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优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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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一篇】
一是中唐古文运动是借助于儒学复兴运动的旗帜而发展起来的，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是受文体、文风自身演变规律的支配，这是文学本身更加直接的原因。(骈文内容的深化，体式上难以满足表达的需要)。
2、简答：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有哪些?
韩愈。
一是“文以载道”到“文以明道”：表明“道”与“文”的关系，韩愈十分强调作家思想修养，作家的人格是文以明道的根本所在。
二是创作上提出“不平而鸣”，出于《送孟东野序》，认为一切文辞与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将“明道”与对现实的批评联系起来了。
三是提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创新观念，不袭蹈前人，文从字顺，辞必己出，表达要流丽畅达，合乎语法。
四是创作技巧方面提出“气盛言宜”，注重作家养气功夫，这深受孟子“浩然之气”的影响，强调在创作中形成气势。
柳宗元：大体与韩愈相似，不如韩系统、简明：
一是密切联系现实，“辞令褒贬”“导扬讽喻”。
二是强调古文创作还应尊重文学自身规律。
三是更加重视散文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
3、古文运动的影响。
一是并非单纯的文学复古运动，更多的推动了文化(尤其是儒学)的复兴。
二是散文代骈，创造了一种题材广阔、精炼畅达、富有表现力的新文体。(将诗赋情韵风神以单行之气运之，形成散文，这是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最为成功之处)。
三是开创了中国古典散文的新时代，直接影响到了北宋的文学革新。唐宋八大家。(将中唐古文运动与北宋诗文革新视作一体，故不应受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四是文学理论上的影响。
4、论述：韩愈散文的成就。
一是在各类文体创新上有突出贡献，以碑志作品为多，将议论、感情、技巧融于一炉，“一人一样”的传记文，如《柳子厚墓志铭》。此外，还有赠序、杂记、杂说等新体，诗韵入之，抒情、记事、议论，如《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
二是韩愈古文简洁精炼、清晰流畅，富于美感与艺术表现力，在文体革新上为散文开辟了新天地。并且付诸于具体的创作实践。
三是在艺术手法上的融合贯通。用辞赋之押韵对偶;题材广阔，什么都写，发挥文章功用;比喻、议论、感情;口语、古语、僻语、奇语。
四是灵活应变，适可而止，风格雄深雅健，猖狂恣睢。
5、论述：柳宗元的艺术成就。
柳之主要成就在于人物传记、山水游记、寓言散文的创作。
一、人物传记。
二、山水游记。
a.为其散文中最具艺术特色的作品，富有诗情画意，开拓了散文反映现实、人生的新领域，体裁独立地位。
b.愤怒、悲哀、抑郁，曲折反映了对现实世间的不满与批评，如《始得西山宴游记》。
c.“心凝形视，与万物冥合”，描绘出反映着自己审美理想的景象，诗情画意的自然美。如《钴鉧潭西小丘记》。“永州八记”(名词解释)。
d.艺术上，把握事物情态，生动再现，虚实、动静转化，重于传神。但境界稍显清冷寂寞。
e.风格：骨力峭拔、色调清冷，旷境、奥境的结合对比。
三、寓言。
a.体现出柳的创作独创性。
b.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高度的概括性。如《黔之驴》。
c.绘声绘影，因物肖形，形象完整，寓意深刻。
四、总体上说，柳文沉郁凝敛、冷峻峭拔。色彩凄幽，诗意浓郁，讽喻象征。并且为平民立传、山水游记天人合一意境的创造高出韩愈。
6、古文运动衰落的原因(内外)。
7、晚唐讽刺小品文：“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语)。
a、三十六体(名词解释)。
b、晚唐小品刺世之作，篇幅短小，批判性强，匕首、投枪，皮、陆(《笠泽丛书》)、罗隐(《谗书》)。
唐传奇、变文、俗讲。
1、名词解释：唐传奇(唐文言短篇小说，在志怪基础上，融史传、辞赋、诗歌与民间说唱为一体的新小说文体。开始为单篇作品名称，至宋始称“传奇”;内容扩展到社会生活。传、记的区别)。
2、唐传奇兴起的原因：一是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有了文化娱乐需要。二是受科举行卷之风的影响。三是受古文运动影响。四是佛道盛行。五是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
3、唐传奇的发展阶段。
a.兴起：志怪的过渡，张鷟《游仙窟》。
b.繁盛：单纯志怪到描摹人情，是成熟的标志。
爱情：陈玄祐《离魂记》、沈既济《任氏传》、李朝威《柳毅传》、白行简《女娃传》、元稹《莺莺传》(对后世影响较大)、蒋昉《霍小玉传》(中唐传奇压卷之作)。
c.衰落：传奇而兼志怪的集子开始出现。杜光庭《虬髯客传》(晚唐游侠小说出的代表作;“风尘三侠”：名词解释)。
4、唐传奇的意义。
一是标志着古代短篇小说的成熟。虚实、情节传奇与现实性、想象与艺术性等结合。
二是文言小说文体的完全独立。
三是艺术手法上的多方面的进步。语言、想象、文采、风格。
四是文体的相融，诗词歌赋入小说。
5、名词解释：变文(p181)、俗讲(p184)。
补充：
1、南开名词解释：气盛言宜(出处、含义、与孟子的联系、作用)。
2、南开名词解释：不平则鸣。
3、南开：简述韩柳古文思想之异同。
4、南开：鲁迅先生为何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比之志怪小说的根本性变化：更加注重审美价值，注重小说愉悦性情的功用。)。
一是答一下唐传奇的名词解释(总)，简单介绍下三个时期重要作品。
二是运用虚构手法。
三是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刻画了人物形象。
四是唐传奇的地位影响。
5、论述：韩柳在散文文体上的开拓。
一是理论指导实践。
二是形式自由，突破传统，扩大了散文功用。
三是诗化的情感。
四是艺术的成熟：骈散交融。
五是创新，散文创作新天地。
二十四、唐至宋代词。
1、名词解释：《云谣集杂曲子》(p186,敦煌曲子词、唐末、反映早期民间词的感情与风格);“诗余”(词：音乐、诗歌);《花间集》、花间词派(p193)、花间鼻祖、温韦。
2、简述：唐五代词发展概况(民间词——文人词——士大夫之词)。
a、初唐出现民间曲子词，主要是敦煌曲子词，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大多出自民间。
b、中唐，文人词普遍，占据一定地位。学习民间，形式较短小，显得清新、明朗、活泼，题材广泛。如张志和《渔夫》、韦应物《调笑令》，刘白的民歌风味更加明显，如《忆江南》。这一阶段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无专门作词者，较多以诗法作词，有绝句风格。
c、晚唐是词体手法、风格的定型时期，内容发生变化，民间词特点渐失。追求藻饰，香艳、纯情、唯美，“词为艳科”，这一时期代表作家有温庭筠、韦庄。《花间集》最早的文人词集诞生于这一时期。
a.温庭筠(飞卿)。
一是“花间鼻祖”，诗与李商隐为唯美诗风的代表，晚唐第一大词人，“词为艳科”的始作俑者，领导了晚唐五代词的发展趋向。
二是词人之词，营造深美闳约的意境，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
三是其词以静态描绘代替抒情，着力于细节，装饰，暗示手法，意象跳跃，效果含蓄。
四是在开创词境，出诗变词，注重文辞声律，却有不为辞藻所累的自然之作。如《更漏子》。
b.韦庄(端己)。
一是韦庄(端己)以词名世，“温韦”(名词解释)，但风格不同于温飞卿，端己词疏朗、显直。
二是(飞卿开词为艳科，注重藻饰，浓艳见长)，端己词则是对民间抒情词加以艺术的加工和提高，兴会酣畅之作，以疏淡为美。
三是其词以抒情为主，比较直接，主观，风格自然清丽，如《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
四是在成就上，韦庄将民间词的抒情带到文人词中来。写法上大力运用白描，摒除香艳气息，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l温韦词异同对比，简单而言：
温含蓄客观，韦直接主观。
温深美闳约，浓艳唯美;韦直抒胸臆，自然清丽。
温意象温柔，韦分明叙述。
温韦两人在“伶工之词”变为“士大夫之词”的过程中发挥了先锋作用，成为南唐词的先导。
d、五代以《花间》分前后，后期词以南唐为中心，代表词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正中，《阳春词》)。多重抒怀，疏淡、深厚，雅致。这一时期词开始表现人生遭际等真情实感，曲调清雅，声情谐和，“伶工”到“士大夫”的重大转变。词成为了抒情诗创作，对宋词产生重大影响。
a、冯正中：着力表现者，非情事的直接描述，是雅致优美的意境，符合文人士大夫的胃口，花间转向士大夫的重要枢纽。代表作有《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谒金门》(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b、李璟(伯玉，《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
c、李煜(重光)。
一是大作家应有的遭遇，前后期生活的强烈反差。阅历虽浅，但不失赤子之心，创作虽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宫廷享乐、离愁别绪、亡国悲痛。
二是他的早期作品沉溺声色，纵情逸乐，如专咏美人口的《一斛珠》(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未脱花间旧格。但写得真切率直。
三是重光后期词已由对外界事物的描绘转入内心情感的表白，如《乌夜啼》(无言独上西楼);最感人的篇章是亡国悲痛之作，如《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四是艺术上，其后期词，白描写极度悲痛，旧事新境，时空跨度大，引发联想，感情容量大，又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引起共鸣。
l推荐阅读叶嘉莹先生《论温韦冯李四家词》。
3、晏殊(叔同、元献，《珠玉词》)。
