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圣人”康有为（实用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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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家康有为1

自晚晴以降，国人的出洋旅行往往带着十足的目的――或访问，或考察，而康有为的十六年海外周游亦是如此――他虽是因百日维新失败，而被迫“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但他“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一生不入官，好游成癖”的考察生活，仍然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他认为晚清中国已经病入膏肓，必需有一位“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这位神农，他认为就是自己，而他的欧洲十一国之游则是“遍尝百草”，意图寻找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康有为自述称：“十六年于外，无所事事，考政治乃吾专业也。”

旅行对康有为，并非陌生之事。他幼时祖父和大伯常带他周游四方，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而其所生长的岭南故乡，自明代中西交通之始，即成为了门户之一，如此种种在他心中种下周游世界之壮志。1848年，徐继畲《瀛环志略》在福州绨媪顺蹩瘫荆ㄎ焐瓯荆，20年后始得到海内士子们的重视。1874年，康有为十七岁，“涉猎群书为多，始见《瀛环志略》地球图，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

1898年，因变法失败，康有为乘英国“重庆号”轮船南下，次日凌晨，奉命逮捕康有为的军队便包围了他京城的住处，将其弟康广仁捕杀。接着对他进行京津陆海大型搜捕，全国缉拿，谓“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康有为被迫托足海外，作政治流亡者。他终于有机会亲身踏访那些纸上的国名地名，一一验证其上所记所载。

浮海居夷

起初，康有为落足日本，但1899年2月，迫于清廷压力，日本外务省赠与旅费，请康有为离境。他只得离开日本来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此后，他在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华侨冯俊卿帮他在加拿大购置了房屋，进行了装修，并给房屋取了一个名字“廖天室”。此处岛屿众多，周边则是皑皑的雪山。康有为每天游一个小岛，泛舟吟唱，饱览北美的奇异风光。他还在墨西哥住了半年，认真考察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他对印第安文化尤为感兴趣。通过研究，他大胆推测印第安人可能是中国人的后裔，引起了历史学家的注意。

但这一段时间，康有为的四处奔波还抱持着借助英人力量推倒那拉氏政权的打算，自比赴秦请援的楚臣，“本亟欲有所作为，行色匆匆间无心于观摩游览”。康有为实际专注漫游世界的时间主要在1901至1909年间。因为此后革命之事日渐渺茫，而他羁留海外时日既久，心境亦开始趋于平复。“浮海居夷吾亦乐，花阴徒倚作桃源”（《槟屿月夜倚阑》），1901年夏，康有为)(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安居数月，闻中国局势，感到无力回天。他作诗谓：“人生若飞鸟，太空自飞没。踪迹皆偶留，长久同仓卒”。

1902年初，康有为在以产茶和小火车著名的印度大吉岭居住时，亦称此地可“异域年阑托隐沦”。他在大吉岭修筑草亭，名为须弥雪亭，居住了一年多，至1903年春末方始离去。这里离喜马拉雅山不过80公里。他在女儿康同璧的陪同下，骑马攀登喜马拉雅山南麓，在“世界屋脊”上走了九天，体验了一段非凡的探险生活。

1903年，康有为回到中国香港。不久，康有为策划了一次欧洲之行，1904年，康有为自香港启行，从印度洋入地中海，游历了“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十一国”。

这次游历，他更多将目光放在所到之国的人文、风土、地理、民情。将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思索、观点相比照，以寻找一适宜的政治之路给中国。因此他这一路 “考察着重于各国政治风俗及其历史变迁得失，其次则文物古迹”，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的游历感触颇多，都记录在了后来出版的《意大利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两本书中。

欧游记

康有为1904年2月从香港出发，先去槟榔屿，短暂停留后，从槟榔屿到锡兰，换船西行，5月2日抵_意大利的布林底西港，然后游历那不勒斯、庞贝古城、维苏威火山、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地，14日离意入瑞士境，他在意大利待的时间也就两周，看的东西却不少。

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实际大半篇幅是在古罗马的建筑遗迹中悠游，他平生游踪所至，最关注古物保存，把古物古迹视作文教政俗的物质财富，可以“启发国人之聪明，感动国人之心志”，康有为对比发现，中国宫室多以木构，而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的建筑善用石材，这使得中国的古建筑保存更为困难；古器文物更是“自周秦至今，大厄凡七，小厄不可数焉”，致使秦汉文明“无实形指睹”，进而教读不懂汉籍的西人过客“尊称罗马，而轻我无文”。

