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生军训感悟作文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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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范文1

关键词：儒学复兴；文化保守主义；现代性转化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4）06-0113-05

儒学复兴是当今我国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这既是中华文化传统的自然延伸，又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必然组成部分。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历史性，文化传承也具有适时性和当代性，因此，真正有价值的传统应该为当下的人类提供生存智慧，要使儒学精神真正深入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复兴只是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文化复兴始于儒学但不应仅限于儒学，而是要实现中华文化具有创新意义的现代性转化。

一、“儒学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

儒学复兴可追溯至五四时期诞生的新儒家。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率先提出这一构想，他反对激进派的西化主张，力倡从文化哲学角度入手，以“东方精神文明”去医治“西方物质文明”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儒家“于人生中为人生之慰勉”的人生态度积极处世，迎接“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到来。经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到牟宗三、唐君毅，再到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三代新儒家的发展，新儒学逐渐形成了一股较有影响的思想潮流。他们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主张以儒家之根本精神来解决今世人生问题。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态度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文化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使新儒家逐渐成为一支颇有影响的代表传统文化的思想力量。

实际上，儒学的复兴是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与国人对“西学”的热衷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的传统，将其视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新儒学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在以中国文化为主导的前提之下的扬弃。新儒学不反对西方现代的实用技术，新儒家始终认为“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强调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中国文化传统应该保留和发扬。冯友兰认为社会制度是可变的，但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的；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也强调，由孔孟所开辟的一脉相承的道统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生命，是中国文化定常的骨干。“道统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由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1]新儒家也认识到了中国哲学“内圣强，外王弱”的特征，肯定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源在于它没有科学。牟宗三也认为，与中国文化本应展开的理想相比，以“有道统而无学统，有治道而无政道”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文化也有政统不建、学统不出的缺憾。“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1]学统与政统，从本质上讲，就是科学与民主。但是他们基本上把实现“外王”之道归结为对“内圣”之学的追寻，强调“返本开新”、“依本成末”（唐君毅语）、“本内圣开出新外王”（牟宗三语），由儒家的道德心性之学开出中国文化的多途发展，要从传统儒学的“德性主体”转出希腊文化的“知性主体”。[2]总体而言，新儒家抱持的是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主张在坚守儒家传统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吸纳西方文明中的实用技术，以实现中国意义上的现代化。

任何一种思潮的存在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及现实原因，儒学复兴运动也不例外。李泽厚先生认为研究民族性格或文化心理结构的途径和角度中，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经济、政治的角度出发所作的根基性探究。清末至今的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在政治形态、经济状况及思想文化领域经历沧桑巨变，其激烈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在经历了新旧中国交替及改革思想洗礼后，逐渐步入思想多元时代。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儒学的复兴作为一种思潮在客观上具有必然性，既是为解决民族危机而提供的思想路径，又是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的回应。在新儒家看来，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在于文化的不彰，他们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回归传统，“从时代背景看，现代新儒家对精神文化的注重，直接与他们对民族危机的体认有关。”[3]五四时期的新儒学产生于国家与民族危难之时，当然也产生于反传统的历史背景下，在西化成为主流声音之时，儒学复兴的主张具有捍卫民族文化之意义。新文化运动宣扬民主、科学与马克思主义，将中国政治与经济上的落后归结为文化的腐朽，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在力图摆脱落后寻求文化新生的进程中否定传统是时常发生的情况，不过梁漱溟、牟宗三等学者能够大胆阐释自己的新儒学主张，为民族文化发声实为难能可贵。而改革开放后的儒学复兴也发生在“西学”广泛而深入影响新一代中国人之时，以回归传统对抗全盘西化至少在出发点上具有积极意义，客观上也有这种需要；并且儒学等传统思想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冰封期之后，应该在自我认知方面更加科学理性。故汤一介断言，“正是由于‘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们得到对自身文化传统有个自我反省的机会。”[4]其实，新儒学一直在通过批判西方哲学而确立自己的合法性，梁漱溟认为，近代西方理智活动太盛，过于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不把自然和人类看作生命体，而是当作静态物体来裁度、分析。杜维明也强调儒学的基本精神方向是以人为主的，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涵盖性很强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和西方那种反自然、反神学的人文主义有很大不同，它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5]从这种意义上说，儒学的复兴既是对传统价值的重估，也是对激进的西化思想的纠偏，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儒学复兴”的理论困境

“儒学复兴”思潮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结的知识分子，但同时也招致了一些人的批评。虽然在理论细节上学者们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支持儒学复兴的学者的共同之处是在高度评价儒学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同时，认为它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问题。例如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就经常引用上世纪80年代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及社会发展方面的成就来说明儒学的现代价值。

而近年来一部分坚定的复古主义者成为激进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学者蒋庆，他所提出的“重建儒教”构想，就是要以儒学为“王官学”、以儒教为国教，甚至要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主张儒教构建的内容还应包括民众的信仰、教育、财产等领域。蒋庆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中提出“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国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在他看来，“今天重建儒教的目的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用儒教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但同时蒋庆已经对当代新儒学的弱点有了一定的认知，那就是“内圣”无法开出新“外王”，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由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任何一种历史上出现过的伟大文化，都必须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透显出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一是将此天道性理落实到人间社会，形成体现此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6]

从蒋庆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心向传统的知识分子的那种使命感，但是蒋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儒家文化其实已经失去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那种封建政治语境，而当代中国最为缺乏的乃是强调平等与公正的法制精神。这也是现代新儒家一直试图回避但最终不能回避的难题，他们一直缺少强有力的证据说明儒学仍具有当代价值，所谓的发生过“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虽然都不同程度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但近现代也广泛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且不说日本及当年的“东亚四小龙”如今经济不景气的现实状况，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未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北欧的经济奇迹呢？因此很难界定其发展动力主要是仰赖儒家智慧。

