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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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四大发明1
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在总结前人制造丝织品经验的基础 上，用树皮、破渔网、破布、麻头等作为原料，制造成了适合书写的植物纤维纸， 改进了造纸术，才使纸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世界上最早的纸是埃及的莎 草纸，而欧洲中世纪则普遍使用羊皮纸，这两种纸因为原料单一，改进余地有限， 逐渐被使用多种材料的中国纸所取代。造纸术在7世纪经朝鲜传到日本。8世纪中叶 传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而直到12世纪，欧洲才仿效中国的方法开始设厂造纸。
火药是一种黑色或棕色的炸药，由硝酸钾、木炭和硫磺机械混合而成，最初均 制成粉末状，以后一般制成大小不同的颗粒状，可供不同用途之需。在采用无烟 火药以前，这种火药一直是唯一的军用发射药。欧洲约在13世纪才懂得黑火药的作 用，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良，黑火药兵器逐步取代了冷兵器，并在陆地战争战 术、攻城筑城技术以及海军战列舰的发展和战术等方面，造成革命性的影响。
印刷术是按照图画原稿制成印刷品的技术。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 家，早期是把图文刻在木板上用水墨印刷的，宋朝的沈括是第一个描述活字印刷过 程的学者，他在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异。毕异首创 的活字印刷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对各国文明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
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根据磁石指示南北的特性制成了司南，这是世 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期，人们发明了用人工磁化铁针的方法，制成指南 针，并开始应用于航海。南宋时，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同时传到阿拉伯。13世 纪初指南针传人欧洲。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应用，对后来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 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人西方，对西方科技发展产生 了一定影响。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 文化的传播。火药和火器的采用摧毁了欧洲中世纪天主教的思想枷锁。指南针传到欧洲航海家之手，使他们有可能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为西方奠定了世界贸易 和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基础。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上面的5篇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我国古代四大发明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2
关键词：世界潮流；科技成果；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科技非常发达，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世界。特别是四大发明，更是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英国哲学家培根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下面我从九个领域来阐述我国古代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成果。
一、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是代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最高成就，是我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的重要标志。
1.造纸术：西汉末期我国就有了纸，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绘有地图的纸是目前世界上所知最早的纸。东汉宦官蔡伦于公元105年改进了造纸术，制造出植物纤维纸。造纸术于8世纪传入阿拉伯，12世纪传入欧洲、非洲。
2.印刷术：唐朝时已有雕版印刷的佛经、日历和诗歌。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是868年我国印刷的《金刚经》；后来北宋的毕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西夏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木字印刷术，这比欧洲早四个多世纪。
3.指南针：战国时期发明了指示方向的司南，北宋时期指南针应用于航海，13世纪传入阿拉伯和欧洲。
4.火药：中国古代炼丹家发明了火药，唐朝末年火药开始用于军事，北宋时期火药广泛用于军事，南宋时期发明“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13世纪，火药与火器传入阿拉伯和欧洲。
二、数学成就
1.春秋时期发明了九九乘法表。
2.编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周髀算经》，所记西周初年的勾股定理的特例比西方早500年。
3.中国古代数学形成完整的体系。
4.南朝祖冲之第一次把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的七位数，这比西方早1000多年。他的数学专著《缀术》成为唐朝以及朝鲜、日本的教材。
5.十进位值制记数法：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十进位值制记数法的国家，马克思说它是“人类最美妙的发明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算筹记数法，这种记数法除数码写法形式之外，完全具有今天通行的十进位值制的功能，后来这种记数法为国际通用，延续至今。
6.古代计算工具：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就出现了算筹，后来演变为算盘。汉朝史籍已提到珠算，元末明初已出现了现代样式的算盘，明朝时珠算已经传播世界各地。
三、物理学
1.战国时的《墨经》里面有大量物理学知识，包括杠杆原理、浮力理论、声学、光学、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系统知识，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光学八条。
2.物理实验室：在我国古代还有声振实验室，为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实验室。
3.温度计：西汉所发明的天平式温度计，比欧洲早1600多年。
4.地磁：北宋沈括发现地磁偏南，比欧洲早400多年。
5.火箭技术：起源于宋代的钻天炮，是当代火箭技术的先驱。
6.热力机械：最早的热力机械是北宋以前就出现的走马灯。
四、古代天文历法
1.夏商时期，夏朝的有关史料和商朝的甲骨文，保留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和月食的记录，夏朝历法叫“夏小正”，商朝的“殷历”采用干支记日法，这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记日方法。
