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写的诗歌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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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写的诗歌【第一篇】

假如我是风，

我要在严冬的过后，

早早唤醒——大地的小草。

假如我是风，

我要在烈日的酷暑里，

阵阵吹散——城市的烦躁。

假如我是风，

我要在广漠的天地间，

切切涌起——金色的浪涛。

假如我是风，

我定会在成熟之后，

美美迎来——洁白的舞蹈。

2、家乡看夏：

天蓝蓝，云悠悠

天蓝云悠风儿轻；

水秀秀，禾青青

水秀禾青蝉儿鸣；

路长长，步轻轻

路长步轻心儿清。

3、马诗：

快马扬鞭我为先，奋蹄凌云志千里；

小学生写的诗歌【第二篇】

借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来说，他的这一观点“炮轰”了高考作文制度，也受到了南京师大文学院钟陵教授等人的强烈支持。其实，有关高考作文“除诗歌外”的问题，已经被“炮轰”多年，但有的省市已经对诗歌“解禁”，很多炮都哑了火。但这次不然。一来江苏省高考作文“一直”禁止诗歌，二来顾浩是该省文联主席。因此这次“炮轰”可谓有的放矢、力道十足。

多年来，在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写作要求中，有不少省市明确规定：“不要写成诗歌”或“诗歌除外”。这一相关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存在一些争议。对“高考作文该不该为诗歌开禁”这个与我们考生切身利益相关的限定，我们该持何态度，有何看法呢？

红灯说：高考作文不能为诗歌开禁

主持人：高考作文体裁的要求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对这种对诗歌这一文体所持排斥和拒绝的态度的明确规定，先看看几位专家的观点。

叶兆言(著名作家)：如果用诗歌答卷的考生遇到了一位喜欢诗歌的阅卷老师，他可能会得高分；如果遇到一位不喜欢诗歌的，可能会出麻烦。高考作文中最好不要用诗歌答卷。

张伯伟(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所谓的“诗歌除外”涉及到评卷标准的问题。有些新诗的写作手法和选取的意象都很特别，阅卷人要在短时间内从总体上把握，难度很大。高考作文写作要求中的“诗歌除外”有具体操作上的原因，可能学生写了一首很好的诗歌却会得到很低的分数。就目前的高考体制来看，用诗歌答卷是不太合适的。

何永康(著名文学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们不提倡用诗歌答卷，因为在考场上很难把诗歌写好。江苏省从2005年开始就规定高考作文不能写成诗歌，这主要是考虑到在考场上时间紧，诗兴很难发挥出来。又因为诗歌很难做比较，不容易评价，所以江苏省直接规定不允许用诗歌答卷。

主持人：上述三位专家从阅卷难，评分准则不好定，以及诗歌写作时间，意境等方面提出“高考不能为诗歌开禁”，同意这一观点的同学请你畅所欲言。

刘明！我赞同上述专家的意见。从文无第一的角度说，文章好坏，不是数字游戏，清晰而准确。如果高考为诗歌开禁。评卷教师评分就是一件麻烦事，高考作文是要阅卷老师逐一评分的，目前还没有一套健全的诗歌等级分值的评分机制，这样一来，毫无任何规则的现代诗，究竟是好是坏，让高考阅卷者依据什么判断呢？和议论文比起来，诗歌在评价高下的时候，好坏的弹性太大，这种见仁见智的弹性评分，势必会对高考作文的阅评带来影响，倘若碰上一个不谙诗歌的评分老师，岂不是成了“矮汉看戏”，这对考生公平吗？所以我认为在没有一个相对完备的评分机制前，高考作文不该为诗歌开禁。

杨玉：高考作文一旦诗歌作文开禁，那些为了写诗硬着头皮滥竽充数的考生多了起来，反而不是件好事。事实上，我们的高考“国情”并没有达到让考生可以诗情画意的地步，“体裁不限，诗歌除外”与其说是一种对诗歌的歧视，毋宁说是对考生的一种负责和担待。如果规定高考作文可以写诗歌，不仅给考生出难题，也给评卷教师添麻烦，而应试教育下的高考诗歌，在考场上能有几分灵性呢？

