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边城》（精编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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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全文范文1
关键词：城市化；中心城市；周边城市；城际剥夺；汲取效应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35-02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中国在很短的时间里催生出一系列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市群。许多省会城市、大城市，通过行政手段强行以自己为核心构建都市圈。
城市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可以产生它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化可以带来工业化的大发展，解决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加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此外，城市化还可以带动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升人们生产、生活的现代化程度。所以这也是城市化的发展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捧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人们在过多关注城市化带来的现代化成果时，大多数人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心城市，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城市化过程中，与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繁荣形成强烈对比的周边城市发展的普遍滞后。也就是说，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其社会财富的积累，并不是完全靠自身创造出来的，而是靠对周边城市的剥夺积累起来的。或者说，是转移财富，而不完全是创造财富。
以中心城市为圆心，向周边城市进行辐射的距离为半径画圆，随着半径的延长，在某些资源和产业的发展上，距离中心城市越近，发展越受到限制；距离越远，受限制越小，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反倒优于近中心城市地区。这说明，尽管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有辐射带动作用，但也表现出了其明显的黑洞“汲取效应”,对周边城市的发展起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
二、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剥夺
中心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从需求方看，强大的需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源泉。对住房的需求，除了城市本身人口自然增长所产生的对住房的需求之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周边城市的移居者所产生的住房需求。由于中心产生生活设施的完备、购物、娱乐、医疗、教育等的优质服务，加之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交通的便捷，使得周边城市的部分居民愿意到中心城市置业。
北京周边城市每年在北京置业购房仅唐山一市就不下一个亿。这部分对房产的投资，也拉动了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这部分市场需求份额，本来也是可以保留在周边城市，本可以促进周边城市建筑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
据2009年5月9日的《辽宁日报》报道，沈阳的房地产销售市场平稳，2008年全市销预售商品房1 320万平方米，其中外地人购房占1/3;沈阳的房价多年来保持稳中有升，平均每年增长%。
以重庆市为例，周边城市的人均新住宅购置量如下表：
以上可以看出，从涪陵县、丰都县、梁平县，随着距离重庆中心城市距离的增加，人均购房面积逐步递减；从石柱县、云阳县、奉节县，随着离中心城市距离的继续增加，人均购房面积又开始逐步回升。
从重庆市区，到涪陵县，再到丰都县、梁平县、石柱县、云阳县，最后至奉节县，随着离中心城市距离的加大，周边城市的人均购房量与距离呈开口向上的抛物线形变化。
笔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同时存在辐射效应和对资源汲取的“黑洞效应”。这两种效应都与中心城市到周边城市的距离成反向关系。辐射效应随距离衰减的速率大于“黑洞效应”随距离衰减的速率。当辐射效应大于“黑洞效应”时，随着距离的增加，二者叠加的效果随距离逐渐降低，到一定距离，辐射效应率先衰减为零，二者叠加的综合效应此时为稳定的最低点。随着“黑洞效应”的继续衰减，总效应又呈逐渐上升的态势。
来自重庆市国土局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主城区商品住房销售面积中，区县居民购房占%;2006年，这个比例飙升到%;而在2007年7月，比例上升到%,首次超过主城市民成为主城商品房的第一购买主力；在2008年，区县居民购房已经达到了%;到了2009年前3个月，区县购房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主城客户上升至52%。2009年4月份，重庆市内其他区县居民在主城区购房面积比重高达%。
三、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其他资源的剥夺
1.对自然资源的剥夺。为确保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央政府往往通过行政手段使周边城市的自然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在推动资源短缺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同时，造成了资源富集区资源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多重流失。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城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全国人均的1/8,不得不从周边也严重缺水的省市调水。南水北调每年调水入京10 亿m3,制约了周边城市的发展。北京地区的电力2/3以上靠外省市区输入，其中内蒙古和山西就占了一半。此外，除了单纯对资源资源的剥夺之外，一些技术含量高、污染小的行业，往往跻身中心城市，而一些高污染、高耗能、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的产业往往被放置到周边城市。即使原本定居在周边城市的一些企业，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也往往把主要力量迁至中心城市，这也使得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有效提升，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
2.对人才资源的剥夺。一个人，从小学开始到大学毕业，家庭和社会的投入约在20万~30万元，而这些学有所成者毕业后大多集中在中心城市，回到家乡者为数甚少。这些巨大的教育资源投资也就跟随着人员的转移，从就业者的家乡转移到了中心城市。这意味着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仅教育一项，每年至少就赚了上万亿。可以这么说，周边城市办教育是在为中心城市输送人才，这些人才连同基础教育投资一起流向了中心城市。
3.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夺。中心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繁华，及较多的就业、发展机会，使大量周边城市的外出务工者进入中心城市。由于城乡二元体制，及各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这些外出务工者往往同工不同酬，没有基本的福利待遇及社会保障，在住房、医疗、子女受教育等方面不能和本地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本该支付给务工者的劳动福利被剥夺留在了中心城市，成为了中心城市快速发展的原始积累。以2001年为例，全国每个农民工在城市创造了22 431元的GDP。而农民工的所得，按深圳市劳动局2001年统计，平均年收入约为8 000元。因此，一个农民工每年约有14 431元的财富被剥夺留在了城市。