2.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鲁国天文学家留下世界上最早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比欧洲早600多年。春秋时形成了固定历法的体系，有十九年七闰的原则，比西方早160年。战国时的《甘石星经》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石申的《石氏星表》用赤道作坐标记录了多颗恒星的位置，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表。
3.秦汉时期，公元前28年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东汉张衡发明了地动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
4.隋唐时期，天文学家僧一行在世界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测量出地球子午线的长度。僧一行还与梁令缵共同创制了黄道游仪，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恒星的位置变动。
5.北宋时期沈括编订的“十二气历”比英国早800年。
6.元朝时郭守敬主持编订的“授时历”其年周期与现行公历相差无几，但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7.中国古代创制了许多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如浑仪、简仪，浑仪是望远镜发明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观测工具。
五、医学成就
1.在战国时就有了医学分科，著名医生扁鹊被称为“脉学之宗”，提出了望、闻、问、切四诊法。
2.战国问世，西汉成书的《黄帝内经》提出了病理学说为古代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3.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医学著作。东汉末年张仲景写成了《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治疗学的基础，被誉为中医学上的“万世宝典”，他也被称为“医圣”。华佗创制五禽戏外还发明了麻沸散，开创了世界医学史上全身麻醉的先河，比欧洲早1600年。
4.唐朝有了分科较细的医学校，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由国家编定和颁布的药典。孙思邈著有《千金方》被称为“药王”。
5.南宋朝法医学家宋慈所著《洗冤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书籍。
6.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集历代草本药物之大成，被誉为“东方药物巨典”。
7.针灸疗法是我们祖先的独创疗法，8世纪初即已传到朝鲜、日本，宋元后，逐渐传到世界各地。
六、农学
中国是世界农业发源地之一，农业起源最早可追溯到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培植水稻和栗的国家。我国有四大农书，即西汉胜之的《胜之书》、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元朝王桢的《农书》、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耕作技术。
七、建筑
1.万里长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2.隋朝工匠李春设计建造的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
3.唐朝长安规模宏大，布局严整，体现了当时城市建筑的高超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明朝北京布局严整，建筑华丽，是我国古代城市建筑的杰作。
八、地理学
西晋裴秀编的《禹贡地域图》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原理。明朝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中对石灰岩地形的描述是世界上最早的。
九、古代手工业发达，在冶金、制瓷、丝织等行业中，一直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
1.冶炼技术，原始社会晚期，中国人已掌握了冶铜技术。高周时期青铜铸造进入繁荣时期，西周晚期中国已有铁器。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国的钢铁冶炼技术和产量在16世纪以前一直领先世界。
2.陶瓷，中国是陶瓷的故乡，商朝时已烧制出原始瓷器，东汉烧出青瓷，北朝时烧出白瓷，在中国制瓷工艺影响下，从17世纪开始，欧洲国家才陆续生产出瓷器。
3.丝织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丝绸的国家。距今四五千年时，我国已养蚕并有了丝织品。商朝时有了织机。汉朝时，丝织技术相当成熟，并开通了从长安出发到欧洲的“丝绸之路”。
上述史实已充分证明了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丰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引领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我们为此应感到骄傲和自豪。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3
关键词：落下闳、江晓原、中华上古文明、盘古王表
（一）
中国古代天文人物落下闳生活在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是西汉益州巴郡阆中县（今阆中市）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称他是世界天文领域中“灿烂的星座”。他以历算和天文学的杰出成就著称于世，为我国最早的历算学家。汉武帝元封年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他与他人合作创制新历法，优于其他历法，被汉武帝采用，称《太初历》，共施行189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可考的第一部优良历法； 《太初历》采用的岁首和科学的置闰法，我国的阴历一直沿用至今。落下闳是浑天说的创始人之一，经他改进的赤道式浑仪，在中国用了2000年。在天文学史上首次准确推算出135月的日、月食周期，即11年应发生23次日食。根据这个周期，人类可以对日、月食进行预报，并可校正阴历。
1986年阆中市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在正争取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共四川省阆中市委书记蒋辅义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说：西汉时代出生于今四川阆中的落下闳，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有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而早在5000多年前，阆中古城就翻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篇章：相传五帝之首的人祖伏曦，其母华胥便是阆中人，并在阆中的嘉陵江边孕育了伏曦。伏曦在科技与人文两方面的创造发明，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接近阆中的四川省盐亭县的天垣地区，远古传说这里不但是古西陵氏的发祥地，出了黄帝元妃嫘祖，而且还是盘古王的故乡。约公元前2090年，大禹受帝尧之命领导治水，来到北川他出生地附近的西陵氏发祥地之一的梓潼县，指挥民工，间伐西陵氏第一代国君文昌封地内梓潼山上的高大樟梓林，准备造舟，借便运送他曾在家乡发现的治水需要的天然类水泥“息壤”。但伐木部队遭到文昌后人中的顽童主的百般阻拦，在万般无奈之下，大禹只得下令诛杀了梓潼顽主。治水成功之后，约公元前2070年，大禹接替舜帝登上中华帝王之位，但他还十分思念家乡西陵氏人民曾经作出过的巨大牺牲和贡献；约公元前2045年，大禹亲自来到盘古王的诞生之地的天垣盘垭村，在盘母石旁立下一方经他多年考证的王表龟碑，记下了从盘古到他大禹四千多年间中华帝王的更代情况，即后人称的“盘古王表”。时间又过去近四千年，天垣举溪河畔出了一位穷读书人，他叫何拔儒，对大禹立盘古王表的传说深信不疑，并多方寻求解答的钥匙。机会终于来到了，1902年他被清庭颁布的新政选派到日本留学。于是他悄悄地携带着早已临摹在手的天垣龟碑上的“盘古王表”文字出国，在异国他乡向众多国际友人讨论和寻求破译盘古王表的智慧。1906年何拔儒从国外学成归乡，继续通过实地对四川5000多年前的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察，终于破译了在天垣场盘垭村发现的盘古王表。现从天垣流传的盘古王表能整理出：
