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通用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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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四风心得体会【第一篇】
反四风学习心得体会教师一：
反“四风”,就是坚决反对干部群众反应强烈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这个新的发展战略中，“四”即“四风”建设是基础和政治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风”建设中，学风建设的核心是理论联系实际，政风建设的核心是求真务实，作风建设的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会风建设的核心是精简高效。而“四风”建设的实质正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廉政能力。
我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工作在这个优秀的学校里，深感教师的责任重大。师德的好坏，不仅影响着学生，甚至影响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因此师德建设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社会精神面貌的大问题。按学校要求，我主要学习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明确认识到：师德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灵魂，是教育艺术的基础和前提，教师时时要做好表率。在家长面前树立“最可信赖的人”形象，在社会上树立“最文明群众形象”展示坦诚向上整洁的精神风貌。加强自我学习和经常自查自己的师德行为规范尤为重要。
思想积极，要求进步，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任教以来，一直以爱国心，事业心，责任心“三心”为动力，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以良好的师德形象，独具特色的教育教学方法，在广大师生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工作中我不断钻研科学育人的方法，探索教育规律，以不怕苦累的实际行动感召学生，以朴实端庄的人民教师形象教育学生，做到了为人师表，修德修才。
教育工作中，面对有限的课时，我以改革精神探索提高教学效率的科学方法，激发学生自觉参与学习的意识，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里的教学效益。把提高教学效益当作首要任务，把课前精备、课上精讲、课后精练作为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教学三环节。课前精备，是指上课前把功夫下在深入钻研教材，广泛搜集有关资料，精心设计课堂结构及教学方法上，特别是认真研究怎样用最节省的时间、最简洁的方法让学生掌握最多的知识，并促使学生最快地转化为能力。课上精讲，是指在课堂教学中，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讲清教材的重点、难点、疑点、能力点、思路和规律，激活课堂气氛，教得生动，学得主动，充分发挥课堂潜在功能。
学习是手段，创造才是目的。在教育学生时我以培养能力，发展智力，造就新型人才为目的。以思维能力及创造力的培养为突破口，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以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为两翼，全面渗透创造力培养的教学原理、原则与策略，在探索小学生创造性思维规律，开发小学生创造潜能的途径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研究成果。
学生思维能力及创造力培养是时代的需要。一是注重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二是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三是能使学生养成不盲目接受、深入思考、敢于否定、勇于发表见解的优良心理品质，培养了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学生思维力、创造力的培养，主渠道是课堂教学。要最大限度地发扬课堂民主，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创设生动活泼的气氛，让学生愉快思考、主动探索、大胆质疑，敢于标新立异。采用“引导式”，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要巧设问题，善设疑点，给学生一个自由发挥的天地，说己之欲说，写己之欲写，提供其积极参与的思维空间。学生只有在此境界中才会产生最佳心态，从而诱发潜在的创造智能，使思维趋于活跃，使灵气得到解放。
富兰克林有一句话：“空无一物的袋子是难以站得笔直的。”同样，教师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不注重吸纳时代活水，创造力就是一句空话。在现代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学科间的横向交叉、渗透和融合趋势日趋明显，这必然反映到教学内容上来。我始终是教育教学战线上的一名新兵。我总是用这样的想法来鞭策自己学习和不断提高。正是一直有这样的业务上的饥饿感，培育努力学习，在学习中探索的习惯。并常以自己的读书行动体会去感染学生，熏陶学生。
反“四风”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迫切需要的，是人民群众所渴望的。反“四风”精神的提出在新的发展趋势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了起积极向上的作用，是我们党开展工作的一项重要武器。本人有决心在教研这块园地中，更加辛勤地耕耘，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让青春在对事业的追求中焕发出光华。
反四风学习心得体会教师二：
新学期伊始，在吉林市教育局的统筹规划和要求引领下，学校扎扎实实进行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我校的专题研讨内容确立为“反四风，重落实，全力为学生发展服务”。个人感受很有现实意义，更非常必要，因为反对“四风”，就是要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入手，通过解决解决不正之风问题，推动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的落实。学校的一切工作最终都应该落实到让学生受益，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通过查找工作中的四风问题，才能把改进作风成效落实到工作中去，让我们的管理，更科学、有效的为学生发展服务。
一、 学习后的再认识
以前，自己有“与已无关”的思想，认为教学校长很忙，
