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邦惊诧论【实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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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惊诧论【第一篇】

我国自古以来，把学生进学校学习称之为“读书”，可见对读的重视。在古代的私塾教育中，确实是以读为主的，校园里书声琅琅。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读书须是本文熟读，字字咀嚼令有味。”叶圣陶先生回忆说，“我小时候读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都要熟读，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遍，背给老师听。

自1903年语文独立设科以来，在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语文教学从以“读”为主逐渐变为以“讲”为主了。应该承认，以讲为主也是针对私塾那种过于强调学生的自我感悟，过于忽视理性指导，使得学生难免陷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混沌朦胧状态的弊端而来的。是对私塾教育以读为主的反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但以讲为主，完全违背了学习语言的规律。学生语言能力的形成，主要靠语言实践，而不是靠“听讲”。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认为一讲一听之后事情就完成了，像交付一件东西那么便当，我给你了，你收到了，东西就在你手里了。”这实在是个大大的误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红领巾”教学法问世之后，它所倡导的“谈话法”盛行以来，语文教学又从以“讲”为主变为以“问”为主了。所谓“谈话法”，就是把教师要讲的内容，通过师生谈话（即问答）的方式端出来。以“问”为主的谈话法，也是针对以讲为主的弊端而来的，是对以“讲”为主的反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学生从只有听老师讲的份儿变成为有回答问题甚至提问的权利，学生从绝对的被动变成相对有一点主动性、积极性了。课堂语言传递方式由单向传递变为双向交流了，课堂气氛也显得活跃了。于是人们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只要是“问”，就是“启发”，就是好方法，于是发展到一切皆问，满堂问的境况。新时期以来，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谈话法”又被当作发挥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方法。但是，以“问”为主，同样违背了学习语言的规律。忽视和削弱了“读”，学生对语言材料（文本）没有充分的感受、领悟和积累，主要精力用于答问，语感就得不到培养，语文能力就难以形成了。

我们今天提倡的以读为主，是对以“讲”为主和以“问”为主的否定，也是对以“读”为主的历史回归。但这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回归，而是在继承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克服原有的弊端，把以读为主提升到更为科学的高度。

读，包括默读和朗读，各有长短，可兼而用之。运用得好，可以相辅相成，想得益彰。清代学者唐彪说，“读而不省，不能默坐沉思，以术其精深，当能得文而巧妙乎？看而不读，文不能熟，其弊又与读而不看者等也。”从文本意义的角度来看，默读的效率高于朗读；从吸收语言、生成语感的角度来看，朗读的效果优于默读。把握思路，可以默读为主；品味语言，应以朗读为主。提取信息，把握，我们更为强调的是在默读和朗读基础上的诵读和品读。

一、诵读法

诵读，就是不仅要清晰响亮地把文章念出来，把诉诸视觉的静止的文字符号还原为诉诸听觉的动态的有声语言，而且要美读，读出文章中固有的语气和语调，再现固有的形象，表达固有的思想感情，“激昂处还它个激昂，委婉处还它个委婉”（叶圣陶语）。这就要求师生入情入境，进入角色。正如清代学者刘大櫆所说，“读古人文字时，便投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神气。”也就是说，诵读《最后一次讲演》，我就是闻一多；诵读《“友邦惊诧”论》，我就是鲁迅。要让学生在诵读中生成语感。

具体作法是：

1. 指导学生在诵读中感悟思想（读出思想）。

例1：《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感悟毛泽东同志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对革命前途的思虑。读时，要用雄浑的语调，稍慢的语速，在“苍茫大地”和“谁”字上用重读。

例2：《“友邦惊诧”论》

可是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惊诧”和“怕”字重读，突出对比“一惊诧”“就怕了“，揭示友邦与国府的主奴关系。

2. 指导学生在诵读中体验情感（突出情感）。

例1：《纪念刘和珍君》

惨象，已使我目不思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用稍慢的语速，用深沉的语调读出深沉的悲愤。两个“沉默啊”，要读出区别。前个读得低沉而厚重，表达对沉默现实的不满和无奈；后一个读出呐喊的语气，表达对沉默现实的愤慨。“爆发”要高声重读，表达打破沉默奋起反抗的决心。“灭亡”要低声重读，以示警示。

例2：《“友邦惊诧”论》

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宁，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

好个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么东西！

用激愤的语调，痛斥的语气来读。三个“不惊诧”，一个“惊诧了”要读出鲜明的对比。“友邦人士”读出讽刺的语气，“什么东西”读出鄙视的语气。

3. 指导学生在诵读中把握形象（读出形象）。

例1：《荷花淀》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你走，我不蓝你。家里怎么办？

通过对比诵读，把握水生嫂的形象

例2：《最后一次讲演》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厉声，热烈的鼓掌）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热烈地鼓掌）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鼓掌）

这段话是同敌人面对面的斗争。头几句质问的话，要用“厉声”；“桃色事件”“共产党杀共产党”要用讽刺的语调。两个“无耻啊”要读出区别。头一个咬牙切齿，后一个愤怒控诉。两个“光荣”要用高昂的声调和赞颂的语气。通过诵读，衬托出闻一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4. 指导学生在诵读中感受语言的韵味（读出韵味）。

例1：《滕王阁序》

渔 舟 唱 晚，响 穷 彭 蠡 之 滨；雁 阵 惊 寒，声 断 衡 阳 之 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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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出抑扬顿挫，感受语言的音韵美