四、原因分析及对策
我们通过以上的各种剥夺现象进行归纳，一种剥夺行为属于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中心城市自身产生的吸纳力所致；另一种剥夺行为属于政府的城市发展战略所致的对不同区域间资源的调配；第三种是中心城市为自身的发展壮大，有意识的对周边城市各种资源进行的剥夺。
对此，周边城市的发展，需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周边城市，应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城市化率，此而限制、抵消部分中心城市的黑洞效应。周边城市自身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基础设施、支柱产业的扶持，都可以不同程度的提高本地的汲取效应和抵抗中心城市黑洞效应。同时，根据本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积极诱导中心市辐射效应的外溢。
第二，政府应加大对周边城市财政投入的力度。中心城市垄断行政资源的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周边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中央政府应该制定有关政策，取消城市的辈分，城市不分大小都拥有同样的地位、享受同样的待遇。应该按人头核算拨付城市费用。政府应规范中心城市行为，保护周边城市的“弱势产业”,逐步形成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区域友好公平机制。
第三，在意识层面上要关注周边城市，倡导区域公平与社会公正。在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拥有上，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完全平等立足于此，我们的社会更应该对周边城市和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人文关怀。这也是和谐社会建设对我们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安庆仁。中国社会的十三大矛盾与解，葵花法律论坛[EB/OL].,2009-01-16.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以上这5篇沈从文《边城》是来自于山草香的边城的相关范文，希望能有给予您一定的启发。
边城全文范文2
边境区合作边境城市由于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已成为或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发展中心。它们的发展对于沿边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与整体推进和边境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作用。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2012年是中国实施沿边开放20周年，对于中国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越边境地区来说，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西部地区以及边境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还存在诸多问题。2008年，受克鲁格曼（Krugman）有关理论影响的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重塑世界经济地理》［8］，就以大量篇幅分析中国沿边、沿海及东亚地区等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与距离分割现象，分析密度、距离、分割（Density-Distance-Division，3D）因素之间的关联与作用。这些既是加快中国西部地区发展、深化边境地区对外开放的时代表现，也体现出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具有许多理论上的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本文选择中越边境城市作为边境城市跨国聚集整合发展理论研究的案例。中越边境城市是广西乃至中国与东盟国家连接的口岸，在中越两国实现划界后，围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深入合作，肩负着发展中国大西南经济及与陆上东盟国家交往的重任。中越两国同属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可谓“两国一制”或“一制两国”，跨境合作有许多动力，也有诸多制约。［9］两国政府均重视边境地区尤其是边境城市的发展，越南就十分重视其北方城市芒街的发展，已在2008年将芒街升级为越南三类城市（省会级城市），并且越南中央政府赋予其很大的政策优惠，实行全越南最优惠的经济政策；而中国自1992年实行沿边开放政策以来，对于边境城市的发展更是给予优惠政策，东兴市就同时享受沿边开放城市与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因此，从现时及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实行沿边开放近二十年来对边境城市跨国整合发展的理论探索与积累，具有如下意义：（1）政治上，边境城市的跨国整合发展服务于中国的沿边开放战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中国内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保持周边国家（地区）的稳定等等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2）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对边境城市跨国整合发展的研究有助于深化边境地区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上促进边境地区的经济繁荣，以科学发展观优化边境城市群，深化边境城市群内外合作分工关系，为中国边境经济及全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引擎与增长极。（3）学术价值上，从边境经济理论探索角度看，边境城市的跨境整合发展研究不可或缺。边境城市跨国整合发展研究可以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边境贸易理论、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丰富和发展边境“跨国次区域合作”的理论内涵，探索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构建新型、和谐的区域合作及国际关系的理论。
二、中越边境城市跨国整合发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一）渐进沿边开放中的中越边境城市：从边境贸易到跨境整合发展的探索
20年前，中越关系恢复不久，中越边境贸易就处在边境区域发展理论创新与实践的前沿。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构建中越“两国一城”、“边境自由贸易区”等合作模式。进入21世纪后，很多学者开始进行中越“两国一制”（即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跨境合作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中越“两国一制”下双方跨境合作的若干理论观点。近20年来，产、学、研各界促进着中越边境合作的一次次模式创新：从狭义的边境贸易理论到广义的边境经济发展理论，从边境民族特色经济到跨境产业园区，从增长三角、增长极、次区域合作，到边境效应转化、产业转移、沿边经济带、双经济特区、商贸服务平台、跨境资源集聚、边境区位价值论，再到跨境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等等，不断创新发展。中越边境合作的理论创新，也促进着中越边境城市跨国合作模式的创新，可以看到渐进沿边开放中的中越边境城市，经历了边境贸易合作到跨境整合发展的探索。［10］同时，世界各边境地区不断发展跨国经济合作，理论及模式不断创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越边境地区的跨国经济合作也不断加强，模式不断创新。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就中越边境合作提出了不同模式，诸如“边境自由贸易区”等，还有很多学者开始进行中越“两国一制”（即中国和越南两个国家，一种社会主义制度）跨境合作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中越“两国一制”下双方跨境合作的若干理论观点。中越边境城市加强合作的要求不断增强，主动性不断提高。在客观事实上，中越边境城市的经贸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目前中越之间的贸易和投资不断加强；在主观认识上，中越两国在面对全球化的压力下也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认为中越边境地区必须加强合作，加快中越边境城市的跨国经济合作，挖掘市场潜力和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具体行动上也体现出了中越边境城市的要求与高度的积极性。作为位于这些国际风云际会前沿和中心地带的中国东兴市和越南芒街市，其对跨境资源、市场及产业的集聚效应倍显，两市跨国整合发展的动力倍增。
