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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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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论文范文【第一篇】

现代畜牧业开始由传统散养型逐步转向现代化集约型发展,也就是从家庭散养转向工厂化饲养,实质上,畜牧产业更接近工业化生产模式。《畜牧法》对畜牧养殖土地的规定仅描述为畜牧养殖土地视同农业用地。强调了畜牧用地的农业用地性质,从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畜牧用地在使用过程中的手续转换问题。但是这一规定从另一个程度上,也规定了畜牧业用地要保留农用地属性,其用途管制和经济属性受到了限制。按我国农用土地的性质,以不改变土地可耕种为前提,不破坏耕作层、能复垦,所以等于间接地否定了其硬化成为现代养殖用地的可能。虽然国土资源部和农业部2007年发过的《关于促进规模化畜禽养殖有关用地政策的通知》以及实施文件,规定其部分农用地可用于生活和管理用房,但是远远不能满足建设需要和发展畜牧业的用途。另外,国家对基本农田的保护,等于直接否定了其成为畜牧用地的可能。通常畜牧业基础条件较好的省份基本农田的保有量比例明显偏高,从一定意义上也限制了畜牧用地的供给。通常认为猪粮安天下,但是同样的生产结果,其土地的使用有不同的性质,在土地管制上应当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必须重新对畜牧业定位,应当按照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观点,只要用于畜牧养殖,无论其土地性质和建设方式,都应当允许其采取合理的生产措施。要延续畜牧业用地具有农业用地优惠政策,规模养殖场依生产需要建设的生产、管理和生活用房、饲料储藏用房用地等应当视作必要的“设施用畜牧业用地”,切实解决畜牧养殖用地难问题。用现代农业发展思维,认识土地的性质和用途,由单一从农地物理状态的认识跃升至对土地产出结果的认定,实行用途管制。不应囿于农业生产仅是指保持土地的土壤形态符合种植与养殖转换的需求,而是从终端农产品的生产行为和生产数量来确认农地的性质,更有利于稳定和促进养殖业的发展。

二、以土地为承载的养殖业环境容量问题日益突出

根据养殖规模需要配套相应的耕地来进行吸纳养殖所排放的氨氮和COD,是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有些现代畜牧业发展较为发达的地方,甚至根据土地的承载能力,来核定养殖的规模。目前随着环境约束性因素的不断增强,安徽养殖企业对农牧业配套的耕地需求也在上升。同时随着草食性家畜的发展,配套草地建设或者饲料粮用地也成为一部分养殖企业的现实需求。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在水稻、玉米、棉花、蔬菜等为主要栽培品种的沿江地区,在对畜禽粪污不作任何处理的情况下,每亩耕地每年可以吸纳1头猪、或者5~10只鸡的产污量,一头牛则需要2~4亩左右的耕地来吸纳。如果通过沼气或者其他生化手段进行处理,总氮和氨氮的去除率约在60%,总磷去除率达70%以上,若按照总氮去除率为60%的比率来计算的话,则需要的耕地面积要少一些。按照安徽省现有的养殖量,不计算粪污去除情况,则需要耕地面积亿亩以上才能完全消纳粪污。即使去除率达到60%以上,也需要5200万亩以上耕地方能消纳。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加快和标准化、规模化畜牧业发展,畜禽养殖用地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而多年来的农业用地规划大多以种植业为主,没有把养殖业用地与种植业用地分开,也没有把畜牧养殖业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没有把养殖业用地与种植业用地一起统筹规划。以安徽为例,全省土地以平原、丘陵和山区各占三分之一为特点,目前是基本农田不能用,荒山荒坡不规划使用,林草地不能合理利用。养殖用地对防疫条件的苛刻要求,似乎让养殖业面临无地可选的窘境。另一方面,由于畜牧业用地难,很多农户就只能去自己承包的土地或山场,搭建畜禽混养的牧场,大部分是临时的,污物随意排放,不仅给养殖业带来许多安全隐患,而且对环境造成极为严重污染,直接威胁着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威胁到食品安全。由于对畜牧养殖用地认识不足和缺乏规划,养殖场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证,迁建、改建和拆建的现象时有发生,不仅造成大量财力物力浪费,导致畜牧业发展不可持续,而且直接影响了农民发展畜牧业的积极性,影响畜牧业扩大再生产的愿望,对现代畜牧业发展极为不利。因此,应从促进畜牧业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尽快制订养殖规划和用地指标,尽可能满足畜牧业用地需求。结合畜牧经济的发展需要、环境、排污、疫病防控等因素,科学制订畜牧业养殖用地规划,简化用地办理许可手续,允许畜牧业用地的合理流转。