（一）五方区系时期，约公元前8000－6390年：东、南、西、北、中，五方都有分布的原始社会。
（二）法天法地时期，约公元前6390－6210年：1、盘古；2、天皇；3、地皇，4、人皇，5、五龙纪，6、摄提纪，7、合雒纪，8、连通纪，9、叙命纪。
（三）叩向自身时期，约公元前6210－5770年：1、巨灵氏，2、句疆氏，3、谯明氏，4、涿光氏，5、钩陈氏，6、黄神氏，7、巨神氏，8、犁灵氏，9、大隗氏，10、鬼隗氏，11、掩兹氏，12、泰逢氏，13、冉相氏，14、盖盈氏，15、大敦氏，16、云阳氏，17、巫常氏，18、泰壹氏，19、空桑氏，20、神民氏，21、倚帝氏，22、次民氏。
（四）重铸烟火时期，约公元前5770－4070年：1、辰放氏，（共4代），2、蜀山氏（共6代），3、虺傀氏（共6代），4、儿遽氏，5、希韦氏（共4代），6、有巢氏（共2代），7、燧人氏（共4代），8、庸成氏（共8代）。
（五）立足山海时期，约公元前5070－4170年：1、浑沌氏（共7代），2、葛天氏（共4代），3、女娲氏，4、伏羲氏，5、赫胥氏，6、东户氏（共17代），7、皇覃氏（共7代），8、启统氏（共3代），9、吉夷氏（共4代）。
（六）城邦之美时期，约公元前4170－3150年：1、仓帝史皇氏，2、柏皇氏（共20代），3、中皇氏（共4代），4、大庭炎帝氏（共5代），5、粟陆氏（共5代），6、昆仑氏（共11代），7、西陵氏（共5代：文昌、夸父、歧伯、金二伯、嫘祖）。
（七）跃起中原时期，约公元前3150－2230年：1、轩辕氏（共3代），2、祝融氏（共2代），3、昊英氏（共9代），4、古皇有巢氏（共7代），5、朱襄氏（共3代），6、阴康氏（共3代），7、无怀氏（共6代），8、神农氏（共8代）。
（八）大同王土时期，约公元前2230－2045年：1、黄帝有熊氏（共3代），2、颛顼，3、帝喾，4、尧，5、舜，6、禹。
笔者之一的王德奎是四川省盐亭县天垣地区人，2000年他在第2期一文中，列出了盘古至禹的该年表。历史学家王立说，一般认为盘古是从记载的盘瓠演化而成的，但该表中既是以他为文明时代的缔造者，则也与开天辟地的传说相悖。先秦文献及出土文物尚未发现盘古存在的证据，但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上古纪年缺乏系统的年表，不用说五千年文明的认同程度多么低，就连夏，商甚至西周还被国际史学界斥为传说，不可信。这既有中国自己的不足---上古史料未能完整保存，二十世纪上半叶疑古派大行其道；又有国外贬低中国文明的成见在作怪。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夏始于公元前2070年，但无论是考古发现夏文化积年，还是尧舜时代遗址的年代，都反映出二者相隔一段时间，也许以后会有新的结论。王立认为，中国文明应该有8000年----当然是有一定文化的较高层次的文明，华北，华南都已发现距今一万年以上的农业部落遗址。距今8000年之际，以内蒙赤峰敖汉旗兴隆洼，河南舞阳贾湖，浙江河姆渡，甘肃秦安大地湾等遗址为代表的古文化散布于全国，有代表王权的物品，有占卜和刻辞，有乐器，玉器，有经过规划的村落，可以看出这是有一定文化的社会了，社会是一步步发展的，最早的政权实体，绝不会与4000前一样，承认这一差别，并不是降低文明的尺度，而是客观地对待人类历史。因此，表中原始社会在8300多年前就结束了，有一些部落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当然任何时代都曾有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不少民族现在仍处于原始社会，而国家的建立已有几千年了，不能一刀切，这是研究上古史的前提。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来之前，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中国自己的不足，其实，主要还是来上个世纪我们自已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造成的大量有价值的古籍文献和遗存被毁，或弃置不用。 另外，所谓的母系氏社会与父系氏社会、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教条，使得中国已无类似古埃及古王朝分期的远古史。例如王玉哲教授2000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是积数十年心力之作，代表了中国目前的正统观点。但王先生也沿袭了司马迁言远古的先进不雅驯的舍取法，如他书中虽选取了大量现代考古记录，却对成都平原上世纪80年代初，三星堆发掘的大批远古青铜器震惊世界不闻不记；洋洋55万言的巨著，连出的古地图，成都的远古文明也成了空白。人类社会像一棵大树，千枝百杆，但总会出现推动历史长河发展前进的一批尖顶的人物和顶级的地区；跟今天相类的人物及地区相较，也一点不会逊色。因此，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的远古史，如果仅以大部分滞后地区的情况作信史，那么它不是在指导当代的考古；而是当代高科技的考古在不断地纠正它的局限。其次， 动物社会也有先进和落后，变到人类社会，一开始也就有先进和落后，所以母系氏社会现象仅适用一部分人类群落现象，即受到危胁、侵略较少的小部落、小联盟村落，不适用有争斗、有侵略的大联盟部落。在这种大部落必然继续要以优胜劣败的体魄、智力竞争来称王，才能健康持久地维持下去。即使是以母系氏为综的国家，选首领也不一定是女性，如目前以色列就如此。所以越是以智力或体魄的竞争，胜者为王的部落，联盟愈会扩大。
更为客观真实的是，人类社会与前动物社会的分水岭标志是，物品交换创造了人；物品的大量制造与集市交换才是国家产生的起因。这里的交换，并不一定要等到有剩余物品、剩余产品的时候才能进行，例如两个人，各吃不同的东西，都没有剩余，但吃厌了想互换口味的时候，没有剩余的物品也可以互相交换。为了交换，人类社会的物品生产早就有了分工，例如在玛雅文明早期，男人在树林中射捕有美丽羽毛一类的鸟雀，拿回家去让女人做成美丽羽衣一类的装饰品，它可以交换到很远的地方。这也类似中国凤文化的起源。这种生产物品的家庭、村落多了，规模大了，更扩大了长途的交换；特别是有大河流和盆塞的内陆湖或海的地方，发明了独木舟，这种远航的物品交换，也就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这种龙凤文化的原始经济，一定胜过那些母系氏的原始农业采集经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顶尖优势的龙凤原始经济。因此，女娲、嫘祖不是一些学人的所谓女性文化能够概括的。
《全球通史》讲：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支很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湖北学者胡远鹏先生认为这个“东方某地”，就是中国的四川。苏美尔人就是蜀人，这从《山海经》以及《旧约》可以得到印证。为了很好理解远古四川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我们拿古爱琴海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作类比，说明四川盆地北部文明比黄河文化史早的原因是：由于“五方区系时期”，北方各原始社会因集体思维，大量驱逐本部落中不合群的发明者到四川北部山丘，后来才在中国西部四川盆塞海建立了第一批原始王朝社会。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蒙文通先生年少在家乡盐亭时，受到他伯父蒙公甫和其好友何拔儒等先贤的熏陶和教育，离开盐亭求学又得到过他们的支助。他至死牢记伯父等先辈们要他探索盐亭古文明的重托，早年写出的《汉潺亭考》一书，就在川大教授中力排众议，认定汉代文献中的潺亭，就是古四川盐亭，他家乡的元山即是潺山；弥江水，即是潺水。这里潺水也可意称孱水或弱水，音转若水，就是黄帝之孙昌意降居的地方。但历代史家多认为若水是在乐山的雅砻江。蒙老先生所处的时代，被疑古之风和内部残酷的内部政治斗争及意识形态包围，如果他直说嫘祖出生在自己家乡盐亭，不但要遭打击，更重要的是连嫘祖生在四川也不能保，所以两者相比较取其轻，不说嫘祖生在自己家乡盐亭也是有可能的。直到今天，川大还有教授批驳蒙老先生的潺亭在盐亭不实。学人不愿涉足蒙先生的家乡盐亭，还有一个旁证，蒙先生的学生川大教授童恩正著《古代的巴蜀》一书，古代四川产井盐的县都提到了，唯独不提盐亭县也是最早产井盐的县。盐亭县名，得产井盐之故，古籍早有记载，童教授居然把它漏掉，是他才疏学浅，还是有意避之，众人不难分析。
