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论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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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论文【第一篇】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综上，实践发展永远没有终点，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结合时代的发展来挖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仍然是我们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诉求。

世界史论文【第二篇】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

②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

③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

④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⑤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⑦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⑧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⑨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瑏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瑏瑥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瑏瑦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瑏瑧“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

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瑏瑨“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瑏莹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瑐瑠。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瑐琐，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瑶。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瑐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瑐瑦。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

承接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瑐瑧。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瑐瑨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瑐莹。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

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瑑瑠共产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

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瑑瑡。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 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

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

世界历史论文【第三篇】

关键词：创新教育　历史学科　基础知识　世界史教学

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培养和造就基础宽厚、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是21世纪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与目标。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必须放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战略重要位置。”近年来，学者们都认识到了高校历史课创新教育的重要性。但据笔者的了解，更多的学者强调的是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和教师教学方法的改革，忽视了基础知识在历史课创新教育中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对于普通高校的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历史课来说，让学生掌握宽厚的基础知识，是实施创新教育的基础。

一、历史学科的特殊性与普通高校学生的世界历史课学习现状

掌握坚实、宽厚的基础知识是世界历史课实施创新教育的基础，是由历史学科的特殊性与普通高校学生学习的现状决定的。

1，创新教育与历史学科的特殊性

人们对创新教育的认识并不统一。一般认为是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笔者认为，认识创新教育的关键是如何认识“创新”。“创”就是前所未有的创造发明，而“新”则是相对而言的，创新既包含发明创造，也包含在发明创造过程中对过去的东西的继承和改造。因此，所谓的创新教育就是在对传统教育的继承、扬弃中，创立新的教育模式，使教育更加适应知识经济时代飞速发展的需要。在创新教育中，无论什么学科都需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但在培养创新精神与能力的过程中，要视学科的特点确定学科实施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与重点。

历史学科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运用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探讨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笔者认为，历史学创新教育的重点不在于“创”，而在于“新”上，即在传统教学与学生掌握扎实史学知识的基础上，改变过去单一的注重教，向多元化的注重教与学并重，注重对学生思维能力与运用基本知识分析、认识问题能力的培养等方面的转化。使学生在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了解世界及国内学术界研究动态，对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和见解。另外历史学科的重要作用就是为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借鉴，这就要求历史工作者与学者要比一般人要站得高、看得远，既要有具体的历史知识基础，又要对历史问题进行宏观分析，这样才能肩负起史学赋予的重要任务。

历史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在历史学创新教育中基础知识的掌握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历史学科的创新教育就会变得缺乏科学性。

2，普通高校学生世界历史课的学习现状

素质教育历来是我们党和政府倡导的教育宗旨。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许多中学教育至今还是应试教育，中学生的学习基本上还是随着高考的指挥棒进行的。在这种教育下招生的普通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1)缺乏系统的基础知识

由于学生在中学养成了对世界历史山药蛋式的了解与山药蛋式的解答问题的习惯。升入大学后，受这种学习习惯的影响，学生对世界历史学习仍缺乏系统的、坚实的基本知识，在分析问题时非常吃力，既没有大量的历史资料为论证依据，又不能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比如，在讨论彼得一世改革的性质问题时，有些学生虽能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却提不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有些学生提出了“彼得一世改革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改革”这样毫无意义的论点，在论证的过程中竟然说彼得一世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废除农奴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平时学生的作业、讨论、试卷中时有发生，这就说明大学生仍应该加强系统的历史基础知识的学习与掌握。

(2)综合分析问题能力比较欠缺

就学生的平时学习情况来看，在综合分析问题方面十分欠缺。比如，对于要求结合史料谈认识或结合史料分析问题的作业题，许多学生仍像中学时一样，罗列几个小点点，像山药蛋似的堆在那里，每一个小点与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没有任何论述。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平时掌握的世界历史知识和阅读的世界历史著作太少，缺乏必要历史论文写作的训练，综合分析问题时缺乏知识基础与理论基础的支持，往往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3)浮躁之风严重，学习积极性不高

受社会浮躁之风与功利思想的影响、对学习世界历史意义的认识不足、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等等原因，在普通高校历史系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着浮躁之风和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现象。比如，眼高手低，学习不踏实；只应付课堂学习，不阅读参考书和史料；课堂讨论夸夸其谈，没有史料做依托；作业有抄袭现象，连毕业论文也是东抄西抄来拼凑；等等。