很累，自己身上不存在“四风”问题。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特别是对照讲话我觉得，身为一名党员干部真的应该努力“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四风”的倾向就藏在我们的思想当中，日常工作的细节当中。就拿形式主义来说，我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很多人是例行公事，完成任务式的，而不是主动学习，勤于思考，以此指导并提高自身的工作水平，解决问题能力，真正认识到学习是重要的，达到爱学习、形成学习中工作，工作中学习的好习惯，这就是形式主义。对官僚主义认识更是模糊，一直认为自己官不大，自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通过学习及与教师谈心我感受到，自己工作很不细致，对一线教师的了解不够深入和充分，有时说话冲，不注重工作艺术性，不易于工作的落实；有时工作中只有布置，没有指导，或者指导达不到教师的需求，这说明为教师服务的意识还很不够，这就是官僚主义的倾向。没有真正走进教师的心中，了解教师所思、所想，教师完成不了自己高标准的要求时，只是一味的苛责，却没有想到去听一听教师的心声，了解到最原汁原味的意见和想法，这不就是官僚主义吗？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越发感受到中央明确要求解决“四风”问题作为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号脉准，对症下药，切中要害。四风问题在不同党员身上表现形式不尽一致，存在程度也有千差万别，但无疑都需要我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此，我们必需端正认识，克服与已无关的思想和畏难情绪，不左右观望，消极对待，切实做到，在查摆自身问题、寻找差距中认清自我，接受教育、获得提高。
二、重落实，全力为学生发展服务
1.克服官僚主义，改变工作作风，多走进教师，成为他们的知心人。了解一线教师在生活或工作中的困难或困惑。特别是青年教师的培养上多下功夫，下大力气抓好青年教师的培养，在业务指导上、风格打造上、生活上多关心、多指导、多搭建平台，为青年教师成长服好务；在名师骨干培养上，多倾听她们的需求，多理解尊重她们的困难，不一味要求，更多一些人文关怀，让她们心无旁骛投身教学改革当中，学会智慧工作，不光在业务上，更在思想理念上成为当之无愧的引领者。
2. 克服形式主义，深化落实办学理念，为学生发展服务
工作中尊重客观规律，不浮夸，不搞政绩工作，不搞形式主义，扎扎实实抓好教学工作。
(1)经常深入课堂，管好课堂，指导好课堂，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高质轻负的课堂。
(2)多学习，勤思考，争做智慧型校长，擅长化难为易，化繁为简，成为先进教学理念的引领者。
(3)务实创新抓好学生活动，做到全面、全员、科学、有序、有趣，给学生搭建全面发展的舞台。
(4)精益求精、持之以恒抓好学生的质量管理工作，为学生发展打牢基础。
3.克服享乐主义，带头践行党的优良作风
带头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用党的纪律和光荣传统作为自己工作的作用铭，以党的建设为已任，成为有党性修养、作风正派、踏实肯干，令群众尊重和信服的党的好干部。
反四风学习心得体会教师三：
强调，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
为转变干部作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树立良好的教师形象，形成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做到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我们支部在党内开展“负责任、树形象、创业绩、促发展”活动，并在干部、党员教师中进行了解决“四风”的宣传与学习。
通过“四风”学习，我充分认识到解决“四风”必要性和重要性。不光在党内要宣传学习，也要在教师队伍中解决“四风”倾向。首先是在领导干部中解决畏难情绪，改革到了深水区，如何转变作风，领导群众，依靠群众，突破瓶颈，创新发展办老百姓满意的教育，其次我认为，解决教师队伍中的“四风”问题也刻不容缓。
新世纪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全民素质整体提高，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任务，对党员队伍与教师职业道德建设和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身为学校的负责人，只有引领党员、教师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不断更新知识，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才能适应教改的发展形势，完成教改的艰巨任务。
反四风心得体会【第二篇】
一、围绕总目标，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一）着力加强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自治州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制定印发《XX局关于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实施方案》和《XX局关于严肃整治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谋取私利问题实施方案》，及时组织全体党员群众传达学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案例通报和节日期间加强作风建设的有关要求，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
（二）推进党务政务公开，提高工作效能。一是对适宜在党内公开的内容，通过召开党组会、支部会议、下发文件等形式公开。二是适宜向社会公开的内容，通过公开栏、报刊、网站等形式进行公开。三是在XX局办公场所及州行政服务大厅制作了政务公开栏，将部门工作职责、工作流程、工作纪律、办事程序、投诉方式及今年中央环保督查整改问题进度进行公开。
（三）畅通信访渠道，规范信访行为。畅通公众环境信访举报渠道，抓好群众来信来访的受理、转办和跟踪督办工作，坚持领导干部接访制度和大案要案领导包案制度，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信访问题，化解群体信访隐患和苗头，确保不因环境问题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认真开展自查，坚决整治“四气”
（一）结合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党员民主评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群众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式，对照目标任务，对照岗位职责重点查找总目标意识是否牢固树立、维稳职责是否履行到位、维稳措施是否落到实处、“四风”“四气”是否得到纠治。自我批评要敢于揭短亮丑、不讳疾忌医、不遮掩问题、不回避矛盾，逐一摆清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逐条回应群众提出的意见、谈心时指出的不足，逐项检查剖析问题根源。民主生活会后形成专题报告，由党组书记主持召开通报会，通报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
（二）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结合工作实际，本着见人、见事、见思想的原则，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总目标意识是否牢固树立、维稳职责是否履行到位、维稳措施是否落到实处、“四风”“四气”是否得到纠治。在维稳工作中的存在的作风问题；二是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三是今后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三）观看《蜕变》系列警示教育片之十三，对照中央及自治区、自治州党委关于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和部署，从抓实抓细脱攻坚方面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整改清单。细化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完成一个销号一个。从小处着眼，在为民服务上下功夫、在解决问题上下功夫，在如何落实维稳措施上下功夫，拉近干群关系，让群众满意，确保专项活动不虚不空不偏、不走过场、不搞棚架，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夯实基础。