21世纪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中央财政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盐亭嫘祖陵修复第一期工程建设基本竣工；被称为观光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遗迹的盐蓬（盐亭县到蓬溪县）高等级公路已正式开工，这将为大家考察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遗迹，提供了便利 。盐蓬高等级公路将依次通过“盘古王表”中的金二伯、盘古、嫘祖等三位人物传说曾活动过的三座名山：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其中衣落山地区传说的《金二伯射黄帝》最为著名；更有传闻汉代天文学家落下闳是盐亭地区西陵氏金二伯的后代，还传说金二伯就叫金落下，不但会冶金，而且会观天象。金二伯反对嫘祖与黄帝轩辕完婚 ，反对嫘祖扩大联邦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 、把国都迁移到中原，企图射杀黄帝 。实践已证明金落下是错误的，但以后历朝历代为了中华民族的集权稳固，把嫘祖扩大联邦，把政权交让给轩辕氏 ，把国都迁移到中原的历史，完全抹杀，则也是错的。事实上，中华古文明不是简单的多元一体，平分秋色；黄河文化史不能多吃多占，而应按真实的古王表、年表分“蛋糕”。
（二）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科学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文革”中失去上高中的权利，初中毕业后在纺织厂当了六年电工，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198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读科学史研究生；曾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15年，1999年春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已在海内外出版学术专著、文集、译著等20余部，在英、美、德、韩、台、港及大陆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他迄今为止的研究涉及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欧洲和伊斯兰天文学与中国的交流及相互影响；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确定了两千年来聚讼不已的武王伐纣年代问题，并且重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日程表。后又推算出了孔子诞辰的准确日期；在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过两个专题：（1）《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 ，（2）《三代大火星象》等。
把江晓原拿来与落下闳作比较学研究，正是江晓原参加了国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大科研项目，这与落下闳在同乡人谯隆及太史令司马迁的推荐下，被汉武帝召为待诏太史，主持《太初历》的制订工作，有一些相似之处。其次，江晓原当博士生导师，是在从事教育工作；而落下闳在《太初历》颁行之后，因他的卓越贡献，汉武帝诏拜他为侍中，他辞而未受，回到阆中，将他的天文学、数学知识传给了后代。在落下闳之后的西汉末，阆中出现了著名天文学家任文孙、任文公父子。三国时期阆中又有周舒、周群、周臣祖孙三代，均是著名天文学家。巴蜀人称落下闳为“前圣”，称周群为“后圣”。到了唐代，袁天罡、李淳风等天文学家也先后定居阆中市，观测天象，研究天文。这些正是巴蜀天文人才荟萃，测天之学广泛流传于民间的原因，正所谓“天数在蜀”；可见落下闳渊博的天文、数学知识是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江晓原与落下闳的不同之处是，江晓原生正逢时，出生大城市，没有家谱的隐私，敢想敢说。而落下闳是一位逃亡者金落下的后代，该家族虽已改姓埋名130多代，但仍受祖先谋图射杀黄帝所累。而且直到今天各派历史学家维护的正统，也还在把北京猿人到黄帝说成是一脉相承。可以想象落下闳的恩人太史令司马迁，是如何早把这一脉相承作为类似今天的新闻纪律或意识形态纪律，自觉在遵守，并以此编辑黄帝譜系的。落下闳当然知道这一类似新闻纪律或意识形态纪律的利害，因此他自己只有埋名乡里継承祖传，只做不说，将天文学、数学知识传给后代的份。这是不是上古文明失落的事实？中华上古失落的文明能找回来吗？这当然不能只凭借传说。好在盐亭县的衣落山、五面山、长平山还在。且不说衣落山极具古天文观象台遗址的地貌，就是盐亭的大围坪地貌也铁证如山，而且俗称“印把子山”的地貌在嫘祖故里随处可见，只要江晓原这样的懂得天文地质、历史计量的专家，能到盐亭县认真负责考察，是定能鉴别真假的。
有人说，一个观点一旦成为常识，就如一颗水珠沉入大洋，就如一颗沙砾卷入荒漠。跳高的人只注意他所越起的高度，极少关心承载他的土地的细节。从北京猿人到黄帝一脉相承虽是正统，但这些东西不是来自我们主动的选择，而是来自周围意识形态纪律的浸染，尤其是学校把这些未经省察的观念标准，灌进了我们的脑袋深处，使我们思想的庄稼天然地散发着它们的气息。四川绵阳日报社的文然先生，就把盐亭县貌似独立的未反叛的跟随黄河文化史的“嫘祖文化”，称为“二奶文化”。他说嫘祖时代四川或盐亭还是蛮荒的偏、边、穷地方，这种落后地方的女人去巴结发达地方的黄帝，不是“二奶”才怪！而北京学者苏三则称，中华文明起源自中东，“三星堆”属于古犹太文明；中东是“文明的子宫”，中华文明则是它的“宫外孕”。江晓原先生也是性学史专家，能问天学不求真的“二奶文化”现象，与现实中的“二奶”性质相类似吗？另外，把苏三的观点反过来，能把盘古--嫘祖文明看作是人类文明的“孵抱期”，而中东文明则仅是它的“应用期”吗？
读江晓原先生的《天学真原》和《江晓原自选集》，常有峰回路转之感。它使江晓原的天文学史研究超越了科学史的专业领域；有些论文还动摇了我们从前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常识性观念，这种颠覆常识的文章中，诉说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等文明5000年前的天文学、象形文字及物品发明材料，有的是3000年后中华文明的天文学、甲骨文字及物品发明才在重复。这使人能想起落下闳，并联系到这里的人从盘古时代以来就热心天文的一幕幕的传说和留存的遗迹。特别是在四川省北部与古巴比伦、埃及、印度等的位置，正处在北纬32度至25度之间，因此该地区观察的天文、气象结论，与在古巴比伦、埃及、印度等的位置观察相近。如果猜想四川盆塞海的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先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正确；如果1000多年的古代阿拉伯学者马苏弟写的《黄金草源》有关中国上古及其国王的情况，不全是说的白话；人类社会的起源不是从一盘散沙开始的，而是有早先优胜社会群体的传承性，那么中华文明不在于人种来自哪里，而在于文明爆发的时间。作为从非洲大陆迁徙出来走得最远的一支人群，必定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群之一，他们定会选择条件最好的地方辟土开疆。从而在一万年前中华大地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布起了原始的部落；又生活近一千多年后产生了第一次分化，不少与原始集体思维产生冲突的具有创造发明能力的个体，从各个原始部落被赶到了四川盆地，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与土著结合在绵阳地区建立了盘古文明。据保存盘古王表地方的人传说：盘古王在盐亭县祠窑坝领导爆动建国后，并没有实行终生制，而是以“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作为立国之纲，率先垂范。他卸位后带领部分人马行舟渡海到南边云南，进入缅甸，沿印度的恒河水，横穿印度出海，乘阿拉伯海的季风，到达阿拉伯半岛和幼发拉底河流域，是第一代苏美尔蜀人的来源。因此，古代巴比伦、埃及、印度等文明渊源于中华盘古文明的传播与交流的相互影响，也是有可能的。