（二）中国东兴市—越南芒街市跨国整合发展的可行性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资本等要素流动日益跨国化，以外向型经济发展为主体的边境城市亦越来越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热点”。中越两国同属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双方无论是大到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小到生活方式、风俗民情等方面都具有许多共同之处，而东兴市更为特殊，是中国京族的唯一聚居地，与著有“越南的深圳”之称的芒街市仅一河之隔，且有着很长的历史渊源。语言文字的相通，风俗习惯的相似，加上千百年来密切的血缘、心理、姻亲关系，在生产上的相互帮助，生活上互通有无，文化上广泛联系，亲密交往自古以来就久盛不衰，使跨境贸易得以长期发展，也使跨境合作具有更广阔的空间。此外，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与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背景下，中国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的跨境合作潜力大为提高，已具备实现两市跨国集聚整合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等动力与条件。从边境区位效应的理论看，东兴市既沿边又沿海，与越南海陆相连，是中国西部地区乃至全国陆地通往越南及东盟国家的最便捷通道，也是越南及东盟各国进入中国市场的最理想通道，是中国连接东盟的“第一城”，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与越南芒街市仅一河之隔，与邻国另一座城市之间相隔如此之近，在我国少有，有学者从地理位置上形容两市为“两国一城”。可见“，东芒”两市突出的区位优势，使得它们之间的合作与联动发展具备优越的天然条件。［11］此外，东兴市自1992年被批准为沿边对外开放城市，经过近20年的发展，城市经济已初具规模，对外贸易集聚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为跨境集聚发展做了积极准备。而与中国东兴市仅一河之隔的越南芒街市，二者的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等方面十分相似，二者的城市规模、城市功能也都十分相似，使二者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整合的可能性倍增。同时，跨境通勤的基础已初步具备，每天从东兴到越南芒街上班的中国人约4000人，而到东兴上班的越南人近2000人。①由此可知，两市跨境整合发展的条件已逐渐成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更有利于推动中国—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对于相邻的中越边境城市，意义更重要，将能更好地促进区域内边境城市之间的人才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加有效地促进中越边境地区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12］这就为中国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的跨国整合发展提供了机遇。此外，东兴市作为边境开放地区，享受了诸多优惠政策，包括享受国家给予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北部湾经济发展政策、沿边开放城市优惠政策、边境经济合作区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优惠政策、侨务优惠政策和边境贸易优惠政策等。同时，广西东兴还与越南方面就边境商品的税率达成了若干优惠协调政策。以上这些优惠政策为东兴发展跨境合作，与越南芒街市的整合发展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总的来说，中越边境城市的跨国整合发展，更有利于构建战略合作联盟、促进口岸城市间的合作、加快推进边境地区综合保税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开放建设以及口岸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面对全面提升的开放合作水平，扩大中国同东盟全方位合作的新形势，加快推进中国东兴市—越南芒街市的跨国整合发展，促进边境互市贸易及市场、资源的深度跨境整合，必要且可行。
三、中国东兴市—越南芒街市跨国整合发展的模式探索与运作建议
中越边境城市跨国整合发展的动力因素要从制度、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综合考虑。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及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越边境城市的跨国整合发展应立足于可持续发展观念，要求在边境城市之间体现公平性和协调性，形成和完善互补式的市际关系，可通过制度创新、政府协作、市场统一、产业链接、要素互补、基础设施共建等切入点构造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边境城市跨国整合联系网络。
（一）“东芒”两市跨国整合的模式探索
基于欧洲的城市合作经验，Heeg等［13］总结了三种类型的专题合作，即信息交流、联合责任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作。合作是一个过程，因此，中越边境城市的跨国整合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信息交流、专题合作和共同市场（在中越边境地区，共同市场或区域一体化是城市整合发展的一种趋势）。一体化综合发展模式是地缘城市整合的最高级别，目前，最为典型的是欧洲上莱边境区诸多城市的跨界整合［14］。中越两国同属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政治经济相近似，双边政府可以在关税及边检上限制很少。现时，中国东兴市与越南芒街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已逐步完善，两市沟通方便，货物、人员、资金等生产要素可自由过境流动。目前，“东芒”两市合作领域广泛，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均有良好互动。因此，“东芒”两市的跨境整合，可以突破现有的合作模式，向一体化综合发展模式发展，共建跨境经济合作区（或共同市场），即由两国政府间推动的享有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优惠政策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东芒”两市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可以将两市的经济连为一体，有利于共谋经济发展、共同应对挑战，实现生产要素的互补和产业的分工、资源共享和利益最大，进而促进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二）对策建议
中国东兴市—越南芒街市的整合发展，可以从民间开始进行互动合作，进而由双边政府出面协调，商讨两市整合发展事宜。
四、中越边境城市跨国整合发展的区域效应
中越边境城市通过跨国整合发展将会产生巨大的区域效应，包括：政治效应、区域经济效应、社会效应。
（一）政治效应
边境城市互动现象是在地缘政治作用下逐渐形成的，边境城市互动作用开始之后，又以经济发展促进双边政治向缓和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从而有利于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各参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不断改善。中越边境城市的跨国整合发展就能够通过制度安排和节点机制的运行更好地协调政治和经济关系。同时，中越边境城市的跨国整合发展更有利于服务中国的沿边开放战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中国内地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保持周边国家（地区）的稳定等等国家利益与战略目标。
（二）区域经济效应
