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品范例【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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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第一篇】
大茶馆是人们日常消遣的集聚地,茶客在这里可以喝茶、歇脚、聊天、下棋等。这里也是三教九流的集聚地,不仅是寻常百姓喝茶的重要场所,也有一些达官贵人或旗人出入。剧中没有提及来此光顾的茶客们的具体身份,但从他们的谈话内容和行为表现上,也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社会各个不同阶层、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人。有的茶客仅是来此喝茶、消磨时间的,所以他们乐于谈论一些奇事,如蜘蛛成精、修筑挡洋兵的海边大墙、新唱腔儿或者煎熬鸦片的最好方法等。有的茶客则是附庸风雅,或谈什么玉扇坠儿,或谈什么鼻烟壶。而另有一些不同寻常的特殊茶客穿插其中,他们不是为了喝茶而来,而是心怀一定的目的,诸如剧中的宋恩子和吴祥子,他们不是简单的茶客,而是身着“灰色大衫”,四处“办案”的衙门人士。大茶馆这样的地方,足以让他们大展身手。从茶客谈话中抓住只言片语、送其法办、将人置于死地,是他们最快意的事情了;大茶馆也成了他们的主要监视场所。这种茶客并不为喝茶而来;从严格意义上说,还算不得茶客;但是,在大茶馆中这样的角色又是非常常见的。来大茶馆喝茶的人群中以常四爷和松二爷为代表的一类人有其特殊性。他们的身份是旗人,到茶馆喝茶的习惯和一般老百姓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莫过于,他们往往是自带茶叶而来,茶馆为他们提供泡茶服务。这种自带茶叶的做法也是当时茶文化中的一种现象。根据《茶馆》所记叙的内容看,这种习俗除了清朝末期(第一幕)存在,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三幕)依然存在。如第三幕中提到,茶客甲、茶客乙也是自带“叶子”。
旗人和当时的官员等非常喜欢喝茶,对茶叶也有一定的讲究。大茶馆中的主要消费群体为一般老百姓,他们对茶叶的要求一则不是很高,二则也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因此,这些旗人带些好茶叶为自己饮用。当然,这种自带茶叶的习惯也跟当时茶文化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关系。“清代幅员辽阔,国土面积远超明代。庞大的帝国,养着为数众多的文武官员、幕僚吏役,他们是封建政府的特权人物,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享有种种优越条件和便利,居于社会阶层的上层,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条件饮茶,成为茶叶消费的重要主体。”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朝末期的官员和旗人们一方面非常喜爱喝茶;另一方面,喝茶行为已经在这个特殊的群体中成为一种习惯,并固定下来。无论生活多么艰辛,喝茶的习惯仍然会保留。如老舍在小说《正红旗下》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描写一家破落旗人的生活。尽管他们家的生活已经非常拮据,每一个铜钱都恨不得掰成几瓣儿花,但是母亲“每月必须请几束高香,买一些茶叶末儿”。喝茶,已成为旗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习惯。从小说中的多处细节描写中可以看出,这种习惯简直是根深蒂固。如小说中写道:“拿着现钱回到家,她(母亲)开始发愁,二姐赶紧给她倒上一碗茶———用小沙壶沏的茶叶末儿“”在关饷发愁之际,母亲若是已经知道,东家的姑娘过两天出阁,西家的老姨娶儿媳妇,她就不知道须喝多少沙壶热茶”等。茶似乎已完全融于旗人的生活中,无需特别强调,却是难以分割。
与旗人自带茶叶去茶馆喝茶的习惯相关联的还有另一种社会背景,那就是旗人长久以来形成的饮茶习惯。旗人饮茶有其独特的一面。据《谏书•稀庵笔记•京师茶馆》记载:“盖旗人晨起,盥漱后则饮茶,富贵者则在家中,闲散者多赴茶馆。”①从这里的描述中,可以推知,起初旗人的习惯是在家里喝茶,起床后即饮,只有闲散者才会到茶馆中去;换句话说,一般达官贵人是不屑于到茶馆这种地方去的。但是,到了清朝末年,随着八旗子弟经济收入的降低,家中生活的日益拮据,他们的认知习惯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旗人不再囿于在家里饮茶的习惯做法,也开始走出家门进到大茶馆里去喝茶。自然,他们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不再认为去大茶馆喝茶是降低身份的表现。如《清稗类钞》中载:“京师茶馆,旗人士宦官至三四品,亦厕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裙,就广坐,作茗憩,与园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②从原本在家中独自享受到去大茶馆喝茶,是一种不小的变化,当然无疑也是当时旗人生活水平降低的一种证明。