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贷款管理办法范例（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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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一篇】
关键词：MBO，信托，信托产品，法律障碍
MBO（Management Buy－Outs）即管理层收购或管理层融资收购，是在LBO（杠杆收购）[1]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企业产权交易手段，它是指公司的经营管理层利用借贷所融资本或股权交换及其它产权交易手段收购本公司股权的行为。实施MBO，将使公司所有者结构、控制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变成了管理层控股的公司，也即实现了股东控制和内部人控制的重合。MBO在上世纪80年代曾风靡西方，进入上世纪90年代，管理层扩大持股比例成为全球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方向，经营者向所有者转化成了新的发展潮流，管理层收购由此更趋活跃。
MBO在我国并不是个新名词，早在1998年四通集团就启动管理层融资收购开创了中国MBO的先河，在之后的几年里，与国企改革形成契合，MBO似乎成了“抓大放小”以及解决国有资产退出和管理层激励问题的“灵丹妙药”，MBO得到了更多企业的接受并渐成热潮。2000年，粤美的（000527）首先在上市公司中实行MBO，其后深方大（000055）、佛塑股份（000973）、洞庭水殖（600257）、特变电工（600089）、胜利股份（000407）等陆续跟进，相继完成了MBO.不过，由于实行MBO的资金来源和数额备受怀疑，加之我国的部分金融法规对实施MBO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借《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以及《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这一法两规的出台，信托制度成了MBO的“救命稻草”，上市公司实施MBO大行其道，2002年更是被称为“MBO年”。MBO信托产品究竟存在哪些法律问题，信托是不是目前我国解决MBO问题的唯一途径，本文将展开讨论。
一、两种MBO信托产品
之所以把信托制度叫做MBO的“救命稻草”，是因为信托制度的出现以规避法律为主要目的，财产权利是其中心内容，信托制度承载的信托产品[2]，正是解决实施MBO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冲突的重要手段。
实施MBO，管理层需要大量的资金，通常需要借助债务融资等外部财力的支持才能解决，而在我国进行投资会受到对主体以及对投资额的种种限制，因此MBO信托产品的出现主要是解决管理层的融资问题以及由谁出面对目标公司进行收购的问题。
通常，借信托公司实施MBO有两种主要的方式：一种是由信托公司向外融资，然后将融资通过贷款的方式交给目标公司管理层，由目标公司管理层实施MBO.按照信托理论分析，在这种MBO产品结构中，投资者或被融资者既是委托人又是受益人，信托公司成为受托人，对融资拥有所有权，能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融资，这种信托方式构成自益信托。而信托公司与目标公司管理层之间是借贷关系。
另一种是信托公司向外融资后，使用融资以自己的名义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其后再将股权移转给目标公司的管理层达到其实施MBO的目的。理论上，在这种MBO产品结构中，投资者或被融资者既是委托人又是受益人，信托公司成为受托人，对融资拥有所有权，能以自己的名义使用融资购买股权，这种信托构成自益信托。不过，更为复杂的是，在信托公司以自己的名义购买目标公司的股权之后，为了达到MBO的最终目的，信托公司还需将所购股权移转给目标公司管理层。买卖是移转股权的一种途径，管理层可以通过分期付款、质押贷款[3]等方式取得目标公司的股权。另一种途径是信托，即在前一项MBO融资信托的基础上再成立一个信托，由信托公司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将目标公司的股权作为信托财产交与目标公司的管理层，而目标公司的管理层成为受托人。这样，整个MBO过程将构成既有联系而又独立的两个信托[4].
二、六条法律规范
搜寻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可以看出目前没有专门针对MBO信托产品的具体规定，但其涉及的主要相关条款却有如下这些：
1.《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
该条规定限制了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投资业务，使管理层无法直接从商业银行处获得资金信托或者股权信托。
2.《公司法》第六十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它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该条规定限制了管理层从目标公司或者其它公司获得贷款或担保的途径，使得管理层实施MBO面临资金匮乏的局面。另外，如果目标公司是上市公司的话，还必须符合“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I]以及“禁止不具备实际履约能力的收购人进行上市公司收购，被收购公司不得向收购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II] 的规定。
3.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通则》第二十条规定：“对借款人的限制：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为保障交易安全和规范贷款的使用，该规定的出台有其理论依据。从具体规范来看，由于目前尚不存在“另有规定”，因此，即使管理层能够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得钜额资金，但仍不能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也即管理层不能使用贷款购买目标公司股权，实施MBO显然“此路不通”。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管理层从民间借款完成MBO，目前没有法律障碍，不过其困难程度也很明显：能否借到这笔巨款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借款的安全性和利率不能得到很好的保证。
4.国务院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金融机构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或者其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不得为证券、期货或者其它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提供信贷资金或者担保，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从事非自用不动产、股权、实业等投资活动。”
仅从条文上分析，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似乎只是不能从事证券、期货或者其它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主要是二级市场交易），包括不能为证券、期货或者其它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提供信贷资金或者担保，而对于为自用或者以自己名义进行的投资不动产、股权、实业的活动，当属不被禁止。
5.《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以办理委托、信托业务名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委托、信托业务。”
粗看之下，不能吸收公众存款，不能发放贷款，这似乎给信托公司的营业都会造成困难。不过，仔细分析其内涵，可以发现《处罚办法》出台于1999年2月，正处于中国信托业开始第五次清理整顿的前夕，其目的主要是规范金融市场，因此对“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应作限定性的解释，即信托投资公司不得进行专属于商业银行业务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活动。这一理解在2002年6月出台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得到了印证。一方面，《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得办理存款业务，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举借外债。”但另一方面，该法第二十条又规定：“信托投资公司可以申请经营下列部分或者全部本外币业务：（一）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由此可见，信托公司受托经营资金信托当然与办理存款业务分属两个概念。而该法第二十二条又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时，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采取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等方式进行。”信托公司当然也具有发放贷款的权限，因此，对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作狭义理解更为合理。当然，如果不对“不得……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作限定性理解的话，《处罚办法》第二十八条就会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发生冲突。《管理办法》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法律效力不及由国务院制定的《处罚办法》高，因此，立法者有必要立足对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的限定性理解，在法律条文上予以规范统一，免生歧义。
6.《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它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该条规定主要限制了管理层通过另外设立公司的方式来完成MBO，因为另外设立公司的净资产必须高达收购股权所需金额的两倍以上。[5]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以设立公司的方式来进行收购，将出现管理层被双重征税的不利局面。但是，这条规定是否也对信托公司直接收购目标公司股权（成为管理层的受托人）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学界尚存在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进行股权收购，就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持股，此时信托公司必须拥有超过收购金额两倍以上的净资产数额。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法》的这条规定存在例外，即“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信托公司显然属于此列。本文分析认为，虽然《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托投资公司，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办法设立的主要经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似乎应受到《公司法》有关规定的约束，但是《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托投资公司是以营业信托为主业，[III]“信托财产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的固有财产，也不属于信托投资公司对受益人的负债。”[IV]《信托法》又给出了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信托财产管理而并非移转所有权的定义[6]，因此，以营业信托为主要经营内容的信托公司显然属于特殊类型的投资公司，它的对外投资只有自有财产的投资才受《公司法》“50％”规定的限制，以信托财产对外投资应不在此限。此外，随着信托公司接受信托财产尤其是资金信托的增多，其对外累计投资额超出信托公司净资产50％的情形势成必然，因此，从法律规范和统一理解的角度来讲，国务院应尽快明确信托投资公司的“投资公司”地位。而从信托法的角度而言，立法者应尽快廓清信托与委托的界限，尤其是在信托财产的所有权问题上。