二、品读法

品读，就是把读书和品味语言结合起来，把语感实践与语感分析结合起来的一种读法。一般的作法是边读边品，边品边读，在读中品，在品中读，融为一体。

在品读时，常常采用的是比较揣摩法。所谓比较揣摩法，就是针对文本中的语言品味点，把它作一点变动，作为参照物与原文比较，通过读和品，揣摩语言运用的妙处，感悟语言的魅力。

其具体技法是：

1. 加—加。

就是在原文上增加标点、字词或段落，拿来与原文比较，通过语感分析并结合诵读，体会语言运用的妙处。

例1：《背影》

“……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擦干了泪。”

——如果在“我赶紧拭干了泪”前面加一句“因为怕父亲看见我在流泪而引起伤心”（我赶紧拭干了泪）好吗？

原文已包含了“因为怕父亲看见我流泪而引起伤心”的意思，不加这一句，语言还简洁些，加进去，反而显得罗嗦了。

例2：《论雷峰塔的倒掉》

作者在叙述了法海逃亡在螃蟹壳里避祸，终于成为“蟹和尚”的故事之后，另起一行，写了“活该。”二字。

——如果在“活该”前加上一句话，即“法海落到这样的下场，他是自作自受，活该。”好吗？

“活该”二字，集中表达了人民对胜利的欢呼，对卫道者可耻下场的嘲讽。作者把它独立成段，给人以嬉笑怒骂、痛快淋漓之感。加进一些解释性的话语，反而削弱了表现力，影响了原有的情味。

2. 减—减。

就是在原文上删减标点、字词、句子或语段，拿来与原文比较，通过语感分析并结合诵读，体会语言运用的妙处。

例1：《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刚去“似乎”和“那时”，意思没有变，文字还简洁些。可以删去吗？

不能删去。“似乎”表明时间久远，记忆有些模糊；“那时”指作者的儿童时代。删去它们，意思就表达得不清楚了。

例2：《老山界》

“这是一家瑶民，男人大概是因为听到过这队伍，照着习惯，到什么地方躲起来了。”

——删去“照着习惯”，影响表达吗？

“照着习惯”，一来说明瑶民长期受反动军阀压迫，见兵就逃，已成“习惯”；二来说明，那男人并不了解红军是什么队伍，他是照着“习惯”躲起来的。不能删去。

3. 换一换。

就是在原文上置换标点、字词、句子及段落，拿来与原文比较，通过语感分析并结合诵读，体会语言运用的妙处。

例1：《背景》

“唉 ，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这里的“聪明”，实际上是“糊涂”的意思，那就换成“糊涂”不是更好吗？

用“糊涂”意思过于直露，用“聪明”是反语，自嘲、自责、自悔的意思更浓。

例2：《春》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把“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换成“互不相让”不是更为简洁吗？

“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把“争”字具体化了、形象化了，表现出竞争的神态，十分传神。而“互不相让”只能表达“争”的含义，虽然简洁了，但却不为原句的表达效果好。

例3：《论雷峰塔的倒掉》

“活该。”

——把句号（。）换成叹号（！）不是更好吗？

用叹号，诅咒的语气，表达的是痛恨的感情；用句号，嘲笑的语气，表达的是幸灾乐祸、轻蔑的感情。有时冷嘲比热骂更有力。

例4：《捕蛇者说》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进矣”

——把“专其利”换成“受其害”或“专其事”，不是更为确切吗？

“专其利”是比较于租税者而言的，揭示了“苛税毒于蛇”的主题

4. 调一调。

就是在原文上调整词序、句序、段序，拿来与原文比较，通过语感分析并结合诵读，体会语言运用的妙处。

例1：《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则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多，丰富得多了。”

——把“深刻得多”和“丰富得多”两个词语呼唤位置，可以吗？

不可以。因为“深刻”与上文“肤浅”相对应，是从范围上说的。词序变了就不对应了，不协调了。

例2：《有的人》臧克家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把分号前后两句调换次序可以吗？

这首诗是歌颂鲁迅的。诗人采用对比手法，拿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的表现、心理和对人民的态度以及他们的下场作反衬，表现鲁迅的伟大。因此，把语意落在“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上面，对比这两句话，放在前面的是陪句，放在后面的是主句。调换次序后，语意就落在“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上面，就不符合这首诗的主旨。再说，全诗都是先说反面的，后说正面的；如果开头调换了句序，全诗就不对应，不统一了。

例3：《春》朱自清

“春天像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着，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以上三段，可以调整次序吗？

这三句，用了三个比喻，从“娃娃”到“小姑娘”到“健壮的青年”，形象的表现了春天的发展过程。次序不能调整。

5. 联一联。

就是在原文上，把相关的词语、句子或段落联系起来，通过预感分析并结合诵读，体会语言运用的妙处。

例1：《春》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末尾的“去”字与文章前面哪个字相呼应？起什么作用？

与原文开头的“东风来了”中的“来”字相呼应。开头是春天在盼望中到来，末尾是进入春天的行列向前去。一来一去，一呼一应，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

例2：《济南的冬天》老舍

“山坡上卧着些小村庄，小村庄的房顶上卧着点雪”