随着大多数旗人的生活越来越落魄,以至后来能去大茶馆喝茶反而也成了一种让他人羡慕的做法。如《正红旗下》“我”的父亲只是一个位低的骑兵,收入微薄,且每天要忙于生计,没有时间更没有条件可以去茶馆喝茶,所以他就非常羡慕他的亲家正翁———一个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天天“可以玩玩靛颏儿,坐坐茶馆”。这也是当时一种有趣的茶文化现象吧。当然直至今日,这种习俗已是相当少见的了,虽然也有人或将茶叶寄存于茶馆处以供下次来继续饮用,但是在存放的意义上跟清末时期的习俗相比已是相去甚远了。此外,剧中提到的像“马五爷”这类信洋教、吃洋饭的人物,他们也是混迹于大茶馆中的茶客,但是他们却没有自带茶叶的习惯。看来这种习惯于旗人来说,倒成为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表现。
二、与“茶”相关的方言现象
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习惯不仅体现在饮食上,还逐渐深入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其中语言的变化和影响也较为明显。在老舍作品中,对日常生活中饮食习惯的描述里往往缺少不了茶,旗人早上起来喝茶、客人来了先奉茶、重要仪式上喝茶、家人从外面办事情回来一进门就能喝上泡好的茶……正如老舍的散文《想北平》中那句话“:在北平,有温和的香片茶就够了。”茶,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重要性也影响着方言的发展。人们对事物的命名方式往往习惯采用自己熟悉的同类或相似事物的名称来命名。如各地方言对“玉米”的说法。在老舍的《四位先生》一文中,他写道:“(马宗融先生)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去。”这里的“茶碗口”用来形容木棒的粗度。这个形容词的使用说明北京人对茶的理解和使用已经不限于单纯饮用方面,而是已将对其的相关理解应用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
另外,还有一些用法可以作为茶文化扩散到方言的其他方面的证明。在《正红旗下》,老舍写道:“到了我这一代,我只记得大家以杏仁茶、面茶等做茶点……”这里的“杏仁茶”“面茶”和通常所说的“茶”有所不同,它们指的是用开水冲泡杏仁或面而成的饮品。一般意义上说,里面均不添加茶叶。之所以将其命名为“茶”,是因为大家将冲泡茶水的习惯“移植”到了这里。这种现象在其他方言中也较为常见。如徐州方言中的“馓子茶”是指用开水冲泡馓子混合而成的水;“油茶”是指用开水冲泡混合花生、芝麻、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而成的糊状食品。此外还有“鸡蛋茶“”糖茶”等。甚至还有一些说法看似与“茶”很远,但是也可以叫“茶”,如“米茶”,它是指用少量大米加水熬成的米汤,徐州当地人喜欢将其作为夏天解渴、解暑的佳品来饮用,它同时也是徐州人日常饮食中一种常见的粥品。南京方言中也有“糖茶”的说法,在《南京方言词典》中解释“糖茶”为:“糖开水,传统婚俗中男方向女方下聘礼、招待贺喜客人等场合都要用糖茶;取甜甜蜜蜜之意。”从上述这些“茶”的用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相关,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老舍的作品【第二篇】
在《离婚》这部长篇小说里描述了旧衙门里的一个特憋屈特窝囊小职员,此小职员的形象塑造非常富有平民色彩和社会底层市民的生活情趣,同时也多多少少的揭示出了中下层民众中许多微妙的精神状态。不过,老舍在《骆驼祥子》的创作中,不再局限于对少数老百姓“骆驼祥子”某一个层面的苦难生活的暴露或者批判,而是开始思考导致下层暗无天日的民众生活状态和形成令人捧腹的人物性格命运的社会根源,已经从整体上甚至还带有国际性眼光来审视残酷的社会现实,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老舍将平民意识纳入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自觉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升。
正是因为老舍本身逐渐培养起来的这种平民意识,他在《四世同堂》和《茶馆》创作中展现的事情百态,也成为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风格,无形中平民意识很自然地发展成为了沟通老舍与普通老百姓彼此心灵的重要交集点。可以看出,老舍先生塑造刻画的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社会基层人员,其中不乏教师、学生、小公务员、贫农、隐士、店员、小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城市的落败户。最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先生还根据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体验,以感同身受的平民视角把自己塑造刻画人物的形象进一步升华,使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栩栩如生,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爱国求真精神和自尊自爱等思想品格让老百姓都觉得非常亲切生动、可信,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家的言谈举止。
