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政策论文【精彩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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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论文【第一篇】
摘要：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在不断提高自身物质文化生活的同时着眼于社会整体价值观的提升，母婴室作为社会对母亲关爱程度的集中体现，近期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焦点。公共政策是政府与社会共同的重要渠道，公共政策也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导向的重要作用，本文对母婴室这一新兴概念进行了定义，并且结合公共政策的相关作用和对南京市母婴室的调查情况，讨论了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母婴室的提供。最后以公共管理的视角对公共政策的制定给出了一点建议。
关键词：公共政策;母婴室;引导;不完全;公共物品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积极倡导人类共同体概念，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表明国家间的交流不断加深，各个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仅限于军事，经济等几个宏观层面。在微观方面的竞争也逐渐升级，比如城市间的竞争，其中就体现在城市公共领域的竞争。而城市在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孕妇群体在城市中虽然是一个比较小的受众群体，但是越来越受到重视，比如2015年再次引起舆论讨论的“地铁哺乳事件”使如何在城市开发中建设母婴室成为了摆在城市政府面前新的问题。
母婴室的供给是一个不断变化，连续不断的政策制定的过程，过程中各种要素联系密切，相互影响。首先母婴室的供给与所在城市的整体经济水平有关，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在城市的公共场所设立“母婴室”就成为一个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标准。并且，公民素质、人口与数量，生活水平以及道德等方面的要求共同推动“母婴室”成为城市的基本生活设施。表明人们对更高城市道德文明的追求。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如何引导母婴室的提供是本文主要讨论的方面。
二、南京市母婴室调查情况
笔者对南京市母婴室的情况做了问卷调查与访谈和实地调研，调查结果如下：走访了南京7个主要城区的25个公共场所，包括政府部门、商场、旅游空间、医院等，发现只有个区域内建有母婴室，并且主要集中在商业场所和交通枢纽。共发放10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0份，进行12次访谈。调查发现“有些商场内设施比较好，比如宜家每层都在卫生间旁设有一间独立的哺乳室，内设沙发、水池、架子、婴儿操作台等，还免费提供尿不湿和湿纸巾。”禄口国际机场的母婴室设施完备，但是有损坏。南京南站的母婴室名存实亡，成为保洁室。但是南京主要城区公共空间的母婴室建设数量相对较少，像夫子庙、中山陵、万达广场、新百商场、省人民医院等旅游空间、商业场所、医院等都没有单独的哺乳空间。调查发现，德基广场母婴室使用频率高，妇幼保健医院母婴室，比较简陋，仅仅设有座椅，但是有很多哺乳小知识。从调查问卷数据结果整理情况看，南京市民对南京市母婴室了解较少，但需求较大。南京市母婴室亟待建设与规范。
三、公共政策的起源及重要性
在人类社会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公共政策也经历了漫长的变化的过程。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的公权力始终在社会少数人手中，封建社会中，以国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掌握了社会的全部公共权力，并且为了自身利益制定相应的国家政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发动的资本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阶级政权。法治代替了天命人治。二战之后，随着社会公共事务数量和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社会基层复杂化，各种各样的社会公共问题的出现，政府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制定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就推动了学界和社会对公共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开始放弃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传统思维模式，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的重要手段。各国的实践表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越高，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越是明显，公共政策的影响就越大。
四、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
在现代社会中，公共政策是政府实现对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连接社会与政府的桥梁。政府通过全方面的公共政策，实现对社会全方位的管理与导向功能。公共政策的形式有很多，政府部门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以及条例和规章等等，都是公共政策的不同的存在形态。那么公共政策到底是什么，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
笔者认为，公共政策是像政府这样的权威职能机构，运用社会成员赋予其的权力来对社会进行管理的手段。例如引导市场经济行为和个人行为，以及以实现公平和效率为目的的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世界各国的经验表明，公共政策已经成为调控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关键性因素。
五、母婴室概念定义
母婴室作为近期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其概念定位国内学术界尚未给出明确定义，学者们也少有研究，笔者希望从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等的概念的对比，初步对母婴室进行定义。
母婴室作为政府针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婴幼儿专门开辟的使用设施，它具有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但不是针对所有社会成员，使用者也不是通过俱乐部形式组织起来的，又不同于准公共物品那样具有争夺和排斥性。笔者认为母婴室可以定义为“不完全公共物品”。即面向特定人群，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属于商品，不具备消费的争夺性和排斥性的一类公共设施。
笔者认为要想了解公共政策在母婴室提供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可以参考公共政策对城市公共物品提供的导向作用。因为母婴室作为“不完全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大部分特性。但是首先要了解为什么母婴室的提供需要公共政策起引导作用。
六、母婴室提供中公共政策干预的必要性
公共政策的主要功能有导向，调控与分配功能。市场经济无论在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公共物品的提供以及实现社会公平分配方面，都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也就是说，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单靠市场经济并不能履行所有的经济功能，如外部性问题导致的社会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或者说，没有政府，市场机制将无法有效地得以发挥。