根据这些年在普通师范学院的教学和对学生现实情况的了解，笔者认为以上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所以世界历史课的创新教育，一方面要结合历史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要面对普通高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措施，才能够落到实处。

二、加强普通高校学生世界历史基础。知识的主要措施

针对历史课创新教育的要求与普通高校学生学习的状况，世界历史课要使学生打好坚实基础知识，进行创新教育，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人手：

1．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学习的兴趣与主动性是决定学生能否学好一门课程的前提。要让学生学好世界历史这门课，就必须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首先，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历史的重大意义与现实作用。

马克思说过，世界上只有一门最大的学科，这就是历史。历史学科不仅是一门培养人的基本素质的学科，而且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所谓的“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就是指历史学科的现实作用。美国近代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就曾说过：“学习历史不是为了聚集知识，而是为了运用知识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图画，用以表明人怎样和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怎样和为什么取得成功和为什么归于失败。”他还认为，通过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从中总结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作为认识工具用以指导当下社会实践。杜威的思想充分说明了历史具有现实意义与作用。其实，早在1964年2月毛泽东在给中央音乐学院学生的一封信中就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思

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史学界也确立了“古为今用”的学术方针。这些思想和方针，就是要求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时候，要充分吸取历史文化遗产中精华，为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服务。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注重学生“读史明智”，“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等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有一个长远发展的眼光，认识到学习历史的重要作用，对自己选择学习历史专业充满信心，这样才有学习历史学的积极性。

其次，要让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在当今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的社会现实面前，学生进入大学后普遍会对自己的前途命运感到迷惘，学习缺乏动力。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就要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个自己长远发展的目标。对于学习世界历史的学生来说，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就是从事历史研究、历史教学或到行政事业单位做公务员等等。教师应指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以及家庭经济情况做好自己发展方向的选择。一旦确定了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目标，在学习中就能够结合自己的目标学习，学习也就有了方向和动力，只要有了学习动力，也就会主动学习，才能踏实认真地学习。

再次，教师要改变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世界历史的兴趣。

教师作为创新教育的实施者，首先应有创新教育的意识和精神，要有全新的教学思路和教学理念。具体来说，教师在世界史课的创新教育中应该做到：(1)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把学习的主动权教给学生。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必须优化自己的教学内容，根据启发式教学原则，对讲授内容既要做概要串联，使学生对整个历史发展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认识，又应将课时主要用以课程的重点、难点、疑点的讲解和对本学科研究动态的介绍等方面，还要给学生留出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间。教师可以一方面通过给学生介绍参考书、介绍看书学习的方法、制定检查措施等提高学生自学的效率。另一方面选择一些典型的、关键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作为学生思考的题目，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运用史料，对问题得出自己的见解，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教师应努力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增强他们的人文素质与就业的竞争力。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应该改变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注重学生学习兴趣与能力的培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比如，在教学中运用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方式，专题讲座的方式，讨论的方式等等。(2)改变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的传统方法。传统的学期末闭卷考试的评价模式虽然是促进学生学习和掌握必要知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但对学生的评价方式应该多元化，更加突出学生平时学习成绩。比如，增加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平时成绩多样化等。特别是教师应加大对学生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的考查力度，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与综合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为学生创造主动学习的条件

首先，给学生留出更多的自主学习的时间。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学习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目标有选择地学习。

其次，加大图书资料的投资，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查阅资料的方便。要进行创新教育就必须加大对世界史图书资料的投资。因为历史课的创新教育是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如果缺乏图书资料、原始史料，历史的创新就会变得没有根基。图书馆和阅览室向学生全面开放，以便学生查找资料。此外，在现今网络发达的社会，要使学生学会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了解最新的学科研究动态，也要学会鉴别史料的真伪。

同时，为学生创造实践活动的机会。应该为学生确定固定的教育实践基地，使他们可以经常性地与中、小学校的学生和教师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教学需求，经常性地到中、小学进行实地教学实践。应该为学生创造外出考察的机会。学生走出校门，考察历史遗迹，不仅可以把课堂学习的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而且还可以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和积极性，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总之，在历史教学中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能使学生树立“运用科学服务社会”的价值观，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学习历史的重要作用，也可以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世界历史课的创新教育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需要从事世界历史课教学和管理的教师与领导，付出更多的艰辛和精力进行教学和管理改革做前提，它需要学生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掌握坚实的基础知识作依托，才能付诸实施，有所成效。