与蒋庆有所不同，生活儒学的倡导者黄玉顺可谓是一位开明的儒者，他反对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甚至反对五四以来被儒学研究奉为楷模的新儒家。黄氏的生活儒学对于儒学的现代性转换持开放态度，其主要路径是回归生活本身，在他看来，儒学能否真正复兴在于实现现代意义的转化，保守主义是没有生命力的。黄玉顺教授在分析原因时指出，不论是已经经历了三代的现代新儒家，还是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都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文化纠缠”，而这种纠缠本质上是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这种表达恰恰意味着生活本源的遮蔽，而恰恰是这种遮蔽蕴涵着走向原教旨主义的某种必然性。就文化而言，顽固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一样有害，复兴传统文化不应该以反现代为诉求，在黄玉顺看来，任何哲学都应当顺应时势，没有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是原教旨主义的“夜郎意识”、文化上的沙文主义。这是我们最应该警惕的。民族主义能增加对本民族的文化价值的认同，提升民族凝聚力的同时进而形成爱国主义，然而非理性的爱国主义也是危险的，极有可能转化为种族主义、排外主义，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世界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客观促成了一种以反现代为借口的复古浪潮。不仅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都存在反现代化的思潮，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在给人们带来进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这也为反现代的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但是，以儒家的伦理精神挽救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只能称为一种道德上的理想主义，符合“心怀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的家国情怀；以牟宗三为首的新儒学代表人物强调道德具有至上的地位，可以引发民主与科学，但是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中国的问题在于思想道德与社会现实之间缺乏合理的转化机制，以至于仅凭“良知”的“自我坎陷”而形成的道德，很难发挥“经世致用”的功能。在文化上，理想主义也许可以激发向上的动力，然而任何道德理想主义在社会现实层面是极幼稚的。因此，完全抛开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以德服人只能作为一种超越文化的渴望，而无法成为治理社会的标准，因为道德作为一种软约束自身很难度量，以道德为原则的“人治”极易因标准的混乱而失去法度，在现实中表现为既有包公的清正，也有滴血断案的荒谬。许多人将中国当下诸如食品安全、诚信缺失等问题归结为道德滑坡、信仰缺失，其实究其根源是缺乏公正公开的规范；而与现实的可操作的惩罚机制相比，道德只能作为一种补充的原则。所以，道德无法解决因缺乏规范所导致的社会不公，那么也就无法解决由前者引发的道德危机。

黄玉顺的勇敢之处则在于作为一个儒学研究者，对于现代新儒家及儒学复兴运动所进行的批判性的反思，在他看来，熊十力、牟宗三等人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遗忘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因而不符合当下中国的情境，儒学复兴的真正方向是“回归生活”。因为“儒家、儒学、儒教从来不是某种现成固有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不断生成着的事情。”而“真正彻底的思想，就是首先回归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7]正如哲学家汤一介所言，“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当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前景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国人民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大家庭的儒学。新的现代儒学必是‘返本开新’的儒学，‘返本’才能‘开新’，‘返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4]无论如何，新儒学应该证明它是合时宜的，即能够解决现实中人的诸多问题，成为现代生活的公共规范。其实儒学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回归传统，而是看它在何种程度上完成现代意义的转化；而要完成现代转化，首先必须摆脱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

三、 “儒学复兴”价值的反思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是具有文化归属感的动物，所以，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应当怀有深深的敬意，这是毋庸置疑的。儒学复兴反映出现代新儒家面对新形势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舍弃糟粕的主观努力和复兴民族文化的开阔视野。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存在的价值都在于基于它所处时代的现实性和适应性，能够立足所处时代的特点和潮流适应新情况、研究并回答新问题，而文化自身也会在适应过程中提升到新的水平和发展阶段，儒学复兴也不例外。同时，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发展道路的不同阶段，接受何种文化的样态，并不完全取决于传统，也不完全取决于个体意愿；一个社会的道德规范、信念以及为全体成员信奉的人文价值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地形成的，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都不能勉强地、人为地为社会提供全体成员所信奉的人文价值，对于已消逝的传统价值来说更是如此。在思想多元化的时代，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思想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而一个民族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必须对当时所存在的思想文化有所取舍，因此，深刻地反思“儒学复兴”这样一种现象，在当下的意义在于确定一种态度，进而明确前进的方向。

笔者认为，“儒学复兴”是一个应当检讨的命题。首先，复兴传统不等于儒学复兴。文化的发展在它的原初形式中积淀了其发展的全部基因，所以人们在发展的重要关节点上，总是习惯于从源头上寻找智慧和动力根源。儒学复兴也是如此，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是以回归源头的形式来实现，但中国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儒学在封建时代“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对统治者是有利的，但对于文化本身而言并非幸事，中国文化灿烂的时期是先秦时期，而儒家思想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格局中仅是一家之言，仅以一家之言的复兴来取代传统文化的复兴，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中华文化有其优点但也难免存在不足，如果无视整个世界文化的进步，仅以回归传统的名义拒斥整个世界文化的价值，实不足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沉醉可以成为一种生活选择，但应当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作为一种传统思想，我们不能让儒学承担它无法承载的历史使命甚至政治使命。著名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批评中国存在的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是应该珍视的历史积淀，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成就和缺失，应该在自由交流中自然演变。肆意摧毁传统或顽固拒变甚至强加于人都是深重的灾难。”[8]最后，儒学的复兴不仅仅在于对其源头智慧的考究，更在于它自身对于新的历史条件的适应。近代以来的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物质和精神的深刻变迁，所以传统儒学作为当时社会的时代精华，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不适应甚至冲突的地方是必然的，于是也就有了从传统儒学到新儒学的发展。儒学要复兴，必须在现代基础上变革发展自己，一方面，儒学复兴不只是在学术上的复兴，作为整个中华文化复兴的一部分，必须经历自身的深刻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在多元文化的交流碰撞中，儒学必须通过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来实现自身的复兴。