母婴室提供是一种城市的公共物品的开发建设的过程，是社会的一种经济行为。当市场调节公共物品的供给无法满足公众的需要的时候，就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对市场加以引导。
七、结论
城市综合水平的提升，离不开政府对城市科学有效的管理。政府科学的公共政策的导向有利于城市价值的提升，尤其是对于城市布局和基础建设等一系列长远的公共政策。相应的，落后的，低水平的公共政策则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总而言之，公共政策深刻影响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政策要有科学性和预见性，现在制定公共政策来引导“母婴室“的供给，正迎合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需求和城市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梁爽.上海服务业区位选择中公共政策引导作用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
[2]涂晓芳.政府利益对政府行为的影响[J].中国行政管理.2002(10)：16-18
[3]涂晓芳.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共参与与分析[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1)：21-24
[4]涂晓芳.论城市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J].郑州大学学报，2001(6)：51-54
公共政策论文【第二篇】
浅谈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
摘要：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是一个复合性的话题。无论是对于政府、行政管理者、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个体、还是对于整个社会，乃至于公共政策本身，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民主监督
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理论知识论述。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定期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公家权利的机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其他国家机关，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
第二人民主权理论，人民主权理论体现出来的是理想主义的民主范式，但就是这种理想主义发挥着人类社会无法停止的形而上学的冲动，这也是人本性的理想倾向。
第三民主行政理论，我国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依法治国理念的牢固树立，公众的维权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地提高，民主和科学理念逐步深入公民意识，促进民主里也也逐渐成为共识。政府和智囊团也很重视民主行政中的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产物，民主行政在行政过程中体现行政权力因素以外，还应该体现行政权力对象的公民因素。
二、我国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以及困境
1.我国工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的几十年，政府对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做了积极的推动。本文指出了一下几点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
第一公民参与日益逐渐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公共管理理念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完善逐渐的符合时代的要求，我国社会的整体改革对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外还逐渐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主行政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建议制度等。同样政府也在公开公共行政活动包括机关工作，工作总结，行政人员管理和经费开支等情况，以确保政府的透明度和人民对政府行政活动的知情权。
第二公民参与制度的日益健全，宪法为重点的法律体系为公民参与合法行为提供了制度，规范的准则，不管是选举，党团，政治监督以及其他活动，都在法律和宪法或其他有关规范文件中得到确立。我国的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选举法，工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共事业捐赠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都有公民参与的相关内容。公民在法治基础上自主地参与公共政策活动，通过影响我国政府对权威性价值的分配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途径的多样化，我国对公民参与从宪法上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宪法对公民参政权的规定给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公共事务，公民自身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一方面是实现公民权力和义务，另一方面公民更愿意直接参与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事务的处理。
2.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的主要途径体现
公民参与的主要途径体现在一下几点：
第一，民主选举制度选举的基本特征是实现选举人的意志，从而实现公众的选举权。选举权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最基本政治权利。第二，信访制度我国国情的具体体现之一，人民群众通过写信渠道来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也是法律所赋予权力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同时信访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第三，参与政治团体活动参与政治团体活动是我国公民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方式。在我国，政治团体主要表现为各种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第三，听证会制度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第四，网络参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会的普遍也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
3.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社会都面临着很多不可预测的问题。公民参与在现实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参与方式也有众多的问题。以下是我国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参与方式单一，公民参与能力不足，政务信息不透明，公民组织不完善。
三、完善和丰富我国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相关对策
