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怎么写【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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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怎么写范文【第一篇】
“只重知识不重能力”是80年代以来人们对作文教学非议的重点之一。反思传统作文教学，我们就可以发现如下问题：一是知识少而老化，教学中长期介绍给学生的都是审题、立意、选材、谋篇等老面孔，综观我国古代的写作理论著作，绝大多数又都是高而玄的写作指导，比较具有操作性也就只有“凤头、猪肚、豹尾”以及元代的“经义”程序和明清的八股；二是在教学中只是教学生“是什么”的知识概念，而不是教“怎么做”的知识。例如说明文写作，教师不是教学生怎样去写，让读者知物明理，而是不厌其烦地讲解什么是事物的特征、有几种说明方法，有几种说明顺序方式，倒像在上阅读课。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言语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序列上展开的，写作作为一种言语的表达行为，它是一种综合的活动，涉及到一系列同时执行的技巧，需要写作主体依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写作活动一般都经过构思、整理思想、写作、检查、订正等步骤，人们在写作实践中总结出的写作理论，就是一种程序性的知识，它告诉我们“写什么”“如何写”，在人们的写作实践活动中起到定向作用。由此可以明确我们过去只是关注写作结果的知识，而不是写作过程的知识，但学生恰恰需要的就是过程的指导。可见在写作教学中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程序性的知识。
我国作文教学中程序性知识的缺位，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是因为我国传统写作理论对写作行为贵族化的定位，他们认为君子“有德言可不学而能”；二是古代道德圣人的“述而不作”写作观，这是影响我国写作理论发展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三是我国传统的写作理论对写作行为过于神化，偏于强调文章的气韵、意境、灵感等只可“意会”的理论，长期形成了对“言传”技巧的轻视；四是缺乏交流和创新。首先是缺乏与教学实际的交流，长期以来理论界只是固守在书斋里研究理论，而这些理论对一线的教师来说，简直不知所云。其次是缺乏与国外写作理论界的交流，对于国外的写作教学现状了解甚少，并始终未能引起理论界和教学界的重视。再有在理论创新角度上，只是停留于从理论到理论，严格地说只是局限在言语的层面，缺乏操作的层面。
早在20世纪初，我国现代著名语文教育家夏尊、陈望道、王森然、阮真等在写作教学程序性知识的建构上就已作过研究和实践。夏尊从培养学生作文读者意识的角度提出学生写作须首先考虑：（1）读者的性质，（2）作者与读者的关系，（3）写作此文的动机等。他指出，文章第一步虽当注意于造句用词，求其明了；第二步还须进而求全体的适当。对人适当，对时适当，对地适当，对目的适当。为求适当，他还具体设计了六个问题，让学生作文时思考：（1）为什么做这文？即让学生明确作文的目的，文章应给读者的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感受。（2）在文中所要述的是什么？即思考文章中心，使读者明了。（3）谁在做这文？即明确作者的地位、知道自己应以何种身份向读者说话。（4）在什么地方做这文？这思考的是作文的应用环境，以求判定向读者说的话是否适应特定的场合。（5）什么时候做这事？思考的是作文的时代观念，以避免对读者说出不合时宜的话。（6）怎样做这文？探究的是作文的方法，以确定如何表现易为读者所接受。上述主张充分体现了他对程序性知识在写作过程中实践运用的思考。陈望道则在反思的基础上，结合作文教学的现象和实践，设计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内涵的作文“操作规程”和“动作要领”，在作文动态的程序性和可依循性、可操作性方面作了有益的研究。王森然兼采各家提出了“中学作文教学的程序”教学理念。而阮真则在“作文教学的进程”“作文之拟题”“作文的练习法”“作文的规约和指导”等方面提出了非常具体严密的要求，特别执著于教学具体程序和环节科学化的追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深入研究，可以说直至今天我们对历史和传统的思考也是不够的。
西方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的写作程序教学法是对传统写作教学重语法、形式等僵化教学法的挑战，目前已经占了教学实践的主导地位。如美国的一本写作教学理论专著谈到议论就这样说：人类的重要活动之一就是有效地交流思想，正面影响别人。议论的要求是：①在文章中作者要提出一个主要的观点，可以通过一个句子来表明这个中心。②在论证时要以事实作基础。③写作要采取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文章要合乎逻辑性。进行议论、发表意见有三种形式：①概括。从一系列事实或事件中得出结论。②评价。说明事件的价值是什么。进行推理的思维形式：①归纳推理。从小的、个别的观察开始，最后得出结论。②演绎推理。思维运动从极大的概括开始，进入到典型的例子。又如法国的《初中法语》规定了写作的六个步骤：分析标题，考虑收集思想与整理思想、打草稿、誊抄、仔细检查、最后订正。而德国为指导学生编写“专题性报告”，规定了九个步骤：选题、素材、提纲、准备报告内容、为报告者做准备、为听报告者做准备、报告、讨论、反馈。这些步骤的设计，都体现了对“程序式的教学思想”和写作过程的重视。
会议纪要怎么写范文【第二篇】
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单独留下他订正作业。当订正完作业要回家时，我突然发现他没戴红领巾，就顺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条红领巾，递给他说：“怎么没戴红领巾？丢了吧，这一条送给你！”