他游了罗马建筑，对于罗马的教堂建筑赞不绝口，说即使如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若论壮丽，移于罗马亦不免郐下无讥了，但又写了1篇《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说他听说古罗马建筑妙丽，十分倾仰，这次来了才知道古罗马建筑不如《三辅黄图》《汉书》所述秦汉盛时。

看了摩色画（马赛克镶嵌画）与教皇像，他也能赏其美好，感叹中国的孔教甚少诸圣的专庙，然而随后话锋一转，谓：“彼敬教愈甚，而教力之压愈甚，于是有千年之‘黑暗世界’”，认为孔子的理论“敷教在宽，不尚迷信，故听人自由，压制最少。”

在游了罗马元老院旧址后，康有为则写了1篇《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的文字。这些游记文章大多是借题发挥，运用经验知识和所见所闻，纵论中国的历史、政俗，其中精华与糟粕杂陈，真理与谬误互现。

1904年至1907年间，康有为曾三度游瑞士，他的《瑞士游记》中对其境内的湖光山色称赏不绝。开篇即言，“瑞士非国也，欧洲之大公园也”，称其“四季宜人，夏则青草绿林，可以避暑；冬则危崖大雪，又能以大湖消寒”。康有为在游记中以他惯用的夸张语气说：“天下山水之胜美聚丽既瑞士为第一，而瑞士之妙丽胜美以m顺为第一。”这里说的“m顺”即卢塞恩（Lucerne），以其皮拉图斯山之风光而著名，康有为用“危峰颠白雪”“明月常照人”来状写其景观。康有为对此地很喜爱，甚至还注意到日内瓦等地的房价，或许表示他曾有长住此地的愿望。当时的康有为已与华裔姑娘何金兰结婚，她通晓英语，两人相偕游历欧洲，有家有室，想安定下来也不足为怪。

此后，他又经奥地利、匈牙利、丹麦，一路到了北欧国家瑞典，然后经荷兰、比利时至德意志。在荷兰，他参观游览了沙俄彼得大帝隐姓埋名、易服学艺的造船厂遗址，并购买彼得大帝遗像数十幅，寄赠国内友人。不久，他去往巴黎，再游法国。由于1905年出版《意大利游记》之后，康有为事务繁多，原定继续写的瑞士、奥地利、匈牙利等国游记都搁浅未成。直到1907年，才出版了《法兰西游记》，其中大半篇幅都在叙述法国大革命，以论证自己“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态度。

还是在1904年，康有为路过瑞典时，便被这里的风情吸引，他在游记中形容瑞典的美景时写道：“瑞典百千万亿岛，楼台无数月明中……岛外有湖湖外岛，山中为市市中山……欲徙宅居之。”他这时手中颇为富裕，斥资买下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的沙丘巴登（意为盐湖浴场）地区的一座小岛，并在岛上建起中国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据考证，为购买此处小岛，康有为花了万克朗买下，又花了几千克朗进行修缮。“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十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

在瑞典生活期间，康有为走访了城镇乡村，参观了监狱和贫民窟，闲暇时到歌剧院、皇宫和公园走走。三年后，康有为离开久居的瑞典，又踏上行程，这次首先游西班牙南部古城，寻访伊斯兰文化的历史痕迹和残余风物。中古时代，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开创过辉煌的伊斯兰教文明。直至1492年，格拉纳达末王七世向伊莎贝尔一世和斐迪南二世交出王权之钥。康有为的行程追溯着摩尔王朝之历史演进踪迹，依次游历托莱多、科尔多瓦、 格拉纳达以及塞维利亚。

1908年，康有为还与北极光有过一次梦幻般的邂逅。那天，他和女儿康同璧还在北欧冰海雪山间午夜观日出，他在诗中描述了自己遭遇的奇景：“夜半十一时，泊舟登山，十二时至顶，如日正午。顶有亭，饮三边酒，视日稍低如暮，旋即上升，实不夜也，光景奇绝。”如非亲眼目睹，一个封闭国度之人难以如此生动地描述“午夜时分，却日如正午”的极光美景。