中华远古文明是世界性的人类文明，因此，既是西部人民的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财富，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中华远古文明求真，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它既然与国防无关，需要国内知名学者参加，也需要有关的国际专家学者参与；不但需要政府大力支持，而且也要有民间和国际的资金的投入，这才叫与国际接轨，也是世界其他古文明研究开发的惯例。例如自从德国人施里曼、英国人伊文斯自筹费用到土耳其，先后发掘出特洛伊文明等事实，标明世界级的人类古文明，无一单纯是靠本土学者参与，和政府单独出资完成的；世界其他古文明的发掘和承认，都是国内和国际学者、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努力的结果，如埃及在内的古文明的年代学，都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不然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由我国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有近200专家学者直接参加、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王表年表公布后，遭遇海外抨击置疑未与国际接轨，即只有大陆学者参加没有海外学者参与，只有政府投资而没有民间出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解释：政府投资是我国的国情；“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而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李学勤的解释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如参加“工程”的江晓原先生，就认为他个人的研究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而一些海外持异议的学者也主要认为，“工程”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年代问题，如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Nivison教授，创立有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他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有关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指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日本学者成家彻郎也指出，“工程”学者有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问题。
早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江晓原先生自然清楚，不说认定盘古--嫘祖文明，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也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这令人愤愤不平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但事情也不全如此，我国的历史文献材料，有关中华远古文明的王表年表不乏，由于夹杂封建迷信、神话或政见问题等种种原因，被毁或弃置不用的不少。如杭州市政协第一届副主席、浙江学人钟毓龙公布的尧年王表的《中国上古史神话演义》巨著，因开头的政治问题，解放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再版。
这里我们想起支持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的“工程”派学者，他们说，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但有海外学者反驳说，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如《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可见，夹杂封建迷信、神话或政见等问题的文献材料，是可以剥离的。
而证明盘古--嫘祖“文明”的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如199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汉文字学专家何九盈等主编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一书，就是首次披露绵阳市盐亭县曾发现一个完整的上古界碑，上面刻有五十多行类似文字的符号，与六千年左右的半坡彩陶刻划符号相类似。我国最早收集甲骨的学者、天津的王襄老先生也曾公布过一块从四川绵阳得来的石碑，他说：碑是清末四川盐亭出土的，当地称为“蛮碑”，其文字不易辨识，而刊出供鉴古家与研究少数民族文字者作为参考。其次，我们不能不如实报道，1949年新中国的解放，由于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四川省仅在盐亭县就有数百特定环境中和革命发展不合拍的人物被镇压；大批收缴中的有关古书籍、古文献资料被焚烧，数十座远古山寨城邦遗存被拆毁；其中，在文革结束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有消毁证据的事情。而今天，60岁以上活着的人中，嫘祖故里四川省盐亭县还能找到成十上百的这些见证人到场作证。
其实，我国已创立有自己的年代学理论，这是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侵略与遏止史观。引出的“落后侵略先进”史观：以目前传流的盘古王表追寻中华古王国的起源，透过原始的龙凤经济文化，所谓的古代国家，就是强势集团依据某一地域对内对外实行的生存保障或侵略。从这一定义出发，不管掌权者的时期的长与短，邪与正，强与弱，在没有新替代者较量取胜之前，都可以近似代表此时的顶尖优势。所以中华古王朝时期的国家模式，不是困惑西方的如夏王朝那种实际占领控制的版图模式；这种版图很小，也就很难相信夏朝在中华民族国别史上是一个王朝。因为这种看法，沿袭用了秦以后的国家专制更为集中、更为统一的疆域概念，使中华远古史王朝的疆域并不成其是中华当时实际的疆域，因为西南没有了，东南没有了，西北没有了，东北没有了，而只剩下中原偏东部分。而秦以前的国家观念，应看作仍然传承有中华远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期的多民族联合国的影子，即王朝的传承是以顶尖优势的阶段性较量为标志的，局部地区的二级政权有的也如此。以此理解中华民族的远古版图，才更为完整、真实。
