因此只要对方采取的政策对己无害，双方都会满意于对方的政策。不仅如此，由于双方不仅不会期待双边关系的改善，而只是随时准备双边关系的恶化，这又减少了许多预料之外的负面事件的发生，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由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大于互利的利益，真敌人关系的国家会比假朋友关系的国家更难改善双边关系。当然，前者双边关系是稳定地保持在敌对关系的水平之上。尽管真敌人关系不如假朋友关系友好，但前者的稳定性大于后者。
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已经坏到很难有什么事件能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程度。美国空军在进攻朝鲜的同时，也频繁轰炸中国港口城市丹东，但当时的任何一次轰炸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都没有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对中美关系所造成的恶化程度那么严重(见图1)。可见，朝鲜战争时期中美两国间的敌人关系是多么的稳定和难以改变。美国与伊朗自1980年断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稳定性类似于朝鲜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
假朋友关系也不如假敌人关系稳定，其主要原因是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在改善双边关系的机会方面会多于假朋友关系的国家。假敌人关系的国家之间相互有利的利益比它们所意识到的多(见图3)。假敌人关系是两国相互不利的利益客观上少于互利的利益，但双方却视彼此为敌人的关系。假敌人关系的国家对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较低，但客观上相互有利的利益会促使它们采取互利的政策，因此假敌人关系中的一方常常会惊讶于对方所做出的某种妥协超越自己预期的合作之举。这就是为什么假敌人关系的改善空间大于假朋友关系。
为了共同遏制苏联的军事扩张，1971年，毛泽东在北京与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握手。尽管中美两国直到1978年才完全实现邦交正常化，但在1971-1977年间，两国已经在客观存在的共同安全利益基础上开展了战略合作。这一时期中美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会将对方视为朋友，但不断发生的双方预期之外的合作事件却在客观上培育了两国的友谊。例如，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在访华期间曾向中国周恩来表示，美国将减少售台武器的数量，并且希望在北京建立联络处。
美国的这些意图和举动超越了中国的预期范围。毛泽东在得到有关报告的当天，就立即授权周恩来着手开展相关工作。在之后的第二天，当毛泽东接见基辛格时，亲自对基辛格说，他自己很赞同在中美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这一想法。冷战后中印关系的性质也是假敌人关系，因此双边关系出现了不断改善的现象。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批评中美的假朋友关系，而是要探究为什么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如此跌宕起伏，进而试图找到一种能够帮助两国实现可持续合作的方法。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无论互利的利益还是相互不利的利益都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基础，但获得彼此支持的预期一旦高于实际双边关系就会出现不稳定，反之则不断改善。基于这一理论认识，本节将分析并提出中美两国降低不现实预期和发展可持续合作的具体路径。
中美两国外交努力应集中于扩大客观的互利利益，而不应专注于创造悦耳的新概念。学界诸多学者认为，只要中美扩大交流沟通，就能减少误解，于是两国关系就能向着积极的方向不断发展。例如，一位中国学者就认为，战略互信是一种观念，不完全取决于对方的行动，很大程度上由意图及对意图的判断决定，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也因此具备可塑性。但是，持这种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虽然?中美联合声明%将中美关系界定为战略伙伴，但却并不能阻止中美关系在2010年的恶化，而这次恶化就发生在奥巴马签署这份声明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建构主义的观点既不能解释过去20年里为什么在中美两国交流领域和频率都提高的情况下双边关系依然冲突不断，也解释不了2010年中美关系时起时伏的现象。
在2010年4月中美两国首脑通电话之后，许多负面事件都说明，加强双边交流并不一定能改善中美关系。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于2010年4月12-13日访问华盛顿，参加由奥巴马主持召开的核峰会，并在与奥巴马的双边会谈中提出了旨在改善双边关系的五点建议。继此次中美峰会之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于2010年5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分别由中国国务院副王岐山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首的双方代表团就两国各种可能的合作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然而，这些交流和对话都无力阻止新冲突的再次发生。在这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拒绝了美国国防部长访华的请求，在6月4-6日于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中美军方领导人还就双方军事关系的中断发生了公开争执。6月底，中国领导人在多伦多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领导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但奥巴马却在其演讲中公开指责中国政府对天安号事件置若罔闻。7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对美韩在黄海的联合军事演习提出抗议。
中美都希望在互利利益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扩大合作，然而，培育枝蔓并不比扩大根基容易。笔者认为，中美在开展可持续合作之前，应首先努力扩大互利的利益。稳定双边关系的政策对双方都有利。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大于中国。同样，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换取两国关系的稳定也是没有意义的。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目的应是维护本国的利益。但某些中国的评论家却颠倒了这一逻辑，认为稳定与美国的关系是最高目标，中国应付出一些国家利益来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中国就应同意美国售台武器，以实现中美关系的稳定。然而，以这种代价换来的所谓的中美关系稳定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中美关系能否持久稳定实际上是由双方的互利政策决定的。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指出的，中美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双方的政策，而不仅仅取决于中国一方。
笔者曾提出，如果中美两国能够以明确战略取代模糊战略，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比现在稳定。与此同时，一位美国学者也提出，为了实现相互确保的稳定性，奥巴马政府应该放弃对华的遏制与接触政策，而采取一种共同演进战略(strategyofco-evolution)。他进而说道：我们可以想到的是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彼此客套便止步不前和共同演进。在陷入僵局和相互确保稳定之中，后者将是我们未来与中国关系的明确特征，就像相互确保摧毁曾是当年我们与苏联关系的特征一样。笔者并不同意这位美国学者提出的所谓共同演进战略，因为这种战略试图在考虑这些(全球)新规则时将中国置于美国的一侧，，我们很难想象，中国在诸多全球问题上会像日本那样忠实地追随美国。不过，笔者认同他所做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紧张是不可避免的判断，也同意他所提出的，为了稳定当前的中美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冷战时期美苏实践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战略思想。?尽管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很多方面的特点都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关系，但在权力竞争这一点上两者是很相似的。
笔者认为，中美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利益关系不同，因此依据不同领域利益关系的特殊性决定双边关系的性质，将能较好地服务于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中美应将文化关系界定为真朋友，这有助于发展两国在教育、体育、文化、科技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的友谊。中美在文化领域的互利利益远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因此两国应把培养文化友谊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中国已于2003年和2006年分别与法国和俄罗斯建立了政府间的文化节活动。中国、法国、印度三国每两年都会在本国主持一次对方文化的庆祝活动，比如在俄罗斯或印度举行完中国文化节一年之后，中国会对等举办俄罗斯或印度文化节。目前，中美文化融合度高于中俄或中印文化关系，但中美官方文化交流层级却低于中俄或中印，双边文化交往仍主要集中于民间层面。政府间的文化关系在维护双边关系稳定上的政治作用是大于民间文化交流的。例如，两国政府签署的文化协议能防止两国在出现新分歧时任意增加发放对方公民入境签证的难度。
中美可将经济关系定位为商业伙伴，这有利于双方进入对方市场和吸引对方投资。中美在经济领域中的互利利益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并且还有着巨大的拓展潜力。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在2007年曾将中美两国界定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s)。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误导人们认为中美之间有着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误以为中美是同一买卖中的共同投资者。仔细考察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互利利益，我们会发现，这些利益主要是互补利益，而非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互补利益关系是指两国能够满足对方不同的利益需要，而这些需要是有可能由第三方满足的。例如，美国可从东盟国家进口玩具取代中国玩具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中国可以用欧元取代美元作为其外汇储备。鉴于中美经济合作主要是以互补利益为基础，因此互视为商业伙伴是较好的政策选择。商业伙伴的黄金法则是公事公办，用中国的俗语讲就是亲兄弟明算账。这两句话的最终指向都是商业伙伴并非朋友。这种关系定位能保持两国间的距离感，从而降低双方期待对方提供优惠政策的心理。如果中国做好了被美国界定为货币操纵国的准备，而美国也认为中国不会顾及美国的压力而调整其汇率政策，那么双方就都不会因在汇率上的冲突而产生失望情绪，反而有可能讨论出一个双方各自都妥协的汇率标准。