参考文献

[1]杜威．学校与社会．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袁本涛．中国高校教学改革的现状与趋势分析．大学教育科学，2006(2)．

[3]刘辉萍．史学危机与高校历史教学改革议．文教资料，2007年10月号下旬刊．

世界史论文【第四篇】

（一）比较文化形态学与“文明形态史观”

20世纪初，“欧洲中心史观”在西方史学中的统治地位之所以开始动摇，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主要原因也成为比较文化形态学产生的直接原因。其一，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使一些西方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感到忧虑。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的同时，也动摇了“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其二，西方史学向专门化发展，对各国、各地区、各时代、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缜密，促使史学家不仅要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历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也使他们重新思考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考察。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历史哲学领域，出现了批判的思辨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奠基者是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的著作《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the　West）。该著作1911年开始构思，当第1卷于1918年出版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1922年出版了第1、2卷合订本），西方文明的种种危机已经充分暴露出来。斯宾格勒在该书中否定他所称之为西方研究世界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即对那种将西欧的土地“当作一个坚实的‘极’”，并选定它“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当作中心的太阳”的历史观念给以批判，指出这是在制造“‘世界历史’的幻景”；他认为“‘世界历史’指的是整体，不是选定的某一部分”［3］，反对以西欧历史的三分法“古代—中古—近代”为基本框架来编排历史。同时，他又带着宿命论的色彩，开始把世界历史看作是8种文化（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他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认为除了西方文化之外，其他文化都已衰亡，西方文化也在没落。①随后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在其12卷的巨著《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的最小单位是“文明”，并通过对近6000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文化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②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08－1984）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指汤因比———笔者按）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4］文明形态史观对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其一，为“全球史观”奠定基础。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汤因比“提醒那些沉湎于专门领域的研究而迷失方向的历史学家，使他们认识到需要用全面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历史的整体”，［4］从而为“全球史观”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其二，以文明为单位研究和撰写历史。以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作为撰写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明史为开端，文化形态史观也逐渐发展为“文明多元论”，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③其三，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由于文明囊括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伟大成果，所以对于历史工作者来说，无论是全球的宏观视野，还是对每一种文明的具体研究，都需要运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于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同时，在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促进了历史学各个分支学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

（二）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和鲁滨逊的“新史学”

在对实证的传统史学的批评中，1929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刊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起改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标志着一个新的学派———年鉴学派的诞生。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是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类的科学”；“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①。在年鉴学派看来，正是由于史学以历史中的人为其对象，史学便能够也应当以史学为基础并全面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研究路径。因此，年鉴学派主张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和学科局限，提倡通过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联合来打破传统的史学模式。于是，社会史、经济史、人口史、环境史等都成为年鉴学派的研究范围。也正是在既强调历史学的重要性又主张打破学科界限的主张下，年鉴学派提倡总体地、整体地研究历史，正如布洛赫所说：“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包罗万象，无所不言……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只有通过众人的写作，才能接近真正的历史。”②年鉴学派的“总体史”观念和方法论，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史的观念，并影响了以后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③20世纪初，美国也兴起了一个“新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是1911年詹姆斯·哈威·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出版的《新史学》（TheNew　History）一书。该书是鲁滨逊的论文和讲演的汇编，集中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鲁滨逊反对只偏重研究政治史，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凡从古到今各种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科技发明等都应包括在内；反对只讲大人物和大事件，主张研究普通的人和普通的事，用综合的观点揭示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以展示人类逐渐走向进步的历程，等等。“新史学”在美国影响很大，并通过中国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④，影响到中国的世界历史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取得重大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与此同时，随着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通讯联络四通八达，世界日益密切联系成为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历史研究也不断进步。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⑤全球史观应运而生。