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在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上下功夫，在改进作风上强措施，从严管理强化纪律约束，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常态化制度化，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律，以要持续开展好作风整顿活动，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保进管党治党向基层延伸。
（二）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重点，着力推进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从严落实“两个责任”，坚持做到“一岗双责”，抓紧修订完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标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报告制度，与自治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紧密结合，与全局业务重点工作紧密结合，组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监督检查和年度考核。
反四风心得体会【第三篇】
一、新四军和根据地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
注重思想教育。新四军从建军初期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的思想教育。新四军领导人“把‘思想上建党’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通过多种形式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灌输和教育。刘少奇、、叶挺、项英、袁国平等领导同志亲自授课，向党员干部传授马列主义ABC。结合部队实际，广泛开展“三提倡、三反对”教育，即提倡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提倡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反对作风，反对自由主义，反对骄傲自满。同时，十分注重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新四军一成立就组织编写了《保持我们的优良传统》政治教材。1938年底开始，在全军范围内发起了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的运动。
注重建章立制。新四军和根据地各民主政府先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廉政建设的政策、法律和法规。1942年7月颁布的《盐阜区各县惩治公务人员贪污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贪污超出500元以上者处死刑，不足500元的，根据贪污财物多少分别处以有期徒刑或劳役，对克扣军饷和盗卖军火者一律处以死刑。而注重法规建设的系统性，是当年建章立制的一大特点。
注重严惩贪腐。党领导下的华中地区各抗日民主政府，将反腐倡廉纳入法制轨道，坚持依法办案，通过廉政立法和司法监督党政干部及公务人员，对“所有涉贪涉腐者都依法处置”。各根据地依据“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对腐败分子的惩处毫不手软。1942年秋天的两个月内，仅苏中三分区就有4个干部因贪污被处死刑。新四军和各根据地政府严厉惩处腐败分子的行动，不仅使党的威信得到了增强和提高，而且深刻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挽救了一大批犯错误的人。
注重率先垂范。新四军和根据地的领导十分注重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各级领导从自己做起严格执行各项纪律制度，与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与人民群众同舟共济，以自身过硬的素质和行为，以上带下，上行下效，促进了新四军和根据地廉洁风气的生成、坚持和发扬。
注重为民谋利。如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凝聚民心，通过实行精兵简政节省民力，通过兴修水利关爱民生，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培植民力，改善人民生活，支持抗日战争，促进社会发展。苏北地区广泛传颂的“宋公堤”就是明证。新四军和根据地政府还积极发展小型公营工业和合作工业，着眼解决军需民用物资，既减轻了群众负担，又大大改善了人民生活，共产党和新四军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向心力得到了空前增强。称赞新四军“已经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总之，新四军和根据地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廉政传统和反腐经验，借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经验和实践，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地形成了以教育为基础、制度为根本、监督为保证、严惩为警示、自律为关键、为民为本色的反腐倡廉科学体系，为新形势下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新四军和根据地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要客观估价廉政建设形势，不断增强在党的领导下搞好廉政建设的必胜信心。当年，新四军和根据地少数党员干部中发生了一些腐败行为，对此，敌人夸大其词，恶意攻击，人民怀疑质疑，党内同志忧虑担心，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及时在群众大会上发出了“我们一定能够把一切事情办好”的反腐倡廉宣言，充满了政治勇气。事实上，新四军和根据地廉政建设始终充满一种志在必得的自信心，这种廉洁自信源自四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正确把握廉政建设规律。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决定了其与腐败现象水火不容。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倡廉不断深化。新四军和根据地在局部执政中创造性地建立了廉政传统，为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事实证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各种问题，正确判断形势，明确不同时期的廉政建设任务，结合国情找到有效加强廉政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与时俱进地推进廉政建设。