只见小纪眼睛一亮，难掩兴奋之情，接过红领巾放进书包，说声“谢谢老师！”便匆匆地走了。晚上我打开班级QQ群时，却意外地看到小纪妈妈给我的留言：“钟老师，今天您奖励小纪红领巾，他非常开心，还说要写日记呢。呵呵！从没见他这么主动过。”短短两行字，却让我感触良深。这时，我才想起小纪还不是少先队员呢！对于一年级新生，每年10月13日的少先队建队日，一部分表现优异的孩子率先入队，其他孩子则要等到“六一”节，才能佩戴上企盼已久的红领巾。而小纪属于第二批入队的同学。然而，今天我的一个无意之错，一件在我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竟对孩子和家长触动如此之大，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思索中，仿佛看到小纪就站在我的眼前：入学至今，印象中的他总是坐在最后一排。他在课堂上常常不专心，总是东张西望的。于是，每次课堂作业总有这样那样的差错。
第二天一早，小纪很自豪地佩戴上红领巾来上学。他刚走到座位上，便遭到大家的“围攻”。
“你怎么戴上红领巾了呢？”
“你还不是少先队员呢！”
一个同学忙向我举报：“钟老师，小纪自己戴上红领巾了！”
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一向不善言辞的他躲躲闪闪，没敢理会同学们的责问。我目睹了这一幕，便笑了笑，走到小纪身后，对孩子们说道：“小纪同学最近表现很好，课堂上认真听讲，书写也越来越工整了。这条红领巾是钟老师奖励他的。”听我这么一说，小纪的眼神不再恍惚了，其他孩子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这一节数学课，小纪的表现跟以往简直判若两人，整节课都是双手平整地放在课桌上，注意力紧跟着我的讲解，积极举手参与问答。我真不敢相信，今天的数学课他能有这么好的表现。
最近在批改作业时，我发现他的字写得比原来工整多了，错题也少多了。惊讶之余，我寻思着：这孩子受了鼓励，好好表现一下，也是很正常的！我仿佛是在为他的一时转变找理由。为了让他的这种表现能持续下去，我总是寻找机会表扬他，鼓励他。课堂上，我经常给他提问、回答的机会，不时投去赞许激励的目光。课后，经常和家长沟通，让家庭和学校配合引导。这样坚持下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这孩子从那以后，一直到期末，坚持着最佳的状态，一点一滴地进步着，成绩已排在班级前列了。期末将近，我又意外地收到小纪妈妈的留言，她感谢我单独给他儿子发了红领巾。以前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叫着拉着他才能起床，现在闹钟一响就自己爬起来自己穿衣服了。以前是家长陪着做作业，现在一回家就主动写作业。性格也比以前开朗很多，自信多了。而且懂得与他人分享，懂得要帮助同学了。
万万没想到，我一次无意间的赠予，竟让他有如此大的转变！
会议纪要怎么写范文【第三篇】
在工作中我经常主持各种会议，会议还没开始我总是先找人做会议纪要。
一般情况下我会让我助理做会议纪要，但有时我的助理手上有活，我只有现场指人做会议纪要。
大多数情况下，我发现我指定的人听到做纪要后脸上露上失措的样子，有胆儿大的人对我说：
“啥叫纪要？”
“咋写纪要？老师没教…”
老师是没教过，老师会不会写我也不知道，因为好像我记得，大约在小学4、5年级时学过怎样写《通知》、《借条》、《收据》，没教过怎么写《纪要》。
但我知道纪要应该是这样的：会议纪要让没参加会议的、参加会议的人看了之后没有问题可问，也无话可说，就像自己参加过会议一样。
我用过的所有助理我都手把手地、对每个助理都不止一次地教过他怎么写纪要。
但会议纪要到我邮箱里后我发现不是写字、字号、格式不对，就是没写时间、地点，不是没写参加人名字就是忘了谁的发言内容，不是没附件就是没邮件名…这次告诉了他们下次又忘，最后我把怎样写纪要放入了入职培训内容，还当成了课堂练习（写两天的培训纪要），在我培训了上万人小时后，很少有人做的培训纪要让我满意的。
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的原因。
一忌不用附件
会议要是个很严肃的文件，一般应该用Word写成，并变成附件统一保存在文档里。
那有人要问用附件发纪要，正件上写什么呀，你发给谁，就应该用正件向谁打招呼，并告诉他是什么文件，需要他补充什么。
当然会议纪要一般是群发给所有的参会者，就应该在正件上向参会所有人招呼，并征求所有人对纪要内容的补充监督。
在我看来，用邮件文本写并发送会议纪要是不专业不严肃的事情。
二忌会议纪要没主题
做会议纪要是职场上的常态，每次会议内容不同会议主题名称也不同，如果每次不给会议纪要冠名都叫一个名字那今后根本无法查找。
做会议纪要主题非常简单，是什么会议前面加个“关于”就可以了，例如是××专题策划会议，可以叫：《关于××策划会议纪要》。
如果是例会就将日期缩写在前面就可以了。例如是2015年5月31日周一例会，就叫《2015531例会纪要》。
三忌会议纪要没有会议时间和地点
会议纪要的第一行是会议的名字，即会议的主题，会议名字之后的第一行就是时间和地点，这是必须要写的，时间要精确到会议的开始到结束的分钟，地点要精确到会议室的名字。
我在改判的培训纪要课堂练习，总是安排在培训结束之前，就这样，有些个别人还忘记写时间、地点，可笑的是有人还不知道如何下笔，当然还有更可笑的是写完时间和地点之后就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四忌纪要没参加人数、人名
写完时间和地点的第二行就该写参加人数和人名了，这个总算记住了吧，有人写到人名时为了省事干脆就写等等多少人，这样偷懒的纪要不是要发给每一个人人的，只是自己练着玩的，每一个参会的人名都要写清楚的，不然群发时会漏掉参会人员，又成了半成品。
不但要写清楚，最好用黑体或宋体写以上三行，记住主题应比内文字号大一号。
因为前面邮件篇中说过，黑体或宋体表示不可更改的，而会议主题、会议时间地点参会人名都是不可更改的。
但是以下的内容可以用楷体，因为表示是可以商？，可更改、补充的。
五忌主标小标正文字号等高字体不规范
前面已经说过会议纪要的主标题字号要比内文大一号，而小标题的字体和内文可以同一字号但不能同一字体来突出小标题。标题字体最好用黑体，而内文则用楷体，同一字号的黑体和楷体看起来后者要小得多。
一般来说，会议纪要的主标题我喜欢用二宋或二黑字体，小标用三黑，内文用三档楷，以后所有的Word文档我都用这种规格。
我将我的习惯告诉我的每一个助理，从我手里和他们电脑里出来的纪要、策划、规定、简历、邀请函、稿件等各种Word文档的字号、字体全部统一。
五忌没条理性