三、土地的生产要素属性没有

畜牧业论文【第二篇】

[关键词]北魏畜牧业齐民要术农牧结构

北魏是继十六国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统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由鲜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历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为东魏和西魏截止,共经历一百四十九年。其间通过不断对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刘宋政权的掠夺进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从而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东部,东北至辽河,南至江淮,达到鼎盛时期。作为一个由游牧的鲜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北魏的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在我国畜牧史占有显著的地位。探讨这一时期的畜牧业的发生发展、生产水平、结构变动及产生的影响,是一项颇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将就此略作说明,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北魏畜牧业的发展

来自北方草原的鲜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还处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1]的原始游牧社会,从事着单一的游牧经济。掠夺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产方式,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产品以维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时加快了对周边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讨,并取得了节节胜利。战争掠夺已然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据初步统计,从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统一这五、六十年间,共发生针对别的部族的掠夺战争不下十五起,而且规模是越来越大[2]。战争不但使得其军事实力不断增强,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业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统一北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获戎马500万匹,呈现出畜牧车庐,弥漫山谷的景象。这一时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夺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为了安置这些掠夺而来的马牛羊等战利品,同时也为了频繁而又长期的统一战争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区一百多年来长期处于战乱分裂的局面,人烟稀少,土地荒芜,于是在北魏畜牧业中占有极为重要地位和影响的国营牧场便应运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国营牧场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头数|牲畜来源|功能

代郡牧场|公元399年|不祥,可能保留至北魏灭亡|南起台阴,北距长城东包白登,西至西山[3]|马35万余匹,牛羊160余万头|掠夺|供应战马皮毛等军资,作为统一北方战争的需要

漠南牧场|公元429年|公元433年|东至濡源,西暨阴山,东西三千里[4]|马牛羊600余万|掠夺|向政府交纳贡赋

河西牧场|公元439年|约公元529年|凉州到黄河河套地区[5]|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峯,牛羊无数|掠夺|畜牧业的产源地

河阳牧场|公元494年|不祥,可能至北魏灭亡|以汲郡为中心,东至东郡的石济,西至河内郡,南距黄河十里[6]|戎马10万匹,每年还从别处迁入|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迁入|京师警备及畜牧业的产销地

本表据朱大渭、张泽咸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页资料制成。

代郡牧场是北魏建立的第一个国营牧场,曾于泰常六年(421)进行扩建。北魏迁都以后,大多数牲口都移往了河阳牧场,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来北齐恒州的代郡牧场,便是沿袭北魏该地而来的。漠南牧场的经营方式与代郡牧场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组织,“使其耕牧,而收其贡赋”[7]。漠南牧场人畜众多,畜牧业生产繁荣,以致于“岁至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毛皮委积”[8]。河西牧场的规模最为庞大,并且存在时间也最长,将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有显著地位。河阳牧场距黄河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迁都以后,鉴于代郡牧场和河西牧场距京都较远,为满足京师警备及畜产品消费而兴建的。

从以上对于四大国营牧场的介绍及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国营牧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变化与北魏拓跋鲜卑的南下逐步统一整个黄河流域最终定都洛阳始终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业在时空上的变化。即整个社会在向中原定居的农耕社会转变,畜牧经济的下降是必然的。这四大牧场前三个牧场的牲畜来源全靠战争掠夺而来的,而河阳牧场的牲畜则是从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场迁入的,说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夺在畜牧业经济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场建立年间,大规模的掠夺已达到了顶点,国力亦达到最高峰,此后掠夺战争随之减少,国势也渐渐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场的牲畜迁往河阳的过程中,“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9],然后再转牧于河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业生产水平。从每个牧场牲畜惊人的数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业生产规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国家牧场的牲畜总数,也仅为河西牧场的三分之一。可见,北魏的畜牧生产规模及水平,繁荣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历代,就连后来以马政最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难与之相比。

不但国营畜牧业如此,北魏的私营畜牧业也是比较繁荣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们的牧地面积多达上百里甚至几百里,所养从事放牧的“牧子”就数以千计,而牲畜的数量更是难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间,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税的政策,规定:“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六部民羊满百口,输戎马一匹”[10],以马作为征收对象,以羊的数量作为征税标准,如果没有发达的私营畜牧业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时,恒州刺史“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11]。北魏《齐民要术》中提到养羊生产,羊的数量往往以“千口”计,“羊一千口者”“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想必当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单个家庭饲养千口羊的规模也不罕见。值得一提的是,《齐民要术》的作者贾思勰本人就曾养了200只羊。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私营畜牧业在北魏的畜牧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从《齐民要术》看北魏畜牧业生产水平

《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统总结北魏及其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特别是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学著作,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齐民要术》第六卷专讲畜牧,内容涉及马、羊、牛等家畜,有关技术内容则遍及选种繁育、饲养管理、疾病防治、畜产品的加工等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业所取得的成就,对后世的畜牧生产具有很大的影响。虽然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仅占全书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国古代综合性农书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12],由此可见其地位与重要性了。而这部分,据游修龄先生统计: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羊占%,马和羊合占%,是绝对多数[13]。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说明了马和羊在北魏畜牧业生产中的地位。