三是坚持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更加有效地让廉政建设落到实处。新四军和根据地取得廉政建设成功的秘诀在于，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历史证明，坚持正确的群众观，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廉政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是落实反腐倡廉的强大动力。四是坚持惩防并举，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实际效果。新四军和根据地坚持依法依纪严惩腐败，不仅让人民看到了共产党重视廉政建设的决心，也增强了廉政建设的效果。当年，既敢于把触犯法规的老红军功臣送上断头台，震慑腐败分子，又善于运用法纪教育和规范广大党员的言行，收到了惩防并举、肃贪治腐的双重效果。新的形势下，只有借鉴历史经验，坚持惩治与预防相结合的方针，才能使廉政建设的思路更清、效果更好。
必须以制度建设和严肃惩处为手段，切实把权力关进笼子里。1943年5月，新四军五师三十八团一个连长贪污6元钱，这么小的一件事，在李先念的手下却行不通，最终被绳之以法。该团政委周庆鸣对全团官兵说：“6元钱，数字并不惊人，但大家要记住，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有信心打败日本强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铁的纪律、血的纪律。”纵观历史，无论是70年前新四军和根据地廉政建设的铁手腕，还是当今反腐倡廉的硬措施，都充分说明，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关键――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的运行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运行的随意性和个人主义。新形势下的“关笼子”应注意三个方面的环节：首先，要加强廉政法规体系建设，切实做到笼子疏而不漏，解决“关得了”的问题。要在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的前提下，按照总体勾画、分步实施的路径，逐步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廉政法规体系。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廉政建设法，作为廉政法制建设方面的基本法；要逐步健全预防性和执行性的廉政法律和规章，具体来说，尽快制定国家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法，公民举报法、行政程序法以及财产申报法等；要逐步完善反腐倡廉的奖惩规定，健全公职人员奖惩制度；还要制定监督法，让民主、有效的监督成为反腐防腐的利器。其次，要把笼子的“钥匙”交给人民，让人民充分行使监督权，解决“关得好”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在当年根据地已经得到了有效解决。新四军和根据地建立了参议会、群众、行政三位一体的立体监察制度，普遍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参议会，人民通过该会行使选举、监督和罢免权；把“人民监督政府”写入施政纲领，群众罢免不称职政府人员，农会代表请愿惩治不满意的乡长区长，民众召集大会批斗腐败分子不乏其例；行政机关内部监察，也有效地防止了权力滥用。与此同时，根据地政府还广泛利用党创办的250多个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借鉴历史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要逐步建立健全监督体系，在强化党内监督、参政党监督、法律监督、审计监督的同时，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强大威力，形成立体式，全方位，多渠道的监督网络，切实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再次，还要按照党纪国法严惩腐败分子，解决“惩得了”的问题。
持之以恒地开展教育整风，不断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政氛围。1942年至1945年，新四军和根据地开展了历时四年的整风和学习教育活动，使广大将士增强了党性，提高了执行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从思想上增强了免疫力，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从作风上扫除了歪风邪气，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屡克强敌、赢得胜利提供了坚强的保证和力量源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我们惊叹，当今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与70年前的新四军四年整风教育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目的都是为了营造浓厚的清风正气。营造清风正气需要注意四点：一要把握廉政教育的精髓，始终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抗日战争时期廉政教育的精髓是爱国抗日为民，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精髓是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对廉政教育，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对其精髓的表述也不尽相同，但核心始终如一，这就是必须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牢固确立一心为民的崇高信念。当年新四军之所以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由弱变强，甚至在遭受皖南事变严重损失以后，仍能发展壮大，最终变成一支威武胜利之师，除了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合乎民心的路线政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外，全体将士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因此，要借鉴廉政传统，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为廉政建设夯实思想根基。二要把廉政教育与党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当年党的中心工作是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如今党的中心工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善于把反腐倡廉要求融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以及构建和谐社会之中，使教育与工作融为一体，使廉政教育更务实，更具有吸引力和穿透力。三要不断提升廉政教育的文化内涵，通过潜移默化使党的廉政要求成为广大党员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准则。