二古国游历

康有为还曾寻访印度、希腊，他对于文明古国都很感兴趣，并在笔记中详细记述，加以评论，其内容一方面是对历史遗迹的赞叹与对悠悠古风的怀想，另一方面则伤悼于古国今日的文教衰颓。

康有为敏感于气候风貌，并认为文明气运的存亡是和气候与水文地理直接相关的，游历之时，眼前的故是今非的历史陈迹，也强烈地撩发起康有为的故国之思与人世兴废之忧惧。

康有为的印度和希腊之旅，分别留下《印度游记》与《希腊游记》，此2篇为他的古国旅行记中留存最全和记述最详的。古印度、古希腊是与古中国并驾齐驱的三种文明，代表三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而康有为并不仅仅是参观游览，描述风光，而是企图透过他自己的观察来对不同文明的发展作一估量。

1908年夏天，康有为最后一次旅欧归来，回香港省母，康有为行至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等候黑海船期。因为天气酷热的缘故，他昼夜都在某园的水榭旁闲坐消暑。夏日中午的东欧公园，独憩于亭上，耳边只有鸟啼之声，数年来的舟车辛劳似乎已经离他远去，他作诗咏其心境，有“绝无人到忘身世，故国园亭梦似归”。这大概是一个常年游历在外的人，最平静安宁的时刻吧。

读中国书，游外国地

康有为海外沿途的见闻议论，集中代表了晚清一代“读中国书，游外国地”的士大夫之心怀和理想。清朝灭亡后，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文化知识和风俗掌故日益增广，无需借重这些海客瀛谈来了解世界，于是康有为的旅行记在当时大多未得以发表流传。后来，蔡元培欧游归来，倡导带有文化复兴意味的“以美育代宗教”；梁启超欧游归来，抒写《心影录》，宣称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蒋梦麟数年后回忆清末民初之际的留学经历，反思“西潮”，重又对中国传统文化投去温情与敬意。他们多少承继了康有为旅行见闻中的基本思路，独行于流亡之途的“天游之民”，于此间当谓“道不孤”。

辛亥革命后，满清的皇权被彻底废除，康有为回国后，曾请著名篆刻家吴昌硕刻过一枚朱文小字印章，别开生面地写道：“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

在康有为漫长的流亡生活中，世界各地华侨的慷慨资助，成就了他周游世界的独一无二的非凡经历。在16年中，他的游踪环绕地球三周，足迹遍布五大洲，访问了42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足迹曾至于亚洲喜马拉雅山、美洲落基山、欧洲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都有长歌题咏之作。

康有为为此自豪：“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的确，他的旅行时间之长、涉足之广，在他的时代当之无愧处于冠地位。

闲话“圣人”康有为2

中国是个出“圣人”的国度。自古以来，文圣、武圣、诗圣、书圣、画圣、棋圣、茶圣……各领。康有为也名列其中。那么，康有为的“圣人”称号又是怎么得来的呢？

据梁启超讲述，康有为“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全人’也”。原来，“圣人”二字是康有为儿时的口头禅，“康圣人”是“乡里俗子”为康有为取的绰号。

康有为的一生可谓丰富多彩。他曾经请吴昌硕为他刻了一方闲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样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旁人看来确实是难以企及的。但是，如果讲值得后人引以为戒的地方，康有为也有。

从维新变法领袖到保皇党人，这是康有为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与其弟子梁启超的决裂也是由这里造成的。大约在1923年前后，康有为应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之邀到西安游览讲学，在卧龙寺参观时发现四大柜子的《南宋碛砂大藏经》。对于经卷版本，这位南海先生可是大行家。这样难得一见的海内孤本是求之不得的宝物。当时他就生出将经卷弄走，然后翻印出版借机生财的想法。于是，他和寺内住持僧景慧（一说定慧）商议，说寺里的这部经卷已然生出了蠹虫，而且残缺，他出于好心，愿意用正续藏经两部交换，这部坏了的就由他带走修补整理，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可以立下字据。“圣人”的拳拳热忱使寺里的僧人很是感激，于是双方订下合同，签字换经。