——这里用了两个“卧”字，和文章什么地方相呼应？用得好不好？

前面有“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啊。......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说明雪没有全覆盖，所以才觉得像人一样“卧”着。两个“卧”字，表现了济南的冬天悠闲自在的情态。

例3：《荷花淀》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刺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

——联系水生嫂与水生前面那段对话，说说这个细节描写的妙处。

这个细节描写，生动细腻地刻画出水生嫂当时内心的震动并企图以动作加以掩饰的复杂心情。

例4：《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

“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进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我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个怪物。不过我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这段话中的“笑了笑”同“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什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一定恰当啊，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这段话中“想了一下”联系起来品味，为什么这位战士回答第一问（苦不苦）只是“笑了笑”，而回答后一问（为什么要求），却“想了一下”呢？

“笑了笑”，表明他对这个问题，即觉不觉得苦的问题，早已深思熟虑，那就是为祖国人民的幸福，甘愿吃苦，甘愿牺牲，所以是婉转的笑了笑；“想了一下”，说明对祖国对朝鲜有什么要求这个问题，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所以需要想一下。“笑了笑”“想了一下”多么平常的词语，却反映了志愿军战士“他们的心胸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品味这两个词语，品除了志愿军的伟大形象，比空洞的称赞，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5. 改一改。

就是采用比“换一换”动作更大的对原文语言做改动的办法，拿来与原文作比较，通过语感分析并结合诵读，体会语言运用的妙处。

例1：《苏州园林》叶圣陶

“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把这段话改为“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次。”不是更为简洁吗？

原文有意用一组排比的动宾短语，重复“讲究”这个词，强调苏州园林的设计，确实有很多“讲究”。排比句读起来很流畅，很省气势，给人的印象深。改为并句，文字是简洁了，但表达效果不如原文。

例2：《雷雨》曹禺

周：梅家的一个小姐，很贤慧，也很规矩……

鲁：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贤慧，并且听说是不大规矩的。

鲁：她是个下等人，不很守本份的。听说她跟那时周公馆的少爷有点不清白，生了两个儿子……

——侍萍反多说“不规矩”。“不清白”是为了揭露事实，戳穿周朴园为美化自己而美化侍萍的谎言。既然如此，把侍萍的话改为“她不是小姐，是个作风败坏的丫头。她跟周家少爷鬼混，不明不白地生了两个儿子。”不是更省力量吧？

①侍萍没有必要把自己骂一顿，这样说也无益于揭露周朴园的罪行；②这段话主观色彩太浓，不像是在谈与己无关的闲事儿，会引起周朴园的怀疑，会暴露自己的身份，谈话也难以继续下去。

——“不太规矩”是从侍萍的角度说的，其实罪责在周朴园身上。为什么不采用更为有力的揭露周朴园的话呢？比如，可以改为：“她不是什么小姐，而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丫头。她太年轻、太幼稚了，不知道周家少爷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让周家少爷给骗了，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后被他抛弃了。”好吗？

不好，理由如上。

例3：《荷花淀》孙犁

把水生和水生嫂的对话，作两种改写，再与原文比较，准确把握水生嫂的性格。

改一：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小华，你带去；爹，你也带上！”

水生说：“那咋成啊！”

水生嫂说：“咋不成？”

水生说：“我又不是去走亲戚，是去打鬼子，打仗！”

水生嫂说：“哦，那么说，我是去走亲戚啦？我还要干活呢！”

水生恳求说：“千斤的担子你担着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水生嫂说：“哼，说的轻巧。你不替我想想，也该替老人孩子想想。上有老，下有小，你现在甩手就跑，都丢给我，我们命好苦哇！”

改二：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说：“你走，我不拦你，咱们一块走。”

水生说：“我们是去打鬼子，你个娘们跟去干什么？”

水生嫂说：“烧饭，洗衣服呀。你们的人就不吃饭换衣服啦？”

水生说：“那咋成啊，打仗还带个娘们！”

水生嫂说：“咋不成？古代还有个花木兰提父从军呢！”

水生说：“别横扯，说真个儿的，千斤的担子你先担着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水生嫂娇滴滴地说：“嗯，不嘛！”

友邦惊诧论范文【第二篇】

第一，国外烈酒葡萄酒，都有自己的具备奢侈品属性的顶级产品，如拉菲等，但是中国白酒因为长期打价格战，缺乏品牌意识和品牌战略，造成茅台酒一枝独秀，三年时间从400元飙升至1600元，甚至有人预测茅台酒能涨到3000元。茅台、五粮液的涨价，拉开了高中低档酒水的价格空间，使得进口红酒看上去不再昂贵，性价比大大提升。

第二，葡萄酒消费的特点，是热衷于品尝不同产区、不同风味的优秀葡萄酒，全世界有十大葡萄酒生产国上百个著名产区，三十万个酒庄。任何传统的商业模式都不足以展示足够多的产品，互联网成为最适合的陈列平台。目前中国大陆的红酒消费仍在初级阶段，大部分消费者处于入门水平，很少主动搜寻不同国家http://产区的产品，等到用户消费意识被唤醒时，网站b2c模式的优势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第三，15亿人口，95%以上使用同一种文字，同一种税率，民族的一致性大大超过其他大国，使得单一网站的边界最大化。美国葡萄酒b2c网站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各个州有不同的税法，酒水无法跨州递送，制约了网站的规模。失去了美国这个参照系，反而使得国内红酒b2c网站的估值更充满了想象空间，我国的人均红酒消费为升/年，为欧洲的2%。葡萄酒b2c行业火爆的另一个原因是融资太容易了，投资人趋之若鹜。