三、一个典型案例
我国第一个MBO信托产品是衡平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2003年1月在成都面向市民推出的“全兴集团管理层股权收购融资项目”，由于全兴集团是上市公司全兴股份（600779）的控股公司，因此该信托产品也是关涉到上市公司的第一个MBO信托产品。[V]
在衡平信托的“信托产品简介”单上，这样写着：“本项目是专为全兴集团经营管理层收购股权而实施信托融资。”
“1.信托产品简介——项目名称：全兴集团管理层股权收购融资项目；受托人：衡平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衡平信托）；信托计划：受托人针对全兴集团管理层股权收购融资项目推出的信托计划；信托计划总规模：人民币亿元；信托计划期限：三年；运用方式：将加入计划的信托资金集合运用，统一为全兴集团管理团队提供信托贷款，用于收购全兴集团国有资本退出的部分股份。”
“信托资金贷款偿还：本金按年分期偿还，第一年期满偿还信托贷款本金的25％，第二年期满偿还贷款本金的35％，第三年期满偿还信托贷款本金的40％。”
“担保方式：以超值（超过融资金额的42％）股权和受益权作融资的质押担保，即以全兴集团管理层信托融资和其它方式所筹资金通过其持股公司——成都盈盛投资控股公司购买的全兴集团股权和相应的受益权作为该贷款项目的质押担保。”
“账户管理：计划设立专用账户，将信托项下的信托财产与受托人固有财产分别管理，并为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资金分别记账，充分保证信托资金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收益分配方式：信托计划的收益按年分三次分配，在信托计划财产所形成的全部收入中扣除信托费用后，预计投资人可享有4％的收益率。”
“信托资金及收益的再运用：信托计划的信托本金按年分三次偿还后，委托人还可把提前偿还的贷款本金用于再投资获取再投资收益。”
“2.还款来源：全兴集团管理团队成员以信托贷款融资和自筹资金购股所分红利；全兴集团管理团队成员的其它财产。”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全兴集团管理层股权收购融资项目”应归类于前文所述的第一种MBO信托产品，即由衡平信托向社会融资，然后将融资通过贷款的方式交给全兴集团管理层，由全兴集团的管理层实施MBO.在这种信托结构中，投资者或被融资者既是信托资金的委托人又是信托资金的受益人，衡平信托成为信托资金的受托人，对融资拥有名义上的所有权，而全兴集团的管理层通过其持股公司（成都盈盛）取得贷款并实施MBO.依据所列法条，可以发现这种信托产品虽然符合《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信托公司可以以贷款的方式运用信托财产，但在投资限制上却遇到了阻碍——《贷款通则》规定的借款人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以及《公司法》规定的（成都盈盛）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50％。也就是说，衡平信托将融资贷款给全兴集团的管理层并非没有法律问题。
那么，第二种MBO信托产品是否可以绕过现存的法律障碍呢？仍以“全兴项目”为例，如果衡平信托在取得外界的融资款之后，以衡平信托的名义购买了全兴集团的股权，再将全兴集团的股权卖给全兴集团的管理层，则全兴集团管理层必须为此支付大量的现金。除了全兴管理层有现金支付的困难外，在支付清结前全兴集团管理层通常不能对全兴集团的股份拥有所有权，那么在这期间全兴集团管理层无法实现股权分红[7]，他们将必须依靠自己的财力支付股权收购对价。因此，这种MBO产品可以实现社会融资即信托公司面向投资者的融资，而不能实现管理层面向信托公司的融资，虽然不存在法律障碍，但管理层实现融资的目的没有达到。
再来看另一种方式，如果衡平信托以自己的名义购买全兴集团的股权后，将股权信托给全兴集团管理层。在这种情况下，全兴管理层作为受托人，拥有对全兴集团股份的“所有权”，在完成股权过户之后，实施质押贷款已无障碍，加上每年可以得到的股权分红，全兴集团管理层的还款也就有了保障。这样，全兴管理层可以与衡平信托约定，在信托期满之后，信托公司只要求取得总额足够的现金而出让全兴集团的股权，而全兴集团的管理层在支付完足够的对价之后实质取得对全兴集团股份的所有权。这样看来，连接两个独立信托的MBO信托产品是可以绕开法律障碍的。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目标公司是上市公司，信托公司在收购其股权后将不能以其股权转让或设立信托。《信托法》第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不得作为信托财产。法律、行政法规限制流通的财产，依法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作为信托财产。”《证券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对所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因此，《证券法》已经规定了信托公司收购的上市公司股票在“六个月”内禁止转让（过户），不能用以成立信托财产。
四、总结
能不能绕开已存的法律障碍，MBO信托产品的设计至关重要。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即便是受限于金融法规较为繁多的现实，经过两个独立信托连接的方式，MBO信托产品完全可以达成设计者的最终目的，而并非部分学者所言的MBO“两面受敌”[VI].
从实践来看，自宇通客车（600066）假手信托公司实施上市公司MBO[8]以来，信托公司收购上市公司股权渐成趋势，深国投购买延边公路（000776）的股权，金信信托收购长丰通信（000892）、伊利股份（600887）的股权，中泰信托更是将恒瑞制药（600276）、焦作鑫安（000719）、轻工机械（600605）、九发股份（600180）四家上市公司的股权一揽入怀。[VII]这些信托公司收购上市公司股权，固然不排除自主收购的因素，但借此实施MBO也是大有可能。有观点甚至认为，由于目前没有法律障碍，加之信托公司的营业具有保密性，信托公司在收购目标公司的股权后不必履行详细的披露义务，从而使真正的收购人（包括目标公司的管理层）隐身幕后，因此这种方式今后将会更受欢迎。
回顾信托产生的历史，可以发现，尽管信托产生的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但信托并没有破坏现行法和法律规范的整体性，相反却保证了法治的统一。而我国的现实却是，总有一些人不顾现存的法律障碍，强行对现行法进行突破而无需承担违法责任，使法治原则长期受到挑战。要改变这一现状，重视可以绕开法律障碍、化解法律冲突的信托制度，并将这种制度的理念运用到更为广泛的法律部门中，可以作为一种思路。
就MBO信托产品而言，我们在看到它体现了信托制度灵活的优势之外，也要严防少数人借MBO损公肥私。例如长期遭到诟病的国有资产（股权）低价转让[9]的问题，管理层实施MBO的资金来源问题、收购过程中的不透明问题以及收购完成后管理层运营公司、还款分红的收购后问题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财政部暂停了MBO的审批。2003年4月，财政部向原国家经贸委企业司发函，建议“在相关法规制度未完善之前，对采取管理层收购的行为予以暂停受理和审批，待有关部门研究提出相关措施后再作决定”。[VIII]2003年12月16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对此前管理层收购（MBO）过程中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进行了严格限制，从规范的角度来讲，这为MBO信托产品提供了市场空间，但短期之内的MBO活动会有所降温。目前，已经卖出了MBO信托产品的衡平信托和全兴集团还没有进一步的动向。
注释：
[1] 典型的杠杆收购起源于美国，是指收购方只需付出收购价格中很少一部分，其它资金则通过债务融资来筹措。
[2] 信托产品是指信托投资公司为规避现存的法律障碍，以营业信托的方式完成一定的信托目的的一系列制度安排。MBO信托产品不仅指信托公司向社会公开推出融资产品，还包括为规避现存的法律障碍而通过信托制度实现目标公司管理层收购目的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3] 此处的质押贷款存在一个“时间差”，通常管理层要支付了足够的价款之后才能完成股权的过户，之后才能办理股票质押贷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已有不止个别的企业通过对“未来到手”的股权进行提前质押从商业银行处获得了贷款。
[4] 须要指出的是，这种信托结构并不构成双重信托。双重信托是指一项信托的受托人，将该信托财产再设立第二项信托。在这种情况下，第一项信托的受托人成为第二项信托的委托人，同时又兼作第二项信托的受托人。而在两个独立的信托结构中，第一项信托的受托人在成为第二项信托的委托人时，并不兼作第二项信的受托人。
[5] 实际上，如果采用管理层设立公司来进行股权收购最终实现MBO，都将面临《公司法》这一限制。如胜利股份（000407）2002年11月16日公告的法律意见书中，律师就这一问题作了专门陈述，然而这种对《公司法》突破的做法并没有引起管理层足够的重视。
[6] 《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该规定首先将信托表述为将财产权“委托”而不是移转给受托人，既是对信托原意的误读，也是对委托含义的滥用。理论分析其原因，仍是为信托权的性质所困，承认受托人拥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相当于承认了双重所有权，认为是受托人是委托，信托构造又要求受托人必须具有所有权，因此在具体法条的表述上，只好含糊了事。作为左证的，还有《信托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委托人有权了解其信托财产的管理运用、处分及收支情况，并有权要求受托人作出说明……”这一个“其财产”，暴露出了立法者在面临传统民法理论与引入信托制度矛盾冲突时的无奈。这一规定已与传统理论认为的信托制度中信托财产所有权要由委托人移转给受托人相去甚远。另外，在卞耀武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中，作者直书，“在中国应当将信托作为一种理财制度，或者称之为财产管理制度，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
[7] 在国外，股权分红在MBO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管理层归还对外融资的计划之中，股权分红往往是管理层对被融资对象开列还款条件时最有力的保证。
[8] 2001年6月21日，宇通客车公告：郑州市国资局将宇通客车的大股东郑州宇通集团（持有国家股2350万股、占总股本的%，为宇通客车第一大股东）%的股份转让给上海宇通，另%的股权转让给河南建业，报批期间宇通集团的股权委托上海宇通代为管理。上海宇通的23位出资者中21个自然人系宇通客车职工，其法定代表人汤玉祥同时也是宇通客车的总经理（2001年7月起任董事长），故而此举被视为MBO.然而，此事至今仍没有得到财政部的批准。不过，宇通客车却借一讼通过法院的判决绕开了财政部的行政审批，完成了股权的过户。
[9] 如佛塑股份、深方大、粤美的、特变电工管理层收购的每股价格，均低于协议签订时最近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参考文献
[I] 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条。
[II]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7条。
[III]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四条。
[IV] 《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第五条。
[V] 党鹏。 信托发酵全兴“酿造”MBO[N]. 中国经营报，2003－2－17.
[VI] 苏文俊。 信托方式是否解决MBO法律问题的灵丹[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3－17.
[VII] 刘雪梅。 MBO隐秘信道？证监会警惕信托公司收购浪[N]. 21世纪经济报道，2003－4－16.
