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集聚【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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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一篇】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任务。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我们勾画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并专门进行了重大决策部署。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做好的8项重点工作之一。2018年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在此背景下，科学理解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对于更好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文章很多，但多为解读性或表态性文章。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相关文章的研究性色彩迅速增加，如韩俊（2018）、张晓山（2018）、叶兴庆（2018）、张天佐（2018）、姜长云（2018）等。有些文章开始关注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如张合成（2017）。但就总体而言，相关研究仍然亟待加强。本文认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导向，主要包括3个方面，即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一、坚持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以下简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6项主要任务之一，尽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范围实际上超出经济工作，但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要求和重大导向之一。仔细研读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的内容，不难发现这实际上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需要弄清楚什么是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质量如何，首先要看其对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有多大实质性的贡献，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有多大实际作用。比如，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结构加快升级，呈现个性化、多样化、优质化、绿色化迅速推进的趋势。这要求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顺应需求结构升级的趋势，增强供给适应需求甚至创造需求、引导需求的能力。与此同时，对农村产业发展在继续重视“生产功能”的同时，要求更加重视其生活功能和生态功能，将重视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社会影响，同激发其科教、文化、休闲娱乐、环境景观甚至体验功能结合起来。尤其是随着“90后”、“00后”、甚至“10后”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消费群体，产业发展的生活、生态功能更加需要引起重视。以农业为例，要求农业在“卖产品”的同时，更加重视“卖风景”、“卖温情”、“卖文化”、“卖体验”，增加对人才、人口的吸引力。近年来，电子商务的发展日益引起重视，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有很好的链接和匹配功能，能够改善居民的消费体验、增进消费的便捷性和供求之间的互联性，而体验、便利、互联正在成为实现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消费扩张的重要动力，尤其为边角化、长尾性、小众化市场增进供求衔接和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二，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即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增强供给体系对需求体系和需求结构变化的动态适应和反应能力。当然，这里的有效供给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这里的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和竞争力，首先表现为提升农业和农村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除此之外，还表现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方面面，体现这些方面的协同性、关联性和整体性。解决好“三农”问题之所以要被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竞争弱势特征的复合概念，需要基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矫正市场失灵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解决好“三农”问题，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要科学区分“三农”问题形成演变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借此，将支持农民发挥主体作用、提升农村人力资本质量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有效激发工商资本、科技人才、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结合起来，通过完善农村发展要素结构、组织结构、布局结构的升级机制，更好地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第三，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协调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在十九大报告和新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被列入，但新型城镇化战略未被列入要坚定实施的7大战略，这并不等于说推进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之所以这样，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1城镇化是自然历史过程。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也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也需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城镇化更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而实施上述7大战略则与此有明显不同，更需要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甚至优先位置，更需要大力支持。否则，更容易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甚至走向其反面。2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虽然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但到2030~2035年前后城镇化率达到75%左右后，中国城镇化将逐步进入饱和阶段，届时城镇化率提高的步伐将明显放缓，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流动将由乡—城单向流动为主转为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并存，甚至城—乡流动的人口规模也会明显增大。届时，城镇化的战略和政策将会面临重大阶段性转型，甚至逆城镇化趋势也将会明显增强（张天佐，2018；王利伟，2017）。至于怎样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系？本文认为，关键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一问题将留待后文专门分析。

第四，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体现为科学处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推进农业农村政策转型的关系，做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大文章。关于这个问题，后文也将专门分析。

乡村振兴的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统筹推进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如果做到这一点，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高度重视“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利益最容易受到侵犯，最容易成为增进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薄弱环节。注意增进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价值所在。当然也要看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农民发挥主体作用往往面临观念、能力和社会资本等局限。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励社会力量和工商资本带动农民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增强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对于提升乡村振兴质量至关重要。

增强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有许多国际经验可供借鉴。如在美国、欧盟和日、韩等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有很多措施支持农民培训、优化农业农村经营环境，并有利于增加农村就业创业机会。2014年美国《新农业法案》将支持中小规模农户和新农户发展作为重要方向，甚至在此之前就有一些政策专门支持初始农牧场主创业，为其提供直接贷款、贷款担保和保险优惠，借此培育新生代职业农民。该法案增加农产品市场开发补助金，明确优先支持经验丰富的农牧场主，优先支持最能为某些经营者或农牧场主创造市场机会的项目；

鼓励优化农村经济环境，在农村地区提高经商创业效率、创造就业机会并推进创新发展。2000年以来，欧盟的农村发展政策将培养青年农民、加强职业培训、推动老年农民提前退休、强化农场服务支持等作为重要措施。为解决农村人口外迁特别是青年劳动力外流问题，欧盟注意改善农民获得服务和发展机会的渠道，培育农村企业家，以确保农村区域和社区对居民生活、就业有吸引力。2014年欧盟农业政策改革通过新的直接支付框架挂钩支持青年农民和小农户；

采取重组和更新农场等措施，为青年农民提供创业援助，建立农场咨询服务系统和培训、创新项目等。后文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为此必须把推进农民优先提升技能作为战略支撑，借此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合格市民，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合适的劳动力和农村居民。

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从根本上是因为工农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三农”发展不充分，是当前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最突出的表现。此外，还是因为“三农”发展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调节收入分配、优化城乡关系、增强经济社会活力和就业吸纳能力及抗风险能力等，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