边境地区要取得较快发展，就需要一个在边境地区具有凝聚力与辐射力的中心城市或城市群体作为龙头。而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要依赖于其所在地区的发展。因此只有整合发展而不是各自为政、恶性竞争才能使中心城市的极化和扩散功能加强，形成城市和区域的“双赢”。［15］“东芒”两市的跨国整合可以激发中越边境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进而可以通过扩散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东芒”两市的跨国整合使生产要素的跨国自由流动成为可能，物质、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能够在两市间自由流动，可以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互补和政策优势互补进行产业协作，以优化双方的产业结构，进而促进产业升级。（2）可以优化“东芒”两市的空间结构和地域部门结构。通过整合可以在两市内实现产业的前向和后向关联，使主导产业与关联产业、基础性产业之间的数量、规模、时序和空间布局等方面协调发展①。（3）可以有效促进“东芒”两市的市场统一。通过“东芒”两市的跨国整合可以削弱边界的屏蔽效应和贸易壁垒的影响，更好地加强市场组织和制度建设，从而扫除各种形式的关卡壁垒，改变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的局面。并可以有选择、有步骤地在“东芒”两市培育并逐步建立一个完善的区域共同市场体系。（4）“东芒”两市的整合发展可以带动中越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边境地区跨国合作的发展。
（三）社会效应
边城全文范文3
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给继续教育发展带来众多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对这些机遇与挑战进行科学分析有助于探索继续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路径，实现继续教育与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
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继续教育
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城镇化不仅是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更是破除其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举措。边疆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来自各行各业优秀人才的支撑，在整体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的现实条件下，大力发展继续教育将是实现为该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依托。云南省作为边疆民族地区重要的构成，其城镇化是在“山区、民族、边疆、贫困”四位一体的基本省情下推进的，具备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的典型特征。因此，选取云南省为代表，对其城镇化进程中的继续教育发展进行研究，阐述继续教育享有的新机遇、分析继续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并以此为基础探索继续教育在云南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发展策略，这对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人的城镇化”以及解决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转移人口难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以及“城镇产业发展支撑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继续教育发展的新机遇
（一）新市民的学习需求增大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新市民的学习需求在规模与内容上都在极速增长，这是继续教育发展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机遇。近年来云南省在“守住红线、统筹城乡、城镇上山、农民进城”城镇化发展新思路的指导下，人口城镇化增速明显。据统计，2011—2013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上升到%，年均上升个百分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上升到%，年均上升个百分点。①按照2013年底统计数据（全省常住人口达万人，全省户籍总人口4604万人）计算，云南每年新增万常住城镇人口和万户籍城镇人口，这些新市民进入城市之后迫切地需要融入新的生活，在生产技能、行为习惯、娱乐生活等方面都需要不断的学习，这给云南继续教育提供了非常广阔的市场。
（二）政府政策支持
1.各级政府普遍重视“人的城镇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处于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央政府在总结以往城镇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认识到虽然我国城镇化建设已取得突出成就（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6%左右），但这仍然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并且存在着诸如“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①等诸多问题，为了实现城镇化的健康持续发展适时地提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指出“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充分肯定了“人的城镇化”的重要地位，并将“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原则。而在云南省政府印发的《云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也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人为核心”，对“人的城镇化”同样非常关注。人的城镇化就是指不断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市民化，而这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教育特别是继续教育的支持。
2.各级政府关注继续教育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型社会”的理念在我国广泛传播，并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继续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践行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依托在新形势下引起了各级政府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在国家层面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不但制定了“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50%”宏伟的继续教育发展战略目标和继续教育发展阶段性目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由2009年16600万人次增至2015年的29000万人次，到2020年达到35000万人次”②，并在第二部分发展任务中设专章对继续教育进行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等发展任务，对继续教育的发展从国家层面上进行了科学规划。另一方面，在地方层面上《云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同样的制定了继续教育的发展目标，即“继续教育参与率大幅提升，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达到45%③。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同时也立足于地区发展实际设专章对继续教育发展进行区域规划。从以上政府文件可以看出，继续教育的发展受到了各级政府的普遍重视，这给继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支持。
（三）继续教育体系逐步完善
1.政府办学体系不断优化
2.市场办学蓬勃发展