马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鲜卑来说,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首位,主要是马的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包括别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专辟马政。这从中国古代畜牧兽医方面的书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马的书占了绝大部分,且大多是以专书的形式出现的。《齐民要术》中关于马的饲养,认为饮食上应当遵循“三刍”即饥时喂粗料,饱时喂精料,引诱多吃和“三时”即朝饮少量,昼饮酌量,暮饮足量;在繁育上,马驴的杂交,需要父强母壮。另外,还提出了军马的临时强健法等等。

但是,《齐民要术》畜牧部分有关养马的内容,缪啓愉先生认为“《要术》所载相马内容,颇为繁琐、零乱重复既多,也间有出入,与他篇大不相同”,“怀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进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较为深刻系统地反映出当时畜牧业的技术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产水平与成就并对后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便是《齐民要术》中的养羊篇。

作为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这样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满足他们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随着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对于乳类没有多大兴趣的汉民族,似乎由于学习北方民族的风尚,大量养羊”[15],饮食方面渐为“胡化”,羊肉酪浆已然成为“中国之味”[16],并且做毡及制作酥酪等畜产品的加工已开始盛行,社会的需求俨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所以《齐民要术》养羊篇反映的当时生产技术成就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齐民要术》养羊技术要点

————|技术要点

选种繁育|“常留腊月,正月生羔为种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这个留冬羔作种的原则至今仍在沿用

饲养管理|“牧羊必须大老子、心性宛顺者,起居以时,调其宜适。卜式云:牧民何异于是者”[17],这是对于牧羊人的选择。“既至冬寒,多饶风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时,则须饲,不宜出牧”,舍饲与放牧应结合起来

饲草储存|“积茭之法:于高燥之处,竖桑、棘木,作两圆栅,各五六步许。积茭著栅中,高一丈,亦无嫌”,即保存过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毡|“于鐺斧中缓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张生絹袋子,滤熟乳著瓦瓶子中卧之”,制酪应慢火煎,瓦罐盛。做毡“秋毛紧强,春毛软弱”应该混用,并且“不须厚大,唯紧薄均调乃佳耳”

疾病治疗|“羊有疥者,间别之”当时已经认识到通过隔离以防止疾病的传染。“当栏前作渎,深二尺,广四尺,往还皆跳遇者,无病;不能过者,入渎中行过,便别之”以此来检验羊的健康状况

《齐民要术》养羊篇所总结和反映的北魏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成就,在中国的养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价值和影响。它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我国养羊技术资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养羊的实际方法,应以《齐民要术》的记载为最有价值”[19],这是对《齐民要术》养羊篇最好的评价。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养羊篇所载的方法内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别的卷篇那样包含了对以前的技术经验的总结,而是在北魏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自身在生产实践中总结提炼,并且借鉴北方畜牧生产的经验方法的结果,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上不断交汇融合的产物。日本农史学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术》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产经验。仅从其记叙字数就不难看出,有关羊的饲养比重已远超出此前占优势的猪。从而可见此一时期,华北农民对羊的饲养已处于优势地位。羊的饲养跟农户的活动有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在《要术》养羊第五十七中,大体可以窥之,而体现这些经验的记述,只能是依据直接经验者,其中理应包括有些是从北方民族学来的”[20]。“要术最重要的优良作风之一是引书都注明出处”[21],而本篇标明出处的仅有一处,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关内容,“养羊法,当以瓦器盛一升盐,悬养栏中,羊喜盐,自数还啖之,不劳人收”等。由此看来,养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时期独创的。

中国古代农书中关于畜牧兽医方面的,以马、牛为最多,驼、猪次之,但有关养羊的专著,则几乎就没有。同时“属于畜牧学性质的著作,除去相牛经、相马经之类而外,专讲育种、饲养的可说是寥若晨星。反之,兽医书却很不少。在这些著作中,关于家畜的饲养管理的知识沦为附庸”[22]。可见《齐民要术》养羊篇在养羊史上属于1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国现存最早的元代官颁农书《农桑辑要》中涉及到养羊的部分几乎全部引自《齐民要术》。另外一本元代三大农书之一的《王祯农书》中的羊养技术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中除了马、羊,对于其它家畜诸如牛、驴、骡、猪、鸡等均有所论及。从书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驴骡这两种由北方传入,中原地区以前没有的动物,在那时已经成为很重要的役畜了。书中关于猪和鸡的饲养管理,也都设立了单独的篇章,材料很多,论述很有价值。