要借鉴当年以树立抗日精神为切入口，引导广大党员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荣辱观的廉政教育经验，不断提升当前反腐倡廉教育文化内涵，抓住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廉政传统“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和资政育人的功能。四要把廉政教育与思想修养融为一体，帮助党员干部练好“打铁”的自身硬功。从新四军和根据地众多的廉政建设先进典型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党的意识、忧患意识强，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作风好，以德修身觉悟高，具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品格。有鉴于此，加强新形势下的廉政教育，必须把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突破口，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持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立威、以德聚才，使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成为人民信服的廉洁奉公硬汉子。
反四风心得体会范文【第四篇】
[关键词] 胡风；“五四”观；主流；反封建；悲剧命运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2）05-0085-06
胡风最初走上文学之路时，与同时代许多年轻人一样，受到“五四”风潮极深的濡染。在自叙传《理想主义者时代的印记》一文中，胡风袒露心迹，承认“五四”新文学对自己影响甚深。特别是《湖畔诗集》和王统照小说集《一叶》，时过境迁，仍使胡风感念不已：“前者教给了我被唤醒了‘自我’的年轻人的感觉，救出了我被周围的生活围困住了的心情；后者所吐出的幻灭后的叹息，恰恰提醒了我在生活里追求着什么的意识，使我很久地感到无名的怅惘。”①这两种著作之外，胡风衷心挚爱的是鲁迅的《呐喊》。如果说前两者浪漫唯美的审美风格促发了胡风诗人的气质，以及日后对美、感性以及人道、人本主义思想的执守，后者则更进一步地锻造了胡风作为启蒙主义文艺人士的文化品性。
胡风从“五四”新文艺中获取的文学趣味，形成的文艺思想、精神品格，又反过来成为后来胡风重述、认识、想象和评价“五四”的基点。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初的二十余年间，在其文艺随笔、文艺评论、理论著述、演讲稿、谈话录、编辑手记，甚至50年代中期以后身陷囹圄所写的思想检讨、旧体诗词中，“五四”始终是胡风反复谈及的重要话题。另一方面，在胡风毕生与之纠葛不休的左翼主流思想视阈，“五四”因其在中国现代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也是其不断解说的对象和话语整合的重要资源。如此一来，如何看待“五四”，已然成为胡风与左翼主流分歧及冲突的一个焦点，同时也是后人探识胡风思想及命运难以回避的重要角度。
一、“五四”总主题认定的趋同
“五四”以后，关于“五四”运动的缘起、性质和主题，各种身份、立场的知识分子乃至政治家各持己见，莫衷一是。根据周策纵的总结，这些观点大体分为三类：其一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认为“五四”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是一场启蒙运动”。其二为“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即以为首的的观点，主要认为“五四”运动毁坏了民族传统。其三是以为核心的共产党人的观点，认为“五四”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1]476486周策纵的概括较为全面准确，不过在第三点中应补充说明，即《“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定，并非首创，而是其对和瞿秋白观点的继承。在1924年5月1日的《这一周》一文中首次把“五四”运动认定为反帝运动：“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2]这一看法得到了瞿秋白的响应。他在1925年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中强调：“，一方面反对卖国亲日的官僚和军阀——安福系曹、章、陆等，以革命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袭击这些反动派；别方面很明显的提出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要求。于是便把辛亥以来反动派与革命派争相‘保障外人的生命财产尊重条约权利’，而求帝国主义者之援助的局面更变了，换句话说，便是把义和团失败之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这是五四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3]1932年的文章中，瞿秋白又补充了“五四”“反封建”一条：“‘五四’的遗产是什么？是对于封建残余的极端的痛恨，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是主张科学和民权。”[4]至此，关于“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主题在瞿秋白的阐发中已经成形。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把这一说法进行加工，使之更加鲜明和完整。
事实上，“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包括大学教员、学生领袖、普通学生、市民、工人等，在当时并未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认识。在后来的追述中，胡适、罗家伦、张太雷、、许德珩、王统照、邓颖超等人，几乎一致认为，“五四”运动彼时仅是一场排日的爱国运动，并非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此外，由于诸多学者如胡适、周谷城、瞿同祖、钱穆、梁漱溟等认为“封建社会”仅仅是商、周时期，秦以后各王朝并不属于封建制度，因此，“五四”运动“反封建”一说亦多有争议。[5]这些从侧面证明，“五四”反帝反封建的说法，乃是源于中共领导人从特定政治视野所作的追认、重释和升华。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0月第28卷 第5期 谢 刚：“存异”难以“求同”胡风是认同“五四反帝反封建”一说的。考察胡风的著述可以发现，胡风首次使用“反帝反封建”一词，并将其与“五四”联结，是在1935年7月所作的《怎样前进一步》一文中。胡风借讨论“白话”与“大众语文建设”的关系，指出“白话”曾起到过反帝反封建的作用。“白话”显然隐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久后，在《五四时代的一面影》一文中，胡风明确提出“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同时认为，“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①。从时间上看，胡风的观点不可能受到的影响，而可能是从、瞿秋白的论述中获得启发。无论为何，胡风关于“五四”运动主题的认定，算是从此确定下来，后来再没有任何改变。由此可见，胡风关于“五四”运动总主题的看法，与中共的权威认识完全一致。这使得胡风日后在内心深信不疑：自身所恪守的“五四”观，与中央的正统理解没有本质不同。建国后当林默涵敦促胡风从“五四”观上作检讨时，胡风的检讨始终不得要领而难以过关，即导源于此。甚至于胡风一再拒绝思想改造，积极上书中央，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浑然不觉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对象，其实都可以从胡风对“五四”总主题的自信认定中，窥见其心理根源。
