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伪满洲国范例实用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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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伪满洲国1

迟子建就在这样的光与声中长大，清风，明月，森林，绚烂的北极光……自然的神奇与魔幻流淌在她的血液里，最后幻化成她笔下的文字或者故事的底色——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写乡土，写大兴安岭，写哈尔滨。

北极村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

和哈尔滨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

大兴安岭下的北极村是迟子建的原乡，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迟子建的父亲迟泽凤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喜读诗文，因为对三国时代曹植名篇《洛神赋》喜欢至极，而曹植又名曹子建，于是就给女儿取了“迟子建”这个名字。

成年后的迟子建和曹子建一样，写出重量级的名篇。而最初的文学滋养，除了父亲所读的那些古典文学，还有那漫漫冬夜里的神话故事——小时候，迟子建跟外婆一起生活，外婆特别会讲神话故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像是跳跃在黑暗冬夜里的火苗，照亮迟子建的想象力。

她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注入那些神奇，写就鄂温克人一个民族的变迁史：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群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他们信奉萨满，游猎于森林中，在严寒、猛兽、瘟疫的侵害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

纯净而又神秘的意境，铺成故事的底色，这部小说调动了迟子建所有的童年记忆和生活经验，少年进山拉烧柴时，她就曾不止一次在粗壮的大树上发现怪异的头像，那时候父亲告诉她说，那是白那查山神的形象，是鄂伦春人雕刻上去的。“那是我所熟知的背景和气象，因为我从小出生在那里，大自然一年四季风云变幻，我了然于心，并且与他们有相似的世界观。”正是这样的成长环境和生活背景，帮助她写就一部重量级的小说。

北极村之外，是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哈尔滨，如今可以确切地称之为她的家乡。“对这个城市，我一开始好像找不到感觉，心底还是恋着我的故乡大兴安岭。”与这个城市真正亲近起来，始自迟子建的一次外出归来。那次她坐机场大巴回市区，正是深秋时节的黄昏，北方那寂寥原野上的清秋之气，让迟子建突然心头一热，“这就是我生活的城市啊，它的美一直存在，与我生命中的某一部分是共通的，只不过我忽略了它。”

2013年5月，迟子建在新作《晚安玫瑰》中，再次书写哈尔滨，关于哈尔滨的老故事——19世纪末，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迁居哈尔滨，使哈尔滨一度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聚集中心。迟子建在《晚安玫瑰》里塑造了一个凄美的故事，经历非凡岁月的犹太老人吉莲娜，在这里历经挣扎，最后完成自我的救赎。“故事发生的场景，我都走过。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美到让人不能不动情。”

现在，有很多人因为看了迟子建的小说，去大兴安岭，去哈尔滨旅行。于迟子建来说，那是她的灵魂和文学的根源，“我真应该感谢上苍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

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

2002年的5月3日，迟子建的老公丈夫黄士军从哈尔滨开完会后，在回家途中给岳母去了个电话：“妈，你不要惦记，我们还有十多分钟就到啦。”可是，就在这短短的十分钟内，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这天，黄士军因为意外的车祸而丧生。

迟子建一直觉得，自己不属于那种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她的缘分到得很晚，在她34岁的时候，她认识黄士军。他陪她走过了四年的相爱时光。“那是我过得最幸福的一段时光，从创作上就能看得出来。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长篇《伪满洲国》的创作。如果不是那种状态，我是没有那种勇气触碰那么宏大的题材的。”事后再来看这部赞誉无数的作品迟子建觉得它既承载着良好状态的恩赐，也承载着对丈夫的歉意：“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丈夫刚刚去世那会儿，迟子建总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知道，以后连电话都不能打了。

“切身经历了生活的变故之后，我一度觉得上天对我是不公平的。因为我是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循规蹈矩，没有恶习，从不欺骗感情；而那些挥霍生活的人，却活得很好。我总是想不通。后来，我慢慢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无论有没有宗教信仰，我们都要坦然地正视命运。”她用写作来化解自己的悲恸，真正让她解脱的是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

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爱人——一名魔术师因为车祸离开人世，带着悲痛，她决定前往曾经与丈夫相约要一起去的三山湖。一路上，这个曾经以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见证了世间的种种不公、苦难和死亡，最后，她终于超越表象的痛苦，直抵命运的本质。故事的结尾，魔术师化成了蝴蝶，环绕在妻子的身边，最后落在她的无名指上。

而这一段的描写，因为有着切身的生活体验，于是浪漫主义之中带着凄美——小时候，迟子建和伙伴们经常会从山林中捉蝴蝶放在纸盒子里，每次一打开纸盒子，蝴蝶就会扑簌簌地飞出来。丈夫去世之后，她一直保留着丈夫的剃须刀盒，盒子里还有几粒丈夫的胡茬儿，胡茬儿曾经连通着丈夫的血液，这让迟子建觉得他还有呼吸。所以，有时候迟子建会不自觉自动地打开那个盒子，“我老觉得我打开的一瞬那里面会有变化，所以我很自然地写到了这样的结尾，我真的觉得会有一只蝴蝶飞出来。”

“一只精灵般的蓝蝴蝶飞出了剃须刀的空盒，落在她右手的无名指。”这样的结尾，对于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种安慰，而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讲，其实她更希望是告慰已去的人。所以到故事的结尾，蝴蝶的出现代表着女主人公痛苦的化解，也代表着迟子建痛苦的安放。