第四，中国政府大幅补贴果农并不遥远。白酒需要耗费珍贵的大米，酿造一斤白酒大约需要四斤大米，而酿造一斤葡萄酒仅需要一斤半葡萄。而且，葡萄种植不与粮食争夺耕地，沙土地或者砾石滩都适合葡萄种植，灌溉用水也很少，全年仅需漫灌一到两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农业大省河南即将出台政策，每生产一斤麦子，有可能补贴农户元。其实，在欧美各大国，补贴农业早已成为惯例，农业稳则国家稳。粮食生产是立国安邦的大计，如果可以补贴粮食，为什么不能补贴果农呢？法国酒农通常享受法国政府和欧盟的双重补贴。种植葡萄的积极性提高了，肯定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尽早脱离粗放式经营。

全球气候变暖现象对波尔多等传统产地的影响不容小视。夏季气候炎热，秋季多雨，对于葡萄生长十分不利。对于中国老的葡萄产区如环渤海产区以及山东半岛产区，同样影响很大，造成果实含糖量降低1%—2%。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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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大陆广袤的腹地，为酒圈网带来更多选择，祁连山、贺兰山产区异军突起，而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果实质量上，都远远胜过老产区。几个国产葡萄酒巨头早已完成西部葡萄酒园的布局，中国人迟早会酿出让欧美人咂舌的好酒。

第五，2010年，中国挤掉传统葡萄酒生产大国新西兰，悄然登上世界葡萄酒生产第十强的位置，国产品牌发展迅猛。国产葡萄酒在葡萄酒爱好者眼中，一直是扶不起的阿斗，重概念爱炒作，不注重内功。但是放眼各个行业，无论是通信行业还是家电行业，先有量，再求质，一直是产业发展的规律，依中国人的仿造水平，距离中国酿造出真正优质的葡萄酒的那一天，不会太遥远的，那时葡萄酒消费会真正成为大众消费。

友邦惊诧论范文【第三篇】

关键词：资本主义 人口压力 东西方文明

一、引 言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无疑是一本相当重要的社会学著作，该书初稿在1940年和1950年分两次发表于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刊物《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表达了一个德意志帝国的公民在国家统一后迅速壮大扩张，成为继英法美等国家之后的一等强国所具有的名族自豪感，这种感情深深印刻在他所推崇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因此，有理由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看做马克斯韦伯在二十世纪初业已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秩序、发了和制度所做的一种理论总结和提供了一种新的原理解读。然而在此文发表之初就引发了强烈争论，包括马克斯韦伯共同编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学文献》的维尔纳桑巴特就持有不同看法。随着马克斯韦伯在学界的影响深入，再次分析讨论此书以及马克斯韦伯其他著作中涉及到的宗教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整体社会价值观有新的意义，比如我们想要确定，资本主义在本质的形成过程中以及后来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作为宗教力量的新教伦理是否或者在大多程度上起到了哪些作用、为什么东西方在1500年以后分别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以及亚细亚文明能否单独发展成功资本主义。另外本人在研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时，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意愿与方家商榷，并愿意做更进一步的钻研。

二、马克斯韦伯赞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书籍开篇“作者导论”中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原文如此）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从这一个立足点出发，笔者认为马克斯韦伯在开初就否定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现象和生存状态是与他所欣赏的具有世界意义和普世价值的西方文明具有可以同等看待的水平，似乎只有西方社会给世界人民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模板，别人只要学习照搬就可以了，甚至于可能如果不接受这样的西方文明和价值观遭遇种族屠杀灭绝也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整本书籍当中，我们只看到马克斯韦伯对欧洲移民，他所称道的新教徒开发了美洲大陆，而够小了对原著名族的掠夺和屠杀。无可否认马克斯韦伯称赞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是有物质基础和科学根据的，正如《韦伯转》作者描述的那样，马克斯韦伯是有道理自豪的，1904年仲夏他在纽约看到了“耸入云天的摩天大楼和矗立于海岸的自由女神像”。所以马克斯韦伯再一次被“资本主义精神的巨大创造力量”所震撼。因为此时马克斯韦伯生活在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抛弃了普鲁士时代的诸侯纷争、小邦林立、俯首听认大国宰割的邦国时代成为继英法美之后的一等世界强国，所以有此种名族自豪感情有可原。然而带着这样的心态撰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就要发现许多当今重视世界多元文化结构很不一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笔者愿意对该书做出一些新的解读，请方家指正。

三、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中心解读

马克斯韦伯先生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总结出的受新教伦理影响的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有如下一些：1、“职业责任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社会伦理的重要特征；而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基础。”2、“只要干得合法，赚钱就是职业美德和能力的结果与表现”，这里可以比较孔子教导弟子的“君子爱财，取之以道，用之有度”；3、该书第19-22页大段引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最后断言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之前就出现了。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总结的美国人具有的那种精神无非就是：禁酒、默言、有序、坚定、借鉴、勤勉、诚挚、公正、节制、干净、宁静、贞洁和谦逊。死还没有对屠戮原著居民的忏悔，其他思想家则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所谓“美国精神”：“在美国，清教精神沦落为一种执拗的小镇精神，只讲究所谓的图面。而世俗霍布斯注意滋养了现代性的主要动机------对无限制经验的贪求；乃至于“追求赋予的冲动取代了禁欲苦行，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淹没了天职召唤。”