回到写会议纪要，一定要忌没有条理性，会议上说了几件事、有谁主发言、谁提出了些不同意见、会议上答成了什么共识、还有什么不同意见、今后的分工如何…都要整理成1、2、3、4、5条例…
记全了，一件事情记一条，一件事情发生转折时再记一条，一条上最好不要将两件事情混记。
如果是在纪录大家的讨论，先后次序不能记乱，如何是两个人对一件事情不同看法的争论，谁插话也要记清楚，以免被抄送的、没参加会议的相关同事、领导看了纪要后产生误会。
七忌纪要不完整
我作过15年的大总？，最多时管理过15个网站的内容，每一次总编联席会议、每一次年初的客户拜访都有会议纪要。
有一次我的领导批评我偏心某一家媒体，说我从不带他们去见客户，我立刻翻出2年前与他们见客户后的会议纪要，纪要上清楚地写着当时其中一条就是他们现在与一家客户最大的合作项目，我的领导无话可说。
这就是纪要完整性的作用之一。
我经常收到助理、下级发给我的会议纪要，每次都要详读并补充，有时我想，我才是他们的助理。
会议的纪要不完整性不只是做会议记要人的记录速度问题，而是做会议纪要的人注意力不集中造成的，所以开会不迟到、不能开手机、不能一心两用。
八忌共识和有待共议的混为一谈
会议纪要中一定要将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强调纪录写在纪要的倒数第二条，将有分歧的有待共议的问题写在最后一条，切记不可以将己答成的共识和有待讨论、共议的问题混为一谈，这是是与非的问题，混在一起容易造成误会。
如果将有待共议的事写成共识，有的参会人员会说，我明明没同意怎么说我同意了，造谣。
还有，如果是项目会议纪要，有分工的描述时最好要付上分工表格。
九忌没有执行人和时间表
前面说过分工表，分工表中不但要列出执行人，一定要列出完成时间表发给每个人确认，最好付上每个项目执行人的倒计时时间表，以保证项目的完成。
也就是说，会议纪要的分工表要分为序号、项目分工执行人、完成时间、倒计时、备注等。
有一次我组织了一次4个网站7个入口十几万人参加的异地视频联播，项目从设想到执行完成每次会议纪要、进度通报都以表格形式，每次10项以上，一共了10次，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从开始到完成大大小小百项事情，从带宽到桌花；从页面开发到正常播出；从预热到现场服务人员机票住宿…全部按会议纪要的时间表计划执行。
这都要感谢纪要的完整性。
十忌纪要漏发和不抄送给相关领导
会议纪要的完整性很重要，但直送抄送给所有相关的人更重要，否则也不能保证项目完整的执行。
特别是十几年前，网络带宽不能正常运行时，即使发给所有相关人员时，也不能保证会议？要能到达每一个人的邮箱，要用手机或者座机再追问一下不回复邮件的人。
会议纪要为什么要抄送给相关领导、相关财务、技术部门，因为是想他们知道相关进度，要得到他们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支持。
结束语
有一次我带大伙去拜访客户，自己没做纪要，回来时竟然收到了同去同事的会议纪要，我断定这位同事将来一定很出色，果然一年后她升了主管。
会议纪要怎么写范文【第四篇】
最近他向参与该工程的1500名专家提出了最后期限――2012年，必须向中央拿出一部近100卷、3500万字的“送审稿”。
时间紧迫，专家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戴逸的一番话令人动容：“我心里常想起古代的一个传说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非常锋利的宝剑，但老炼不好，最终夫妇俩舍身跳进火炉，炼成宝剑。我不敢和他们相比，但非常敬佩向往这种敬业蹈火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为清史编纂鞠躬尽瘁，使得2012年能拿出一部像样的送审稿。”
日前，戴逸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清史编纂的来龙去脉，谈编纂过程中点点滴滴有趣的史料……略显清瘦的戴逸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仿佛他亲身经历和参与了那300年的兴衰浮沉、人世沧桑；同时他又能随时置身事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总结、抽离出诸多经验教训和哲理，客观评价、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
三起三落
记者：从2003年清史编纂工程启 动迄今已快6年了，你还记得当年获知这一工程被批准时的心情吗？
戴逸：当年清史工程由中央批准了，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心情可以用四个词来描述：喜出望外、梦想成真、全力以赴、 鞠躬尽瘁。
纂修清史，是老一辈革命领袖和历史 学家梦寐以求的心愿，（修史）也是中国 的一大传统。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 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 延不断，经久未绝，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二 十四史。北洋政府修撰的《清史稿》纰漏 甚多，不能作为正史流传。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知道这个传统，因此新中国建立 初期，董必武就提出修清史，并得到了毛 泽东的认同，但新中国刚刚建立，各项条 件不具备，没有正式开展。
我与“清史工程”有着半个多世纪解不开的情缘。在我的人生中，前后有三次参与动议清史编纂。第一次是1959年，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告诉我，总理委托他来编纂清史，也秉承了的意见。当时国内搞清史的人很少，我还很年轻，30岁出头。吴晗把我找到他办公室谈了一下午，因为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没能启动。
第二次是1965年秋，要周扬 同志召开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组织编纂清史的工程。那次部长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因为他是明清史的专家。当时我39岁，是其中最年轻的委员会成员。不料“”爆发，这件事情就停下来了。