（三）全球史观

什么是全球史观，学术界并无定义，但是可以从一些史家的论述中看到他们眼中的全球史观。一般认为，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①。1978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欧洲为中心论述历史的旧观点，从宏观阐述自公元前9000年到公元1975年人类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②他在1978年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Hist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③爱德华·H．卡尔也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也只有在今天，才第一次有可能想象整个世界包括着在十足的意义下真正进入了历史的人民，包括着不再是殖民地行政长官或人类学家所关心的、而是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各族人民。这是我们的历史概念的一次革命。”［1］（163）于是，西方史学界在20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叙述与编写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整体历史的时代。以下是几本可视为以全球史观撰写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早在1920年，英国作家（非职业历史学家）H．G．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就出版了简明世界通史读本《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A　Plain　History　of　Life　and　Mankind），论述了从地球的形成、生物和人类起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横跨五大洲的世界历史。作为对西方文明的一种批判，作者深切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批评过去的欧洲历史学者“严重贬低了亚洲中央高地、波斯、印度和中国等文化在人类这出戏剧里所分担的部分”，决心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而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④该书的盛行（据说每个说英语的家庭都有一本），客观上形成了对西欧中心论的一大冲击。⑤1963年，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出版了《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The　Rise　of　theWest，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该书采用了从古至今的叙事史体例，被西方史学界认为是专业历史学家写出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开创了世界史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在该书的基础上，1967年麦克尼尔出版了更为简要的《世界史》（A　World　History）。⑥美国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于1966年和1971年分别出版了《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History）和《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　World　to　1500：A　Global　History）。作者认为：他这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①美国学者、被称为西方“新左派”的伊曼纽尔·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1974—2011年陆续出版了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作者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16世纪开始于西北欧为中心形成的“世界性经济体系”）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②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与编纂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它们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今天，全球史观在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通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全球史观也对中国的世界通史研究和编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20世纪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世界史教学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20世纪兰克学派传入中国，一些人把它概括为“史料即史学”。例如，历史学家傅斯年（字孟真，1896—1950），就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让史料本身说话，即他所说的“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这里颇有兰克主张的味道。尽管这种观点有点过于绝对，但是他的“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一分资料出一分货，十分资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主张，以及他提出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史原则，③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唯物史观对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编写也产生了影响。早在1925—1926年，陈衡哲（1890—1976）就出版了高中教科书《西洋史》，沿着上古—中古—近世的线索，叙述了上起地球和生物的起源，下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历史。尽管作者表示要以多元史观解释历史现象，但她认为自己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作者虽然“叙次西洋史迹，又时与中国有关内容加以联系。”④1934年何炳松出版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外国史》（上下册），从人类文化起源一直写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该书虽然多参考西方学术成果，但作者反对西欧中心论，表示自己的立场与西方学者不同：“我们试看寻常所谓外国史或世界史，多半是西欧中心扩大起来的西洋史。欧洲固然是现代世界的重心，值得我们格外注意。但是我们中国人既系亚洲民族的一分子，而亚洲其他各民族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对于世界的文化又确有很大的贡献，似乎不应因为他们久已衰亡，就可附和欧洲史家的偏见，一概置之不理。因此，著者很想在本书中有一种新的立场，把亚洲匈奴人、安息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等向来受人轻视的民族，根据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活动和贡献的程度，给以相当的位置，而加以叙述。”①因此，该书在论述文化起源时从亚洲讲起。何先生接受20世纪上半期美国出现的以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观点，在教材中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只关注帝王将相少数人活动和偏重政治史的现象，大大扩充了选材范围，以较多的章节叙述文化与社会生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在前言中就说明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他强调世界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应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迭理论来划分世界历史的时代。另外，周谷城还认为，“世界通史并非国别史之总和，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故叙述时，力求避免分国叙述的倾向，而特别着重世界各地相互的关系”。②这一看法，对于中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尤其具有启发意义。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有了很大进步，也一度受到苏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即关于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解读的较大影响。这种解读，突出反映在苏联于20世纪50年代及其后陆续出版的13卷本《世界通史》的编纂体例中。④该书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以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排列起来，形成了苏联的世界通史体例。然而，该书并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而且过于强调苏联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套《世界通史》对新中国的世界史教育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即现在人们简称为“周吴本”的世界通史教材。这套教材，同样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人民群众为主角，“以时间的延续为经，以地区的分布为纬，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整个世界从人类的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历史，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⑤。同时，人们也能够明显地看到它较严重地受到苏联《世界通史》的影响，在世界史的体系方面，没能有更多的创造和突破，而且缺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