因此我们能否做这样的假设和推断，第一、新教伦理是否一定催生资本主义精神？或者没有新教徒侵润的国家和地区从无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第二、新教伦理或资本主义精神一定优于其他民族或宗教精神乃至于可以对秉承其他人类文化遗产的所谓“异教徒”给以彻底铲除甚至肉体消灭，是全世界人类俯伏与《圣经》的教导之下？第三、如果马克斯韦伯足够长寿，当他看到了他推崇的资本主义精神哺育下的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出经济大萧条和随后的希特勒崛起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会作何感想？

仔细分析上面的问题，第一个是充分条件，即新教伦理一定催生资本主义精神，或者马克斯韦伯自己肯定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断言“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注意秩序出现之前就出现了”。我们也知道宗教改革之前，鄂州的强国如荷兰、西班牙以及地中海沿岸贸易频繁，充分展现了即将统治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活动能力，而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新教徒！更遑论新教伦理！

第二个命题则是必要条件，即使没有新教伦理的国家和地区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巨大创造力量”，也就是不会有马克斯韦伯先生惊叹的“耸入云天的摩天大楼和矗立于海岸的自由女神像”，那么几乎与卑斯麦统一德国听一时期，通过明治维新而与西方列强争雄的东亚国家日本又是怎样的情况？日本自然是“衣冠唐制度，礼义汉文化”属于儒家文化圈，没有新教伦理侵润的撮尔岛国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精神和制度，呢么马克斯韦伯先生如何解释？至少我们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得不到解释，至于后来马克思韦伯先生后来不曾看到的亚洲四小龙等经济实体腾飞就不必说了。从此也看到没有新教伦理侵润照样可以有资本主义精神和秩序，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东南亚华侨拓殖开发的种植园经济，仿佛可以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南方经济模式相比拟。

至于第三个命题是后来灾难性的事例，资本主义学者都有补充性的说明，至少对于某些坚信资本主义市场放任自由竞争的理论家们是个惊醒；至于更有其甚的希特勒叫嚣优势民族至上论，是否得自于马克斯韦伯先生的影响，我们难于落实，姑且放在一边。至少从有良心的学着看，马克斯韦伯不会同意希特勒对犹太诸民族做有理论准备的计划新屠杀；而我们知道那些新教徒的学说很多来自他们反叛过的宗教版《圣经》，而《圣经》可是古代以色列人用希伯来语撰写的犹太民族血泪奋斗历史。当然，里面以上帝正义的名义下动辄灭绝一个城邦，动动手指头就要灭杀一些所谓异教徒的描述他们是不会在教堂传道布教的时候做讲道的引用。

四、对中国没有原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反思

英国人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与欧洲对比的时候，即深深被丰富灿烂、历史悠久的黄河长江农耕文明所吸引，又怀着一种莫名的惊诧何以中国农耕文明为代表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没有产生出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故而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法国人伏尔泰研究各国历史进程和科技演变，也有同样的疑问；当代著名的美国汉学家马克伊文（Mark Elvin）则在专著《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 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给出了“高水平陷阱”的诠释；后来不少学者又从中国科举选拔制度在明清两代走入束缚人类思想的角度给与了多重解读。限于篇幅笔者不在此处展开讨论。

综上所述，如果马克斯韦伯只想表明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仅仅将这种思想作为一种尝试性的假说提出来，把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后来的制度法律作为欧洲长期孕育发生的一个十分复杂历史过程来看，新教伦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过分对这一作用的夸大则是有待商榷，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试着做如下的陈述：任何社会现象的存在和发展过程，都是现实与意识的统一。清教徒的宗教、契约与法律观念的生成与演化过程同样也概莫能外，从此演变出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有立足于清教徒当时的现实处境，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相应观念的形成与变迁；同样，资本主义精神的许多优秀品质在各民族的传统中多有体现。恰好是欧洲某个阶层的生存空间和权利诉求在宗教改革之后不能在自己地域上得到满足，随着人口压力增加和财富欲望的不断追求，他们随着远航的帆船漂洋过海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征服世界、体现所谓“主的意志”过程中，一直以宗教作为理论支持并逐渐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就是马克斯韦伯所称颂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很幸运的是他没有看到后来的经济大萧条和希特勒崛起……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友邦惊诧论范文【第四篇】