中美政治关系可界定为政治竞争者，这有助于避免许多预料之外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冲突。政治上，中美的相互不利的利益多于互利的利益，这使得两国难成政治朋友。
因此，为了减少预期之外的冲突，两国都应将对方明确地界定为政治竞争对手。最重要的是，两国需要明确它们之间存在着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天然竞争关系。美国的目标是维持其全球主导权，而中国的目标则是恢复其原有的世界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中美无法避免政治竞争。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快于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发展模式问题上就必然会形成竞争。彼此明确为政治竞争对手，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中美政治关系的稳定：其一，两国能达成明确的和平政治竞争协议，以防止双边战争的发生;其二，两国将逐渐习惯对方做出对己不利的政策，因此会将反制措施控制在彼此预期的范围之内。尽管这无助于增进双边政治关系，但却能够防止不友好的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个不太友好但稳定的政治关系远比一个起伏不定的假朋友关系更有利于中美双方。
中美军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界定为彼此威胁者，这有助于促进消极合作，降低双边军事冲突发生的危险性。在传统安全方面，中美相互不利的利益远多于互利的利益。美国至今仍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这一事实说明了两国间强烈的威胁感。中美军事关系还达不到竞争对手的水平，因为中国的军事实力在10年之内都还难以赶上美国，目前双方在军事上主要是防范而不是竞争。鉴于两国在军事利益上基本是一种对抗性的关系，因此承认两国在军事上的相互威胁性有助于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双边军事关系的稳定：(1)能够降低彼此对合作的心理预期，从而不至于因对方的不利或不友好的安全政策而太过失望;(2)增强两国建立防范危机机制的紧迫感，以防止意外军事冲突的升级;(3)接受对方军事不透明的合理性，从而减少两国为此发生的口角;(4)军事威胁者的身份有助于提高相互军事威慑的可信度，从而有助于稳定双边战略关系，防止不可收拾。
鉴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中美两国应将它们的总体战略关系定位为积极竞争与消极合作并存的战略关系。竞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中美竞争对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以发展模式为例，中美竞争在客观上可为世界提供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为了体现自己的发展模式比对方的优越，两国政府就得不断改善和创新国家发展模式，都得对本国人民以及其他效仿的国家采取施惠的政策，都得争取为世界提供更好的领导，如同两国在科研领域的竞争会促进人类科技的进步一样。主观上，中美在以增加经济援助和承担国际责任等方法扩大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客观上也将为全世界带来福利。新近的例子是，中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争夺道义制高点的竞争就非常有助于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总之，只要中美战略竞争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这种竞争对世界就是有益无害的。只要两国确信没人能赢得核战争，中美竞争就不会升级为战争，而且两国之间的和平竞争还会改善世界领导权。
中美的消极安全合作是有助于维持世界和平的。中国是崛起国，美国是霸主国，双方的实力地位使得两国难以建立起以共同威胁或共同利益为主要基础的积极战略合作。中国要保证一个持久的和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就会必然寻求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而美国同样也绝不想与一个核大国开战。因此，双方都需要将战略竞争控制在和平的方式之内。这种合作虽然是消极的，但对全世界却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中美之间不开战，当今世界就不会出现大战争。目前，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其他所有大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盟友。笔者认为，中俄是半盟友关系，但俄罗斯的实际或潜在实力都难以像中国那样对美国霸权构成挑战。因此，目前中国是唯一在客观上有可能挑战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大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排除了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世界和平就能得到可靠保障，世界人民也将从两国的消极合作中受益。
七、
笔者认为，中美互利的利益少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是冷战后两国关系不稳定的基本原因，而两国彼此假装为友的政策，加剧了双边关系不断出现戏剧性的跌宕起伏，对两国都不利。以往20年的中美关系史表明，认为通过增强相互理解或改变思维方式就能开展稳定的实质性合作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为了使两国关系得到持续的改善，中美应考虑在众多相互不利利益的基础上开展消极合作，同时降低对获得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如果继续将精力集中在改变观念和加深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那么两国关系将会继续不断地跌宕起伏。事实上，中美的相互理解已经非常充分，只是尚未找到一种能有效应对双方利益冲突与矛盾的方法。
根据本文的理论分析，除非中美放弃假朋友关系，否则双边关系难有实质进展。
世界上很少有人希望中美关系从假朋友变成真敌人，因为人们不愿重回冷战时代。人们的常识是，如果中美成为真正!死敌，整个世界将面临极大危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美结构性矛盾意味着中美的共同战略利益不足以支撑建立真朋友的关系，然而双方又不想成为真敌人，于是只剩下两个选择，即假朋友和假敌人。本文分析了当前中美假朋友关系的弊端，因此，假敌人关系就成了克服假朋友弊端的选择方案，也就是将中美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关系。
真朋友和假敌人的基础在于双方互利的战略利益多于彼此的利益冲突。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互利性利益远大于彼此间的不利性利益，后者的互利性利益仅略多于相互不利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假敌人的双方难以意识到它们互利性的战略利益大于利益冲突，而会经常主观放大它们的利益矛盾，以为利益冲突大于互利利益，于是双方互视为敌。由于假敌人所需要的互利的战略利益少于真朋友，因此从假朋友向假敌人转化的难度要小于建立真朋友关系。中美建立假敌人的关系，客观上能降低双方的外交目标，这易于外交目标的实现，从而将增强双方改善关系的成就感和信心。
中美如能公开坦承双方战略利益的矛盾，是有可能将假朋友关系转变为假敌人的。如果双方较多地讨论利益矛盾而不是互利的利益，那么这将有助于降低双方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也有利于增强双方的战略信誉与关系的稳定。有学者认为，将中美关系视为敌大于友的关系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其含义是说中美互利和互不利的利益各半，就更说明中美建立假敌人关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具备。那么中美就应更快地建立假敌人关系，因为假敌人关系比假朋友关系有利于双方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及客观利益的现实性意味着双边关系的基本性质是积极竞争、消极合作。具体说来，中美两国文化上是朋友，商业上是伙伴，政治上是竞争者，军事上是威胁者。
为了扩大互利的利益，中美两国也应摒弃假朋友策略。两国放弃假朋友策略后可在四个方面获益：第一，加强思想准备应对对方的不友好行为，从而降低冲突升级的危险性。第二，增加相互威慑战略的可信度，从而开展更多的消极安全合作。第三，降低获取对方支持的心理预期，从而稳定双边关系。第四，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的合作指导原则，稳定改善双边关系。当然，期待中美两国在近期内放弃假朋友策略是不太现实的，不过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会促使两国意识到，明确战略比模糊战略能更好地为两国的自身利益服务。
中美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共同利益、互补利益、冲突性利益和对抗性利益这四类利益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在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个领域都同时存在。因此，两国在决定就某一领域的问题开展合作之前，应明确该问题的利益类型，以制定不同的合作原则。两国应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发展那些基于利益矛盾上的消极性合作，而不应将双边合作仅仅局限在共同利益之上。当两国对双边合作的预期与合作领域的具体利益的特性相一致时，两国关系将有望出现稳定发展的局面。
本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politic杂志，参见yanxuetong，“theinstabilityofchina-usrelations”，thechinesejournalofinternationalpolitics，，，2010，。作者在个别地方增加了中美关系在2010年8-10月间发生的事件。
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四篇】
本文主要是阐述了国内小学体育现状和小学体育教育发展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小学体育教育的几个方面问题，首先是小学体育教学本身的教学体系并不够完善；师生关系需要进一步改善；体育教师的队伍缺陷比较大，并且队伍不够稳定。对于这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些意见，比如：需要对小学体育教育管理制度进行完善，需要对小学体育教学的指导工作进行加强。对于学校的整体思想进行一个简单的规划调理，让小学体育建设快速发展起来，让每一位教师的教学质量能够得到有效提升，根据素质教育的手段，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促进小学体育教育高速发展。小学体育教育不但可以让小学生从小接触到体育课，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锻炼身体，提高学生的体质水平，让学生在体育课中将所有学习的负担压力全部释放出来。虽然体育课有很多对学生有帮助的优点和好处，但是还是有很多学校并没有认识到体育教育的重要性。所以，本文对小学体育教育现状和发展对策进行了研究分析，为小学体育发展做出相应贡献。