加之，如前所述，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农”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呈现竞争弱势特征，容易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因此，需要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优先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鉴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按照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和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方向，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该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也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形势，“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命运与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杨洁篪，2017）。相对于全球，国内发展、城乡之间更是命运共同体，更需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面对国内工农发展、城乡发展失衡的状况，用命运共同体思想指导“三农”工作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更应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借此有效防范因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差距过大导致社会断裂，增进社会稳定和谐。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要求“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做到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短板”。该文件在第12部分还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提高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为此提出了6方面的具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工业农业一起抓、坚持城市农村一起抓，并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这为我们提供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路线图和“定盘星”。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本文认为，可借鉴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支持中小企业的思路，同等优先地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具体地说，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优先加快推进农业农村市场化改革

《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提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此，要通过强化公平竞争的理念和社会氛围，以及切实有效的反垄断措施，完善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转；

也要注意科学处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积极促进产业政策由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并将产业政策的主要作用框定在市场失灵领域（王一鸣，2018）。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也应注意这一点。

为此，要通过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积极营造有利于“三农”发展，并提升其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环境，引导各类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公平竞争，成为富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乡村振兴参与者，甚至乡村振兴的“领头雁”。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推进农业农村领域的市场化改革，结合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根本改变农业农村发展中部分领域改革严重滞后于需求，或改革自身亟待转型升级的问题。如在依法保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如何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目前，这方面的改革亟待提速。目前对平等保护土地经营权重视不够，加大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困难和风险，也影响了其对乡村振兴带动能力的提升。近年来，部分地区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改革创新，初步取得了积极效果。但随着“三变”改革的推进，如何加强相关产权和要素流转平台建设，完善其运行机制，促进其转型升级，亟待后续改革加力跟进。

（二）加快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制，优先支持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

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清除不适应形势变化、影响乡村振兴的制度和环境障碍，可以降低“三农”发展的成本和风险，也有利于促进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如近年来虽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积极推进，但实际惠及面仍然有限，严重影响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导致大量宅基地闲置浪费，也加大了农村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困难，制约农民增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为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开了题”，明确“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应该说，这方面的政策创新较之前前进了一大步。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导致宅基地流转限制过多、宅基地财产价值难以显性化、农民房屋财产权难以有效保障、宅基地闲置浪费严重等问题日趋凸显，也加大了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用地困难（刘守英，2018）。类似改革仍待进一步扩围提速或延伸推进。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并要求“研究制定鼓励城市专业人才参与乡村振兴的政策”。2018年3月7日在“两会”期间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进”。但现行农村宅基地制度和农房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仅是给盘活闲置宅基地和农房增加了困难，影响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加大了城市人口、人才“下乡”甚至农村人才“跨社区”居住特别是定居的困难，不利于缓解乡村振兴的“人才缺口”，也不利于农业农村产业更好地对接城乡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需求扩张。在部分城郊地区或发达的农村地区，甚至山清水秀、交通便捷、文化旅游资源丰厚的普通乡村地区，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范围，鼓励试点地区加快探索和创新宅基地“三权分置”办法，尤其是适度扩大农村宅基地、农房使用权流转范围，有条件地进一步向热心参与乡村振兴的非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开放农村宅基地或农房流转、租赁市场。这对于吸引城市或异地人才、带动城市或异地资源/要素参与乡村振兴，日益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意义远远超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问题，并且已经不是“看清看不清”或“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而是应该积极稳健地“鼓励大胆探索”的事情。建议允许这些地区在保护农民基本居住权和“不得违规违法买卖宅基地，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的基础上，通过推进宅基地使用权资本化等方式，引导农民有偿转让富余的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允许城乡居民包括“下乡”居住或参与乡村振兴的城市居民有偿获得农民转让的富余或闲置宅基地。在此方面，法国的经验值得参考，详见案例1。

案例1：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乡村多元产业的发展和乡村多元价值的拓升，包括年青人在内的部分人口回乡就业创业，一些追求乡村生活的城市人开始在乡村地区定居，促进了乡村活力的提升。在此背景下，法国注重通过政策、法律和规划手段，促进土地整理、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支持乡村旧有住宅改造和新住宅建设等，满足都市区居民到乡村休憩甚至定居对“二套房”的需求。这些“二套房”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山区等文化或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及临近大都市的乡村地区。1990年，在法国乡村地区的居民结构中，农民、自由职业者和企业主、中高层管理人员、雇员和个人、退休农民、非农民退休人员分别占%、%和%、%、%、%，占比分别较1962年下降个、个和增加个、个、个、个百分点。在去法国乡村地区休憩的居住方式中，自有二套房的比重，1984年已达%，较1961年提高个百分点（汤爽爽、冯建喜，2017）。

近年来，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对于加快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的积极作用迅速凸显。但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创新不足，成为妨碍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部分地区对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力度过大、过猛，也给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带来新的不公平竞争和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此外，部分新兴产业“先下手为强”、“赢者通吃”带来的新垄断问题，加剧了收入分配和发展机会的不均衡。要注意引导完善这些新兴产业的监管规则，创新和优化对新经济垄断现象的治理方式，防止农民在参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分享利益的边缘人，分担成本、风险的核心层”。

此外，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以支持融资、培训、营销平台和技术、信息服务等环境建设，鼓励包容发展、创新能力成长和组织结构优化等为重点，将优化“三农”发展的公共服务和政策环境放在突出地位。相对而言，由于乡村人口和经济密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加之多数农村企业整合资源、集成要素和垄断市场的能力弱，面向“三农”发展的服务体系建设往往难以绕开交易成本高的困扰。因此，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应把加强和优化面向“三农”的服务体系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包括优化提升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对市场化或非营利性服务组织的支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对“三农”发展的“兜底”作用，并将其作为加强社会安全网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家推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等，都有这方面的作用。二是瞄准推进农业农村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引导支持力度。如积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农业农村发展的载体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辐射带动作用。