人们喜欢在文化上寻找归属感，文化上的怀旧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乡愁，对于游子而言，故乡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而在情感上是最亲近的，所以最值得怀念；然而情感终究无法代替理智，虽然复古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但纯粹的复古是没有价值的，任何有意义的复古都是以复古为契机所进行的思想创新，中国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如此，欧洲的文艺复兴亦然。即便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推崇的“托古改制”为招牌的社会改良思想，也是以儒学为名行变革之实。从这种意义上说，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要么成为历史深处的文化记忆，要么在完成现代转化后实现具有创新意义上的复兴，儒学的重构过程其实是其自身的转化与应用的过程。当然也有学者对于儒学的现代性转化是深表怀疑的，认为儒家文化已然失去其最佳生存的封建社会土壤，只不过在国人的心头仍残存着些许情感上的眷恋。“列文森曾以理智上接受西方，情感上面向传统的矛盾来描述解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9]这位美国加州伯克莱教授对儒学的复兴持悲观态度，他“判定儒教已经‘博物馆化’，成了一具仅供观赏凭吊的文物”，[10]在他看来，儒家学说在产生它并需要它的社会开始瓦解之后，就会成为一片阴影并栖息在一些人的心底，被无所为地像古玩般地被珍爱着。此外，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方面长期以来流行的对儒学的种种偏见影响犹存，另一方面，经过近代以来的冲击和摧残，儒学在民间的基础已极度削弱，百姓对儒学经典和基本知识的把握极其薄弱。所以笔者认为，如果儒学复兴论者无法有效证明儒学的当代价值，那么，儒学的怀疑论者将依然存在。

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大势所趋。无论是西方的现象学还是存在主义，都承认人的超越性和认识到哲学不可能脱离实践中的关切，因此，承认人是在某种程度上创造着自身性质的存在物，进而认为认识位于一种生存的处境之中。西方人文与中国传统之间的选择并不是单选题，而是应当在交流与包容中寻求和谐共生，以理性的精神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以道德追求提升内在品质。正如学者林存光所指出的，“对于当今世界的价值与信仰的多元事实， 应采取一种勇于承认而积极对话的开放意识与心态， 因为儒学从来就不是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 任何人都不能期望所有的人理所当然地认同儒家的价值理念， 更不能因他人不能理所当然地认同就急于立儒教为国教而强迫其就范。”[11]多元化不轻易认定谁是好的谁是不好的，“百家争鸣”比“独尊儒术”更有利于文化的发展，是因为它符合文化的特质，人类的多元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人类的交流必定造就文化的交融，在特定的生存语境下，人们所应当找寻的一定是最适宜的那种生存智慧。

参考文献：

[1]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序言[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2]牟宗三。牟宗三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177.

[3]余秉颐。评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价值观[J].哲学研究，1997，（5）.

[4]汤一介。论儒学复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发言[R].北京：北京大学，2009.

[5]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杜维明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6]蒋庆。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1，（8）.

[7]黄玉顺。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新儒家[N].读书时报，2005-11-30 .

[8]袁伟时。文化与中国转型[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9]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

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以上这5篇大一新生军训感悟作文是来自于山草香的儒家思想的相关范文，希望能有给予您一定的启发。

儒学思想2

关键词：《文心雕龙》 刘勰 儒家思想 评价

《文心雕龙》的内容比较复杂，但其基本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魏晋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儒学思想对刘勰的一生都有着深厚的影响，他的儒学思想重要反映在他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全书贯穿着儒家思想。纵观全书五10篇，都体现了儒学的内容。

一、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

儒家思想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二十二史札记·南朝经学》：齐高帝少为诸生，即位后，王俭为辅，又长于经礼，是以儒学大振。从齐建国到永明四年刘勰二十岁的六七年，正是刘勰笃志好学之际，当时的儒学大振和文学渐兴，对他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从事文学研究都有深刻的影响。由以上得知，儒家思想对刘勰的影响是深远的。

二、儒家思想在《文心雕龙》中的体现

刘勰的思想属于儒家思想，《文心雕龙》全书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序志》篇中，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后世文章讹滥，就是因为离开了儒家经典的本源所造成的，因此要根据儒家圣人的教导来写论文。这无可辩驳地说明，《文心雕龙》这部书的确是以征圣，宗经的思想为依据，也说明刘勰崇拜的是儒家圣人。

《文心雕龙·风骨篇》从创作过程强调了“风骨”作为文章内在生命力的特点和重要性。“风骨”所强调的“刚健”、“遒劲”、“有力”正是儒学对真正人格的要求，它和中国古代文人崇尚高洁的情操、刚正不阿的骨气是分不开的， “风骨”是古代的一种诗学精神，它的文化根源是儒家对于刚健中正人格的强调。儒家思想的中心即是“人”，在儒家看来，刚健中正才是真正的人格，是文人精神品质非常可贵的一面。《征圣》篇中，“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主张写文章要以“圣人”为师。这个“圣人”，即周公、孔子。所以，他说：“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刘勰认为，作家进行文学创作要以“圣人”们为学习榜样，以“明道”为己任，以教化为目的，充分发挥文学的政治作用。

三、刘勰对儒家思想中文学理论的继承

刘勰继承了儒家的文论观，突出文学的教化功能，提出文学对人的性情有陶冶功能。在《明诗》篇中，刘勰阐释了诗歌的意义和作用，“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歌可以端正人们的思想感情，无邪就是没有邪念，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意谓诗三百中没有不正当的思想感情。儒家思想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教化功能，这和刘勰的思想也是相通的。刘勰赞赏子夏监侚素之章，子贡悟琢磨之句。肯定孔子对他们的评价。另一方面他更突出的主张诗歌要政序相参，发挥顺美匡恶的作用。刘勰继承前人“诗言志，歌咏言”之说，认为诗歌是感物言志的，亦即表现在外物的触发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

《文心雕龙》继承了儒家以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的观点，文学内容与形式，《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心雕龙》作为一部自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它主张文质并重，以质为主，强调内容为主，形式为内容服务，在《情采》篇中：《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

四、对《文心雕龙》中儒家思想的评价

《文心雕龙》标榜儒家经典为样板，举出儒家思想的旗帜，我们要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这部作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首先我们认为，对于经历了很多发展变化的儒家学说来讲，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孔子的学说，部分方面是落后的，但是又含有很多积极的因素，比如对教育的重视，强调文学的现实功效等，这对古代文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根据时代的需要对孔子的学说补充进新的内容。