随着边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愈来愈大，而以政府为主体办学的继续教育由于体制、运行新模式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表现出专业设置较为死板、对社会需求反应过慢等问题，不能够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因此，在这一大背景下，边疆民族地区在市场广泛需求的支配下出现了大批的市场继续教育办学机构，各种民办的培训班、总裁班、证书班、职业学校层出不穷，极大地补充了继续教育发展的不足。以云南为例，在2011—2014的三年期间，民办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人数由32358人增至41629人，三年来共增加9271人，平均每年增加平均每年增加人；而民办中等职业在校生人数由原来的92234人增至102929人，三年来共增10695人，平均每年增加3565人。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边疆民族地区市场办学之蓬勃发展。
二、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继续教育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一）特色城镇化建设挑战继续教育办学模式
在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各地区依托自身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文化背景对城镇化建设路径进行不断探索并取得了突出成就。在云南，人们也取得了众多突出成果：其一、从全省国土面积94%为山区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独具云南特色的“山地城镇化”之路；其二、立足于城镇化水平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的发展阶段，提出要持续推进特色小城镇发展，充分发挥小城镇的能动性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其三、从省内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聚集的实际出发，提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镇村街）保护与发展，保护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其四、从25个少数民族聚集的现状出发，提出积极推进沿边和少数民族城镇村寨发展，充分展现民族特色、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繁荣稳定。如此众多颇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给传统的继续教育办学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探索出与特色城镇化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继续教育办学模式成为边疆民族地区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教育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二）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挑战继续教育的教学内容与规模
近年来，边疆民族地区依托自身优势逐渐探索出适合自身特色的新型城镇化之路，城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在云南，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以每年%与%①的速度增长，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市区，他们原有的知识技能无法满足新的生活，因此人们选择参加继续教育以提升自身的生存生活技能。在这些区域，由于少数民族聚集，这就使得继续教育在面临人口城镇化快速增长挑战的同时必须担负起团结各民族共同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努力的使命。这一现状是边疆民族地区继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挑战，如何在有效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开发新的资源，以满足来自不同民族与文化的“新市民”的学习需求是继续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三）产业机构优化升级挑战继续教育专业设置
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城镇化的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的产城分离的发展模式是制约城镇化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大阻碍，因此不断对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模式进行探讨，并及时的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布局。产业的升级直接影响了对不同专业人才的需求强度，这给继续教育的专业设置提出了巨大挑战。如何确保自身所开专业是“市场所需、人们想学”，这是边疆民族地区继续教育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又一个重大挑战。
三、继续教育服务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策略探究
（一）探索适应特色化城镇建设的继续教育发展模式
边疆民族地区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独具特色的，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山地城镇化模式“”特色小城镇发展模式“”沿边和少数民族城镇村寨发展模式”等多种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很显然，成熟于平原地区和大城市的传统继续教育发展模式不能够满足特色城镇化建设的需求。因此继续教育为了实现自身与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必须积极探索适应特色化城镇建设的发展模式，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二）重视新市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新市民的学习需求
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人口的城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中，大量来自农村的人员向城镇流动，并决定在此长期或永久定居下去，这一大批新市民的融入给城镇的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挑战，继续教育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因此，继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视新市民特别是少数民族新市民的学习需求，从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出发不断优化自身的课程与专业设置，切实地为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培养所需人才。
（三）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倡导城镇要延续自身文化特色，反对走“千城一面”错误路线，这在边疆民族地区显得更为重要。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历史任务面前，继续教育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继续教育的对象是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他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创造和传承着民族文化，因此继续教育在服务边疆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始终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承。这不仅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应有之意，更是边疆民族地区作为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点区域，维护国家文化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独立的有效措施。