三、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从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再到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种重大政策导向的演变反映了我们党对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也顺应了新时代工农城乡关系演变的新特征和新趋势，这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导向也是一脉相承、互补共促的。十九大报告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置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之前。这说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同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一样，也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工农、城乡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断增强，城乡之间的人口、资源和要素流动日趋频繁，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资源、要素、产权之间的交叉重组关系日益显著，城乡之间日益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问题，表现在“三农”，根子在城市（或市民、工业和服务业，下同）；

或者表现在城市，根子在“三农”。这些问题，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越来越难以解决，越来越需要创新路径，通过“头痛医脚”的办法寻求治本之道。因此，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越来越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务之急和战略需要。借此，按照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加快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共荣、分工协作、融合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那么，如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道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呢？

（一）注意同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衔接起来

在当前的发展格局下，尽管中国在政策上仍然鼓励“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增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但农民工进城仍以流向大中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主，流向县城和小城镇的极其有限。这说明，当前，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仍然具有较强的集聚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且其就业、增收和其他发展机会更为密集；

至于小城镇，就总体而言，情况正好与此相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顺应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优质资源、优质要素和发展机会向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仍是难以根本扭转的趋势。但是，也要看到，这种现象的形成，加剧了区域、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给培育城市群功能、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关系，以及加强跨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增加了障碍，不利于疏通城市人才、资本和要素下乡的渠道，不利于发挥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

上述现象的形成，同当前的政府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过度向大城市、特大城市倾斜也有很大关系，由此带动全国城镇体系结构重心上移。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重大产业项目、信息化和交通路网等重大基础设施、产权和要素交易市场等重大平台的布局，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投资分配、获取承办重大会展和体育赛事等机会分配方面，大城市、特大城市往往具有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是许多省区强调省会城市经济首位度不够是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致力于打造省会城市经济圈，努力通过政策和财政金融等资源配置的倾斜，提高省会城市的经济首位度。这容易强化大城市、特大城市的极化效应，弱化其扩散效应，影响其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提升，制约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推进。加之，许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片面追求“摊大饼式扩张”，制约其实现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范恒山，2017），容易“稀释”其对周边地区和“三农”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甚至会挤压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空间，制约周边中小城市、小城镇对“三农”发展辐射带动能力的成长。

今后，随着农村人口转移进城规模的扩大，乡—城之间通过劳动力就业流动，带动人口流动和家庭迁移的格局正在加快形成。在此背景下，过度强调以大城市、特大城市为重点吸引农村人口转移，也会因大城市、特大城市高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加剧进城农民工或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困难，容易增加进城后尚待市民化人口与原有市民的矛盾，影响城市甚至城乡社会的稳定和谐。

因此，应按照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加大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力度，深化相关改革和制度创新，在引导大城市、特大城市加快集约型、紧凑式发展步伐，并提升城市品质和创新能力的同时，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作用。要结合引导这些大城市、特大城市疏解部分非核心、非必要功能，引导周边卫星城或其他中小城市、小城镇增强功能特色，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新格局，借此培育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融合协调、共生共荣的城市群。这不仅有利于优化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提升城市群系统功能和网络效应；

还有利于推进跨区域性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王利伟，2017），为城市人才、资本、组织和资源等要素下乡参与乡村振兴提供便利，有利于更好地促进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和城乡融合互补，增强城市化、城市群对城乡、区域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功能，帮助农民增加共商共建共享发展的机会，提高农村共享发展水平。实际上，随着高铁网、航空网和信息网建设的迅速推进，网络经济的去中心化、去层级化特征，也会推动城市空间格局由单极化向多极化和网络化演进，凸显发展城市群、城市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更好地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城市群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力，要通过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倾斜引导，加强链接周边的城际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和关键结点、连接线建设，引导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完善竞争合作和协同发展机制，强化分工协作、增强发展特色、加大生态共治，并协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为目标导向，推进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体系创新，着力提升城市和城市群开放发展、包容发展水平和辐射带动能力。要加大公共资源分配向农业农村的倾斜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与此同时，通过深化制度创新，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向农村延伸，加强以中心镇、中心村为结点，城乡衔接的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网络建设。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以及推进“三农”发展的政策转型，鼓励城市企业或涉农龙头企业同农户、农民建立覆盖全程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完善利益联结机制。

（二）积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对乡村振兴的战略导向作用

十九大报告要求“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要求“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当前，《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编制过程中，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还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要结合规划编制和执行，加强对各级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通过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加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优先支持，鼓励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编制和实施乡村振兴规划的过程中，要结合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贯彻中央关于“强化乡村振兴规划引领”的决策部署，促进城乡国土空间开发的统筹，注意发挥规划对统筹城乡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引领作用，引导乡村振兴优化空间布局，统筹乡村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今后大量游离于城市群之外的小城市、小城镇很可能趋于萎缩，其发展机会很可能迅速减少。优化乡村振兴的空间布局应该注意这一点。

要注意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在引导农村人口和产业布局适度集中的同时，将中心村、中心镇、小城镇和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农业科技园区、电商产业园、返乡创业园、特色小镇或田园综合体等，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结点。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中央政府对乡村地区的关注逐步实现了由乡村全域向发展缓慢地区的转变，通过“乡村行动区”和“乡村更新区”等规划手段干预乡村地区发展；