付妮妮：之所以将诗歌写作排斥在高考作文之外。我想是命题专家怕老师“阅卷难”吧！诗歌是一种天才的创造活动，区分优劣，需要评判者具有极高的鉴赏水平。如果高考作文对诗歌开禁，面对数百万份答卷，哪里去找这么多对诗歌有相当造诣的评卷者？再说评判标准也无法把握，对同一首诗歌，不同的评卷者，即使造诣相当，由于推崇的风格、流派不一样，所给分数也必然相差悬殊。阅卷标准无法操作，只可能给选拔人才带来混乱，甚至有可能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结果，这对考生的伤害更大。

谢卫冕：诗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很自由的文体，它注重的是欣赏者、受众的联想，它没有标点、可以不断句，无法考查考生基本的语文能力。再从考试的意义来说，我觉得不应该写诗歌，因为它没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诗歌这种表达方式很多人不能很好地把握。它与小说、散文不同，它是情感性和形象化的表达，不容易把深刻的道理说清楚。而且有时候高考命题和诗歌的表现方式也不切合，有的命题不一定能写成诗，或者说是很多人不能把它写成诗，只有很少的大诗人在这种明确的规定下能写。加之诗歌这种表现形式会给评卷带来困难。所以高考作文规定“诗歌除外”，是有道理的。

丁一帆：我认为相对来说，诗歌文字少，考生容易偷懒，再说用诗歌答卷很难切题，尤其是现代新潮诗，它有多义性和多元性，很难判断它是否切题。如果判它不切题，但绕个圈子来说，似乎就切题了，在标准上比较难掌握，再说诗不那么好写，一旦高考为诗歌开禁，写那种不是诗的诗的考生恐怕要远远多于写诗的考生，难免引人歧路。

主持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果高考作文为诗歌开禁，最大的问题就是评价标准难定。诗歌的个人色彩很强。对于同样的诗歌，每个人会有差异极大的判断，最后阅卷会十分田难，这也是江苏省一直迟迟不给诗歌“开禁”的重要原因。

绿灯说：应该允许学生张扬个性

张稔攘(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认为高考作文用诗歌答卷可以是允许。但不是提倡。有的考生喜欢诗歌，长于写诗，应允许他们借此张扬自己的个性，展现自己的才华，从诗歌作文也能够看出作者的写作水平。但是从总体上看，高考要考查的是考生的一般写作能力，用诗歌答卷是不宜提倡的。

赵丽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女诗人)：我们是诗歌的国度，人们都具有诗歌的情怀，这种情怀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也是很意义的。地震中，平时不写诗歌的人都拿起了笔，诗歌有了短暂的复兴。我们将倡议和呼吁文化部、教育部对明年的高考作文要求进行改变。

李丽：正如顾浩所言“中国是伟大的诗的国度，不能因为功利的教育破坏孩子们对诗歌的追求

和热爱，扼杀鲜活的诗歌作品。”而面对同样的高考作文，选择什么样的文体来表达，学生应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诗歌是诸多文体之一，本应平等享受被选择的机会，“除诗歌外”无疑是一种莫须有的傲慢和偏见。“开禁”诗歌作文不仅是一种对诗歌文体的尊重、对答题学生的尊重，更彰显了一种开放的教学方针和命题思维。

藤冀：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传世诗作，它们是中华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对于这些美好且纯粹的艺术财富，我们从来都没有排斥和拒绝。从义务教育教科书上的诗歌，到各种版本的儿童启蒙诗歌读物，到每一个家长领着孩子吟咏“床前明月光”开始，我们的诗歌教育就从未间断。只不过这种教育的结果，却从来都没有人去验收，高考开禁何乐而不为呢？

张娜：诗歌就具有选拔人才的作用。众所周知，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审美素养和语言素养都非常有利，而这些素养要求都是符合新课程改革标准的。但是，长期以来高考作文命题陷入一种误区：高考作文视诗歌为异类，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今年全国卷高考作文命题对诗歌“开禁”，没有想到的是一些省市仍然“穿新鞋走老路”迟迟不给诗歌“”。