三.北魏农牧结构的变动

当北魏的畜牧业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直至达到顶峰的时候,对于作为统治者的拓跋鲜卑来说,农业,这个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有着更为悠久历史的经济部门,也得到恢复进而不断发展,最终取代了畜牧业经济,在国家经济中重又占据首要地位。

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鲜卑拓跋部,早期很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时期,随着与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冲突交往过程中,统治者开始渐渐意识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相应的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23]、“给农器,记口受田”[24]等等。但是从建国至北方统一的这一个时期,在推行农业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来自游牧贵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仅具有权宜应急性,所以农业发展缓慢,农业经济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业经济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水平上都远远超过农业经济,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太武帝拓跋焘(424~452)完成统一北方大业以后,通过颁布政策措施,农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加之随后进行的战争越来越少,规模也越来越小,这使得以掠夺为主要来源的畜牧业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种植业来还具有相当大的优势。此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人声称“国人本着皮套,何用棉帛”[25],可见农业经济结构尚待全面进行调整。

从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实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对衣食需求的加大,从而进入了农牧并重平行发展并最终农业超过畜牧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旨在“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与大力推行,使得土地与劳动力有效地结合起来,在客观上为北魏农业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后产生的三长制,即设立邻长、里长和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收缴赋税、征发徭役以及督促生产,它使得农业成为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从而在根本上实现了从畜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如果说均田制的实行是北魏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三长制的创立则是北魏“汉化”深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经济此时已占据了优势地位,农业生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所以《齐民要术》出现在北魏的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时期畜牧业的比重在逐渐降低,但“如果说鲜卑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已不复存在,那是错误的”[27]。河阳牧场的存在,至少是个例证。

四、北魏畜牧业经济的生态影响

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以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它的主要效益是减少了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从而减少了黄河决口泛滥所带来的灾害。这也是北魏统治者得以把河阳牧场修建在黄河边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个大型国有牧场河阳牧场,靠近黄河北岸,距离黄河仅10里,沿黄河呈条状分布。作为亦农亦牧的地区,在这之前畜牧业就已有之。《晋书·束皙传》中记载,“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无业”,“故谓北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28]。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黄河中游南北两岸境。河阳牧场常备戎马十万匹,不但肩负着京师的警备要务,同时还要为京师提供肉酪等畜产品,可见其对于北魏统治者来说是何其重要了。

从公元70年的东汉初期至九世纪末的唐朝时期,黄河出现了大约有八百年相对稳定的时期。据记载,整个魏晋南北朝一共只发生过六次河患,而北魏仅有两次,且这两次也都发生在道武帝统一北方之前,分别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内(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门河内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东,遍遭水害,民多饿死”[29]。如果我们再把历史推进到500年后的北宋,就会发现,虽然长期动乱分裂的局面结束了,但是黄河河患决口却更甚从前,平均每年便决溢一次[30]。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当黄河流域畜牧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它对于生态破坏的程度远远小于农耕经济。“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植被破坏情况如何,又主要取决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方式”[31]。农耕对于植被的破坏是相当大的,而畜牧经济只要不过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会受影响。而植被的破坏与否,特别是对于黄土高原来说,直接关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积,黄河泛滥。所以当畜牧经济转向更为“文明先进”的农耕经济时,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会发现是得不偿失的。比较北魏和北宋黄河决口的次数,当可说明这一点。即畜牧业处于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就少,当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时,黄河泛滥决口次数则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业的发达,才使得黄河中游较大水患仅发生两次,以致北魏出现了长达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业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

参考文献:

1.董恺忱、范楚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韩国磐:《南北朝经济史略》,.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

3.石声汉:《中国农学遗产要略》,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5.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

6.张仲葛、朱先煌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7.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8.邹逸麟主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1期。

注释:

[1]《魏书》卷1《序记》。

[2]参见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页。

[3]《魏书》卷2《太祖纪》、卷103《高车传》。

[4]《魏书》卷4《世祖纪》上、卷103《高车传》。

[5]《魏书》卷110《食货志》。

[6]《魏书》卷44《宇文福传》。

[7]《魏书》卷103《高车传》。

[8]《魏书》卷103《高车传》。

[9]《魏书》卷110《食货志》。

[10]《魏书》卷3《太祖纪》。

[11]《魏书》卷18《广阳王元深传》。

[12]李根蟠:《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

[13]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缪啓愉:《〈齐民要术〉校释》,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15]石声汉:《从〈齐民要术〉看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知识》,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59页。

[16]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3。

[17]卜氏语见《史记·平准书》,此处是贾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为“非独羊也,治民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

[18]邹介正:《我国养羊技术成就史略》,《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19]谢成侠:《中国养牛羊史(附养鹿简史)》,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20]天野元之助:《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研究》,山田庆儿编《中国的科学和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页。