同时逐步形成中央政府和地方乡村市镇合力推动乡村地区发展的局面。乡村市镇主要通过乡村整治规划和土地占用规划等手段，推动乡村地区发展。乡村整治规划由地方政府主导，地方代表、专家和居民可共同参与。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但这并不等于说所有乡、所有村都要实现振兴。从法国的经验可见，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找准重点、瞄准薄弱环节和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建设城乡统一的产权市场、要素市场和公共服务平台，也应在规则统一、环境公平的前提下，借鉴政府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思路，通过创新“同等优先”机制，加强对人才和优质资源向农村流动的制度化倾斜支持，缓解市场力量对农村人才和优质资源的“虹吸效应”。

（三）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参与发展、培训提能机制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关键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一方面，帮助农村转移人口降低市民化的成本和门槛，让农民获得更多且更加公平、更加稳定、更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权利；

另一方面，增强农民参与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能力，促进农民更好地融入城市或乡村发展。要以增强农民参与发展能力为导向，完善农民和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提能支撑体系，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新型职业农民和高素质人口，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更多的新型市民和新型产业工人。要结合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注意发挥新型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带头人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带动普通农户更好地参与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要按照需求导向、产业引领、能力本位、实用为重的方向，加强统筹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设，通过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方式，加强对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能力建设的支持。要创新政府支持方式，支持政府主导的普惠式培训与市场主导的特惠式培训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鼓励平台型企业和市场化培训机构在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市民培训中发挥中坚作用。要结合支持创新创业，加强人才实训基地建设，健全以城带乡的农村人力资源保障体系。

（四）加强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把培育城乡有机结合、融合互动的产业体系放在突出地位。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发挥城市企业、城市产业对农村企业、农村产业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要结合加强城市群发展规划，创新财税、金融、产业、区域等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优化空间布局，强化区域分工协作、发挥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引领带动作用。要创新农村产业融合支持政策，引导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统筹处理服务市民与富裕农民、服务城市与繁荣农村、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建设美丽乡村的关系。鼓励科技人员向科技经纪人和富有创新能力的农村产业融合企业家转型。注意培育企业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产业融合中的骨干作用，努力营造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鼓励商会、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中增强引领带动能力。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二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乡村逐渐从静止的状态向开放流动转变，越来越多的乡村人才扎根于城市，乡村空心化的趋势愈发严重。逐渐空心化的乡村，振兴无从谈起，人才的流失和紧缺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最大难题。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6月在山东考察时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山东省作为教育大省和人才大省，人才流失成为阻碍山东全面发展的绊脚石，为了更好的留住人才，各地市纷纷出台各种吸引人才回流的措施。山东省J市2018起开始实施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广泛吸纳本土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本文将以乡村振兴助理员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在乡村振兴中遇到的困境。

关键词：乡村振兴;人才振兴;乡贤文化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

1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性和理论依据

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性

乡村在我国社会中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一百年目标中的过程中，任务最繁重的环节在农村”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农村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战略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乡村的人才振兴。乡村的人才振兴要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队伍”，人才作为乡村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全面振兴来说意义重大。乡村的产业发展靠人才，乡村的文明建设靠人才，大到国家的繁荣发展，小到乡村全面振兴无不需要人才的引进。当前，农村存在的最大问题便是农村的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具有生机与活力，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主体作用的青壮年流向城市。各地为了将乡村振兴战略真正落到实处，纷纷出台各种引进人才的政策措施，实现人才的外引与内造相结合，为乡村产业的振兴、文化的振兴、生态的振兴和组织的振兴积聚力量。

乡贤理论

“乡贤”一词最初是指乡村社会中有作为的官员，或者具有一定影响力，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获得的荣誉称号。随着时代的发展，乡贤文化的内涵不断向外延伸。如今人们将具备德行、才华和愿意为故乡及社会作出贡献的人称之为“新乡贤”。乡贤曾在基层治理中发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有“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县级以下社会治理主要依赖于以乡贤为代表的地方精英进行管理。黄宗智将这种治理方法概括为“简约治理”，这种结合了村庄社区和地方精英的治理模式不仅没有破坏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反而对乡村的治理秩序起到了正向的作用。在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沉的大背景下，由于国家对村级治理的要求提高，村干部失去了乡村治理的主动性，进而出现了治理内卷化的问题。我们应该认识到乡村秩序的动力来源是生活在乡村中的本土人才。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嵌入型人才”虽然对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如若只是不断的吸纳外来人才，忽视对本土人才或新乡贤的培养和发掘，就会陷入人才流失的窘境。

2本土乡贤：乡村振兴助理员

乡村振兴助理员机制的内涵和优势

为补齐乡村振兴人才缺乏的短板，进一步选优配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积极引导广大青年人才投身于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中，不断夯实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山东省J市探索打通本土青年人才回引的新渠道。自2018年起，J市充分发挥山东作为一个教育大省得天独厚的人才优势，以乡情乡愁为纽带，面向社会广纳具有乡土情怀，热爱乡村工作的社会人才，实施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乡村振兴助力员简单来说就是基层培养的一批有胆识能干事的“储备村官”。J市各区县招聘乡村振兴助理的政策文件尤其突出本土属性，选聘条件的“硬杠杠”是“具有与报考岗位一致的乡镇户籍”，旨在将发掘“本土型人才”与引进“嵌入型人才”融会贯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由一个天然的“信任”网络编织而成，在这样一个“知根知底”的环境中，陌生人是很难在短期内获得成员之间的信任，以大学生村官和驻村书记为代表的“嵌入型人才”由于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且因为自身的关系网络和语言等问题很难融入其中。陈毅在上海金山区关于大学生村官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发现，“有近两成的大学生村官在入职后短期内无法实现与村民的正常交流”。尤其是在南方地区，因其方言的种类繁杂，导致大学生村官在开展工作的第一个环节便遭遇了挫折。而乡村振兴助力员凭借着“熟人”的身份，用最短的时间和适应期开展工作。J市L区对乡村振兴助理员的考核也表明“拥有本镇/村户籍的人对村情民情了解得更多、更深入、乡土情结也更浓厚。实践表明，选聘出来的本村户籍人员有着更强的责任感与归属感，融入村级工作的状态更加高效良好。”