最近这几年小学体育教学改革已经进入了更深层的改革领域当中，很多小学体育教育和传统的体育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了小学体育教育还是有很大的问题，下文是笔者对小学体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小学体育教学在教学体系中地位不高。
提高少年身体素质是小学体育教育应该做的义务，这可以有效促进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同时也可以让小学生不单单从体育教学中发展，也可以全面发展。由于传统环境的影响，体育教学也没有被很多学校所重视。很多学生和教师都认为体育课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也无法与其他数学语文科目相比，教师们的意识不够，让大部分小学生从最开始也不重视体育教育，所以小学体育教学在教学体系当中一直没有很好的地位。
（二）师生关系有待进一步改善。
师生关系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到学生的自身健康，可是很多体育教学工作人员都没有适应素质教育环境，因此，在对小学体育教学活动开展的时候依然存在着传统教育所留下来的缺点，比如，老师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比较严肃，经常对学生进行训斥，学生内心慢慢会产生一种惧怕，惧怕自己所做的事情总是出错，这让整个体育课堂都变得非常紧张，也会让课堂的学习气氛变得很沉重，从而导致我们在体育课堂教学所遇到的效果都很难实现，这对教学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负面的影响。
（三）体育教师队伍不够稳定。
体育课程在教育教学体系当中的地位不是很高，并且学校也对体育教学不够重视，体育教学的资金投入也有所欠缺，一些体育设备也不够完善，学校还一直使用几年前的体育设备，体育教师的薪资福利也远远不如其他学科的教师，这导致其他体育教师对体育教师也越来越失望，甚至所做的教育内容也可以忽略不计，这一切都会导致教师的人员流动变大，很多体育教师会因此离职或者转职，队伍不够稳定等问题都会出现。
（一）完善小学体育教育管理制度。
教育部门的领导应该积极鼓励教师们正确教学，大力支持教师在小学体育教学长进行加强，并且规划小学体育教育的教学方针，把学校的体育教育规划到教育事业发展的工作范围内，并且需要设定一个专门的管理机构，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明确指定一个有秩序的小学教育管理制度，努力做好体育教育的管理工作内容，让学生和教师一定要按照所制定的体育教育管理制度做事。
（二）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会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在小学体育教育教学当中，很多优秀的教师都明白如何引导学生在体育课上进行自主锻炼，假如教师经常用严厉的形象在学生面前出现，这会严重影响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也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就算有一些比较有体育天赋的学生，也会因为教师的严厉导致学生的学习信心逐渐下降，这样优秀的学生很容易被这样的老师所埋没。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小学体育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要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建立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
（三）保证教师的质量和数量的稳定性。
学校应该加大体育教学的资金投入，让教师的薪资待遇与其他学科的教师薪资待遇持平，并且引进一些体育专业人才，弥补体育教师的数量和教师的质量为。学校应该为体育事业长远打算，建立一个稳定的教师队伍，将这项工作当成一项重要工作，严格遵循相关的法律进行做事，以保证教师的质量和数量的稳定性。
作者：再排尔古力·衣的力斯单位：新疆哈密市三道岭一中。
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五篇】
中美关系（china-usrelations，或美中关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国家关系。以下是为大家分享的“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汇编8篇】”，在这些年里中美关系错综复杂，有蜜月期也有冷淡期。我们必须要正确地面对两国关系的复杂局面，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两国间的关系。近些年，中美之间的摩擦和争论虽然不断，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对抗，两国关系总是在经历坎坷之后继续前进，而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不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十分清楚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是要大于分歧的。一旦两国外交关系破裂，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对双方来说打击都是巨大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共同利益和矛盾分期的存在，中美关系还将长期保持。
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复兴。中美都是当今世界的大国，双方都具备使对方瘫痪甚至毁灭的实力，双方都承担不起战争带来的后果，所以说维持台海现状乃中美妥协的产物。美国政府支持台独势力、向台出售武器的行为正是对两国合作关系的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也致使中美间在此问题上摩擦不断。
由于中国加速崛起,在周边地区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上升,美国则受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拖累和金融危机冲击,软硬实力受到削弱,两国实力差距不断缩小,对美产生巨大心理冲击,美国内有一种强烈的焦虑感和危机感,警惕和制衡中国的论调开始回潮,对中方谈论“美国衰落论”极为敏感,产生过度反应,认为中国正利用美国衰落谋取利益。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内部面临的问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挑战和巨大考验，如国内的产业升级，贫富差距，腐败，环境，政治改革等。中国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维护国内的稳定，发展，而中共也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外交是一国实力的体现，中国只有把眼前事情做好，同时兼顾长远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望实现。而中国此时仍任重而道远。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繁荣的、最先进的发达国家，两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中美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关系着世界经济政治局势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从短期来看，中美两国的矛盾不可避免，争吵和纠纷是难免的，但中美两国关系整体上会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双方的合作意愿也会进一步增强。
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崛起将会进一步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将会越来越高，最后会出现“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局面，两国关系会在曲折中前进。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际关系，没有之一！
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了世界的格局、走势，但这取决于双方如何定位彼此的关系。
二战之后，中美之间一直维持着一个大体上的平衡，即使是朝鲜战争这种双方直接交战，都没有延伸到对方本土。
也正是这种维持了数十年的”和平状态“，维持的越久，矛盾就越多。
时间到了2014年，中国的gdp首次达到了美国gdp的60%，2018年达到约66%，而且占比逐年上升，中国的gdp增速有目共睹！
60%是啥？这可是美国一贯的警戒线！
上世纪，美国对对手有两次出手，都是因为这个60%。
第一次是苏联的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美国对苏联加大遏制，导致其最终解体。
第二次是日本gdp一度超过美国的60%，引起美国警觉，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元升值，日本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也正因为这个60％，美国近几年开始对中国频频发难！
这绝非偶然，而是两国宏观态势长期演进的结果，所谓“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有“势”所必然之理。
”
二战后的美国，靠着美元霸权、军事霸权开始在全球薅“羊毛”：只要开动印钞机，便可以用纸来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如此低成本、高效率的交易，使得美国在这一游戏规则下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而在这一体系下，中国此前无疑贡献了最多的“羊毛”——成本低廉，体量巨大，制造业发达，贸易门类齐全，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诸多高端产品、服务领域的差距，使得占有相对或绝对优势的美国天然成为首要供应方，从而获取了最为丰厚的垄断利润。
似乎，中美在这样的体系下有着各自的角色，分工而互补，也算各取所需，合作平顺。
中国相当于一个吃苦耐劳、踏实能干的打工仔，为美国这个老板创造了巨大的价值，而老板则从丰厚的收益中拿出一些作为薪水。打工仔生活有所改善的同时，省吃俭用，渐渐有了点积蓄，劳资双方一段时间内相安无事——这就是过去二十年间中美关系之所以较为和谐的本质。因此有了“中美蜜月期”、“中美国”等和谐说法。
但显而易见，这种看似平和的框架下掩盖着极端的不平等，我们不能总是拿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因此我们有了c919。
中国不可能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而美国作为“既得利益者”，肯定极力维护自身少劳多得的地位，矛盾因此而来。
一句话，“打工者”有了余钱，总要自立门户的。美国人肯定也清楚这一点，一厢情愿的“中美夫妻论”终有难以为继的一天。
近几年，官方文件与领导讲话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频频出现，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许多人一略而过，没当回事。其实，别以为这是官场的套话，实际上确是对当今时代迁移的最客观描述。
对中国来说，一个国家要维护人民利益，必须对内爱民与对外反霸双管齐下，只有反霸才能拿回本就属于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
为什么这么说?