一是宋初词坛影响最大，开拓了宋词婉约派的正宗风格。主要以词名世、专攻令词。
二是“富贵词人”，消遣，表现出一种理性的节制：富贵而不鄙俗，艳情而不纤佻，情之深厚转化为理之深远，哲思化的倾向。如“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三是善于营造一种情中有思的意境，闲雅的无可奈何情调，些许敏感而旷达的惆怅。
四是语言明净雅致、构思曲折精巧，表达了对人生的眷恋之情。
4、欧阳修(永叔)。
一是尚未脱艳词传统，上承五代南唐，下开东坡疏隽与少游深婉。
二是风格多元，主要是深婉含蓄和清新疏隽。并将人生感受写进词中，提升了格调与扩展题材。如《蝶恋花》“衣带渐宽终不悔”
三是赏玩的兴趣使其词显示出豪放之气，将诗词的抒情功能等同，欧词开风气之先。
四是也写情词艳曲，或细致，或泼辣。其作品中，小令、慢词;文人之雅与世人之俗，手法多样。
5、柳永(三变、耆卿、柳屯田，《乐章集》)。
一是北宋词至柳永而一大变，教坊新声、歌谣俚曲制作长调慢词(名词解释：柳永是慢词体制的开创者，p298)。
二是创体创调密切关联，柳永慢词多用新调。(词的体制至柳始备)。
柳词以俚俗色彩著名。“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其俗与雅词分庭抗礼，题材内容描写城市生活，如《望海潮》(东南形胜);歌妓(带有才子佳人的情调，追求灵肉统一)，如《倾怀》，其写法开古代市民文学先声。
三是柳词亦有雅处。一是以赋为词，融合曲辞与辞赋长处，如《雨霖铃》(寒蝉凄切)，发挥慢词铺叙之长，扩大了词的言情空间;二是羁旅新行役词不减唐人高处，如《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6、苏轼。
以诗为词：将词家“言情”与诗人“言志”结合起来。
l“以诗为词”的意义：一是突破“词为艳科”，士大夫化;二是成为独立的抒情诗样式;三是并非简单地视为诗词合流。
扩大词境：走向现实，面向社会。
采用词题小序交代所写的内容，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风格多样，不能以豪放囊括。
北宋亡后，分为南北二派。
7、秦观(少游、《淮海集》)。
晏欧“诗庄词媚”之格局至秦观登峰造极，婉约。
寄情深微，造语精巧，重返花间的倾向，突出男女情事，变病态描写为真情歌颂，如《鹊桥仙》(纤云弄巧)。
“专主情致”，融合小令慢词形成。但非一般的离愁别绪，气格与东坡相近。如《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踏莎行》(雾失楼台)。
抓住词体特质，抒情为主，情景兼胜。
8、周邦彦(美成，《清真》)。
北宋词之集大成者：
一是词调搜求、审定、考证，有集成创制之功。
二是写法上体物言情，描绘工巧，融化诗句，练字妥帖。
三是创作风格的集大成，总结。
慢词：知音律、备法度、风格醇雅。
一是发展柳永以赋为词手法，兼取各家词风，典雅工丽。
二是题材与柳词相似。
三是成就于咏物与羁旅行役词。如《六丑·中吕·落花》。
四是以思力安排取胜，将情节化引入，慢词之中。
五是语言流畅、声韵悠长，四声入词，浑厚和雅。
六是影响于姜夔、吴文英的词创作，一是骚雅清空，二是丽密质实。
10、李清照(易安、《漱玉集》)。
一是理论，强调“词别是一家”(名词解释)，创为“易安体”(名词解释，并非“婉约”二字所能概括)。
二是前期女性，后期感伤情绪。
三是寻常语度入音律，语言流畅，善用白描，化俗为雅，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11、辛弃疾(幼安、稼轩，《稼轩长短句》，今人邓广铭先生有《稼轩词编年笺注》)。
一是生平思想：几起几落，壮志未酬，有强烈的政治理想与家国情怀。首先是个战士，其次是位文人。
二是题材内容：英雄、农村、艳情、咏春。
其英雄词写爱国情怀，显英雄本色，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其农村词构成清新朴素的词格，扩大表现范围，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但其现实生活中实有牢骚语，如“味无味处求吾乐，猜不猜建国此生”。
其咏春词六十余首，婉约妩媚，表明辛之才能，寓刚于柔，如《祝英台令·晚春》。
其艳情词并非一味地艳情，而显得情致凄切、率真质朴，如《粉蝶儿》(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
三是艺术成就：
以文、赋、经、子、诗为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创新精神。
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为两宋词人不能比。
“稼轩体”(名词解释)：豪放格调出之(词境开拓)，却不是温婉本色(词体特点)。
语言运用自如，效各体，用各种语言，民间口语，形成“深雄雅健”的语言风格。又善用典故。
12、姜夔(尧章、白石，《白石道人歌曲》，今人夏承焘先生《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一是生平落寞，布衣终身，流浪江湖。
二是其次往往清越高旷，摆脱轻浮，作冷处理。如《踏莎行》“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情调伤感，无热烈语。
三是以表现文人士大夫高洁清雅志趣为主，追求言外之意，不执泥于物，故“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家国情怀，开拓了婉约词的表现。
四是“清空”为风格：清雅的人品、清刚的笔法、清虚的情韵，如《扬州慢》(淮左名都);“骚雅”可理解为风格的材料，诗骚比兴、以江西诗法入词，清刚瘦硬。写法上单行散句，用宋调铸辞，是其新创造。
五是可说是豪放、婉约、清雅之刚柔并济之清雅派的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姜精通音律，取法美成，而别成一派，影响史达祖、王沂孙、张炎，直到清代浙派词人。
13、吴文英(君特、梦窗)。
一是清真词的继承者，而转向质实一路。
二是“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时空跳跃，意识流。如《齐天乐》(三千年事残鸦外)。
三是内容为酬酢赠答(人品受到争议)、哀时伤世、忆旧悼亡之词。早年模拟花间、柳永，但后来情词移情于物，外延广泛，语言痴迷，有如梦幻。
四是艺术上讲究用事、修饰，语言打破正常语序，显得深幽密丽，好用僻典。有晦涩堆垛之嫌。
14、了解辛派词人(名词解释，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陆游(兼具激昂雄快、清逸流丽)、王沂孙咏物之词(社交性、喻托性的双重性质)、周密、张炎(《词源》p368)、蒋捷以及汪元量、刘辰翁等遗民词人。
宋词补充。
1、名词解释：《白石道人歌曲》(对词律研究的重要意义);“七宝楼台”(出处张炎《词源》);“以诗为词”(陈师道《后山诗话》对东坡词创作特点的描述)。
2、南开简答：简述唐五代词的发展历程。
早期民间词与文人词——花间词——南唐词。
3、谈谈梦窗词的主要特征49。
4、北大：谈谈宋代以赋为词。
柳永、美成——稼轩——姜夔、梦窗。
5、简要评述稼轩词63。
6、柳永在词史上的贡献。慢、开拓、赋、雅俗。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二篇】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罗移山.《周易》的人生价值论与当代国民人格塑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林之满.周易全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邬昆如.人生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黄东桂等.佛教人生观探微[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三篇】
读后感悟是指读一本书、1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首音乐，然后把感悟和感悟写进1篇文章，叫做读后感悟。以下是为大家分享的“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优推8篇”，但不是爱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是虎头蛇尾，一旦不能一气呵成，就从此搁置了，于是家里、办公室到处都是看了一半的书，或将书翻扣着将封面封底统一向上，或夹个书签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论书籍更是如此。要“照镜子，正衣冠”，我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每次写个人评价“能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实是撒了谎的，对于我这种说假话已经近乎习惯的人，的确应该“红红脸，出出汗”好好进行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儿子读高三，经常会在网上买书，中学封闭管理，无法收快递，地址常常留我的。鉴于此，我比儿子早一步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好，太阳暖暖的照着，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飘落下来，一地金黄。水池边的长椅被晒得暖暖的，四周静悄悄的，应了一句俗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我干脆坐到长椅上，打开快递包裹拿出《中国哲学史》，四周一片静谧，内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1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冯友兰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对望。
不得不说，《中国哲学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读物，它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索人生。
