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论文（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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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一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高等教育；原则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文化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尤其是以口传身授为主要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变异和消亡的危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见证了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结晶，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凝聚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2012年11月，总书记在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高校汇集了民族文化遗产传承和创造的重要主体——青年学生，因此，加强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对于传承和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界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其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内容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基本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民俗”或“民间文学”所包含的内容。因此，加强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最主要的就是加强高校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教育，主要内容包括：1.民间口头文学，如史诗、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谜谚等；2.民间传统表演艺术，如传统的戏剧、曲艺、说唱、音乐、舞蹈、皮影、木偶、剪纸、年画、书法等艺术；3.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如蜡染、刺绣、编织、雕刻、陶瓷、器具、服饰、首饰等；4.风俗、礼仪、节庆、游艺活动等；5.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是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无需保护。但在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化的迅猛冲击下，我们昔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面临消失的命运。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与其他国家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为民众日常生活文化，属于“小传统”文化，上层和精英阶层一直较少关注，故在现代化大潮下面临的生存危机无比险峻。如《格萨尔》是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演唱篇幅最长的英雄史诗，代表着古代藏族和蒙古族民间文化与口头叙事传统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一部百科全书，国际学术界将此称作“东方的《伊利亚特》”。目前我国大约有近百位《格萨尔》说唱艺人，但是这些演唱艺人年迈体弱，面临着人亡歌息的危险境地，如藏族史诗演唱大师桑珠老人，能够演唱45部以上的《格萨尔》，但是他已年过八旬。由于缺乏传承人，若干年后，我们或许只能通过前人的录像来了解《格萨尔》了。所以，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信说：“对人类来说，失去一个说书艺人，要比200名畅销书作者的去世造成的损失严重得多。”高校作为文化遗产传承的重要场所，不仅要传承以书面文献为主体的传统精英文化，还须传承以口传身授为主体的民间文化。
二、高校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原则
（一）因地制宜原则
我国地域广博、民族众多，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各有特色。在这个多元化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里，不同性质的高校在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承担了不同的责任。
民族地区高校应把握住民族特色，为民族地区培养既能面向世界又具有“民族性、地方性、适应性”的一专多能复合型应用人才。这类人才不仅要具备一般合格大学生的素质，还应熟悉和热爱民族地区文化，有献身民族地区建设的决心和能力。少数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地区性和民族性很强，在国务院2006年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总计518项中，属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就有156项，并且十个大类皆有分布。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族地区受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很大，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有民族特色的习俗、技艺等文化因得不到传承而面临消亡的危险。因此，民族高校要立足本地区民族的特色，放眼世界，加强特色教育，重点保护和传承属于本民族的文化。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部分，地方高校往往是一个地方的文化中心，它们有着独特的区域文化背景，主要为地方培养高素质人才，以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高校应正确认识其价值，充分利用其资源，建构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徐州师范大学的赵明奇教授以徐州地区为例，探讨了徐州高校的“非遗”特色教育。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作为汉文化的重要起源地和集结地，融合了黄河、长江两大文化体系，在人文思想、政治体制、军事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因此，徐州地区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教育方面定位为以历史浑厚久远的汉文化为主要内容，“我们不能苛求沿海地区高校都学弹木卡姆、冬不拉，也不能强制西部高校都研究妈祖文化。在地大物博的中华大家庭中，全国各地高校‘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完全可以根据所掌握的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扬长避短，构建自我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特色教育体系。”
（二）因材施教原则
不仅各地各族文化具有多样性，作为文化实践的主体——高校学生也各有特色。尤其是一些非地方性和民族性的高校，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语言上各有差异，尽管处在相似的规章制度和校园环境中学习生活，说的都是普通话，但不可避免的是兴趣的千差万别和内心深处对各自故乡的怀念。
为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应该将必修课和选修课相结合，同时在校园内成立学生民间文化社团，使学生有较多的选择自由。必修课以民间文学、民俗学课程为主，为文理工科的学生们普及民间文化的基础知识，使他们在十多年的正统书面文学学习之外聆听民间艺术家们的心声，感受民间文化的魅力。选修课的针对性和专业性更强，能够为对民间文化有特别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大的舞台。学习传统的音乐、戏曲、剪纸、平影戏、书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加艺术细胞，还能达到修身养性、提升文化内涵的效果；搜集和讲述身边的民谣、民间故事，了解各地的节日、风俗，不仅是体验普通民众日常生活，还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这些课程知识的学习无疑能在基础的专业学习之外扩大学生的视野，提高他们发现和感悟生活美的能力，增强他们的创新精神。组织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社团也是十分有效的学习方式。通过聚集一些具有一定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剧、书法、象棋等基础的学生定期举行有相应特色的社团活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在互相切磋和学习中吸引新成员的加入，不断壮大社团的队伍，形成课堂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化传承空间。湘潭大学历来重视对大学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自1980年代以来在全校开设了民俗学选修课，早在1984年起就成立了民俗学社，指导学生开展民间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出版社刊《竹枝》15期，开展了皮影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高校等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