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二篇】
自1998年开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迅速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资金来源多元化。中小企业担保基金有政府财政资金、企业会员基金、企业互助基金、民间投资，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与其他来源资金的合作基金。
担保机构性质和组织形式多样化。从担保机构组织形式看，有政府管理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国有股份制公司、私营股份制公司和各种基金的管理公司等；从机构性质看，有非营利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也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担保机构，还有政策性与商业性担保业务混业经营的担保机构。
出现担保品种多样化和机构多功能化的苗头。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中有单纯提供贷款担保的机构，也有集投资与担保功能于一身的投资担保公司；有的仅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也有的同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信用担保等。
目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分散出资，规模过小。许多地方政府按县区设立担保基金，有些基金只有几百万元；大部分企业互助基金规模小，很难得到银行的信任。
二是资金来源单一，缺乏资金补偿机制。大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只有少数地区有民营担保机构，有些民营担保公司也从事中小企业担保业务。地方财政担保基金大部分是一次性的，缺少资金补偿机制；民间资本主要是私募，在国内上市比较困难。
三是缺乏专业队伍。由于过去专业担保机构少，近两年担保机构扩张迅速，担保专业人才短缺。不少地方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是由政府官员担任，不熟悉担保业务；一些分散的企业互助基金因缺乏专业人才管理和运作，难以开展担保业务。
四是担保基金的运用问题。现行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规定，担保资本金的运用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在目前低利率的情况下，存入银行是为了保证资本金安全性，但不能实现增值。实际上，由于银行存款不能增值，许多机构已经采取各种方式在资本市场上运用资本金，甚至有的机构靠资金运作而不是担保业务来养活队伍。
五是政府干预。尽管中小企业担保管理办法中都提出要减少行政干预，实行公司化运作，但是，有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我出的钱就要我说了算。因此，部分地区仍然存在领导定项目，担保公司担保的问题，决策失误造成呆坏帐，拖垮担保机构。
六是政府财政资金不能满足广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由于中小企业量大面广，而且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仅靠政府出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即使在美国、日本等政府出资规模较大的国家，政策性担保的贷款额也不超过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10％。因此，中小企业担保不能仅靠政策性担保，还要发挥民间资本和商业担保的作用。
七是缺少对担保机构的法律规范。我国1995年颁布了担保法，但是该法是规范担保行为而不是规范担保机构的。1998年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分别了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管理办法，但是主要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适用范围比较窄，不够完善。目前，国内已经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因此，迫切需要规范担保机构的法律。
二、典型模式的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是小规模、功能单一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但不少地方政府和担保机构正在积极探索中小企业担保事业发展的新路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重点介绍几种典型的担保运作模式。
（一）模式一：各级财政建立共同基金，委托专业机构管理
上海市采取各级财政出资建立财政预算安排的共同担保基金，集中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的模式。上海市中小企业担保基金是市、区县两级财政共同出资7个亿。其中，市财政局出资4亿元，20个区县财政共出资3亿元。同时，一部分区县还建立了小规模财政担保基金作为共同担保基金的补充，为一些微型小额贷款提供担保。目前，上海市财政共同基金是全国最大规模的财政出资的中小企业担保基金。
上海市财政共同基金采取以下管理和运行机制：一是委托专业担保机构运作和管理共同基金。由于专业担保业务在我国还处于发展蹬初级阶段，担保专业人才短缺。为了利用专业人员，实现政企分开，市财政局委托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管理和运作共同担保基金，政府与专业担保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二是建立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和风险分摊机制。担保基金的决策以担保公司为主。区县政府负责提供被担保企业的资信证明，具有担保项目的推荐权和否决权；中投保上海分公司最终决定是否担保。市财政部门基本不参与担保项目的决策过程，主要负责制定担保基金管理和运作规则，与受托担保机构签订合同，通过规范共同基金的运作机制来实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担保责任由市财政与区县财政共担，并突出了市财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当发生担保代偿时，对一般中小企业，市财政和区财政各承担50％的责任；对高新技术企业，市财政担负60％的代偿责任，企业所在的区县财政承担40％的责任。根据市区县各自承担的风险比例分配担保费收入，盈余部分提取坏账准备金。
三是市财政局与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上海市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资金委托管理协议》中明确规定，中投保上海分公司作为担保资金的日常管理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主要职责：中投保上海分公司以政府的产业政策为导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以盈利为目的；严格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制定的《关于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管理的若干规定》和经批准的年度工作计划规范操作担保业务，接受上海市财政局的稽核、监督和检查；负责具体实施经上海市财政局批准的有关资金增值部分的分配和亏损弥补、核销呆账和坏账、变更资金规模的方案，并接受其稽核、监督和检查。
四是担保审批程序规范透明，防止政府行政性干预。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的中小企业担保审批程序是：第一步，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第二步，银行审查贷款要求。银行有意贷款者，但需要担保的报给担保公司；第三步，按企业所在区县分别考核企业的信誉。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是县区企业，企业所在县区财政局分管部门负责审查企业的纳税和财务情况，区县财政局根据审查结果签署同意推荐或不推荐意见。第四步，担保公司进行综合平衡，决定是否给予担保。第五步，担保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保证合同。随着担保业务的开展，担保公司和银行的经验增加，为了规范和简化担保程序，方便中小企业，担保程序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担保项目审查方式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财政、担保公司和银行分别审查，转变为授信担保和专项信用担保。另一方面，放松了反担保规定，由过去50万以下的免除反担保，提高到200万元以下免除反担保。但有些区县对部分企业要求提供反担保。
五是与有关银行建立贷款担保协作网络。上海市财政局、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现已与10家商业银行建立了贷款担保合作关系，联合开展授权贷款信用担保和专项贷款信用担保。在全市共设立了200个贷款担保受理点，方便了小企业，简化了贷款信用担保的操作程序。
上海模式主要有以下优点：首先，集中分散的资金，扩大担保基金盘子。目前，各级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分散出资导致每个基金规模较小，担保机构很难靠保费保持收支平衡。上海的模式解决了小规模分散出资的问题。其次，有利于实行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担保质量。最后，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委托管理，可以通过竞争招标的方式选择有信誉、业绩好的专业担保机构来管理和运作基金。
（二）模式二：互助基金委托专业机构担保
2001年，深圳市有两个区建立了企业互助担保基金，把分散的小额担保基金集中起来，形成约1亿元的互助基金，担保对象是互助基金的会员企业。互助担保基金委托民营专业担保机构担保，实现了互助担保基金与商业担保机构的结合。
深圳的企业互助基金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管理和运作机制。一是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建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互助基金的理事会，并制定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管理办法和约束机制。互助担保基金理事会由互助企业代表、担保公司代表，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二是委托商业担保机构担保。互助基金理事会委托中科智科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中科智担保公司”）担保。基金理事会为决策者，担保公司主要提供担保专业服务。其担保审查和决策程序是：互助基金成员推荐担保项趴；担保机构负责项目初审和担保项目的文件准备；最终是否担保由理事会来决策。
三是建立担保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担保公司只收取担保费的1／3，其余2／3担保费归互助基金。风险分担原则是，当发生代偿时，先由互助基金代偿，不足部分由中科智担保公司代偿。
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是，一方面，把分散的小额互助金集中起来，实行专业机构与互助担保基金结合，利用专业担保机构提高互助基金的信誉。现在，一些企业互助担保基金规模小，又缺乏专业人员管理，很难获得银行的信任。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互助金可以选择有信誉、业绩好的专业担保机构进行担保。