合同签订后，康有为马不停蹄地将经卷运回居住的中州会馆，准备立即起程。哪知道这件事情被“易俗社”的创始人李桐轩知道了，立即与其子李约之、李仪祉以及进步人士杨叔吉、刘映春、李藩、高成忍等将这一事件在报纸上披露出来，并且到处散发传单，通电全省。于是这桩轰动一时的“盗经事件”引起陕西全省和省外文化界人士的关注。据说还闹到法庭，法院将传票送到中州会馆。更有一批莘莘学子摩拳擦掌地等候在康有为必经的东门外，准备在他离开时用武力解决。看到自己的计划落空，而且弄得满城风雨，“康圣人”觉得大丢颜面，无可奈何之中将经卷归还，可惜的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所遗失和损坏。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康有为也不好在西安多呆了，于是向刘镇华告辞。就这样，“康圣人”结束了他的西安之行。不久，上海一家报纸刊登出一幅漫画：在一个写有“卧龙”两个字的庙门前，二个人挟着经卷在前面奔跑，一个僧人在后面紧追，漫画的标题是“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还曾经有人撰写过一副嵌有康有为姓名的对联，上联是：“国家将亡必有”（语出《礼・中庸》：“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下联：老而不死是为”（出自《论语・宪问》’：“老而不死，是为贼”），横批是“王道无小康”（也有写做“兽而康”的）。对联以诙谐辛辣的语句把这位的领袖比喻为妖孽与盗贼。

在康有为赴西安讲学的时候，全国范围内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一直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夫子已经被谑称为“孔老二”了。在“打倒孔家店”的风潮中，康有为的到来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为了保证讲演的顺利进行，省长刘镇华亲自到现场主持，可谓是给足了这位“圣人”面子。可是，演讲刚一开始，康先生的一口广东话就让听讲学生兴趣索然，纷纷离席。刘镇华―面忙让陪同康有为一同前来的张扶万做临时翻译，一面让兵卒堵住大门，不许学生出去，但还是有学生跳窗跑了。此次演讲就在这样的气氛中草草结束了。有些学界人士对康氏的此次演说很不满，说演讲内容很是肤浅，明显觉得康有为瞧不起西安人。他是把陕西人“当小孩子看”了，所以大家才对他反感。时任陕西省议会议长的马凌甫先生在《我所知道的刘镇华》一文中回忆说：“康有为到西安，态度极骄傲。不管什么人见他，他都是带着教训的语气来讲话。长安县长王文同是一位老先生，和康有为见面的时候，康问长安县有多少户口，王一时答不上来，他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连户口二字都不懂吗？户，就是窗户的户，’同时用手指着他自己的嘴说，‘口，就是这个。’弄得王文同面红耳赤。像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像“盗经”这样的“轶事”，在康有为的一生中并非仅见。据张大千讲，书坛名家清道人（李梅庵）花了四百块钱购得宋朝陈抟（希夷）写的一副对子：“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对联刚刚挂上半天，就被康有为见到。他借去欣赏，直到清道人去世，对子也没有归还，只是送来一副挽联和六块大洋作为奠礼。后来张大千的老师曾熙（农髯）对康有为的所作所为愤愤不平，要为清道人的家眷讨还公道。他写信给沈子培（寐叟）说：“梅庵身后这样穷，更生（康有为字更生）真太对不起老友了，他如果不把陈希夷的对子还清道人家属，就非送一千元奠敬不可，不然我就要请律师和他打官司。”最后，钱是送了，对子依旧不还。

乔大壮先生生前也讲过康有为的另一件奇闻：号称“清季四大家”之一的词人郑大鹤去世后，康有为打听到郑家珍藏着不少的宋版书。他找了个郑大鹤儿子不在家的机会，打着悼念老朋友的旗号到郑家来，一番拜祭之后，他对郑氏的遗孀说：“大鹤生前答应要送给几部书，现在他死了，我今天特来取去，拿来纪念老朋友。”看到刚才康有为痛哭流涕的难过样子，不知底细的郑太太哪里能想得到，大名鼎鼎的“康圣人”是来骗书的。她打开书橱，康氏毫不客气地拿了许多的宋版书籍，而后扬长而去。等到郑家公子回来，大呼上当，急急赶去讨要。“圣人”使出更加高明手段，不等郑少爷开口，他便赶上前去，拉着郑少爷的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如丧考妣般哭诉着他和郑大鹤的交情，还天天用燕窝鱼翅宴席款待这位郑少爷，就这样一连几天郑少爷最终没有好意思开口讨还图书，只得悻悻而归。