乡村振兴助理员的人才“引用留”机制

乡村振兴必须要突破人才短缺的制约瓶颈，中国的人才群体非常庞大，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将人才从城市吸引至农村，农村的人才振兴关键是要“引得进、用得好、留得住”，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让人才在乡村有事可干、有情可托、有利可得，J市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创新人才的管理方式，为更好的留住人才打下基础。

引才：突出“本土”屬性

J市各县区在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情况的基础上，设置符合本地的选聘条件，旨在选聘一批高素质人才。在各县区选聘条件上的共性便是突出本土优势，吸纳户籍在本地的优秀人才，这是J市实行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最大的亮点和独特之处。与此同时，也积极鼓励符合条件的村“两委”干部参加选聘，进而实现内外人才的衔接。

用才：镇（街）干部储备人才

乡村振兴助理员通常情况下会被纳入镇（街道）村干部的储备人才库，进行重点培养。正式党员一般任工作所在村的党组织书记助理，非正式党员任工作所在村的村委会助理，也可根据所在村的实际情况兼任村“两委”的其他职务。协助做好本村基层党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基层治理等工作。 留才：构建良性育才机制

镇（街道）对乡村振兴助理员进行定期考核，构建良性的育才机制。鼓励助理员进“两委”，并对助理员参与学历进修和公务员招考不设关卡，助理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区委（县委）固定出部分事业单位名额用于招录服务期满且表现优秀的助理员，旨在打通助理员个人成长的渠道，解决因缺乏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助理员将自己视为乡村的“过客”导致服务乡村的热情不高的后患之忧。对表现不合格的助理员，选聘单位可与助理员解除劳动合同。

3助理员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规范基层党组织建设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神经末梢”，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不断延伸，国家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乡村振兴，做好农村工作，必须要充分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而广大农村党支部面临着党员结构老龄化严重和组织缺乏活力的问题。乡村振兴助理员担任服务村级党组织的书记助理，助理员的到来给基层党组织带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协助村级党组织书记规范党建工作，定期开展三会一课等党员活动，配合各镇（街）开展软弱涣散党组织的整顿工作，让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疫情防控期间，助理员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J市新引进的许多助理员还未到上岗时间，便积极投身于基层疫情防控的工作中，自费印制宣传单及横幅，日夜坚守在村口，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推动惠农政策落地开花

乡村振兴助理员的工作场所是在乡村，助理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即是镇（街）政府选拔的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主体之一，同时又是任职乡村的服务者和管理者，承担着沟通政府部门与村民的桥梁作用。他们定期前往镇街政府学习最近的惠农政策，并协助乡镇政府实施政策。例如，为了建设美丽新农村，国家在农村开展“改厕工程”，改厕的出发点和目的非常明确，但由于村民已经习惯使用旱厕，所以在政策实施的初期阻力很大，助理员利用自己的“熟人”身份，到对改厕反应比较强烈的村民家中，做沟通工作，助理员利用乡村天然的“信任网络”使得农村改厕率达到了90%以上。

带领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脱贫攻坚的决战之年。乡村振兴助理员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和积聚的能力为家乡的脱贫致富贡献力量。J市L区的一名助理员，曾在大城市做销售工作，受父母的影响放弃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来到自己所在的家乡做一名乡村振兴助理员，充分发挥自己的所长帮助村民打通销售弥胡桃和红枣的销路，让村民不再有后顾之忧。像这样的助理员在J市不在少数，又如S镇一直有种植金银花的传统，为了更好的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助理员主动提出建议，帮助村民拍摄金银花采摘节的宣传片，也有热爱观看短视频直播的助理员自己做起网络直播，帮助村民销售金银花。除此之外，在乡村振兴助理员的带领下，村民更愿意配合扶贫小组的工作，早日实现脱真贫、真脱贫，打通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

加强乡村文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源泉活水，乡村振兴若没有文化作支撑，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规划整齐，毫无生气的躯壳。原有的乡土文化需要有人去复兴，更需要有人去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J市L区的乡村振兴助理员充分利用自己的专长，秉持着“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的原则，打造“五点半课堂”，为更多的儿童打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复兴农村教育，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除此之外，诸多乡镇为增进邻里感情，举办“广场舞原创大赛”，评选文明家庭与文明个人，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弘扬文明新风，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乡村振兴助理员面临的困境及不足

人才截留问题

“权小责大，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责任重于泰山，权力轻于鸿毛”是基层干部工作的真实写照。国家制定的“三农”惠农政策都需要借助镇（街）政府来实施，但是由于镇政府的编制是有限的，开展工作经常会出现人手不足的尴尬情况。肖唐镖指出“表面上看起来乡镇人满为患，但实际上各种各样的中心工作一波接一波，自上而下有很多的检查评比需要考核，需要更多的人手”。所以部分县区出现将本应驻村的乡村振兴助理员截留在镇政府。他们通常会被分配到党政办，抑或者组宣办这些比较繁忙的部分，整日与文字材料打交道，失去了接触村民的机會，以至于当助理员临时下村开展工作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缺少了深入了解群众，大展身手的平台，那么助理员也就失去了其设置的合理性。