李于丽：作为传统文化精髓和文学创作精华的诗歌，是体现一个人文化素质和语文功底的重要载体，更是体现一个人的道德素养、审美素养和语言素养的最富有评价意义的载体。对于学生能熟练地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和进行创作这个目标而言，一首上乘的诗歌则是最好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体现。所以，高考作文是不能粗暴地将诗歌拒之门外的。没有诗歌的文学是不完整的，去诗歌化对于高考作文自身的完整意义而言，实在是一道“硬伤”。

张帆：为诗歌设禁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诗歌的评价很难把握，没有可比性，容易带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阅卷的困难造成了命题者可以回避此类体裁。这虽麻烦一点、琐碎一点。但对于考生的自由表达和作文创作创新而言，对于体现高考的人性化衡量标准而言，意义将更深远。诗歌，小学生学颂。中学生学背，高中生如何不能学写？高考，何以不能顺水推舟，给好学者提供一个平台？

刘浩：诗歌的本质是纯粹的情感，是充满激情的力量，而不是一段段字斟句酌的华丽词汇，更不是名利的道具。不允许考生在高考作文中写诗歌，限制了考生自由选择的空间，也势必导致中学生更加忽视诗歌的学习和创作，不利于对诗歌这一特殊的文体的继承和发扬。高考作文应该给诗以与其它文体同样的一席之地。一是考生中既然有写诗的人才，就不该把“诗”排斥在作文考试的文体之外：二是既然语文课本上有诗，而诗歌教学又渐趋式微而亟需提倡，就更不该禁诗于作文试卷。

罗聪：诗歌的创作需要心灵智慧，需要才华气质，需要灵感悟性。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字功底、深厚的知识积累、深刻的生活体味、出众的创作天赋，考生就很难在高考临场中写出符合音韵和节奏美感的诗歌。允许考生写诗歌不仅仅意味着高考作文体裁的外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能让学生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情思、彰显才智，展示自己的才华与个性，让他们把最高限度的竞争力显示出来，让“诗人”们脱颖而出。

汤扬名：考试中限制诗歌类，其实就是在扼杀考生的创造力，让考生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样一个不能引导和激发创造力的考试制度，注定只能在应试教育的泥淖里打转。在目前尚没有更比高考最能体现对人才的评价和知识素养评判的条件下，从激发学生创作主动性、体现作文创造性、给考生的独立思考创造开放的空间角度考虑，我们实在有必要对高考作文进行科学的改革，理性地给诗歌“开禁”。

黄灯说：开禁也好限制也罢，并不影响高考

顾振彪(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如果高考作文中对用诗歌答卷没有限制的话，对诗歌感兴趣、诗歌写得好的考生就可以在高考作文中发挥特长。但是用诗歌答卷存在一个突出问题，那就是阅卷老师难以把握评分标准。如果不允许用诗歌答卷的话，对诗歌写作有特长的学生来说是一种不合理、不公平。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要确立一个统一标准是不太容易的。

王军(南京市特级教师)：高考是对学生知识的考察，也是考生能力的展示。考生把某一方面的特长展示出来，应该是允许的，但是不要刻意去追求，否则把它作为方向和目标，就会追偏了。

徐宏：高考作文允许写诗歌也好，限制也罢。这并不影响我们高考，2009年广东、安徽高考试卷作文题，都没有再出现“诗歌除外”这样的字眼。但是大部分省份的高考作文试卷，对诗歌还是敬而远之。不管怎样，绝大部分考生还是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的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连散文、小说都不敢轻易去碰，何况高难度的诗歌了，因为我们都明白，谁在高考作文上玩花儿，一旦失足，就会挂花，那大学录取的名字就在孙山后了。

张秉杰：读诗，懂诗，写诗，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熏陶学生的精神内质，至于考不考，那得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尤其要由实践来检验。在目前条件下，高考语文试卷中唯有作文还处于能主观给分的地位，因其分数所占的高比例和阅卷评分的主观因素起关键作用等特点，如果高考作文稍有操作不慎，容易给考生的分数造成巨大的影响。