完善和丰富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渠道有完善公民组织，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参与意识，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完善参与方式单一和参与途径等几个方面。公民参与的深化和扩大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也避免不了大潮流。公民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进一步实现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而且是公共政策公平，公开，有效实现的现实意义。不过目前，由于制度设计，参与渠道，公民自己的参与能力和文化素质方面的因素无论是参与的深度，参与的范围或者参与的广度方面制约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的畅通，并且存在诸多问题。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制度，畅通参与的途径，提高公民的法制素养和文化素养，健全公民参与制度等一系列途径来完善并广泛的推行。
目前，我国而言民主是一个双剑刀。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推广民主还是存在诸多的复杂和困难。历史留下来的各种因素原因，我国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不能快速的变革。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也短时间内不能满足全体公民，因为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更是需要很长时间来完善它巩固它。因此，完善公民参与是一个循环的动态的过程。对此，我们必须得有理性的态度。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加快。公民参与制度也会不断成熟，稳步推进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马骏牛美丽著：公民参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
[2]蒲兴祖著：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黄建荣著：公共管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郭红玲著：公共政策学导论，西南交大出版社2007年版
公共政策论文【第三篇】
论文摘要 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统一于地方治理的实践中，因此，认识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一般来说，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相辅相成；其中，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地方立法的要求；同时，地方公共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方立法的不足，而地方立法亦能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精华，不断发展。
论文关键词地方治理地方立法地方公共政策
谈及地方公共政策时，从广义角度来讲，地方公共政策由两大方面组成：一方面，地方政府负有使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在本地区内得以贯彻执行的责任；另一方面，按照中国的现行体制，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有权制定本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决定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等重大事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从狭义角度来说，地方公共政策则严格限制在地方行政机关对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决定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事项的开展两大方面。因此，认识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关系其前提是明确地方公共政策的界限。
本文从地方公共政策的狭义外涵出发，将地方公共政策限定在地方行政权实施的内容内，来讨论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之关系。
一般来讲，《立法法》第63条第1款、第2款中确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明确了地方立法权的归属和行使的基本品格要求，即地方立法权属于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较大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所有。
因此，在厘清了地方立法权和地方公共政策权的归属后，所谓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关系，即主要表现为有地方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同相对应的人民政府之间在公共政策同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必须符合地方立法的要求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起源于政治活动，其本质是社会利益分配的手段，为的是消除利益全体在利益寻求、利益分配、利益实现等方面的矛盾状态；而地方立法则是对特定地区内长期形成的定型化的本地区内重要客观现象的确认和规范。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遵行地方立法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在推进法治化的过程中，“法律永远是主导力量……政策为法律服务，是辅助力量。”
地方公共政策是特定地区的人民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政治设计，具有时间上的特定性。因此，自然在稳定性和存续性上都逊于地方立法。在制定地方公共政策的时候，以地方立法为基本指针，注意研究地方立法的内容，保证地方公共政策符合地方立法的要求，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符合“法治精神”之要义。
美国法理学大师博登海默的理解：“公共政策这一术语，主要是指尚未被整合进法律中的政府政策和惯例。”因此，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严格遵行法治要求，做到合理性、合法性兼备。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在人民政府制定地方公共政策的时候，就必须仔细研究相关地方立法的具体内容和立法程序，保障地方公共政策与地方立法的统一性。可以说，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离不开地方立法的影响，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和重要保障。
二、地方公共政策能够弥补地方立法的不足
“我们对事实的相对无知，我们对目标的相对模糊”是人类，也是立法所不能摆脱的困境。可以说，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我们很难预知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利益冲突，也很难预知这些利益冲突可能发生的各种生活场景，以及在这些生活场景下会涉及哪些大小不等的价值目标。
进一步来说，地方立法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对特定地区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一种预测，而社会生活本身却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正如梅因所讲：“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势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人民幸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可以说，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便是以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为服务对象的。地方公共政策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现实需求，是打开立法与现实缺口的重要方式，通过及时性的地方公共政策的有效介入，弥补地方立法滞后性之不足，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三、地方立法需要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营养