冯有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构成某种哲学的特色。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众多的门派和不同的发展完善阶段，在中国，哲学与人人有关，中国哲学支撑起了中国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人的感情倾泻出来，保持恰如其分，达到“和”。“和”来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须。这个思想适用于表达人的感情，也适用于表达人的欲望。每个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平衡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当然，有些事情争取是好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必须要去争取，没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仅仅是人生过客，这是一个好时代，我们应当通过努力来成就自己。而现实的欲望常常让人疯狂，不择手段让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各种财富最大幅度的增长，或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权力为荣耀，争一时之高下，此刻，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为了什么？那真是我们想要的吗？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最后只不过或无或有的一块墓碑而已吧！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记得有一次在领导宴请西班牙客人时，席间听到这位客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管了太多的穷人，所以富人的负担很重”。此刻，这个问题用中国哲学观点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中国需要富强、渴望富强、离开了“富强”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但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富强”所能解决的，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说读史可以明智，那么读哲学，可以让人活得通透。
我喜欢买书，但不是爱读书的人，每次读书都是虎头蛇尾，一旦不能一气呵成，就从此搁置了，于是家里、办公室到处都是看了一半的书，或将书翻扣着将封面封底统一向上，或夹个书签等待下次能把它想起，理论书籍更是如此。要“照镜子，正衣冠”，我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每次写个人评价“能够认真学习理论知识”，其实是撒了谎的，对于我这种说假话已经近乎习惯的人，的确应该“红红脸，出出汗”好好进行一下批评与自我批评了。
儿子读高三，经常会在网上买书，中学封闭管理，无法收快递，地址常常留我的。鉴于此，我比儿子早一步接触到了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中文版。冬日的午后，天气格外好，太阳暖暖的照着，大院里的银杏树叶子飘落下来，一地金黄。水池边的长椅被晒得暖暖的，四周静悄悄的，应了一句俗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我干脆坐到长椅上，打开快递包裹拿出《中国哲学史》，四周一片静谧，内心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1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冯友兰先生慈父般的目光深切对望。
不得不说，《中国哲学史》是一本很好的哲学读物，它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我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思索人生。
冯有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有些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不同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构成某种哲学的特色。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中国哲学有着众多的门派和不同的发展完善阶段，在中国，哲学与人人有关，中国哲学支撑起了中国信仰的半壁江山。
《中庸》第一章上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人的感情还未迸发出来时，内心无所谓“过分”或“不及”，这时称为“中”。人的感情倾泻出来，保持恰如其分，达到“和”。“和”来自“中”，“中”又是“和”所必须。这个思想适用于表达人的感情，也适用于表达人的欲望。每个人的行为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都有一个平衡点，使人在表达感情和满足欲望时，知乎所止。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种人都懂得对自己的欲望和感情适度地满足，社会便达到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当然，有些事情争取是好的，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也必须要去争取，没有人愿意做行尸走肉或仅仅是人生过客，这是一个好时代，我们应当通过努力来成就自己。而现实的欲望常常让人疯狂，不择手段让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等等各种财富最大幅度的增长，或以自己拥有的各种权力为荣耀，争一时之高下，此刻，是否应该静下来想一想：为了什么？那真是我们想要的吗？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最后只不过或无或有的一块墓碑而已吧！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记得有一次在领导宴请西班牙客人时，席间听到这位客人说，中国的问题是“管了太多的穷人，所以富人的负担很重”。此刻，这个问题用中国哲学观点便能回答：“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就是“仁”，这个“仁”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中国需要富强、渴望富强、离开了“富强”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这是中国近代史最惨痛的经验教训，但中国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富强”所能解决的，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如果说读史可以明智，那么读哲学，可以让人活得通透。
选择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是因为自己一直喜欢哲学，尤其是喜欢渗透中国古典文化的哲学。虽然很多人说这本书晦涩难懂，然而在我看来，它已是将中国几千年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给了读者，因为毕竟这本书成书额最初目的是为了给外国人上中国文化课。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英文版在当时绝对堪称是国外第一本对中国哲学从古代的孔子直到今日，进行全面介绍的英文书籍。而冯友兰更是中国知识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它的问世，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起到了极大的积极意义。而它翻译成为中国后，也更不失为一本言简意赅，轻松易懂的中国哲学读物。
中国哲学简史呈现给我了一个在纷繁乱世出现的文化盛世。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均在那样一个时代兴起，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在那样一个生产力极端低下，战端频起的年代，诸子百家游或是游走于各个诸侯之间抒发自己的治国之道，或是在一方着书教学，或是学以致用，或是为战争或者和平和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高峰。我们现在的许多思想，所做的很多决策都深深受到那一时期的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生活。在西方人眼中，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重视宗教。德克·布德教授在《构成中国文化的主要思想》中写道：“他们（中国人）并不认为宗教思想和宗教活动是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至少不是宗教的有组织形式），而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这一切使中国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把教会和神职人员看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基本的不同。冯友兰教授将宗教等现象称为超道德现象，并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哲学意识（如诸子百家思想文化）太过浓厚，因而在哲学里找到了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而不再需要宗教的滋养。中国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不是探求事物之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事实上，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被不断削弱。很多维护传统的人们对这个事实感到遗憾，惋惜大众离开宗教是自身的衰退。如果这个世界除宗教之外没有什么办法达到可高的价值，那么人们宗教仪式的淡薄的确是值得惋惜的。而事实上，哲学能够达到更高的价值，它更为直接，也更加单纯。哲学取代宗教的地位，这合乎中国哲学的传统。也体现出了在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百家哲学的重要性。
