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印度技术封锁吗 西方抛弃印度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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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印度技术封锁吗 西方抛弃印度篇1

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1962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29]，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222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30]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31]。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32]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33]，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得既是养生又是战略。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34]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1905年(明治38年)三月，“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35] 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曹操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曹操占了汉中，发现守不住，资源经运秦岭特别费力。他又把赶走了的张鲁请回来，还拜封他为“镇南将军”。刘备看曹操占汉中时断定说：“曹公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36]刘备还是从资源和占领关系上看问题，曹操资源过不来，撤回秦岭之上，刘备顺利地拿下汉中。

这段史实在《三国演义》中有描写，可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当年在长征路上，李德和王明等就说毛泽东不懂军事，只看过《三国演义》。但是，像毛泽东这样把《三国演义》看活的人并不多。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喜马拉雅山相当于曹操眼中的秦岭，汉中相当于藏南。从北面南进容易，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2000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1959年中印边境矛盾初现，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 [37]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38]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39]，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如前所述，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神多国弱，是印度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英国撤走前把印度的骨头架子全拆散了，留下的只是一张具有大版图特征的“皮”。目前有人用大象比喻印度，但这只象身体的关键部件比如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都被拆散了。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40]。印度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宗教，神多了，老百姓的心就散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41]。中国没有那么多宗教，共产党员也不能信宗教，这是中国发展快于印度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中心为“忠”，两个忠心为“患”，心里有二主，万事不成。意识形态碎了，人心就游移了。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再转告尼赫鲁：

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42]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43]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44]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45]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遗憾的是，尼赫鲁还是犯了孙权式的错误，一点点地蚕食中国藏南等边境地区。他与孙权一样，只算“荆州”小账，不算天下大账，捡芝麻丢西瓜，总想占便宜，结果偷鸡不成反蚀米，在中印边界争执中不吃敬酒吃罚酒。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印度的政策还是手下留情的，在朝鲜打美国时是使劲打，打了三年逼得美国签署停战协议;对印度只打了一个月，胜利撤回后，又完整地将被俘人员连其装备还给印度。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46]，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南，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南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华中地区，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简称“华中“。包括河南、湖北、湖南三省。华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地处华北、华东、西北、西南与华南之间，居于全国之中并具交通枢纽的优势。正因此，中国历史上很多统一和分裂事件都是在长江尤其是在长江的武汉地区完成和发生的。赤壁之战，天下三分;曾国藩攻占武汉，直逼南京，天下一统。中国的北伐也是从武昌开始。1967年9月19日，为稳定处于混乱中的形势，毛泽东来到武汉。在专列上他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说：“湖北、河南两省人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47]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48]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南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比如租界问题，过去我们认为租界是帝国主义的，但看看我们在利比亚一撤就是几万中国侨民，如果咱在那有个租界多好呀，这几万侨民在危急的时刻就会在当地有一个较大的空间避难，如此便不用动辄派船接几万务工人员回国。因为进入租界与进入我们在当地的工厂、商铺不同，不经允许闯入租界就等于侵犯租界签约国的主权，这会增大入侵者的风险并可得当地政府以国家名义的保护。租界不若使馆，空间更大，我们的侨民可在租界里头等到战乱结束，再出租界回去经商，这比回国的成本就小多了。租界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它与市场经济一样，只是一个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都可利用的工具。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卷入全球经济之中，就不能不重新考虑这些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既然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那世界市场经济下的租界经验难道就不能为我们从正反两面所总结、所利用吗?这总比事事都求助于军队更好些吧。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海外布局，没办法，十几万人只有从远洋撤回祖国。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9]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逐利的关键在交通。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50]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在结束我们讨论前，需要强调的是：

1.大西南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南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南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51]。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3.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展示的是一种新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的国际观，是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当代的再现。研究“一带一路”，一定要研究两条铁路，一条是帝国主义沙俄在中国东北帮建的中东铁路;一条是社会主义新中国在非洲援建的坦赞铁路。在前一条铁路上中国人受了太多的委屈，这些屈委又让中国人认识到“环球同此凉热”思想的时代价值，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在非洲种下友谊种子，至今还在开花结果。习主席到非洲的时候，再次来到在坦赞铁路，凭吊为援建这条铁路牺牲的中国工程人员，意在表明，中国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全球化道路，用社会主义的国际观再造一个“我们朋友遍天下”的形势。毛泽东同志说，中国要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今天中国人要向这个方向努力。

总之，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52]，围绕“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53]的宏伟蓝图，我们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察网()摘录自《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1期，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注释：

[29]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30]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页。

[31]1221年“自七月十二日，帝将兵追算端汗(即元明时期西域伊斯兰政权首领)至印度。”《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台北，广文书局1972年版，第59页。

[32]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33]1222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人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3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35]俞天任：《有一类战犯叫参谋》，语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6][晋]陈寿：《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8页。

