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诗（精编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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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赞美诗范文1

关键词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学堂乐歌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3-0102-01

一、音乐思想的启迪

传教士从事音乐活动的主要目的是用音乐来辅助传教，使中国“大众可以同唱圣诗，颂赞天父”，其在客观上促进了音乐教育在中国社会的普及和发展。传教士在利用音乐“感化人心而颂扬上帝”的同时，对音乐的社会、道德、心理、娱乐和民族主义的功用也有所涉及。美国传教士狄就烈认为，中国儿童的德智体全面发展需要内容健康向上、形式欢快愉悦的休闲娱乐歌曲，所以她鼓励学生创作和表演内容健康向上但诙谐幽默的歌曲。

在她看来，乐本是要紧的，是有许多用处的，不论男女老幼，都可以用。当人闲暇无事，正好唱诗。一来，省得虚度光阴。二来，也省得闲时去做坏事。乐是最能激发喜乐的心，人老有可喜的事，自然唱起诗来，表出他心中的意思，如是喜乐的心，更加喜乐。就是那不乐的人，听见这喜乐的乐声，也就生出快乐来了……如是，众人虔诚的心，自认也就激动起来了①。

狄就烈这一利用唱歌来唤醒向上精神、调节学生性情、培养道德情怀的主张对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倡导者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如在1906年出版的《学校歌唱集》的“编者大意”中就说到“乐歌之作用，最足以发起精神，激扬思想。”学校歌咏的主要功用之一是“开展其（儿童）胸襟，俾不致有萎靡不振之态。”②黄子绳在1905年出版的《教育歌唱集》的序言中也说到：“有一事而可以养道德、善风俗、助学艺、调性情、完人格，集种种不可思议之支配力者乎？曰有之，厥惟音乐。”③

除此之外，士狄就烈还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屡屡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其缺少刚毅雄壮的爱国歌曲有着很大的关系。她鼓励学生填写和创作具有爱国思想的歌曲。在“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十首乐歌之中，《恢复志》《爱国歌》《得胜歌》就属于爱国性的歌曲。教会音乐所表现出的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正是后来学堂乐歌的主要思想。

二、新的乐歌形式的出现受教会音乐的影响

学界对“学堂乐歌”的通识是，“学堂乐歌”是产生于20世纪初期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采用日本、欧美曲调填词而形成的一种歌唱形式。然而前文所提到的《文会馆志》中“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首“乐歌”这一新史料的发现，使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新的历史结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④。

《文会馆志》中的“文会馆唱歌选抄”的10首歌曲曲调，大多根据赞美诗曲调或欧美歌曲填词。钱仁康先生认为：“第一首《乐赴天城》的原曲是Stephan Foster（1826-1964）的《Old Folks at Home》；第十首《爱国歌》的原曲是英国国歌God Save the King”⑤。

教会学校这种对赞美诗旧词填曲的创作方式，对后来的“学堂乐歌”起到了很大的借鉴作用。我国早期学堂乐歌作者如李叔同、沈心工等都曾选用赞美诗填词创作。李叔同的《国学歌唱集》中的《无衣》的曲调便是选自美国作曲家萨拉・哈特（Sarah Hart）所做的赞美诗《Little drops of water》，《心工歌唱集》中的《青蛙》《卖布》《新年》等都是由赞美诗选取填词的歌曲⑥。

基督教音乐主要采用的是集体歌咏的演唱方式，所唱赞美诗多为多声部合唱。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都是一种非常新颖的演唱方式，这种集体歌咏的方式对鼓舞士气、宣传新思想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也成为了后来“学堂乐歌”中的一种重要演唱方式。

学堂乐歌时期，影响比较大的歌集中都有合唱歌曲。如丰子恺、裘梦痕合编的《中文名歌五十曲》，收录的五十首歌曲中，有二十首是合唱曲；钱君编的《中国名歌选》，收录了42首歌曲，其中有23首合唱曲。可见，教会学校的集体歌咏方式和多声部音乐在学堂乐歌时期得到了确立和很好的发展。

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虽以传教为最初目的，但是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不但为我国带来了先进西方音乐形式，对我国的传统音乐也是借鉴吸收。其先进的音乐教育思想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对后来的“学堂乐歌”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从客观上推动了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

注释：

①张静蔚。《圣诗谱》补序[A].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C].北京：人民音乐出版，

②同①，P156.

③同①，P147.

④刘再生。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J].音乐研究（季刊），2006（3）.

⑤同④.