除了在人类至高道德上体现其价值，朴素点说哲学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哲学家就是热爱智慧的人。智慧不是手段而是追求的对象。我们永远不可能占有智慧，至多也只能做到热爱和追求”智慧“。正如冯友兰教授所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务不是为了人对客观实际增加正面的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智。具体而言，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类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我感觉，人应该在哲学的指引下更加智慧地生活；应该在本书中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指引下，磨砺人高贵的品格，找回人高尚的人性，重建人们的精神家园。我们或许可以不关心数学和物理学的新进展，直接利用或者享受它们的成果，但是却不应该不关心哲学，因为哲学不是生存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生存的目的和理想，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关心的问题。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未经理性审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尽管经过了理性的省察也不一定能找到生活的目标。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史的学习过程就是与前人在思想上进行对话的过程。因为尽管哲学家已经不在，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为后人提供了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
在阐释了中国哲学的精神、背景后，冯友兰教授选取了诸子百家中代表性学说进行了详尽的讲解，其主要篇幅在儒、法、道三家。儒家重人伦，法家重赏罚分明，道家重无为。每个朝代之初，百废待兴，统治者大多励精图治，道家”清虚自守“、”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就其用来作为恢复国力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导思想。而到了统治中期，社会需要稳定秩序，统治者大多采用儒家伦理来教化百姓，使子女孝顺父母，臣民忠于君主。盛极必衰，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每个王朝的鼎盛便预示着她开始一步步的走向衰败。所谓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王朝末期，官吏贪污腐化，鱼肉百姓。此时民怨沸腾，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法家的重刑法的那套办法来维护风雨飘摇的统治。纵观中国哲学，无论儒家道家还是法家，都把关注点放在具象的人伦关系上，所以被认为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哲学。除了最为熟悉的儒家、道家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墨家。墨家的认识论理论是一种朴素的实在论，墨家中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先秦的科学家，这自然让我这个学工科的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兴趣。在墨子的着作中，还有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墨子主张从劳动者中选拔人才，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因而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尘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如儒家学派就经历了很多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多演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对不断舶来的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直到今天。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其实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一直都具有这样的韧性与海一般广阔的精神。我相信，即使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时代，一个西方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时代，中国哲学依旧能绽放它的光彩。
冯友兰说，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正面的知识（指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其实哲学并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的学问，实际上它就深深的蕴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密不可分。只不过我们缺少是它们”浮出水面“，”上升“到哲学高度的理论思维而而已。”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人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分。“希望人们都能在中国哲学中寻求到心灵的慰藉。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片尾的彩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更是一名哲学家。1935年写作完成两卷本巨著《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文讲授中国哲学史，英文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就是这本《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的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深入浅出，也只有大师做得到。本书一半的篇幅在讲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灿烂的黄金时代。从汉代起主要是儒道，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源，以及儒道的复兴，虽然名家迭出，却远没有先秦时期那样迷人。
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归根到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价值，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之道。
也许我们平日并不会思考哲学问题，但知晓了老祖宗们在思考什么怎么思考，就明白了我为什么是我，我们的民族为什么是这样的民族，那都是因为中国哲学的基因已经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血液里，使我们带着一脉相承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解释这个世界，去寻找关于一切的答案。
冯友兰先生说，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对人生系统的反省。人活着的话一定会想，这种想法是反省。
中国有很多哲学家，之所以被称为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人生进行了系统的反省。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反省了自己一生的教育教育、人生探索，最终有了论语这一儒家经典。
反思是促进思想的原因。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命令儒学为国家正统学。儒家也吸收了许多其他家庭的思想。汉武帝之所以接受董仲舒的建议，是因为他考虑了儒家，儒家受到了很大的弘扬。
生活也是如此。没有反省的生活是无色的，就像雨天一样，没有太阳的照明变得灰暗，没有明亮的光彩。
反省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从出生到死亡们的大脑都在思考。虽然很细，但它证明了我们的生命！
书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人们经常不说很多话就不会沉默。沉默是金，在成为金之前，不沉默是疯狂的。在光明的成功背后，一定要吃苦，经历黑暗，最终成功，拥抱光明。
哲学是什么?小时候，我完全没接触过，感觉它就像是人们经常谈论的那些很厉害的东西。现在，我依然不懂哲学是什么，总以为它太难，太深奥了。几周前，老师让我们读《中国哲学简史》，我想从中找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花了三个星期读完了这本书。刚读时，觉得挺乏味的，完全不理解其中的大道理，但当老师推荐我们“啃”读之后，我才发现这本书的奥妙所在：它所说的许多观点和理论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是相吻合的，非常神奇，细细阅读之后，感觉这本书还很有韵味。