二、对“五四”领导者的认识偏差
谁是“五四”运动领导者的问题，事关这场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因此，关于领导者的问题，与总主题一样，也是各政治派别争论的焦点。周策纵的分析曾指出各型意识形态对“五四”领导者问题的渗透和占据，同时表明后来被中共所确定下来的表述，确实脱不开建构的性质。[1]497498早在瞿秋白那里，“五四”运动是被定位在资产阶级革命范畴内的，运动的领导权自然归属于资产阶级：“这一运动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五四前后资产阶级，确有一期的大发展的事实，便已经完全证明了。”[6]247但是瞿秋白同时指出，这场运动也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并在其中“生长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共产主义”[6]248。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传播造就了相应的社会群众基础，即资产阶级的发展使得无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显然，瞿秋白为中共关于“五四”领导权的权威说法奠定了基础。到了历史学家华岗那里，终于明确下来：“和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鲁迅和陈独秀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而胡适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这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中，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是主要的领导力量。”[7]
起初，胡风关于“五四”领导者的看法与瞿秋白颇为相似。胡风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的一个新拓的支流。”①但是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中作了检讨：“‘以市民为盟主’的错误提法，……违背了的分析，甚至和我自己对于的革命内容的理解也自相矛盾了。”[8]到了晚年，胡风仍然认为：“这个提法犯了逻辑上的大错。市民是指资产阶级。五四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性的革命，但领导这个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盟主），而不是资产阶级。当时，执行思想领导任务的《新青年》，在1919年某期上发表了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中国革命的领导思想更明确了。同一期上发表了鲁迅的《药》，痛烈揭示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同期发表了他的杂文《圣武》，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称之为‘新世纪的曙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有‘有主义的人民’。号召中国人民向这个曙光‘抬起头来’。” ②
表面看来，这种修正趋同于中共对“五四”的认定，实则并非如此。与华岗上述正统的“五四”观相比，修正后的胡风观点仍有一个偏差。这个偏差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五四”时期鲁迅的政治身份。
如上所述，华岗认为“五四”时期的鲁迅属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胡风看来，“五四”的鲁迅已然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理所当然地居于“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行列。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予了鲁迅以无与伦比的高度评价，胡风把鲁迅纳入“五四”领导者之列按理说不应得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依照左翼主流的理解，鲁迅在“五四”时期政治上只能算是一个信仰进化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战士，与共产主义者尚有距离。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已经定下了关于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权威看法。在瞿看来，“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6]536变化是在“五卅”前后，“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6]540“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6]546瞿秋白的鲁迅转变论为日后茅盾、郭沫若、冯雪峰、胡绳、艾思奇、陈涌等人所沿用和演绎，成为不容辩驳的主导结论。左翼方面认为，鲁迅精神道路的两个阶段是“五四”以后两个历史时期划分的必然反映。1927年以前，共产党人的革命还伴生在国共合作的联合阵营中，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与此对应的文坛则处于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学革命潮流中。1927年以后，国共决裂，左翼政治势力开始新的革命历程，文学革命随即开始向革命文学转变，后者顺势成为文坛主流。鲁迅的思想发展必然与上述情势同步相随。显然，只有把文坛领袖的鲁迅纳入“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代洪流中，才能突出左翼政治的威力和左翼文艺的魅力。更内在的，只有把鲁迅的思想演变描述为从低级向高级递进的发展态势，才能彰显革命现代性的雄辩逻辑和不二法则。从本质上说，历史分期是左翼赋予某一历史时段以特定历史意义的必然手段，能够突出左翼作为历史主宰力量的基本命题。在左翼的历史观中，现代历史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以及共产主义思想的介入，才开始有了明确的方向、目的和意义。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清晰地道出了划分历史阶段的潜在意图：“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从宏观的角度，可以说历史的规则就是通过对分期的论争而得出的结果，因为分期本身改变了事件的性质。”[9]分期即表征着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占据，意味着新的历史法则的诞生、一套理解历史的方案的重构，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无规律和无方向的否定，并对其他历史发展逻辑进行压抑和排斥。