（三）循序渐进原则
由于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忽略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才导致一些非物质文化成为“遗产”。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宣传和保护的力度，如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度，设立了文化遗产日。但在这探索保护的实践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如很多地方政府为迎合现代消费者的需求，仅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作发展地方经济和提高地方知名度的招牌，致使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传统的内在意蕴，只剩下一副干瘪的躯壳；还有一些人忽略了民间文化本真存在、自然传承方式的特殊性，使之脱离了文化现场，造成了“保护性破坏”，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直是虽生犹死；此外，对“非遗”有重要作用的民俗学学科在建设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1997年后原属于中文系之下的中国民间文学专业更名为民俗学，从属于一级学科社会学之下，地位尴尬。目前国内一些著名的高校不仅没有民俗学学科点，而且也没有开设民俗学方面的课程。而有的高校民俗学学科点受到其他学科的排斥，被边缘化，陷入苦苦挣扎的境地。
产生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重视还不够深刻，要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得从加强基本认知，树立保护意识做起。鉴于民俗被一些人误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粗俗”、“浅陋”、“下里巴人”的底层文化，要改变这一认知状况，须普及一些有关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知识，在课堂之外组织实践活动，通过进入现场亲身参与一些民俗事件，从整体上关照活生生的民俗，从而感受其魅力，真正意识到民俗的审美价值、认识价值和生活价值。因为只有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加强了重视，才能将保护和传承真正落到实处。在高校，借助国际上和国内对非遗的日益重视这股东风，加强民俗学学科点的建设，壮大师资队伍，规范和丰富民俗学课程，加强理论建设，培养民俗学的专业人才，从而保证非遗传承和保护的主力军后继有人。
2002年5月，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正式成立了我国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在国内高校率先创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研究为主旨的新学科，将民间美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式系统地列入大学艺术教育，填补了“学院派”教育中长期忽视民间文化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华中师范大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也一直走在高校前列，培养了大批民俗学民间文学教学研究专门人才。2006年，该校整合校内学科资源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并于2007年获得“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这些学校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提高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其研究的成功经验值得其他高校借鉴和学习，总之它们在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四）知行合一原则
高校的专业学习一般以课堂教育为主，但由于包括民俗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是融入生活之中的，如果只是学习抽象的理论知识而不接触活生生的民俗，或者是强行把某些民俗剥离其存在的文化环境搬入课堂，那么学生们所接受的只是失去了原滋原味的意义大打折扣的民俗，非遗的教育工作就达不到应有效果，因此，将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亲身实践相结合是十分必要的。
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鲜明又较为集中，当地高校学生利用假期到少数民族村组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有经验的老师指导学生制定科学的实践活动计划，到文化现场亲身了解、体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注意收集整理民间故事、传统音乐和舞蹈等技艺的第一手资料，利用现代技术制作成文字、音像资料以存世；对剪纸、刺绣等传统手工艺的学习不能只停留在参观的感性体验上，还要自己动手实践，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逐步进行理论探讨，在学习继承中创新。
2003年以来，重庆文理学院以牟延林教授为首的教学团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领域积极开展教育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他们的“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在当代高校的构建与实践”项目，确立了以素质为基础、向专业延伸的课程建设思路，教学内容突出原生性与活态性，创新性地提出了“传承性学习”与“生活化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这正是将专业理论知识与田野调查的亲身实践以及学生日常生活合而为一，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加强了学生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增进了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在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领域又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三、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财富，也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高校是培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所需高素质人才的重要场所，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大学教育体系加强学科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尽管现在已经有一些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还有大部分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有待提高。我们应不断完善我国高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体系，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产生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自觉，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人类文明演进中生生不息。
参考文献
[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公报，2006，（2）.