中华各民族的起源虽都有各自特定的历史，但可以说汉民族起源的历史，就是远古盆塞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的起源史。因为这一文明的顶尖优势的确立，也就确立了汉民族和中华各民族凝聚的核心，以及传承、争夺和溶合的基础。因此不能把中国东南西北中五方区系内的地域古称号，当成是古民族的称号，如把蜀人、楚人、越人等与当时的古汉族完全相区别。盐亭有一则关于嫘祖设计越千古，产生中华多民族的传说。内容是嫘祖的丈夫轩辕，类似古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马其顿与古希腊各城邦相比，虽既专制又落后，但亚历山大使希腊联军遭到惨败，又先后征服波斯帝国，占领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进攻波斯腹地巴比伦、巴克特里亚，远征中亚，进入印度，建立起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世界帝国，其领土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中亚，南至埃及，几乎包括了地中海东部所有先进的地区。但嫘祖没有让轩辕用战争像亚力山大那样来征服西陵，摧毁中华西部的古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建立的成果。
在这里，中华的古蓝色文明首先举起了原始的自由与科学的旗帜，创造出像丝绸这样巨大的原始物质财富。即使这些财富主要集中在被后来包装为神仙、道人、鬼怪的盟王、城主、寨老板的手里，但人民的生活仍然比其他大多数地区舒适得多。因此这里的古国王从盘古到夸父，一代又一代都打出“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旗号，一次一次带领本土的能工巧匠到外地去撒播福音，但都不理想：走得近的都跑回了故土，走得太远的又杳无音信。传说到嫘祖称王时，她审时度势，决心设计出一种能超越数千年的制度，让人民经历一段长时期的痛苦的磨练，才能醒悟先王们留下的“传播发明，天下大同，幸福共享”的人生意义。古书记载，辕轩出生在海外，即四川盆塞海东南边的广西，他是东北方炎帝的同母异父之弟。因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之间内斗，又与东南方的蚩尤争夺和西陵氏的货物交换权，连年战争不断。在一次混战中，炎帝的母亲随逃难的人群流落到东南方，磨难求生中，与蚩尤族的一位老工匠结合，生下了轩辕。少年的轩辕聪明过人，有不少的奇思异想和发明。西陵氏的国王歧伯卸任后，按神喻到南方外邦物色寻找王储，年少的轩辕在艰苦中虽然腿带有残疾，但仍被歧伯选中带回西陵，这就是嫘祖和轩辕有早期的婚缘的原因。到西陵氏，轩辕后来并没有当上国王，而是被北方白马族绑架到了中原，并奇迹般地又当上黄帝族的首领。
也许这些是说书人编的故事，但崛起的轩辕黄帝族，被嫘祖王的千古设计所选中，从而把西陵氏开创和争夺来的顶尖优势，和平地交接到中原弱小之邦的手中，从而成就了中华近五千年来的文明。据传，嫘祖与轩辕成婚，嫘祖还有一个条件，要轩辕把他的一些大臣和部将，分封到东西南北去镇守边疆，这就是中华50多个民族的起源。据盘古王表，约公元前4170至3150年的城邦之美时期，就有文字发明家仓颉史皇氏称王，联系盐亭的远古界碑文字，以及传说西陵氏的第一代古国王前文昌帝君，都可以说明中华文字的起原，也是多元一体，有王朝换代定正统的渊源。由此可知，夏商周的甲骨文、青铜铭文，不是中华最早的文字，而是这些朝代竞争取胜后，把本部落的文字发展水平，强加到了中华文明的文字发展序列中的。在二级地域内也有如此情况。中华古王国王朝虽然多次换代，文字类形为什么还能大体传承？一是中华各民族、各部落，早有东南西北中的大联合期，各部落间早有文字的交流、传播和相互影响。二是王权争夺，也有以弱胜强的情况，因此，文字的发展水平序列，也会有波峰波谷起伏式的推进发展。文字发展水平高，并不表示它起源的时间一定迟。
按照国际贯例，要来四川绵阳地区考古发掘研究盘古--嫘祖文明其真实性的学者，首先应自己先筹集够资金。在开发中，对招募的当地的民工应付工资，如果是外国的学者，还要向主权国或当地政府申请和交管理费；发掘的文物应全部交主权国或当地政府所有。参加主持开发工作的学者只享受这些成果发掘的发现权的荣誉，以及他们可以在文物主权国或其他国家的电视、报纸、刊物、出版社，发表自己的发掘和研究成果。因此盘古--嫘祖文明的开发，如果能与国际接轨，并不缺乏资金和人才。当然，盘古--嫘祖文明要是真实的而不是虚构，这是前提。有一种奇怪的逻辑问：为什么真实存在的地方的人知道古王表、年表，而不存在的地方的人却不能更知道？这话正如问：为什么你知道你是你父母亲的孩子一样可笑。这种逻辑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王表、年表公布后才打破。因为它的夏朝王表基本还是按古人提供的王表没改动。同样可以设想，如果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继续，远离了这一常识，不管在年代上不存在的地方做了多少发掘、考察、实验和分析，中华远古史王表、年表真实存在的地方，永远会挑战他们的成果。
从国际贯例来看，在四川也有这方面的先例，这就是英国学者维尔教授在井研地区，对四川古井盐作了近十年的驻点系统研究，从维尔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大突破了盐亭本土对盐亭籍宋代画家文同的研究；因为从古至今我国学者对文同主要集中在诗、画、字、词所谓四绝上，而维尔教授从古代井研地区长官文同组织深井钻孔取盐水和天燃气等第一手资料中，得出中国比西方深井钻孔开采石油和天燃气还早几十年，从而认文同为石油之父。同时，文同改革官盐为私盐开采，以安置饥民和暴民，当属宋代治乱安贫的杰出行政长官。由此可见，国外学者的参与中国古文明的考察和研究，能够打破中国学者传统的定势思维。
盐亭盘古--嫘祖故里对外开放，能做大做强四川古文化旅游工业园。而中国其他地区难于建立八千至五千年前中华多代古王国历史实地研究平台的原因是：目前，盐亭远古原有的生态景观和古建筑群虽然已被破坏，但远古文明遗迹的海啸地质地貌和山寨城邦遗迹结合的景观随处可见，如在绵阳涪江和梓江下游区域，距今8000年左右的古山寨聚落遗址犹存，它们规模宏伟，气势壮观；围绕山寨的处于半山腰的大围坪，延伸数百里，境内文物古迹众多。这些与古书记载的蛮荒历史无一相似；俗称“洋港子土”的丹霞地貌的浅土崖层剖面，“低岸为陵，高山为谷”的地质突变造成的高山鹅卵石延伸带的古河流遗迹、古冰川冰臼遗迹等也有数十处。这使人想起了20世纪初留学日本归乡的绵阳学人何拔儒，通过长期考察和研究从盐亭辐射嘉陵江流域两岸的大围坪和古山寨地质地貌，得出从1．2万年至8千年前的大冰川末期起，四川曾发生和存在过多次盆塞湖和盆塞海现象，从而为5000年前中国的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提供了地质地理条件，而被人称为中国上古海洋文明和城邦文明古环境研究的第四部书。因此。即使如英、美、法、德、意、加、日、澳、俄等多国考古队齐聚盐亭，也有平台能安置。
天学求真的江晓原等学人真想搞清落下闳的浑天说，真应该到盘古--嫘祖故里去发掘、考察。江晓原说，中国古代存在三种宇宙学说：宣夜说、浑天说、盖天说，其中宣夜说由于主张宇宙无限，所以名列第一；盖天说由于主张天圆地方，所以排在最后。而江晓原的分析认为，宣夜说根本算不上一说，因为它只是一种哲学思辩，不能从中导出哪怕是非常初步的数理天文学系统，根本没有资格与盖天说和浑天说相提并论，真正在古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宇宙模式，是盖天和浑天两家。但盖天说才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数理化宇宙模型，浑天说虽然知道地球是圆的，然而它引出的球面天文学始终没有达到古希腊的水平。这个结论出于有些专家的意料，但这正是江晓原的独到之处。
参考文献
1、江晓原， 江晓原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2、查有梁， 世界杰出天文学家落下闳，四川辞书出版社， 2001年6月；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4
教学目标：
1、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知道指南针、造纸、印刷和火药等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
2、感受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激发民族自豪感。
3、学习搜集、整理、分析和运用社会信息的能力，能够运用简单的学习工具探索和说明问题。
教学准备：
搜集关于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资料，包括照片、文字等。
教学过程：
一、导入话题