地方立法是一种复杂的知识创造活动，需要经过提出法案、审议议案、表决议案和公布法案等非常复杂的程序，因此其修改也往往需要经过几乎同样的繁琐程序。因此，每一次地方立法活动，都是非常严肃的，同时也需要非常认真地研讨，并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营养，对那些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地方公共政策，也应当及时纳入地方立法的议事日程，仔细探讨，认真论证，对于那些确实符合本地区社会发展根本的地方公共政策应当采取合适的方式吸纳入地方立法中来，服务地方社会建设的大局。
地方立法需要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营养，不单单体现在地方立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相反，汲取营养的过程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地方立法机关对地方公共政策应该采取持续连贯的态度，关注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整个生命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判别地方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而选出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为相应的地方立法做好基础准备。
总之，地方立法同地方公共政策，二者相辅相成，是地方治理的统一体。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即其常务委员会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具体到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进行地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的地方人民政府，将地方立法同地方公共政策有机结合在一起，各司其职，担忧相互配合，在科学发展观的统一引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践行地方立法科学化，地方公共政策法治化而不断努力。
公共政策论文【第四篇】
摘要：社会政策转型是对社会转型的积极回应。基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维度可以构建出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的四阶段模型。其中，社会政策阶段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为源起，社会公共政策阶段起源于社会政策理念与质量的全面提升。社会政策转型原因有三点：社会问题倒逼顶层设计;城乡差距阻碍长远发展;生存需求转向发展需求。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表现为延续性、适度性和共享性。社会公共政策的转型特征从宏观层面体现为价值理念与行动体系协同转型，从微观层面体现为政策质量的全流程再造。中国依旧处于社会公共政策阶段，需要从以下四点继续夯实政策基础：政策理念上要主体多元，权责分明;政策方法上要积极防范，主动作为;政策内容上要适度普惠，突出重点;政策目标上要机会共享，立足发展。
关键词：政策转型;社会政策;社会公共政策;福利标准;统筹范围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20）05-0051-10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包含社会体制转变、社会结构转变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变三重含义[1]，由于社会转型具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变迁发展的特征，因此它和社会现代化是同义的[2]。
社会政策转型是对社会转型做出的积极回应。从社会转型与社会政策转型的双向互动视角出发，徐道隐提出中国社会政策面临着向规范转型、价值转型、制度转型和行动体系转型的四维视角[3]（）。李培林认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发展型社会政策与其对接[4]。王思斌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的新思路，提出了托底型社会政策概念[5]。托底与发展体现了社会政策理应具备的保基本与促长远的功能属性。从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会政策线性发展视角出发，王春光构建了基于权利和需要的二维分析框架，推演出从兜底保障到多元参与的社会政策阶段性演变逻辑，认为中国的社会政策刚刚迈过兜底保障和适度普惠阶段，正在向高级普惠阶段迈进[6]。李迎生从国家、市场角色变化的角度将我国社会政策发展演变分为“国家统揽型社会政策（1949-1978年）”“市场主导型社会政策（1979-2002年）”和“国家主导型社会政策（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7]（）。景天魁则认为中国社会政策自改革开放以来完成了从平均主义到差别主义再到发展与公正统一的理念转变[8]，但是他并不赞成以改革开放为界划分社会政策阶段，而是认为观察中国社会政策的成长要以其本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为标准，依此将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划分为依附于经济政策的社会政策阶段（1949-2002年）、与经济政策并立发展的社会政策阶段（2003-2020年后的某一时期）、社会政策处于主导地位的高级阶段[9]。王思斌也认为新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经历了1978年之前数量少、作用弱的无自性阶段，1978年到20世纪末的附属于经济政策的低自性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保基本民生福祉和制度化的中自性阶段[10]。以上关于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型研究基本遵循“国家-市场”的权力分配逻辑，认为社会政策是国家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整过程中的工具性产物。
以往研究将社会转型作为社会政策转型的时代背景具有一定合理性，因为社会转型是社会政策转型的必要前提，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社会环境的影响。但是问题在于社会政策是为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正、增进社会福利而制定的原则或方针，其存在是以独立的社会子系统为前提的，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是一个“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子系统，因此也不存在独立的社会政策理念。实际上，中国社会政策源起于1978年改革开放，此后一段时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政策阶段，随着2002年以来一系列体现新理念的政策出台，中国社会继而迈向社会公共政策阶段。笔者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首先构建起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四阶段模型，进而探究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发展的具体表现和转型原因，然后提出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与转型特征，最后对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提出了学理上的新要求。
二、中国社会政策转型：
模型建构与经验检视
（一）社会政策发展的四阶段模型