小学生写的诗歌【第三篇】

赵丽兰：写作于我而言，很偶然。2005年，县作协组织会员采风，妹妹作为会员，因工作脱不开身，就向县文联推荐我顶替她去参加。就这样，开始了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之始，主要写散文。2006年开始接触诗歌，促成诗歌写作的动因，缘于网络。那个时候，刚刚学会上网，工作之余，就在一些文学论坛上乱窜。很长一段时间，诗歌于我而言，宛如一块创可贴，可以止血、止疼、止痒，疗养碎伤。当然，一路走来，现在对诗歌的理解肯定不止于此。我的第一首诗——《陌生的房子》，写于2006年年底，乍现的灵感来源于我居住的一套三层半的房子。现在，房子已经老了、旧了，岁月赋予了它重量、厚度以及无可回避的灰尘和积疴。一如诗歌回馈于我的宠爱、温暖以及不动声色地从我体内剥离的疤痕和旧疾。

周兰：我第一次萌生写诗的愿望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一年的某段时间，学校里谈论最多的是关于哈雷彗星的话题。这个话题给了我太多的联想，我稚嫩的思想里突然冒出些奇怪的问题，比如：天空之外是什么？天空之外的之外又是什么？哈雷彗星再次出现在地球人的面前时，我还活着吗？从那些时候起我认识到了世界的广阔和自身的渺小，极想弄清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于是，稚嫩并困惑的我想要写诗以表达淤积于心的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并希望在文字中找到答案。当然，四年级时我只是想要写诗，但没有写出来。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外国文学老师在一次讲座中说，人类总是追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天哪，原来我十岁时缠绕于心的问题竟然是人类共同的追问。在我为自己惊讶的那段日子里，写了一首小诗，题目叫做《穿越岩石》，搁置在抽屉里很长时间，一直没敢拿出来。后来有一箱子书遗落在公共汽车上，其中包含一本写有诗歌的笔记本，这首小诗正在其中。再后来，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我们的宿舍是部队留下的营房，很破旧，流传着许多神秘诡异的传说。很多个夜晚，没有月光的时候，黑暗像厚厚的帷幕把我小小的屋子裹住。静寂中，窗外的银华树上，扑棱棱飞起一只孤独的鸟，诡异而凄厉的鸣叫声划过午夜。我一次一次地向人询问这种鸟，于是才知道这叫追魂鸟。在某个夜晚，我躺在窄窄的木板床上写下一首叫做《追魂鸟》的诗，现在稿子不知丢哪里去了。

滇池诗刊：你两姊妹都写诗，相互之间有没有影响？

周兰：姐姐姓赵，我姓周。除了与我们姐妹熟识的，一般人都不会把我们跟“姐妹”这样的词联系在一起。但我们确确实实是姐妹！只不过姐姐随妈妈姓，我随爸爸姓。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动作举止像，眼神儿像。那诗歌呢？在某些点上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方面，姐姐的诗歌比我的好很多！还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姐姐来看我，分别的时候，我看着她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渐行渐远，燕麦草色的长裙飘飘的，它一直很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姐姐好像还没有写诗，并且她大学读的是与贸易有关的专业，但我仅凭一个背影已直觉到姐姐很诗意，她一定与诗歌有关。后来我回澂江工作，加入了澂江作者圈，那时姐姐在某乡政府工作，似乎还没有想要写诗。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硬是把姐姐塞进我们的圈子。结果，她写起来就没有停，而我，这些年来，疾病、工作、家庭让我筋疲力尽，几乎没怎么读书，心里没有底气儿，生怕贻笑大方，就不大敢写了。姐姐很多次鼓励我写，有时甚至用“棍子”赶着我写，2012年我这才又重新学习写诗。近一年来，我们经常交换阅读对方的诗歌，我发现姐姐的诗歌总是能对人对事有一种奇特的发现，并能用一种独特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发现。我喜欢这样的诗歌！