我国封建社会的作家思想家都难以摆脱儒家思想的支配，刘勰也不例外，对于刘勰表现出来的儒家思想，要联系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才能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刘勰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好学，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影响是深远的，刘勰面对当时战乱不堪的社会现实，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深为统治阶级担忧，他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社会现实，为本阶级寻找出路，所以他希望用孔子的儒家思想进行统治，施行仁政。

总之，刘勰的《文心雕龙》许多思想都继承了儒家思想的许多观点，并把儒家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但是刘勰征圣、宗经，并非泥古不化，言必经典。刘勰批评纬书其伪有四，无益经典，但由于它事丰奇伟，有助文章，并没有否定它，而是推崇它，成了他论文指导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刘勰的征圣、宗经以及崇拜儒家经典，其目的是为文章服务，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儒家经典。

参考文献：

[1]穆克宏。略论《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N].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78.

[2]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詹瑛。《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N].广州：暨南学报，1989.

[4]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陆侃如，牟世金。刘勰和文心雕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6]张文初。刘勰的文学史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3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企业家 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求同存异，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

[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儒学思想4

关键词：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

新加坡，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南端的一个岛国，曾经长期被英国和日本进行殖民统治，1959年宣布自治，1965年成立新加坡共和国。从一个水源都需要引进的落后国家，到现在跻身“亚洲四小龙”的行列，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发展经济的同时，提出人才立国，教育立国的策略，用儒家思想作为共同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用儒家思想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齐、治、平”的个人修养模式，“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构筑共同价值观的核心。①我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和新加坡有着相似的文化根基，且我国正致力于学校德育的改革和道德建设，因此，从儒家思想的角度研究新加坡的学校德育，无疑会给我国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新加坡学校德育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世界各国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校德育。在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大背景下，新加坡学校德育将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同儒家思想有机整合，彰显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学校德育。

（一）教育目标以儒家思想为指导

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教育目标是学校教育中一个具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新加坡学校德育目标一儒家思想为指导，教育目标的设定和实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建国初期的“好公民”教育目标阶段。新加坡建国初期，学校德育的教育目标主要是灌输礼貌、诚实、毅力、仁爱等伦理价值观念，强调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培养。②

2. 突出民族团结的多元文化道德教育目标。70年代学校德育的教育目标主要是强调民族团结和发展经济，通过母语进行“生活教育”。了解新加坡立国精神、信念、成就，培养效忠、爱国、尽责、守法观念，做个好公民；了解新加坡历史沿革、地理环境、东西方的优良传统道德与固有文化价值观，做身心健康与品格优良的国民；了解人生、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进而建立一个和谐合作的多元民族文化国家。

3. 全面德育的道德教育目标。8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技术引进的同时，文化随即也大量涌入，传统美德受到忽视，所以道德教育的目标转向重振传统文化，恢复忠孝纲常，换而言之，重新发挥东方美德，抗拒西方颓废思想的侵蚀。③

新加坡学校现在的德育目标层次鲜明：第一层也是最基本的，是对自己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这一层次是新加坡学校德育目标的出发点，要求移民及其后裔认同自己所属的民族和文化传统，还要以认同之心看待同处这片国土上的他族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第二层是树立亚洲人的观念。这一层是为了在引进西方技术中保持独立性，避免新加坡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第三层以之前的两个层次为基础，是最高层次，培养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观念的“新加坡人”。

（二）课程设置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世界上第一个将道德教育列为学校科目，并且正式施教的国家便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学校德育课程设置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并编写出具体的教材，完整的教学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师培养。

1.新加坡小学德育课程

新加坡小学德育课程，自治时期的名称为“伦理”，1974年，开设“公民课”，主要灌输节俭、孝梯、服从权威和忠于政府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新加坡重新提出实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和公民训练，于是便在小学阶段开设“生活与成长”和“好公民”两门课程。新世纪伊始，新加坡再一次进行课程改革，小学现行的学校德育课程是“公民与道德教育”，包括十个方面，28个德目：（1）了解自我：自尊，自我肯定；（2）廉洁正直：诚实，勇气，信用，公正；（3）自律：毅力，耐性，礼貌；（4）责任感：对己，对他人，对学校和社会，对国家；（5）爱家：孝顺，家庭凝聚力，尊敬长辈，维护家庭声誉；（6）爱校：学校为荣，尊重与关怀学校的成员；（7）团队精神：合作；（8）社区生活：种族和谐，互敬互重，关怀和体谅；（9）爱国：以国家为荣并忠于国家，对国家有信心，应变能力；（10）认识与了解邻国：相互依存，和平及稳定。④

2.新加坡中学德育课程

80年代新加坡在中学阶段的中一、中二开设了“生活与成长”、“公民与时事”课程作为必修课，课程基本上是对小学德育课程的延伸和深化；在中三、中四开设了“公民学”课程，目的是抵御“西化”，促使国民形成巨大的凝聚力。1982年又在中学强制实行宗教教育，开设《儒家伦理》课程长达8年之久。随着1991年1月《共同价值观白皮书》的公开发表，新加坡政府公布了“五大共同价值观”，正式取消“儒家伦理”与其他宗教课程，统一以“公民与道德”科目替代。

新加坡教育部根据“五大共同价值观”的精神规定了中等教育的五大道德价值观念，分别是：（1）国家利益高于社区利益，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2）家庭是社会的基础；（3）支持社会、尊重个人；（4）珍视团结、防止冲突；（5）实现种族和宗教平等和睦。⑤

（三）教学内容以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德育，强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思想，主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谦恭礼让”、“弘毅坚韧”、“宠辱不惊”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等儒家伦理思想和“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在儒家伦理思想影响下，新加坡形成具有独特民族精神的道德教育传统，形成“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项共同价值观。⑥五大价值观是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 又是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