（三）模式三：分层次再担保
1.安徽模式
目前，安徽省正在进行再担保的试点。安徽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以再担保业务为主，除了自己直接从事少量担保业务以外，还有选择地与地市一级担保机构签订再担保协议。再担保的条件是，当地市担保机构出现破产时，债务清偿后仍不足以补偿贷款银行的部分由省担保中心代偿。再担保收费为被担保机构在保期内全部应收保费的5—10％，其中50％返还给被担保机构，另50％用于建立再担保体系。
2.上海模式
上海市区（县）两级财政分散出资集中管理，按比例分担风险的运作模式，实际上是特大城市范围内的两级政府再担保。市财政对区（县）财政基金进行再担保，再担保比例是50—60％。这种再担保相当于直接再担保，只要发生代偿，市财政就为区财政资金承担一部分损失。
（四）模式四：集投资和担保于一体
目前，不少投资担保机构集投资和担保业务于一体，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同时开展担保和投资业务。如，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高新投”）的业务额中80％是担保，20％是小企业投资。
第二种是在进行担保时，有股权要求。如，深圳中科智担保公司通过股权要求来避免担保风险。该公司在进行担保时，通常与被担保企业签订延迟还款的合同，当被担保方不能如期偿还银行债务时，担保公司进行代偿；一旦被担保方不能在宽限期内偿还担保公司债务，担保公司可以将代偿的债权变为股权。
第三种是担保公司成立专门的部门或分公司进行资本金运用，以保证担保基金保值增值。目前，不少担保机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金运用，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担保机构靠资本金运作盈利，而不开展担保业务；也有的担保机构资本运用造成损失。
（五）政府财政资金的补偿机制
政策性担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靠政府信用。但是，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只是一次性少量投入，而且规模较小，因此，即便是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也缺乏信誉，担保规模不可能做大。现在许多地区银行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提供贷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保基金规模过小，没有补偿机制。目前，有些地区政府已经或正在建立担保资金补偿机制。如，北京市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制定了财政担保基金补偿机制。
三、几点启示
从上述几种运行模式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一个地区内的财政担保基金应该相对集中使用。根据信用担保符合大数定律的原理，信用担保是通过大量担保项目的保费收入来弥补少量风险损失。因此，中小企业担保基金规模不能太小，也不易过于分散，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抵御风险。在目前各级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至少市一级财政资金应该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分散出资，集中委托管理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分层次再担保的方式。上海市财政共同基金把各级财政的小笔资金集中起来，基金盘子大了，担保基金本身的信用和杠杆能力提高了。深圳市按区建立企业互助担保基金，把互助金盘子做大，提高了其担保能力。
第二，委托专业机构管理有利于政企分开和提高担保质量。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委托专业机构担保主要有两大优势：一是可以防止政府直接干预，按市场机制运作；二是充分、有效地利用专业人员，减少担保失误。采取委托管理的方式，既可以利用专业担保机构提高担保质量，又有利于协调各出资方的利益。但是，要建立出资人监控机制，明确责权利。上海和深圳的委托模式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是委托方式不同。上海是委托专业机构管理和运营财政基金，担保公司不仅提供专业服务，而且是最终担保决策者；深圳模式是委托担保，担保公司不是决策者，主要提供专业服务，最终决策者是互助基金理事会。上海和深圳委托模式的区别与担保公司的性质和功能有关。中投保上海分公司是财政、银行和担保公司的利益联合体，主要职能是为上海中小企业担保，是非营利性机构，不从事其他业务。而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是业务多元化的民营商业性担保公司，与互助基金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只为互助基金提供专业服务。因此，两种委托模式采取了不同的决策机制，以及责任与利益关系。由此可见，进行委托时，应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
第三，委托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政府与专业担保机构之间是信任委托的关系。委托管理不仅要防止政府干预担保决策，造成担保失误；又要防止专业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偏离政策目标。因此，要实现制度化管理，在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调动专业担保机构的积极性。如，欧洲共同体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由欧洲投资公司来运作，政府与专业担保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信任委托关系，政府与担保机构签订协议，明确担保对象、资金用途、成本和损失分担原则，以及资金注入方式。
无论是政府财政基金，还是企业互助基金，委托管理都要建立一套监督管理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一是要明确担保对象，确保担保对象符合政府扶植的方向。二是要明确责权利，明确出资人和专业担保机构之间的责权利，包括担保的收费标准、成本和担保损失分摊原则，担保资金补偿原则等等。三是制定合理的决策机制和严格的担保程序。四是建立监督和考核制度，定期审计和检查，确保政策性资金的使用方向。五是建立竞争机制，择优选择有资信、业绩好的专业机构。
第四，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再担保机制。在我国现有财税体系下，采取再担保的模式，有利于发挥各级财政的作用。在国际上，日本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是最典型的再担保模式，中央金融公库为地区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提供再担保。再担保的代偿不是对每一笔贷款进行审查，而是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运行规则，地区性担保机构遵循统一的担保准则。上海和安徽的再担保模式不同。上海模式接近于日本的模式，不同的是分散出资，集中使用，等于各县区财政遵循统一担保规则。安徽省是有选择的进行再担保。由于各地区的运作方式不同，担保机构的资信不同，因此，在确定再担保机制时要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第五，规范担保基金的运用，促进担保基金自身的保值和增值。政策性担保机构主要靠内部资金运作和政府财政资金补偿机制。为了能够及时代偿，担保金的运用要保证其流动性和安全性。目前，有关管理规定要求担保基金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由于利率较低，资本金运用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因此，与其让担保机构私下到资本市场上运作资本金，还不如明确规定允许担保机构按照合理投资组合，提高资本金的安全性和增值性。同时，担保机构要采取多种风险分散机制。如，采取债转股的办法，使代偿债权变股权。
第六，拓宽各种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扩大资本金规模。资本金补偿机制可以分为内部补偿和外部补偿两种方式。内部补偿主要是通过资本金的运用来增加收入，保证担保基金的增值。外部补偿机制则因担保机构而宜。对政策性担保机构来说，要建立财政资金补偿机制，同时，还可以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吸收银行和社会捐助资金。企业互助担保基金也可以吸收企业和社会捐助。因此，应对社会捐助、企业互助担保基金等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商业担保机构的外部补偿主要是通过私募和上市募集资本金，但是，目前这几个渠道还不通畅。因此，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商业担保公司融资。
第七，实行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机构分类管理。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的目标、对象、机构性质，以及信用基础不同。因此，要实行分类管理。对于商业行担保机构的主要管理内容是，设定进入门槛，保证资本金的规模；监管资本金的运作，保证赔付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通常是规定投资组合的合理比例；控制担保放大倍数，保证清偿能力；担保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定期评级。不同担保品种和不同担保对象的担保风险程度不同，因此，具体的规范和管理办法也有所不同。除了上述管理内容以外，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管理还有其特殊性。一是担保机构性质不同。政策性担保机构一般是非营利性机构，因此，政策性担保收费通常要受政府的管制。二是政策性担保对象是特定的，中小企业担保计划中对担保对象有明确的规定。三是政府作为出资人应对担保机构资金的运用、运作程序进行规范和监督，并定期委托专业机构来评价。
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三篇】
方（乙方）：中国建设银行
一、总则
（一）为了规范国家开发银行（下称甲方）和中国建设银行（下称乙方）的委托行为，提高委托业务质量，更好地为国家重点建设服务，经双方协商制定本协议。
（二）甲、乙双方在委托工作中应遵守国家法规、法规和有关金融政策，遵循相互支持、密切合作和平等互利的原则。
（三）对于涉及两行全局性委代工作安排，应由两行协商或联合发文。
（四）本协议适用于本协议生效后发生的委托项目管理。
二、甲方委托乙方业务范围
（一）监督甲方委托项目借款合同（或临时借款协议）的执行。
（二）监督甲方贷款资金的使用。
（三）办理甲方贷款资金结算和会计核算。
（四）协助甲方做好贷款本息回收工作。
（五）办理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委托业务。
三、甲方的责任和权利
（一）向乙方提供年度贷款计划、借款合同副本及有关资料。
（二）在借款合同、贷款计划、贷款利率、贷款期限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
（三）在借款合同中明确乙方代表甲方对借款人实施监督管理的责任、权力以及借款人应向乙方提供的资料。
（四）按期向乙方支付业务手续费。
（五）对乙方业务情况进行检查、监督、考核。
四、乙方的责任和权利
（一）根据业务需要，确定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业务。
（二）办理甲方贷款资金的结算和核算业务。
（三）对贷款实施全过程的监督管理。
（四）协助甲方做好贷款本息的回收工作。