中国财富生产能力，2010年就超过了美国，2018年更是超过了美日德之总和。创造这么多社会财富，但以gdp一衡量，我们就变成了第二，财富到哪里去了？被美国通过金融霸权卷跑了！
卷跑了多少？记得以前与群友讨论时，参照华为做过评估。如果中国不被国际金融寡头盘剥，中国人均年gdp起码在30至50万人民币之间。现在多少？只有区区几万！
一边吸食中国人民的劳动血汗一边嚷嚷自己亏本了，这就是西方垄断资本的嘴脸。所谓毛衣战，讨论的只不过是吸多点吸少点而已。
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终结美国金融霸权，改变世界旧体系，建立国际新规则，把被美国利用旧规则拿跑的那部分夺回来，造福中国人民！不打破美国霸权，中国的蛋糕做得再大，中国人民的基本福利也得不到保障或者保障不充分。
可以说，中国是自愿加入这一不平等的以西方（以美国为首）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如wto)，尽管“学费”昂贵，却是当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选项。但“赎买”只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一旦达到两者“倒挂”的临界点，中国必然会加以调整，此前的格局便会为之一变。
网上曾有人戏言，如果将百年前和今天作一比较，会发现其实历史在原地踏步。1900年，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所谓的“列强”：英、俄、日、法、德、美、意、奥；而如今，“g7”/“g8”集团则由西方几大工业国组成，除了“伪列强”奥匈帝国早已灰飞烟灭，为“后起之秀”加拿大所取代外（实则加拿大当年就内嵌于“大英帝国”之中），两份名单竟惊人地一致——世界的权力与财富格局确实有着强大的惯性与顽固的承袭。
但变局又是显而易见的：百年前，所谓的国际事务即是列强间的争斗往来，他人无权置喙，而今天，西方再重要，也不可能肆无忌惮地决定全球态势了，否则也不会出现“g20”这样的协调机制了。
而在这一产业、财富、力量的重新布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以中、印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它们携自身人口、土地、文化尤其是立国规模宏大之力，吸纳西方数百年科学技术积淀之功，一跃而起，将全球产业链条、要素市场、价值分工作了极大的重构，使得世界治理秩序、运转逻辑、权力架构有了迥异于百年前的样貌。
今天的中国是有力量的，这点切不可妄自菲薄。
如上文所述，中国多年打工，渐有积蓄，集聚资本的同时，对于美国全球薅羊毛的顶层设计与运作技巧也了然于胸：既然美国人是靠金融、军事、科技这三根支柱来构筑自身的超然地位，中国便在这几方面着力，依样画葫芦也就是了。
近年来，中国在内外方面大政频出，令人颇有目不暇给之感，但如果清楚了上述逻辑，便会发现实际上都是按既定“剧本”来上戏码，太阳底下的任何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金融方面：成立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本币结算，在英国伦敦设立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在上海、香港交易所陆续推出人民币黄金、人民币原油、人民币铁矿石等，还有大力发展区块链技术，这些显然都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以获取核心资源的定价话语权，实质即是将人民币“资本化”，为未来获取国外资本收益布局。
军事方面：航母接连下水（近期有未经核实的报道说第三艘航母已在建造），大造军舰，强力推进南海岛礁建设，又推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改，建国70周年大阅兵高调展示东风41、东风17等等，这些整军备武之举，既有战略震慑的宏观考虑，也有保障未来投资安全、交通要道的现实需要，更有为人民币国际信用“赋权”的终极目标，这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科技产业方面：科研经费投入逐年攀升，2015年万亿，2016年万亿，2017年万亿，投入之巨，已仅次于美国；根据中国科学院和科睿唯安共同发布的《2017研究前沿》分析报告，在10个大学科领域里，美国表现突出，中国稳居第2，而在143个研究前沿中，中国取得了24个前沿的领跑位置，美国则领跑87个前沿的发展，差距虽然很大，但中国追赶速度却非常之快；而在经贸战中被热炒的“中国制造2025”，则聚焦智能制造、工业强基、高端装备创新等五大工程，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5g、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等十大领域，直指世界制造强国的目标——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嗤之为“口号”，但已足以令西方不安。
还有文化价值方面：“中国方案”不断推向世界，不仅“自信”，还要“他信”。目前，中国对第三世界的吸引力与日俱增”。中国的发展速度与成就附着着相应的价值观，向境外扩展，不可避免地在空间上对西方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挤压。
可以说，中国体量的快速增长，使得美国在各个方面都感受到了事实上的压力，这里面既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的强烈主观意愿在鼓舞，也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驱动。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既是中国政治价值观层面的官方宣言，也内蕴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富裕阶层不断扩容，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城乡、东西部三大分化加剧，社会矛盾累积，且不时有尖锐化表象。而要缓解乃至消弭社会矛盾，在注重公平正义、做好存量财富分配的同时，获取增量财富、把蛋糕做大就是更为迫切的需求。由此，将政治、经济乃至军事的触角伸向全球，在更大空间内获取资源，取得收益，保障安全，成为了中国继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而中国的继续发展，将会极大冲击现状：产业链条分工的修正与再构，资源产品的流向改造，全球收益的重新分配，力量分布的转移，等等。总之一句话，会带来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剧变——如果不是颠覆的话。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作为“既得利益者”，美国与西方当然会就此作出评估并寻找因应之道的。
这便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来由。
中国要变，美国要变，世界要变！
中国的高速发展，令既成的权力财富布局与利益分配格局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也使得中美关系也达到了一种“临界点”。
现在论及中美争端，无论是所谓的专家，还是网上的吃瓜群众，动辄就端出意识形态、价值文明、法律体系、民主威权这套“高大上”的话语来加以诠释论证，走得远的，甚至对中国现状口诛笔伐、堕入国内如何如何不堪的情绪宣泄中。
中国现阶段，固然问题多多，一味沉溺于“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虚火上升当然贻笑大方，但看不到进步，以为处于暗无天日之中，企盼美帝“王师”救自己于水火，那更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
显而易见，美国现阶段的最大国家利益，便是如何应对中国的“战略挑战”甚至是“威胁”。
2010年5月，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采访时发出了严厉警告：
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也就是说，中国要参与重新划分存量蛋糕，而且胃口还特别好，这才是对美国利益最根本的触动。
那为什么美国会感到中国要动自己的奶酪呢？
让我们看一下现实。
目前全球约70亿人口，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共8亿人，如果扣除发达国家贫困人口，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富裕人群，全球过上舒适生活的人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10亿——1:7，这就是目前世界存量蛋糕的分配现状。
另外，就世界gdp增速而言：
20世纪60年代增速是%；
70年代是%；
80年代是%（wb）或者%（imf）；
90年代是%或%；
21世纪00年代是%或%；
10年代则是%或%。
很显然，经济增速在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做大蛋糕越来越难。很简单，蛋糕就那么大，抢的人多了，你占的就少了！
再看看二战后挤进发达国家/地区行列的，它们抢得了一些奶酪，其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非常集中：亚洲四小龙。而这几个经济体的特点也相当一致：面积小、体量小、人口少，最大的韩国也不过5000万人，而最小的新加坡只是个微型城市经济体。从本质上说，二战后经济的增量，其实也只能允许这么点人口“走进现代”。
从这个角度而言，让14亿人中国人摆脱短缺经济，享有现代生活，确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理想与事业，这毫不夸张。
然而，这一踏踏实实、稳步推进的伟大理想，足以让既得利益者“恐怖”！因为世界的大蛋糕，中国在拿走越来越多的份额。
看看数据吧！
2009—2015年，6年时间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了17%，而中国增长了52%，美国只增长了6%，全球电力消耗量增长的57%是中国贡献的。
2016年，中国拿走全球石油的15%份额，全球铁矿石的50%，全球主要大豆出口国出口量的70%。另外中国的高铁、电力也在逐步走向全球！
在全球范围内，决定一个国家福利水平高低的无非两个因素：“蛋糕”的大小和获得的多少。当美国发现做大蛋糕越来越困难时，回头全力阻击越来越近的追击者就是最合理、最现实的选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句话：后发国家在追赶的过程中，随着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其与守成大国的贸易关系，将从互惠变为冲突。
逻辑已经很清楚，在此消彼长的存量博弈思维下，美国对于中国的阻遏是个必选项。
对此，中国将如何抉择呢？
近年来，无论是领导人的讲话，还是官方的宣言，都多次重复着一句话：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
这么诗意而又朦胧的语言，美国人大概率是听不懂的。
其实这话已经把中国的战略意图表述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在“薅全球羊毛”的顶层设计中，我承认你的优势、尊重你的利益，但好处不能你全占了，我也想分一杯羹，大家有事好商量，但千万别冲动，弄得把锅砸了。
很显然，这对于之前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大国博弈思维，无疑是个突破。
但关键是，美国人凭什么让渡你利益？如果美国人不接受你这套，那你就是一厢情愿地真做梦了。
中国会怎么做？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前面我们提到过，美国之所以能收取美元“铸币税”，表面看是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其根源则是美国的政治军事强权。
所以中国的整军备武则正是沿着“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的传统智慧来部署的。
比如，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收取国外铸币税，这是动了美国的禁脔，但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到来，还不是因为中国军队枕戈待旦，令美国心存忌惮。
“一带一路“上有强盗土匪，就不做生意了吗？古人尚且知道要请镖局，大英帝国的强大海军为殖民地贸易保驾护航，今天美国霸权的三大基石无非是美军+航空母舰+美元，今后我们也要持剑经商。持剑经商，确保胜利果实，就需要海外根据地，枪杆子里出利益，这话用在这没错！
这便是中国强化军力的另一个现实原因，即构筑中国海外通道和资源产地的安全体系。
除了“武备”，中国也在“文攻”。
通过各种接触与对话，中国在向美国传达自身清晰的意图，避免战略误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摈弃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等“官宣”，都是中国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西方的政治承诺，而这些承诺背后，依旧是军事经济实力的支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你现在不敢动我，我就利用这个时间窗口全力奔跑。
事实可以看出，中国正在尽全力稳定局面，避免任何一个战略方向的矛盾激化，以防被民粹裹挟、为“政治正确”所绑架，给自己以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如果中国能实现这些目标，重新校准全球利益框架，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渐渐接受自己的逻辑，承认现实，放平心态，那么“和平崛起”将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20年的疫情，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
在疫情过程中，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村、一个小区，中国人的组织能力、执行能力和老百姓的觉悟都非常值得称道。
就连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发布会上都说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全民封闭”期间除了不能非常自由的外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出现生活物资短缺、也没有出现社会动乱。
您要知道这次事件并不是预定好的，而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
试问：如果我们有意识的进行准备和预防，中国能够坚持多久？
由此，我们可以骄傲的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只有中国。