二、新加坡学校德育内容儒家思想化的原则

新加坡学校德育内容是儒家思想化的内容，体现出科学化、本土化、现代化和社会化的特点，其中科学化是选择儒家思想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本土化是对儒家思想融入新加坡文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是对儒家思想的发展，社会化则是对儒家思想的实践。

（一）儒家思想的“科学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科学化”，即剔除儒家思想中封建观点，选择科学化的观点，纳入学校德育内容中，是选择儒家思想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曾说过无论儒学怎样调整其结构，它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领域中已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继续运用《大学》的传统模式了。⑦传统儒家思想的等级制度，君臣思想，“存天理，灭人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充满了等级分化，封建统治思想，鬼神、迷信，忽略人性的诟病，类似这样的内容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果断剔除。“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君臣有义、父子有情、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这些儒家思想，选取其中正确的、科学的观点，正确解读，既是科学化，又是本土化、现代化。

比如，“朋友有信”是说诚信是朋友之间交往的基石。在新加坡的《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标准（小学）》中写到：愿与他人分享，先替别人着想、能跟他人建立友谊这样的课程标准。在现实中，只有宽阔的胸襟才能做到的替别人着想，才能与他人分享喜悦、成功和悲伤。这种在尊重中孕育出的儒家思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⑧

（二）儒家思想的“本土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本土化”，即引入的儒家思想，不是全盘接收，而是选取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内容。儒家思想“本土化”是儒家思想融入新加坡现行文化，融入新加坡现行学校德育内容的必然要求。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经过本土文化的过滤，才可能被接受。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度，儒家思想的“本土化”在《儒家伦理》课程的开设及共同价值观中有着具体的体现。

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忠”指的是热爱政府，效忠国家；“孝”即孝顺长辈，尊老敬贤；“仁爱”是富有同情心，关心、爱护他人；“礼义”是指讲礼貌，重承诺，守信用，诚相待，少猜疑；“廉”是对学生将来为官的道德要求，即为官、为政清廉；“耻”就是耻辱之心，旨在帮助青少年学生辨羞耻、知荣辱，培养一种知耻观念。⑨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是儒家思想新加坡化的最集中体现，吸取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如重视个人修养和家庭，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等。⑩

（三）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即应该剔除儒家思想中守旧的、过时的思想，保留与时的俱进的部分，并进一步对其发展。

在《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中杜维明先生指出，传统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表现在突破“三纲五常”，突破“吃人”的礼教，吸收自由、平等、公义、法治、人权等价值观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多次强调“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会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印度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问题的科学调查方法和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强调‘五伦’的东方价值观，但也必须给予其现代方式的解读。”

《儒家伦理》是以东方儒家思想价值观为主要内容，以西方教育原理和方法为主要的形式和手段，把古文难懂的儒家经典改编成通俗易懂的教材，将筛选出的儒家伦理精华用现代视角解释。比如，用学脚踏车、学游泳等平凡的小事，去解释知行合一的重要意义。对“五伦”观点的改造，把“父子”改成“父母与子女”，“君臣”改成“国家与人民”，“兄弟”改成“兄弟姐妹”，并对“五伦”进行了现代的解释，强调男女绝对平等、处于平等的位置，摒弃丈夫是绝对权威，妻子必须服从的封建观念等。B11

正如李光耀总理强调的，新加坡一面吸收儒家思想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文明的进步因素， 二者与新加坡传统文化共同构建新加坡“独立、民主、敬业乐群、仁爱礼让、廉洁奉公、刻苦勤劳、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新加坡精神。B12

（四）儒家思想的“社会化”原则

儒家思想的“社会化”，即学校德育内容中儒家思想的体现不单单是在课堂，还体现在“学而时习之”的社会实践中。社会实践是德育理论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具体包括课外德育辅导活动以及社区德育实践。

1.课外德育辅导活动。新加坡学校通过开展五项德育辅导活动来有效地实现学校德育目标：（1）榜样教育：选取认真履行国家德育目标的榜样，作为学生学习的对象；（2）阐释教育：教师有义务向学生解释新加坡社会规章制度和道德规则的意义，有责任帮助学生理解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价值观；（3）规劝教育：教师与学生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对学生进行激励和规劝，使学生能够履行所学的价值观；（4）环境教育：通过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和谐的德育氛围，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5）体验教育：学生通过实践获得直接正面的经验，积极向上的体验，认同道德要求，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

2.规范的社区服务活动

为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小养成服务精神，新加坡教育部推行了一项学生社区服务计划，包括六方面内容：（1）“好朋友”计划；（2）关怀与分享计划；（3）负起校内的领导责任；（4）到福利收养所和儿童组织服务；（5）清洁环境计划；（6）临时服务，如慈善乐捐、春节慰问等活动。新加坡学校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来践行该项计划，如文体活动、清洁活动、植树活动、忠诚周和尊老敬贤活动以及文明礼貌月活动等。学生通过社区服务增加对社会、国情的了解，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实现了知行统一。B13

三、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的意义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发展，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成为了新加坡学校德育的一大亮点，其标志性和导向性也是公民教育的必然要求。作为学校、家庭、社会三维一体德育网络的理论基础，新加坡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也是挽救社会道德滑坡危机、防范道德缺失的重要手段。

（一）有利于多元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和整合

新加坡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使得其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但西方的物欲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也在侵蚀年青一代的思想，“西化”倾向也给社会带来了“世风不古”、“人情淡薄”的负面影响。通过一系列的追踪调查，发现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青少年的国家意识淡薄、犯罪率上升、心态冷漠等。14新加坡政府一直都把学校的道德教育作为民族振兴的重要措施，因为人民精神教育的成败决定着新加坡的未来，为了能抵抗西方价值观念腐蚀，新加坡选取了儒家思想。

新加坡作为世界上少数将道德教育列为学校科目并正式施教的国家，在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方面不仅对德育课程不断改革，还做出很多努力，比如2006年政府设立“道德培育奖”和“杰出道德培育奖”来鼓励学校加强道德教育，对讲授《儒家伦理》课程的老师进行专业培训等等。