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

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现在的迟子建，除了参加一些交流活动，处理作协的一些事务性工作，更多的时间依旧倾注在写作上。她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成名后依然坚持不懈创作的作家，几乎每年，她都有新的作品问世。“我特别佩服一些到老还在写作的作家，例如雨果。他在八十岁还写了《九三年》，那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还有托尔斯泰，在他晚年的时候，甚至在他临死前，他都仍然以写作为乐趣。”

她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到了七八十岁还能够协作，那简直是人生第一大幸事。在她看来，现实生活和写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如果能够一边生活，一边持续不断地写作，那么就等于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而拥有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简直可以说得上是足足比别人多活了一世。

她身上这种天然纯净而又不疾不徐的气质，打动无数人。刘震云说，他欣赏的两位女作家，一位是萧红，另一位则是迟子建，而她们恰好都来自那片黑土地。“生活中的迟子建好像永远是开朗、沉静、厚道和不计小节的女孩，善良的人都能成为迟子建的朋友。”

王安忆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迟子建的欣赏：“我最先是从照片上认得她，那时还没看她小说呢。看照片就觉得她很会笑，她笑得那么明朗，她也不是疯笑，也不是媚笑。就是一种非常开心的笑，我觉得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我就觉得这个人可以写出好东西，然后我看到了她的小说。我不是说她小说写得如何完美，我就觉得她有生气，她好像直接从自然里面走出来，带着勃勃的生气。”

迟子建在好多部小说中，都会以一种自述的方式来展开一个故事，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当中，讲述者是这个民族当中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清晨中，这位历尽沧桑的鄂温克老人看着风和雪讲起了故事。

而迟子建希望看到的自己，是如果有幸能够活到90岁，把要写的都写了，要表达的都表达了，空间拓展到了无法再拓展的那个边界，还能喝一杯酒，老眼昏花地看着窗外的树，或者是那呼啸的风和雪，然后就没了，这是她所希望的人生终结方式，“也许窗外的树木和飞鸟会觉得，啊，有一片人间的叶子飘落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面的5篇迟子建伪满洲国范文是由山草香精心整理的迟子建伪满洲国范文范本，感谢您的阅读与参考。

迟子建伪满洲国2

关键词：动物形象；人文关怀；生态意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8-0011-01

迟子建总是用温暖的笔调通过一个个苍凉的故事讲述人间的真情。她的小说几乎每篇都要出现一个动物形象，这些多姿多彩的动物形象在故事的叙述之中起着重要的情节推动作用，她让这些具有纯真特性的动物陪伴在人们身边，给故事的主人公以温情和抚慰。

一、动物形象的分类

迟子建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是复杂多样的，她塑造了一系列的家畜形象。这些动物形象构成了迟子建小说中动人又感人的灵性世界。这些动物形象按照不同的特质可以分成三个类型：具有动物性的动物形象、具有人性的动物形象和具有神性的动物形象。

迟子建写出人类和家畜之间亲密的情感，展示了家畜身上美好的动物性。她所表现的动物性是动物本性中的良好特质，比如《北极村童话》中傻子狗的忠诚、《一匹马两个人》中马的勤劳等，在这些动物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温存、忠诚、勤劳、勇敢等美好的特质。这些家畜不再是人们的食材和劳动工具，而是和人类共处的伙伴。这些动物以本性中的美好与人类结交下深厚的情谊，甚至在人们悲伤、绝望、无助的时候给人们以安慰和帮助。

迟子建笔下还有一批具有人性特质的动物。当现代社会的物质欲望让人们变得麻木不仁、冷漠相生的时候，她试图让具有人性温情的动物唤起人们内心对真善美的共鸣。《一匹马两个人》中老马陪伴老两口一起走过多年的岁月，它勇敢、勤劳又善良、宽容，这些品质超越了动物性自身，是一种人性的体现。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形象还具有神性。比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额尔古纳河右岸》、《伪满洲国》中为主报仇的猎鹰、托梦延长老猎人寿命的狐狸等等。这些神性动物形象的创造与迟子建从小受萨满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她创造的神性的动物形象可以寻见这些宗教文化的身影。她笔下的神性动物形象具有感恩助人、佑人平安的作用，主人公与这些动物形象之间形成了一种宗教崇拜式的关系，表达了迟子建对大自然的尊崇和礼赞。

二、弱势人物与动物相伴的模式

迟子建总是把动物形象放在一些弱势人物的身边，构成了一种由弱势人物和动物相伴的叙述模式。让动物以自己的动物性、人性和神性来弥补这些弱势人物在社会中的某种缺失，最终形成一种人和动物相处的和睦模式。

迟子建的小说总会出现一些相对弱势的人物，他们身处在社会的边缘，多为智障者、残疾者、赢弱的老人、孩子。这些人物都是外表看起来残缺、不健全的，但内心世界却是极度纯净、纯真的，他们在功利的社会里保持一颗纯真之心，退出功利的争夺，以真挚的赤子之心来面对这个世界。在小说之中。动物往往成为这些弱势人物的同盟者与忠实的伙伴。这些动物拥有的美好品格和这些弱势人物本身的纯真之气是相互吸引，相互补充的。他们都拥有一颗纯真的心，他们的心灵世界是相通的，情感上是互相抚慰的。在这些人生活困顿之时，动物会来安慰他们；在动物受难之时，这些人往往给予保护。动物用自己天性中的善良、忠诚来护卫主人的世界，甚至为了主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三、动物形象在作品中的意义