[21]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56页。

[22]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农业出版社,1964年,第346页。

[23]《魏书》卷3《太祖纪》。

[24]《魏书》卷3《太宗纪》。

[25]《资治通鉴》卷125《宋纪》元嘉27年。

[2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27]张维训:《论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社会走向农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页。

[29]周魁一:《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30]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页。

[31]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页。

畜牧论文【第三篇】

(一)畜牧业基本建设投入不足,畜牧基础设施发展明显滞后内蒙古、新疆一直是我国草食家畜生产的主要产区,但两者畜牧业发展水平却相差甚远。2012年,新疆畜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为24.82%,内蒙古则为45.68%。根据《农业统计年报》相关数据统计,新疆现有8.6亿亩草原,但80%以上出现不同程度的沙化,其中40%严重退化,产草量下降30%~50%。新疆畜牧业基本建设投资额由2000年的5867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52025万元,增长24.9倍,占农林牧渔业投资的比重由2.4%提高到8.8%,而2009年内蒙古对畜牧业的投资已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为31.6%。如果把所有投入均用于草场建设,内蒙古草场每亩投入9.23元,而新疆草场每亩仅投入1.98元。从基础设施方面看,2010年新疆拥有水库577座、内蒙古494座;水库总库容量新疆为135.6亿立方米、内蒙古为163.2亿立方米;治理除涝面积新疆为60.3万亩、内蒙古为415.5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6.9倍;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新疆为590.85万亩、内蒙古为15851.1万亩,内蒙古是新疆的26.8倍;青饲料播种面积2012年新疆为60.9千公顷、内蒙古为230.8千公顷,内蒙古是新疆的3.79倍(见表3)。

(二)饲草料资源分布不均衡,农作物秸秆有效利用率过低新疆的农业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绿洲经济模式,每一块绿洲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系统。受自然生态条件、种植业结构、种植规模和农业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饲草资源整体表现为北疆地区好于南疆地区。北疆地区小麦、青贮玉米、玉米、黄豆等秸秆资源相对丰富,而南疆地区农作物秸秆主要为木质化程度较高、营养价值较低的棉杆。正常年份,小麦秸秆价格南疆地区比北疆地区高出近1倍左右;而受灾年份,南疆地区小麦的秸秆价格都超过了小麦的价格。新疆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草原禁牧,禁牧面积为1.515亿亩,其中,退化严重的温性荒漠、高寒荒漠和高寒草原禁牧1.181亿亩,重要水源涵养地和草地类自然保护区为150万亩。“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施对草原生态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牧区禁牧将使畜牧业的重心由草原畜牧业向农区舍饲畜牧业转移,“草畜”矛盾日益凸显。有研究指出,我国秸秆资源十分丰富,年产量6亿吨左右,而目前利用率仅占1/3。2012年,新疆粮食总产量(包括稻谷、小麦、玉米、谷子、高粱和其他谷物)1273万吨,若统一按谷秸比1∶1计算,则拥有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如果按1个羊单位每天采食1公斤干草计算,仅粮食作物秸秆一项就可养活3487万个羊单位。然而,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农区重粮棉生产、轻秸秆利用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村养殖户大多仍采用传统落后的饲喂方式,对秸秆采用科学加工技术的积极性还不高,秸秆利用方式还比较单一,科学搭配、配方饲喂、综合利用水平低;饲草加工转化的基础薄弱,秸秆加工、储藏、配送体系不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建设薄弱,乡站技术人员少,服务和技术指导力度不够。在秸秆饲料利用技术上,主要采用青贮、微贮、粉碎等常规技术,而且农户养殖分散,秸秆转化利用水平参差不齐,规模养殖受饲草短缺的制约难以突破。由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秸秆利用的机械化装备条件还很薄弱,秸秆利用推广工作仍存在很多障碍,这些都造成秸秆饲料的浪费。例如,北疆地区特别是昌吉州和伊犁州种植业以小麦、玉米为主,秸秆资源十分丰富,但秸秆利用率还不足50%。

(三)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在实施草畜平衡的政策环境下,新疆由草原退减下的牲畜需要农区承接,但目前农区养殖业还存在饲草料成本居高不下、基础母牛羊成本过高、人工成本上涨等制约因素,使得农区养殖业发展十分困难。如当前北疆地区麦秸价格较2010年上涨100%,达到0.6元/千克,而南疆部分地区的麦秸价格已达到2元/千克以上。疆内实行全舍饲的肉羊养殖场基本上是肉羊育肥场和种羊场,养殖户普遍反映,按照目前的肉羊出栏市场价格,农区全舍饲养殖一般肉羊品种基本处于亏损状况。此外,畜禽养殖场(小区)的一次性建设投入大,且投资回收期相比其他产业较长。由于前期成本投入和养殖成本过高、收益期长且收益较低等影响了部分社会资本进入畜牧业,使得农区养殖业融资困难。