1、谈话导入：中华民族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极为古老的文明，在祖国这片辽阔和肥沃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你的头脑中，最引以为豪的是什么呢？
2、根据学生的回答，引到课题上（板书课题：从四大发明说起）。
例：有人说到了四大发明或其中的一件，那么教师就可以说：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被称之为“四大发明”之一，你还知道其它三项伟大发明是什么吗？
如果没有人说到这一方面的内容，教师可以这样说：是啊，我们古代劳动人民可真了不起，我国还有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呢，你知道分别是哪四种伟大的发明吗？
二、交流话题
1、学生自读课文3－6页：读读文中的插图和文字，看自己能读懂什么。
2、交流：
（1）你从课文中学懂了什么？
①什么时候有了这项发明？
②这项发明在历史上曾经改变了什么，有什么作用？
③这项发明对世界文明有怎样的贡献？
（2）关于这项发明，你还有更多的了解吗？
（3）从刚才自己的学习和与同学的交流中，你感受到了什么？说说你现在心里想说的话。
（交流时注意：一项发明一项发明地说，可以让学生展示一下搜集到的照片等材料，这样可以更直观。）
（4）你知道我国古代还有哪些伟大的发明吗？
三、小结话题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5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3-0091-03
图书馆界对古籍分类向来争议广泛，其中《四库全书总目》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以下简称《中图法》）何者应成为古籍分类的基础成为争论的焦点问题。但由于中国古籍的浩如烟海和其独特性，在大型图书馆中无论是采取“四库法”还是《中图法》，或者采取二者结合的方法，古籍分类问题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以往图书馆界对古籍分类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大型图书馆而言，所以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但这又直接影响到地方高校图书馆对古籍的合理分类。其实，由于地方高校图书馆中古籍数量相对较少，没有必要采取大型图书馆中那样面面俱到的古籍分类法，而应从方便检索和借阅的目的出发，对古籍进行简单而有效的分类。
1中国图书分类法之发展演变
文献中有明确记载的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法，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末年刘歆《七略》中所编图书分类目录，即“六分法”――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到西晋，荀勖在三国魏人郑默所著《魏中经簿》的基础上编写《中经新簿》，一变而为甲、乙、丙、丁“四分法”，此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雏形。《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原则。清代永、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时，在编辑过程中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并汇编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便是经史子集分类法的确立。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科技等方面知识的涌入，传统的对图书进行经、史、子、集四分的方法无法适应新的图书内容，因此“四库法”的传统权威地位受到挑战。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近现代图书分类法传入中国，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分类法是《杜威十进分类法》。当然，《杜威十进分类法》是针对西方图书内容而设计的，还不能对中国古籍进行合理分类。为此，我国又以《杜威十进分类法》为基础，发明仿杜、补杜、改杜等图书分类法，这些分类法有利于中国古籍和现代图书的合理分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图书分类法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于对古今中外所有图书进行统一分类，其中以《中图法》为代表。
20世纪80年代初酝酿编制《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时，引发了一场持续了近10 年的关于采用何种古籍分类法的全国性大讨论，其争论焦点集中在《中图法》还是“四库法”的选择上。最后，图书馆界达成共识，主张对“四库法”进行改良，从而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分类表，为大型图书馆古籍的合理分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
然而，地方高校图书馆从突出古籍地方特色、便于古籍快速检索等角度出发，有必要对上述古籍分类法加以改造，以形成适应地方高校图书馆实际情况的具有自己特色的古籍分类法。
2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分类不宜使用《中图法》
《中图法》以学科性质为标准进行图书分类，不仅能够从学科性质的角度对古今中外的图书进行统一分类，而且还能在分类中看出历史连续性和学科发展脉络。但是，与“四库法”相比，《中图法》对中国古籍的分类也有其不足。《中图法》把“经、史、子、集”分别列入哲学、历史、文学，这导致很多古籍的归类出现问题，特别是在地方高校图书馆，从中国古籍的本体特征、地方特色和方便借阅的角度出发，《中图法》的分类存在一定弊端。
首先，简易性和文史哲不分是中国古籍的基本特征。简易性是指中国古籍大多是“通过具体事物之‘简’来表达大道理之‘繁’的，如小到《诗经》用具体草木鸟兽起兴说明事理，大到《易经》通过具体的卦象、爻象和卦辞来征喻天、地、人三道”[2]。文史哲不分是中国文人的传统观念，如著名学者南怀瑾教授认为中华古诗文“文哲不分”“文史不分”“文政不分”，其实不仅诗文如此，大多数中国古籍都具有文史哲不分的特征。中国古籍的简易性，导致古籍的内容往往非常宽泛，很难清晰地界定出其所属学科性质；文史哲不分决定了古籍内容的兼容性和复杂性。因此，采取按学科性质分类的《中图法》对古籍进行分类，无疑会削足适履。如：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四书》中既包含有文学内容，又包含有哲学、历史、政治、文化、教育等内容；《庄子》无疑是一部哲学方面的著作，但是其中的文学价值也不容忽视。按照《中图法》，《四书》《庄子》都要归入哲学类，这无疑大大削减了古籍的功能，而且对于不熟悉《中图法》的普通借阅者而言，查阅某些古籍则变得非常困难。
其次，中国古籍有系统、有学术源流。《中图法》以学科性质为分类标准，自然会打破中国古籍固有的学术源流体系，从而影响到对古籍的全面利用。如根据《中图法》，传统的儒家十三经要割裂至不同的类别中：《易》《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孝经》归入哲学类；《尚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归入历史类；《诗》归入文学类；《尔雅》归入语言文字类。十三经是儒家最重要经典，将这些经典分藏在不同地方，不利于从整体上显现儒家思想在中国古籍中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中图法》在对古籍进行分类时具有削足适履之弊。
3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分类应以“四库法”为基础
“四库法”综合各家之长