莫友芝的学术渊源首先是受他父亲莫与俦的影响。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贵州都匀府独山州人，嘉庆三年中举，嘉庆四年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时，莫与俦得与汉学大师相师友，莫友芝在《清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县知县贵州遵义府教授显考莫公行状》（以下简称《莫公行状》）中说“：盖公少时所治，唯取士五经，及成进士，座主则相国朱公珪、刘公权之、阮公元；又师事相国纪公昀、编修洪公亮吉；而同年友如编修张公惠言、主事郝公懿行、尚书姚公文田、王公引之，讲六书、明汉学者数十计，故熟于国朝大师家法渊源。”⑤因此，莫与俦的汉学造诣非同一般，其后来教育学生及子莫友芝即以汉学为基础，兼修宋学。《莫公行状》云“：逮授子友芝经，乃令以雅故为本。”⑥这种教育方法为莫友芝打下了坚实的汉学基础，故曾国藩《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云：“久之，门人郑珍与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许、郑之学，充然西南硕儒矣。”①关于学问根基对于诗词创作的重要作用，莫与俦有清醒的认识：“前辈能者皆根柢磅礴，以其余发为词章，故若是，诸生诚求所以能若是者，则（山草香★）决科又不足言矣。”②《莫公行状》中还说：“公论诗文，于汉唐宋无所偏主。”并记述了莫与俦对诗词的看法“：人论诗，皆以王孟章柳，以渊明，吾观韩昌黎，真得渊明气象。学者知此，可与言诗。”③莫与俦不偏唐宋一家，对韩愈诗歌学问深厚的认识，无疑对莫友芝、郑珍这两位宋诗派代表诗人的诗学观念有重大影响。程恩泽对莫友芝的文学思想也有重大影响。程恩泽（1785～1837），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官至户部侍郎，师事朴学大师凌廷堪，为阮元再传弟子，是清代道、咸宋诗派的首倡者，论诗尤重学问，其《金石题咏汇编序》云：“《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时；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他，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④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学习韩愈、黄庭坚，张穆在《程侍郎遗集初编序》中说他“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⑤，他自己在《赠谭铁箫太守》中也明确表达了推崇杜甫、韩愈和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社：“独于西江社，旆以杜韩帜。”⑥道光五年（1825），程恩泽任贵州学政，西南硕儒郑珍、莫友芝皆出其门下，这对郑珍、莫友芝融通汉、宋两学，成为清代宋诗派的中坚人物意义重大。陈衍《石遗室诗话》云：“道咸以来，何子贞（绍基）、祁春圃（隽藻）、魏默深（源）、曾涤生（国藩）、欧阳涧东（辂）、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于程春海侍郎门下。”⑦在这些人物当中，郑珍所受影响尤大，他20岁获选拔贡生时，程恩泽读到他的文章后，以为孺子可教，并对郑珍进行教导：“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秦、两汉之书？”⑧程恩泽又以汉代贵州先贤尹珍相期许，为郑珍取字为子尹。郑珍从此师从程恩泽，潜心小学，并于道光六年追随程恩泽至湖南幕中。而郑珍和莫友芝相交尤深，他的诗学观对莫友芝应该不无影响。莫友芝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说：“子尹长友芝五岁，兄事之。自廿年前，友芝侍先君遵义郡学，子尹居东八十里乐安溪上，数以秘册互假写勘往还。丁酉后，春官奔走，郡乘牵绊，两人共晨夕尤多。……计订交至今且三十年，中间饥驱离索不常合，并靡不以学行文章相砻砥……”⑨两人在几十年的交往中，朝夕相处，探讨学习，相互影响，形成了近乎相同的文学观念，共同成长为清代宋诗学派在贵州的代表人物。对莫友芝的文学思想产生过影响的还有清代的中兴功臣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他不仅是清代政坛的风云人物，还是清代桐城文派、宋诗派的中坚人物，其论诗推重黄庭坚，其《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云：“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

曾国藩于此对黄庭坚的诗歌大加赞赏，并公开表示自他宗尚黄庭坚诗风后，诗坛风气为之一变。陈衍《石遗室诗话》也云：“湘乡出而诗、字皆宗涪翁”②，又说：“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③曾国藩凭借自己的诗文创作和理论及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莫友芝和曾国藩为莫逆之交，黎庶昌《莫征君别传》记载：“丁末会试，公车报罢，与曾文正公国藩邂逅于琉璃厂书肆。始未相知也，偶举论汉学门户，文正大惊，叩姓名，曰‘：黔中固有此宿学耶！’即过语国子监学正刘椒云传莹，为置酒虎坊桥，造榻订交而去。”④莫友芝归黔后，曾有诗赠曾国藩，曾国藩亦有《赠莫友芝》相答。后黔中大乱，莫友芝又客曾国藩幕达十几年之久，直至客死兴化里下河。于此可见，曾国藩的有关宋诗的言论不能不对莫友芝产生影响。