二、制约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难点

饲草料不足是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主攻方向。2012年新疆启动了《新疆新增1000万只出栏肉羊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规划(2012—2015)》,如按羔羊6个月出栏,则需新增干草约117~235万吨;若再加上牧区禁牧而转入农区的牲畜,60.9千公顷的饲草料地远远不能满足草食畜牧业对饲草料的需求。

(一)现有饲草生产体系无法支撑草食畜牧业的健康发展1.饲草地总量减少和饲草种植水平下降现象共存。一方面,自国家对内蒙古、东北、中原、新疆等牛羊肉主产区实施草原禁牧政策以来,一部分草场实行禁牧、休牧、轮牧等,总量上用于放牧的草地数量有所减少;另一方面,虽然2012年新疆出台了三年新增1000万只肉羊生产的规划,增加了饲草料地,但在国家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刺激下,一些牧区只将苜蓿种于田间地头和林间,部分草场大都被种植小麦和其他经济作物。“粮”抢“草”、“林”抢“草”的现象仍是造成牲畜饲草料不足的重要原因。2.农民种草的积极性不高。虽然政府出台行政政策鼓励农民种草,但由于广大农民在种植粮食、棉花等主导产品中得到的实惠多,如国家对种粮的补贴为220元/亩,而对种植牧草的补贴只有10元/亩,因而农民对饲草种植的积极性不高。

(二)农作物秸秆利用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新疆每年所产生的风干番茄渣、葡萄渣、菌糠等农副产品约30万吨,而这些饲料资源仅有10%~20%应用于畜禽饲料生产;新疆约1273万吨的农作物秸秆的有效利用率也仅1/3。一方面,南疆三地州的农民已习惯于用麦草养羊,不习惯配合使用其他粗饲料;而另一方面,新疆还有庞大的棉花副产品尚未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农民对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菊花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多元化综合利用的认知程度和利用水平还比较低,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和普及,以提高农作物秸秆的利用效率。

(三)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不配套发展畜牧业应因地制宜,充分考虑饲草资源的存储量和饲草料地的配套。一些地区适合发展猪、鸡这种以精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一些地区适合发展肉牛、肉羊这种以粗饲料利用为主的畜牧业。例如,内蒙古畜牧业依据草原畜牧业、农区(半农半牧区)畜牧业、国营农牧林场畜牧业和城郊(工矿)畜牧业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指导,使之各展所长、优势互补、整体推进,走全方位发展的路子,其草原畜牧业利用天然草场13.2亿亩,其中,分布在牧区的天然草场达9亿亩,牧区牲畜总头数占全区的42%,形成了重要的草食牲畜种源基地和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内蒙古畜牧业的主要增长点,其充分利用辖区内3亿多亩天然草场和每年至少还有30多亿公斤粮食、140多亿公斤农作物秸秆及其它副产品的转化,饲草料资源比较丰富;加之利用其国营农牧林场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力量,形成了较完善的产加销、牧工商一体化产业,在集约化经营和现代化管理方面发挥了辐射和带动作用。内蒙古的城郊、工矿区畜牧业是全区城镇居民肉、禽、蛋、奶等副食品供应的直接依托,已形成了以围绕“菜篮子工程”建设的、与市场紧密连接的“速效”型草食畜牧业。与内蒙古相比,新疆在饲草资源与畜牧业结构相配套方面还存在差距,内蒙古的经验值得借鉴。

(四)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尚未形成首先是良料使用不尽人意。通过近年来的品种改良,牲畜的良种率已得到大幅度提高,但绝大多数养殖企业仍随意性饲喂牲畜,形成了一流品种、二流管理、三流饲养、四流收入的局面,影响了养殖效果、效率和效益。其次是缺少大量优质高产的饲料专用作物种植。新疆以反刍畜为主,而反刍畜以粗饲料为主,由于没有专门为反刍畜生产的优质日粮原料,只好以种植业的副产品———秸秆,甚至棉花杆来填饥果腹。可见,新疆畜牧业还未形成科学饲喂牲畜的意识。

(五)养殖场缺乏配套的饲草料地饲草料地是人工栽培青绿饲草、青干草、青贮牧草、全株青贮饲料作物等优质饲草的基础,而优质饲草的充足供应又是草食动物畜牧业现代化(尤其是奶业现代化)的基础。作物秸秆通常被认为是低(劣)质饲草,优质饲草能供给草食动物丰富的营养,不加或少量添加精料就能达到良好的生产性能。在配套的饲草料地种植饲草料可以有效降低饲料的成本投入。如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草原广阔的国家还对奶牛、肉牛和绵羊等采取人工草场放牧的方式饲养,主要是因为草场放牧可降低饲养成本。而目前我国许多养殖场都缺乏配套的人工草料地,而且受国家对种植业补贴政策的影响,使得从事饲草料生产的地越来越少,故无法保证充裕的饲草料,这也是造成饲草成本不断上涨的原因之一。