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源于中国的治国体制正在焕发出的巨大优势，中国的举国体制已经让美国、欧洲羡慕不已，我们要办大事，比如大型基建、世界级的体育盛会，航天科技，集中的决策机制很快，效率很高，而欧美国家光国会、议会无数次的开会、辩论、扯皮就拖死了。看看中国的高铁、航天、基建等领域的发展速度，再看看美国的市政建设，肯尼迪国际机场的道路，就知道美国的决策机制与效率有多低。
比过了当今世界的老大的自认为最好的体制之后，别的体制就不用比较了吧。
中美博弈，看似纷繁，但实则因果关系清晰可辨：
首先，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发达国家民众每天优哉游哉，阳光、沙滩、比基尼，滋润得不要不要的，而我们天天累得和狗一样，却只能勉强糊口。这和薅羊毛的全球顶层设计是密不可分的，美国尤其从中分得了最大的利益。然而他们却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产生。人不干活，仅靠体制的运转，最终生成物质，从逻辑上来讲，估计没人能论证得出来。
其次，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财富流向必将重塑，西方普世价值神话必将破灭。
当前，我们正处于国际、国内大历史周期伟大切换的关口，旧秩序的碎裂声、新秩序的号角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的国内国际大调整、大动静、大风浪，不过是新旧秩序转换的副产品。
中美大变局，世界大变局，看似很慢，其实进展远比我们预想来的快。
非常庆幸赶上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得以亲历与民族一起荡气回肠！
《新机遇与新挑战:浅析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
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外部关系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同时国际局势也处于一个风云变幻中并产生了新的挑战。中国如何正确认识以及如何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正确处理中美关系，认识到中国和美国新型大国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随着6月7日和8日，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的进行，中美关系再一次成为了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以此从新起点下的习奥庄园会晤为出发点去看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形势，并在此基础之上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现状的，又符合国际形势的政策和战略就显得十分的有必要了。要知道，正如媒体所说:“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
41年前，也就是1972年，在那个寒冷的冬天迎来了一场“破冰之旅”。“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美国尼克松总统在机场主动和周恩来总理握手时激动的说道。同样一个冬天，1979年，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握手的时候说道:“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从1972尼克松访华到后来的历任美国总统的访华，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1997年、200年江泽民访美，再到2006年和2011年胡锦涛访美，再到现在习近平和奥巴马同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会晤，40多年以来，中美两国的主要领导人都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和交流，这使得中美关系有了新的机遇，为将来两国的长足发展创造了条件。
6月7日、8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紧紧围绕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重要议题，分别从两国自己的国情、政治理念以及中美关系下的国际关系及其热点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这次会晤增强了两国人民乃至是世界人民对中美新型关系的期盼。
“伴随着中国、美国两国元首的“庄园会晤”的落幕，怎样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条会晤的主线变得更加清晰了。”中美两国构建的中美新型关系究竟是一个这样的宏伟蓝图呢?以此对于中美新型关系的概念及其内容解释也成了本文的一个重点。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通俗一点的理解就是中美的正常大国关系。新型的中美大国关系是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同时也和冷战结束后的同盟国关系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庞中英教授认为:“基于规则的游戏可以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新路径。”这也就是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在新的起点和新的形式下中美两国要建立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互赢”正常国家关系。
(一)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实属不易。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和美国在为解决两国的正常贸易等问题花费了许多的财力物力。但是，贸易关系问题和两个国家的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相比而言就显得难度更大了。其实，当前中美两国都已经认识到了中美关系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中美两国关系对于双方而言即重要又复杂。我们知道，中美两国联合也不可能把国家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解决好，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如果没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合作和联手，国际社会上的大多数问题也是无法得到解决的。虽然从上述关系的论证可以知道，中美两国的合作以及新型国家关系的形成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构建中美正常大国关系是实属不易的。现实关系的复杂性也迫切要求两国能够不断提高合作共赢思想。
(二)从习奥会晤看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习奥会”的三大细节表露出当前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这三个细节分别为:“会晤前进行了密集的沟通”、“两国元首交流的口语化”、“习近平只住在庄园附近的酒店”。第一个显示了中美两国为此次会晤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第二，“口语化交流”更是体现了“不看稿外交”已经开始进入中国的国际外交领域。而第三个则再次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中美彼此既有接近，又有保留，其实这也突出反映了中美那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现状。
习奥庄园会晤时间、地点和形式的特殊性，成为了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但同时也反映了新起点下的中美关系机遇与挑战并存。要知道国家金融危机的阴影还在继续笼罩着世界的主要国家，地区性紧张问题还在继续，而中美关系也是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重要阶段。对于中美关系的机遇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认为，现阶段全球还是处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需要同舟共济。“中美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的两个引擎。在困难的时候如果两家能够联手推进，应该有助于整个世界经济尽早摆脱危机。”中美两国应该看到世界局势给各自国家所带来的外交机遇，但是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中美两国由于在利益等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近几年美国重返亚太的高调行动也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所以作为一个过渡性重要阶段，挑战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并且充满机遇的好时期，抓住此次“习奥会晤”的契机，不断积极主动地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相信这样可以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再次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强有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袁征.中美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前行[j].国际安全研究，(01).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因为在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就中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在意识形态，政治影响，经贸摩擦等方面存在问题。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取得良好开局。当前，国际形势正处在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之中，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和深化，各种全球性挑战明显增多。中美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方面，还是在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都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正站在新的起点上，面临重要发展机遇。两国应该而且能够携手努力，共同建设２１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
记不清到底是从哪里看到的一种观点：所谓国家关系，主要是指政府间关系，尤其涉及介入外交关系的某些人士：领袖人物、政府官员、外交人士，以及非官方的幕僚（主要是学术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两国间关系越多，相互依赖也就越深。然而不管深到何等程度，两国关系的实际发展总是无法预测的。于是自己也开始思考中美关系的种种现象与其背后的原因。经过在网上进行的有关资料的查找，我对中美关系的现状有了一些了解，并开始思索中美关系的未来。
中美双方始终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斗争的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相对快速发展的时期，因此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和平的，繁荣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环境，所以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够发展好中美关系，以展开更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上的合作，以便发展自己。相比之下，美国处于一个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其政府更关心维护国家利益和他的霸主地位，美国现阶段的对华战略方针应该在大体上维持现状，尽量将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轨道，同时防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
事实上，美国从来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监视，震惊中外的中美撞机事件还令我记忆犹新，但更令我吃惊的是，美国事实上已经多次秘密派遣侦察机侵入我国领海上空进行间谍侦察，这些飞机利用先进的装备，在别国的阻截机达不到的高空飞行，并偷窥我国的重大机密。那架ep-3军事侦察机上竟然安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监听设备，能够根据监听到的人的声音判断说话人的身份。据说甚至能够分辨出是谁打的喷嚏。
以现实政治的观点来说，不管一国的意识形态如何，只要其国家实力强大，都会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其国家安全的最大化，而中国也不会例外。所以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考虑，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展为第一世界，但新加坡国土小，人口也少，这样的成就不算伟大，但当中国能从第三世界发展成第一世界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伟大”。
美国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美中两国关系短期看虽然“出现了一些困扰”，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必然会合作”，因为这两大经济体不合作的话，很多全球性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约瑟夫·奈15日在哈佛大学出席“中国经济发展与中美关系”论坛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短期来看，(对于美中关系)我不是很乐观，但从长远来看，我很乐观”。