[2]赵明奇。地方高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徐州高 校“非遗”特色教育探讨[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9，（1）.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第二篇】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作为一项重要教育内容，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培养团队意识和创造性思维，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实现。艺术教育能够加强学生的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是其他任何学科都不能替代的一门重要学科。为了促进学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实施，我国教育部先后颁布实行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意识课程指导方案》等条例，加快了公共艺术教育的制度化与规范化进程，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在为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取得成绩感到欣喜的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整体情况来看，基本上都设置了相关课程，但是得到的重视程度却比较低，甚至没有配备专业的老师，存在其他学科教师兼职的情况。另外，公共艺术教育的课程体系不够合理，教学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落后，只是机械地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忽视了实践的环节，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上课的目的主要是凑学分或者是单纯地觉得好玩，很难达到艺术教育原本的教学效果。
二、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以一个悠久的国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从古代中国到现在经济、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很强大的现代化的中国，积淀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社会礼仪、节日、风俗等方面，与艺术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我国国务院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这样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述、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人们普遍热衷于追求快节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越来越少，如果任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将来的某一天，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无法体会到优秀非物质文化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保护与传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人们对非物质文化的了解，也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国文化之魂在世界上长盛不衰。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引入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策略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教育资源，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荣誉感和自豪感，还能发挥艺术的熏陶作用，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开展，应当实现与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让文化的魅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提高艺术教育的效果。
（一）树立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理念
我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专业性和系统性比较强，主要引用的是一些正统的文化和艺术，忽视了对本土非物质文化的引用，还没有正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课程体系中，因而造成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脱节现象。高校公共艺术教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价值，逐渐养成“文化自觉”的思想，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挥出现代价值，不断丰富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内容，实现艺术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二）构建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体系
区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当地劳动人民生活与劳动的积淀，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针对性，对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和提炼，挖掘其中的艺术内容和教育价值，并融入到高效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中，可以建立一套科学的课程体系，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继续发扬光大。高效公共艺术教育要实现与民间音乐、舞蹈、工艺美术、杂技等的融合，不断拓展其题材和内容，吸引更多学生的眼球。
（三）建设一支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师队伍
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师资力量来看，他们大都毕业于正规的艺术院校，正朝着年轻化的方向发展，他们掌握了丰富的艺术理论知识，但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较少，很难实现文化传承与艺术教育的融合。针对这样一种情况，高校要加强对艺术教师的培训，让他们掌握一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鼓励他们深入研究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课题，不断提升教学素养和能力，为艺术教育效果的提高打下基础。