这本书道理太多且很有深度，我只来谈谈对最为典型的“儒道互补”思想的粗浅看法。儒家，是一个主张“仁”“爱人”的学派，主要讲述如何与人相处，如何更好的融入社会，彰显人的善良本性。而道家却恰恰相反，它主张“无为而治”，认为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善恶因果，人们只需除去不应该做的事就可以了，以至“无为“。儒家提倡“入世”，融入社会，以人为本。而道家提倡“出世”，清心寡欲，以自然为本。这两家看起来是对立的，毫不相干的，却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拿“出世”和“入世”来说吧，儒家提倡的“入世”，其实就是融入社会之中，把握好人际关系。儒家自身也已经做到了“入世”，因为儒家行事高调。汉武帝时期还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潮流，使儒家变得家喻户晓，成为当时的百家之首。相比儒家，道家就显得低调多了，因为道家属于那种归隐派，它追求的是心灵上的满足感和灵魂的超脱感，“超凡脱俗“似乎已经成为了道家的专属名词。况且道家崇尚人与自然，心灵的高尚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一种出世的象征吧。
所谓“儒道互补”，就是做到既出世又入世。人类一生下来就会融入社会这个集体，在现代这个华灯璀璨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总要比人与自然间的相处多得多，所以处理人际关系就显得尤其重要。在我看来入世虽然肤浅，却实用，出世虽然会获得所谓的最高成就，但那是虚无缥缈的。但也不是说出世就毫无意义，毕竟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会有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需要自我安慰，支持和鼓励。这些都是心灵上的，是儒家思想所做不到的。我们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好比我们现在努力学习，为的是以后能在这个社会生存下去。但学习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守本心，不卑不亢不骄傲。当你不过于追求功名利禄，每天过得充实满足的时候，你就成功了。
这本书中还有许多哲学道理，等待我们去理解，同样，这个世界也还有许多的哲学，等待我们去思考，去探索。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但我刚看到《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时却没有什么感情。书的封面是米白色，上面有金色的“冯友兰作品精编”七字，很普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宁静，平淡。书在手里没有什么感觉，就匆匆放进抽屉，直到阅读课时才拿出来，当时记得还是现场拆封面。
读这本书的最初感觉是无聊，可以用“好看的想让人睡觉”来形容。书里面有一些是引用古文，没有给你注释，让你自己思考，第一次看着差点睡着了，并没有沉浸在书中的海洋里。就像生物老师说的：“书中的每一个字都认识，都拼在一起你便不知。”哲学也是这道理，因为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感觉很陌生。
渐渐地，我进入书的境界中，慢慢的融入在书中，书中有许多的精华，你唯有“啃读”才会知道其中的意蕴。读完书才明白“啃读”与“悦读”不同，读过这本书与没读过这本书是不一样的——里面有“哲学”的知识，可以丰富思维，增长见识，让人更加智慧。书中有很多历史知识等，读起来也别有一般滋味。哲学就像物理一样，在生活中处处可见，都以不同形式与时代、社会、政治、人生联系在一起。
书中的许多观点令我佩服，就像书中所说的：“哲学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是生命的体验。”它告诉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用新的眼光来认识哲学。在宇宙间，万事万物存在都有它的理由，我们应顺应自然，明白宇宙的每一事物存在的缘由。
要说不喜欢这本书那是不可能的，议论中夹着少许的描写，内容显得并不太枯燥。但因为书中还有许多古文，看不懂，爱恨有加。书中讲述了许多哲学，儒家、道家、法家……不止国内的，还有国外的，甚至贯穿整个世界。真是太奇妙了!
哲学是什么?一切源泉来自哲学，这本书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谈论的东西。例如：“人没有私欲，他的内心像一面明镜。”这句话警醒我们：把自己的内心磨砺得像明镜一般，时刻提醒自己不犯错误，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被心中的贪婪所迷惑。
书中精华太多，多得我们都不知从何处说起;哲学的应用范围太广，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简直无所不包，是天地间最大的学问，值得我们一生去追寻!
以前，我总认为哲学很深奥，很遥远，甚至认为我一定接触不到哲学。然而，我读了《中国哲学简史》后，不得不惊叹，冯友兰先生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虽然对我而言，读这本书有些吃力，但冯友兰先生并没有使用令人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而是用了许多文浅意深的语言进行论述，还是深深吸引了我。读完这本书，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哲学离我并不远，哲学，始于思想。
在书中，冯友兰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人要有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人能够思想什么，这就是说，在对人生进行思考之前，我们要对思想进行思想。”这句话我认为是哲学的根本。人要能认清自己，认清自己能够思考什么，什么才是自己的思想范畴，在自己的思想范畴之内进行不断地思考，深层次的思考也就能变成反思;自己思考，反思自己，这也许就是哲学的本质吧。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说的“认识你自己”，与冯友兰先生所说是相通的，一切的哲学都是建立在“认识你自己”之上的。只有充分地认识自己，哲学才能使我们提升心灵的境界，超越现实世界，体验高于道德的价值。
哲学，即智慧之学，人的智慧来自于人的思考。无论多么伟大的学者、哲学家，他们的智慧源泉都来自于他们那善于思考的大脑，从思考中得到真理，真理的诞生也就是哲学的出现，对他们而言，哲学，无处不在。
“就我而言，哲学是对人生系统的反思。人只要还没有死，他就还是在人生之中，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人生进行反思，至于系统反思的人就更少了。”这段话依然来自《中国哲学简史》，它足够验证“哲学是始于思考”的。“反思”无非就是思想的思想，即深层次的思考，而“系统的反思”是聚反思、总结于一体，就像优秀的学者、哲学家，他们不但善于思考，还善于总结，总结的产物就是“真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真理的诞生”，它就是关于思考的总结。
所以做一个会“系统反思”的人，哲学就会离你很近。哲学，始于问题。
近日拜读冯友兰先生之《中国哲学简史》，先生河南人，巧合的是，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二程皆是河南人，今日河南，古之中原也，中原人，居高而心亦高，近王又思道。
哲学，思想之思想，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内意义本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先生所述四种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哲学之人任务便是让人向着越来越高级之境界成长，趋于至善，以成圣人也！
首先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主要是“六家”：阴阳、儒、墨、道、法、名家，接着是秦统一中国，主要用法家。两汉时期，以儒家为主，亦兼用黄老之术。魏晋南北朝出现新道家，梁启超称这一时期为老学时代，佛教此间亦传入中国。到了盛唐，则以佛学为主，并与新道家相互激荡而发展出中国的佛学禅宗。梁启超则称这一时期为佛学时代。宋明时期为更新的儒学，它结合了佛学的成果，梁启超称这一时期为儒佛混合时代，我们今天一般称宋明时期的哲学为理学，称二程、朱熹、陆王等为理学家。再下来就是清代，冯友兰认为清代虽然学术成就巨大，但其哲学思想成就比较逊色。随后，西方哲学传入，进而产生现代中国哲学。
无论何种哲学都是与当时之社会环境、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周天子的衰弱，春秋时代的不义之战、战国的争霸、秦王朝的统一又短命、汉王朝稳定的正礼、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动乱、隋唐的盛世、五代十国的短命、宋之繁荣、元明清之禁锢，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需求，不同哲学的需求也正是民众之心理缩影，絜矩之道、无为之道、老庄、阴阳、兼爱、理学、心学……无不是一代代先师们为解忧于民，平治天下之真心，他们才是值得我们怀念、敬佩之人，更是应秉承之道！
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我们知道了我们如何而来。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做必不穷平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我们知道了礼。
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魏晋新道家让我们知道了艺术的魅力，找到了真风流。
禅宗，儒家和道家之合和，为中国之佛学，而不是在中国之佛学，让佛学从神坛走到平民。
程朱理学，让理气之结合，成为官家之经典。
阳明心学，禅宗之结合，最是那段“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故事引人入胜。致良知，又一次把“三纲八目”完美诠释。
如果用最精简总结，无非八字:内圣外王、以理化情，用此心实现董仲舒之大同愿景。
突然想到王戎失子的故事，“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哲学让我们更加知道自己……更好发现自己……以致觉解。