迟子建在动物身上寄寓了对美好纯朴人性的呼唤，她表现的是现代都市生活中最缺失的原始的纯真。在无意识之中。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生态意识观念。所以，这些动物形象身上显性的意义是对美好的礼赞，隐性的意义是对生态自然的呼唤。

迟子建笔下的动物虽然作为动物而生活，但却都具备了人性上的某些特性：忠诚、勇敢、纯真、正义、善良、温存等。迟子建认为这些品格正是现代城市文明进程中人们逐步缺失的，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逐渐进步，人类也相应地疏远了，人与人之间越加的冷漠。迟子建在作品极力呼唤纯朴的人性，她在弱势人物身上设置了纯净之气，他们在功利的世界里不去争夺，退出争夺用纯真的眼睛来看世界。

迟子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自己的生态观念，但她在作品中无意识的体现了生态意识。她认为“生物本来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但是由于人类的存在，她们却被分出了等级…一尊严从一开始，就似乎是依附着等级而生成的。”①这种对自然界万物众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是一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念的质疑。迟子建的生态意识在动物形象的创作上体现出来，她尊重动物。特别是家畜作为自然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她在表现人与动物之间情谊的过程中，隐秘地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颠覆，展现出不同生物各自的尊严，从而展示了天人合一的境界，达成了对生态意识的书写。

注释：

①迟子建。雾月牛栏・寒冷的高纬度[M].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迟子建伪满洲国3

关键词：迟子建 温情写作 现实合理性 去历史化 创作异数

迟子建作为当代文坛上屡获大奖的当红作家，相关的评论多如繁星。纵观对迟子建的诸多评论，无论是其作品的人物塑造、题材处理、美学风格等，大都离不开对其作品“温情写作”特点的分析。何谓“温情写作”？迟子建的小说一方面致力于刻画生存的艰辛与苦难，另一方面又通过努力挖掘人性的闪光点与日常生活的温馨来柔化这份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迟子建是将现实的沉重与人性的善相融合，给日常生活以诗意呈现，以此缓解现实的压力以及人与现实的冲突，实现对苦难的超越。我们姑且将这种叙事笔法称之为“温情写作”。

然而，中国当代文坛不唯独迟子建的作品有温情、有底层人物，为什么迟子建的写作高产、频频拿奖。这种“温情”背后有什么东西，“温情写作”是否遮蔽了什么？这种“温情写作”力量不足的原因是什么？迟子建的创作是不是一种自我重复，她的作品中有没有与“温情”不和谐的音符？以下，笔者将针对这几个问题，作简要的论述。

一、迟子建的温情写作背后是与现实保持着一种和解的姿态。

在迟子建的很多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主题：生活是艰难的，但人间是有温情的，温情是可以化解苦难的，因而生活还是可以过下去的，小老百姓平庸琐碎生老病死的生活都可以迸发出一种诗意温馨、流俗而又热闹的美。这种温情写作，可以说是对现实合理性的一种辩护。同时，迟子建对人物的塑造强调的是人的理性的一面，很少涉及到人的非理性的一面。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我们还是从文本出发。《雾月牛栏》中继父跟妻子的性行为被宝坠看到，他以为宝坠嘲笑侮辱了他，把他一拳打到牛栏上，让他变成傻子。@本来可以说是一个落后贫穷愚昧导致的悲剧，但在迟子建的笔下，让我们感受到朦胧的美感，宝坠也说了“和牛过得好好的，想那些不让我想起的事情干什么。”贫穷、暴力造成的人间悲剧尚未给读者造成震撼，便很快地被继父的忏悔、宝坠与牛的温馨相处化解了。

《白银那》马占军夫妇切断村里通讯、高价卖盐，一场难得一遇的鱼汛，由福音变成利益的争夺战，更导致卡佳死亡的悲剧。在村里人群情激愤的时候，剧情峰回路转，马占军回心转意将盐挨家挨户主动奉上，村民们恢复一团和气。然而现实生活中，马占军一类人物很可能继续维持高盐价，大捞一笔，深挖下去的话，可能会触及人性深处残酷坚硬的一面。就像阎连科《受活》里，受活人演出所得被洗劫一番之后，悲剧尚未结束，他们被关在纪念堂，被要挟拿剩余的钱买水买粮食，这种极端残酷的行为让人感受到人性的贪婪与自私、卑劣，引起读者的愤怒。然而，迟子建再次用人性的善、宽容化解冲突。

迟子建有几个作品都涉及到“强奸”这一行为，而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到疑惑与不可思议的是，那些作品中，女性遭受强奸之后的反应竟然是坦然接受。

《秧歌》中女萝被王二刀霸占后，她并没有像普通的女人一样寻死觅活，她在知道自己怀孕后逼迫威胁王二刀娶她，后来生了会会，竟然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平淡幸福。这个小说写到，女萝在结婚那天“脸上弥漫着温存平和的微笑，她透过窗户想象着外面有雪时的情景，那时，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该出世了，她觉得浑身暖洋洋的。”《伪满洲国》里宛云被痴傻的阿永强奸后，也逆来顺受给阿永当童养媳。《一匹马两个人》里薛敏被老头的儿子强奸，丈夫回家后受不了村子里人的指指点点，和她离婚，她恨丈夫不念夫妻情分抛弃了她，恨老头老太婆养了那么个孽障儿子，恨女儿不该出去叫人，恨胡裁缝不该报案，她可以忍下这羞辱，做得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女性对既定事实、对现实的一种无条件地服从，而迟子建在处理这一题材，特别是《秧歌》中，对强奸暴力都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化解了冲突。所以，暴力没有让我们触目惊心，暴力没有让我们感受到人的非理性，我们依旧可以感受到人生的暖意，跟现实握手言和。