赵丽兰：相互之间的影响是肯定的。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经济，妹妹读的是汉语言文学。文学创作上，她比我起步早。1997年，她就在我们的县刊上发表了作品。2000年10月6日，我永远记得那一天。连日的阴雨，气温骤降。妹妹带我去了《抚仙湖》编辑部。这之前，妹妹听说县文联缺人，就向文联的老师引荐我。那时，我在一家企业上班，即将面临公司改制的残酷现实。光阴隐退，我越发相信这细碎的温暖，是凝结成诗歌的原质。因为种种原因，妹妹的创作一度中断。这期间，我一直鼓励她不要放弃对文学的执爱。过去或者现在，我的工作离诗歌都很远。可以说，最初的最初，是妹妹为我搭了一架桥，才得以和诗歌相遇。2012年以来，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这期间，我们在一起谈论诗歌的话题就更多了。常常地，我们一说到创作，一说到诗歌，就没完没了。说着说着，月亮就升起来了，亮晃晃地照着我们或坚硬或柔软的心。

滇池诗刊：你们互相之间的交流多不多？主要在哪些方面？

周兰：小时候，家里房子小，父母就将我们“合并同类项”，让我们姐妹同住一屋，同睡一床。我们常常吵架，在被窝里你蹬我一脚，我踹你一胳膊，还出现过“不理”的情况，但隔不了几天我们又开始想念。小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劳动，一起听“小喇叭”。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迷上了“小说连播”，如饥似渴地倾听，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少年天子》就是那个时候从一只半导体收音机里认识的。我们喜欢在一起交流小说中的人物，为故事里的悲欢离合悲伤着，喜悦着，感动着。姐姐到县城上高中后，我们便分开了，直到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生子，忙忙碌碌、跌跌撞撞，各为生计奔波，交流也少了。这几年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我们终于可以腾出点时间和空间来回忆一下我们的童年，交流一下各自家庭中的酸甜苦辣，说说工作的艰辛与疲惫，当然交流最多的还是读书、写作上的感受。

赵丽兰：我们两家同在一个小区，就隔了几百米。三五天，我们就会相约着散散步、逛逛街、谈谈心。有时候，甚至抛下各自的老公孩子，躺在一张床上，通宵达旦地彻夜长聊。谈及工作、家庭、爱情、宿命、文学、朋友、孩子、父母、服饰、美容、居家等等。快乐的或不快乐的，幸福的或不幸福的，疼痛的或不疼痛的。文学来源于日常的生活经验。日常的经验又来源于阅读、讲述、想象、交谈。对于诗歌写作，瞬间乍现的灵光，就显得尤为宝贵了。很多时候，当第一缕晨曦照亮又一个白昼，就在一瞬间，日常的经验就被一次彻夜的长谈唤醒了。心里抑制不住地有话要说，安静的跳跃，隐匿的直白，此时，诗歌的语言无疑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了。于是，急切地要用诗歌的方式切开彼此交流触醒的日常。一些日常，在一次长谈之前，已沉睡多年。某一瞬间，它就这样自然而然地醒来。心尖上仿佛放了一把金色的钥匙，正在开启心之深处的秘密花园。2012年《滇池》第四期新生代诗歌大展中刊发的其中一首诗《老去》，就是一个阳光晴好的午后，和妹妹谈及宿命、时间、流逝、青春等话题时，被乍现的灵光唤醒的日常。

滇池诗刊：诗歌写作对你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过什么影响？

周兰：当生活节节败退的时候，诗歌是我最后的退守之地；当心漂泊无依时，诗歌是我灵魂最后的栖息之所；当伤痛无法疗治的时候，诗歌是我最后的止疼药。与诗歌对话，那些在尘世中找不到倾诉者的心事有了倾听者；在诗歌的怀抱里，那些从尘世中带来的惊恐找到了安全的依靠；在诗行间漫步，那些小小的浮躁日渐沉静……诗歌对我的日常生活肯定是有影响的，它在或隐或显地修正着我的言行，改变着我对人对事的看法，甚至影响着我的人生观。