[37]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38][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39]“根据上世纪英国对印政策的经验，从宗教和地理上分裂印度将是本世纪的世界霸主的最有可能的选择。如果说当年英国人肢解的是印度西北部的话，那么，将来世界霸权国家则最有可能从印度南部下手。从地缘战略需求看，对世界霸权国家最有利的是将印度的版图限制在北纬15度以北即泰米尔纳德邦以北地区，将印度的有效国力限制在北纬20度以北即孟买以北，尤其是东北部地区。印度在世界霸权国家的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仅限于用它阻止中国力量进入印度洋及从西南方向拖住中国向太平洋及南中国海发展。”张文木著：《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147页。

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6～97页。

[40]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41]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42]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 (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43]指正在拟订中的《中美联合公报》。

[4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1页。

[46]本世纪初以来，人类学者在中国云南、印巴次大陆、土耳其和非洲肯尼亚发现1500万至800万年前的西瓦古猿，但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中国云南发现的已与西瓦古猿分道进入“人猿相揖别”时期的同属腊玛古猿的开远-禄丰古猿。考古资料表明：这种古猿已会使用火并有语言现象。吴汝康先生将距今800万年的中国禄丰古猿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古猿比较后得出结论：禄丰古猿与西瓦古猿的不少相似点，许多是与猩猩相似的，而与后者的不同点却与非洲大猿和人科成员相似，因而西瓦古猿可能是猩猩的祖先，而禄丰古猿则可能是非洲人猿和人科成员的共同祖先。(吴汝康：《禄丰大猿化石分类的修订》，见《人类学学报》.1987。)张兴永等专家的观点进一步推进了吴汝康先生的结论，认为：“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开远古猿的发现表明“云南地区曾经繁衍着一支向人类主干演化的腊玛古猿。一般人认为人、猿分化的时间大约在1500万年前。”(张兴永、郑良、肖明华：《从开远腊玛古猿的形态特征再论滇中高原与人类起源》，《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这一判断与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观点相接近。“1974年他在《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出结论：“我国西南部广大地区，根据已有的线索来看，位于人类起源地的范围之内，云南不仅发现了拉玛猿(即腊玛古猿——笔者)的牙齿化石，而且在元谋的上那蚌地方从早更世末期地层中发现了“元谋人”的牙齿化石就是有力的证据。”(贾兰坡：《有关人类起源的一些问题》，载《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19页。)10年后，贾兰坡再次强调这一看法，1984年3月，他在云南博物馆学术

报告

会讲演中说：“我赞成人类(注意，这里说的是人类而不是人类的祖先猿类——笔者注)源于亚洲南部，我所说的亚洲南部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和我国西南广大地区。”(贾兰坡：《我国西南地区在考古学和古人灰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载《云南：人类起源与史前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49][美] 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50]“斯大林与周恩来的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下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1202页。

[5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2]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5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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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8日)》

西方对印度技术封锁吗 西方抛弃印度篇2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不同。

中国和印度竞争实际上就是不同道路的不同制度间的竞争。1949年之前，中国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的就是依附性发展道路。由于大量引进外资，其经济发展速度快，但社会两极分化也快。最后导致的后果是：外资冲击中国农村，农民整个劳动收入远不足补偿生产支出，致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甚至连“自身再生产”即养家糊口都不能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农业的萎缩和农村的解体。蒋介石集团的依附型发展道路为中国革命铺好了干柴，大量外资又为这干柴浇上了燃油，以至共产党到哪里，哪里就有大批的农民参加红军闹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毛泽东那一代是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也正是这段历史让他们明白：依附型经济没有出路！鉴于蒋介石时期依附性发展道路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又鉴于国外发展道路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中国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改革开放后又提出“自主创新是掌握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之举”这一重要命题。只要我们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就能知道当时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选择了以共产主义为其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前进的领导力量。我相信，即使我们今天重新开始我们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最终还会选择列宁主义，选择毛泽东思想，选择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而印度的近代发展道路恰恰相反。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根据自己的成功经验，不仅不允许印度有自主创新能力，而且还千方百计地摧毁印度的自我选择能力，更遑论其革命的能力。

中国与印度最实质的差别在于中国经过了彻底的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使中国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循环过程中剔除了印度那样庞杂的非生产性的产权红利和生产利润切割。相反，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私有产权付利，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使其事倍功半：在资金投到生产的流程之前，要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产权的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

生产者没有投资资金就只有借高利贷。印度，尤其是在印度农村高利贷盛行，其利息也很高。这对印度生产者，尤其对作为社会主体阶层的农民的压力很大。这就导致印度生产没有动力。中间人靠产权来获得分配，劳动者没有投资和消费能力，这样便出现大量的贫困阶层并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日益严重的小农破产和两极分化现象的产生。这也是印度一些地区比如比哈尔、西孟加拉、奥里萨和安得拉邦等农民暴动延绵不绝的直接原因。