基于新加坡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特殊国情，新加坡政府决定整合多元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了避免敏感的种族问题，维护稳定的局面，新加坡政府决定用儒家思想塑造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适合新加坡国情的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新加坡已逐步建立起一套全体新加坡人都能接受的，具有主导意义的道德教育价值体系，与之相应的德育课程也标志着学校德育儒家思想化是公民教育的必然要求。

（二）有利于学校、家庭、社会三维一体德育网络的完善

学校、家庭、社会是教育的三大场所，共同推进终身教育的前进。德育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切实履行各自的教育职责。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深化，具有隐蔽性和渗透性。学校教育作为德育的主战场，具有正式性和强制性。而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延伸，为二者提供了支撑、保障以及实践的平台。

新加坡学校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特别重视隐蔽性的家庭教育，重视对学生品德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学校重视与家长建立良好的沟通联系，比如各学校都要建立家长联谊会。新加坡学校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也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创立学校与社会机构一体化的、互动合作的文明社区，而学校推行学生社区服务计划，以此建立广泛的社区教育网和教育监督站。B15

新加坡政府还积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予以配合，如常年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等社会性道德教育活动。新加坡政府每年倡导的各种活动就多达30来种。新加坡领导人也经常参加社会性道德教育活动，并在公开场合多次发表饱含儒家思想的“尊老爱幼”、“民族团结”、“吃苦耐劳”等充满正能量的言论。新加坡政府在社会上推行的奖惩标准与学校德育内容相一致，对各种新闻机构和大众传媒依据法律进行严格管理，引导媒体发挥积极作用。

（三）有利于抵御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

新加坡是个开放的社会，建国初期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也随之传播，这对新加坡人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观念被淡化，甚至被“西化”。当时的德育主要培养国民意识、效忠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忽视了品德教育，导致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公德水平的下降。161970年新加坡政府对18至20岁的国民服役人员做了一项“对人对事”的态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对父母、长官、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态度，以及对婚姻和婚前等的看法仍然非常传统。可是进入80年代初期后再次调查，发觉年轻人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们比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他们在价值观和处世态度上不再那么传统。17人们由此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公民道德教育。为了防止年轻一代过度西化，新加坡政府提倡青少年应该找到自我属性，继承上一代坚贞不屈、谦和通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抵制物欲主义和消极颓废思想的侵蚀，承担起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

新加坡学校德育担起了文化传承的重担，在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的现代性空间中，用现代化的儒家思想，抵御了西方腐朽的价值观，拯救了社会的道德危机，完成了公民教育中文化认同的重要步骤，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

我国学校德育可以借鉴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成功之处，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用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的儒家思想指导学校德育，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维一体的德育网络，承担起文化传承的重任，建立起抵御西方腐朽价值观的冲击的思想防线，从根本上解决道德滑坡的危机，并为中国化公民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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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高楠。中国、新加坡学校德育比较[J].技术与教育，2006，（02）：19—35.

[14]史明轩。新加坡儒学伦理的复兴与发展[J].九江师专学报，1999，（02）：25—29+35.

注解

①张鸿燕。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的公民道德教育[J].外国教育研究，2003，（04）：32—35.

②③朱永康。《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④⑤赵鹤澄。探究新加坡学校德育的内容[J].金田，2013，（10）：219+224.

⑥樊建武。新加坡儒家伦理道德教育的启示[J].煤炭高等教育，2007，（05）：79—81.

⑦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85—90.

⑧牛晓颖，尹士花。从儒家思想解读新加坡小学道德教育价值观[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9，（01）：155—156.

⑨张社强。日本、韩国、新加坡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01）：102—106.

⑩王学风。多元文化视野下新加坡学校德育的特质[J].外国教育研究，2005，（03）：57—60.

B11朱永康。《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B12廖艺萍。新加坡现代化与儒家思想的创新[J].理论与改革，2002，（01）：94—96.

B13魏新强。新加坡学校德育途径及启示[J].中国青年研究，2010，（08）：106—110.

B14刘红英。新加坡学校德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J].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报，2007，（02）：113—116.

B15冉小先。新加坡德育特色及对我们的启示[J].前沿，2006，（02）：107—109.

儒家的思想特点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儒家化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7-0038-05

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并展开讨论的，是当时从学术思想史角度上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一个重要尝试。近年来，又有学者从复兴儒学的视角上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等同起来，并试图以此提高儒学在现代中国思想格局中的地位。这两个时段上讨论的重点都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儒家化了和如何儒家化的，虽然论者的立场和方法出现了重大差异。这里，我们想考察20余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和中国化关系有代表性的三个观点，希望借此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批判传统文化和批判现实的思想氛围中，金观涛先生经过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中国所以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乃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自二十世纪四0年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在儒家对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下实现的。”结合金先生在其他地方的论述，可以简明扼要地将他的观点归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至少在相当程度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五四”前后刚传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差异。对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真理，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到了30年代和刘少奇那里，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儒家学说的深层影响，转变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体系，从而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己的这一观点金先生进行了多种角度的论述，而其论说的关键点在于他的深层结构说。他认为：“决定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它的基本结构，而不在于用什么语言表达。与深层结构相比，它的主张、口号甚至它的原理都是处于受整体结构制约的地位。其实，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的文化形态包含着一种在其深层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因此，才会出现当代中国文化史上最奇特的现象：表面上是彻底地批判旧文化，但这种运动又必然是顺著与儒家文化发展同构的逻辑展开的。”这里，他特别强调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那么，影响这样深远的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什么呢？金先生把儒家文化划分为伦理价值观、哲学观及社会观三个子系统，哲学观由知识系统和思想方式构成，伦理价值观由终极关怀、人生态度和伦理基础构成，社会观则由国家学说构成。“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是伦理中心主义。也就是伦理价值观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居中心位置，相比之下使得知识系统显得十分单薄。”金先生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使其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而这种中国化主要是通过的《实践论》、《矛盾论》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进行的。