二、迟子建的“温情写作”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日常叙事，值得我们思量的是其中的“去历史化的日常叙事”

迟子建的小说，我们前面说过了，她非常关注小人物的日常，乃至写文革的《花瓣饭》，长篇《伪满洲国》，历史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迟子建的重点不是叩问历史，而是挖掘历史背景中小人物的人性之光。但是这样一种去历史化的日常叙事，可能会牺牲历史的纵深感及对人性的深度挖掘。

比如说短篇《花瓣饭》，写三个孩子等待爸爸、妈妈回家，下雨了，爸、妈分别回来，又出去接对方，其间，爸爸还误会妈妈和梁老五有暧昧关系：就在三个孩子以为爸、妈寻了短见，大哭起来时，他们回来了，“爸爸和颜悦色地提着手电筒，而妈妈则娇羞地抱着一束花”，“爸爸妈妈的头上都沾着碧绿的草叶，好像他们在草丛中打过滚。而妈妈那件洋红色的衣裳的后背，却整个地湿透了，洋红色因此成了深红色”。1篇文革题材的小说，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夫妻之间的绵绵情意与日常的温馨美好。对此，迟子建在《越过云层的晴朗》后记中曾对《花瓣饭》进行补充说明。迟子建说，“其实‘伤痕’完全可以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当然，我并不是想抹杀历史的沉重和压抑，不想让很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文革’在我的笔下悄然隐去其残酷性，我只是想说，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

对于“伤痕”不必“声嘶力竭”地来呐喊和展览才能显示其“痛楚”这句话，我是非常赞同的。我想起一部法国电影《沉静如海》。故事发生在二战时期，影片呈现的是充满田园气息的法国海边小镇，古老的石头房子，壁炉书柜，美丽的钢琴女孩，彬彬有礼的德军上尉。没有硝烟弥漫，没有血淋淋的厮杀，却是讲了一个因战争而起，甚至没有破土而出就已夭折的爱情故事。电影中让人不能释怀的宁静画面，上尉真诚的独白，女孩对上尉日渐萌生的情愫，都令人扼腕叹息。法国老人和孙女抗拒跟德国上尉说话，而影片的结尾时，一个冬雪茫茫的黑夜，上尉接到命令，即将奔赴俄国战场，他提着行李跟祖孙俩告别。而那个女孩终于开口向上尉说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再见。再见意味着极有可能是永别。战争时期平凡的爱情的美好更衬托了战争的残酷，对美好的撕碎与毁灭更令人反思战争的罪恶。让人追问为什么上尉明知战争是错误的，还是要奔赴前线？为什么历来人们都是痛恨战争的，战争却永不止息？

但是在《花瓣饭》中，我们看到了文革中的爱情与温情，但也就仅仅是爱情与温情，苦难残酷被轻易地化解了。迟子建的原话也是这样，“‘痛楚’，它可以用很轻灵的笔调来化解。”但是否真的能够化解或应不应该化解呢？另外，迟子建还说了，“如果把每一个‘不平’的历史事件当做对生命的一种‘考验’来理解，我们会获得生命上的真正‘涅’”。但是像伪满洲国时期的苦难历史、文革的历史，真的可以当成一种考验吗？迟子建的这种去历史化的日常叙事，执着地在各个重大历史事件中发现人的温情、生命的暖色调，同样还是对既定现实的一种无条件地认同，放弃了对历史的追问和对现实的质疑。戴锦华老师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曾说，对文革的反思势必成为一种对历史的追问和对现实的质疑，成为对体制和权力机器的质疑。而迟子建对文革题材的这种处理，也许可以说是避开了这种质疑。当不公平的历史成了一种考验，我们可以再次发现迟子建“温情写作”下与现实和解的姿态。而温情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主题，温情写作也符合我们社会的主旋律。

三、迟子建“温情写作”路线中的异数

迟子建的作品中有没有与“温情”不和谐的音符？有没有跳脱出这种“温情写作”之外的东西？我认为是有的，比如说1997年的《九朵蝴蝶花》。

但是，迟子建的这篇《九朵蝴蝶花》引起过争议，有评论是这个作品显示了迟子建对城市生活的隔膜和拒斥，也有人认为这个作品对迟子建来说，是创作上的倒退。但是，我觉得《九朵蝴蝶花》是迟子建“温情写作”路线中的一个异数、异类，是她写作上的一种尝试，这一次她终于没有为强奸犯安上一个改过自新、忏悔的结局，而主人公沈妮的恐惧直到结局，也没有被什么“温情笔法”所化解。我们可以在这个作品中，感受到迟子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不安、怀疑的态度。读者终于不是在一个大圆满的故事结局中心满意足地或哭或笑，而是同样有点紧张有点不安。可惜，据我所阅读的作品来说，迟子建在写完这个作品之后，很快又回到她一贯的“温情写作”路线。