（四）实现课堂教学与参观实践的结合
非物质文化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其艺术载体展现出来，如果单纯依靠老师的讲解或者是欣赏图片、观看影响的形式，则不能收到较好的艺术效果。高校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走出课堂的限制，让学生近距离与文化艺术进行交流，在辅助以必要的讲解，把遗产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和艺术思想传达给学生，教会学生一些欣赏艺术作品的方法，引导学生提出新颖的看法，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笔者于公共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融合的实际教学中总结出如下一些经验。
1.将公共艺术教育当作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平台，并将其纳入专业课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个教学平台必须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让学生知道，知识应该更新换代，并不等于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遭到抛弃，与之相反，对其传承与发扬理念应当贯穿于公共艺术教育的始终。
2.在教学中抓住校内建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一定数量的校外实践基地作为教学的基础元素，积极践行设计实践、采风实践以及假期社会实践和毕业实习，并且带率领学生进行实地考察，这样可以将民间工艺美术在校内外得到广泛传承和发扬。
3.使用多媒体以及校内刊物作为公共艺术教育的学术交流和专业教学的平台，配合与公共艺术教育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窗口和栏目，征集理论上有创新学术上价值的观点和论文，以便辅助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学，从而提高设计的教学效果，达到设计的教学目的。
4.老师可以利用假期或周末，组织学生参观当地的博物馆，或者拜访一些民间艺人，让学生记下心得体会，鼓励学生发掘更多的本地文化遗产。
四、结语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三篇】
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自然与文化遗产的纽带，不仅是一种最近新出现的遗产类型，更为人们观察和理解遗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角度。在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文化景观进行了认同，这就使得国际社会在人类对遗产的拥有与保护区相关的价值、权利和利益方面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体现了人和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强大的精神和文化联系。同时，也是保护地球上文化和自然多样性的新途径。
一、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背景分析
文化景观代表《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一条所表述的“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至此，世界遗产就被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和文化景观四个大类。一般来说，文化景观包括了以下的几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它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2、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包括：①有机进化之残遗物 （或化石）景观。②有机进化之持续性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以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文化物证为特征。为了使人们在实践中能够更好的运用这一理论成果，对其命题提出的背景和发展进行相关的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
国际科教文组织UNESCO大会1972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在公约中提出了遗产是属于全人类共有财产的概念，而且还设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用以登记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遗产。在这次会议中，人们将遗产分为了自然和文化两个有各自独立的表述的大类。由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时代和文化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它将自然和文化作为两个完全对立的极端，这完全不公平的对待从而对世界各国的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让各国的实际操作工作显得困难重重。随后虽然也相继提出了“文化和自然遗产”这种被国人称之为的“双遗产”的分类，但仍不满足世界遗产的申报与实践，这主要是因为目前太多的遗产中总是呈现出文化和自然相互交织的境况。而在公约中人们又很难找到与该遗产相匹配的提名标准，如果非要把它们列入世界遗产，就必须把自然部分和文化部分人为的剥离开来，但是这却与该遗产的本身存在价值相背道而驰。这种实践需求的情况就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命题的提出奠定了实践基础。世界遗产委员会议于1984年提交的关于乡村景观的议程使得人们迫切需要关注和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世界双遗产中的“自然与文化的完美结合” 这一理念应该随着时代步伐的前进和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继而用来表现人在乡村景观中的价值；第二，景观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受到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所以世界遗产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和谐稳定的动态演变的环境，而不是为了使景观“凝固”起来；第三，该报告要求世界遗产委员会加快行动保护和重视世界各地的乡村景观。为此，乡村景观的现状就为文化景观这个概念的提出创造了相关的条件。随着遗产学者对双遗产的重视和发展，乡村景观的概念也在不断演进发展。最终在1990年的会议中，特别优先考虑了双遗产和乡村景观的研究。自此，就奠定了世界文化景观遗产提出的理论基础。