第三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办公室给中国社科院转了一封人民来信，要求编纂清史。社科院还专门找了郭影秋和我，议论准备要启动，但当时在拨乱反正，万事待理，国家财政也紧张，没能启动。
就这样，清史编纂工程三起三落，半 个多世纪，其中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等，修史愿望始终没实现，客观原因是当时国家比较穷，研究人才比较少。
时间到了21世纪初，我目睹改革开 放后国家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学术繁荣，深感纂修清史的学 术条件、经济条件逐渐成熟，因此竭力呼吁盛世修史。2001年，我们清史所组织 了全国的许多学者来讨论这个事情，我还记得季羡林先生感人肺腑的发言，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完成纂修清史这项工作，我们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后世子孙……如果到了我们这儿中断了修史的传统，那是不可以的；可是辛亥革命到今年整整90年，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必须完成，义不容辞。”2001年4月7日，我和其他12位学者联名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了纂修清史的建议。仅仅一周，4月14日，就收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组织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证，提交纂修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方案。
而论证工作持续了一年半，既有高层的政府部门人员，也有学术界的不同流派；有中青年学者，有各个科研机构的专家。 学者们研讨、分析、辩论甚至争吵，既有肯定意见，也有否定意见。但2002年8月， 中共中央批准了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提交的关于纂修清史的报告，决定正式启动清史编纂工程。
那一年我75岁了。将近50年都在盼望纂修清史，真是好事多磨，我怎能不喜出望外呢？原来以为我有生之年赶不上了。
记者：当时有没有庆祝一下？
戴逸：当时就是心里很高兴，也没有庆祝，很快就投入了工作。遗憾的是我年纪太大了，不适合担任主任。我再三推辞，未能推脱。国家这么重要的工程，投入那么大的力量，国家的期望这么高，我一辈子跟清史打交道，希望这个工程能赶快上马。既然承担了责任，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鞠躬尽瘁。
不懂历史就不懂中国特色
记者：有人说纂修清史是“不急之务”，你怎么看待新修清史对当今中国的借鉴意义？
戴逸：历史不能拿来当衣服穿，也不能当饭吃，有人就说修史是不急之务。但是风物长宜放眼量，一个国家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就不会有未来，你记住了历史就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就像清代那个闭关政策，坑害人哪，当时我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天朝上国，其他都是蛮夷小国，不去了解不去学习，多么愚昧啊！现在我们是有这种认识了。鸦片战争开始时，道光皇帝连英国在哪儿都不知道。当时连中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也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情况。中国这几百年的落后，吃亏就吃亏在闭关自守，不了解外国情况，不知道世界潮流。司马光写史命名《资治通鉴》，意思就是这是治理国家的一面镜鉴。
因为清代覆亡离我们时间最近，还不到100年，只有90多年，所以今天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要追溯源头就要追溯到清代。比如我们企业要搞现代化，现代化的开始就是清代的近代化，但是清代近代化进展很慢，走了很多弯路。日本同样是搞近代化的，但它为什么能够成功，为什么我们清代的不成功？中国近代化有哪些特点，这就需要总结经验教训。再比如人口问题，中国什么时候人口开始多啊？是在清代。汉朝时五千万，唐朝时七千万，明朝时八千万，这是记录数字，实际人口已超过一亿，但清朝呢，四亿，你看这差多少了。所以人口问题是从清代开始出现的，今天的生态的破坏也是从清代开始的。
回顾历史，对于掌握今天，了解中国的国情非常重要。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是什么？是历史形成的。不懂得历史，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特色，也不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质量重于生命”
记者：清史编纂工程从启动至今已经快要6年了，其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戴逸：最大的挑战和最大的困难是质量和进度。我现在脑子中考虑最多的就是质量和进度问题，这本书写是能写出来， 但关键是质量如何，因为工程很大，全部有3500万字，由300个项目组成，其中主体工程，包括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和图录五个部分，有160多项，非主体工程有130多个，全国各地参与专家有1500人。
组织这么庞大的工程，我们以前没有经验，从来没有干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我们采用了项目制。项目制的好处就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各地的专家，几百个项目分下去以后，项目主持人所在地，有地方和单位的支持，有团队，对该项目有长期的积累。这种体制会产生遍地开花的效果，把各地长期以来积累的优势纳入到清史工程上来。