自治与他治的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对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的要求。村民通过村民大会定期选举出有影响力值得群众信任的，作为本村的领军人物。乡村振兴助理员作为镇（街）政府派出的协助村“两委”进行乡村振兴建设的主力军，但是进驻村庄的助理员没有实权，因而与村两委成员关于如何治理乡村的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时，只能等两委成员发生思想转变时再实施。抑或者村干部认为年轻人想法多，富有朝气，便完全撒手让助理员来管理村庄。在治理村庄，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上，村两委成员与助理员的作用同样重要。村两委成员因为长期生活在群众之间，对村情村况非常熟悉，应该充分发挥其在这方面的作用。年轻的助理员在外接触到很多新鲜的事物，视野开阔，但是其对“三农”问题和村庄的实际情况仍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和经验，因而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要处理好村委会成员与助理员的关系。

5结束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突破口，更为重要的是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回流。山东省J市实施的乡村振兴助理员计划，尤其强调人才的本土属性，源于本土人才出生于乡村，有着更加浓厚的乡土情结，对乡村振兴，复兴家乡的愿望更加强烈，同时对脚下土地更为熟悉，与群众的感情更为深厚，这一优势可以避免助理员沦为乡村的“过客”，增强了其服务家乡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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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三篇】

乡村振兴战略在价值、制度及组织三个维度上的创新是新时代的产物。价值维度上的创新是根本方向，制度维度上的创新是重要保证，组织维度上的创新是强劲支撑。这些创新耦合形成乡村振兴发展的不竭动力，将日益推动乡村振兴由蓝图走向现实。

继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对多年“三农”工作的继承与创新，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正在形成。乡村振兴战略的创新之处可以从价值、制度、组织三个维度来认识，意义重大。

价值维度上的创新

明确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文件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明确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明确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个阶段性目标任务作了部署。分别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制度维度上的创新

高起点。与新农村建设不同，乡村振兴战略首先从国家层面制定战略规划。《规划》通过与文件对表对标，分别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22年召开党的二十大时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包括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大行动等，指导各地区各部门分类有序推进乡村振兴。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要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

加强各类规划的统筹管理和系统衔接，形成城乡融合、区域一体、多规合一的规划体系。

高标准。乡村振兴，法制法规先行。一方面，文件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乡村振兴法，把乡村振兴政策法定化。多年来，特别是2005年新农村建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需要制度化、法制化，同时各地方可以从本地乡村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促进乡村振兴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文件提出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把党领导农村工作的传统、要求、政策等以党内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这意味党对“三农”的领导法制化了、制度化了。

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制度性供给，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旨在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全方位高质量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其中，若干制度创新值得关注：如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

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述举措旨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建立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新增耕地指标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所得收益通过支出预算全部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支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创新性政策举措改变了以往增减挂钩、占补平衡均取之于乡、用之于城的做法，通过跨省域调节，可以大大提高节余指标的含金量并用以反哺农村。创新培训机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

建立县域专业人才统筹使用制度;

全面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乡村和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制度，探索公益性和经营性农技推广融合发展机制，这些制度创新有助于构建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

组织维度上的创新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打造一支新时代“三农”工作干部队伍。实施乡村振兴，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保证。为此，文件强调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县委书记要当好乡村振兴的“一线”总指挥。按照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要求，打造新时代的“三农”工作干部队伍。

惩治“微腐败”，打造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管党治党，从基层党组织抓起。文件提出，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加大基层小微权力腐败惩处力度。严厉整治惠农补贴、集体资产管理、土地征收等领域侵害农民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持续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稳妥有序开展不合格党员处置工作，着力引导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优化农业从业者结构，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文件首提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在乡村地区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上述经营主体及农业企业、家庭农场主、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的骨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须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文件指出，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积极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中国现有两亿多小规模兼业农户，多数年龄偏大，有的是老人和妇女。现阶段的迫切之举，是采取针对性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使之分享到现代农业发展红利。

壮大农业龙头企业和行业组织，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文件提出，积极支持农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农业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能够引导小农户参与系统内的分工协作，使农民由传统的农业生产者向具有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投资意识、风险意识的现代产业工人或农业企业家转变，从而解决土地配置细碎化、生产经营分散化问题，整体提升农业的产业层级和质量效益。农产品行业协会是由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大户以及相关科研、教学和其他组织、个人参加，为维护和增进全体会员的共同利益，在自愿互利基础上依法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组织。农产品行业协会可以跨地域、跨组织发展，能够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和水平上提高农民和农业经营者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农户和农业经营与国内外市场对接，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助于带领中国农业“走出去”。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四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在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陈敏尔书记提出乡村文化振兴要在“铸魂强根”上精准发力。对于乡村文化振兴，我深有体会。

有了精气神，才有真干劲。乡村振兴既要看村民们的钱袋子鼓不鼓，更要看精气神足不足。2013年8月，我开始任荣昌区安富街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进村之初，我带领村民们每月开展“通安大讲堂”，让他们自己谈村里的大事、议村里的大事、定村里的大事;开展“五星级文明户评选”，以好家风带动好乡风;每周开展“送文化进院坝”，让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覆盖全村;开放有4000余册书籍的“农家书屋”，组织志愿者团队开展“小树苗”工程，帮助留守老人、妇女收粮食，辅导留守儿童做作业;和村民一起制定红白喜事公约，倡导文明乡风……刚开始，村民们对这些活动不理解、不认同，甚至说“差不多就行了，做这些难道还挣得到金子。”我一边听着，一边干着，短短半年，通安村就变了，村容整洁、村风文明、社会和谐，成为远近闻名的先进村，村民们从“不买账”到主动参与，做事更起劲了，产业发展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