其实真正意义上真正催生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产生的是1986年和1989年两次英国湖区（Lake District）申请世界遗产的失败，这给世界遗产实践造成了2次大震动。英国湖区拥有美丽宜人的自然风景和绚烂夺目的文化底蕴，它拥有的人类聚居遗址、罗马堡垒、中世纪的修道院以及不断发展进步的工业、农业、乡村风光等构成了一副使人们具有各种各样集合意象的遗产景观（如图1）；然而当时把自然和文化相对立的观点和现状，使得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对英国湖区找到与之特征相符合的提名标准，这就造成了其两次申遗的失败。这个事件对当时的世界遗产研究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为此，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ICOMOS这2个世界遗产的评估机构通过商议在严密协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景观类别及其录入标准的提案，这成为了设立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关键一步，并且最终导致了文化景观类别的建立；最终，在美国圣菲1992年12月召开的UNESCO第16届世界遗产会议上，把文化景观开始列入到世界遗产的范畴，用来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文化景观成为了一座沟通自然和人文的渠道，主要用来解说一直以来被客观物质约束或受到自然环境因素、连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的影响情况下，人类社会发展和环境之间的进化关系和进程。经过几年的发展和申遗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录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见图1）
世界文化遗产论文【第四篇】
有些疑问，本不是问题。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族群愿意以什么准则、目的、方式和方法保管和传续自己先祖的创造和生存环境，这是各自的自由和。问题在于，参与到文物保护单位的序列，就要遵从相应的国家法规；参加《世界遗产公约》，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郑重签署的接纳与承诺，意味着其相应的目标、准则和条款和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角色、责任是相符的，和中国的法规是契合的。也就是我们要遵循、并要为之奉献的国际合作规则与共同事业。
毋庸置疑的是，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引进、发展、演变和壮大，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这一特殊领域的生动体现，也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展现了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转折重大国策成功、辉煌的历程。
另一方面，在文博队伍内部，虽然对世界遗产事业的支持比较一致，但也存在一些相关联的、有时还很激烈的争论。
学术领域，关于“真实性”和“重建”问题的争议，至今如火如荼。《威尼斯》究竟是只适用于以石质建筑物为主的欧洲遗产保护，还是具有普世价值，也仍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话题。事业上，“文化遗产”的概念是否可以取代“文物”这一沿用已久的中国式称谓；或者，是否可以认为，“文化遗产”已经取代了“文物”，开创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新阶段，业内的分歧已不限于激烈，而且很牵动感情了。甚至，一些重大的保护理念和范畴，诸如“大遗址保护”的提出和实践，一些遗产品类的被关注、明确或深化，究竟是新的发展，还是中国故已有之、一切早就皆在“如来佛掌心”，也会在不同辈份或不同视野的同行之间引发言之凿凿的计较。
直面相关的争议，不仅极具趣味，而且是我们共同钟爱的事业的必须。在具体论及论辩双方观点之前，不妨先关注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近年发起的关于《世界遗产公约》的一项回顾：《世界遗产公约》产生以来有哪些始料未及的效应？
《世界遗产公约》的产生，本来是为着发起和推广国际范围内的动员、合作与援助，以人类集体的力量、智慧和规则紧急抢救和保护那些对全人类具有突出、普遍意义和价值的人类文明的历史遗存，和大自然的造化与馈赠。颇有点儿“抢救为主，保护第一”的味道。但随着1978年以来《世界遗产名录》的现身和不断扩大，原本主要意味着付出、奉献和艰苦奋斗的世界遗产事业却一发不可收拾，呈现为有增无减、持续升温、风靡全球、长盛不衰的全球热潮。这的确值得全世界的人们关注和思考。跨越族群、民族、地域、宗教、文化，超越信仰、政治和自然环境的局限，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几乎一致热捧和追逐世界遗产事业，使之成为一个重大现象和持久话题。
对世界遗产事业始料未及的效应，以及由此日益催发的蓬勃生命力和无尽魅力，我体会到以下几点：
深层次，多维度，全球视野，综合统筹的大环保事业的合理、有效、持久的切入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座基石。
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每个人，每个族群，每个国家的日常活动，无不对人类共同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村产生着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连带影响。有条件的，应该为人类集体，为当代，更为后代，做出自己应有的历史贡献；一时还不具备条件的，起码要尽可能少留遗憾，并尽可能通过国际合作弥补自身的不足。
这其中就包括，关注到已解决了衣食住行基本生活需求的人类，要持续保障和不断提升生活质素。而深厚、丰富、隽永的历史人文环境、精神、情感和氛围，以及本该与人类共生共荣的天地万物与自然奇观，成为全人类共同不可或缺的、高层次的基本生存环境要素。这一理念一旦形成全球共识，环境保护就不再限于保障清爽的大气、洁净的水、食品卫生和防治污染等显而易见的物质需求。以世界遗产为杰出代表和号召的遗产保护事业，本质上就必然成为扩大和深化了的环境保护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关系到地球村每个人的利益，关系到现在、未来，关联每一个人。
从族群、民族、国家的精神、情感价值，到文明之间的交流、了解、理解和尊重，到人类大同与共同的繁荣和进步。
在民族、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种种不同的现实世界，一个族群，一个地域，一个国家拥有世界遗产的多寡，除了历史、地域的局限之外，多少会体现相应地区和人民在人类文明演进和自然保护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做出的贡献和成就，也反映出当代社会文明素质与综合实力的高低。历史成就与现实水准缺一不可。因而，每一处世界遗产被国际社会认定，都会大大激发遗产所在地人民极大的自豪感，无形中增长了勇气和创造力。