（四）注重与社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的合作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们生活的幸福安康，而人们的幸福安康离不开所处社区的和谐发展。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继续教育为了更好地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必须重视与社区的合作，特别是少数民族社区的合作。少数民族社区的稳定发展关乎着各民族的平等团结和边疆的和谐稳定，是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继续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应积极推动社区内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调动社区成员学习的积极性，提升社区整体素质，为社区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
作者：朱胜晖 宁莎莎 潘艾伦 单位：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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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考，清水河县境内早在战国时期就筑有与长城有关的军事设施，今老牛湾镇单台子村那个高土台，曾有人考证系战国时期的烽燧设施。北魏、北齐均在清水河县境内修筑过长城，但多数被后修的隋长城和明长城叠压，即使文献有记载，也很难找到准确遗迹，对此又众说不一，有待学界定论。现已被认定的主要是隋长城和明长城。
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隋长城
隋朝修筑的长城共两条。宁夏和陕西之间有一条，另一条在内蒙古境内，内蒙古境内隋长城西起清水河县，往东经和林格尔南抵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东北入丰镇市界止，全长约200公里。
在清水河县境内的隋长城，西起黄河、浑河与清水河三条河流相交汇的岔河口附近，经宏河镇二道塔村北、石壁西南跨浑河到五良太乡境古勒半几河口，又偏东经咬刀兔，黑蛇沟村至黑台子入和林格尔境内，长110公里。今这段长城遗迹因年久风化或人为损毁，已被淹没殆尽，只见多处烽燧（亦称烽火台）。这段长城史书里是有确切记载的，《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今浑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绥远・要隘考》载：“古长城其南境城址，起清水河之北，缘胡山以东，跨和林格尔南……乃隋大业所筑。”
《隋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隋代前后筑长城7次，但大多数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补修的，新修仅有二条。一条是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由崔仲方督修的灵武朔方长城，西起今宁夏灵武县境内之黄河东岸，东至今陕西绥德县西南，全长约350公里。另一条则是隋炀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所筑的在今内蒙古境内的隋长城，亦称通溪长城。
最著名当属明万里长城
要说清水河县境内最著名的长城，那还应属明万里长城。明长城分明大边和明二边，两边在清水河h的长度总和近200公里。
明大边（亦称外长城），东起北京延庆县四海冶，在四海冶与内长城（内边）分岔，西北行经张家口、又西经大同、内蒙古兴和县，止于清水河县境北堡乡口子上村。明大边在内蒙古境内共长495公里，南有内三关（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长城辉映，北有明二边长城的拱卫，气势雄伟，居万里长城中段。明大边在清水河县境内西起北堡乡口子上村，东到井儿沟附近五洞山（清水河、平鲁、右玉、和林格尔四县交界处）。途经北堡、韭菜庄、盆地青，长约105公里。
明大边始建于建文年间（公元1399～1420年）。《明史・兵制》称：“建文中，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峰堠相结。”《明史》载：“东起四海冶，西抵黄河延袤一千三百里。旧有墩百七十，增筑四百四十一墩，高广皆三丈，计役夫八万六千，数月可成，诏明年即工，而岁比不登，上下难之。”按此虽因“上下难之”半途而废，还是增筑了一些，加之“旧有墩百七十”，当时已雏形初具了。《明史》载：“正统以后敌患日多”。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以丫角山（今北堡乡附近）为界，东归大同镇所辖，西属山西镇所管。由于隶属不同，这段边墙在后来的修筑中，以丫角山为界分两段进行。
明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命兵备郝忠义修补过丫角山经老牛湾至河曲石梯隘口此段边墙。
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总督宣化、大同、山西军务的都御使翁万达又上疏请准修复了宣（府）大（同）边墙，“东起四海冶，西至山西西阳和，又自大同东阳和西低丫角山”。
明大边在县境内依崇山，傍悬崖，为明长城险要地段之一。城墙有土筑、有石砌。重要墩台、城堡、关口均为砖石筑成。每二十五里到三十里设一堡，烽燧因地势而设。当地有“三里一台，五里一墩，堡见堡二十五”之说。
明二边（亦称次边），西起清水河县老牛湾镇青草峁与明大边分岔，向东北延伸，经和林格尔县、凉城县绕经丰镇市隆盛庄镇，止于兴和县平顶山。成弧形与明大边隔山相望，全长350公里。在县境内西起青草峁，东到盘山（与和林格尔县交界处）途径老牛湾、小庙子、五良太3个乡镇，长约80公里。明二边建筑始于明代初年。据丰镇市隆盛庄镇东山角山出土的石碑碑文载：“大明洪武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岁次丙子四月甲寅吉日，山西行都指挥司建筑”。内蒙古境内明二边的建筑略早于明大边。
明二边在建筑上与明大边不同，明大边是一道墙，重要地段全是砖石建筑，而明二边是两道土墙并行，均为夯土筑成，形如水槽，两边高突，中间为壕堑。县境内这段明二边亦均用土石筑就，因多年风雨冲刷，除四王墓到边墙壕至杨树峁一段存有部分旧墙（完整处高达1米，底宽2米）外，其余均已坍为土垅，并时断时续，时有时无。
明二边从县境小庙子墩至四王墓墩改为单道夯土筑墙，至四王墓止，单墙长约20公里。从四王墓到青草峁段，再无土筑边墙，只有烽燧连成一条线，长35公里，烽燧由四王墓墩开始，经三王墓墩、二王墓墩、大王墓墩、红台子墩、山神庙墩，到达青草峁村南与明大边相交。
明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山西镇总兵王玺筑边墙，东起老营的丫角山，西抵老牛湾，又沿黄河南，折入河曲石梯隘口，长120公里，号为新二边。
县境较为完整的烽燧，依次有山神庙墩、红台子墩、大王墓墩、二王墓墩、四王墓墩、台子梁墩、小庙子墩、边墙壕墩、石胡梁墩、高家山墩、四犋牛墩、朔州窑墩、杨林子墩、五良太沟墩、孔读林墩、后窑子墩、盘山墩入和林格尔县。
明长城到清水河县境这一段很复杂，有内长城、外长城，有大边、二边、新二边，有紧边、急边，对长城有不同的叫法。更有趣的是内外长城、新二边长城在北堡乡丫角山海拔1700多米高的群山之中纵横迂回相交，犹如一把巨扇展开，景观及其壮阔。连同丫角山内外长城交接点，长城上下共有五处节点，总占地面积约30平方公里，丫角山、柏杨岭、好汉山和野羊窟四处相围相结，巧妙地构成一个美丽长城结。与此同时，这里还演绎出许多有关修筑长城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差修边”的故事很有意思，讲的是秦始皇跑马修边墙，走到这儿休息时喝了一碗水，前边人忙碌着修边墙，由于秦始皇未骑马引路，选错了路线，导致长城从五眼井堡差修到老营20多公里，故这20多公里的长城被当地人称为“差修边”。其实不然，这段长城既没差修，更不是秦始皇修的边墙。
清水河县明长城由于特殊地势和特殊地理位置，因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现象，留给后人的更多是惊叹。
中国著名古建筑专家与长城学专家罗哲文先生曾在考察清水河与平鲁偏关交界处的长城后，赞叹称：“这段长城西濒黄河，位于外长城与内长城的交汇处，建筑非常有特色，外部全部由砖石包砌，较之北京八达岭、河北山海关等处长城毫不逊色。这里不少敌楼都高达22米，而其他段的长城敌楼多为17～18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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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边缘效应；边缘区；南襄城市群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L0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67104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JL063)，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70410873)