西方社会政策学家提出的社会政策类型学理论和公民权利理论，对解释社会政策发展演进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对划分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阶段也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构建社会政策类型学的最初尝试来自于威林斯基和莱博尔提出的“补缺-制度”模型。这一模型将社会政策分为补缺型和制度型两类[11]。补缺型社会政策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指导，奉行简单的、有限的国家责任说，当家庭、社会组织和市场功能不能满足最基本的公众需求时，社会政策才起到兜底作用。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可以被看作是补缺型社会政策的起源。制度型社会政策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指导，坚信国家负有为全体国民提供高水平社会福利的责任，国家应当在社会政策供给中扮演主要角色。1942年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可以被看作是制度型社会政策的起源，二战后普遍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是制度型社会政策的基本标志。蒂特马斯扩展了“补缺-制度”模型，将绩效型社会政策置于原有模型的中间位置[12]（），将个人工作表现等要素考虑进来，兼顾公平和效率，从而扩大了“补缺-制度”模型的解釋范围。中国社会政策产生较晚、发展较为滞后，但是同样经历了与西方类似的统筹范围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因此统筹范围可以作为衡量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学者仅将覆盖人群规模作为划分社会政策类型的依据，与此不同，笔者提出的统筹范围包括了三方面应有之义：一是是否具有排他性;二是是否实现了政策对象的城乡统筹;三是在何种层次上实现了城乡统筹。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统筹范围考虑到了中国城乡区隔的现实背景，能够更加本土化地描画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轨迹与转型特征。 不同于蒂特马斯等提出的社会政策类型学模型，马歇尔从公民权利的丰富过程入手提出了公民权三要素，即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13]。民事权利主要包括自由权、工作权等，这些权利是在18世纪创立的。以选举权为标志的政治权利集中出现在19世纪。公民于20世纪开始谋求涉及自身利益的社会权利，而保障公民的社会权利是福利国家的本质特征，也是西方国家在20世纪普遍步入福利国家的主要推动因素。西方福利国家的出现是公民权利在较长时期内逐渐发展完善的结果。因此，福利标准应当作为衡量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
基于以上社会政策类型学和公民权利的论述，笔者提炼出统筹范围和福利标准这两个维度，以此为标准，区分出了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四个阶段（参见表1）。
（二）社会政策转型的具体表现
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四阶段理想模型为进一步检视中国社会政策的转型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参考标准，是具体划分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发展阶段的重要工具。
1.社会政策：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为源起（1978-2002年）
蒂特马斯认为社会政策应当从影响公民实际福利的各种机制出发[14]（）。因此，凡是实现了社会福利功能的政策都可以被称为社会政策。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并产生了显著的减贫意义。据林毅夫测算，1978-1984年中国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归因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15]。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有亿人，1985年贫困人口下降到亿，这是中国减贫历史上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阶段[1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备社会政策的功能并达到了社会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社会政策阶段的真正开端。1994年1月，国务院公布施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规定五保供养的主要内容是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五保供养制度以低水平、保生存的标准使农村极端贫困现象得到根本缓解，但是统筹理念缺失，仅以消除农村地区极端贫弱现象为目标。
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五保”供养制度、扶贫攻坚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安排的综合效果来看，在1978-2002年的社会政策阶段，中国农村取得的减贫成绩是巨大的（参见表2）。
在城市，1997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1999年正式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截至2002年底，共有万城镇居民、819万户低保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月人均保障水平52元[17]（）。社会政策时期在城市建立的再就业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重保障网有效保证了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也标志着低水平兜底型的社会政策在城市全面铺开，但是这种屏蔽农村社会的政策同样表现出统筹理念的缺失。
2.社会公共政策：社会政策转型的必然选择（2002年至今）
2002年以来，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事业快速向前推进，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并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呈现出积极防范潜在社会风险、致力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显著特征，标志着我国正式迈向社会公共政策阶段。从覆盖人群和推进难度的差异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公共政策又具体表现出初级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正式启动。200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争取到2020年之前基本实现对农村适龄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城居保）也从2011年7月1日开始实施。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正式启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2007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启动城镇居民医保。2009年，新农合已经逐步完善，同时城镇居民医保全面覆盖城镇非职工人口。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的意见》，要求到2017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大病保险制度。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探索始于1994年，但是一直進展缓慢、效果微弱。2007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标志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经历13年的探索之后得以在全国推行。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发展做出了整体性安排。从政策性质来看，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城乡统筹发展体现了非排他属性和适度普惠原则，属于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的政策类型。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排他属性和兜底原则使其只能向高水平兜底方向发展。目前除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其他地区尚未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因此该制度属于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的政策类型。