他解释说，“从长远来看，两年、4年或更长时间，两国关系必然是合作的，因为很多对双方都有重要影响的问题，美中都不能单独应对”，没有双方的合作以及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气候变化等问题将无从得到解决。
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指出，“我不认为美国和中国对彼此构成生存威胁，我们都可以从合作中获益良多”，“我们必须确保妥善管理双边关系，绝不能让国家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因素排除合作的重要性”。他强调，美中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史地看，双方相当有能力进行合作”。
在谈到美国单边关税政策时，约瑟夫·奈表示，该政策基于一种“经济谬论”，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美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储蓄率过低所致，美国同中国的贸易逆差如果降下来，它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就会必然升上去，“如果真想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水平，就必须更多地关注储蓄和投资的比例，这是美国国内政策的问题”。
他说，短期内贸易冲突可能会像一些美国人所说的，会让中国感到更困难，因为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比美国出口给中国的产品更多，但从长远来看，两国均会因为贸易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而蒙受巨大损失，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双方谈判解决问题。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本文系盘古智库顾问、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周力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承办的重阳论坛第四十七期“大变局下，中俄何为？”上的观点内容整理，文章来源于“中评社”、“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
”
第一，美国对华政策不只是特朗普个人及其政府班底的好恶所致，也反映出美国社会上层精英比较一致的看法。主张对华政策强硬再强硬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还包括美国国会两院，可以说是美国整个执政当局。
第二，对中美关系恶化的演变进程，国际国内都有人采用“新冷战”的说法，不管如何界定，可以肯定的现在中美关系还在往下掉。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上升为对华的战略，重点围绕着意识形态、政治安全、经济技术、国际规则这几大方面，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剿。
第三，无论特朗普是否当选，中美关系短期内得以改善的可能性不大。
第四，美国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在全球治理的进程当中搞“去中国化”，孤立中国，为此正在加大遏华、遏制中国联盟的力度。
美国搅局对世界产生的影响，现在各国讨论的都非常热烈，影响也涉及到方方面面。对此，周力主要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美国各种搅局，对二战后建立起来的现行的国际秩序，特别是经济运行秩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美国政府不赞成全球经济在wto的框架下继续运行了，那么未来全球经济究竟应该在什么样的框架下，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运行？也就是说，未来我们要面对的经济运行秩序和体系是基本保持现状，在改革的基础上继续维护wto的正常运转，还是将统一的国际贸易组织拆解为各自独立且相对封闭的多个区域性组织。说到底是保持一个市场、一套规则、一种体系，还是要再现二战后曾经有过的美苏两个市场、两个规则、两种体系，或者其他的可能。
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具根本性的，怎么使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及资金周转链不断裂，怎么要加强？怎么样创新？怎么有发展？这些是现在广泛讨论的，包括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发展，这些都首先取决于未来经济运行的秩序的目标是什么，路径又有哪些？显然多数国家不愿意另起炉灶，在“脱钩”的状态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他们认为这行不通，因为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背叛。绝大多数国家内心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真心希望特朗普连任的国家少之又少，不过我们已经看到，并且估计到在美国强力的施压之下，有些国家的态度和立场在发生变化，并选择在中美矛盾冲突中的某一两个方面跟随美国。对此，我们要做具体的分析。
而美国实施的对华战略及其做法，周力表示，中国的立场是坚定而明确的。第一，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必经的一个历史时期，历史时期的存在与发展与否，不以某个国家或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二，与多极化和全球化相适应的国际通行的规则，首先是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包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民主协商，坚持互利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反对干涉他国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制裁，并以此相威胁。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体现公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的有益实践。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强弱，无论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背景，都有尊重和遵守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的义务，都有根据本国国情自主发展的权利，也都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正当利益的权利。
第四，中方愿通过平等和建设性对话，把中美关系拉回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轨道上。同时我们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和强权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发展权益和民族尊严。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
2018年3月2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了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
2018年4月16日，中兴通讯遭美国商务部开出的“7年禁令”：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向中兴通讯出售硬件、软件或技术服务，直到2025年3月13日。
2018年4月25日，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政府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三大政府机构司法部、财政部和商务部正对华为展开调查，调查后者是否违反了美国的制裁令，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华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的行政传票。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中方态度：中国政府一贯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任何世贸组织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在中美利益相互交融日深，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格局下，打贸易战没有前途，没有赢家，只会双输。但不畏惧贸易战，中方会坚定不移威武国家和人民利益。
中美对待贸易战的态度。
美方态度：参考消息网4月24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23日报道称，在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证实他正考虑访华就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进行磋商之后，中美两国若能重启正式谈判，将标志着双方贸易僵局得以化解。
报道称，美方对华的示好姿态反映出美国政府内部在应对中国问题上仍存分歧，而特朗普正在听取双方意见。
实质就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关系。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冲突是矛盾的根源。
国际分工体系是由各国制造业水平所决定的，是各国实力的真正较量，也是各国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
而美国把制裁大棒打在我国的制造业上。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现在并不是中美贸易最失衡的时期。从图2可以看出。贸易逆差占美国gdp份额在2005年达到最高，百分之六点几。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gdp比重虽然一直在上升，但是最高也就到了2%左右。贸易问题只是美国打压中国的借口。而且美国最近经济形势向好，解决逆差问题也并没有很大的迫切性。梳理一下美国301条款对中国实行惩罚措施的产品，这些中国产品并没有竞争力。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反过来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占中国的比例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几年里一度达到了200%-300%，但那个时候美国并没有对中国进行贸易威胁。2016年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占中国贸易顺差的比例仅仅只达到了50%左右，因此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现在已经广开商路，对美国市场已经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所以，即便有贸易冲突，中国也没有那么害怕了。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值大概5100亿元，只占我国gdp的百分之二点几，因此可以说，现在并不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时刻。
从中美关系的实质到贸易战的实质。
从增加值角度来看，中美贸易的“拳头产品”不一样。中国出口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手机、电脑以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儿童玩具、鞋等。其中，前几类加起来已经占到中国出口美国的30%以上。
但美国重点打击的显然不是这些加工贸易品，它怎么会打击自己需要消费的产品呢;它想要的是市场准入，开放其他高附加值产业，是以知识产权保障为前提条件的产品，因此美国此次301也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
贸易战背后的思考。
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不仅是技术创新和扩散所导致的供给增长源泉，而且是创造就业机会所导致的需求增长的载体源泉。
哈佛大学和mit的hausmannetal.(2011)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制造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该部门直接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更体现在它对于国民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作用。
但是今年来，美国的制造业近年来竞争优势加速下降。与之相比，2010年中国夺得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的位置，国务院明确提出2025年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达到甚至赶超美国和德国的水平。
美国政治精英开出精算的处方：让渡低端、共享中端、遏制高端。
追根究底——大国博弈——国际地位——中国崛起与美国霸权。
美国。
挑起中国周边事端，给中国制造压力。
从贸易战到技术战，获取市场准入。
直接动武打击叙利亚，左右伊朗局势。
签署《台湾旅行法》。
使用金融制裁手段。
石油美元……。
中国。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从区域化到全球化。
互联网+全产业融合。
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原油期货在2018年3月26日于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
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显然不是如表面上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经济对立形成对中国经济遏制的绝对优势,尤其要遏制中国在关键科技与技术创新领域的发展潜力,从而在长期经济对立中逐渐消耗中国在经济上的国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才是真正的动机。