个人著作你写不好没关系，但现在编纂清史是国家工程，写不好愧对国家，国家寄予这么大的希望。因此我始终强调了两句话：质量重于泰山，质量重于生命。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提高工程的质量。
记者：听说大部分成果已经交上来待审。这个质量跟你所期望的比较起来如何？
戴逸：现在送上来的稿件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占60％，但也需要加工修改。估计有40％的稿件是要打回去重写和修改的。目前稿件完成还不到整体工程的一半。主要困难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就是现在清史的学术研究进展很快，资料丰富得不得了，档案资料多达两千万件。光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就有一百四五十人，对档案进行管理，整理修补。资料丰富一方面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么多资料一个人花几辈子也看不完。
记者：如果没看完，会不会有一些损失呢？
戴逸：这就是一个问题，要全部看完不可能。就要有一个判断标准，巧妙地选用这些档案和文献。
第二个问题就是编纂时间还是紧张， 10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清朝修明史修了90年。清朝当时是有一个明史馆，里面有大学士带领着，招聘一批专职人员写。 用了90年翻来覆去修改，质量是比较好的；而《清史稿》用了14年，修的是稿，而不是定本。2002年我们提出10年修出清史，其实也不是一个定稿，以后还要修改、打磨，搞成精品。所以2012年要给中央的送审稿也就是稿本。
第三个问题，这是个集体工程，一个人写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个人写的风格不一样，观点不一样，体例不一样，五花八门， 需要将它们统一起来。3500万字的工程太大了，最终怎么修改，这是个大困难。
第四个困难是我们不是专职修史，都是兼职。这些兼职人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的当校长，有的当教授，有的搞教学，有的搞行政，他没有精力来精心写稿，精心修改，往往到时间了，他交不了稿。
所以我全力以赴地来抓进度和质量。 我们现在正在苦心焦虑怎么审改稿件。正在讨论制定一个审改机制，去进行审改， 规定怎么审改稿子。审改的目的就是千方百计提高质量，我们的清史如果写得质量不高，就没有生命力。
“与二十四史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记者：我记得几年前清史编纂委员会关于新修清史的体裁、体例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讨论，许多专家提出要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继承。现在看来， 这个梦想能实现多少？
戴逸：继承与创新是我们编纂委员会一开始就定下的一个大的方针，既要继承前人的传统，又要有我们的创新。二十四史是正史，总体说来是很好的，当然每部都不一样，其中《史记》《汉书》早已成为名著了。二十四史是我们学习和追求的榜样，创新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能否做到创新要由实践来检验，要由群众来评定。我只能说新修清史与二十四史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我们的整体框架就和它有所不同，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体裁分别为纪、 传、表、志。我们继承了二十四史的纪传表志。但除通记、传记、史表、典志外，新修的清史比二十四史多了一个部分――图录。
从《史记》到二十四史都没有图。古代的文字都是写在竹简上，竹简是一个片，一个窄片没法画图。古代的图是画在绢帛上或墙壁上，和文字是分开的，但由于绢帛、墙壁不好保存，古代的图画大多都没有了。能够创新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条件不一样，现代化的照相机、摄像机产生了大量丰富的历史照片，所以这个创新不是我们的，而是这个时代进步赋予的，时代允许我们创新了。李鸿章什么样子啊，多高多大，你一看他的照片就全明白了，图比文字更直观形象。图录的目的就是以图证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这是创新吧。
新修的清史的纪、传、表、志四个部分也有许多不同。比如本纪，原来只是记皇帝，但我们的纪叫通纪，用来记述整个历史，它的包容量大。此次的通纪是按照通史的写法，通史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认为二十四史的一大缺点，纪、传、表、志都是散开的，缺乏对整个朝代历史的概述。我们用通纪来贯串历史，这样就吸收了现代史书的优点，可以讲总的趋势，大的规律。有了通纪，就把原来散开的东西都贯穿起来了，通纪就是全书的纲，可以清晰地看出清朝300年的兴盛衰亡及历史规律。
记者：那么清朝历代皇帝的传记是怎么处理的呢？
戴逸：我们把皇帝的个人传记放在传记部分了。二十四史中，皇帝的本纪基本上是把这一朝的事都写进去，不是他个人的事，容量很大。而新修清史的皇帝传记就专门是他个人的传记了。
此次我们的传记编辑思想也有很大的改变。二十四史里的传记，记的都是帝王将相，即使中等以上的官员都立不上传；我们这个传记呢，分成正传和类传两类。类传里头都是普通老百姓、普通知识分子。
记者：什么样的人能入选呢？
戴逸：比如“样式雷”这样的家族，他们祖祖辈辈七代人为清朝效力，从康熙以后，设计、建造、修缮了故宫、承德避暑山庄、东陵西陵、颐和园、沈阳故宫等今天的五个世界文化遗产，以及其他工程，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世家。再比如，乾隆60大寿时，带领徽班进京给乾隆祝寿的程长庚，以及传统京剧的许多代表人物，等等，都入选人物传，从前这些人都是不能立传的，这也许就是我们创新的地方。
记者：这次传记中一共写了多少人？