热恋家乡——哪怕她贫穷和落后，尊奉先祖——无论他们成功与不幸，珍爱自然——不分崇敬的理念与形式，这些朴素、美好的情愫通过世界遗产使得不同文化、不同政体间的人们相互了解、理解、尊重和互助。
世界遗产在倡导和认证“全球突出普遍价值”（OUV：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的过程中，实际上追求和建立着人类共同尊重和赞赏的创造力、坚韧精神，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交融、相互促进与共同繁荣，维护共通的审美与善良，追寻着天下大同的方向和途径。
我曾经和葡萄牙奥比道斯市的旅游局长探讨，为什么热衷和推广遗产保护？他简单地告诉我，只为着使他的家乡——一个只有不到3万人口的小镇，父老乡亲们更加以自己的家乡为自豪，而不只是仰慕外面的世界。
这些，为世界遗产被广为接受和欢迎给出了一个内在的注解。
对普世价值、理念、途径、规则、办法与程序的探索、尝试、规范，逐步设定和充实，不断修订和完善，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认、理解、肯定、尊重和包容。
且不论《威尼斯》，仅就《世界遗产公约》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其中所包含的理念、规则、办法和程序是在最大民主氛围中汇聚了全世界——包括中国的经验和教训，经过反复论辩和推敲，并且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修订和完善而成的。因而，每一个版本的《公约》及其《实施指南》都是同时代世界范围内专业同行和遗产管理者最广范围与最高程度的共识。实践一再证明，世界遗产所提倡的突出普遍价值标准，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保护、管理、监测制度和水准要求，“5C”战略（资信，保护，能力建设，交流和公众参与），以及一系列公开、公平、透明的办法和程序，特别是保障可持续保护、传承和利用的终极目标，为各国的遗产保护提供了最具权威、影响力和可操作性的参照与标杆。其意义和作用远远超出可数的世界遗产群体本身。也就是说，世界遗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还在于它已成为普遍的遗产事业整体中的领头羊。
发现和推崇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典范，探索当代人类活动的正确方向，恢复传统景观，美化家园
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不乏对审美的追求，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肯定与倡导。所以，无论根据哪条标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都会或多或少地感受到，被列入的遗产体现着人类对自然的崇敬，人的创造与环境的谐调，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典范的意义除了本身的成就和效应外，更在于指明方向，引领可持续发展的潮流；还在于亡羊补牢，纠正差误。这一效应对于多年忽视环境景观管理、规划工作薄弱的欠发达国家，尤为明显。常常是，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实际上也成为了遗产所在地恢复环境和美化家园的过程。
繁荣旅游，促进和保障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
这或许是世界遗产广受追逐的最表层、最直接、最易见成果的效应，也是无需回避的一个突出现象。
尽管每一处世界遗产地都被要求制定严格的旅游管理体制，并总有监测机制如影随形，但世界遗产事业对旅游业及因之而生的社会综合经济效应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和保障作用，是引人注目的。其对遗产地原住民切身利益提升、和对遗产保护实力增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也是应予赞赏的。哪怕有的遗产地违背申报时的初衷和状态，采取了后续的不恰当或不诚实的举动，因而受到社会关注、批评，乃至督促和除名，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世界遗产的方向、本质、形象、标准、严谨的机制、有效的约束力和特有的积极作用。
统筹规划，以人为本，惠及民众，可持续科学发展。
世界遗产工作对规划的重视和严格要求，对利益相关者（包括个人和团体、政府与民众，相关的规划、法规和计划，城乡社会的方方面面等）协调机制的关注，对现实和未来影响因素的全面评估和应对，对文化背景和自然环境的尊重，使得遗产事业真正成为平民的事业、公众的事业，全社会、全人类的事业，统筹协调的事业、回归大自然的事业，并形成了能够保障包括上述各个突出要点在内的综合效应得以实现和长盛不衰的完整体系与机制。
世界遗产的积极效应还可以总结出很多，实例件件可举，现有的世界遗产地都连带着生动的故事。不管存在着多少不足、不良倾向和争议，世界遗产在人类大环境保护和全面的遗产保护事业中，都具有旗舰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1985年才得以签署《世界遗产公约》。1987年才成功申报了第一批世界遗产，但世界遗产的效应和影响在中国却十分显著。
最突出的案例是丽江。一个在申报遗产之前只能维持“吃饭财政”发基本工资的县，2011年仅从旅游中收取的古城维护费就达亿元。1997年申遗之时，当时的纳西族县长曾经说，“能把我们人数不多的纳西族世世代代创建和居住的古镇申报成为世界遗产，就是什么也不再干，我的父老乡亲们也会永远记得我”。
布达拉宫申遗时的国际考察专家之一曾是达赖的私友，他在考察了布达拉宫的保存和保护状况之后，由衷地赞叹，“你们在这里做得很好……我要就此向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的汇报”。世界遗产沟通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申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给遗产和相关城乡环境的改善带来了明显的效果。好太王陵与好太王碑之间，从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脏、乱、差城乡结合部混乱状态，恢复了传统的对应关系和优美景观。执行国际考察任务的外国专家见到他曾认为只能是梦想的环境效果，连称“感动”。
而北京因为世界遗产维修工程中的争议和质疑，引发了“东亚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的召开。坏事变好事，从“再现辉煌”的错误趋向，到结合本地区文化背景和遗产保护实践基础上对真实性的强调，和因之衍生的文物维修“最少干预”原则的肯定和遵循，同行们的共识形成了相应的《北京文件》，被国际同行公认为“不仅对东亚地区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全世界有参考价值。”
中国在为世界遗产付出辛劳、努力，并享受其成果的同时，也为世界遗产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文本不止一次被国际同行和机构赞誉为范本，并连续申报成功。
中国的世界遗产监测机制和体系多处受到国际同行的欣赏和推崇。
中国的泰山为《世界遗产名录》提供了第一处文化与自然复合遗产。
中国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小经曲折，在摘得全世界瞩目的“天地之中”名号的同时，以一种影响深远的东方古老宇宙观串连不同功能的历史建筑，为世界遗产系列申报开创了“主题型”、“概念型”的内在组合范例。