二、文学思想充满民族爱国意识
老舍非常热爱着自己的祖国,他常常把这份爱国情怀贯穿于他自己的许多文学作品创作中,因而创作了许多抒发普通老百姓对自己祖国满怀爱国的深厚情谊的佳作。1944年他开始创作的长篇中文小说《四世同堂》,诉说了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小羊圈胡同”的居民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与统治,以及他们由忍辱负重到奋起反抗的故事,史诗般地展现了普通民众那股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和无畏的民族气节,以此试图来唤醒了普通老百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话剧歌舞混合剧《大地龙蛇》描述了一个信奉儒家思想“修身齐家”的传统知识分子赵庠琛为赶走日本侵略者,用他的实际行动的影响全家上下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救国责任”,无形中都走上了抗日战场的道路。
这个故事中折射出了普通老百姓那种不顾个人安危敢于舍家为国的那种无畏牺牲精神和浩然正气,彰显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在当时社会形势逼迫下迸发出的无穷力量。在剧本《谁先到了重庆》和《归去来兮》中描写了青年人舍弃家人,走出家门,勇敢地踏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为国家出力的故事,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救国于危难之中的慷慨故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老舍他已经开始把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和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化作纸上的诗篇来教育引导民众,同时老舍那执着而顽强的民族自强信念也跃然纸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阶段为了宣传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本质和鼓动人民支援抗战的需要,并将中国人民誓死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传递给全世界,广泛团结全世界抗击法西斯的力量为中国抗战服务,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后不久,老舍就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希望文学作家应该像前线将士用枪一样,用好自己手中的笔杆子,积极创作通俗、平实、雅俗共赏的文艺作品,引导普通民众自觉团结起来,一起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争取最后的胜利。在那艰苦的岁月老舍自己身为文协负责人,也身体力行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武汉不仅以真实的抗战事迹为题材撰写了《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鼓词,而且用京剧方式创作了《薛二娘》、《忠烈图》、《新刺虎》、《王家镇》等充满抗击日本侵略者内容的故事。
三、文学思想蕴涵着佛学思想
佛教源于古代印度,可其本身的佛学思想却与中国传统的老子、庄子和儒家思想十分吻合,无形中这样的佛学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深受文化熏陶的中国文人。在老舍的文学作品中也体现出了许多佛学思想。慈悲喜舍、乐善好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三体轮空”思想认为,为了他人生计着想,并且出于自己的菩萨心肠和怜悯同情之心,自愿布施的才是真正的乐善好施,不能抱着私利期望获得报答的心理做好事。老舍也把这样的佛学思想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1926年老舍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把他的家产全部捐献施舍给贫苦老百姓,最后还带着他的两个闺女静心修行一心向佛。