四、结语

迟子建“温情写作”的一个积极方面是作家确实对底层人物的命运给予了极大地关注与同情：《盲人报摊》中盲人的生存问题；《门境外的楼道》中老年人的情感和生存问题；《第三地晚餐》中都市男女的感情矛盾和婚姻危机；《起舞》中因城市拆迁，老八杂失去了一片乐土；《踏着月光的行板》中进城务工夫妻的情感生活问题等等。迟子建力图发现普通人的生活困境，理解人生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呢？不是社会社会层面如何改变，而是在于个人，个人这种化解苦难的坚韧的生命力，化解苦难的自我忏悔、宽容。

现实生活中，即使有鼠灾、有杀人犯、强奸犯、矿难，人还是可以靠着坚韧的生命力活下去的。杀人犯会改过自新、下毒的人会忏悔、即使是盲人夫妻，可是不瞎的人经常打架啊。总而言之，人是理性的，人都有善的一面，改过自新、忏悔的能力，也就是说生活是可以过下去的，也是值得过的，现实是温情脉脉的，和谐的，合理的。在我们这个可以说是冷漠的时代，迟子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温情，让我们这些平凡、普通人，看到小人物生活的艰难却也温情的一面。可是这种“温情”也等于为现实的合理性做辩护，于是普通人可以心安理得地、坦然地继续过日子，没有对现实的愤怒、没有对现实的不安，当然也没有对现实的质疑与追问。诚然，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温情，可是温情注定最多是起一剂止痛剂的作用，这种温情一定程度上也是软弱乏力的。

迟子建的“温情写作”大多就仅仅停留在“表现美好”这一层面，而没有更进一步，诸如美好的幻灭、美好的撕碎等等，迟子建的写作更多地是拒绝悲剧的。因而，我们感受的是美好带来的温情与诗意，而不是残酷中仍然流露的温情与诗意，两者带来的阅读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参考文献：

[1]迟子建。疯人院的小磨盘[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2]迟子建。伪满洲国（上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迟子建。微风入林[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4]迟子建。迟子建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5]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迟子建。起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7]迟子建。秧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8]迟子建。逆行精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迟子建。越过云层的晴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迟子建伪满洲国4

如今的长春街头，仍随处可见记载着日本侵略者罪恶历史的伪满时期的各式建筑，成为这个城市独特的景观。

伪满皇宫博物院　在长春市东北部，有一座集多种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建筑群，它就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的宫廷遗址。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和溥仪及其后妃“皇家悲剧”的历史见证保留下来的伪满皇宫，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并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并迅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为遮人耳目，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傀儡，于1932年3月9日，在长春吉长道尹衙门就任伪满洲国执政。4月3日，把“执政府”迁至原吉黑榷运局及其盐仓所在地(即今伪满皇宫)，当时长春市内最好的建筑之一。

溥仪本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复辟大清王朝，却没想到反被其操纵和控制，在这里度过了13年4个月零8天的傀儡生涯。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句话：“小皇帝住盐仓，成(闲)龙一条”。

伪满皇宫虽然没有中国传统皇宫那般庄严肃穆，也不像西方宫殿那般宏伟壮观，但建筑风格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既有中国旧式带廊瓦房，又有“中日合璧”的殿堂，还有欧式情调的楼宇，充分显示出伪游洲国的殖民地色彩和伪满皇帝的傀儡性。

伪满皇宫占地万平方米，内有缉熙搂、勤民楼、怀远楼、同德殿、书画楼、植秀轩、畅春轩、宫内府、中膳房、西膳房、中和门、同德门、鸟居门、日本宪兵队驻宫内派遣班驻地、嘉乐殿、建国神庙(遗址)、祭祀府(遗址)、溥仪防空洞、天照大神防空洞、游泳池、署运门、迎晖门等建筑。

兴运门、畅春轩

从兴运门进入，是中部核心区。迎面是迎晖门，一边是宫内府，另一边是畅春轩和植秀轩。

宫内府现举办有《伪满宫廷官吏展》和《伪满政权官吏展》。共展出100余个伪满官吏。通过展示这批伪满汉奸大臣的卖国行径，重现出日本铁蹄下中国人民曾经遭受过的耻辱和灾难，鞭挞那些丧失民族气节、卖身投敌的“小丑”们。

畅春轩里有一个“亲王室”。此“室”曾是溥仪之父，清醇贤亲王、宣统摄政王载沣来长所住之处。1934年3月1日，溥仪称“康德皇帝”后，7月1日，载沣特携溥仪弟、妹来长庆祝。溥仪以皇室礼仪隆重接待，特派宫内府大臣宝熙等官员和100多名护军组成的仪仗队到火车站迎接。载沣到达伪满皇宫后，溥仪安排“亲王”在畅春轩下榻。然而，溥仪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以日本大使馆名义向溥仪提出抗议，指责溥仪的护军侵犯了“满铁”附属地，最后以溥仪道歉了事。摄政王载沣为之大失体面，30日之后，便悄爆返京，从此再也没有踏上伪满“新京”之路。

勤民楼

这座欧式砖瓦结构的二层建筑，是溥仪的办公楼，建于1914年，是溥仪处理政务、召见日伪高官、接见外国使节和重要来宾及举行典礼的场所。时值青春期的溥仪雄心勃勃，依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此楼命名。勤民楼的正门叫“承光门”，每当接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或其他重要人物和团体后，溥仪都要在半圆形的台阶上与他们合拍一张“协和影”，登在当时的各大报刊上，因此，这座门也就成了伪满时期家喻户晓的“名门”。