而正在进行的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项目，在提升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和水平、改善遗产管理状况、加强丝路沿线国家和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交往、复兴丝路沿线的经济文化繁荣等各个方面，也在发挥着举世瞩目的影响和作用。
截止2012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结束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总数达到962处。其中包括文化遗产745处，自然遗产188处，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双遗产）29处，分布在157个国家。在全世界大致193个国家中，签署《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缔约国）达190个。以拥有世界遗产数目的多寡，目前有这样一个排名表：
意大利47处；西班牙44处；中国总数43处（文化遗产30处，自然遗产9处，混合遗产4处）；法国38处；德国38处；墨西哥31处；印度29处；英国28处；俄国25处；美国21处；希腊17处；日本16处；伊朗15处；韩国10处。
我曾经设想，如果我们没有及时跟进，在这一领域，我们会面临一种什么局面？
世界遗产事业在中国的开拓、推进、运作和发展，一直伴随着众多同行难以尽叙的忍辱负重。
这毕竟是一项外来的、以外语为主要表述方式的国际事务。与外界长时期的隔绝，中国人对国际规则和人际关系的生疏，以及外语能力的欠缺，使得中国的这项事业曾走过多年懵懵懂懂的道路。我们曾依靠执着的激情、热情和加倍努力来弥补自己的缺陷，直到终于能和国际同行自由交流，并发挥自己的影响和更大作用。
在世界遗产工作开展的全过程中，世界遗产的理念与实践和中国文物工作的对比及相互关系，始终是一个重大课题。
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大师梁思成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与国际潮流的契合与相映生辉。
梁先生提出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应当是“整旧如旧”，而不是“焕然一新”；尽可能“带病延年”，而不是“返老还童”，这与同时代西方语境中的“真实性”和“最少干预”原则如出一辙。也对西方同行曾经激烈争辩的“风格式修复”（有“再现辉煌”之意），“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的异同，给出了最简洁、最清晰、也最生动形象的界定。
梁先生关于文物修缮要尽可能做到“有若无，实若虚，大智若愚”，不仅适用于修缮，也适用于展示和利用，这与世界上对考古遗址保护展示的三种模式（智力型，自然原状管护，创意型）的争议和辨析不谋而合，并以中国式的语境、智慧和语言艺术给出了最贴切的回应。一句“红花还要绿叶托”，对遗产与环境的关系和保护遗产环境的理念作出了最优雅、却又浅显易懂的说明。
西方文化看遗产，力主不仅要见物，更要通过物见人、见史、见故事，见精神、见情感，见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梁先生的论著中，让人处处感知他在遗产中发掘的民族情感、文化艺术和灵魂，因之感受到油然而生的炽热情感，和真诚的折服与崇敬。这一切，都丝毫不逊于国际潮流。
在参与世界遗产事业的风风雨雨中，每每求教于梁先生的著作，总会掩卷长叹，倘若梁先生以长寿和安顺，贯通着中华深远文脉和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辨，融入古老民族的博大智慧与胸怀，饱蕴特色艺术与情感，并集聚古今中外经验与知识的中国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体系，该是何等的更加完善和耀眼！
梁先生一些闪烁着无限智慧和光辉的格言，曾经被淡忘，甚至，有的“经”还被念歪。
著名的“整旧如旧”，又被作“修旧如旧”，最后，在实践中，常常变成了“以假乱真”。
“不赞成‘最少干预’”，力主“再现辉煌”的观点，曾经主导极其重要的古建筑维修工程。
如此种种，无不验证着，梁先生的过早辞世，是中国文化遗产界，也是世界遗产事业何等重大的损失和缺憾！
在梁思成先生与国际先进潮流遥相呼应于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同时，中国有一批人数不多、但却极为执着、坚韧、忘我和智慧的前辈，同样为中国的文物保护管理体系做出了不容小看的杰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初，“文物”就被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给予了清晰的界定。之后，相关文物法规中关于文物维修必须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关于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的规定，关于大遗址工作的规划和探索，关于“五纳入”的要求，还有许多细则和技术规则，都可以在世界遗产体系中找到对应的理念和准则，但以不同的语言和语境相陈述（可惜的是，很多主张未能真正变为社会和群众自觉、严谨、认真的行动；在队伍内部，也常常只流于形式和文字。对执行情况和效果，也没有有效的检查、督促、落实机制）。
世界遗产申报文本的格式和内容，有很多和中国的文物保护要素相同。中国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常常可以直接作为世界遗产申报时所必须的遗产区和缓冲区来使用。
特别令人感慨的是，经历国家特别的历史时期和变革，前辈们的坚守、奋斗和成就，所付出的勇敢、顽强、智慧和牺牲。奋不顾身，苦心孤诣，无怨无悔。我也曾经设想，如果把我们放在同样的时代，同样的政治环境中，同样的客观条件下，我们能做到几分？不敢比。
所以，在谈论世界遗产和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这一重大关系时，前者只是我们的借鉴和交融，后者是我们的根本。我们今天融会古今中外、并仍在继续丰富完善着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是在中国实践的土壤和脉络中演进而来的。今天如果能有新的进展，那的确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升的。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遗产事业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的文物保护体系毕竟存在着差异和差距。这些差异和差距是相互的。因而，也存在相互的促进与交融，推动着彼此的进步。
涉及这一话题，有时会令人想到想到中医和西医的差别与关系。中医多意念和经验，师徒口心相授；西医重实证，规范化，数据化，可重复。但，谁能否定任何一方？
我们的保护管理，笼统的东西多，政策性、号召性的东西多，落实、检查、有效监测少；就事论事的东西多，见物见人见事见情少，视野不够高远，不够宽阔；还有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情况，以不变应万变，不能与时俱进。
世界遗产有它不变的长远目标和灵魂，但总在随着时代和事业的发展和深化而处于动态和不断完善中，规范化、数据化、程序化、长效化；从遗产的界定、登录建档，到规划、保护、管理，到监测机制，无不具体、细致、周详、较真；也不乏激情、奉献，和真正的以人为本。
我们有的同行现在要了解遗产的准确状况，都更偏好查阅世界遗产申报文本。因为我们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与批准文件经常语焉不详、笼统、大而化之。这较之世界遗产为申报文件和监测档案所要求的详尽、具体、准确的现状描述，历史沿革，整体和逐项真实性的辨析，相关的保护管理措施的落实等，就有明显差距。反映出了世界遗产与文保单位不同工作机制的不同效果。