陈晓春1，白玉琪2：论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的分类陈晓春1，白玉琪2：论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的分类 《四库全书总目》是编纂《四库全书》时附编的一部丛书目录，内容涉及古籍的绝大多数门类，其中收入图书有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法”在分析各种古籍分类法优劣的基础上，择善而从，综合各家之长，从而形成了适合我国古籍特色的图书分类法。“四库法”将图书分为部、类、属三级。部是最大分类，具体分经、史、子、集四部，从宏观角度为具体图书找到了基本归属。每部之下，又分出不同的类，如经部之下又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类。每类之下，又根据图书内容的不同而分出不同的属，如经部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属。如此层层细分，让每一部古籍都很好地找到了自己的存身之地，进而能够让读者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迅速检索到所需之书。“四库法”集众家之长，适应于古籍中所蕴含的我国古代的知识结构体系，因此时至今日，很多图书馆仍直接采用“四库法”或对“四库法”进行改造后对古籍进行分类。
从历史传承看“四库存法”的合理性
纵观古籍整理和分类的历史，即可知我国从隋唐起，便采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四部分类法是适合我国古籍的整理与分类的。此外，从《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一直到现在，四部分类法已经使用了将近一千四百多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古籍的经、史、子、集四分法，能够在历史长河中自隋唐传承至现代，说明其内在的合理性。而《四库全书总目》对历史上图书分类法的梳理和总结，再加上《四库全书编目》的具体实践，让经、史、子、集四分的古籍分类法更加完善。因此，使用“四库法”对古籍进行整理和分类，更能反映出古籍流传过程中的精神意蕴和实际面貌。
从现行的古籍分类状况审视“四库法”分类的合理性
目前，我国对于古籍的整理和分类主要采用“四库法”，也有图书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四库法”的基础上增加或删除了一些类或属。当然，还有很多图书馆按照《中图法》对古籍分类，或是以《中图法》为基础结合“四库法”进行古籍分类。以上古籍分类的混乱现状，为读者查阅古籍带来极大不便，也为馆际间的资源共享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古籍分类标准统一是必然趋势。以《中图法》为基础并结合“四库法”的古籍分类法，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但往往会带出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没有更为完善的古籍分类法之前，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无疑是能够被大家所认可和接受的唯一方法。
从古籍的本体特征探讨“四库法”的合理性
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近代学术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学术更关注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书籍内容着重于社会科学；西方近代学术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书籍内容着重于自然科学。就中国古籍的功能而言，历代封建统治者更重视书籍的政治教化和人伦彝常上的功能价值，因此古籍分类的关键就不在于各自的学科属性和逻辑意义，而在于它们的社会功能价值。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子部类目的编制原则为：“儒家尚矣。在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赋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3]。所以，根据文献社会功能的大小排列文献，功能大的排在前面，小的排在后面，功能相同的文献则排在一起，功能相近或相关的文献就近排列，就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古籍一贯强调功能价值的特色。由于我国古籍拥有重视教化功能的特殊含义：“中国古籍的主题一般不是性质上的，而是意义和价值上的。意义和价值不可形式化，它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呈现出开放性的特点”[4]。因此，从科学形式或学科性质出发而制定的图书分类标准并不适合我国古籍的分类。而“四库法”从古籍的意义和价值出发制定分类标准，无疑更加适合我国古籍的实际。4以“四库法”为基础，兼顾《中图法》的分类法适用于地方高校图书馆 “四库法”集众家之长，便于古籍使用者的查阅，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四库法”无法与现代图书分类法兼容的局限也越来越明显。笔者认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古籍分类需要以“四库法”为基础，吸取《中图法》的优势，对“四库法”进行适度的修整。笔者就此问题，提出以下三种对古籍进行整理和分类的具体方法。
编制科学索引
“四库法”的着眼点一是古籍在政治教化、人伦彝常方面的功能价值，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发展历程的记录功能，但其不利于读者方便地按照类别索书。因此，要让“四库法”适应于时展的需要，首先要编制检索古籍的科学索引。科学的索引是读者快速、有效地查检图书的前提，即便古籍分类非常合理，但如果没有科学索引，对古籍的合理分类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为了更好地进行古籍检索，我们为定西师范专科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编制了相对科学地索引，索引主要内容包括：作者，书名，部、类、属，关键词、标记符号。
复分表多样化
《中图法》包含多种多样的复分表。复分表既能增加细分的深度，又能缩短分类表的篇幅，而后增强分类表的实用性和灵动性[5]。《中图法》中的很多复分表对中国古籍的细分很有帮助，如《中国地区表》和《中国时代表》能够结合地区、历史的细分给古籍找到更精细的分类位置。因此，古籍的“四库法”，应吸收《中图法》的精髓，从而进一步提供古籍分类的合理性和实用性。
增加标记符号和注释
《中图法》的实用性等特点是“四库法”无可超越的，因为它属于现代分类法的范畴，具有现代分类法的优势。《中图法》一个非常大的便利之处便是采用了诸多的标记符号，这些标记符号，极大地方便了古籍整理、分类和借还，也有助于古籍的排架、排卡。若没有这些标记符号，将会给图书工作者增添很大的工作量，带来很多的麻烦。此外，《中图法》注释细致，对图书类属之间的关系以及具体分类方法有详尽说明，这大大方便了古籍的使用。这些都是以“四库法”为基础进行古籍分类所应借鉴的方法。总之，以“四库法”为本，吸收《中图法》的精髓，才是适合于地方高校图书馆进行古籍分类的最科学的方法。
5结语
如何对古籍进行科学分类是图书馆界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对古籍合理、全面、深入的利用。既要面向现代，又要照顾传统，是古籍分类难题产生的根源，而在地方高校中，古籍还要面临地方特色的问题。如何调和现代、传统、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地方高校图书馆古籍分类必须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结合自己长期在地方高校图书馆从事古籍分类工作的实践经验，浅谈自己的观点，希望可以对地方高校的古籍分类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郑明。古籍分类管见[J].图书馆学研究，2009（2）：46-48.
[2][4]傅荣贤。论中国古籍分类[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6（4）：24-27.
[3]（清）永，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