由承光门而入，院中一个方形天井。伪满时期，这里时常举行击剑、摔跤等表演活动供溥仪观赏。

勤民楼的一楼，设有四个不同等级的候见室。除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可以直接面见溥仪外，其余被召见的人，都要按官衔大小分别在此等候。一楼还设有近侍处、夫役室和“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办公室等。吉冈安直是日本关东军派驻溥仪身边的高级特务。溥仪行幸、巡守、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听从吉冈的指挥、安排。他的办公室安置于此，其用意不言而喻。吉冈安直曾对溥仪直言：“日本天皇就是你的父亲，关东军是代表天皇的，你要听他们的话，像听父亲的话一样。”

勤民楼的二楼是溥仪接待重要来宾和举行正式仪式的场所。1934年3月1日，溥仪第三次登基做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其典礼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当天，溥仪一改往日迟眠晏起的习惯，早早起床。他穿上特意派人从天津取来的光绪皇帝曾穿过的龙袍，来到长春南郊顺天广场(今长春市文化广场)，临时搭起的一个小土台，权且作为“天坛”，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祭天时，突然狂风大作，将溥仪的皇冠吹起，溥仪却在臣子们的阿谀中，认为是上天示意自己能够力挽狂澜，再做大清皇帝。祭天回来后，溥仪又立刻言听计从地换上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陆军大元帅服征装”，并在勤民殿举行了正式的“登基典礼”。

勤民楼二楼的东南部为溥仪处理政务的“御学问所”。“御学问所”是日本人取的名字，为皇帝的书房之意。1942年5月8日，溥仪在这里会见了时任伪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大汉奸汪精卫。汪精卫曾刺杀溥仪的父亲载沣未遂，可谓溥仪的仇人。会见结束后，溥仪还为汪精卫一行在嘉乐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

御学问所北部为溥仪赐宴场所――飨宴场。每当万寿节或庆典之日，溥仪都要在此设宴招待日伪高官。溥仪坐在正中的“御座”上，其他人按照职位的高低依次落座。餐桌上的酒菜虽然一样，但溥仪的那份却是由宫内的洋膳房特制的。溥仪疑心大，在饮食方面更是格外小心。因害怕别人在食物内投毒，所以他吃的东西都是由厨师和随侍尝过后，装入特制的食盒内，贴上封条并在餐桌上当面开启。

缉熙楼

这是一座青砖铁皮房顶的欧式二层楼房，是溥仪及其后妃居住的寝宫。溥仪依据《诗经・大雅・文王》中的“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这句话为此楼命名。“缉熙”二字象征着光明，但溥仪住进这里后，完全受日本关东军摆弄，傀儡皇帝的生活简直就是暗无天日！

二楼的西侧为溥仪的生活区，主要包括卧室、书房、理发室，佛堂、卫生间和中药库。溥仪天生怕热，从小养成了盖毛巾被睡觉的习惯，夏天盖一条，冬天盖两条，每天都要换洗。奇怪的是，南部窗下还摆放着一男一女两具仿真人体模型，平时用布盖着。临睡前，溥仪常把它们竖在床前。据说，这是溥仪为防人暗算而用作防身的“护卫”。

迟子建伪满洲国5

（一）

1964年正月十五，风雪黄昏，迟子建出生于黑龙江畔人烟稀少的漠河――这个被称为北极村的中国最北端的地方。因为这天是元宵节，也叫“灯节”，家家户户都要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以她乳名唤作“迎灯”。那时，父亲迟泽凤是镇上小学的校长，好诗文，尤其喜欢三国时期曹植的名篇《洛神赋》，而曹植字子建。因此，迟校长给新出生的女儿取名“迟子建”，希冀她将来能有曹植那样的旷世文采。后来，迟子建果然在文学方面硕果满枝，可谓实至“名”归。

迟子建的祖辈是闯关东过来的人，父亲性格开朗，爱好广泛，除舞文弄墨和拉手风琴外，还写得一手好字，是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人。每逢年节，家家户户都拿着红纸找迟老师写对联。父亲写完一幅，小子建就在地上摆好一幅。迟子建后来说：“我依然记得红纸上墨汁泻下来的感觉，父亲让我明白了小镇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寒地漠河，地处北纬53度左右，地下是永久冻土层，为中国著名的“高寒禁区”，人烟稀少，每年有大半时间风雪弥漫，地冻天寒，漫长的冬季，对年幼的迟子建来说，单调枯燥乏味，似乎永远也过不完。这时“猫冬”的村民们，喝完烧酒，总喜欢围在火炉旁胡吹神侃，有时候也讲些张牙舞爪的鬼故事，吓得小子建头皮发麻，心惊胆颤，直往母亲怀里钻。所以在她童年记忆里，这个世界不但有人类，同时也有鬼魂出没，与人比邻而居。除了一些毛骨悚然的鬼狐故事外，还有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生动、传神、洗练，充满着对人世间生死情爱的关照，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它们是艺术的温床，是最绚丽的艺术灵光，不知不觉中，这些神秘的神话传说，完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