三、加快新疆草食畜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并提高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实施饲草种植财政补贴政策1.重新认识饲草料种植的地位。饲草料种植调整需要战略眼光,即将短期适应性调整与长远战略性调整、对当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考虑结合起来,从整个产业链上认识饲草种植的收益,而不是简单地、割裂地认识“卖草”这一个环节。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例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层次、生产先进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大多数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50%以上。例如,美国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就达50%。美国把苜蓿、甜高粱等饲料作物都列入主要的农作物范畴而不是传统“草”的概念。所以,美国以苜蓿为主的人工草地十分发达,有力地支撑了美国奶产业和肉牛产业的发展。2.完善饲草产业基础设施及补贴政策。新疆应制定扶持饲草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重点支持饲草科技攻关、饲草产业化示范基地和饲草仓储设施、饲草机械配置等方面的建设。建议新疆参照国家对养猪和小麦生产的扶持政策,尽快出台扶持牛羊养殖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和补贴措施,包括饲草料种植的补贴政策,并积极争取获得国家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因地制宜调整畜禽结构,走产业化经营之路;本地域畜禽养殖数量、结构的确定应与当地的饲草资源相一致,避免不利因素,走特色养殖之路;应将种植业、畜牧业和林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产业之间互相补给、互相促进的循环生态农业。

(二)调整优化种植业结构,建立完善的饲草料生产体系1.坚持草业先行。在草原建设上,要注意改变过去那种盲目求大求多的倾向,围绕“三水”(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利用,适当收缩规模,着力提高建设标准,讲求建设效益;综合推广人工种草、飞播牧草、草场改良、围栏封育等技术措施,加大对沙化退化草场的治理,不断提高饲草料生产水平。为了切实加强草原的保护和建设,要在依法打击破坏草原和浪费资源行为的同时,大力推行草牧场有偿承包使用制度,建立“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机制,引导农牧民制定合理的载畜量,坚持以草定畜,增草增畜,走建设养畜的路子。2.因地制宜,推广“粮饲兼用型”和“经饲兼用型”饲草种植。合理开发利用饲草料资源,引导农民种植大力士高粱、玉米等“粮饲兼用型”和甘草等“经饲兼用型”饲草,既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储备饲草料,又可提高农民的经济收益。3.引入社会资本,实施草业发展重点工程建设。制定高新节水的人工饲草料地建设方案,鼓励扶持有能力的企业加入饲草料地建设,大力推广大力士高粱、玉米、苏丹草、紫花苜蓿、棉籽饼粕等饲料资源,增强优质饲草供应能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农户实施林下种草、粮草间作、果间种草,增加饲草料的供应量。

(三)加强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推广,提高秸秆饲料利用效率鼓励支持科研单位与草料加工企业联合,开展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攻关;继续推广饲用青贮玉米、秸秆青贮氨化、秸秆揉丝破碎、秸秆制粒和秸秆TMR技术,降低秸秆饲料的浪费;对采用秸秆饲料综合利用技术的饲草料加工企业、合作社、规模养殖户进行奖励性补贴;重点推动秸秆养畜示范和秸秆饲料利用推广项目,提高秸秆饲料的利用效率。

(四)加强饲草多元化利用知识的普及,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率推动饲料综合调制技术的普及,提高番茄渣、葡萄藤嫩枝、甜菜渣、菊花粕、甘草茎叶、棉杆、芦苇和菌糠等非常规饲料的综合利用。由于各种饲料所含营养成分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很大差异,单一使用或几种饲料简单地混合使用都不能满足家畜的实际营养需要。因此,应进行饲料的多元化利用,互相搭配,使之满足家畜各阶段的营养,提高非常规饲料的利用效率。

(五)加大草食畜牧科技投入力度,提高饲养管理水平综合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使良种与良料、良舍、良法有机结合是新疆畜牧业实现集约化经营的基本途径。在当前畜种改良已取得成效的情况下,应全面改善饲养管理才能使优良畜种充分发挥遗传潜力;要从饲料、棚舍、饲养方法上采取配套措施;要抓好饲草料加工调制和棚圈建设,普遍推广青贮饲料、氨化饲料和配混饲料,推广塑料暖棚接冬羔和早春羔,大搞舍饲精养,发展牛羊快速育肥,加快畜群周转。特别是牧区要通过采取上述措施,尽可能地把牲畜饲养周期和牧草生长季节统一起来,扬夏秋青草期之长,多繁多养,避冬春枯草期之短,加大出栏,实现“热胀冷缩”,最大限度地节本增效。