戴逸：现在正传是三千人，类传还没统计出来。类传比较短，史料很少，需要作者到民间去采访，我们专门有几个人在外面跑材料，都是清朝时期士、农、工、商等行业里边有名的人物。
“达到21世纪初的最高水平”
记者：人们很关心新修清史如何评价有争议的人物，比如说李鸿章，他是一个卖国贼吗？
戴逸：我们不会用“卖国贼”这种词语， 修史是作客观的记载，不会有长篇大论的评价，但在叙述里面包含着评价，我们力求把历史事实说清楚，说清他的历史作用就行了。
典志的创新不同，也许更加多些。二十四史里面的典志比较少，最多是《宋史》里面有18个志，清史稿16个志，我们有40个志，我们大大扩充了志的容量，为什么呢？因为志的内容是记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发展变迁的情形。清代社会面貌大大改变了，向近代社会过渡。比如人口志，4亿人口怎么增加的？分布状况如何？人口增长率何时最快？移民状况如何？等等，都有论述。明朝时还几乎没什么华侨，清朝开始有华侨，较早的华侨在18世纪到东南亚去，逐渐扩展到欧洲美洲全世界，现在全世界据说有五六千万吧。清朝华侨的情况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个情况，都在华侨志中记述了。
记者：史表的创新又有什么呢？
戴逸：从前的史表都是人的表，记比如说大学士多少人，六部尚书多少人。现在我们设立的表扩大了涉猎的范围，创设了事表，把大事列表说明。比如清朝当时有很多书院，这些书院都是什么名字，创始地点在哪儿，都有哪些人，什么时候关门等，我们就用表来记录。清朝晚期开始产生报刊，如雨后春笋，现在我们已经整理出了晚清1700多种报刊的表，它们的名字，什么时候创刊，谁创刊，一目了然。清朝的科举考试总共考了100多次。它每次都有两三百人中式，我们就查每次科举考试中式的人有谁，他的名字、籍贯、年龄，他父亲叫什么名字，他后来做官做到什么官阶，什么时候去世。这张表最难做，因为这里有两万七千人，要印书就要印四本，我们这么一套清史，光这张表就要印四本，果真放进去那真成清史的“大肚子”了。还没考虑好怎么处理。
记者：从学术水平和价值上看，新修的清史能否完全超越二十四史？
会议纪要怎么写范文【第五篇】
邹静之是影视界一棵摇钱树，不论《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还是《五月槐花香》，在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乐子的同时，也让投资方赚得盆满钵满。
邹静之没有一点架子，个子不伟岸，肤色不性感，眼睛虽小，若电―其实，邹静之本身就是电，是那种直流电，跟你掏心窝子，人好，文好，脾气好，可谓文娱界的“三好生”。有人说他是继老舍之后又一个全能选手―能诗会文，偶然“触电”（接触电视剧），火得一塌糊涂，玩话剧，弄歌剧，小说、散文、诗歌更是手到擒来。邹静之下过乡，插过队，曾是手艺人，会泥工、瓦工，曾苦练8年小提琴，文学界著名男高音，一嗓子可以吼到高音C……
采访邹静之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提前2个小时抵达，邹静之刚从创作室出来，脸上泛着写作带来的兴奋与疲惫。这些年来，他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写上2个小时，仿佛康德每天散步，小城哥尼斯堡的居民都可以对家里的钟表了。那天，邹静之给我的印象仿佛一位铁匠，刚从铺子里出来，窗外偶尔响起的爆竹声，仿佛是他把一块刚打出来的铁“呼”一下扔水里。说邹静之是铁匠，并非空穴来风，是他一手打造了王刚、张国立、张铁林这荧屏“铁三角”。当然，《铁齿铜牙纪晓岚》也让邹静之火遍大江南北，至于说邹静之是金牌编剧，是棵摇钱树，每个剧本的收视率与回报率都是如山“铁证”。在稿纸的荒原上，邹静之的圆珠笔仿佛钻头，打出了影视界一个又一个大油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邹静之，影视界的铁人也。
左手抒情，右手叙事
《中关村》：见到你总要提到《康熙微服私访记》，怎么会从诗歌转向电视剧？
邹静之：说来话长。我最早走上文坛是一个很小的小说，发在《北京晚报》上，这是我的处女作。接下来，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写诗歌了，对诗歌的热爱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愉快的（事）还是看诗歌。写诗大概十多年，之后在《诗刊》当编辑，后来写随笔、小说，再后来就开始写影视剧本，最早播出的是《康熙微服私访记》。
《中关村》：你是1994年开始“触电”（接触电视剧），现在从电视剧转向了舞台剧？
邹静之：对。从1994年的《琉璃厂传奇》开始，2003年“非典”以后就不怎么写电视剧了，改写舞台剧。
《中关村》：你的话剧《我爱桃花》在“非典”期间，连续演出了一百场，后来又去日本、意大利演出。这几年你又“炮制”了话剧《HI可爱》《莲花》《操场》，歌剧《夜宴》《西施》以及京剧《新白蛇传》等，你如此迷恋舞台剧，可谓“舞”林高手。
邹静之：我原来有一个想法，想不断地靠改变文体来增加写作的新鲜感。现在我觉得不仅仅是这样的，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能写诗歌也能写电视剧、歌剧，很多人不一定能兼顾。
《中关村》：从雅到俗？或者说大俗就是大雅？
邹静之：不是。有的人不屑于叙述，对情节特别抵触，或者是认为它不高级。但是我呢，抒情与叙事都各得其所、各得其乐……我看过老舍写的小说，也看过他写的戏剧，甚至看过他写的大鼓词，突然明白我为什么就能写舞台剧，是得益于既写过纯文学又写过影视剧等“俗文学”，再来写舞台剧就得心应手、水到渠成了。
《操场》：我有痛苦招不得
《中关村》：你和作家刘恒、编剧方方成立了一个龙马社，你和刘恒任社长，“下海”了？
邹静之：不能这么说，成立龙马社无非是三个热爱戏剧的人，像三块砖头，搭建了一个场子。
《中关村》：龙马社第一次上活儿就是你的《操场》，你对《操场》似乎情有独钟，你在剧中借主角老迟之口演绎甚至质疑痛苦，强调痛苦的质量问题。
邹静之：对，痛苦一定要有质量，但我尊重痛苦。
《中关村》：你早已大红大紫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痛苦”？