漠河这片北国神奇的土地，从自然景观到民俗风情都充满着奇异色彩和神秘气氛，特别是每年都出现的北极光，色彩绚丽，变幻莫测，为迟子建童年注入了“魔幻诡谲”的色彩，时至今日，记忆中那些木刻楞（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墓、山川河流、日月星辰，无一不沾染了神话般的色彩和气韵，所以后来当这些亦真亦幻的元素，进入她的小说时，作品就充满了飘渺的神秘和灵性，而被这种神秘光环所笼罩的笔下人物，也散发出独特的魅力和光辉。

迟子建小时候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与东北作家萧红有个取之不竭的文学“后花园”一样，迟子建也有自己的童年乐园――外婆家生机勃勃的菜园。有倭瓜、黄瓜、茄子、豆角、萝卜等等，也有用来观赏的矢车菊和爬山虎，由于无霜期太短，当植物们尚未完成“使命”，一场秋霜突然扫荡过来，所有充满生机的植物都成为“俘虏”，这种大自然风云变换所带来的植物被迫凋零，令年幼的迟子建痛心和震撼，她后来曾说过：“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一些变化感悟来的，从早衰的植物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淡定和从容，许多衰亡的植物，翌年春风吹又生，又恢复了勃勃生机。”

除了这些可爱的植物外，围绕迟子建童年的还有亲人和动物。身处民风淳朴的荒寒边塞，善良、隐忍、宽厚、爱意经常写在人们脸上，让她觉得虽然天寒地冻，但生活到处充满融融暖意，她从他们身上领悟到随遇而安的平静和超脱，这几乎决定了她成年后的人生观。而小动物们也与她结下不解情缘，偌大的菜园里，只有她一个孩子，所有的蜜蜂、蝴蝶和蜻蜓都是她的好朋友，与它们和谐相处，内心会涌起一种异样的温暖，因此就不难理解，她笔下为何总是出现那么多的故土人物和动物：《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雾月牛栏》里因初次见到阳光，怕蹄子将阳光踩碎，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北极村童话》中那个叫“傻子”的狗；《鸭如花》里那些如花似玉的鸭子……

在故乡怀抱里，迟子建读完了小学和初中。高中时，物理化学一塌糊涂，她最喜欢学语文，尤其作文，她能从文字中读出韵律，读出喜怒哀乐，读出弥漫着的感情。她的作文常被老师当范文在班里朗读，迟子建甚感荣光。学校有个姓朱的老师，喜欢写作，曾在《青春》杂志上发表小说《消失的旅伴》，迟子建很是羡慕，所以就暗下工夫，偷偷写诗、散文和小说，写作给她带来无穷乐趣，但自知习作浅薄，不敢投稿。

当时同学们正为高考全力冲刺，迟子建却沉浸在文学的玫瑰色天地里，炮制出1篇小说“处女作”，写一个女学生高考不中，受不了家庭和社会压力而自杀的故事。她认为写得荡气回肠，催人泪下，高考时成绩定会一鸣惊人。然而，令她没想到的是，越是自己擅长的强项，关键时刻越是掉链子，结果命运与她开了一个浪漫而残酷的玩笑，因作文写跑题，她只得了8分。由于总分低，她只考取了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这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山城学校，面对山林、草滩和天空，她在那里才真正做起了作家梦。

在师范学校，迟子建畅游书海，广泛涉猎，先是喜欢上罗曼・罗兰、普希金、拜伦、莱蒙托夫、雪莱……把自己喜欢的句子抄到一个大笔记本上，时时吟诵，后来又喜欢上鲁迅、川端康成、屠格涅夫……大量阅读，不但开阔了她的文学视野，而且为她今后创作奠定坚实基础。

1983年，师范尚未毕业，迟子建便开始学写小说，完稿后，总是兴致勃勃徒步进城，去邮局将稿子寄出，然后就是望眼欲穿地等待，她寄出的稿子均石沉大海，一时有些迷茫，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写作的料。后来，她觉得应该先攻破本省的文学刊物，然后再冲向全国。这样，她很快构思好1篇小说。怕影响别人，她就点燃蜡烛，连夜趴在蚊帐里赶写，烟熏火燎，手臂酸麻，等到第二天晨光熹微，白蚊帐都熏成了黑色，连鼻孔都成了“矿井”。稿子寄到本省的《北方文学》，很快收到编辑宋学孟的回信，这使她激动万分。宋编辑很是热心，信中说，他是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她的稿子，除了鼓励外，还让她赶紧修改后寄给他，这样迟子建的处女作应运而生，给她带来了成功和幸运，从此一发不可收。

（二）

不到20岁，便敲开了省级著名刊物的大门，可以说迟子建的起点还是很高的。她内心丰富，对自然和人生感受敏锐并且独特，所以初登文坛，就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

迟子建喜欢独坐夕阳西下窗前，看着天边飞涌着的那一团团金色晚霞，她的耳畔仿佛徐徐飘来一阵轻柔而悠远的牧笛声，仿佛在绚丽的晚霞中，又看到童年生活的每一个片段，看到了善良的外婆和慈祥的外祖父，看到了初春时节开在原野上的小黄花，她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她开始断断续续地记载了记忆深处的童年生活，20岁那年，整理成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稿子定于1986年2期发表在《人民文学》，就在这时，不幸猝然而至。