（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世界史发展

随着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世界史学界也迎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当人们重读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论述时，就发现他们在论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时，不仅注意到社会形态的变化，也注意到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从而对作为唯物史观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有了新的认识。从社会发展形态的演变来看，马克思在1859年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胞胎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5］从世界形成一个整体即世界历史的形成来看，甚至早于上述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发展形态演变和世界历史形成的论述，以及物质生产是社会形态变化和世界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推动力量的论断，鲜明而深刻地批判并突破了西欧中心论，是世界史观的一次重大变革，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①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吴于廑先生对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对象提出了新看法。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运用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研究和阐述人类历史的演变，揭示演变的规律和趋向。”②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吴先生强调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认为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而这两方面的发展互动，就形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7］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历史本体论的新认识，与世界上已经流行的全球史观的发展虽然并不完全同步，但基本上是同向进行的。根据这种新认识，吴于廑和齐世荣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6卷本《世界史》（古代史编2卷、近代史编2卷，现代史编2卷），被简称为“吴齐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在1991—1994年出版。这部200多万字篇幅的世界通史，突破了以往国内外世界通史的编撰模式，尤其是突破了苏联学者所编世界通史的模式，以包括世界历史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构世界史的宏观体系；同时借鉴当代史学理论和方法，以中国人的思辨，探索自人类起源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长河的源流及其走向，考察世界如何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全球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进行重新划分：人类产生至15世纪末为古代史，16—19世纪末为近代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90年代为现代史。这种超越社会经济形态的分期从历史实际出发，与原先以政治兴替或其他“重大事件”为分期标准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力求避免重蹈国别史汇编的旧体系，采取纵横交织的编撰体系和纵横比较的写作方法，抓住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密不可分这一关键环节，注意揭示纵向的重大历史现象对横向发展的制约，以及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第三，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模式，不仅阐释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以及各国各民族内部的暴力冲突和阶级斗争在打破其分散闭塞局面，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而且注重深入探讨人类和平交往和思想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作用。第四，创造性地将中国历史纳入其中，以有限的篇幅简述中国历代兴替的基本脉络，重点发掘中国与世界发生联系的重大史实及其意义，并从中外历史的比较中确立中国在世界史上应有的地位，从而勾勒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和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①至2013年，该教材已经发行上百万册，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世界通史教材。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②他主张“从宏观历史学的角度，把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大过程，进行整体性研究”，并认为“现代化史学是关于现代世界的变革与发展进程的整体和分体研究的史学”，③因此也被称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④。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

三、进入21世纪的世界史学发展

（一）全球史的兴起进入

21世纪，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于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或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在21世纪继续发展，并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最初的“全球史”只是美国历史教学改革中出现的一门新课程，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宏观编写世界通史的方法论。它与以往世界史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关注那些导致全球化因素的发展过程。正如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杰瑞·本特利（Jerry　Bentley，1949—2012）所说：“深刻影响了当今世界发展的强劲的全球化的势头也促使历史学家们关注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在许多方面，世界史作为一种理性的研究课题，代表了当代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身居其中的跳跃式发展的全球化现象的职业反映”。⑤因此，“新世界史”更为重视对长时段的、跨区域的、跨文化的环境变化，物种传播，疾病蔓延，人口发展，移民迁徙，意识形态和观念变化，跨国公司，能源需求，国际犯罪，甚至政治、文化的全球化等问题的研究，注重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特别是人类早期的跨文化互动和交流过程。于是，国内已有学者将这种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本身的观念称为“全球化史观”；［8］亦有学者将这种学术取向称为“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⑥。以下是几本被视为全球史的西方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对中国学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上述已经提到的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一书被认为是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诞生。1967年他出版的《世界史》和1966—1971年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都被视为全球史的世界通史著作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编写是有其一致性的。2000年，杰瑞·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的《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JerryBentley，Herbert　Ziegler，Traditions　＆Encoun-ters：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一书①出版，作者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注重文明的多元传统和相互之间的碰撞与互动，揭示人类社会不同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成为美国最畅销的世界史教科书，在中国也拥有广泛影响。2003年，麦克尼尔父子出版了《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J．R．eill　and　William．H．eill，The　Human　Web：A　Birds－Eye　Viewof　World　History）一书②，作者力图以一种超越文明的宏观视野来重新审视全球历史，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全人类与自然界共生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张无形的巨网，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在影响着自然物种的进化，也同时受着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者追溯人类网络的变化，揭示各个阶段不同人群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生存特征，以及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依存、互动，启发读者思考人类网络的未来之路。由此可见，“全球史”或“新世界史”更为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横向联系，就这一点来说，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的论述是有共同之处的。③当然，“新世界史”存在的明显缺陷也招致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例如，它比较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没有完全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思维；使用的多是二、三手资料，较少原始资料的利用等。全球史学家也正在努力克服这些缺陷。