作者简介：郭荣朝(1963-)，男，河南镇平人，河南财经学院资源与环境科学系教授，河南大学地理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苗长虹(1965-)，河南鄢陵人，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1-0051-04 收稿日期：2007-11-01
一、“边缘效应”与边缘区
(一)“边缘效应”
“边缘效应”(edge-effect)源于生态学：“在边缘地带可能发现不同的物种组成和丰度，即所谓‘边缘效应’”(福尔曼・戈德罗恩，1990)。“由于交错区生境条件的特殊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毗邻群落的生物可能聚集在这一生境重叠的交错区域中，不但增大了交错区物种的多样性和种群密度，而且增大了某些生物种的活动强度和生产力，这一现象称为“边缘效应”(赵志模、郭依泉，1990)。“边缘效应”是指缀块边缘部分由于受环境影响而表现出与缀块中心部分不同的生态学特征的现象(联合国人居中心，1999)。众多研究表明，缀块边缘部分往往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度和第一性生产力。
在“异质地域”间的公共交接地带，由于经济社会生态因子的互补性集聚，或地域属性的非线性相互协同作用，产生超越各个地域单元功能叠加之和的关联增殖效益，赋予边缘区、相邻腹地、乃至整个区域综合效益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地域间的“边缘效应”。边缘效应依托核心腹地，并与相邻地域的异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海陆之间的边缘效应与国家之间的沿边效应、平原与山地之间的边缘效应等有着很大差异。边缘效应有正负之分，外部性经济正效果是边缘区城镇产生、拓展的动力之一(刑忠，2001)。
随着信息产业进一步发展和新经济时代到来，地域单元间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生态流等各种“流”的流动愈来愈频繁，边缘区是各种“流”的节点或汇聚地，边缘效应在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因此，今后的区域发展应在遵循自然社会经济规律的前提条件下，重视边缘区发展――充分发掘边缘效应、增殖边缘效应、创造边缘效应、促使边缘效应内部化；在城市群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进一步重视边缘效应，消除“行政区经济”束缚，实施联动发展。
(二)边缘区
这里将边缘区界定为：相邻地域间具有一定空间范围且直接受到边缘效应作用的边缘过渡区，尤其是自然地理单元与行政地理单元间的耦合地带(如位于海陆交接带的国家或地区)。这里的自然地理单元是指山地、丘陵、平原、高原和盆地，陆地与海洋等；行政地理单元是指大洲、国家、地区等。从空间上看，边缘区具有垂直结构上的层次性和水平结构上的镶嵌性，垂直结构包括大洲的边缘地带、国家的沿海地带与沿边地区、地区(省、市、区)间的交接带以及自然地理单元间的交接带等。从时间上看，边缘区具有动态演展性，即不同时期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致使行政区划、城镇体系等会进行一定的调整，边缘区随之也要发生变化。边缘区具有相邻地域所共有的属性，区位优势显著，资源组成更为丰富，具有很强的关联纽带作用，加之多样性生境(包括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叠合、延展，所蕴藏的生态位数量与质量都远高于地域腹心区，个人及团体社会与经济活动的选择机会增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生态流交换则更为频繁，有利于城镇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边缘区对应于同级系统的核心区而存在，边缘区与核心区具有相对性。特定层次的多个相邻地域通过廊道相互作用，在共同的边缘叠合区形成新的结构，发生突现，进而发展为新系统的高一级核心。各分地域中心相对于新的中心而言则成为“边缘区”(图1)(刑忠，2001)。
(三)边缘区类型
边缘区因所处地理区位不同可分为不同类型。根据行政区划单元可划分为洲际边缘地区、国际边缘地区、区际边缘地区等。洲际边缘地区，即大洲与大洲交接处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其处于大洲与大洲交界处，往往是大洲与大洲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生态流汇聚的地方，其经济地位、交通地位、生态地位等极为重要。如：巴拿马、土耳其、新加坡、埃及等国家或地区。国际边缘地区，即国家与国家交接处的地区。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三江平原开发区以及我国的其他沿边口岸地区等。区际边缘地区，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地区与地区交接处的地区。如：苏皖省际边缘地区(南京都市圈)，鄂豫陕省际边缘地区(襄樊、十堰、南阳、安康、商洛等地市)，苏鲁皖省际边缘区(黄淮海地区)，以及多种类型的口子镇，等等。
根据自然地理单元可划分为海陆边缘地区和陆上边缘地区，后者包括：丘陵平原边缘地区、山地平原边缘地区(山前平原地带)、山地与山地间的边缘地区(河谷地带)、山地高原边缘地区、高原平原边缘地区等。海陆边缘地区，顾名思义是指海陆交接处的国家和地区。即濒临海洋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的沿海地区。丘陵平原边缘地区，即丘陵与平原交接的地区。如两湖平原的周边地区(湖北省云梦泽和湖南省的洞庭湖地区)等。山地(高原)平原边缘地区，即山地(高原)与平原交接的地区。如太行山(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山前平原地带等。山地与山地间的边缘地区，即，山地与山地之间的河谷地带。如秦岭、大巴山之间的汉水谷地等。山地高原边缘地区，即山地与高原之间的过渡带，如渭河谷地等。
边缘地区因主导作用内容的不同可分为经济作用型边缘地区、环境资源型边缘地区、社会职能型边缘地区、空间限定型边缘地区以及复合型边缘地区等。复合型边缘地区，即自然地理单元与行政地理单元之间的耦合地带。如海陆交接处的国家或地区，等。
二、南襄城市群构建范围
南阳、襄樊、十堰三地区属于河南省与湖北省交界处的省际边缘区的一部分(以下简称南襄边缘区)。根据城镇群落间的联系等综合分析，南襄城市群构建范围主要包括襄樊市区及其下属的老河口市、枣阳市、宜城市，南阳市区及其下属的邓
州市，十堰市区及其下属的丹江口市(图2)。2003年底南襄城市群拥有3个地级市，7个市辖区、5个县级市、157个建制镇，总面积万km2，总人口万人，GDP总量亿元，人均GDP8234元，分别占南襄边缘区总面积的％、总人口的％、GDP总量的％、人均GDP的倍；南襄城市群城市化水平％(按“五普”数据计算)。
三、南襄城市群构建条件分析
(一)边缘效应开始显现
南襄城市群地处河南、湖北两个省级“行政区经济”间的交接地带，同时还处于秦岭山地与大巴山地、秦巴山地与南襄盆地两种自然类型边缘区的边缘耦合地区。这种行政地理单元与自然地理单元进一步耦合而形成的复合型边缘地区使南阳、襄樊、十堰三地区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南阳以农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经济，襄樊以高新技术、汽车产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和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十堰属于典型的汽车工业经济。计划经济时代，河南、湖北两省交接地带“关卡”林立，严重阻碍了异质地域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和生态流的正常流动，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和“行政区经济”的逐步淡化，南襄边缘区的经济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了包括南阳、襄樊、十堰在内的中西部经济技术协作区，联络处常设襄樊，经济贸易协作洽谈会每年举办一次，物资交流、项目合作、资金拆借等经济要素流动逐步增加，各类城镇尤其是“口子镇”快速发展，边缘区位优势凸现，边缘效应开始显现(表1)。
(二)通道建设逐步完善
南阳、襄樊之间现有焦(焦作)枝(枝城)铁路、许(许昌)樊(襄樊)高速公路和107国道等通道相连，襄樊、十堰之间现有襄(襄樊)渝(重庆)铁路、汉(武汉)十(十堰)高速公路、107国道、316国道、汉江水路等相通，南阳、十堰之间有公路相连或绕道襄樊相通。襄樊、南阳现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区域通枢纽、物资集散基地和信息港之一，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同时襄樊、南阳还是全国“八纵八横”骨干光缆干线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鄂西北、豫西南地区的通信中心。南襄边缘区通道建设逐步完善。
(三)经济地位日益提高