涅盘思想也是佛教的重要思想。抗战时期,老舍先生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战乱场面,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在困境中奋进,争取最后的胜利,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火葬》等作品中就体现出这样的思想。《火葬》这部书的书名本身就寓意中华民族应该在“涅盘”苦难中求得新生的意味。在《四世同堂》中,作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些受佛理感化而最终参加抗战的人物形象。他们影响并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在沦陷的区域投身火热的民族抗战事业中去,经受着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佛学中与善恶思想相对应的是因果报应观念。佛家所指的受报应者往往是由于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俗话说自造孽不可活,老舍作品中的许多因果报应现象和佛家所讲的报应观念相吻合。《四世同堂》中他刻画了无耻汉奸、民族罪人冠晓荷和大赤包,他们最终都不得好死,可笑的是竟然死在他们甘心为之卖命的“日本爷爷”手里当了冤鬼。而平时作恶多端的特务败类冠招娣和李青山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可饶恕的惩罚。老舍还在《大悲寺外》中描述了为了自己的一点点私利竟然做出了害死了忠厚善良的黄学监的丁庚,结果恶有恶报,丁庚他承受不了心灵的折磨最后钻进大悲寺祈求上天对他的饶恕。这表面看来是诉说传统的日常生活小事,但从更深的文化意义角度上看,这些事情已远远超越了平时人们认为的“扬善惩恶”的思想,折射出了佛理思想对老舍文学创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文学创作中老舍在赞颂佛教文化的同时,也讽刺挖苦那些打着佛教名义做伤天害理事情的坏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就写描写了一些非常势利的和尚,对有权有势的人,低三下四满脸堆笑地讨好他们,连一点自尊都没有;而对于贫穷的普通老百姓,则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甚至还动手打人,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老舍的作品【第三篇】
小白鼠有八个兄弟姊妹,她是最小的一个,也是最好看的一个。她的兄弟姊妹都是灰色的,只有她是雪白的,雪白的毛儿,长长的尾巴,长得非常好看。她自己也晓得她是非常好看的,所以她很骄傲。 她常常这样说:“看我这一身雪白的毛儿,圆圆的眼睛!若是我的尾巴再短一点,我简直就和小白兔一样美了!自然,我的聪明是小白兔永远无法可比的!” 小白鼠的妈妈。很不放心她这个最小最好看,也是骄傲的孩子。妈妈总是最爱小女儿的。 鼠妈妈知道附近来了一只大黄猫,就极恳切地嘱咐她的八个儿女说:“你们,我的宝贝们!千万要小心哪!那只黄猫能一口咬住你们两个,因为他是一只又大又凶恶的黄猫呀!”说罢,她又对小白鼠说了一遍,因为她骄傲不小心,最容易招出祸来。 可是,小白鼠不信妈妈的话。她想:“我这样好看,猫忍心伤害我吗?不会的,绝不会的!”这样想着,她便放大了胆子,即使听见猫的声音,她也仍旧东奔西跑,一点儿也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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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第四篇】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出生在北京的贫民家庭里,幼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大杂院里度过的,他很了解底层的百姓生活,喜欢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艺术,这种阅历形成了老舍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京味”风格,也使他成为了京味小说的代表人。“京味”代表了一种风格,包括作家对北京的认识、特有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注入的文化趣味。
《骆驼祥子》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老舍作品的“京味”在这部作品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景物描写
小说写祥子从混乱的军营中牵出三匹骆驼,卖了35元钱,而后走到北京城郊的时候,通过对古都那种平和静谧的景物描写,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了祥子当时的心情。在烈日与暴晒下拉车的祥子,对北平熟悉变化莫测的天气的感受,既切合北平的自然地理环境,又与祥子特定的人物身份相一致,体现了老舍对故乡环境的熟悉。“京味”正是这种主观情愫与对北京社会环境结构的客观描写的统一。