1.贵州地方文学史观。贵州僻处西南一隅，几乎和中原地区隔绝，直到明代才开始建省，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在人们的心目中历来是文化的荒漠。而莫与俦、莫友芝父子两代人，试图改变人们陈旧的思想观念，意欲对贵州教育史和文学史进行梳理，使之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从而也使他们父子成为意识明确的地方文学史家。莫与俦在《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中云“：学校之兴，人才所系。……”⑤莫友芝在编《黔诗纪略》的时候，把莫与俦的这篇文章放在了开篇的首要位置，以明贵州文学的发展是在教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开始的，对此他有明确的说明：“先教授犹人府君有《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谨引附于篇，以见黔文兴起之所由。”⑥其根据这种观念所编集的《黔诗纪略》共收贵州明代诗人241人，存诗2498首，显示了贵州有明一代辉煌的诗歌创作成果，其编撰体例为：“其书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以传，而大要以年为次。”⑦这表明其编撰这部33卷的明代贵州诗歌总集时是有明确的文学史观念的。其为明代贵州代表诗人谢三秀的诗集《雪鸿堂诗搜逸》所作的序中对贵州诗歌的发展史亦有明确的论述“：黔自明始有诗，萌芽于宣、正，条衍于景、成以来，而桐豫于隆、万。自武略而止蓭，而用章、廷润、竹泉、汝锡，而时中、西园，而唐山、子昇、宗鲁、伯元，而道父、吉甫、徐川、元淑，百有余年。榛莽第开，略具途轨。山甫、湜之、内江诸老，又一意儒学，特余事及之。洎乎用霖《味澹》、卓凡《屡非》，炳麟铿訇，道乃大启。一时方麓、邓州、泠然、瑞明、心易、循陔、美若、无近、少崔、小范，旗鼓响应，延、温、沅、潕间，几于人握灵珠，家抱荆璧。”①从贵州诗歌的萌芽、发展到成熟繁盛，通过具体时间、具体作家、代表诗人串联成清晰可睹的贵州诗歌发展史。其中既用时间的观念来彰显历史，又用代表诗人突出其成就，说明贵州诗歌滥觞于明代宣德、正统年间，其代表诗人则为王训、詹英、黄绂等，这些诗人在一百多年时间里的诗歌创作，对于贵州诗坛具有拓荒的意义；在景泰、成化年间，贵州诗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诗人为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而隆庆、万历年间，则是明代贵州诗歌的繁盛时期，这个时期不但产生了潘润民、赵其杰等优秀诗人，而且诗歌创作在贵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几乎到了人人都可以舞文弄墨、吟诗作句的地步，贵州代表诗人谢三秀就是在这一繁盛的局面下横空出世的。

2.“性情”和“学问”融通的诗学观。自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有别趣，非关书也；诗有别味，非关理也”之说出来之后，诗坛就形成了一股反对宋人“以文为诗，以学为诗，以理为诗”的潮流，明代前后七子在复古诗潮中还明确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主张，清初王士祯提出“神韵说”、沈德潜提倡“格调说”、袁枚主张“性灵说”，实际上走的还是尊唐的诗歌道路，重视诗人的“性情”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而乾嘉之际考据之学的兴盛，翁方纲“肌理说”的提出，诗坛上又形成了一股宗宋的诗潮。这派诗人以程恩泽、祁隽藻、何绍基、郑珍、莫友芝、曾国藩为代表，重视“学问”，以学问为根柢，主张向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学习，提倡宋调。莫友芝就是在这样的诗学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诗学主张。首先，莫友芝认为诗歌创作要以学问为根柢，要向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学习，其《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云：“圣门以诗教，而后儒者多不言，遂起严羽‘别材、别趣，非关书、理’之论，由之而弊竟出于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诗道荒矣。夫儒者力有不暇，性有不近，则有矣！古今所称圣于诗、大家于诗，有不儒行绝特、破万卷、理万物而能者邪？”②莫友芝首先批评了严羽的“别材、别趣”之说，认为这种理论造成了浅薄粗疏的诗风，致使诗歌创作走上了邪僻的道路。然后，他又指出自古至今凡是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诗人都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以学问为根柢，则作诗时才能得心应手，才能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诗歌源泉，写出的诗歌才能浑厚蕴藉、诗味隽永，故他自述学诗的经历和教人学诗时，往往以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为效法的榜样，他在《答温生瑶光》一诗中说：“请君俎豆昌黎公，戛戛自扫陈言空。上追甫白下郊籍，天浆霞佩神交通。”

学诗要学韩愈，不落陈言，还要追随杜甫、李白，效法孟郊、张籍。在《和柏容见题旧诗草韵》一诗中，他还说“：杜陵矗孔道，上与日月根。昌黎续孟业，引此绳绳孙。荀扬宋三宗，遗响袭芳荪。李苏别庄老，旁敬难孤尊。少年妄持论，自笑皮毛扪……”①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诗学道路、韩愈“根之茂者其叶盛，膏之沃者其光晔”的文学理念犹如孔孟之道，荀子、扬雄、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都是后代诗人应该认真学习的对象，而李白、苏轼就像是庄子和老子，也应该有所涉及。对宋诗根于学问的提倡，在莫友芝的诗学思想中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其次，莫友芝为诗提倡以学问为根柢，但他对唐诗的气象宏大、境界深远、情韵感人并不轻视，他于重“学问”的同时，并不忽视“性情”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主张“学问”和“性情”的融合。他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说郑珍精通汉学之后，又云“：乃复遍综洛闽遗言，精研身考，以求此心之安。涵以天地时物变化之妙，证诸世态古今升降之故，久之焕然于中，乃有确乎不可拔者。”②郑珍不但精通汉代经学、训诂，而且旁通宋代义理之学，汉宋两学的融通使郑珍博古通今，境界浑然乃大，其作诗时就能够“而才力赡裕，溢而为诗，对客挥毫，隽伟宏肆，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而要其横驱侧出，卒于大道无所牴牾，则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③才力的充盈成就了郑珍“隽伟宏肆”、旁逸横出、瑰丽多姿的诗歌风格，而“见者诧为讲学家所未有”是说其诗歌充满了感性形象，性情外露，富于感情；关于郑珍作诗时充满了“性情”的情形，莫友芝在《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中也有论述：“当其兴到，顷刻千言；无所感触，辄经时不作一字。”④由此可见郑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充满了真实的性情。“则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则是说其诗歌是学人之诗，是以学问为根柢的。既以“学问”为根柢，又充满真实的“性情”，“性情”和“学问”相融通，才能写出“隽伟宏肆”的瑰丽诗章。这就使清初以来的尊唐还是宗宋的关键话语“性情”和“学问”得到了调和，浑然融于一体。莫友芝在《书为庭芝弟选莲洋诗后》中又说：“使学更能称才，太白、东坡一间耳。”⑤如果学问和才华性情相称的话，那就能成为和李白、苏轼比肩的诗人。比莫友芝晚了五十多年的光宣年间的陈衍后来在《石遗室诗话》中说：“嘉道以来，则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国。而何子贞编修、郑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门，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涤生相国。诸公率以开元、天宝、元和、元祐诸大家为职志，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沈文悫之持温柔敦厚，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⑥在《近代诗钞》序中，陈衍也指出这批诗人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⑦“学人之言”是指以“学问”为根柢，“诗人之言”是以“性情”为依归，这两者的结合，显示了尊唐和宗宋的调和。“学人之诗”“、诗人之诗”这一概念，钱谦益、黄宗羲等清初学者已经提出，陈衍的贡献在于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使两者合二为一，相互融通。而莫友芝所说的“讲学家所未有……又非真讲学人不能为”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他虽然没有用“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这样的话语来明确的说明，但其兼学人和诗人的身份，对学问和诗歌创作都有真切的体会，与郑珍又是三十多年的老友，故能深刻理解诗歌创作的甘苦，我们还是不难从中体会出他调和“学问”和“性情”的诗学旨趣。