和一些人一样，一直畏惧或远离中国哲学史，原因有二，一是不能完全理解、充分欣赏原文（古文）；其二是因为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需要更多的历史和文学知识，甚至想象力，个人相当不足。即便如此，还是抱着忐忑的心情阅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一书。读后，真有“不虚此行”之乐，遂与大家分享之。
通俗易懂说概念。哲学应该是形而上的，就是用一个元素或概念把千变万化宇宙“固定”起来。作者在第一章中，非常好的阐述了哲学的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哲学？作者把它称为是思想思想的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思想。说到什么是宗教之时，也是非常直白易懂，认为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还用非常有趣的例子解释了什么是超道德价值，爱人是道德的，而爱上帝就是超道德的。其中，还回答了我们经常讨论的一个危机，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怎么办？作者说，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哲学的，他也就有了宗教的洪福。
深入浅出聊背景。哲学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受到生活环节的限制和影响。中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是百姓的根本，所以房价特别贵，电影《流浪地球》也是带着“老家”去流浪，不同于国外灾难片的移居星球。文中谈到，在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本”是指农业，“末”是商业。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因此也就有“本末倒置”的成语，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往往不高，素有“小商小贩”之称。
也就说，“农”是本，“土”是根，土地不能动，祖祖辈辈基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那么中国就发展起了世界上最为复杂，且组织得很好的家族制度。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就必须梳理得非常清晰，也就是儒家所提出的仁、义、礼、智、信。因此儒家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即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也强调个人的名利。因此说，中国哲学即入世也出世。
追本溯源叙“百家”。儒家和道家是中国思想的两个主流，它们成为主流是长期演变，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学派和不同“诸子”发展而来。在这一章节中，读者可以选择是否兴趣的内容进行精读或略读。理所当然，孔孟、墨子和庄子是必须研读的兴趣对象。
其中，在读儒家之说时，有一种非常奇妙的巧合。苏格拉底是西哲的开端代表，但其没有著作，其“对话录”以及很多观点，都是其弟子柏拉图记录而为。这一点与孔子语录非常像，“论语”并非孔子著作，也是其弟子与之对话录，同样孔子也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弟子——孟子，犹如柏拉图以及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孟子和亚里士多德还有一个共同的主张，“人是政治的动物”，主张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中，才能够发展这些人伦。
以前，赏百家名言之时，常常感叹观念的正确，赞叹言语的精炼。但读罢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让我追本溯源，去理解或重推这些理论的演变、逻辑，确实比仅仅寻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满足得多，“痛苦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更是一种“高级的快乐”。
朋友圈刷世界杯的时候，我读了这本书，两次。
作者冯友兰先生出现在无问西东最后的鸡蛋里，绝对的大师级人物不仅是哲学史家，本人也是哲学家。1935年完成了两本巨着《中国哲学史》，1946-1947年冯先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用英语讲中国哲学史，英语讲稿由他的学生布德整理成书，是这个《中国哲学简史》，是中国哲学的入门经典。
从先秦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全景式展示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主要哲学流派，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条理清晰，详细适当，深入浅出，只有大师能做到。本书的一半篇幅讲述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它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辉煌的黄金时代。从汉代开始主要是儒家道路，外来的`佛教，禅宗的起源，儒家道路的复兴，名家反复出现，但远不如先秦时代那么有魅力。
中国和西方的差异归根结底是哲学上的差异，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不是宗教，而是伦理。根据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功能不是为了增进知识，而是为了提高人的心灵，超越现实价值，体验高于道德价值。因此，中国哲学的使命是发展内圣外王的品格，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内圣外王的道路。
在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将整个中国哲学史分成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下两篇。子学时代共16章，主要讲先秦诸子。冯友兰认为，自春秋迄汉初，在中国历史中，为一大解放时代，于其时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这是一个大解放、大变动、大过渡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子并起的哲学发达时代。
到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言论思想极端自由的空气从此消失了。到此，子学时代终结，而经学时代开始。冯友兰把从董仲舒到康有为、谭嗣同、廖平为止的时代称为经学时代。清末年，中外交通，中国社会各方面又起根本的变化，经学时代也就结束了。这种划分方法在当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那时的冯友兰还没有接受社会发展史观点，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来观察社会，但他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科学实践，感觉到这两大时代的哲学有着本质的差异。子学时代的特点是建造，经学时代的特点是阐述。子学时代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在形成中，新兴的阶级及集团各有自己的社会力量，必须要有自己的代言人。秦汉以后，政权统一，政教合一的格局越来越完备，很多哲学家“以述为作”，借古代经典为招牌，装进新的内容，冯友兰称之为“旧瓶装新酒”，从而形成经学时代的特点。这两大段落的划分，今天看来，还是经得起考验的。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着重于哲学家本人思想的重新整理。他认为，中国哲学在论证及说明上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相比，大有逊色。在中国哲学史中，精心结撰，首尾贯串的著作较少，往往哲学家本人或其门人后学，杂凑平日书札语录，便以成书。所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无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否则将不成其为哲学。而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在形式上无系统的中国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每个哲学史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来写哲学史，重新整理历史上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冯友兰也不例外。
当时西方哲学流行的看法，哲学包含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三部分，每一部分又可分两小部分。冯友兰认为，西方哲学，每一部分都发达，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注重人事，注重内圣之道，注重修养，不注重知识。对宇宙论的研究也较简单。中国哲学家除了一起即灭的名家外，都不重视逻辑。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首先注重的是人生论，其次是宇宙论，很少注意知识论。他对从《易经》以来中国哲学中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也没有多少叙述。他对自己喜欢的哲学家思想叙述充分，如用整整一章介绍朱熹，而介绍朱熹，实际上是发挥他自己的思想。而他对明清之际的唯物论集大成者王夫之却只是十分简略地提到。两相比较，显出了当时冯友兰思想的局限性与党派性。冯友兰自己认为，就《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来讲有两点可以引以自豪的。一点是把先秦名家的辩者区分成两派，另一点是分辨出宋代程颢程颐兄弟思想的差异和各自特点。此二点均发前人所未发，已为中国哲学史界普遍接受。此外，《中国哲学史》还有许多令人称道之处。如，它第一次把佛教哲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再如，在魏晋时期重点介绍了王弼和郭象在哲学上的独特贡献。这种见识在今天看来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当时，却算是一个创举。