仔细考察金先生的论述和分析，我们能感觉到金先生具有的清晰问题意识和宏观视野，也明白他的批判指向和现实关怀，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他的研究至少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部分例证和分析略硅粗糙且有偏差，因而影响到其基本结论。例如，在《实践论》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分析中，金先生特别考察了所举的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关系的一个重要例子。这个例子的大意是：外来考察团刚到延安的头一两天里得到的是对延安的感性认识，在这个阶段中，他们不能形成深刻的慨念、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但是，在他们收集多种多样的材料，并经过思考之后，他们就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如果他们也是真正团结救国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推断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结论就属于理性认识。金先生由此分析：“仅仅根据知识论的逻辑关系，是不可能从‘共产党抗战的真诚、彻底’推出‘抗人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能胜利’这一结论的。其实，是运用了两个未曾明言的推理模式。首先，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即只有在道德的价值判断中，一个人如果真诚地相信某种价值，并实行它，那么才会自信这种价值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实现)。第二，进一步把这种群体道德理想等同于儒学中的‘天道’，只有天道才有必然胜利之说。实际上是把儒家传统中道德理想和天道统一运用到共产党的事业中，只有这样，整个推理才能成立。可见，所谓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的关系，虽用马列词汇和知识论包装起来，实际上仍是以人的道德活动作为中心的。””我们说，无论在研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是否以道德为中心，但用此例来证明这一点是不合适的。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实践论》写于1937年7月，当时的情况是和某些礼会人十不太相信共产党真诚抗战，故当时的国民政府于1937年5月派出以涂思宗为团长的同民党考察团来延安访问。冈此，在此处谈的是统一战线能够成功而不是对日作战胜利。而统一战线的成功当然主要决定于国共两党的意愿和政策。显然想借此说明共产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并通过假设(或肯定)意愿的真诚和政策的真实，来推出抗日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本是一个极为简单的推论，其中涉及到意愿问题，和道德有些联系，但并不是“将所有判断都变换成道德判断”。因为其中明显有事实判断，比如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真实性”和“彻底性”就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其次，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找不到把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等同于“天道”的证据，可以说在其行文中没有一点“天道”的蛛丝马迹。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拥有自己群体的道德理想必胜的信心(实际上在这一例证中并没有任何表达)，也不可能将它理解为“天道”，而只能是一种革命襟怀和个人豪情。因此，金先生这里对此例的理解是有偏差的，是其过度阐释和略加想像的结果。阅读《实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是在谈革命实践中的认识问题，其中偶尔涉及一些道德问题，但绝不可能是以道德为中心的。金先生对这个例证分析的偏差当然影响到《实践论》冈受儒家深层结构影响而成为伦理中心主义的结论。在金先生的讨论中出现类似偏差的情况还有一些，比如他认为的《矛盾论》达到了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等。

第二个问题是其研究框架有待商榷之处。金先生研究框架的主要特点在于儒学深层结构影响说。我们的疑问在于，儒学存在这样的深层结构吗？即使存在，它具有宿命般不可摆脱的功能以至于批评儒学 的马克思主义也被它影响吗？首先，金先生理解的儒学深层结构就是伦理中心主义，实际上在儒学中无论就浅层而论还是就深层而论(如何划分深浅是另一个问题)，伦理中心主义都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结构而言还是就内容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无论就学术理论而言，还是就操作方法而言，伦理中心主义也是其主要特征。或者说，伦理中心主义并不仅仅是儒学的深层结构特征，而是儒学内外深浅的所有特征。只要我们翻翻基本儒学典籍就能证明这一点。也正因此，将伦理中心主义归结为儒学的深层结构没有多大意义。其次，退一步说，即使儒学具有这样的深层结构，它能影响马克思主义使其中国化吗？金先生通过对《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的分析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结构，并推定这就是儒学影响的结果。我们说，通读、刘少奇等人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的写作目的极为清晰，指向的就是现实革命斗争中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具体问题的解决。虽然其中涉及了部分道德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当时的主要问题。如果用更为准确的语言来表达，这部分道德问题在当时应该被归人思想问题。思想问题确实历来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常被领导人提到很高的程度来加以思考和解决，但不能因此将他们的论述归结为伦理中心主义。因为思想问题之中除道德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认知问题，后一种问题无疑更为重要。从总体上观察、刘少奇等人的思想，虽然包含着对道德问题的思考，但说道德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内容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在人类的任何文化和思想系统中，道德都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当然也不例外，但在其中远未达到像传统儒学之中道德的重要程度。因此，如果说儒学中一些因素(包括道德修养的内容)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吸取是正确的，但说儒学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和后者相同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并没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深层结构特征，自然也就谈不上儒家伦理中心主义对于前者的影响了。这样，可以说金先生对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是不成立的。

金先生这些表述是想指出：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现代社会存在一个高度政治中心主义的结构，而这和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度政治中心主义是同构的。但是，对这一结构用儒家的伦理中心主义来表达是不准确的，因为伦理在其中只处于次要地位和表浅层次。另外，仅仅从思想或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结构是略显不足的，还必须从政治、经济等多层面探索才能全面揭示出问题的根本之所在。金先生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是不妥当的，在这个过程中儒学充其量只提供了少数思想材料而已；同时，分析他面对的思想材料(《实践论》、《矛盾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这些材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作)，不可能得出“被儒家化”的结论。

二

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儒家化。但他们与金先生的思路不同，他们倾向于以儒家(或儒学)来界定“中国”来证明这一命题。这种倾向大多体现于站在儒学复兴立场上的一些学者文章中。在此，我们就郭齐勇和汤一介二位先生的一些言论进行探讨。