3.以“婉约”为正宗，提倡“清空”风格的词学观。莫友芝的诗学思想是建立在对严羽的“别材、别趣”说的批评上的，其词学思想也是建立在对清初词坛的批评上的，颇似李清照的《词论》。首先，莫友芝批评了清代词坛的三种弊病：蒋士铨（号藏园）的质朴粗犷；吴锡麟（号谷人）的气韵固实，不够空灵；郭麐（号频伽）的风骨孱弱。其《〈葑烟亭词草〉序》云：“窃论近日海内言词，率有三病：质犷于藏园，气实于谷人，骨孱于频伽。”①蒋士铨属于清初陈维崧所开创的“阳羡派”，陈维崧词学习苏轼、辛弃疾，提倡豪放词风。但清代中期，康雍乾盛世不再，社会现实呈现一种衰败的景象，阳羡派末流浅率叫嚣，豪放不足却粗疏有余，莫友芝对蒋士铨的批评即是对此种词风的批评。吴锡麟、郭麐属于清初朱彝尊开创的浙西词派，朱彝尊推尊词体，崇尚醇雅，适应于统治者歌舞升平的需要。浙西词派发展至清代中叶，以历鹗为代表，吴锡麟、郭麐为辅，其末流未免襞积饾饤，把词引向淫鄙虚浮的死胡同，意浅境狭，莫友芝对吴锡麟、郭麐的批评即是对浙西末流的批评。其次，莫友芝又批评了清代中期婉约派词人的三种弊病。他在《〈葑烟亭词草〉序》中又云“：其倜然不囿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专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随波忘返者也。”②有的人专学秦观却只得其肤廓，有的人学习周邦彦却只得其靡丽，有的人学习史达祖却只得其轻佻。这些人大多只是随波逐流，只学到了粗浅的表面风格，而没有学到他们词作的精华。再次，莫友芝又批评了清代中叶因生活狭窄和词境单一而流行的一种真气少存、意旨浅薄、枯瘠琐碎的词风。其《陈息凡〈香草词〉序》云：“词自皋闻选论，出其品第，乃跻诗而上，逌然国风、乐府之遗，海内学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亵。嘉道以来，斯道大畅，几于人金荃而户浣花。然或意随言竭，则浅而寡蕴；音逐情靡，又荡而不归。”③皋闻是张惠言的字，是清代常州词派的开创者，论词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寄托，把词提高到和诗同等的地位，但忽略了词作为一种抒情文体的社会使命，落入了只重形式、技巧的泥淖。故莫友芝批评这股风气中的很多词缺乏言外之旨，意蕴浅薄寡淡，只是在音韵、技巧上下功夫。批评了上述三种词坛弊病之后，莫友芝又通过对贵州两位词人黎兆勋、陈钟祥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主张。首先，莫友芝严守尊体的传统观念，以婉约词为词坛正宗，提倡雅音。其《〈葑烟亭词草〉序》云“：其倜然不囿习气，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专淮海而廓，师清真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尧章骚雅，划断众流，未有不摭粗遗精，随波忘返者也。”④莫友芝在此处指出了词坛的三种弊病，也透露出莫友芝视以秦观、周邦彦、史达祖为代表的婉约词为词的正宗，并说只有像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那样的词人雅作才能够在当时随波逐流的词风中独树一帜。在《陈息凡〈香草词〉序》中，莫友芝又云：“其近、慢诸制，亦复揉才于律，翕然雅音。”①在词作中揉入了才学，全然都是雅正的音调。对于雅词的提倡显示了莫友芝作为一代学人的理想的词学观念。其次，博采众长，提倡清空的词风。其《〈葑烟亭词草〉序》云：“柏容少近辛、刘，繙然自嫌，严芟痛改，低首秦、周诸老，而引出以白石空凉之音，所谓前后三病，已无从阑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