康有为的日常开销相当大。他曾经兴办过一些企业，似乎都不景气，主要的收入还是靠卖自己的作品，另外，随便弄一些字画瓷器，亲自加上题跋和注释说明，然后在寓所里举办展销。慕其大名的人们，尤其是外国人纷纷解囊，重金购买。这些大上其当的人哪里会想到“圣人”的伎俩！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名副其实的书法大家，历史地位毋庸置疑。对于书法，他不仅有在前人基础上总结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的理论，而且还有独具面目、自成一家的“康体”书法，在清末民初的书坛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一部《广艺舟双楫》是书法史上一部承前启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康有为对自己的书法也相当自负，从他遗留下的大量的书法墨迹当中，从未发现有在他人名下加写“指正”“教正”一类的谦辞。如果按照他的性格推论，或许是觉得还没人有资格“指教”他。康氏一生的书法境界其实只是停留在继承与创新的范畴，尚处在容纳与发展的阶段，还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达到“通会之即，人书俱老”的境界。即便是在他晚年所写的像《谢恩折》这样的东西，看似老笔纵横，细细品味，还是有造作之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和他本人的性格特征有很大关系，好高骛远是贯穿他一生的缺憾。这位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一贯渴望标新立异的一代才子，检点一生，最终的结局正像他自己在诗中所说的那样：“一事无成人老矣，惟将谈艺擅千秋。”是自矜还是无奈，个中滋味，也许只有他自己清楚。

作为书法大家，康有为有些言论颇为有趣。郑逸梅先生讲，康有为曾经说：“古今书法家以坡最劣，彼不知用笔；故意装腔作势，若从余学，应先打四十戒尺。”在教导后学，尤其是在辅导已经有所建树的书坛学子时，康氏的有些做法令人费解。据潘博婴先生在《书法杂论》中说：“友人周南陔先生曾告我，昔在洛阳吴佩孚大营中遇到康有为，康先生主张他用鸡毫。他说没有，康即时赠他两枝。次日康的弟子某君来访他，即说你不要上先生的当，先生自己平日并不用鸡毫。”是善意诱导还是有其他目的，不得而知。

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上，康有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儒；他对于学术领域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1891年5月在广州刊行的《新学伪经考》和1898年在上海刊行、由弟子梁启超、陈千秋、韩文举、梁朝杰等人协助完成的《孔子改制考》是其学术研究中的两部名著。《新学伪经考》写作于1890年―――1891年间，是在康氏的两个弟子梁启超和陈千秋的协助下完成的。该书发行后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梁启超形象地比喻为“思想界一大飓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历史往事已经很难找到确凿的根据。曾克高先生1961年10月出版的《颂桔庐丛稿》中说：“他（指康有为）因得了宰相翁同■的保荐，光绪皇帝十分信任他，大大的重用他。”这是在当时一种被普遍认同的观点。可是，在翁同■已亥（1899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却有这样的一段话：“《新闻报》记十八日谕旨，拿康梁二逆，并及康逆为翁同■荐引，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对于这件人所共知的事情原委，康氏没有表示过任何可否。

康有为是一位具有强烈维新意识的思想家，同时又是―位富有浪漫色彩的诗人，在现实中的失望往往再用自我陶醉的幻想加以弥补和渲染。这也许正是他一生“好做大言”的原因。康有为变法失败后，先是躲到美使馆，在供职于交通部的弟子协助之下，藏进平津铁路的运煤列车才得以逃生。可是后来，康有为在《丁巳十月廿二夕美使派文武吏士专车护送出京》诗中写道：“使馆重烦文武吏，锋车专发护逋臣。电灯照耀穿中路，剑佩森严夹转轮。马厂乍停梦惊炮，天津迩止我为人。戊戌闭门停铁道，甘年伺首重酸辛。”这那里是仓皇逃命，简直是一次威风之极的壮游。

李可良先生在《我印象中之康有为》一文中对这位“圣人”作过一段非常中肯的评价，说康有为“天才，大胆，野心大，敢说敢做，是他一生的长处；粗心，大意，矜奇立异，自负太甚，是他一生失败的关键”。

如果说康有为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失败，那么，他最大的成功是对少年梁启超的培养塑造，这对梁启超的人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梁”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体。他们之间的几次矛盾冲突也从侧面显现出康有为的人格个性，用梁启超的话说：“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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