（五）向甲方提供有关业务信息。
（六）按期向甲方收取业务手续费。
五、贷款发放
（一）甲方为借款人开立贷款账户、存款账户，发放贷款。
（二）甲方应将年度贷款计划、分批下达的贷款指标等文件等资料及时抄送乙方，借款合同副本由甲方直接分送乙方省级分行和乙方经办行。
（三）甲方将贷款资金直接汇入借款人在乙方经办行开立的专项存款户。乙方经办行应在收到资金的当日（特殊情况下不超过次日）按“贷款业务核算办法”进行账务处理。
六、贷款管理
（一）乙方根据甲方的书面委托参与贷款项目的下列工作：
1．项目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设备采购的招标；
2．项目概算调整的审查；
3．项目工程造价的编审；
4．项目竣工验收和决算的编审；
5．书面委托的其他工作。
（二）为便于乙方经办行对甲方委托贷款和贷款项目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甲方应规定借款人及时向乙方经办行提供以下有关资料：
1．已批准的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及施工图预算；
2．年度工程建设进度计划；
3．年度贷款资金使用计划，其中大中型项目年度贷款资金使用计划须经甲方认可；
4．设备材料采购合同副本；
5．有关统计和会计报表。
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第四篇】
［关键词］证券经纪业务、券商全权委托、受托理财
经纪业务是证券公司（以下简称“券商”）的一大业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按照《证券法》第129条的规定，券商的三大业务是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承销业务，并明确这是综合类证券公司可以经营的业务，且将经纪业务列第一位。2001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扩大了券商的业务范围，但经纪业务仍然列第一位。（参见《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2001年12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命令5号。）中国券商的营业网点遍及全国各地，截止2002年年底共有2900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3年第1期，第21页。）而营业网点主要从事经纪业务。此外，券商中还有经纪类证券公司，也主要从事证券经纪业务。
资金是券商的生命线，对其经纪业务也是如此，资金是关键的关键。券商收取手续费，证券交易量越多，其获得回报也就越丰厚。总之，越多资金，越多交易，越多回报。投资者也一样，他们买卖股票就是追求高额回报。对投资者来说，自己投入的资金越少越好，但回报要高，而且风险要小。
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券商与投资者斗智斗勇，云谲波诡，险招跌出，证券市场因之亦波澜壮阔、暗潮汹涌。经纪业务的相关法律和法律实践便是围绕资金展开的。金融产品千变万化，名称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法律方面离不开以下问题：（1）是证券的买卖还是全权委托？（2）是单一经纪服务还是全面经纪服务？（3）是经纪业务还是公开发行证券？（4）是混业还是分业？（5）经纪公司业务是否超出券商法定业务范围？（6）是否允许差额贷款？（7）券商的法定措施和法定补救措施。
本文集合“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分析以上问题。
一、与券商经纪业务相关名词的辩析
（一）证券的买卖与全权委托
美国的证券经纪人可分为两类：单一经纪人和全面服务经纪人。单一经纪人（discountbroker）只按客户指令买卖证券，并不提供任何咨询意见。单一经纪人与股票经纪人或全面服务经纪人对应。股票经纪人（stockbroker）或全面服务经纪人（fullservicebroker）向客户提供咨询，（，RethiinkingaBroker‘sLegalObligationstoItsCustomers，SecuritiesRegulationLawJournal，Spring2002，p63.）同时也扮演财务顾问的角色，（，RethiinkingaBroker’sLegalObligationstoItsCustomers，SecuritiesRegulationLawJournal，Volume30Number1，p52.）在美国受制于《投资顾问法》。（参见朱伟一：《美国证券法判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页。）我国法律中的“证券的买卖（《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第（一）款。）”类似美国的单一经纪业务，即，通常所说的经纪业务。而全面服务中提供咨询则与我国的“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相似。我国针对或涉及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法律是《证券法》、（见《证券法》第八章“证券交易服务机构”。）《证券、期货投资咨询暂行办法》以及《关于规范面向公众开展咨询业务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2001年10月11日证监机构字［2002］207号。）关于经纪人的法律、法规越多，经纪人便越有可能违反法律规定，投资者诉讼时可依据的法律也就越多。
投资者为买卖证券而在券商处开的帐户分为：全权委托帐户与非全权委托帐户。如果券商从事证券买卖，投资者开设的是非全权委托帐户（non-discretionaryaccount）。如果券商从事全权委托业务（discretionaryaccount），投资者开设的是全权帐户。非全权委托就是券商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价格幅度等证券买卖；买卖成交后，应当按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客户。全权委托正好相反，投资者授权经纪人决定买卖证券的种类、时间和价格等。（，ProctorandPaine，，，839.）
美国券商的全权委托是其经纪业务引发诉讼最多的地方。股灾之后，总有投资者试图通过诉讼挽回损失，但是胜诉可能性不大，因为举证太难，全权委托就是一种打乱仗的做法。我国《证券法》杜绝全权委托（第140条和第142条），比美国法律更加谨慎。
（二）限制全权委托是否违反“合同自由”
美国法律并不禁止客户全权委托券商买卖其证券。美国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冒险的自由。股市博弈，投资者甘冒倾家荡产的风险豪睹，不愿父爱政府插手。究其性质而言，全权委托也是一种合同，在合同自由原则下应允许其存在。美国法院认定，合同自由是《宪法》第5和14修正案所确保的个人的基本权利。（，987.）依照这两条修正案，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自由。这里的自由包括合同自由。但合同自由原则也有其克星，即，立法机构出于公共卫生、安全、道德或福利的考虑，可以限制合同自由。不过，“此类立法必须合理，不得武断，而且所选择的方式与要取得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是真实的，并且有很大联系”（，423.）。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经纪合同可以是全权委托。《合同法》第397条规定：“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物，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物。”但《合同法》总则部分又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据此，《合同法》之外的其他法律可以限制《合同法》的法定权利。就全权委托而言，《证券法》超越了《合同法》。我国司法实践中很少将合同自由提高到宪法的高度，我国也没有限制合同自由的明确标准和原则。但在我国立法实践中，出于公众目的而限制合同自由的法律障碍低于美国的有关法律。即便按照美国判例的标准，我国《证券法》限制全权委托的规定也有充分理由，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就是出于“道德或福利”的考虑。
（三）网开一面
我国《证券法》明文禁止全权委托（第140条和第142条），但以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有了很大松动，证监会制定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网开一面，允许综合类券商从事“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是指“把投资者委托的资产在证券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以实现最大收益”（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1年11月28日的《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第1条，证监机构字［2001］265号。）。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应该包括了全权委托，其形式可以是全权委托帐户。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与全权委托本质上相同，是一种关系、两种表述。
就证券业务而言，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就是投资者将资金交给券商买卖证券，这就是一种经纪业务。文字上经常有游戏可做，但文字游戏的空间还没有大到我们为伊人起个新的芳名，便可以硬说她是神女下凡转世。证券法涉及经纪业务，没有必要指鹿为马。《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制定者之所以这样闪烁其词，就是因为他们是在悄悄更改《证券法》的内容，而且变动超出了非本质性的修正。
《证券法》明列了综合券商的三项业务：证券经纪业务、证券自营业务和证券营销业务。而《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5条特别增加了“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和“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按照《证券法》第129条，证监会确有权力对券商网开一面，允许它们从事《证券法》没有列出的业务。该条规定，综合类券商可以经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的其他证券业务”。但是《证券法》还有第142条，该条明确禁止经纪业务的全权委托。
法律有许多作为支撑点的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坚持错误。比如，香港《基本法》五十年不变，错了也不变。《证券法》生效仅几年，部门规章便对其做重大改变。《证券法》1999年7月生效，2001年11月各方就按捺不住，以《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修改了《证券法》的重要内容。从1988年3月的《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一文问世，到1999年7月《证券法》生效，其间有十年左右的时间，有十年的时间思考讨论证券法的方方面面，而且既有美国的前车之鉴，又有我们自己的丰富实践，立法上不能说没有优势。可是，十年制定的法律，两年不到便要伤筋动骨。除了我们的见异思迁之外，也是因为当初思考不周，缺乏认真探讨所致。
此外，以一个行政部门的规章来修改全国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是对法律的不敬，思想上容易引起混乱，使人们无所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规定，“以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有关机关“予以改变或者撤销”。《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是国务院一个部门制定的规章，是《证券法》的下位法，中间还隔着一级法规，以《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来改变《证券法》的内容显然不合适，不利于我们的法治建设。