中美之间的国家战略是有结构性矛盾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在合作中会有对抗，在竞争中又相互合作，但前提是中美均不打破目前的国际体系，中国也只有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下才能够和平发展。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在全球化新时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的是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
在过去40年间，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同属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里“一个相互连接的船队”，这构成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是博弈式的共生的关系，博弈的焦点在美国是否尊重中国主权和能否保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分配。而如今，在美式全球体系走向式微的大背景下，美国不愿再让中国搭船，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从美式全球化体系的“一个船队同行”向“两条船并行”的质变。从近期看，这种裂变无疑会严重冲击中美关系的稳定。
几十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先后经历了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建交后的“接触战略”和新全球化时期的“纳入战略”。如今，美国对华战略正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美国政界精英根据全球格局变化、中美力量消长和美国生态及利益变化的谋定之变，也是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进行了数年大讨论的结果。
斗争与博弈是中美关系的基调。
在今天的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本土集团与跨国集团正在进行激烈的博弈，严重冲击着中美关系的稳定。无论是金融资本，还是产业资本及依附其上的政治精英，都把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作为打击对手的手段。内政决定外交，美国政客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不断给中国制造危机，就是要以此为手段，塑造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环境的预期，以保证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不安全的地区流向美国；同时，要争取把中国逐出原有产业链，为制造业回归美国创造条件。在此基本面下，中美之间发生动荡与风波将成为一种常态。在中美垂直分工的老关系已经疏离，而并行共存的新关系尚未确立的阶段，是中美两国最难相处的时期。
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段危机频发的“动荡期”。从当下的国家生态看，美国是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虚拟经济国家，主要靠占有全球资本收益为生，其中最大部分是实体经济国家提供的国家剩余价值。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实体经济国家，是世界实际财富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也为美式全球体系的持续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的基本经济政策是，将中国作为制造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但要阻止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遏制中国的发展，以维持和确保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垂直分工体系，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益。然而，由于美式全球体系无法解决国内的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美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政治对立。为迎合本土民众利益，特朗普政府采取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各种激进政策，以恢复实业并取悦民心。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发展实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数代人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特朗普要恢复的“美国制造业”，是要扭转近半个世纪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方向。
中国在经济上将逐步脱美化。
2008年危机爆发后，不断追求美国资本最大化增值的虚拟资本主义的模式难以为继，原有的美式全球化体系虽然可以为美国跨国资本带来巨大利润，却无法解决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国民收入下降、债务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严重、族裔矛盾尖锐等大量经济社会问题。
中美之间，将会因体系裂变与并行体系出现等等，导致形成中美新关系，中美关系裂变的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国国内生态分化导致的政治矛盾激化。金融资本控制的全球化美国与产业资本控制的本土化美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推举不同的政治代表、奉行不同的内外政策。存在尖锐矛盾的“两个美国”，都想通过打压中国来获取民众的支持。二是美国为遏制中国的发展，出现了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赶出去的认识与行动。美国这么做，不但冲击和破坏了世界现有产业链体系，同时撼动了共存于一个经济体系的中美关系基础，基础的撕裂必然导致中美关系的“裂变”。
可见，中美经济基础的裂变，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中国将建立起独立于美国之外、与之并行的新体系。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赖自身完整经济结构和市场、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国，逐步摆脱在原有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底层地位，引领主要由一带一路国家构成的泛亚体系，在世界范围与美国主导的泛美体系、德法主导的泛欧体系并立并行。未来的全球图景，将是若干个区域体系共存与并行的世界。中美关系将拥有一个全新的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两个大国并行于世，彼此更容易相互尊重、平等相处。
7月21日，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事馆;7月24日，中方作出对等反制，通知美方关闭美国驻xxx总领事馆。近来中美关系的确面临很多困难，但这完全是美方一手造成的。在中美关系滑向错误方向的过程中，是美国少数政客一直在疯狂地“踩油门”。他们戴着傲慢与偏见的有色眼镜，裹挟政治私利，绑架国内民意，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美关系的发展绝不能被少数政客带歪节奏、带偏轨道，他们不能代表美国国内的主流民意。
很显然，美国工商学界、地方政府、媒体、民间都传递出很多希望发展中美关系的积极信息。客观冷静的对华认知、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是正道，行得远;傲慢偏见的对华认知、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对华政策是邪路，走不通。正确的道路要守正不移，与时俱进;错误的道路要悬崖勒马，改弦更张。防止中美关系脱轨，需要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中国不会随美方起舞，但也绝不容美方胡来。”霸道行径，中方会坚决回应;理性沟通，中方会积极欢迎。中美双方可依照王毅国务委员在中美智库媒体论坛上致辞的三点建议，激活和开放所有对话渠道、梳理和商定交往的清单、聚焦和展开抗疫合作。作为世界上至关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越是在困难时刻，中美关系越要拨开重重迷雾，尽快重回正确的轨道，发出更多的积极信息，释放更多的正能量。这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顺应世界各国人民对中美双方的普遍期待。
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六篇】
建设提供了强有力地组织保证。几年来，企业年年盈利，职工收入年年增加，无一名职工下岗。2005年中转车皮4000个，产销编制袋750万条，实现销售收入亿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连年被评为市直粮食系统先进单位，党支部被评为先进党支部。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既要通过制定路线、政策来保证，也要通过加强企业党的建设，改进企业党的工作，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来实现。我们党支部认为在新旧体制交替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新形势下，党对国有企业在政治上的领导权不能丧失，企业党的工作不能放松和削弱。改革越深入，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要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越要搞好党的建设，越要注意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共产党员和先锋模范作用。因而几年来，库支部始终把党建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
二、强化基础工作，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第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当代中国新发展、新概括，是指导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行动指南。因而，我们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作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坚持常抓不懈。我们通过宣传栏、上党课、演讲演唱会、观看电教片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一系列理论学习活动，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形势任务、艰苦创业、廉洁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党性观念和宗旨观念，并积极投身到企业改革中去。
第二、加强组织建设。
1、抓好班子自身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一是支部班子健全，分工明确，支部书记兼法人代表，一名副书记主抓党务工作，其他支部成员由行政副职组成。各党小组组长均由中层干部担任，并按期改选。二是增强班子团结，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每个支部成员都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求大同存小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第三狠抓廉政勤政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支部坚持每月一次的理论学习制度，制定了“廉政建设制度”，并向全体党员职工公开，接受监督。几年来，库每个领导干部都能在思想上做到一个“正”字，工作上做到一个“勤”字，制度上做到一个“严”字，经济上做到一个“清”字。赢得了职工群众的信赖。
2、抓好干部队伍建设。我们坚持每半年中层干部要向全体职工做述职报告，经库领导、党员、职工代表评议，信任票低于50将取消续聘资格，并对中层按10－20比例进行末位淘汰，从而形成了在位的由压力变动力，使一些表现突出的同志走向干部岗位，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积极性。
3、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在组织发展上，注重在一线职工、妇女和青年中发展党员。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把重要任务交给党员，关键时刻依靠党员，关键岗位安排党员，让党员在急、难、险任务中挑大梁、唱主角。在党员教育上，利用党员活动室这块阵地，坚持了“三会一课”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使每个党员都能严肃认真地过好组织生活，同时还在党员中开展了“争一流业绩，创一流效益”，做优秀党员的活动。
三、增强活力，充分发挥职工的主人翁作用。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主人翁作用，它既是增强企业活力，办好企业的保证，也是党组织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基础。因此，库支部在这方面着重抓了三项工作：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努力提高职工队伍素质。库支部针对部分职工对市场经济缺乏适应能力和对企业内部改革缺乏承受能力的状况，经常开展社会主义理论和市场经济知识学习，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对职工普遍关心的一些“焦点”、“热点”问题，进行认真疏导和澄清，使广大职工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树立主人翁意识，有较明确地认识。同时结合我库进行爱库、爱岗教育和法制教育，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同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树立起开拓进取精神和市场竞争意识。