畜牧业论文【第四篇】

缺乏标准化生产技术

在畜牧业发展环节中,畜禽品种的选择、畜禽的饲养管理、环境卫生的控制等一系列标准化生产技术没有得到落实,也导致了畜牧业发展停滞不前的状态。

缺乏污染治理技术

随着畜牧业生产范围的扩大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其污染程度已经非常严重,而我国对畜禽污染的治理水平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污染的防御及治理技术还没有得到全面地开发,导致畜牧区周边的空气、水流等被严重污染。

2提高现代畜牧业畜牧技术的推广效果

畜牧技术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畜牧经济的发展,而“推广”作为技术与生产的纽带可以将畜牧技术快速地转化为生产力。那么,提高现代畜牧技术的推广效果,可以从以下4点入手:

推广技术应创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是衡量技术创新的三大指标,一项创新的推广技术能够改变现有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提高畜禽的生产效率,如畜禽的成活率、出肉率等。

推广内容应适用

任意一项畜牧技术的推广都要结合生产实际和市场的需求状况。技术的推广需要人力、物力以及资金的投入,超出客体能力范围的技术推广则很难实现。

推广目的应有效

推广目的的有效性表现为目的与目标一致,畜牧技术的推广目的指导目标的制定,目标的制定又服务于目的的实现。一般由政府职能机构推广的畜牧技术具有明确的目标和较强的目的性,推广的效果比较好。

推广活动应系统

畜牧技术的效果不仅仅受技术,还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例如市场状况、资源条件等,必须综合考虑,统筹安排,因此,畜牧技术的推广活动是个系统工程。

3现代畜牧业发展中畜牧技术的提升方法

推广实用技术

重视畜禽的品种选择

在挑选畜禽的品种时,应该从正规有保障的地方引进,这样可以提高畜禽的品种质量,降低畜禽的死亡率,使畜禽能够健康生长。

改善畜禽的舍窝

引进带有高科技设备的畜禽舍窝,使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改善,畜禽能够在舒适的环境中生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与寒冷的冬季,注意降温措施及保温措施。畜禽的生长环境得到了改善,畜禽的生产周期就会缩短,随之提高畜禽的生产能力。

提高畜禽的饲养管理技术

学习畜禽的饲养方法,使用科学有效的畜禽饲养管理技术,采用优质健康的饲料,让畜禽更好更快地生长、产蛋,不断加强畜禽的质量。

建立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

在现代畜牧业的发展中,不仅要重视畜禽的生长,还要重视环境的发展。不能等环境已经出现问题之后才来考虑治理环境的方法,要通盘考虑环境的预防与治理问题,加大环境卫生预防方面的费用投入,从而在提升畜禽质量的同时改善周边的环境卫生。

推广标准化的生产技术

对畜禽的饲养管理过程中,采用科学规范的生产管理方法。从疫病控制、卫生消毒等重要环节着手,促进畜禽在质与量上共同发展。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上不断创新,使新的养殖技术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可。对养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细致地总结,及时做出调整找出解决办法。建立畜牧业的信息技术服务网站,针对畜禽饲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供大家进行讨论与交流,并在专家的帮助指导下将先进的畜牧技术应用到现实养殖过程中,促进标准化的生产技术得到广泛推广。

推广标准化的畜牧小区

选取与农村居住区以及周边交通干线距离适中的位置作为畜牧小区,在布局上将生活区与生产区分开,污道与净道分开,并且配备污水处理的相关设备,确保将畜禽的饲养管理技术与卫生防疫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推广标准化的畜牧小区,改变畜牧业的生产方式,可以促进畜牧业向规模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

推广污染治理技术

随着畜牧业的大规模发展,畜禽产生的粪污严重影响了周边的空气和河流,因此,推广污染治理技术是刻不容缓的事。

推广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

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升畜禽饲料的转化率,减少氮、磷等恶臭气体的排放,从源头减少污染。有效分离污染物,采用干湿分离、粪尿分离、雨污分离等办法处理畜禽产生的粪污,尽量不给周边的环境带来影响。

推广先进的污粪处理技术

推广使用沼气技术、干燥技术等先进的粪污处理技术,使污染物变废为宝,提高污染物的利用率,在解决环境污染的同时给附近的人们带来经济效益。

提炼畜禽粪便中的可用微量元素

畜禽的粪便中含有丰富的可用微量元素,例如氮、磷、钾等,将其提炼出来可以制造有机、无机的复合肥,制成的肥料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加强提炼技术也是有待研究突破的一个关键之处。

注重畜牧业人才技术的培养

以往畜牧业的发展只是注重畜牧技术的推广环节,忽视了对人才的培养。人力资源是发展的根本要素,合格的生产者方能生产出合格有效的产品。根据这一理念,应广泛推行畜牧兽医职业资格等制度,注重对畜牧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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