赵丽兰：日常生活，事实上，就是一首层次丰满的长诗。生活从来都不缺少诗歌，缺少的只是发现诗歌的心灵。从某种意义上说，诗歌是一种自由行走的美。2006年以来，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诗歌。2007年出版的文学集子《穿越黑夜》，收录了早期的部分诗歌。在文字里走走停停，坚持我手写我心，不强迫自己为了写而去写。欢欣或疼痛，如果不是心之所感，必然显出矫情、虚伪和空泛。更多的时候，选择把文字留给自己。如果在某一瞬间，能够触动某个灵魂，那么，彼此就是懂得的，如此而已。很长一段时间，我的诗歌，大多是写给自己的心，从来没想过投稿或发表。写作于我而言，是一架天平，一边放的是文字，一边放的是情绪。当它们等量的时候，就达到了平衡。写作的过程就是达到平衡的过程。

滇池诗刊：你们两姊妹的诗歌各有特色，请谈一谈你们各自对对方诗歌的看法？

赵丽兰：妹妹发表第一首诗的时候，刚刚参加工作，在城外的一所中学教书。我看到她的诗歌变成铅字，发表于《抚仙湖》内刊上。那一秒钟，用现在很流行一句话说，就是羡慕忌妒恨。是谁/枕着浓郁的思乡之梦/一睡不醒//是谁/在牧歌中沉浮/一醉不醒//是谁/在深红的意境中轻唤/惊醒梦中的飞鸟。在四月的阳光下，我反复地读这首小诗。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诗是什么，更谈不上写诗。但是，一种很安静、很美，也很忧伤的气息拂心而过。我触摸到了一颗少女的心，为爱饱胀着、甜蜜着、纠结着……爱情，原来是可以用如此美的语言陈述出来的。这么多年过去，即使现在再来读她这首最早期的诗歌，一样让我安静而甜蜜。仿若看到了当年那个穿白衬衣、蓝裙子的小姑娘无处不在的想念、不安和患得患失。甚至分不清这白衬衣、蓝裙子的小姑娘是妹妹还是姐姐。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现实生活里，爱，在她的认知范畴里不断加重着“冷静”的成熟感，将“爱”放逐到了更为理性、更为开阔的意义上去思考和实践。然，当“爱”一旦退回到文学，退回到诗歌，她的“爱”，仍然以那个白衬衣、蓝裙子的小姑娘形式重现。显然，诗歌成为了她储藏怀念、记忆和泪水的秘密容器。岁月流逝，那棵柔弱的野草，在诗歌的滋养下，以繁茂的景象不断地叠加和回放一些过往的真实。回忆、追怀和自我责问，在她的《野草》里具有着很明显的印痕。我从来不否认女性写作中小情小感的陈述。但是，如果把诗歌朝大的担当和承载意义上说，这无疑是需要拓展和深入的。这不仅是她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存在的问题。我们都还需要努力，需要让诗歌退回到当下，退回到现实，退回到市井，退回到日常。这样，我们才会走得更远。

周兰：我和姐姐应该都是属于那种善良、敏感、细腻的人，我们的诗歌中都有这些元素。但姐姐的诗歌有一种更理性，更成熟，更坚强的元素，她更具有一双发现事物本质的眼睛，并能用出人意料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发现。前些年县文联倡议写“抗旱”的作品，当时我觉得这种政治性很强的主题很难找到写作的切入点。姐姐写了一组题为《春暖花开》的诗歌，以其真挚的感情，独特的角度，清丽的文风，描述了云岭大地的旱情，人们万众一心抗旱的精神，其中有一节是写总理亲临云南关怀旱情的感人情景：“勿需等到立春，勿需等到雨季来临＼总理的脚步比春天和雨水先启一程＼洒落一路的问候和关怀＼听到了，听到了，雨水的滴答＼看到了，看到了，花开的妩媚。”当我在《玉溪》上读到它的时候，我有些吃惊，原来那些在我看来枯燥的主题原来可以从如此独特的角度切入，用如此巧妙的语言表达。

滇池诗刊：你们希望诗歌给自己带来什么？

小学生写的诗歌【第四篇】

“新诗现在也没有衰落。新诗的成就被矮化了。”谢冕这样看。而洪子诚看来，新诗难以取代古诗，但“当古诗无法（或有相当大的缺憾）处理现代人经验、情感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让新诗成长得更好。”