二、语言运用
老舍在语言的运用上,得力于其对北京市民语言的熟悉,形形色色的人物语言通俗朴实、生动鲜明、“京味”十足,说得严重点,有点类似北京“京油子”的“耍嘴皮”。小说人物的语言是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老舍习惯运用北京市民俗白、简洁的方言,用老舍自己的话说就是“把顶平凡的话调动得生动有力,烧出白话的‘原味儿’来”。如祥子的语言,厚实而朴拙,他在第一次买车时,由于心情激动,只会说:“我要这辆车!”卖车的车主夸耀车好,希望加价时,祥子还是那句话:“我要这辆车!”从祥子的语言中,透露出祥子的憨厚和淳朴。高妈劝祥子放钱:“告诉你,祥子,搁在兜儿里,一个子儿永远是一个子儿!放出去呢,钱就会下钱?没错儿,咱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瞧准了再放钱,不能放秃尾巴鹰。当巡警的到时候不给利,或是不归本,找他的巡官去!一句话,他的美事得搁下,敢!打听明白他们放饷的日子,堵窝掏;不还钱,新新!将一比十,放给谁,咱都得有个老底;好,放出去,海里摸锅,那还行吗?你听我的,准保没错!”这番话,干脆利落、生动鲜明,是典型的北京方言。而儿化语“没错儿、一个子儿、兜儿”,北京方言中狭隘的四字语“秃尾巴鹰、海里摸锅”以及北京的重口味方言“搁下”等,都从侧面反映出老舍对自己所生活的地方语言的熟悉和了解的透彻。再看虎妞:“吧!不出臭汗去心里痒痒,你个贱骨头!我给你炒下的菜,你不回来吃,绕世界胡塞去舒服?”以及下面的对话:“上哪儿啦,你?”她一边盛白菜,一边问。“洗澡去了。”他把长袍脱下来。“啊,以后出去言语一声!别这么大大咧咧的甩手一走?”这些都是老舍创造性地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用简单有力的具有北京味儿的语言写出的值得世人读的而且美好的句子,干净利索,平易近人而不粗俗,就像北京的人、建筑以及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也跟北京特有的历史有关。
三、人物描写
在人物的描写上,老舍也用地道的北京方言写出了浓郁多彩的北京风土、习俗、历史以及人情世态。请看老舍对祥子的描写:看着那高等的车夫,他计划着怎样杀进他的腰去,好更显出他的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扭头看看自己的肩,多么宽,多么威严!杀好了腰,再穿上肥腿的白裤,裤脚用鸡肠子带儿系住,露出那对‘出号’的大脚!是的,他无疑的可以成为最出色的车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这里的“杀好腰、鸡肠子带儿、‘出号’的大脚”都是典型的北京话里的儿化韵,带有的一种特殊的风味,令人一听就会感觉出它是北京的土特产,更反映出北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名城古都以及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底层人民的生活及他们维持生计的方式,和被这种环境所迫的一种向上的心理素质及他们简单的理想。老舍用这些大白话写一个车夫和当时北京生活在底层人民的生活恰到好处。“你这是怎么呢,老妹子!到了我这儿啦,还没个车钱吗!老妹子!坐上啦!”她到这个时候才摸出一毛钱。祥子看得清清楚楚,递过那一毛钱的时候,太太的手有点哆嗦,送完了客,帮着张妈把牌桌什么的收拾好,祥子看太太一眼。太太叫张妈去拿开水,等张妈出了屋门,她拿出一毛钱来:“拿去,别拿眼睛扫搭着我!”这就是当时北京市民的生活习惯,在老舍的笔下更是真实可言。通过几句话,老舍就把太太爱面子和吝啬,祥子的按惯例得到赏钱和对一毛钱不满都写了出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生活在北京的人情世态。
老舍的京味不仅是限于语言上北京话的运用,同时也在于他笔下的人物塑造是既有地方风格特色,又具有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象。祥子是一个既有地方性性格特征又具有深层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典型,比如老舍对冬天寒冷的天气中拉车夫们怎么样挣扎及应对的一段描写中,对于在北京生活久了的祥子则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老舍创造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艺术的北京,在20世纪30年代,像《骆驼祥子》这样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对北京文化的沉痛批判和由其现代命运引发的挽歌情调交织在一起,使老舍作品呈现出比同时代许多流派创作更复杂的审美特征。这主要得力于他对北京市民语言及民间艺术的熟悉和热爱。他所用的语词、句式语气及话语间透露的神智气韵,以及隐约渗透的北京文化,都具有他自己独特的韵味与创造性,这也是老舍作品“京味”的重要表现。老舍是“语言大师”,他用重口味“京味”写出了北京深厚的文化内涵,写出了北京人的真、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