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范例【精选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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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第一篇】

关键词：具象主义绘画；中国精神

具象绘画不是指某个艺术流派，而是指一种艺术现象。它通过对传统写实绘画的批判、继承以及对现代主义艺术的反思，同时也是在西方写实绘画回归传统的现代思想潮流下发展起来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公众意识形态和世界价值观的潮流趋向以及自由创造精神的变化特点，更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趋势。具象主义绘画的出现使得具体形象重新回到画面中，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具象主义绘画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绘画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西方文化的交流，新的绘画艺术思想以及其作品影响了中国当代一批绘画艺术家，形成具有时代感与本土特质的中国新具象艺术。而在众多的中国具象绘画艺术家中，刘小东与忻东旺无疑是其中最具重量的两位。

作为中国当代新具象主义绘画艺术家，刘小东与忻东旺两位的绘画语言从本质上讲其实是借鉴了西方具象绘画大师弗洛伊德的艺术语言形式，只不过具体内容和关注、表现的角度不同。 刘小东以描绘城市普通民众和身边的人群为主，在他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是对于日常状态下，对那些过目难忘的个体形象和精神状态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中，人们不难在刘小东作品中品味出调侃和玩味。 “生活化”和“日常性”可以作为刘小东创作特征的概括，不管是人物形象特点还是生活存在环境，就是最后创作体现出来的效果等，它似乎保留着日常生活中偶然留下的痕迹，而其中“生活化”和“日常性”的表述，就体现在了对于绘画语言和表现技法运用的随意性，以及对画面效果的艺术形式、构成特点和语言层次等视觉构成要素的自由表达上。刘小东虽然借鉴了弗洛伊德的具象主义绘画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等特点，但明显具有更加自由抒写的自我性和独立性，这些都可以从刘小东表现技法运用的力度、人物型体特点的造型以及对油画材料的厚薄色层把握上见出端倪。例如创作于1996年的《烧耗子》，所表现和反映的就是日常生活中人物所体现出来的百无聊赖和漠然恍惚的存在状态，画面中对于叙事环境、空间内容与氛围处理的都是极其生活化的，就是不经意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的事。站在观者的角度，画家以第三者的视角和中立的精神状态，在忠实于自己眼睛的情况下，将事情发生的瞬间记录并表现了出来。而这种“真实”的描写，既不代表过去，也不代表未来，所有的只是中立的、记录的平铺直叙。

刘小东用较为直接的艺术话语，采用平铺直叙式的表现方式来表达他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人艺术创作状态的记录。而忻东旺以一种新现实主义手法来表述对当代农民在都市中所存在的尴尬状态和人性关怀，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以凝重的笔触表现来隐喻生活的沉重。忻东旺在他的艺术中自觉融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特点，吸收和融合了中国当代社会生存意识的总体特征，体现了艺术家对于人文关怀的理解和表述。在忻东旺的画面中所出现的人物、环境以及细节等等，看起来是经过了作者的精心布置的，没有刘小东的那么随意性，人物的身体细节和精神氛围，所刻画出来的都是那么具有凝重力。不管是造型还是内在精神世界，二者的结合恰到好处。

刘小东的作品色彩一直保持着明快与放松，并且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长期注重用笔的笔触感觉和效果。忻东旺的色调则注重的是厚重与质朴，而且比刘小东较多的使用了油画刀塑形。在观察角度，或者说画面的视角效果上，刘小东的艺术视线总在有意无意的寻找一个异乎常态的角度，而且多数带有一些特殊角度或是有意为之的变形。忻东旺的视线如同他尊重生活和所描绘的人物一样，是超近距离地观察和审视，这种强聚焦形成平面空间和纵深空间的双向压缩，以及比例关系的夸张和强化，让观众和他更贴近画面人物。

从整体风格上来讲，忻东旺和刘小东虽然作品的关注点不一样，在绘画语言上有所差异，但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在对人生活状态的关切和思考。对正在探索具象主义绘画的中国画家来说，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和社会国情的研究与探索是中国具象主义绘画自我独立发展，并彰显个性的基础和艺术源泉。如果中国的具象主义艺术家能够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发展和审美意识等角度出发，广泛地挖掘运用民族题材，进行大胆的创造与探索，必将会开拓出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常宁生。《国外后现代绘画》[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