2003年底，南襄城市群GDP总量亿元，人均GDP8234元。与襄樊市、南阳市、十堰市三市的平均水平相比，南襄城市群经济地位突出(表2)。
(四)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增强
1996年襄樊市跨入大城市行列。2003年底襄樊市建城区面积已达80km2，市区非农人口万(2001年原襄阳县归并到襄樊市区)；城市道路面积、人均道路面积、自来水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人均实用住房面积、建城区绿化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基础设施指标在全国同等规模城市中均居领先地位。2003年底南阳市区非农人口万人，跨入大城市行列。由于“宁(南京)西(西安)铁路”建成通车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实施所带来的机遇，南阳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城市建成区面积已由2000年的37 km2扩大至2003年的67km2，发展潜力巨大。十堰市作为全国重要的汽车制造基地之一，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表3)。
(五)文教科技水平逐步提高
襄樊市、南阳市都是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众多。主要有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等，其中部级景点景区11处、省级景点景区23处，为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南襄城市群现有湖北汽车工业学院、郧阳医学院、襄樊学院、南阳师范学院、南阳理工学院、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南阳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是该区域高等学校最为密集的地区，每年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各类专业人才。同时，襄樊、南阳、十堰分别设有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城市产业组织重构和城镇空间结构重组提供了较好的科技支撑。
四、南襄城市群构建对策
(一)消除“行政区经济”束缚
目前，“行政区经济”在南襄边缘区仍有一定市场，在一些利益分享方面各自为政，地方保护现象时有发生。构建南襄城市群首先要消除“行政区经济”束缚，通过市场机制强化南襄边缘区的互补优势，使其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生态流畅通无阻。其次，还要进一步加强网络通道建设，加快南襄边缘区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加快科技市场、产权市场、人才市场、劳务市场的整合与建设，充分发挥“边缘效应”在南襄城市群构建过程中的作用，为南襄城市群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集聚优质生产要素创造更好条件。
(二)突出互补，整合优势
边缘效应之重点就是异质地域间经济社会生态因子的互补性集聚，使边缘区具有超越各个地域单元功能叠加之和的关联增殖效益。在南襄城市群构建过程中，要重点突出襄樊、南阳、十堰三个城市的互补优势，三市之间要分工协作，有所为，有所不为，最终才能形成“关联增殖效益”。具体来说，襄樊市应重点突出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优势，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高科技农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突出湖北省汽车产业开发区(襄樊“二汽基地”)优势，重点要在汽车发动机、整车生产等方面进行创新；突出水稻等高科技农业发展优势，在品种培育、科学插秧等方面做出新的成就。南阳市应重点突出旱作农产品的生产与加工，南阳黄牛系列的生产与加工，汽车零部件和特种车(如石油机械)生产，以及胶片化工产品生产；高新技术产业应重点突破生物医药工程和光电子技术。十堰市应根据市场需求，重点发展重型卡车生产，争取在品种、型号、性能方面实现突破。另外，对襄樊、南阳两市共有的轻纺、食品加工等行业要加强协作，形成整体优势。
(三)加速边缘区要素流动
在南襄城市群构建过程中，除了强化襄樊、南阳、十堰三个中心城市的互补功能之外，还要对其下属的老河口、邓州、枣阳、宜城、丹江口等城市进行功能定位，构筑特色鲜明、功能互补、有利于形成组合优势的城市体系，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为农村人口转移(人流)、经济要素集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流)等提供支撑平台。各城市应依托铁路、公路、内河航道等交通干线，加快发展特色鲜明的小城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各城市既要按照所属行政系统运作，服从各自省域的总体规划、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定位，成为省域经济社会完整的有机组成部分；又要充分考虑发展壮大南襄城市群的需要，按照市场经济法则和城市发展规律，积极参与城市群的战略分工和城市协作，使省域发展、自身发
展和城市群建设三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四)促进边缘区升级
“边缘效应”充分显现，将使南襄边缘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继而在共同的“边缘叠合区”形成新的结构，边缘区中心城市进一步发展成为新系统的高一级核心。襄樊作为南襄边缘区的中心城市，南阳、十堰作为副中心城市，应进一步强化自身功能、巩固中心地位、营造经济发展极，通过全面加快现代化进程，把襄樊建设成为规模更大、实力更强、辐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的区域性特大城市，把南阳、十堰建成带动能力较强的大城市，三城市要相互协调，优势互补。在南襄城市群构建过程中应做好以下工作：(1)围绕公路建设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站主枢纽，加强运力、运量、运距和中转集散功能开发，实现向国内外运输并举的综合型交通枢纽跨越。(2)集中发展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大型专业批发市场，使之成为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名优特新产品汇聚中心和市场价格形成中心。积极发展新兴流通业和营销方式，提高商贸流通科技水平。(3)加快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电信、广电、联通、铁通等信息网络优势，扩展网络覆盖范围，推进网络互联互通。坚持科学预测，科学引导投资计划，搞好城市供水、排水、煤气、供电、通讯、邮电、有线电视、互联网等各种管网的综合布置，各种管线、配套设施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4)建设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提高城市生态环境水平，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价值形态，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不断推进城市建设。(5)完善中心城市规划。认真做好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重点处理好中心城市规划与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南襄城市群建设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合理部署城镇体系空间格局；研究编制城乡一体化规划，促进中小城市和重点镇的合理集聚。
(五)构建南襄城市群框架
南襄城市群在发挥自身辐射带动作用的同时，必须从武汉地区城市群、关中地区城市群、中原地区城市群、成渝地区城市群乃至世界城市体系分工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自觉地接受其辐射带动，使自身发展同国内外城市相融合、相衔接。各个城镇要充分发挥自身辐射带动作用，加倍重视与其他城镇的配合协作，自觉地消除和避免产业同构、资源浪费、市场壁垒和不正当、不公平的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内耗，以形成互补效应和整体优势，进一步增强南襄城市群的聚合力和辐射力。
积极营造有利于南襄城市群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切实加强资源和环境保护，加强对开放空间、绿化空间、传统空间的开发建设，在城市间建立生态走廊和生态保护区，力争“十一五”期间使城市群内的8个城市全部成为全国卫生城市，南襄城市群成为全国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