（四）是信托责任，不是诚实信用责任
按照证监会《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的规定，券商受托业务中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第三（二）1款。）但这里用诚实信用的标准低了，券商对客户的责任应该是信托责任，而不是诚实信用责任，信托责任高于诚实信用责任。所谓“信托责任”（fiduciaryduty），就是业务中将他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Black‘sLawDictionary，SixthEdition，West，p625.）全权委托经纪人对客户负有信托责任，即，经纪人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客户服务，为其客户挑选最好的股票，谋取最大的利益。信托责任通常适用于受托人或监护人，是民事关系中的最高责任。投资者将资金托付给券商生财，券商还就此收取费用，券商当然应该尽心侍奉。何况，券商还有自营，买卖自己的股票，有利害冲突，券商理应严格要求自己。
诚实信用是我国目前用得很滥的一个名词，而且用起来大多是望文生义。该用良知或信托责任的地方，却经常错用了诚实信用。诚实信用要求券商不做有损于客户的事，损人利己合法也不做。按照《美国统一商业法典》，诚实信用是指商人在事实方面诚实，并遵守商业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美国统一商业法典》，2—103（1）。）而信托责任下券商与客户的关系就是理想社会中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券商必须全心全意地为客户服务，为客户谋求最大的利益。良知是指底线道德，即，尽管我们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但有些慌话不能说，有些坏事不能做。比如证券行业，尽管追逐利润有时已经到了为富不仁的地步，但不能抢孤儿寡母口中的面包，否则就是伤天害理。不过，今天良知与诚实信用之间的界线似乎越来越小，证券市场就经常抢弱者的钱，抢雇员的退休金。
《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2001年制定，在此之前信托责任概念已经引进中国。1994年8月27日公布的《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条款》”）已经引进了信托概念。《条款》第113条和115条都明确提到，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行使其职权时，“应当真诚地以公司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行事”。2001年4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以下简称“《信托法》”）也规定了受托人的信托责任，即“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信托法》第25条）。
从时间表上看，制定《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业务通知》时，证券监管部门已经有了重量级的海归人员，域外知名人士也已身居要位。在这种情况下，受托理财规定中用“诚实信用”的责任，而不用“信托责任”，不知是否有什么深意？不过，是诚实信用责任还是信托责任，不仅仅是抽象的学术之争，而且有重大的实际后果，对诉讼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是信托责任，对券商的责任要求就更高，投资者诉讼便更容易胜诉。例如，如果券商有信托责任，原告对被告的意图的举证责任就可以放低，被告虽无主观意图，但其行为如果是一种妄为（reckless），也有可能判被告有民事责任。如在美国联邦法院的有关判例中，一家投资银行的合伙人没有向客户披露有关交易的重大事实。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一种妄为，违反了10b-5.（，（）。）10b-5是反欺诈条款，通常情形下是需要由原告证明被告的主观故意的。
二、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
为了筹集资金，券商有时不惜挪用投资者的保证金。但首先必须投资者来开户，有投资者开户才有保证金可挪用。所以，券商的第一步是设法吸引客户，客户资金到位后如何烹调是第二步。但股市失手后投资者大多裹足不前。券商便巧立名目，推出种种诱人的金融产品。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券商牢牢抓住投资者的一个心理，就是投资者要的是只赚不赔，最低限度不能赔。券商金融产品随之便有两大特点：保底与全权委托。
因为是保底，所以便是全权委托，如果纯粹是证券买卖，则完全是由投资者自己买卖证券，别人无法为其保底。投资者的理想是在市场游戏中，赢利归自己，损失归别人，但很难有这样的好事，股市就更没有这样的好事。再者，券商并不相信那些出资的投资者，券商要自己操盘或是由其信得过的人操盘。金融产品的要害就是投资者出资，由券商游戏博弈。只要牢牢把握住这点，许多复杂问题便迎刃而解。
我国券商历史虽短，但已推出过不少金融产品，其中的重要实践之一就是“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涉及券商权限以及证券定义等问题，但争执仍然集中在保底和全权委托方面。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
2003年5月15日证监会公布了《关于证券公司从事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中规定，“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以下简称“集合受托投资”）是指“向特定或不特定的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集合投资计划”。集合受托投资是证监会发明的新名词，其原形为何物，我们大多没有见过，只能从媒体报道中见到只鳞片爪，拼筹还原为集合受托投资。有的报纸介绍如下：
5月初以来，此类计划已出现近十个。意思差不多，就是由银行出面，吸引储户加入，再把钱交给券商去证券市场运作。金融机构赚管理费，储户则有机会享受证券投资的高回报。赔了怎么办？销售人员说，咱有保底，比一年期储蓄利率高。（张越：《券商银行手难牵》，《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
很遗憾，没有集合受托投资的代表性文件。国内研究法律，即便是事后，有关事实也说不清楚。诉讼是认定事实的有效手段，至少法律上认定事实是如此，但我国国内法院的判决书短而又短。即便是这样的判决书，查阅也很不方便。其他方面掌握的事实难免不是一面之词。媒体报道也不是可靠的事实重述，但因资料有限，只能借助媒体报道，因为媒体报道毕竟是已经公开了的报道。
（二）法定业务范围的限制
集合受托投资受到法律上的一系列限制。首先，集合受托投资有可能超出了券商的法定经营范围。根据《证券法》和《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经纪类券商可从事的业务是：证券的买卖；证券的还本付息、分红派息；证券代保管、鉴证；登记开户。根据《证券法》和《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综合类券商除可以从事经纪券商的业务之外，还可以从事的业务有：证券的自营买卖；证券的承销；证券投资咨询（含财务顾问）；受托投资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证券法》第129条；《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4条、第5条。）。
“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这是关键的一条。也就是说，券商只能从事法律明示允许或证监会批准的业务。《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是行政规章，不是行政法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要求，“公司的经营范围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应该依法经过批准”（第11条）按《公司法》的规定，仅有《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还不足限制券商的业务。但《证券法》也有相同规定，即，“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的其他证券业务”（第129条）。《证券法》第131条更强调，券商必须“提出业务范围的申请，并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定。证券公司不得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经营证券业务和其他业务”，这就是紧箍咒，是否超出法定范围，要由证监会来决定。
非常明显，立法者对券商业务范围限制得很紧。券商是金融机构，不同于一般的公司，其经营范围有严格的法定限制，因为金融机构产品的风险比较大，而且“极易引发社会风险”。而券商躲躲闪闪，不肯向证监会报审其新业务或创新产品，其本身就说明券商知道自己的产品有很大问题。
《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2条已经规定，只有综合券商才能经营受托理财业务。既然《通知》将集合受托投资定性为“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一种新形式”，受制于相关的《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参见该《通知》第1条，第2条第（三）款。）那么只能由综合券商经营此类业务，经纪券商不得染指。
（三）不得保底
从《证券法》禁止全权委托到《证券公司管理办法》推出受托理财，是监管防线的的后撤，但券商不得对客户投资者保底这条限制没有退。《证券法》第143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受托理财买卖证券，当然也不能保底。《通知》第二（一）款再次强调：证券公司不得以书面或者口头、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向委托人承诺承担投资损失、保证投资收益；向委托人提供投资收益预测的，应当有充分的根据，并以书面方式明确说明所作预测仅供委托人参考，投资风险由委托人自行承担。
既然如此，集合受托投资保底便违反了法律规定。
（四）可以零点，但不能包席
集合受托投资所筹资金哪里去了？券商拿去买卖证券了，资金到了券商那里，券商便凭自己的好恶买卖证券，是一种全权委托。集合受托投资是全权委托，尽管改头换面，但改变不了其性质，四不像仍然是鹿类。法律禁止某一类行为，但不可能毫厘不差地对号入座。
我国《证券法》禁止全权委托买卖股票，而且两条前后呼应，反复强调。《证券法》第140条规定：“证券公司接受证券买卖的委托，应当根据委托书载明的证券名称、买卖数量、出价方式、价格幅度等，按照交易规则证券买卖；买卖成交后，应当按规定制作买卖成交报告单交付客户。”《证券法》第142条又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不得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而决定证券买卖、选择证券种类、决定买卖数量或者买卖价格。”
有点像到餐馆用餐，零点不同于包席，菜一多店家就有太多的回旋余地。同样，全权委托有其致命弱点，券商利用客户的帐户过度交易是其中之一。借用客户帐户猛烈交易，是一种不能克制的欲望；多收手续费（通常按交易收费），同时也为券商提供可以反复利用的资金。
（五）是“集合受托投资”，还是“证券”
“集合受托投资”是证监会为新生事物所创造的新名词，国内外属于首创。但类似的金融产品美国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有过，美国法院受理过许多有关诉讼，对其定性、定量都有很全面的分析。按美国法院的判例，集合受托投资有可能被视为是一种证券，不在证交会处登记就不得发行。即便集合受托投资不被视为是全权委托，也还是有可能违反了《证券法》。