邹静之：其实我说的痛苦并不是世俗所谓的那种痛苦。比如说这世界越来越缺水，我痛苦；婴儿在医院里被抱错了，我痛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打仗我也痛苦；一个人被误诊为癌症，从此一生的命运都因为这个错误而改变我也痛苦，又或者是前一段时期沸沸扬扬的三聚氰胺事件，我痛苦。甚至看到一些罪犯的眼泪，也让我痛之苦之。还有一个痛苦就是，我个人老觉得我无法准确地表达自己。我总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来没有让人正确地认识过，但我又表达不出来。比如说我刚说了的这段话，在我看来也是不准确的。这么说吧，痛苦是人心中的光亮，可贵的光亮。
《中关村》：李贺诗云“我有迷魂招不得”，你是“我有痛苦招不得”。除了你所说的“痛苦”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让你产生写《操场》的冲动呢？
邹静之：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怀疑与批判。
《中关村》：怎么讲？
邹静之：我在念小学的时候看托尔斯泰的《复活》，故事里玛斯洛娃被聂赫留朵夫始乱终弃，它跟很多中国的始乱终弃的故事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知识分子在忏悔。聂赫留朵夫明着是救赎玛斯洛娃，其实是在救赎自己。托尔斯泰在批判着自己。我在少年时读阿Q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初读觉得写得非常好，但后来就不明白什么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其”字，好像自己被撇清了，谁给了一个人在空中指点江山的神的位置呢？你有没有对自己哀过、怒过？为什么知识分子会有这样不同的姿态和位置来面世？好像我在说另一个问题，其实不然，你受过教育，但不能表明你就是真理的化身。这种知识分子的凌驾之感一直都有，看看现在的那些明星学者吧。我曾跟朋友说过，《操场》里的人都是我，我做过不好的事，或者说我做过与我的精神追求不符的事，但是唯一对自己有信心的是我知道我有痛苦。我写《操场》可能主要还是批判自己。这是一种自我的挣扎。最初是我极力想要告诉别人我有痛苦，我极力想要告诉别人我不是你们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到了现在，这些东西可能反而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中关村》：那什么才重要？
邹静之：就是怎么才能用一部戏剧把想的表现出来，还是归到艺术上去了。不是想到掏心窝子就一切都解决了，你还要是艺术品。这就是为什么我老想永远把它改下去的原因。《操场》这个本子，4年来一直在修修改改，后来我突然就想用一生去修改这个话剧。
《中关村》：不演？
邹静之：不发表也不演，永远改下去。
《中关村》：这不成行为艺术了？
邹静之：如果我把现在的11部稿子罗列出来的话，这可能就是一个行为艺术，从第一稿到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操场》是我掏心窝子写的。
《中关村》：是不是想以这个名垂青史？
邹静之：名垂青史这种事我过了18岁就不想了。
圆珠笔写作：献给无限的少数人
《中关村》：你一直在用笔写作？
邹静之：对。和电脑相比，我对笔更有感觉。从甲骨文到金石文、毛笔、宋代活字印刷，到钢笔、圆珠笔，再到现在的这个键盘时代，书写工具的改变意味着速度越来越快，写出的东西也越来越不讲究了。鲁迅那一代都是用毛笔在写，我看过他的手稿，（20世纪）30年作速度就是不一样，因为他边写边蘸，有优美的停顿，有思考的节奏，所以他的文风是这样或者是那样。
《中关村》：以笔划分，你属于哪个时代？
邹静之：我属于圆珠笔时代。我写的大多数作品，现在从底稿看，除少部分是用钢笔之外，90％是用圆珠笔划拉出来的，我就不用蘸着写，可以一根一根把笔抛掉，所以写的速度和讲究的程度我认为就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文风好，跟古人就更没法比。
《中关村》：用圆珠笔，你最想写的是什么？
邹静之：我一直想写关于“北大荒”的长篇小说，我认为是压箱底的，现在抛出去的也许不是成色最好的，但我总觉得我箱子里有一大块宝石闪闪发光在等着我呢！但我又无端害怕，有一天打开箱子，变魔法似的，这块宝石倏地变石头子了。
《中关村》：怎么会这样？
邹静之：现在正处于信息泛滥的键盘时代，每个人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才能杀开一条血路，我得在成千上万的“战士”出位，我怎么才能博出位？原来的温良敦厚也好，讲究也好，细致也好，都没用，因为你要讲究你就被湮没了。这是我前一个阶段最痛苦的一件事。但是特别奇怪的是，最近看了大都市版的昆曲《西厢记》，让我如痴如醉……不仅仅是我，旁边的年轻人也如痴如醉。
《中关村》：《西厢记》给了你力量？
邹静之：或许吧，我突然又觉得原来的那种“害怕”太悲观了，担心也是多余的。我最近看了欧洲的两部电影，《革命之路》和《摔跤王》，按常理说是两部很闷的电影，但却非常打动我的心。
《中关村》：这种很闷的电影一般来说，是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的。
邹静之：对，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这话有意思。我原来的害怕可能源于我太功利了，或者说我写的东西太想让别人看了，至少是希望有人阅读。现在不了，至少放下了，借助别人的眼光去肯定或否定自己，那太不自信了。压箱底的东西只要我认为它是钻石，那它就是钻石。
《中关村》：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你现在越来越为自己的内心去写作了，不再为票房和收视率写了。
邹静之：不是。我现在越来越想写那种内心饱满，核桃仁一样满得不得了，砸开是一种惊喜的东西。
失败和不专业是两把梯子
《中关村》：《康熙微服私访记》还要往下续吗？
邹静之：如果可能的话，会续，因为这次已经续《铁齿铜牙纪晓岚》第四部了。
《中关村》：你有意把王刚、张铁林、张国立组合成“铁三角”？
邹静之：不能这么说，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人家离开你一样活，当然你离开他们也一样能写出东西，编剧和演员都非常重要。我们算相得益彰，他们喜欢我的剧本，我也喜欢他们的表演。
《中关村》：你现在是某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导师，你对考影视表演、做演员梦的学子们有何建议？