总之，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可获得对中国两千余年的诸多哲学思想较为广泛与细致的了解，亦能对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的早期思想，有一大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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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四篇】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
目前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有关影响的具体表征及过程尚无专文论及。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所载，参以考古资料，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一
据文献记载，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
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
据历史记载，由于夏初国弱，曾出现过东方的有穷后羿和寒浞篡位代夏的事件(《定公四年》杜预注)。
“少康中兴”后，夏政权得以稳固，与东夷形成了长期对峙的局面。
据古书载，有穷氏的地望在今山东德州，寒氏的地望在今山东潍坊。
与“后羿代夏”事件相关的还有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等，许多学者认为斟寻、斟灌、有鬲氏、有仍氏的活动范围都在淮河下游和黄淮之间。
文献证明夏王朝方国众多、夏王朝统治区域广大，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
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
据调查，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
如陶罐侈口卷沿鼓腹，体饰绳纹;缸平口内敛，上腹微外鼓，外饰有捺痕的附加堆纹。
阎寨遗址中的夹砂灰陶折沿鼓腹罐，腹部饰绳纹;小口高领瓮沿外饰一小扳，广肩鼓腹。
这些遗物都明显包含有偃师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颍河)崔庄晚期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出土的主要陶器如绳纹高足鼎、附加堆纹缸、澄滤器、敞口盆等，从形制、胎质、纹饰及制作风格看，均与偃师二里头遗址二期遗物类同”，“(董庄)晚一期是该遗址的主要遗存，……所出的陶器多为器表饰细绳纹的泥质灰陶，其中花边口沿罐、圆腹罐、腹部多带鸡冠形鋬的卷沿盆、平地盆、三足皿等与二里头遗址第二期所出同类器相类同”。
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王城岗二里头文化一期出土的主要陶器的器表纹饰与器形，和王城岗龙山文化五期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
上述考古发现有力地说明了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
所采集的夏文化器物如甑、深腹罐、平地盆、三足盆、豆等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其中乳头状、三角形鼎足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也有发现，高领罐与洛阳东干沟二里头早期的同类器十分相似。
三期中的深腹罐、大口罐、大口尊与豫西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
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
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
薛家岗h25中通体饰细绳纹的锥足罐形鼎、凹底爵杯、细腰斝、高柄浅盘豆及含山大城墩的平底罐形鼎等与中原二里头晚期的同类器相似。
寿县斗鸡台遗址所出陶器如附加堆纹花边罐、鸡冠耳盆或甑、锥足鬲、箍状堆纹鼎、宽肩瓮等，都与中原夏文化的同类器形态大体一致。
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
豫东杞县鹿台岗遗址的大多数器物直接受岳石文化影响，但丙组器物如鸡冠耳绳纹盆、箍状堆纹缸、花边口沿罐、鸡冠耳罐等则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相似。
宏观上说，胶东(照格庄类型)、鲁南(屠城类型、尹家城类型)的岳石文化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较少，而豫东、鲁西南(安邱堌堆类型)及鲁北(王推官类型、郝家庄类型)等地的岳石文化则较多地受到夏文化的影响。
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
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
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
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
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二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
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
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
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强盛的历史时期。
随着王朝势力的拓展和军事殖民，商文化也随之扩展到淮河流域，商文化最典型的器物鬲、斝、簋、假腹豆、大口尊、直腹簋等在淮河流域相当大的范围内有着不同程度的发现。
商代的南阳属于商王朝的“南乡”。
目前在南阳属淮河流域的地区内发现有黄龙庙、新集、十里铺、古台寺等商文化遗址。
在十里铺遗址商文化层中，出土有商式陶器、石器、骨器和青铜刀与青铜镞，并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埚等，说明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商代的冶铜作坊遗址。
近年，在淮河流域的信阳罗山县蟒张发现了一处商代墓地。
在已经发掘清理的六座墓葬中，一号墓有台阶式墓道，井字形椁室，棺椁髹黑、红漆，随葬有鼎、觚、爵、斝、甗、罍、豆、戈和镞、锛、锥、铃等青铜器共77件;六号墓随葬有鼎、爵、觯、觚、尊和戈、削、锛、矛等青铜器共20件;另三座墓内也有一些青铜器。
这些墓葬的形制和青铜器的器形、纹饰，与殷墟妇好墓和商代晚期的青铜器大致相类似，有些铜礼器上还有“父乙”、“尹”、“天”等铭文。
以此为根据地，商文化还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的盘龙城地区。
上述两例可基本证明商王朝已将淮河上游地区纳入其统治体系之中。
此外，周口地区作为商、夷沟通的必经之地，商文化对此也有强烈的影响。
目前，在此地发现多处商文化遗址，出土有觚、爵、戈等商式青铜器和颇具商文化特征的陶鬲、盆、罐、豆、甗、斝和簋等。
商王朝的崛起与对东土的经略，对海岱地区东夷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考古发掘揭示出，在商代前期和后期出现了两次商文化东进的浪潮，从而使淮河流域的政治地理逐步改观。
大约在郑州二里岗文化上层期前后，早商王朝已把泰沂山脉以西的岳石文化分布区纳入了中原商文化系统，商文化随之向东推移，进入海岱地区的腹地。
在山东境内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和津浦铁路稍东一线，发现了一些属于二里岗上层期的遗存。
经发掘的有茌平南陈村、梁山青堌堆、济宁凤凰台、泗水尹家城、滕州前掌大和江苏铜山丘湾等处，在济阳邝家、邹县西朝阳村，以及滕县北辛、后荆沟、西康留、后黄庄等地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存。
这类遗存中的日用陶器如鬲、尊、豆等，在类别、形制上虽表现了一些地区特征，但与郑州二里岗上层遗存基本相同。
济南及其以东，也有含二里岗上层或稍后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如济南大辛庄(注：参见《考古》、《文物》等有关大辛庄相关系列发掘简报。
)、邹平丁公、章丘乐盘(p36)、青州萧家(p46)等。
至于在大辛庄、长清前平村[21]，特别是在滕州市的吕楼、前掌大、大康留、轩辕庄[22]等地所发现的青铜礼器，则具有二里岗上层期或稍晚的典型商文化特征。
窥一斑而知全豹，说明此时商王朝向海岱地区的扩张并不限于一般的武装殖民，而是在这片新拓展的土地上推行王朝礼制文化并迫使土著接受，还建立起新的统治网络，使之成为商王朝在政治上可以直接控制的“东土”。
商文化第二次东进浪潮是在考古学上的殷墟文化期。
商王朝势力在淮河下游海岱地区北部已达胶莱平原的东部;在海岱地区的南部，沿泰沂山地南侧向东推进到临沂地区、江苏淮北地区，直到黄海之滨[23]。
原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海岱、徐海历史文化区已基本纳入商王朝的'势力范围。
山东地区的商代遗址已发现近300处，依受晚商文化影响的程度，高广仁先生将此分为三个地区[24]，其中鲁中南和鲁北地区受商文化影响较重。
鲁中南地区早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已进入商王朝的控制范围，晚商遗址分布相当密集。