为了追逐最大的利润，不少人想方设法绕过“证券”这个范畴。只要不是证券，证券法就不适用，证券监管机构就无权介入。但《证券法》下的“证券”是广义上的证券，《证券法》第2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规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尽管我们的《证券法》没有细化证券的定义，法院也没有判例加以阐述和发展，但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
依照美国法院的判例，投资合同可以是证券的一种形式，只要“投资者将资金投资于一共同的业务，并仅仅依靠他人努力既可获取利润”。“共同业务”指投资者的资金汇集一处，“仅仅依靠他人努力”指投资者的回报不取决于投资者本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其他人的努力。（，（1946）。）美国证交会诉阿奎声波产品（1982年）便是一例，被告向众多的投资者出售其经营许可证。法院认定，投资者投资于一个共同业务，并期待他人的努力来获取利润，所以这种经营许可证也是证券。（）
集合受托投资很像构成证券的投资合同，诸多储户“仅仅依靠”券商的“努力而获利”，而且其帐户资金又被券商搅在一起，构成“共同业务”。股市的全部斗争便是披露与规避披露、欺诈与反欺诈的博奕。只要掌握这两点，在错综复杂的股市斗争中就不会迷失方向。如果金融产品被视为证券，那么就要走公开发行的程序，披露相关的材料。我国在这方面比较粗放，喜欢用非法集资或非法融资等宽泛的概念。
有一种观点是，美国的全权委托帐户也构成了证券，因为投资人依赖他人努力获利，而且许多资金纠集在一起。但美国有个说法，即，全权委托帐户不是构成证券的投资合同，除非许多帐户汇集在一起构成“共同事业”。但其中的关系似是而非，券商不可能为每一个帐户安排一位经纪人（成本太高）。美林公司经纪业务以一千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客户为追逐目标。十万元以下的投资者都由两个电话中心的460工作人员批发服务。（TheNewMerrillLynch，BusinessWeek/May5，2003.）美国券商一个经纪人平均要负责几十个帐户，一大批经纪人纠集在一起，难免达成某种默契，呼风唤雨，调动许多帐户。这就难免不构成共同事业。
（七）加强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沟通
对于集合受托投资，证监会表现得很犹豫。证监会以机构部名义发出通知表态，但语气不那么自信，措辞比较闪烁，并没有明说集合受托投资违反法律。《通知》中说：“
集合性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是证券公司受托管理业务的一种新形式，与传统的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相比，这一形式涉及的当事人较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比较复杂，管理要求较高，难度较大，如处理不当，极易引发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
《通知》只要求券商将有关材料报送证监会审查，并对不规范行为“进行纠正”，但并不要求券商立刻撤消合同。《通知》的措辞是温和的，将集合受托投资称为“金融产品，”很尊重券商的劳动。
既然如此，不妨大家一开始便恳谈，从《通知》那种温和的语气看，也有回旋的余地，至少有商讨余地，《通知》表示以后要再出规范意见（第2条）。但我们缺乏公开书面笔谈的习惯和方式，习惯于口头的非正式交流。美国是通过无异议函开展市场人士与监管者之间的讨论。中国也曾推出无异议函，但效果并不很理想。（参见朱伟一：《中、美法律无异议函比较》，《中国证券期货》，2003年6月号，第42—45页。）
三、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商业银行与券商是混业还是分业？这也触及券商经纪业务的深处。按中国目前的法律，商业银行与券商应该分业。但美国已经完成了从混业到分业，又从分业到混业的过程。此处并不详论分业或混业的利弊，只是讨论两个法律问题：（1）如果是分业，谁来监管？（2）商业银行经纪业务的定性。
（一）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
分业主要是为了防止商业银行资金流入券商处。在美国，作为《1933年银行法》（TheBankingAct）的一部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限制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禁止商业银行拥有经纪券商或从事经纪业务。
在我国，1995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集合性受托投资能否被视为是“银行从事股票业务”难以确定，但该条至少说明立法者对混业抱否定态度。同法第47条又强调：“银行不得违反规定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集合性受托投资是否是银行“违反规定提高……利率以及采用其他不正当手段，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商业银行监管者如果愿意介入，此问题至少可以一争。
（二）谁来监管
《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此话看似多余，因为资金违规，自然不能进股市，而且“违规流入”也又难以界定。但这句话却表现了一种倾向，表现了一种原则，即，立法者视银行违规资金为股市的大敌。这就是所谓的立法意图。如果立法者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立法者有相反的意思，立法者完全可以说：“只要没有违规，银行资金可以进入股市。”同一个意思，两种不同的表达方法，其侧重点自然不同。
该条规定的文字也值得推敲。“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为什么不说“进入”，而说“流入？”可能没有什么含义，只是立法者的随意或笔误。同句中的“股市”一词就可能是立法者的随意。“股市”与“证券市场”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但严格说，证券市场一词含意更广，证券不仅包括股票，还包括公司债券、政府债券等证券。那么此处的“股市”是通用还是特指？法律不怕重复，尽量避免使用同义词，不同的名词就有不同的含义，除非法律另有说明。《证券法》第7条用了“证券市场”，没有必要与“股市”一词叠用。那么此处“股市”是特指股票市场了？也不太可能，因为资金监管不可能只涉及公司股票，却对公司债券或其他证券放任自流。即便立法者是特指股市，也应该用全称“股票市场”。法律强调严肃、严谨，尽量不用简称或缩写，即便要用，也会有全称出现，然后在括号内写出简称。《证券法》对“股市”一词不是这样安排的。同样，“流入”可能是立法者的随意，但也可能是立法者的匠心，要我们对违规资金严加防范，严防违规资金悄悄地进入股市。
“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这句话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只要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证券监管机构就可以闻风而动，坚决加以制止。《证券法》里有这句话，银行监管的法规与证券监管的法规便连接在一起。银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银行监管机构可以出面，证监会也同样可以出面，目前有些奇谈怪论，提出分业后应该由银行监管机构监督，言外之意是证券监管部门过于揽权。中国有的著名金融学家也持这种观点，（张越：《券商银行手难牵》，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5月29日。）显然是没有仔细研究《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当然，混业还是分业，主要是银行监管机构所关心的问题，因为风险主要在商业银行，而且商业银行比券商更难以承受风险。1999年美国国会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在此之前美国商业银行首先说服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商业银行的边缘性证券业务网开一面。对券商蚕食商业银行业务，美国监管者一般比较宽容。我国商业银行确实受到特殊待遇。国内商业银行坏帐不断，监守自盗的情况时有发生，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很少见过银行作为单位受到处罚。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被罚巨款，但那是美国银行监管机构所为。那么国内商业银行为何如此受到厚爱？这恐怕不是法律能够回答的问题。
（三）商业银行经纪业务的定性
我们有的同志过于简单化，将混业等同于商业银行将资金直接借给券商，生利后立即收回。其实，美国的混业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下可拥有从事承销业务或经纪业务的子公司。分业侧重承销和经纪业务这两大块券商业务与商业银行是否分离，但更关注承销业务的分离。美国银行首先在经纪业务方面突破了分业的界线。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没有废除之前，商业银行可以拥有从事单一经纪业务的券商，将其作为自己的全资子公司。（）
在争取混业的斗争中，商业银行始终比券商积极。混业金融机构大多也是商业银行收购券商，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都收购了券商。立法者和监管者主要也是担心商业银行的风险，商业银行的资金更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更大，储户损失了也不好善后。而券商本来就是游戏风险，投资者也是博弈风险，买卖股票失手很难委过他人。
长期以来，美国法律对商业银行的经纪业务避而不提，但最近的法律有了修正，列出商业银行可以从事的经纪业务，其中包括：（1）为第三方经纪业务做的安排（thirdpartybrokeragearrangement）；（2）信托业务（trustactivities）；（3）得到许可的某些证券交易（certainpermittedsecuritiestransactions）如，商业票据（commercialpaper）、银行承兑汇票（bankersacceptances）；（4）商业汇票（commercialbill）以及受豁免的证券（exemptedsecurities）；（5）某些股票购买计划（stockpurchaseplans）；（6）证券交换帐户（swapaccounts）；（7）关联交易（affiliatetransactions）；（8）私募（privatesecuritiesofferings）；（9）保管业务（safekeepingandcustodyactivities）；（10）确定的银行产品（idenfifiedbankingproducts）；（11）地方政府的债券（municipalsecurities）。（GLBAsection201，SEA.）
其中，确定的银行产品（identifiedbankingproduct）包括：存款帐户、储蓄帐户、存款证明或由银行出具的其他存款凭证；银行承兑；任何交换协议，包括售给合格投资者的信贷交换和股权。（GLBAsection202，SEASection3（a）（5）（C），（a）（5）（C）。）
四、美国的差额贷款
美国券商从事经纪业务的利器之一是差额贷款，这是中国证券市场中所没有的。
（一）投资者借钱博弈
美国投资者向经纪人下单，购买股票，但只需要支付证券市价的50%的现金，其余部分向经纪人赊帐，产生“差额信贷”（margincredit）。投资者就此在经纪人处所开帐户称“差额帐户”（marginaccount），以此方式进行的交易称“差额交易”（margintransaction）。如果经纪人要求客户追加现金，就是“差额追加要求”（margincall）。
差额信贷幅度可以上下浮动，微调流入股市的资金。如果股市价格过高，可以提高投资者交付的现金额，由通常的50%加到75%，以免股市场泡沫过多。（，SecuritiesRegualtion，p973-976，1991WestpublishingCo.）
美国调节股市场资金的主要杠杆是利率，利率下调后借贷成本降低，流入股市的资金随之增多。我国情况特殊，利率对流入股市的资金的影响不大，如果引入差额信贷，微调有可能反而成为调节的杠杆。