⑥徐玲。近代基督教音乐对学堂乐歌的影响[J].渤海大学学报，2007（3）.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上面就是山草香给大家整理的3篇赞美诗，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赞美诗的相关认知。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2

哈尔滨的基督教音乐活动是伴随着基督教之一的俄罗斯正教(即东正教)的传入而展开的。在20世纪30年代时，哈尔滨已有教堂22座，并且在这些教堂中都有大小不一的宗教合唱团。音乐活动在当时相当丰富。但是由于历史原因，东正教在我国活动中断，濒临绝迹。直至1984年，东正教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此时信奉东正教的人数锐减，音乐活动更是贫乏。

但在我省基督教的另2个分支――天主教、新教的音乐活动却在1980年后得以复苏。尤其是新教教会的音乐活动更加引人注目。在新教教会中，设有赞美队和伴奏乐队。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对所演唱的曲目进行排练，所演唱的作品既有国外流传入我国的赞美诗集等，又有本国教友自行创作的音乐作品。每逢大型节日，我省的新教教会还会举办教会音乐会。音乐活动非常丰富，活跃。基督教仪式音乐的内容与形式正在不断的与我省民间音乐、传统艺术相结合，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和形式。

一、基督教在近代哈尔滨的变迁

黑龙江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省份。有史以来，自发宗教曾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长期存在过。进入文明时代后，黑龙江先祖的信仰也随历史的发展逐渐由原始宗教状态向人为宗教阶段过渡。

公元8世纪中叶，来自中原内地的汉语系佛教已经传入黑龙江境内。与佛教传入黑龙江的同一历史时期，道教也先后经由朝鲜半岛或中原内地渐次传入黑龙江境内。元代，随大范围的民族人口的迁徙流动，伊斯兰教开始传入黑龙江内。同时，基督教三大派系之一的天主教最先传入黑龙江这块土地，并为上层社会和民间所接受。

东正教在中国的活动较为特殊。1665年，沙俄侵占中国黑龙江北的雅克萨地区。建起了第一所东正教堂。1671年，该地区又出现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雅克萨收复后，清政府为照顾俄国俘虏的宗教生活，也在北京建立起了一所东正教堂。

正式的东正教传教活动始于1715年沙皇派遣传教士团进驻北京之后。先后共有20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传教士团相继来到中国。直到1956年中国成立了自主的东正教会为止。东正教的传教方式较为保守、严格。因此中国的东正教会绝大多数为俄国后裔。

哈尔滨第一所教堂是由俄国东正教教会于1898年在香坊区香政街修建的圣・尼古拉教堂。次年又在现南岗区主体部分修建了圣・尼古拉大教堂。直到1940年，哈尔滨地区共有东正教堂20余所，神职人员217人。当时东正教会的音乐活动十分丰富。主要以合唱为主，没有乐队伴奏。他们使用的圣经和赞美诗是俄语或是斯拉夫语。曲调也多来自俄国。中苏关系破裂和“”时期，东正教在我国活动中断，濒临绝迹。1984年，哈尔滨市圣母教堂开始恢复宗教活动，俄国后裔仍是大多数。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此时信奉东正教的人数锐减，音乐活动更是贫乏。

但天主教、新教的音乐活动却在1980年后得以复苏。每逢大型节日，哈尔滨的新教教会还会举办教会音乐会。音乐活动非常丰富，活跃。

基督教赞美诗范文3

这一年，我们走进丽江永胜县的他留河谷，在偏僻的山坳里，在那些寂静的村寨，颂经声伴随着流水声和松涛声，优美而动听。民族、民风、宗教的力量，就是这般行云流水。

在这里，以他留河谷为纽带，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在一起，把一条河装点得多姿多彩。他留河谷任何一个村寨的村民，都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都会产生不同的故事。在这里，你会看到其他地方永远也看不到的东西。

在一个名叫“上四队”的村子里，还有一所基督教堂，这是最偏远、条件最简陋的一所教堂。蓝天映衬着红色的泥土墙，灰瓦上有歇息的小鸟，木门窗上有清澈的蝉鸣，房子里的桌椅一尘不染……眼前的教堂，如果房子上没有红色的十字架，很难将它与一般人家的房子区别开。

就是这样简单的教堂，每个礼拜天都会有四五百名基督教徒到这里来做礼拜，在这里聆听教义，男女老少的傈僳族教徒穿上了别具一格的服饰，手里拿着傈僳语手抄本圣经。那种场面让人百感交集。 英国基督教史上的“垦荒地”

他留河边，居住着许多傈僳族同胞。他们大多数信奉基督教。他留河边的“上四队”里，傈僳族人更多，信奉基督教的历史也更长。和丽江永胜其他地方的傈僳族一样，他留河谷的傈僳族信奉基督教的历史久远，外国人到此地传教的过程也十分复杂。

据《新篡云南通志》记载：基督教从1877年就传入了云南怒江州，而基督教徒大多为傈僳族。基督教传到永胜则比怒江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英国传教士安永靖等人即来到永胜发展基督教徒。安永靖牧师到了永胜以后，先是在永胜县城发展汉族教徒，但永胜汉族大多来自湖南内地，受佛教影响较大，教徒发展没有什么进展。

抗日战争期间，安永靖又来到永胜，依靠怒江傈僳族和永胜傈僳族语言相通的优势，便把发展教徒的目标放在了山区，重点发展傈僳族教徒。经过多年努力，教徒得到了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永胜的基督教的传播，后来成了英国基督教史上所称的“垦荒地”。所谓“垦荒地”，就是在他留山一带从无到有，开辟了基督教的一片新天地。