这里商文化的面貌，包括出土的铜刀、铜斧、卜骨以及陶鬲、簋、尊、甗、罐、豆、觯等的器形、纹饰和整体风格，都与殷墟出土者基本相同[25]，只有相当数量的红陶和一两种器物具有一点地方特色。
殷墟时期中原地区盛行的含玉含贝的葬俗也明显地影响到淮河下游地区，在济南大辛庄商墓中就出有玉琀[26]。
以大辛庄、刘家庄等为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还发现了与商王畿形制、花纹基本相同的青铜礼器。
滕州前掌大商代大墓群的发掘，与殷墟相同或相似的大量青铜礼器如鼎、甗、簋、尊、爵、觚、角、盉、觯等及玉器、铜胄，从造型到制作方法与殷墟所出者基本一致。
4号坑出土的马车，两马一车的驾驭形式、车体的大小结构与安阳殷墟出土的车马器非常相似。
该地区所发现的陶器有绳纹甗、甑、斝、罐、罍、盆、缽、缸、瓮、鼎、觚、爵、尊、盉、瓿等，差不多包含了中原地区商文化的所有典型器型。
在这一地区，商式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出土地点的密度都比鲁北地区为大，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少，可见是海岱地区内商化程度最高的地区。
以潍、淄流域为中心的鲁北地区，晚商遗址分布也相当密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文化面貌。
从贵族墓葬如青州苏埠屯大墓的葬制看，几乎完全反映了商王朝的礼制文化;而从一般遗址或中小型墓葬材料看，则是商文化因素与土著文化因素共存。
例如，在仅距苏埠屯数公里的青州赵铺遗址一号墓中[27]，一件饰有绳纹及三角划纹的典型商式簋和典型的东夷素面鬲共存，死者手持獐牙，可以判断死者为东夷土著。
在惠民大郭，滨州兰家村，桓台南埠子、史家，青州苏埠屯，寿光古城、桑家庄、鱼台、呙宋台等多处地方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商式青铜礼器、兵器或工具[28]。
该地区地方传统文化因素较多，与中原商文化差异较大。
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仍是东夷文化的统治区。
殷商一代，商族人居于海岱和徐海地区，本就与东夷、徐戎、淮夷杂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影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人方位于淮河流域[29](p60)，武丁时东伐人方而克之，人方后又反叛，这一历史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淮河流域商臣服方国力量的强大与文化的进步。
到商代末年，帝乙和帝辛两代复向人方大兴兵戎，最终征服了人方。
于是，淮河流域的徐淮地区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商王朝的统治，成为商朝的藩属。
象征王权威仪的礼乐文明随着王权势力的扩张明确地推行到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器的发现已证明了这一点。
苏北徐州一带发现了一些具有显著地方特征的商文化遗存，其铜器中非商式的高领撇足鬲，陶器中的鬲、豆、盆、罐等主要器类多与典型商式器物有较大差异，反映出这类遗存属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在连云港发现了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的青铜鼎、甗等，鼎为垂腹、柱足，颈饰简疏云雷纹;甗为素面，仅在颈部饰两道凸弦纹，制作淳厚质朴，其造型和纹饰特征都可视为商代晚期的标准器。
商代礼乐器的出现，证明淮河流域的青铜器铸造应是在中原商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表明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礼乐文明与中原地区礼乐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上述考古学观察反映出商灭夏后，加强了对东方地区的控制。
在商文化的冲击下，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东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形成了潍西、鲁中的商文化，表现出与中原商文化的高度一致。
鲁南与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
安徽江淮地区的淮夷文化也成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
但由于淮夷与商交往日浅，其地又非商王朝经营的重点，所以淮夷的皖西类型、斗鸡台类型与中原商文化的关系相对较疏远。
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商王朝统御范围的广大，商文化的波及之处，既有商王朝的直属统治区，也有间接统治或王朝文化的影响地区。
商文化的影响促进并带动着淮河流域土著居民的文明化进程。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五篇】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现代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一、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1]。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1、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的习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2、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3]。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2]马萍.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3):94.
[3]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六篇】
值此论文完成之际，衷心感谢我的导师***研究员三年来呕心沥血的培养。
三年来，在课题设计、现场、实验室工作、论文撰写等各个方面，导师给予了悉心和无私帮助。导师敏锐的洞察力、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及忘我的奉献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楷模。
衷心感谢**大学卫生学院**院长、**教授、**教授、**教授、**教授、**老师在学习、研究等方面给予的帮助指导和支持。
衷心感谢**老师在生活、学习等方面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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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七篇】
谢道韫身出名门，系东晋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谢世家，在魏晋南北朝那是响当当的字号。即使在门阀林立的东晋，王谢两门也自视极高，婚嫁除了入宫攀龙附凤以外，都只在两族之内进行。他们两家在晋朝消亡之后仍是风光不减，直到梁武帝时大枭雄侯景向两族求婚被拒绝遂视此为平生恨事，最后造反时顺便将王谢两族彻底诛绝。王谢的数代风流到此嘎然而止，只留下刘禹锡的一首，“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后人怀咏。谢道韫还是个小mm的时候就相当了得。
一次叔父谢安问她，“《毛诗》中何句最佳?”，谢道韫答道，”诗经三百篇，莫若《大雅·嵩高篇》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大赞其雅人深致。不要小看这一赞，谢安何等样人，不说他在淝水之战中的镇定气度，也不说他权谋机变的高超政治手段或者是一心只想归隐的澹泊心态，只说后世的诗仙李太白向来眼高于顶，有着天子呼来不上来的狂气，然而他生平唯一服膺的人就是这个东山不出的谢安石。其时天下号称名士的何止千万，能得谢安一赞几乎可以藉此荣耀终身。
另一则故事就更经典了，一次冬日谢氏家族聚会，正赶上大雪鹅毛般片片落下，谢安于温酒赏雪之余，雅兴大发，问在座的谢氏后辈，飘飘大雪何所似?谢道韫的堂哥谢明接口：“撒盐空中差可拟。”
(这位老兄空中撒盐何故，难道想人工降雪?：))。谢道韫马上微哂道：“未若柳絮因风起。”简单一句，谢道韫的诗情才气相比她堂哥何啻宵壤!谢安大声称善，夸奖道韫敏慧过人。
中国古代文化史论文【第八篇】
首先，人力资源审计的概念。
人力资源审计，是指国家、社会或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对企业组织人力资源的使用及其会计核算进行监督、评价，以促进企业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的一种经济监督活动。
第二，人力资源审计的发展历程。
1950年马丁德尔在《对管理的科学评价》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对组织中管理能力的评价问题，并明确提出包括对董事会和经理人的业绩评价在内的10项评价标准。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产业会议委员会出版了《致高级管理层的人事管理审计与报告》。人事管理审计被定义为对决定公司人事管理效果的人事政策、程序和实践的分析与评估。
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对公用事业管理审计的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审计得到强化与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人力资源管理审计开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领域，已形成不少完善的理论与模型，诸如人力资源指数、人力资源计分卡等人力资源管理工具，还做成了软件投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