[2] 杭间。《新具象艺术在现实和内心之间》[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99

[3] 阿纳森（美）.《西方现代艺术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中国精神【第二篇】

传承下来的美国企业或企业家精神的核心理念之一是自利，直白一点说就是贪婪、逐利。在他们看来，自利意味着个人自由，意味着为了个人梦想可以任意挥洒，政府、教会等无权加以干预。

这种自由于是派生出了实用主义、献身精神、人文情怀等后来被我们顶礼膜拜的美国品质。亨利•福特说：“我寻找了近20年之久，才在底特律这个志趣相宜的环境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而中国企业则从一开始就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的企业，其使命是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企业家不过是“大家信任而能力较强的好伙伴”而已。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企业家心中自然而然会有一把度量衡，权衡失与得是否对等。

企业精神的变迁，其实是外在政经语境潜移默化改变前提下企业家心理的变迁。这里有必要提到一家中国企业――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在2007年3月，上演了一出扑朔迷离的“商业秀”，先是在两会上抛出“限外”的议案，而后自爆“达能低价强购娃哈哈”，并煽动民族感情以“驱除鞑虏”。人们颇为不解：假如你不愿意俯首称臣，为何当初白纸黑字签下合约呢？

这其中就涉及到利益补偿的问题。娃哈哈发展到现在年营收170亿元的规模，包括宗庆后自己在内，都认为这与他的治理和运营策略得体有关。现在老宗就要退出江湖，女儿尚且稚嫩，政府又在娃哈哈参股。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宗庆后策划了一场戏，要么借力将达能挤到弱势角落，要么直接套现走人。

这显然是非正常的出牌方式，与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相悖，但对宗庆后们来讲，却是一箭双雕之策。不过这一事件也警示我们，企业如果一开始不以牟取私利为主要或唯一目标，而是被人为扣上各种颜色的大帽子，将来走上正规、发展壮大后必然面临一个资本和利益补偿、赎回问题。这便是中美企业精神最大的不同。

从这一意义上讲，动辄就要让中国企业和企业家讲社会效应、慈善的呼吁显然有些“大跃进”思维了，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最大的短足是“自私”不够彻底，企业家被提前赋予了其不可能做成、不想做到、其实也没有义务做到的一些使命，反而使自己的腰包迟迟鼓不起来。

这便是“原罪”发生的某种必然“机缘”，也是许多企业最后轰然倒塌甚至昙花一现的伏笔。

中国现在的经济转轨很特殊，那就是真善美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在变的。这无疑是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最为头疼的一件事。

所以企业必须学会乖巧，或者说是忍耐。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主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舛，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

我们固然艳羡并推崇那些胸怀天下、兼顾社会利益、人格卓越的企业家，但就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中国企业远没到群体性卓越的阶段。王石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转化成了企业发展的动力和利润源，也是无法量度的。相反，更多企业似乎都在挣扎，利益多元与利益重新分配规则缺失下的挣扎。

所以说，中美企业精神的培育土壤和格局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企业要向美国企业家借鉴的，首先就是忍耐的品质，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目的是为了牟取更大的蛋糕；如果政府部门也有意向美国政府借鉴引导企业常青的奥秘的话，首要的则是给企业简简单单“自私”的权利了。

以退为进是手段而非目的，它注重的其实是企业、政府及社会一种不即不离良性关系的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讲，宗庆后想借行政力量挤兑达能的作法，是一种扭曲且不健康的商业伎俩，过犹不及，注定为世人所不齿。遗憾的是，行政力量悄然“应声”而动支持娃哈哈，这同样是一股不和谐的暗流。

中国精神【第三篇】

红岩精神的科学命题

1985年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原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重庆红岩村，深情回顾当年的革命岁月，题写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红岩精神由此正式冠名，传扬开去。