乡风和煦，才能百业振兴。参加乡村振兴报告团，更加坚定了我要在乡村好好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下一步，我要在全村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特色文化品牌，以文化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一是组织实施“美丽乡村·通达陶都”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创新示范点建设，将党建、纪检、宣传思想文化建设等内容融入其中，大力开展党的方针政策宣讲。二是提升农民文明素养，持续开展好媳妇、好儿女、好公婆等评选表彰活动，培育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培育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举办“梦想课堂”专题培训，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管理中涵养现代文明素质。三是保护和发展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带领村民们充分发掘通安村“陶文化”底蕴，传承农耕文明精髓，培养乡村文化自信;依托宋窑、刘家拱桥两个制窑遗址，精心打造集陶艺制作、陶艺体验、陶文化传播为一体的“特色民宿”陶艺村。

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奋斗，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支持和帮助。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一定会让农民群众生活富起来，环境美起来，精神乐起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激励、智慧支持和道德滋养!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五篇】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目前，科学的顶层设计已经确定，全国上下推进乡村振兴的工作正在蓬勃展开。如何务实推进乡村振兴这一伟大工程，既涉及到具体的组织方式，又关系到多方面的政策举措。各地应当从实际出发，创新思路，以问题为导向，系统研究，补齐短板，务求实效。从农村长期发展的历史和乡村建设的实践来看，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初始，切实把握好以下五个关键尤为重要。

一、编制好地方规划，建设城乡融合的美丽乡村

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规划先行。中央以乡村振兴战略统揽全局，又分阶段制定具体规划，其指导性、针对性很强。各地的基础条件和发展状况不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乡村振兴的地方规划，既要立足当前，解决存在的问题，也要立足长远，有前瞻性和操作性，使规划真正成为引领建设发展的龙头，切不可华而不实，不接地气，做表面文章，或者复制翻版，穿新鞋走老路，造成大量的无效投入，最终经不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因此，从实际出发，编制科学合理的地方规划，事关发展方向、发展全局和发展成效。

第一，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在乡村振兴规划方案编制时，各地要成立专项工作班子负责这方面工作，绝不能当甩手掌柜交由第三方服务，避免出现规划空虚、规划分割和规划随意，犯官僚主义错误。要以县域为单位，坚持城乡一体化规划，注重多规合一，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城镇与村庄布局、人口转移趋势、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配套、公共服务保障、土地整理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要促进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有利于公共管理提效、公共投资节约、公共服务均等。同时，要深入乡村一线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让规划方案符合实际，为群众所理解、拥护和支持。现阶段，对城镇与乡村布局规划特别要认真研究，从长计议，分清重点发展、历史保护和撤并调整的类别，再不能固有原点，盲目划线，浪费投资，留下遗憾。

第二，修定好《城市规划》。在新一轮《城市规划（2018-2035）》修编中，务必重视解决好之前因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中有村、村中有镇的突出问题，处理好建成区、规划区与行政区之间的关系，不能让城市范围内的乡村与城区长期脱节。

第三、研究调整个别地方的行政归属。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有些地区的边界划分不合情理，造成个别地方在行政区域内处于“飞地”和“边地”，自然形成交通和公共配套方面的劣势，而且很难改变，当地百姓深受其苦。实施乡村振兴，需要在省级和市级层面研究化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域难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积极让“边民”转变为“郊民或市民”，去除长时间管理不到位、服务不到位和辐射不到位的边缘化现象，也为乡村振兴节约投资、节约成本和节约时效，让“洼地”和“边地”的百姓生活和生产条件真正好起来。

二、坚守好粮食供给，建设中国特色的美丽乡村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我国是人口大国，解决好人民的吃饭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命。乡村振兴的战场是在广阔的农村，实现农业振兴是根本，这也是我们长期面临的重大任务。

全力发展粮食主产业。围绕保供给的目标，重点保证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棉花和畜牧业，以及渔业的生产，及时设定好供给结构，防止比例失衡，坚决反对国内少产进口补的错误思想，牢牢掌握粮食供给的主动权。要合理确定农产品的购销方式，保护好种粮者的积极性，让粮食产品的政策补贴远远大于其他产品；要鼓励和扶持现代化农业产业集团的发展，壮大国家粮食保障的主力军团；要进一步加快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要重视农业科学研究，研发和掌握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优质农产品品种，生产更多无公害、绿色和有机的高效优质农产品；要严控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和用地性质的调整，严守种植面积的耕地红线；要禁止各类毁田转型的经营项目，保护种植面积，保证粮食生产；要加大土地整理复耕力度，上调耕底保护红线的底线指标，最大限度利用好土地资源。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服务业。要实现农业的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把农业做强、做精、做优。我国的农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短板很多，发展的空间较大。农作物的生长有土地、水源、气候环境等特定的自然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在此基础上让农业科学技术和农产品工业化生产有机结合，把农产品的产业链拉长，提供更多满足人民生活增长需要的附加值高的农业安全食品。在农产品集中规模生产的区域，重点支持创建农产品深加工园区，并从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保障。要加强农产品市场和流通环节的服务、管理和监督，建立高效便捷、安全规范的农产品交易体系。

努力发展各种特色农业。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可用的粮食主产品耕地是有限的，而生产各类特色农产品的空间是巨大的。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各地要因地制宜，创新理念，发挥自然环境和特色产业优势，形成果、茶、药、林等等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创立众多有影响的地理商标和著名品牌，满足人民生活和市场消费的需求。