（二）中国世界史的新发展

世界历史论文【第五篇】

朱方刚在美国私立高中格罗顿中学读高二，他的暑假从6月初就开始了，直到8月底才结束，并且没有任何假期作业。漫长的假期如何度过？朱方刚和他的同学们却都没闲着。因为格罗顿中学有个特色课程“全球交流教育”（Globle Exchange Trip），鼓励学生们去往世界不同地方的学校交流学习，或与当地学生一起组织活动，为文化交流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这个假期，朱方刚的一位同学就去往尼泊尔珠峰脚下，为一个生态研究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另一位同学踏上罗马文化之旅，还有人去了乌干达和秘鲁。

然而，没有人来中国！格罗顿中学里的汉语课程开设了多年，中国学生也越来越多，朱方刚觉得自己有责任建立一个与中国的交流项目，他想到了百年职校。

中国百年职业学校是一所专为打工子弟创建的公益学校，已经成立了十年，在国内各地有多所分校。朱方刚的爸爸朱茂元是一位律师，也是学校的创办人之一。

当年，朱茂元从安徽农村考入北京大学，地区贫富差异、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他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一直热衷于教育公益事业。从小，每年百年职校的慈善晚宴，爸爸都会带着朱方刚一起出席。在这样的熏陶下，朱方刚对公益抱有极大的兴趣。

两年前到格罗顿中学面试时，朱方刚坐在接待室里翻阅期刊，忽然看到了格罗顿中学与百年职校开展交流活动的报道。当时他有一种“真巧”的感觉。但入学之后，他发现这个交流活动只办了一次就停止了。后来他一直惦记着：让两个学校的交流持续下去。

今年上半年，朱茂元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发表了关于中国公平教育的演讲。这给了朱方刚很大启发，他决定组织一个到百年职校的支教活动，为他的中国交流项目打响第一炮。

有人竟纠结于“鸡蛋”怎么说…

暑假前的两个月，朱方刚就开始了项目筹划。他一手建立起“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俱乐部”，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建主页，给美国一流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和中国研究所发去邮件，介绍百年职校与支教项目并征集志愿者，最后根据资历亲自筛选出了两名美国大学生，一位来自布朗大学，另一位来自乔治城大学。活动的策划、联络与宣传全部由他一人搞定，而且他还成功地拉到了赞助。

6月15日，朱方刚与两位美国搭档在首都机场第一次见了面，之后便一起奔赴银川进行为期20天的支教。“银川地方偏远，那里的孩子们特别需要接触外面的世界，但很多人根本没有条件走出去。学校虽然开了英文课，可效果并不好。”朱方刚和两位美国志愿者决定为学生们上英文课。

朱方刚本人英文优异，即使刚到美国时也丝毫没有感到语言上的压力。因此，他上第一次课时，当地学生的英语水平让他吃了一惊――有人是进入职业学校后才认识ABC的，有人还纠结于“鸡蛋”怎么说。“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学习外语的条件太差了，更别提与外国人直接交流的机会。”他说。课下聊天，学生们告诉朱方刚，最不喜欢的学科就是英语了。

不喜欢并不是根本原因，朱方刚觉得这主要是教育资源匮乏造成的，只要有好老师就会激发学生的兴趣。他和搭档们着实动了一番脑筋，决定直接放弃枯燥的语法教学，改教发音和基本对话。

银川百年职校的学生们有三个专业，厨师、电子和平台设计，他们便针对不同专业设计了将来可能用到的英语会话教给学生。通过做游戏，如Guess、who？使他们大胆张口说出来。在为学生们讲述美国文化时，他播放电影《阿凡达》，介绍谷歌眼镜、苹果电脑，当然也没有忽略美国的社会问题，像枪支和种族的困扰。