社会基层如果没有经济活力，整个印度经济就不会获得自主发展，不能自主发展就没有民族市场。民族市场本质要求的是人民市场。没有人民消费，没有民族市场，建立其上的国家经济就不可能崛起。从这个角度看，印度的问题是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印度问题的核心。

中国的改革成功是与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存在息息相关的。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通过国家的力量，用反剪刀差的形式把农产品的价格提起来，让农民先获利，农民获利就可以进行投资。中国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而印度却不能呢？因为中国政府不受私有者支配，而印度议会的每个议员所考虑的多是小圈子的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由于人民没有资金，所以印度的人民消费还得通过政府这一中间环节转包给人民。政府害怕得罪资本家，也不敢得罪人民，只好在满足资本家的同时，也在财政上拿出一些钱给人民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国家经济就这样半死不活地往前走。1960年尼赫鲁就质问：1950到1960年这十年印度创造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答案其实很简单，即这些财富就是被庞大的私有产权预先截留了。

尼赫鲁本来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但他又想走“中间路线”，要回避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使他的计划成为空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没有革命——在这里当然指的就是暴力革命，不要说社会主义，即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也无异于纸上谈兵。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印度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自主创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革命是建立不起来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几乎是同时建国的印度与中国，其两者之间的差距始于中国1952年土改完成，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迅速拉大。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成功又取决于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些革命使中国整个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大为简化。土地集中到了国家和农村集体手中，这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20世纪70年代，中国基本建立了完整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此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1978年以后，中国转入商品（市场）经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其经济显示出远远高于印度的强劲发展势头。

假设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集团统治时期堆积如山的产权问题，那么现在中国远高于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不可能出现。彻底的社会革命使中国摆脱了经济发展中的依附性质，而完全独立自主的经济制度又使新中国经济具有了没有经历政治革命的印度无法具有的创新品质。

最能反映印度经济对外依附的深度的是对外贸易领域。印度国内市场极为有限，只有依赖外部。印度为了外汇大量出口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以购回高附加值的商品，结果就是出口量越多贸易赤字就越大，从而形成“利润逆循环”现象。从1949年到2003年这长达50多年的历史中，印度外贸竟然只有两年顺差！它们分别是1972到1973年度，其贸易顺差10亿卢比和1976到1977年度，其顺差亿卢比。2003年逆差竟飙升到了4206亿卢比。印度外贸越滚越大的赤字是其经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绝对依附关系带来的恶果。

印度经济的依附性严重阻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这里已没有必要再列举依附性对印度传统产业的影响，只要看看现在被舆论炒得火热且美誉有加的印度信息技术产业（it产业）并将它与中国同类产业比较，就不难理解印度经济中的依附性因素对印度发展的阻碍作用。

从1997～2003年期间，2002～2003年度印度信息技术产业产值比1997～1998年增长了倍，总额中软件出口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倍，而软件内销量才增长倍。附加值较高的战略性电子产品增长只在原有基础上增长了倍。占产值总额主体部分的是附加值较低的日用电子产品，增长了倍。这说明印度it业增长是靠海外市场拉动，而且推动it出口的产品主要是低附加值产品。

近年迅猛发展的印度it产业并不是由印度民族经济自主推动，而是由国际，尤其是由资本中心国家的经济需求拉动的。国际资本中心国对印度it产品的需求对提高印度it产业的技术，尤其是有利于巩固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的进步，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而造成it产业这种依附性发展的原因又在于长期处于萎缩状态的印度民族市场，近30%左右的贫困人口大大限制了it产品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和it技术的国内培育和开发条件。

造成上面差距的原因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的自主创新能力严重弱化。而拉开中国与印度自主创新能力差距的原因应该归功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虽然是一个自由经济论的拥护者，但他对毛泽东时期的中国经济成果非常肯定。他认为，1979年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社会改革无意中为1979年中国商品和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铺平了道路。他说：“中国的这种社会变革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这些社会变革的高潮是在改革前，即在1979年之前──实际上很多是发生在毛泽东政策的活跃时期。”

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笔者对印度和中国的未来国家发展前景做出如下评估：

第一，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及建立其上的产权关系。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在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挣扎，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第二，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那么在与中国比较时，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第三，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第四，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在“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了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又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

第五，今天中国用本国的资源支撑本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后劲已十分有限了。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自主创新道路的重要性、提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思想。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第三次的飞跃。第一次飞跃是从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飞跃是从改革开放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次将是从“统筹国内国际大局”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从国际国内条件的相互转化中把握发展机遇、从国际国内资源的优势互补中创造发展条件，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稳步扎实地全面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如果我们能顺利实现这次飞跃的话，印度与中国的竞争就失去了起码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