（二）是证券法还是银行法
差额信贷涉及证券交易，本来应该适用证券法，并由证交会监管。但《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7节和第8节规定，由美国联邦储备局（以下简称“联储局”）负责。差额信贷并不涉及商业银行的风险，但关系到货币政策、货币投放量、信贷和利率等宏观问题。宏观调控并非证交会所长，所以借重联储局。对券商差额信贷业务的监管仍然由证交会负责。
联储局只管规范发放差额信贷时的差额比例，不问以后发生的变化。如果以后股价下跌，差额信贷的比例自然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假设差额信贷的最大限度是50%，那么客户购买市价为4000美元的证券时只需实际支付2000美元，其余2000美元可以是经纪人的差额信贷。如果证券的市价下跌到2500美元，为保持50%的差额信贷，客户必须补交750美元，将其债务降到1250美元。但联储局并无此规定。
而美国的交易所有规定，其成员发放差额信贷必须与现金有一定比例。例如，纽约证券交易所“维持差额规则”（marginmaintenancerule）。还以上文市价4000美元的证券为例，初始差额信贷还是50%.假设证券市价跌至2500美元，按照维持差额规则，客户差额帐户上的现金至少要相当于客户所持股票价值的25%，那么，当股票市价由4000美元跌到2500美元时，客户必须增交差额现金，将差额现金增加到625美元，将其债务降低到125美元。
此外，联储局的规定只适用于股票证券，政府证券和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除外）不受限制，因为此类证券的风险本来就比较小。
柜台交易本来没有差额信贷，业内曾认为此类股票并没有贷款价值。1968年，美国的相关法律做了修改，允许柜台交易开展差额信贷业务。联储局对此类证券的种类有详细规定。
（三）出了问题怎么办
按美国证交会的规则，经纪人必须向其客户披露以下内容：（1）差额信贷的利率以及利率换算方法；（2）客户所持证券对券商的利益所在，以及追加差额现金的条件。（Rule10b-16.）如果券商没有披露并因此造成客户的损失，则券商必须做出赔偿。该规则得到联邦上诉法院的肯定。（，（）。）
美国法院曾经一度允许客户经纪人，即便经纪人过度发放差额信贷并不是为了诱使客户增加交易。但1970年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做了修正，规定借款者也必须遵守差额信贷方面的规定。如果出了问题，客户也可能有过错，无权向经纪人索赔。（1934SecuriliesExchangeAct，Section7（f）。）证券法的主旨是保护中、小投资者，但差额贷款方面的法律宗旨是防止投机，不是保护中、小投资者。（，SecuritiesRegualition，p973-974，WestPublishingCo.）
（四）投机与泡沫
差额信贷最大的危害是投机和投机有可能造成的市场泡沫。差额信贷的双方都是投机，投资者超值买卖证券，券商贷款促成投资者买卖证券，以收取交易费。如此循环演变，股市就可能出现泡沫。差额交易方面的违规行为难以发现。只要当事双方不说，别人就不会知道，只要客户赚了钱（或是不赔钱），客户多半不会说，结果隐瞒了许多问题。
（五）差额信贷引入中国的法律障碍
如果我国引进差额信贷，法律上会有两个障碍：《证券法》第35条和第141条，关键是后一条。
《证券法》第35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现货交易（spottrading）指商品市场以现金交易，与期货交易相对。有人认为，差额信贷就是信用交易，为中国《证券法》所不容。
但差额信贷不是信用交易，差额信贷只是一种信贷，是公司短期融资的常见方法，公司购物时经常赊帐，消费者购买商品有时也是先拿货、后付钱的。证券也是一种商品，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差额交易不同于买空卖空，差额交易是现货交易，在实实在在的证券，而且是投资人名下的证券，也有交割，只不过证券用作质押。
法律障碍出自《证券法》第141条。该条明文要求，券商为客户买卖股票，必须“以客户资金帐户上实有资金支付，不得为客户融资交易”。融资的含义很广，包括各种形式的信贷，差额信贷难以绕过这一法律限制。要名正言顺地引进差额交易，就必须修改这条规定。
五、法定防范措施
证券市场转移财富之快，可以用秒来计算。券商借助风险弄潮，尽量把风险送给他人，把利润留给自己。但风险也是券商的大敌，券商也有失手的时候。券商处有投资者大量的保证金，券商突然破产，投资者有可能蒙受巨大损失。券商自己有内控机制，以防范风险。但立法者并不相信券商，所以又给券商强加了法定防范措施和补救措施，其中主要的有：（1）资本金规则；（2）增资扩股；以及（3）勒令破产。净资本规则中、美两国都有，增资扩股是中国特色，而勒令破产则是美国的做法。
（一）净资本规则
《证券法》规定了注册资金的最低限额，综合类券商和经纪类券商的注册资金的最低限额分别是五亿人民币和五千万人民币（第121条）。金额似乎很大，但有可能是虎头蛇尾，因为规约的限制只反应了注册资金到位那一刻的情况。即便券商从来没有秘密抽出资金，也还有问题，券商的债务有可能大于净资产。
这就有了净资本规则的规定。《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综合券商的净资本不得低于两亿元，经纪类券商的净资金不得低于两千万元；券商资本金不得低于其对外负债的8%.（《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33条。）《证券公司管理办法》第34条规定，净资本低于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金额的20%，或者比上月下降20%的，必须向证监会报告。
美国也有净资本规则，用于监督券商的财务状况，以确保投资者的利益。首先，由美国证交会在《证券交易法》下制定了净资产规则（netcapital）。（此处净资产的英文也可以是“networth”或“netasset”。）依照该规则，券商的资产必须多于债务，而且至少多出25000美元（如果券商不代客户持有其基金或证券，则净资产多出5000美元即可）。但还有问题：尽管净资产不变，债务本息的多少也影响到风险的大小，而且资产本身也会在短时间内大量贬值。所以美国证交会的规则，券商债务与流动资金的比例是15∶1，或是说券商的债务总额不得超出其净资产的1500%（券商营业的第一年中，该比例不得超出800%）。如前所述，证监会为中国券商规定的比例是，券商资本金不得低于其对外负债的8%.
净资本是公司的净资产减去可能难以全额兑换为现金的债务。按我国的规定，净资本是指公司净资产中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部分，用公式表示：净资本=∑（资产余额×折扣比例）－负债总额－或有负债。净资本的换算比较复杂，证监会制定了专门的换算表格。（见2000年9月23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关于调整证券公司净资本计算规则的通知》。）
（二）增资扩股
为解决券商资本问题，中国证监会还有一道杀手锏。“在特殊情况下，为及时化解风险，中国证监会可以要求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关于证券公司增资扩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1年11月23日，证监发［2001］146号［2000］223号。）这种不断增资扩股的做法也有负面影响，就是以不断续钱的办法来暂时掩盖矛盾。尽管各方可能都有良好的愿望，希望度过危机后问题会自动消失，但实际上经常事与愿违。扩股本身并不会消除券商的内在问题和缺陷，结果资金成了遏止问题的堤坝，水高堤也高，形成了堤上河。在河下行走的人即便是暂时安全，也是提心吊胆，深怕那天堤坝不灵坍塌下来。
增资扩股并非总是良策，券商也有需要壮士断臂的时候。发展本身也并不一定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券商不仅要会大踏步前进，也要会大踏步地后退。这点美国券商似乎有可借鉴之处。遇到股市长期低迷的时候，美林公司便调整战略，主动放弃一些经纪业务。（TheNewMerrillLynchBusinessWeek/May5，2003.）市场低迷时，我国券商也普遍抱怨难以维持。既然需要减少，券商就应该收缩业务，而不是去增资扩投。营业部可以是券商的重要创收单位，但也需要巨大的开支维持。交易减少后营业部就有可能成为券商的负担。可是我们看不到券商对营业部成本效益以及其他方面利弊的分析，这种情况下增资扩股恐怕于事无补，无助于化解风险。
券商总是强调自己缺少资金。不错，资金对券商来说确实很重要。但券商之所以缺少资金，大多是因为其经营不善。券商不能总是以发展的名义不断要求国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券商不能自己不断陷入困境，又不断要求政策倾斜。法律和政策的倾斜实际上是分配财富的一种形式。美国大法官霍尔摩斯更是直接了当，就说“财产是法律的产物”。（，SupremecourtoftheunitedStates，，1918.）券商遇到险情便增资扩股，可能有利于维持券商业内人员的生活水准，但恐怕无助于证券市场和券商本身的健康发展。允许或放任券商低成本筹资，无助于券商克服内部的不足，反而使得它们有更多的机会寅吃卯粮。中国券商不是上市公司，财务不对公众公开，很容易导致超前分配。总之，券商不可能因为能够较轻易地获得资本而克服其内在的弊端。
如果券商业务做的好，资金不会成问题，自然会有人要求入股。高盛名列美国券商前茅，1987年，日本住友银行主动投资5亿美元（回报是分享高盛125%的利润）。公司上市也是一筹资的重要途径，美国的大券商大多已经上市。但美国券商上市也是近年的事。在此之前，美国券商筹资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内部积累。1992年，美国券商高盛的两位合伙人鲁宾和佛里德曼各自的收入都在2500万美元之上，但他们只拿出几百万用于个人消费，其余都作为对高盛的再投资（DougCampbell，GoldmanSachs，LisaEndlichretold，p7，PearsonEducationLimited，1999.）。
（三）清盘，美国的办法
依照美国《投资者保护法》，证交会或任何自我监管组织都可以报警，只要它们认为某家券商可能无法履行其对投资者的义务。警报发出之后，再由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来判定，券商是否有可能无法履行其对投资者的义务。
法官如果认定问题确实严重，可以下令清盘（，SecuritiesRegulation，1991，WestPublishingCo.，p972.）（按美国破产法的规定，券商破产后不得重组）。
六、结论
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券商在筹资方面受到的法律限制比较多。《证券法》禁止全权委托和差额贷款。虽然实践中全权委托已经网开一面，但毕竟不是名正言顺。差额贷款至今仍然完全是个。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以发展的名义奋起直追，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做法呢？许多方面似乎有这个呼声，但中国的配套环境和配套法律与美国的相去甚远，此市场不是彼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对我们的法院、法官翘首以盼，盼望他们能够出来为各方摆事实讲道理。尽管法院、法官对“加强法治”谈的很多，但对证券诉讼却裹足不前。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同年2月1日该《规定》生效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有关证券诉讼，但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被告已经受到行政处罚或是已经被刑事定罪（第5条）。这样一来，投资者民事诉讼的权利便受制于政府部门的决定和行动，投资者保护缺少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现实中的许多大事仍然要靠指示、批示解决，而且此趋势有增无减。照批示、指示办事并非不好，可以令行禁止。但批示、指示分两种：一种见报公开；另一种是内部掌握。而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经常是众多的，其中包括一些不易被说服的人。遇到证券方面的争端，法院不肯受理，批示、指示又不能照面，投资者中自然会有人难以接受（尽管这并不代表他们一定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