教课之外，朱方刚还跑到偏远的山区里进行了一次家访。他拜访了两个家庭，学生们困窘的家境再次令他震惊：两位学生都住在离学校上百公里远的地方，一位学生的父亲因车祸去世，全家7口人的生活只靠在外打工的大哥支撑，另一位全家依靠低保过活，哥哥上大学需要大笔学费，初中刚毕业的弟弟只能去打工。

“现实的残酷与无奈第一次如此赤裸地呈现在眼前。”然而，他又被两家人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所打动，“他们没有绝望，踏实地过着当下的生活，并寄希望于两位在百年职校上学的孩子能令家庭的生活有所改善，这个感觉真切而实在。”这次经历让朱方刚切身地感受到了教育的价值。

不学历史，怎么让他们去探讨社会问题呢？

“他能够观察社会，同时也受到了教育，他得到的比自己送出的更多。”爸爸朱茂元对儿子组织支教活动非常赞赏，更令他欣喜的是，在美国读书两年，儿子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提升。他并没有像一般中国家长那样渴望孩子成龙成凤，他只期望“孩子能成长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有完备的知识储备，有社会责任感，可以自立去创造自己的事业。”社会责任感太重要了，这也是美国高中教育注重的内容。“他们引导孩子去实践，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并进行思考，朱方刚就在支教中对教育资源的公平性有了更多了解。”

出国前，朱方刚和很多聪明机灵孩子一样学奥数，考重点中学。如果一直沿着这样的轨迹，他现在一准儿是个理科生，遨游在数理化的题海中。都知道国内高中分文理科，学了理科，人文就撇一边了。然而在美国，可没有这样的一刀切。学生们要修科学也要修人文，同时，还能依兴趣自由选择课程排列组合，每个学生都为自己打造了个性化的知识体系。

这为朱方刚打开了一片广阔的视野。在国内，理科生大多不学历史。来到美国，朱方刚则更爱历史了。高二学过世界历史后，他发现，“只有了解了人类历史，才能理解当今社会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只有学了历史，才知道学习科学的意义，以及如何去运用。”在他看来，不学历史就不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当他对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回到北京后，朱方刚与曾经的同学们聚会，他发觉昔日的学霸还是老样子，平时除了学习就是打游戏奢侈一下，偶尔抽出时间打打球，享受一下就去购物中心吃顿好的。朱方刚本来想跟他们聊聊他的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俱乐部和支教的事，希望他们有兴趣也能加入。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离他们的学习生活太远了，没人关心。

“鲨鱼放在水族馆的箱子里是长不大的。”朱方刚这样形容他们的现状，“他们不学历史，你就不可能和他们谈论思想上的东西，美国学校里有社团，有年轻的共和党人和年轻的民主党人，学生在初中就可能有政治倾向，在高中时就可以加入社团，辩论政党的意见。中国高中生不学历史，怎么叫他们去探讨社会问题呢？”

追求他想做的，我们不担心未来

聊天时，同学问他最多的问题是“你卷子多吗？”答：“不多。”又问“那你的作业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很长的回答。在美国高中，老师通常会布置课后阅读任务，课上讨论交流，一个大部头的历史书啃下来相当不容易。而且还有课程论文。朱方刚这学期的历史论文题目让爸爸朱茂元听到后大吃一惊――《中苏关系交恶与中国发展之间的关系》。朱方刚的历史老师对俄国有兴趣，就让他们选择与前苏联相关的主题。朱方刚想到中国与前苏联几经更迭的历史关系，里面一定会有有意思的内容。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方向，随后泡图书馆查资料，独立展开了宏大的研究。

“这样深的问题高中生能完成吗？”朱茂元起初有些怀疑，他也积极帮朱方刚找资料，最后看到儿子的成果，他的怀疑打消了：“写得还真不错”。在国内，这是大学甚至研究生课程才会出现的内容。而小朱在上大学前，就已经开始探究历史与社会发展的问题了。

说到未来，朱方刚没有为自己限定一条道路，他兴趣广泛。体育好，让他更自信，而且他还是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又喜画画，现在还打算学习戏剧。在组织支教活动过程中，他对“公平教育”的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希望能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下一步，他要促进格罗顿中学与百年职校成为联谊校，从高中到大学再到进入社会，会一直致力于这件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