1991年4月16日，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视察重庆，他瞻仰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亲笔题词：“发扬红岩精神，沿着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道路奋勇前进。”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再次视察重庆，发表了重要讲话，指出：“风雨如磐的革命岁月，培育和形成了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红岩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全社会要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在新世纪继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这段论述，充分肯定了红岩精神在党和民族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和对全党全社会的巨大作用。

2002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前夕，胡锦涛同志到重庆考察工作时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这是在新形势下党中央对继承和发扬红岩精神的伟大号召。

中国革命精神中的红岩精神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孕育过一系列伟大的革命精神，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成功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奉献了井冈山精神，其内核是“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努力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政治勇气”。在长征路上，我们党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克服了千难万险，实现了战略转移，奉献出长征精神，其内核是“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奉献了延安精神，其内核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完成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战略决战，完成了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奉献了西柏坡精神，其内核是“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执政镜鉴，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并不断探索执政规律长期执政的伟大起点。

与这些辉煌胜利与伟大精神同样彪炳史册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奉献了伟大的实践成就和光辉的精神成就。

在实践方面，南方局创造了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伟大业绩：坚持政策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维护国共合作，推进抗战向前发展，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工作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开拓统一战线新格局；开展国统区抗战进步文化运动，造就革命文化大军；突破国民党外交垄断，开展国际交往，为新中国外交工作奠定基础；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把国统区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在精神方面，南方局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

因此，红岩精神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而丰富了与中国共产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建立的丰功伟绩相辉映的精神宝库。

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两大革命精神。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升华，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共产党人全新精神风貌和崇高思想境界在那一时期的集中体现。红岩精神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曲折发展中走向成熟的时代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性的政党公开走向国统区的政治舞台的重要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从“山沟”走向世界政治大格局的开端。红岩精神与延安精神具有同一性和继承性。

首先，它们都是我们党一贯指导思想和宗旨在这一时期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本质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们都是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党在幼年时期，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屡起屡仆，屡仆屡起。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长征的胜利，才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才有延安精神的形成。周恩来等到重庆，带来了延安精神，带来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特别是克服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模范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大后方的大多数群众。我们党走向成熟，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团结多数，统一战线”。因此，红岩精神是党在政治上成熟的表现，是对延安精神的继承。

其次，它们虽同时产生于抗日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但所处的具体环境又不同，这就使得红岩精神较之延安精神既有共同的时代特征、精神实质，又有具体内涵和独特个性。延安精神产生在抗日根据地，而红岩精神则产生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在这既是染缸又是虎口的重庆，要“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绝难做到的。这就决定了红岩精神所独具的鲜明个性，是中国共产党在适应城市政治斗争，在应对城市复杂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抵制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过程中产生的。从这一角度讲，红岩精神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当代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精神【第四篇】

颜晓峰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激励。没有昂扬向上的中国精神，就没有先进正确的中国道路，就没有无穷无尽的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离不开中国精神的激励引领。

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总称。民族精神构成中国精神的民族之维，是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民族灵魂；时代精神构成中国精神的时代之维，是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时代灵魂。精神的继承、延续和光大，依靠熏陶、养成、培育。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弘扬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构建。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表现为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民族文化的深层认同；表现为维护国家利益，尽心尽力为国贡献；表现为共向“中国梦”、共圆“中国梦”、共享“中国梦”。有了这样的民族精神，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坚实的精神支撑；这样的民族精神越为深入、有力，实现“中国梦”就越为可能。

时代精神是从历史到当代的延伸与变革，是从民族到世界的扩散与冲击。在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未来的进程中，中国精神呈现时代精神，中国发展呼唤改革创新精神，改革创新成为中国精神的主旋律，世界潮流反映在中国精神之中。“中国梦”是百年梦，更是时代梦。时代精神催化着“中国梦”，张扬着“中国梦”，也充实着“中国梦”。

杨玉玲 西安政治学院教授

爱国主义作为最能维系中华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的情感，是集合民族意志、凝聚社会共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最深厚的思想政治基础。今天，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下来自外部的种种风险挑战，面对社会多元多样的思想观念，面对各种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靠什么凝聚人心、集聚力量，实现中国梦？仍然靠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梦的本质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是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理想追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就能有效激发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怀，并使之转化为报国奉献的实际行动，就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伟大中国梦实现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