郭先生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他说：“没有儒家文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传人和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儒家化。”对此，他展开了一些论证。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选择他表述较为集中明确的两段话来讨论。他说：“早期的，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无不具有儒家的品格。无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正义观与社会理想，还是我们当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儒家的仁爱、民本、民富、平正、养老、恤孤、济赈、大同、民贵君轻、兼善天下、和而不同、食货、德治主张、人世情怀等等，都是其铺垫、背景与积极的思想资源。”首先，说第一、二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政治家都具有儒家的品格恐怕就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人类的优秀品格(恶劣品格也是如此)具有基本的共同性，将此共同性称为什么思想或学派的体现仅是一个符号使用的问题。例如，说体现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品格或儒家品格都是成立的，这取决于评价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系统、信仰方向和喜好原则做出的有较大任意性的选择。其次，郭先生有过度推扩儒学而忽略其他各家的倾向。上引他所举儒家的思想主张实际上也是自南主义甚至许多宗教的主张，虽然表述语言和具体措施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富民”思想就是“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及儒家共同主张的，“恤孤、济赈”也是多数宗教极力主张的。因此，郭先生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积极主张归为儒家当然并不能说不成立，但不应就此排斥其他各家的类似主张。说得清楚些，不能把这些主张让儒家独占，因为这是不公平且与事实不符的。我们说，如果单纯地谈论儒家思想，郭先生进行这样的罗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就要考虑到其他学派的思想和社会作用。郭先生所谈大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环境因素都应该作如是观。可以看出，郭先生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和全面性，没有看到当时社会结构和需求远远超越于传统思想的重大影响，却泛化地一般性地谈论儒家的作用，其理论解释力度就略显欠缺了。郭先生还有对儒学更为泛化的表达，他说：“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据，是当代中华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这样的表述我们并不陌生，在当代许多儒学复兴论者那里常常能看到类似的语言。其根本思路还是传统儒学的，那就是以儒学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依槲”。对此，人们完全可以反过来问：如果不接受儒学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而是接受了其他各家的主要精神和价值理念，是不是就不成其为人和中国人了？用一种学说来定义人之本质和中国人之本质合理吗？应陔说，这种主张是较为偏狭的，其中的对错是非是一目了然、无须过多论证的。

我们理解郭先生的主观意愿在于肯定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批评过去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过度对立的倾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他的论证过程中，采用了将“中国化”在一定意义上理解为儒家化的方式。应该说，这一方式是成立不了的。儒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当然起了一些积极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不小)，这些作用从根本的层面上观察就是作为思想材料被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正冈为如此，其作用是零散的、较为微小的，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

与郭先生相比较，汤一介先生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将儒学的作用提得更高。他说：“中国的文化发展可能会出现两种说法：吸收马克思主义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国文化；吸收传统文化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中同文化。任何文化都有其源。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马克思主义化是同一个过程。”坦率地说，刚读到这段话时有些不相信这是汤先生的 话，冈为汤先生站在儒学复兴的立场上所作的大部分论述还是比较清醒与平和的。可是在这里，即使我们不谈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并列、对立起来的两种说法的歧义，即使我们不谈以儒学来“囊括”整个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及其未来发展的“令人惊异”，汤先生所谈也明显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站在儒学立场上摄取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道路。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就是地地道道的儒学化了，儒学为主、马克思主义为次的地位关系也是清楚明白的了。对此，人们当然会问：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又处于何种地位呢？儒学有这样的思想能力和宏大气魄去化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会接受这样的思想后果吗？我想大多数人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倾向于汤先生的答案。当然，汤先生提出了“儒学马克思主义化”的概念，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且具有一定理论意义的课题。

总结郭先生和汤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相关论述，应该肯定包含有一些积极的理论内容和探索精神。但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将儒学的历史功能和现实功能、未来功能提得过高，有将“儒学”和“中国”相互规定的褊狭倾向。而这一倾向在理论论证中是无法成立的，在现实影响中是会产生弊端的。

接下来，我们从研究方法的视角分三个层面进一步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问题，这样有助于使相关问题更清晰一些。第一个层面是思想区别问题。当我们讨论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关系时，其间的异同是讨论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的关系当然也要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异同，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其间的区别之处，因为这是规定二者各自之所以成立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和儒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时代基础和民族基础上的差异，这已经为众多学者从多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最根本的地方说，二者是人类不同社会形态上的思想产物，因而其表现形态和深层本质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对二者思想本质区别的认定是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系的基本前提，更是对试图模糊二者本质区别来使二者“互化”的“提醒”。

第二个层面是学者立场问题，这是决定论者观点的基础和前提。上文金先生和郭、汤二位先生虽然都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家化的观点，但其立场差异很大。如学界所周知，金先生的基本立场是对儒学持批评态度的自由主义，这自然导致其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封建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封建思想进入了马克思主义。郭、汤二位先生的基本立场是高扬儒学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儒学是过去中国甚至未来中国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一“本质”进人了马克思主义。这里，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关系是相当清晰的。除了这两种立场，我们还可以设想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如何来理解这一问题。在此，我想引用方克立先生的一句话来作为后一立场的说明：“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也是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毕竟是在与以上两种立场鼎足而三的格局中更为重要、更具发言权的。在今天中国社会的思想环境中，一个论者的立场是比较难改变的，这自然也会导致他对自己基本观点的执守，因此，我们在这一层面暂时无法作过多的评判。

第三个层面是测度和事实问题，这是真正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家化关系的关键环节。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于其历史成就和现实存在已经为人所共识，因而在学术上对它进行精确测度的要求不那样强烈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儒家化则恰恰相反，因为人们没有获得对它的巨大的、共识性的感知，因此，肯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的论者就需要给出测度尺度和事实中的测度对象，并运用自己的尺度针对事实进行测算。假如其测算结果准确且有说服力，其结论才会让人接受。如果说方先生关于“文法”和“词汇”的比喻和金先生关于结构和原理的划分表明他们对于测度问题有一定意识的话，那么，郭先生大规模的罗列论述方式说明其测度意识尚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至于汤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的事实依据和测度尺度是什么，恐怕许多人都不得而知。

总结以上三个方面并结合相关事实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及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有)，今后这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这些作用不宜被称为“儒家化”。或者说，儒学的主体结构和本质内容从来没有能够全面进人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前者“化掉”后者，以后这样“化掉”的过程也不太可能出现。因此，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也就形如一个梦幻泡影。

[参考文献]

[1]金观涛，刘青峰思想和儒学[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