在历史分期这一点上，胡风固执己见，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种分期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胡风认为，鲁迅经过漫长而深入的亲身实践，从具体的生活经验、精神探索及心理体验中，在“五四”以前即已完成了个人主义（包括浪漫主义、尼采学说）向共产主义的觉醒和蜕变。“鲁迅转变论”不仅无视鲁迅早期的思想实际，更在促成“认识可以脱离具体实践”的错误论断。由此可见，对鲁迅的精神世界作出自己独特的描述和判断，只是胡风意图的第一个层面，胡风的根本目的还在于借此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个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抵达真理，所谓实践出真知。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只有实践才能使人在体验中产生认识，从而确保作品的思想意蕴能够藉由美学方式实现有效传达。否则，作品的思想主题便无法深入人心，甚至思想主题本身也可能是“泥于名而远于实”。胡风终身拒斥的，在认识论上，就是脱离实践、仅凭理论习得和逻辑推理的求知过程；在文艺创作上，就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错误创作倾向。这两者错就错在作家放弃了“主观战斗精神”，没有与社会现实和创作对象进行“相生相克”的主客观化合。缺少这一程序，作家深切的情感体验无法启动，而没有在体验中熔炼出思想认识，作品的思想内涵必然流于概念化，作家的主体姿态和人格必将随之虚伪化——这无疑是对“五四”精神正脉的偏离。
在政治上，胡风青年时代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始终坚信自己属于左翼革命阵营中的一员。面对内忧外患的现代中国，胡风与共产党人一样，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扶危济困的革命真理。在文艺上，胡风则完全服膺于鲁迅，视鲁迅为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楷模和导师。在胡风心目中，政治与文艺，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在现代中国，这两者尽管诉诸不同路径，但根本目的却没有不同，都是为了开启民智、教化人心、移风易俗以致救亡图存。因此，马克思主义和鲁迅思想，是属于二元一体的同质关系。胡风认为，青年鲁迅在上下求索的启蒙实践中，必然与同为救国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相逢。也只有如鲁迅这般，经过深切摸索之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将之用以救国救民。而左翼认为鲁迅的转变是在与左翼发生争论之后，通过阅读蕴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著作才发生的，这在胡风看来，无疑把对马克思主义接受、消化和吸收简单化了，也否定了鲁迅前期实践和探索的重大意义。仅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往往会陷入公式主义、本本主义的陷阱，致使革命者囿于教条，误入歧途。在文艺上，胡风同样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道路与鲁迅的文艺方向是殊途同归的。可见，胡风把鲁迅与等马克思主义者并举，同归为“五四”领导者行列，正是根源于胡风“鲁迅精神=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然而，这种理解客观上却构成了胡风对主流定见的违抗和挑战。
三、对“五四”历史意义阐发的歧见
胡风对“五四”的考察，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给予了认定，将其视为由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有工农大众加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然而，政治上的认同不过是胡风“五四”观的起点抑或背景。由于对文艺身份的自觉认同，胡风更多地把“五四”纳入文化/文学的层面来追认其历史意义。胡风当然重视“五四”政治意义的解读，但胡风更愿意从文艺的角度来加以落实。“五四”的政治意义与“五四”文化/文学史的意义往往被胡风捆绑在一起。胡风甚至认为“五四”的政治意义必须从“五四”的文化/文学史意义中才能彰显。而在左翼政治视野中，“五四”历史意义的显现程序恰恰与胡风相反。“五四”文化/文学史意义必须在政治意义的彰明中方能得到清晰呈现，后者实乃前者的参照系和度量值。如果没有后者作为定位指南，前者便会偏离正确方向，无法确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基于这一理论前提，进一步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10]
“五四”文化革命的性质、领导权归属完全取决于它的政治属性，这就决定了其所产生的历史意义只能在政治范畴中，同时也决定了“五四”文化革命的历史意义只能是“五四”政治意义的附属和注脚。而在胡风看来，尽管文学/文化的意义不能完全脱开政治意义存在，但后者是依附或者寄生在前者身上的。如果“五四”新文艺传统没有得到恪守和捍卫，那么“五四”的政治意义将难以延续，甚至不复存在。
在具体检视“五四”时，胡风往往偏开政治维度，而单单专注于“五四”文化/文学史意义。这从胡风对“五四”的命名即可见一斑。胡风说：“，一般地被称做中国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①胡风在此强调从社会思想和文艺思潮的角度理解“五四”运动。这一理解则使得胡风在把握“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时，更侧重于强调“反封建”的一维。胡风并不否认“五四”文艺“反帝”的一面，只是认为“反帝”应该凝结在“反封建”之中，或者说，“反封建”是“反帝”的前提。如胡风所言：“借用‘人的发现’这一个旧的说法来形容五四的历史意义，虽然浮泛是有些浮泛，但我想并不大错的。”①胡风认为“五四”时期写实与抒情两大文学流派与传统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都是启蒙的文学，在现代意义上发现了“人”的个体价值，并参与了“人”的现代塑造。这与文化上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中对人的发现是相互呼应的。显然胡风承传了鲁迅的“立人”学说，主张“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是举”，在此基础上建立“人国”——民族国家的崛起和发展取决于人的启蒙、自强和抗争。胡风曾重提鲁迅那句在抗日背景下显得刺耳的名言：“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①无疑旨在说明，实现民族独立若不预先清除封建意识，便不能取得成功，这也意味着反封建、“立人”才是“五四”精神和“五四”传统的根基。胡风说“五四” “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① 。“反帝”在这里仅是思想文化革命的引子、先声或触发机制，更加凸显了社会变革的内部需求。民族解放有赖于社会进步和个人觉醒，民族主义必须以争取个体价值为前提才能健康发展。