邹静之：我觉得考试仅仅是一条出路，我所认识的“铁三角”除张铁林外，王刚与张国立都不是影视学院毕业的。
《中关村》：你也不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邹静之：别说北大中文系，我都没学过编剧，我认识的很多编剧也都不是编剧科班出身的。侯宝林说过一句话，好演员是地里长出来的，他说的地就是撂地的地，就是打场的，郭德纲也是地里长出来的，好的“二人转”演员都是地里长出来的。
《中关村》：比如小沈阳？
邹静之：对，他们天天演出，接触观众。日本有一种教编剧的方式，就是天天让你抄好的剧本。
《中关村》：就像学书法临帖一样？
邹静之：对，就是变相临帖。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看到一部好的电影，你就口述，一边放一边口述，你口述个十部二十部就会写了。写剧本也不要怕失败，其实任何事情都不能怕失败，曾经碰到一个大学生，他说这一生对他最有帮助的就是他第一次考中央美院没有考上，但那一年对于他的一生来说是伟大的一年。你看看，人生是不是特别奇怪？失败和不专业是你通往理想殿堂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是助你成功的两把梯子。
《中关村》：失败和不专业？
邹静之：嗯，非专业，比如鲁迅是学医的，郭沫若也是学医的。老北京有一句话叫“不迷不成家”，迷就是自觉地学。
特别需要年轻人给我建议
《中关村》：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邹静之：我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建议，包括对我女儿。现在特别需要年轻人给我建议，我觉得自己落伍了。跟年轻人接触的时候，其实他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用功的时候非常用功，甚至让人感动。包括我的学生，我的女儿。我女儿写《福娃奥运漫游记》大概写了20多集，动不动写到深夜。他们和我这一代的区别或许就是，娱乐很重要，但娱乐里面的思想不重要。
《中关村》：思想不重要？
邹静之：对，他们或许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思想”那么大的事来折磨自己，也许他们将来看《操场》的时候，会觉得邹静之你把事情搞得太沉重了。他们甚至认为娱乐可以没有意义，这些我都理解，但是我还是喜欢你刚才提到的那句话，有些东西只能“献给无限的少数人”。现在的年轻人缺少我们原来那种深度的无聊。
《中关村》：深度的无聊？
邹静之：对，我在“”的时候真的是深度的无聊，没有书，没有广播，什么都没有。现在这些学生刚一难受或孤独，一上网就刷地解决了，很多人陪他聊天，如果不聊天，就一个人玩电子游戏，就解脱了，他们就快乐了。但我还是觉得没有我那时候的深度无聊好。那时我多会发呆呀，一个人，忘了天忘了地忘了自己，仿佛发呆是一种工作。
《中关村》：现在的年轻人不屑于发呆了。
邹静之：他们很忙，上厕所都是掐着时间去的。
《中关村》：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你是继老舍之后，涉猎文体最多且最善于驾驭的作家，甚至……
邹静之：我上网很少。老舍是山峰，咱们只是追随先贤。说到各种文体，我涉猎了那么多，是为了增加写作的新鲜感，好比你玩一种游戏，当你玩到头的时候再也不想玩了，而去找另一种东西，这可能就是增加难度，具体到戏剧、舞台剧，都是非常非常之难的。对于没有弄过的东西，我得弄一下试试。
《中关村》：那你有没有想过当导演来自我挑战，甚至自编自导自演？
邹静之：没有，写作上的文体转变，并不意味着我是那种原来是卖袜子的却心血来潮去研究航天飞机，我不是这种人。
《中关村》：其实你的生活经历非常的丰富，当过瓦工什么的，你还会鉴赏明清家具，要是搞那玩意儿，大概会挣不少银子。
邹静之：我不是为了挣钱，我喜欢写作。
《中关村》：如果真要搞了，可能也像写作一样有很多的烦恼。
邹静之：对，或许我骨子里有北京的“大爷情结”，大爷喜欢的东西不挣钱也要干，大爷不喜欢的东西挣钱也不干，不冤不乐。好多人问我，你写一集电视剧不比写话剧挣钱多啊？是的，但我喜欢，喜欢就做，比如，我吃饭不喜欢AA制，要么我请客，要么你请客。我不能忍受AA制，有时候看着那些出国的朋友，原来在北京还挺大爷的，出国回来后完全变成三孙子了，那种大爷的风范怎么突然没有了呢？所以我就特别不爱出国。
“潜规则”这词无聊
《中关村》：对影视界的潜规则怎么看？
邹静之：所有地方都有潜规则，或者说也许从古到今都有潜规则，“潜规则”这词无聊，至少我所接触的影视圈，比我原来接触过的所有的机构都要干净。
《中关村》：会不会是久居鲍鱼之肆而不闻其臭？
邹静之：哈哈，我就没有怎么接触过鲍鱼，我对鲍鱼这个东西很敏感。影视圈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地方，只要拍起戏来，人吃马喂几万块钱说扔就扔了，所以最大的问题是节省开支，赶进程，拍好戏，把戏卖出去，这是一个生产流程。而且这种生产流程比所有的流水线都要紧张，省一天就是十几万，风花雪月没有这个重要，所以说我更相信“潜规则”是一些局外人的臆造和臆想。或者说那些动不动就玩潜规则的人，严格来讲不是影视圈的主要人群。
《中关村》：你对贺岁片怎么看？
邹静之：贺岁片给我的感觉就是过年得包饺子。我不反对贺岁片，但我一直反对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写作，我一直在说好的作品要穿透时间，当然好的贺岁片可能也会穿透时间，但我不会为一个时间来写作，我也没有那种能力。
《中关村》：你有没有什么座右铭？
邹静之：我有一个时期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不冤不乐”。
《中关村》：不被冤枉就不乐？
邹静之：不是冤枉，“冤”是北京话，大概就是玩什么要喜欢，要尽兴，要玩出个真快乐、大自在。比如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要买这么多旧家具搁这儿，辛辛苦苦挣的钱买回来了，天天擦，为啥？大爷我喜欢。我原来见过一个开出租车的司机，绰号“的士顾”，就热爱交响乐，天天车不好好开，开车挣点钱就听交响乐了，为啥？大爷我喜欢。让人佩服得不行。他们知道生活的真谛，所有的生活都是为自己在活着。他的一分一秒都是他自己的，不像我那阵子，睁开眼，哗，欠人家5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