新诗与旧体诗：延续还是断裂

新诗到今天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其标志性事件，一个是《新青年》杂志首先发表白话诗，然后它又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个周作人的《小河》。我认为首先发表白话诗就说明它很有见解。《小河》是比较成熟的自由体白话诗，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再来我觉得重要事件可能是西南联大，在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先生、冯至先生的带领下，西南联大出现了一批新的诗人。他们在抗战的艰苦背景下，阅读外国现代派的诗歌，把这些现代诗歌发扬壮大，引进到新诗当中来。后来出现所谓《九叶集》，九叶派当中相当几个诗人是西南联大W生。他们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建设新诗，把新诗领向前进，我觉得这个是一件重要的事。

再可能，这个大家相当熟悉了，改革开放以后，朦胧诗几个诗人。朦胧诗的出现是由于中国很多知识青年到了农村去，在那边进行地下阅读，地下写作。当然构成朦胧诗新诗潮的，还有一批老的诗人。老的诗人也是在受迫害的情况下，在劳改的场所里头继续写诗。然后这两个队伍会和起来，就成为后来的新诗潮，振兴了我们中国的新诗。

胡适在《谈新诗》里是把新诗的出现放在整个中国诗歌的传统里去的，从诗经的《三百篇》到骚体、五七言、词曲，是诗体解放一步一步的历史演变，认为新诗是中国诗体第四次大解放，

中国诗歌，整体来讲是中国诗歌史，就是不断地改进诗体，解放诗体，把新的思想、新的语言和形式引进到诗歌当中来。到了胡适先生这里，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要在语言上、形式上进行大革命。但它还是中国诗歌的革命，并没有造成断裂。讲断裂讲的很多，其实不是断裂，而是发展。就我们现在的诗歌，就如同唐诗一样。唐诗是伟大的，中国新诗也是伟大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同样的。改朝换代，但是改变不了中国诗歌的流脉。每个时代都推崇自己的诗，这得益于形式和内容上的改革，不断的创新。

新诗的产生和五七言、词曲的诗体解放，性质并不相同。胡适那样说，因为新诗还没有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他需要从“历史”寻找支撑。但中国“古典诗歌”一直处在诗体解放的历史演变过程中。

但是现在许多人没有把新诗看成是对旧诗的继承和延续，把新诗看成和古诗完全不一样甚至对立的东西，但了解中国文化的人就会知道。

我首先要讲两点。一个是汉语写作没有改变，那时候用古汉语写作，现在用现代汉语来写作，而这个汉语的发展当中，古汉语其实就有现代汉语的因素。而现代汉语，我们白话里头也有古代汉语的因素，这就说明语言上并没有断裂。另一个，诗歌理想，诗歌信念一贯。为什么产生新诗？他们不了解，产生新诗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把诗歌普及到民众当中去，提高民众的欣赏水平，思想水平，开发民智，这个是中国传统。中国诗歌传统诗讲究有用的。所谓诗教，诗歌是教育人的，教化作用。这是一贯的。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因为我们和过去不一样，但我们有一样的地方，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借着这两点我们就站住了，不用多谈。就是说，新诗就是中国诗歌的一部分。

在现代中国，新诗必然处于主流位置，但旧体诗词写作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它们各有自己的写作者、读者，语言、艺术形式、取材和承担的“功能”也各不相同，难以取代。人们为什么“怀念古诗”，因为它有一两千年的辉煌历史，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新诗只是短短的一百年（对每个个体，它的生命却足够长）。虽然我们都怀念古诗，但当“古诗”无法（或有相当大的缺憾）处理现代人经验、情感的时候，还是要想办法让新诗成长得更好。

要有民族的东西，不是说民族的形式一定要保留，不是。

我的诗歌理想当中，要有各种各样的诗，包括民歌体。我们不是用一个“体”去取代别的，用一个诗体或者说外国诗体来统一我们的诗歌，这是不行的。艺术是多样的，始终是包容的，吸收各种民族的东西来创造我们的诗歌。