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七篇】
1：农业事业部。
2：金融事业部。
3：资本事业部。
4：加盟事业部。
5：投资事业部。五大事业群，共11个子公司。
农业事业部旗下高平天润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高平市野川镇大野川村农业园区。占地1850亩，园区总投资亿元，天润农业依托资本市场优势，通过股权投资，产业整合，业务扩张，企业重组等一系列运作。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在上海股交股权转让系统《e板》挂牌上市，届时，天润公司将成为我省首家在上股交（e板)上市的企业和全国首家经营无公害蔬菜种植的上市公司。
天润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重要的发展历程：
2011年7月：高平天润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时天润现代农业示范园正式挂牌成立。
2012年4月：天润农业与荷兰瑞克斯旺（中国)种子有限公司合作共建现代农业园区。
2012年9月：晋城市书记张九萍来我园区参观检查工作，充分肯定了公司为全市蔬菜产业作出的贡献。
2012年12月：晋城市农委授予晋城市现代农业示范园。
2017年6 月：被晋城市农委认定为晋城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017年6 月：山西省农业厅厅长来我园区参观指导工作。
2017年12月：天润农业园区成功通过审核，创建了“农业部级无公害设施蔬菜示范”园。
2017年4 月：天润上市农业招股说明会在园区成功召开。
2017年5 月：天润上市农业招股说明会第二次会议在园区成功召开。
2017年 5月：在园区成功召开了第三次天润上市农业招股说明会。
2017年5 月：山西中天润业集团与上海一号钱庄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其天润子公司将在一号钱庄的推动下载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挂牌上市。
天润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中国安全生鲜食品服务商
国家部级标准示范园
山西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厂商
以及完善的合作机制，严格的检测平台，线上线下的配送服务。让我们在产，供，销，形成一套完整的健康生态循环系统。社区网络服务系统，让我们的产品更直接面对用户，信息反馈更及时，配送更便捷。
金融事业部；启达汇金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是山西省唯一签署的中小企业上市孵化基地。未来公司在全省内寻求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帮助起上市孵化，与资本市场更好的对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的融资，提高对抗风险的能力。形成合作双方共赢的局面。
集团的事业资源，在于完整的农商服务系统。以绿色的农商产业为发展主体，加上互联网金融服务系统为后勤运作.。来实现集团整体未来发展布局.。
2017年6月———致未来。我们在路上………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金融市场无论是在范围上、规模上，还是在市场深度上及市场主体上的参与程度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公司面临的理财环境、理财理念和理财方法，而且也改变了个体对经济金融的参与方式。现如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全世界有目共睹，在中国企业迅速成长而抢占国际市场的同时，整个世界突然惊醒了，原来我们对中国市场的了解竟是如此的不足。譬如2017年电商行业排行榜上最大的赢家—阿里巴巴集团。
一、实力强劲的团队、运营执行团队
1、 由资深企业家、资深媒体人、资深营销管理人员组成，他们将丰富的企业管理营销经验融入运营体系当中去，为淘宝企业家提供贴合实际的运营指导。
a数据分析师：
a张晗(百度大数据研究员）
b周乐民（腾讯高级数据分析师）
c罗钟元（淘宝核心数据分析师）
d张惠（微软大数据分析）
b 运营主管团队
具备多年电子商务营销经验，通晓淘宝运营理念，掌握淘宝核心技术。擅长营销型网站建设、淘宝seo（搜索引擎优化）、淘宝 推广、优化排名。店铺转化率、移动媒体营销等技能。成功运营多家知名店铺。
二、阿里巴巴所处环境
1、阿里巴巴联手中国五矿打造钢铁垂直b2b电商平台
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赵晓辉、华晔迪）中国五矿集团旗下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7日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杭州阿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联合宣布，双方达成共同向五矿发展下属子公司五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打造钢铁交易b2b平台，双方定于下周择期举行签约仪式。双方表示，两者可以整合双方线上、线下优势，重构钢铁供应链服务体系，提升钢铁流通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为行业上下游不同角色以及周边服务企业，提供在线交易、物流、金融等各种电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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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第八篇】
1994年，德国铁路开始实施改革，成立了德铁集团公司（db）。德铁集团公司的客运和货运服务占市场份额的90%以上，并于2008年11月成功上市，为德国铁路运输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广阔的前景。
德国铁路的调度指挥系统是按三级管理、四层模型设计的。三级管理是中央指挥中心、区域指挥中心和基层车站；四层模型是计划、调度与优化、运行控制、监视与控制。其中，中央指挥中心负责运输计划的制定，区域指挥中心负责调度与优化、运行控制，基层车站负责监视与控制。
德国铁路设1个中央指挥中心，7个区域指挥中心。各指挥中心通过无线或有线通信网络相互连接和交换数据。其调度指挥系统的特点有：
（1）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共同使用调度指挥系统。德国高速铁路与普通铁路线路联网混行、客运与货运共线混运，为避免重复建设和标准差异，新老线、客货运使用同一套调度指挥系统。高速列车在高速铁路段运行，普速列车上高速铁路段按普速运行；执行旅客列车优先，白天基本开行旅客列车，夜间开行货物列车的运输方案。
（2）与其他信息系统共享数据。调度指挥系统提供综合客流量情况和机车车辆的需求计划、维修计划；向旅客提供向导信息、价格调整信息等其他服务信息。
（3）高度重视调度指挥工作的有效执行。调度指挥系统提供列车晚点时分及原因，以及解决列车冲突的建议。德国铁路为了提高客运服务质量，特别重视列车运行的正点率，如果列车晚点，对旅客有相应的赔偿、补偿机制。
（4）综合性的调度指挥工作。区域指挥中心所在地车站有良好的换乘条件，轻轨铁路、地铁都汇合于此。因此，该指挥中心同时还是综合调度运输指挥中心，各种铁路根据需要在控制中心设置多个管理台，分别管理各自段内的工作。
1987年，日本铁路民营化后成立了6个客运公司和1个货运公司。各客运公司按区域划分，调度管理模式为公司综合调度中心—基层车站二级结构。东北、上越新干线于1996年开始启用功能强大的综合调度系统cosmos，调度中心设在东京。cosmos是由运输计划、运行管理、站内作业管理、维修作业管理、车辆管理、设备管理、信息集中监视、电力系统8个子系统组成的广域运输控制系统。
cosmos从高速铁路的特点和需要出发，充分考虑高密度、高速度行车的高风险性，充分考虑调度系统对行车安全的重要性，充分考虑旅客有效利用时间的强烈愿望，把安全和正点作为工作核心，从广义的运输系统出发，以运行计划、列车调度为基础，把包括计划管理、作业管理、车辆设备管理、安全监督管理和电力系统管理等各子系统通过网络通道连接起来，构建成为各专业高度综合的调度、管理、控制系统，以保证高速铁路运输生产的安全、高效、正点和稳定，保障设备的状态良好。
东京都市圈采用另一种典型的调度管理系统，称为东京圈输送管理系统atos。atos强调在指挥中心和基层车站的通信中断或故障时的处理机制，以使中心对基层的集中控制失效时，基层仍具有有效的应对方法。从而使整个铁路运输系统能继续保持安全、稳定的秩序，旅客能继续得到较好的信息服务，保证铁路运输的服务质量。综观日本铁路的调度管理模式，有以下2个突出的特点值得借鉴。
（1）综合调度。重点在“综合”二字，这不是多个系统的简单组合，而是从理念到技术的有机集成。日本铁路有高密度、高速度、高复杂性的特点，同时也做到了高安全、高正点率运输服务，这个成果的实现正是基于综合调度在统筹规划、统一管理、集中控制方面的成功。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修建铁路的国家之一，目前依然是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由于公路和航空业发达，美国铁路客运业务市场占有率很低。现在美国铁路主要经营货运业务，形成了以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ns、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p、柏林顿北方圣塔菲铁路公司bnsf和切西滨海铁路公司csx为代表的一级铁路货运公司群雄并立的竞争格局。
美国铁路的调度管理模式采用三级管理结构，存在2种不同模式：以bnsf公司为代表的高度集中指挥管理模式；以ns公司为代表的统一指挥和分散控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
在这两种铁路调度管理模式种，它们的共同特点如下。
（1）调度指挥中心提供丰富的服务信息。美国铁路以货物运输为主，调度中心向大客户提供公司营销信息和列车运行查询服务。调度系统还向铁路运输各部门提供运输指标、机车周转、站场显示和维修信息等。
（2）各运营公司的调度指挥系统采用统一的平台。各公司调度系统建设使用统一的软件、硬件，保持了技术平台的相对稳定，降低了互通难度。
法国铁路网建有三级运输调度机构，统一指挥铁路运输生产活动。法铁公司总部设国家调度指挥中o、各地区基础部设地区调度指挥中心cro、地方设调度站，共同担当运输指挥工作。法国铁路调度指挥管理模式与德国铁路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在法铁公司总部设立相对独立的高速铁路调度指挥系统，负责高速铁路的调度指挥工作。
铁路调度指挥模式现状。
我国铁路的调度指挥管理是以行车调度为核心，以站、段为基础，实行铁道部和铁路局两级调度指挥管理体制。以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为基础和平台建立起来的分散自律调度集中，代表了我国铁路既有线调度指挥系统的发展方向。
为顺应铁路快速发展的需要，我国宜尽快发展集计划编制、运行管理、车辆管理、供电管理、旅客服务、综合维修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运营调度指挥系统。
国外调度管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几种典型的调度管理模式都与本国具体路情、运输组织方式紧密结合，我国发展综合调度系统也不能脱离路情。结合我国铁路运输具体情况，参照国外调度管理的模式，对我国铁路发展综合调度系统提出以下建议。
（1）调度指挥要统观全局，坚持路网的完整性。我国既有线客货共线运输、分布广、复杂度高；新建高速铁路以客运为主，速度高、密度大、调度区段长，因此有必要为新建高速铁路设立相对独立的调度系统，但必须统筹兼顾整个路网，强化高速铁路与既有线的有机协调，待条件成熟时实现统一调度指挥。
（2）实施高质有效的综合调度指挥。综合调度应涵盖计划管理、运行管理、车辆管理、维修管理、安全监督保障管理、电力调度、旅客服务等全方面的任务。各调度工种、保障系统应有机协调，共同高效地完成调度指挥任务。各工种的调度员应集中工作，以方便联系和协调解决问题。
（3）制定和实施我国的crtms/ctml规范。
欧洲铁路网rne已经承担开发etml的任务，欧洲中部的所有基础设施管理者都将与etml建立联系，欧洲ertms将更为完整和成熟。参照etcs，我国在ctcs的规范和建设上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与之相适应，中国铁路运输管理层ctml的开发也应提上日程，以期早日确定crtms的技术方案、标准和规范，便于研究和试验。
（4）继续推进标准化工作。
目前，我国有5家供应商的分散自律调度集中系统通过了铁道部技术审查，并开始在不同线路上予以实施。这5套系统的成功研制有力推动了我国调度指挥系统的技术进步。但是，5套系统各有特点，操作方法不尽相同。因此，需要制定规范统一的技术标准、软硬件平台和接口标准、用户界面等，使各系统外特性保持高度一致。这样有利于规范管理，减少员工培训时间，从而降低系统建设成本。
（5）发挥调度指挥在路网服务方面的作用。
发达国家的铁路为了吸引客流、树立企业形象、提高竞争力，特别重视服务质量，在调度指挥系统中设有功能丰富的旅客向导信息系统，而且把正点、舒适作为客运服务的重点，列车晚点有相应的补偿机制。我国在建设综合调度系统时也应充分借鉴这些经验，在全路尤其是新建客运专线上丰富、完善旅客服务的系统功能。
（6）强化与其他业务系统的互通共享，提供态势预测和应急救援支持。综合调度系统应实时监控全路相关设备的状态信息，及时了解路网环境、气象和灾害监测信息，以尽快提供态势预测、危害预警和应急救援。
（7）综合调度系统建设应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重视经济性、可用性。铁路综合调度系统的开发和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的体系框架和设备配置不仅与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同时与铁路的管理模式、服务理念、社会环境相关，必须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避免重复建设。
（8）综合调度系统建设应重视现有系统的整合集成。
国外铁路调度管理模式尽管形式各异、特点不同，但对我国铁路调度管理工作都具有启发、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博取众家之长，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调度指挥管理经验，立足我国铁路实际路情，从铁路运输的实际需求和特点出发，走引进、消化、吸收、再提高的道路，以加快我国铁路发展综合调度系统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