这么一条最为普通的河谷，却有着丽江永胜傈僳族基督教奇特的传播过程，而且被写进了英国的基督教史，这是一段真实可感的历史。

现在，永胜有基督教徒3500多人，这些教徒文化水平都不高，有的还是文盲，但他们都能念原文版的傈僳文《圣经》和《赞美诗》，星期天到教堂里来做礼拜，在一起背诵《圣经》、《旧约全书》和《赞美诗》，他们不抽烟，不喝酒，不拿别人的东西。

傈僳族本是一个喜酒嗜烟的民族，我们过去曾看见傈僳族男男女女都拿一个土烟锅吸烟的情景。而入了教以后，那些多年的嗜好都要改掉，这需要多大的毅力！ 傈僳人，和雪一样喜欢高山

除了礼拜天，傈僳人的基督教堂里空无一人，这时候，时间仿佛凝固在斑驳潮湿的墙壁上。是的，除了做礼拜的时候，这些基督教徒便是地道的农民、劳动者，他们要生儿育女，要为生计操劳奔波。他留河边的“上四队”，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山区村，经济条件不算好，是丽江永胜县的贫困地区，我看到的是，那些贫困的农民，平时干活，到了做礼拜的时候，都会自觉地到教堂里来。他们都穿着带有泥土芬芳的傈僳族服装，有着严肃的表情和虔诚的神态。他们每走一步路，都好像是对上天的祈祷。 他们都穿着带有泥土气息的傈僳族服装，有着严肃的表情和虔诚的神态。他们每走一步路，都好像是对上天的祈祷。

虽然，他们的圣经是高山流水、天籁之音，但他们却又要回到世俗中去。所以，在云南丽江，我们喜欢把宗教的属性归结为“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民族性、国际性”等。不可否认，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边疆省份，特殊的环境里，这些教徒要与周边的其他民族和谐相处。在他留河谷里，不信基督教的“他留人”，与傈僳族相邻而居，各自的互不干扰。

他留人信奉巫术和东巴，相邻而居，他们不排斥傈僳族的基督信仰，也不谈上帝和耶稣，他留老东巴在傈僳人吟诵圣经的时候，口衔烟锅默默走过。只是到了夜晚，才使出他们最拿手的巫术。

有时候，傈僳人也会去欣赏老东巴的“法术”。老东巴信奉自然和神灵，相信鬼神，他们的魔法是口衔烧红的犁头驱鬼。在他留山上，我亲眼看到一个老妇人口里念了一番咒语以后，便用嘴把一个犁头衔了起来。这个犁头有二十多斤重，而且是在火里烧红了的。那天晚上，老妪为我们作衔犁头的表演，我亲自在火塘边摇鼓风机，让犁头烧到红得耀眼。我摇鼓风机的时候，老妪在我的身边从容地烧香，手里摇着一个铜铃。她的嘴里还用他留语哼着咒语，她的咒语和铜铃的声音如出一辙。咒语念过，铃声戛然停止。老妪低下头，张开嘴，毫不含糊地从火架上衔起了通红的犁头，犁头在她的嘴里发出“哧哧哧”的响声。老妪衔着犁头小步走到了大门外面然后回到火塘边，她说：“今天晚上的鬼很调皮，很难撵，撵出大门外去了还哭着不走。”这时候，我仿佛听到了鬼的哭声。

与他留人相伴的傈僳族人，大多住在高山上。

常言说，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在他留山，山有多高，傈僳族人就住得有多高。“雪落高山霜落凹”，傈僳人是雪吗？他们和雪一样喜欢高山。在他留河谷一带，每一个险峻的山峰上，都会住着一两户傈僳族人家，我们在河谷下看着他们的房屋不由发出由衷的感叹。 信教的傈僳族山民在用傈僳语朗诵《圣经》。 赞美诗背后隐藏的一段历史

居住在高山上的傈僳人的内心是丰富的，尽管他们不善言辞，看上去十分朴实。他们从你身边走过，往往不留下一点儿声响，静静地走过，估计你走远了，才回过头来看一眼你。但谁能想到，就在这条他留河边，就是这群平静朴实的人，曾演绎过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

历史上震惊云南省都和清政府的傈僳族唐贵起义，就发生在他留河一带。据《清史录·宣宗成皇帝实录》、《傈僳族简史简志合编》、《新篡云南通志》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农历九月，永北公山寨（今华坪县永兴镇松竹办事处），傈僳族唐贵率众人在他留河上起义，旨在反恶闹翻身，打倒土司，争取自由。起义军从他留河一线打到了金沙江对岸的楚雄州大姚县，惊动了云南总都庆宝，也惊动了清朝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在接到云南总都庆宝的通报后，曾下责备谕旨：“所调各官兵，先后己有八千余名，加上土练四千，兵势已不为不厚”，“而逆等日多，恐扰内地”，由此可见，傈僳人唐贵的起义阵势之大。后来，由云南总督庆宝保亲自率兵进行围剿，两年后才把起义军打败。

打散后的傈僳人，为躲避朝廷抓捕，大多选择逃亡到缅甸、老挝和滇西的怒江一带，成了当地的主流民族。

由于此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巨大，事后云南总都惩办了云南提督张风、永北直隶厅同知张悫田以及迤西、鹤丽、楚雄等地官员。永胜土知州高善，被押到省城处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