三、开展好乡村设计，建设五彩缤纷的美丽乡村

乡村设计，就是对乡村形态和空间环境所作的整体构思和安排，经过建设改造后展示出优美的乡村画卷。在以前的农村建设管理中，村镇的规划管理非常薄弱，乡村设计更是空白，导致建筑风格平淡、呆板，村庄分散，布局无序，宅基地混乱，农田分割，土地浪费。如进行过乡村设计，并始终遵循，则现在的农村一定是各有特点，多彩多姿。所以，推进乡村振兴，必须高度重视和抓好乡村设计工作。在镇村布局规划确定之后，乡村设计是落实规划、指导建设、塑造乡村独特形态的有效抓手。通过规划与设计同步推进，引导和管控紧密结合，眼前与长远保持一致，就能打造出色彩斑斓、底蕴深厚的乡村经典。

开展乡村设计，必须加强区域统筹。县级政府要做好区域范围内的乡村设计统领工作，以乡镇为单位或特定区域为板块开展乡村设计，成立相关专业人员、乡土专家和群众代表参加的设计工作队伍，共同讨论研究设计方案，并作为今后建设管理的依据。乡村设计的方案要简单易行，最好以图纸或模型来展示发展的愿景。

开展乡村设计，必须尊重自然、历史、文化和群众意愿。乡村设计是在现有自然历史基础上的设计，保护好自然肌理、生态环境、历史传承、文化习俗和建筑风格，并有条件地进行挖掘、创意和提升，凸显青山绿水，展望诗画田园，印记美好乡愁。

开展乡村设计，必须整合资源，拓展空间。乡村设计要注重区域整体思考，站在未来看现在，敢于撤并和调整现状，构思优美的生产和生活空间，释放土地开发利用潜能，扩大土地复耕面积，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人口集中居住，推动自然生态的修复和提升，使田野更壮丽、山川更秀美。

四、坚持好以人为本，建设文明和谐的美丽乡村

乡村振兴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振兴，必须激发和调动广大农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形成强大的推进合力。

一是要把广大农民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实施乡村振兴，中央有战略、有规划，地方也是层层有意见、有计划。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认识多少，有哪些想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有全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一起参与、一起研究、一起推进，划分好百姓与政府之间的事权责任，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才靠实、有特色、能务实，反之都难以落实。

二是要树立农民的主人翁意识。要通过基层党支部、村委会、专业合作社，把广大农民组织行动起来，增强大局意识、发展意识和奉献意识，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自发力量。在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中，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营造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提升的良好氛围，使他们在生态环境保护和乡风文明方面有责任、有行动、有贡献。

三是要培养新型农民。农业永远是我国的生命产业。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带来划时代的历史机遇，这就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技术、懂管理、爱农业的人才投身到农村去，成为新型的创业农民，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为此，各级政府应及早出台具体的政策措施，给新型农民的成长注入催化剂。

四是要破解乡村养老难题。农村人口现趋于大量向城镇转移集中，乡村人口的居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老年人种田的现象正在快速消退，村庄空心化问题十分突出。推进乡村振兴，要以乡镇为单位研究落实老年村民养老服务方案，并与解决村庄空心化问题一并制定政策措施，统盘研究决策，纳入到工作规划中实施。

五是要选用好乡村领导干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迫切需要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这是乡村振兴伟大工程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历史证明，农村干部，特别是乡村主要领导干部不安心工作、作风不实或变动频繁，就很难做好具体工作。要实现乡村振兴一张蓝图绘到底，就要选配好政治素质高和领导能力强的干部，担任乡村的主要领导；要多渠道吸收和选用立志农村作为的优秀人才，充实乡村工作队伍；要保持乡村主要领导干部的岗位相对稳定，确保一茬接着一茬干；要实行可评估、可追究的领导干部考核机制，压实领导干部的工作责任和要求。

五、落实好投入机制，建设持续发展的美丽乡村

应该讲，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发展并不快，乡村面貌变化更不大。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乡镇工业起步较早的地区发展很快，尤其是抓住各类要素集聚的地区，现在已不是普通概念上的农村。但是，更广大的农村如今不可能，也不允许再走“村村点火，镇镇冒烟”的发展老路。农业始终是农村的本色，没有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农村的发展巨变有了明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必须落实好投入机制，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

首先，加速整合各类涉农资金。过去的财政涉农资金都是按条线安排，名目繁多，投资散乱，使用分散，没有形成整体合力。去年底，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可至今还没有层层落实到位。各级财政的涉农资金应当分级切块，由各级政府扎口用于乡村振兴的规划项目，分别不同地区的基础状况，照顾安排支出重点，保证区域内的乡村振兴整体协调发展。

其次，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各级财政要设立乡村振兴引导资金，支持农业创新工程，促进农业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加大土地整理的投入，盘活存量闲置土地，优化农村空间结构；推进零散村庄的撤并和搬迁，支持农民居住集中区建设，改善公共配套服务保障条件。

第三，成立国有或集体投资开发公司。对于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配套项目、生态修复工程等等，要由政府性公司承担投资、建设、管理和运营的职能，实行统一组织、统一投入、统一推进、统一管理，否则难以保证实际效果。

第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支持农业产业集团，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的投资力度，整体打造区域特色板块，增强农业现代化的主导力量；吸引鼓励各类开发投资企业参加乡村建设，探索城乡组团发展的新路径，形成城乡互动、优势互补；引导农民创办各类农村经营实体，创新创业，开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健康养老等特色产业，打造令人向往的城市后花园；明确政策性金融对乡村振兴的扶持项目，确保涉农贷款专注于农民和农村，发挥信贷资金的杠杆作用。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指示强调，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让乡村振兴成为全国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以高度负责的责任担当和扎实推进的工作成效，谱写乡村振兴的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