这一点，我们已经有过历史教训了，大一统，想统一成一种艺术形式，这是绝路。

对文学艺术来说，对诗歌来说，都是这样，应该有整个的开放性。这样的话，就回到诗歌上面来了。胡适先生那一代人是“以夷为师”，以外国人为老师，用外国的形式来壮大我们自己。诗歌的欧化，也不是弊，是自然的。那个时代的欧化不能攻击它。梁实秋讲，新诗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这句话说对了很多。我们中国诗歌原来有分行吗？不会分行的。

分行里头学问大了。我曾经讲过，有一些诗人，包括徐迟先生，他把自己分行的诗连写，就觉得“索然乏味”，味道都没有了

“口语”要转化为诗歌语言，需要付出艰苦劳动

胡适曾经说，写新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一点就是他的过错。他把文和言混为一体了。话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是诗呢？

诗是语言的提高。所以胡适先生的这句话是错的。但他有他的道理，我们要理解他。要解放诗体，这个时候他就倡导这个了。他有错，但他有道理。

我认为不能滥用自由。现在滥用自由，诗和口语分不开，甚至你写的诗比口语还要糟，这个是糟蹋诗歌，这是个误区。现在要奉劝那些诗人们，应该讲究语言的精炼，讲究语言的提高。我们对话不是诗，我和你刚才讲话不是诗，诗的语言是最高的，每一句都应该有诗意，是经过锤炼的。千万不要走那条路，认为我话怎么说就怎么来，甚至比说话还要糟糕的都进来，那不是诗，你内容再好我也不认它。

口语化可以是一种写作实践和风格追求，但不是衡量诗的标准，当然更不是诗歌写作的语言规则。“口语”要转化为诗歌语言，需要付出艰苦劳动。胡适的主张极具革命意义，离开当年的语境，这个说法的粗糙就显而易见。“词”不是“物”，诗人也是个手艺人。语言、形式不只是对事物、情感的表达工具，也是一种创造性的超越。

我们要挽救诗歌的音乐性，我们要保留这些东西。诗读起来要好听，好听在什么地方，它暗暗地即使不押韵，也是很有节奏感的。要连这一点都没有了，那真是糟透了。

如何定义诗歌语言的“美”，这其实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自然很美，但是，“比冰和铁更刺人的快乐”，也不能就逐出“美”的乐园之外。如果说到诗歌语言，我可能更愿意x择创新性、精确、柔韧度和张力这样的词语――虽然它们和“美”一样的难以清晰化，一样的含混。

新诗是否在衰落

诗歌是一个很高贵的东西。诗歌的写作是少数人的写作。少数人不等于小圈子。应该是社会的精英，文学素养很高的人来写诗。所以我说，诗歌和大众化是两件事情。我们可以大众化，但诗歌本身是小众的，是贵族的。要有很高的文字素养，文学修养，这个包括理论各方面修养，境界很高，才能写出好诗。

诗歌不一定要很多人来写。诗人不要搞小圈子，诗人可以少数人在一起交流，但不是圈子。诗人应该胸怀大志，要有大境界，大视野，那才是大诗人。

诗歌的大众化是曾经有过的一个运动，但我不主张。大众都来写诗，也不一定有好诗人。当然，都来写也没关系，都欢迎。这个要感谢中国的老百姓，因为他们热爱诗歌。能写出好诗，你就是诗人。但这不能作为一个政策，不要“化”，不要大众“化”。但应该全民都来读诗，我们都是读诗长大的。诗到今天，小孩为什么要说“床前明月光”，这就是读诗啊，很好，这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教育原因是一小部分，诗人没有写出好诗。为什么我们朗诵会都要朗诵春暖花开呢？海子以后，还有哪些诗是能够长久传诵的呢？我们写了那么多诗，为什么我们不断地就想起海子呢？想起《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呢？因为好。现在这样的精品太少了。教育上面有问题，有轻视诗歌的问题，特别是轻视新诗的问题，但主要责任在诗人。

据我的了解，今天新诗的写作者（这里不用“诗人”这个词）、读者比上世纪80年代要多很多，诗歌活动也空前活跃（虽然也浮躁，也存在很多的泡沫）。许多地方，都有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诗社和读诗会。荷兰莱顿大学研究中国新诗的柯雷教授讲的很好：“人们总是爱藐视诗歌，同样也有人总爱为诗歌辩护。这不仅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