因此，“五四”更根本的传统在于反封建。而反封建的要求，尽管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制度层面，但更主要体现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内在诉求。易言之，制度范畴的反封建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观念体系的反封建。在胡风看来，“亚细亚”的封建残余根深蒂固地纠结渗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从社会意识中涤荡落后陈腐的封建观念，作为社会存在的制度方面的革故鼎新只能是一句空话。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破旧立新和全面革命，其任务最为艰巨，作用最为根本，意义也最为重大。不论社会矛盾如何更迭，时代形势如何剧变，反封建的社会文化使命，决不能有一丝动摇。反封建与文化/文艺立场，经历“五四”这一阶段后，已经凝定为一个不可拆解的统一整体。反封建即是坚持文化/文艺立场，反之亦然。胡风终其一生，与人发生的多次争论，无不根源于对“五四”反封建传统及文化/文艺本格立场的执守，而这种执守，又势必演化成对权威政治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文艺界内部关于白话与大众语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胡风以间接论辩的方式参与谈论并陈明了关于“反封建”的主要观点。胡风强调，建设“大众语”，不能盲目迎合“口语”，抛弃“白话”，原因在于，“知识分子所使用的比较合用的‘白话’，目前是抢夺文言地盘的最重要的武器。”“反对掉了文言就是毁掉了封建精神所寄身的最毒的僵尸，削弱了封建势力的传播力量，使反封建的工作容易开展，也就是反封建工作的部分胜利。”①胡风意在提醒在“大众语”建设过程中，不能放松对文言文的批判，不能无视封建思想的借机复活，从而偏离“五四”传统。
其次，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胡风依循鲁迅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这一口号与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在于，特别强调了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势下，文学既要服务社会政治目的，调动各阶层的抗日爱国热情，也应该在此过程中坚持反封建的启蒙立场。胡风说：“封建意识和复古运动都能在大众里面保存甚至助长‘亚细亚的麻木’；对于劳苦大众的生活欲求的阻碍，压抑，都能减少甚至消灭他们的热情，力量；醉生梦死的特权生活，滥用的权力，在动员和团结人民大众的活动里面都是毒害……这一切，是帝国主义的助手，是产生汉奸的社会地盘，是养成汉奸意识的实质条件，由这些所引起的一切社会纠纷应该包含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主题里面。”①
胡风在这里明确指出，封建主义必然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帝国主义是看得见的敌人，封建主义却是更隐蔽的元凶。即使许多政治家都认为社会主要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胡风依然坚持主要矛盾存在于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内部。因此，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分裂投降固然是当时文学的重要任务，但主要任务还应该集中于扫除封建残余，促成民众现代意识的觉醒，如此方能取得抗战胜利。
再次，40年代初关于文学民族形式的争论是胡风保卫“五四”反封建传统的一次集中体现。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对国统区、解放区等多名论者都作了或多或少的批评，重点是向林冰。向认为，在文学大众化的时代要求中，民族形式的再造，只能脱胎于民间形式，而不可能来自于“五四”前后大量涌现的西欧文学形式；只要舍弃旧有民间形式的封建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加入新的时代和政治内容，民间形式就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崭新的民族形式。然而，胡风以为，这势必错误地认为“五四”新文艺不能成为民族形式，“五四”文艺新运动是一次全盘西化的、脱离大众的失败的文学革命。与向林冰略有不同，周扬、郭沫若、何其芳、罗荪企图论证“五四”新文学与旧形式之间的密切联系。周认为“五四的否定传统旧形式，正是肯定民间旧形式”[11]，郭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12]，何则认为“以来的新文学是旧文学的正当发展”[13]。胡风认为这些观点模糊甚至抹杀了“五四”新文学彻底反对旧文学传统的姿态，殊不可取。胡风指出，文学的大众化，通过简单机械的“民间形式+时代政治内容”，必然导致双重失败：艺术上不可能产生具有审美感染力的文学，思想上则会导致“农民主义、民粹主义死尸的复活”。胡风并不反对“五四”新文学从民间文学和传统文艺中汲取营养，不反对在战争的背景下进行文学的大众化。如何既实现大众化，又避免上述的“双重失败”？即如何在新的历史情势下，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胡风认为作家必须牢牢地站在现实生活的本格立场，采用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分发挥主观战斗精神，理解、批判、消化和改造民间文艺和传统文艺，写出含有“五四”精神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
最后，在40年代末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中，胡风借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倾向的批判，再次重申了“五四”新文学的反封建传统，并有所发展。胡风对当时的统一战线作了自己的理解。胡风认为“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现在仅剩下了反帝，而是以反帝来规定并保证反封建”②。在文艺上，“统一战线决不是用取消现实主义的革命传统做交换条件，反而是为了在创作实践里面扩大这个传统的”②。显然，胡风进一步明确了当年两个口号论争时的立场。胡风还认为抗日战争是一个契机，可以“抖去阻害民众活力的死的渣滓，启发蕴藏在民众里面的伟大力量”②，因此，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有义务通过作品把促动民众进步的契机变为现实。为此，作家在创作上应该避免“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两种创作歧途。胡风指出，主观公式主义在战争功利的极端诉求下，把文学创作降格为政治情绪的宣泄或政治宣传的附庸；客观主义则“没有通过和人民共命运的主观思想要求突入对象，进行搏斗，在作者自己的血肉的考验里面把捉到因而创造出来综合了丰富的历史内容的形象”②。两者均无法起到唤醒民众投身抗日的效果。胡风认为，只有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发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来创作，才能使民众读者获得灵魂升华，迸发出反帝的潜在战力。那种汉奸行为和分裂活动，在胡风看来，完全是封建意识使然，是缺乏启蒙主义教育的后果。胡风关于抗战文学的这些申述，无疑是对“五四”文艺精神的传承与拓进。
综上，在“五四”总主题的理解上，胡风并未“偏离正轨”，而在“五四”领导者的认定以及历史意义的阐发上却“误入歧途”。这一差异使胡风在“五四”观上无法与权威看法“求同”，胡风受到规训与惩罚，可谓在所难免。
注释：
①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128、669、744、622、636、128、70、408页）。
② 见胡风《胡风全集：卷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11-612、475、476、479、500-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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