不过，外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正确，更不一定都适合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情。
西方有家信息科技公司力图将遗产的价值、精神、情感和“美”数据化之举，就曾被大家传为笑谈。而有的国际同行讶异：我们西方人近200年才提出“回归大自然”，为什么具有两千多年“天人合一”理念的你们却允许出现那么多丑陋的白瓷砖贴面建筑，到处可见“厕所建筑师”的作品。则令我们汗颜。
可见，面对外部世界，在专业科学范畴，我们需要的既不是古国时期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俯视”；也不是一段时期以来的，无论反方和正方，都言必称外国的“仰视”；而应当是坦荡、求实、自信、自重、亲切、友好、包容的“平视”。
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来自外部的经验、长处和启迪。
世界遗产的申报文本，运作程序和模式，监测机制，无论从对遗产的准确、翔实认定和保管，还是长效的监测保障方面，都为我们提供了同时代最完备、最合理、最有效，也最能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完整体系。
当我们只聚焦于《威尼斯》是否只适用于石质文物建筑保护的时候，国际同行在疾呼，1964年的《威尼斯》在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其内在与外在的环境关系方面，是对1931年《雅典》的倒退。涉及真实性的认证，人们在质疑，严格的《威尼斯》语境下的“重建”，要具备哪些条件才是真正可信的？保护（conservation）与保存（preservation）在真实性方面有多少细微的差别？
在我们议论文物保护是否应该包含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国际潮流已经在倡导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遗产的价值标准中，常常涉及对传统、精神、情感、艺术和工艺技术的发掘和认定。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品类的特点之一，实际上就是这种统筹保护的一种集中体现。
我们有些同行为历史文化名城被迅猛改变的现实痛心疾首、但又一筹莫展之时，国际同行们不屈不挠地提出了“历史城市景观”（HUL）的理念和保护套路，并推动使之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
我们在赞叹藏羌碉楼与村寨、哈尼梯田的壮美时，国际同行将之归纳总结，提炼上升为“人类的坚韧精神与能力”的体现，从而更凸显其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
这些事例，或许可以引发我们对不同境界、视野和知识范畴的感知与思考。
而世界遗产在中国社会产生的冲击力和巨大作用，引发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重视和支持，改善和促进了遗产保护面貌，提升了全社会的文明意识和保护共识，解决了多少多年头疼的老大难问题，实现了多少传统机制下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则是有目共睹的生动事实。
特别要关注的，可能还是世界遗产强调的利益相关者的意识、公众参与、各方面的交流、对纳税人和社会主人真正的尊奉。
无论是“5C”战略，还是一系列具体做法，世界遗产都体现出对主人公的认识和敬重，真正是以人为本，民主决策和取舍，并惠及最广大的民众。使公众真正意识到，遗产就在自己身边，与自己息息相关，懂得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个体利益在遗产事业中的体现。遗产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不再是对立面，而是每个人的光荣、利害、责任和义务。尽管认识和遵行的过程未必能一下子达到专家的水准，但其意识、做法和效力已非计划经济条件下自上而下的“群众保护”模式可比。遗产在逐渐成为全民、全社会的事业和权利。
澳门历史城区反映性监测的成功案例可以为这一公众化的遗产趋势和做法提供一个典范。在土地开发、社会经济发展与历史城区保护的矛盾出奇地尖锐的这一特殊地点，遗产保护面对的既有激进的保护人士，也有最初并不十分关心的部分民众，更有平等、但影响力巨大的开发业者、亿万富翁。集中统一式的行政方式在这种环境中毫无用途。最后，是包括开发商在内的家乡人民公共认识和意志的统一，保证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和出路。
从统筹保护物质与非物质遗产；公众真正的有效参与、广泛动员和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协调；遗产理念、品类、规则、办法、程序的不断丰富、发展；社会整体规划和遗产保护优先；见物，同时见人，见事，见情感，见精神，见传统，见全局，见文明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等诸多方面看，我同意“文化遗产”是文物工作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认识和说法。是沿袭和发展，而不是创立。这其中有我们自己的开创，比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工作，就曾是文物工作的一次综合、深化和扩大。也有外来的借鉴，参与《世界遗产公约》27年来的磨合与奋战，是主要因素。而无论历史文化名城，还是世界遗产中的文化景观，其保护模式、规则和办法，都难以完全套用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规。
我们过去提及的“文化遗产”毕竟还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大体分类的概念；而还不是一个对遗产仔细推敲、认定与辩证、统筹保护与管理、社会深刻动员和充分协调的综合理念和体系。
有位在省里曾经同时主持传统形式的全国文物普查和新兴的世界遗产申报两项工作的同志感慨，前一项工作有国务院红头文件，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到各市、县去，受欢迎和重视的程度与对世界遗产的热情和欢迎却无法相比。这当中，当然不排除一些不正确的功利趋向。但世界遗产事业在树立起高尚情趣和长远目标与方向的同时，也在专家的眼珠子、官员的政绩和群众致富的愿望之间，寻找到了一个契合点，并设定了共同遵守的模式、规范和原则，因而广受欢迎，易于理解和接受。这的确也值得我们总结。
世界遗产事业理念进入中国，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一词由“Cultural Relics”改作“Cultural Heritage”，国际同行一致叫好。因为，这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词汇问题。
中国的文化遗产理念其实也有着无限丰厚的哲学和审美渊源。最近，国际遗产界在重新讨论如何更深刻和公平地界定和选用关于“美”的价值标准和理念于自然或文化遗产。国际同行们以西湖和很多中国遗产地为例，引用中国传统文学、美学、哲学、宇宙观来论证，比我们更兴趣盎然。很多人因而在研究孔夫子的《论语》，老、庄哲学。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博大精深、韵味无穷的民族文化的发掘和再认识，倒显得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