1985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五十多岁的父亲突患脑溢血，一病不起。看着病床上将不久于人世的父亲，迟子建心如刀割。她虽然预感到死神即将带走父亲，但还是期待奇迹能够发生。然而病情急转直下，父亲临终前，最大心愿就是想看看女儿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小说。然而文章虽然已经定稿了，但尚未发表，父亲憾别尘世。迟子建痛彻肺腑，令她对死亡有了新的认识：“死亡就是被木器环绕的休息。”收到那期《人民文学》样刊，迟子建悲情难抑，那本杂志的封面，都被她的泪水给浸透了。为了祭奠父亲，她含泪写出1篇小说《白雪的墓园》：“我站在火炉前茫然若失，我的心很空，眼前总是闪现出山上墓园的情景，父亲睡在墓园里，现在那里是白雪的墓园。”元宵节那天晚上，迟子建特地买了一盏六角玻璃灯，将它送到父亲的墓地，像卖火柴小女孩那样，“擦”地划燃火柴，周围的夜色就颤动一下，父亲的墓地在夜色中显得华丽醒目，凄切动人……

（三）

1996年，迟子建的《雾月牛栏》，摘取了鲁迅文学奖，备受瞩目。她在获奖感言中表示：“我并不要成为惊天动地的作家，我的理想只是拥有一个稳定的家，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迟子建34岁那年，与丈夫黄世君结婚，她说：“我不属于对生活要求很高的女人，只是我的缘分到得晚。”婚后虽然分居两地（她在省城哈尔滨搞创作，爱人在塔河任县委书记），但他们感情一直很好。1999年5月3日，一场意外车祸，夺去了丈夫的生命，迟子建陷入巨大悲痛中不能自拔。最初的日子里，她常会不由自主拨打丈夫的手机……电话里一遍遍传出的，总是冷冰冰的提示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然而她欲罢不能，直到有一天听筒传出的声音，变成“您拨叫的号码是空号”，她终于意识到一切已无法挽回。迟子建推掉所有笔会的邀请，在哈尔滨闭门独自呆了4个月。盛夏最热那几天，她却觉得周身寒彻，穿着很厚的衣服枯坐书房中，这时她才懂得了什么叫“凄凉”。那段时间，总是噩梦连连，每当午夜梦回，惊叫着醒来，抚摩着旁边那只空荡荡的枕头，她都觉得自己是那么孤立无援。面对市井嘈杂之声，她第一次觉得世界仿佛与己无关。她终日以泪洗面，沉浸在往昔温馨生活回忆中，然而这一切都在温暖中流逝了，她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我能感悟到我们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四年光阴，我绝对不会在这期间花费两年去创作《伪满洲国》，我会把更多的时光留给他……”

迟子建知道人死不能复生，也知道必须直面这种突变和打击，勇敢地活下去。于是她渐渐走出痛苦阴影，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然而她只写一行，便潸然泪下，那只笔是爱人送她的结婚礼物，笔犹在，人已去，情何以堪？

“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这是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世界上所有的夜晚》的开头。此前，鲁迅文学奖共举办三届，迟子建凭借《雾月牛栏》和《清水洗尘》，获奖两届。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迟子建依然自得于“写了我想写的，对爱人的哀思也渗透了进去”。她说：“和他们（书中女主人公）的痛苦比，我的痛苦是浅的。生活并不会因为你是作家，就会对你格外宠爱一些。作家把自己看小了，世界就变大了；把自己看大了，世界就变小了。对任何人来说都这样。”

“世界上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迟子建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一句话重复了多次。但她同时强调，“如果你仅仅只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里看到痛苦，那就是我的失败了。”

三获“鲁迅文学奖”，在许多人眼里是个奇迹，但在迟子建看来就似“一阵一阵风吹过脸庞”：“风吹在脸上很舒服，但如果风不吹过来，人也照样往前走。”

2004年，迟子建看到一份报纸上有1篇文章记叙鄂温克画家柳芭的命运，写她如何带着才华走出森林，最终又满心疲惫地辞掉工作，回到森林，在困惑中葬身河流的故事。看完这篇文章后，灵感来了，迟子建决定动笔写作这个民族的历史。这年8月，迟子建到根河市通过追踪驯鹿的足迹找到了山上的猎民点，找到了笔下女酋长的原型，探望了柳芭的妈妈，倾听他们内心的苦楚和哀愁，听他们歌唱。

迟子建用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集中阅读鄂温克历史和风俗的研究资料，做了几万字的笔记。在小说中迟子建最欣赏的角色是年近九旬的女酋长和女萨满（从事北方一种原始宗教的人），迟子建说：“她们对苍茫大地和人类充满了悲悯之情，她们苍凉的生命观，从容镇定的目光，不畏死亡的气节深深感动着我。”“这部小说浸润着我对那片土地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和对流逝的诗意生活的拾取，在气象上极为苍茫。把历史作为‘现实’来看待，作品才会有力量。”

2006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推出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后在《收获》杂志连载，一时引起文坛瞩目，被誉为“最值得期待的小说”。小说以最后一位女酋长的一天，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百年历史，这是第一部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长篇小说。

迟子建凭借《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08年11月2日，颁奖典礼在茅盾故乡浙江桐乡乌镇举行，迟子建身穿白底黑花风衣，成为现场一道亮丽风景。致答谢词时她说，一个人也许不该记住荣誉的瞬间，“但我要坦诚地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要感谢大兴安岭的亲人对我的关爱，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说到动情处，迟子建泪光闪烁。她认为，茅盾文学奖选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她的幸运。“我还想说，那些没有获得本届茅盾文学奖的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轮椅上的巨人史铁生先生，他们的作品也值得我们深深尊敬。”

迟子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