除了农村低保制度，“精准扶贫”战略成为社会公共政策时期党和政府主动出击、精准发力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又一重要举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其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提出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组织农民、企业通过产业发展脱贫，增加贫困户稳定收入。同社会政策时期的扶贫计划相比，这一时期的扶贫政策更加强调目标的明确化、手段的综合化、方式的精细化，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更加凸显出立足长远发展的融合式扶贫理念，上述特征都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要求高度契合。 社会公共政策时期一系列立足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政策产生了显著效果。根据研究上通用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来衡量，2003-201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呈现出稳步下降趋势。这一时期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绝对增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同期水平。从相对值来看，2010年起，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一直高于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水平。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改善农民工生产生活条件，这标志着农民工政策导向发生根本转变。此后，国家密集出台了大量关乎农民工切身利益的政策规定，涉及工资待遇、工作环境、住房条件、女工童工保护、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险接续、随迁子女教育等全方位政策安排[18]（）。针对农民工群体出台的一揽子政策极大提高了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福利待遇，实现了农民工权益的城乡统筹发展，这突出体现了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应有的适度普惠特征。
下表呈现了基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维度组合下的社会政策发展阶段及其举例，其中，统筹范围这一维度被细化为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实现城乡统筹和城乡统筹层次三个具体标准（参见表3）。
（三）社会政策转型的背景原因
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外在表现为统筹范围和福利标准两个维度的动态调整，而更加深层次的转型原因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问题倒逼顶层设计。社会政策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社会问题，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各有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政策在理念和方法上也有所差异。改革开放之初，许多社会问题，如农村社会普遍贫穷和城市社会失业问题等，都具有明显的城乡分割和职业分异特点，社会政策也表现出碎片化、补救式特征。随着城乡之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资源流动化、权益分散化和身份模糊化趋势日益明显，原有的社会政策实施理念与方法不再适用于上述新问题、新形势，因此，具备整合式、精细化特征的社会公共政策成为解决这一时期社会问题的现实选择。社会政策转向社会公共政策正是社会问题转型倒逼顶层设计调整的具体表现。
第二，城乡差距阻碍长远发展。户籍制度对中国城乡社会发展带来的差异化影响是长期性的。改革开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趋向扩大化。以城乡居民收入比为例，1983年我国城乡居民名义收入比为，此后该数值呈整体上升趋势并在2002年达到[19]。迅速扩大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鸿沟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也将给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隐患。2002年以来，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以弥合城乡差距和促进统筹发展，这与主动防范潜在社会风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理念相吻合，成为破解城乡二元社会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第三，生存需求转向发展需求。由保障基本生存到促进长远发展不仅是公民个人生活目标的自然提升，也是政府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实践诠释。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普遍贫穷和失业的现实困境，保障公民基本生存和工作权益是首要政策目标，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承载了兜底补救功能。随着公民基本生存问题的根本解决和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公民追求生命价值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开始出现。国家也具备了进一步提高公民社会福利水平的经济实力，同时政府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完善，这为社会政策向社会公共政策转型带来了历史机遇，注重系统性和科学性的社会公共政策应运而生。
三、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与转型特征
（一）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
1.社会公共政策的内涵
从政策本质特征看，社会政策主要针对特定贫弱群体而非面向全体公民，具有排他属性;公共政策因其公共性而无差别地面向全体社会公民，具有非排他属性;社会公共政策则根据福利供给类型和政策对象规模的实际差异兼具排他性和非排他性，即选择性排他属性。从福利传导路径看，社会政策通过提高特定群体的个别福利水平促进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提升;公共政策致力于通过改善整体社会福利带动个人福利水平的相应提高;社会公共政策则通过适度提高福利标准和扩大统筹范围，逐步消灭绝对贫弱和缓解相对贫弱现象，最终提升全体公民的福利水平。从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看，社会政策主要提供补救性的物质福利，以低水平兜底为标准，强调城乡分治，缺乏统筹意识;公共政策主要提供宽领域和多层次的全面福利，以高级普惠为标准，实现了高层次的城乡统筹，覆盖全体公民;社会公共政策则寻求福利标准与统筹范围的动态平衡，通过统筹协调高水平兜底和适度普惠两大理念，实现福利标准由低到高和统筹范围由小到大的渐进发展。
通过对社会政策、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诸要素进行比较，笔者认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内涵可以这样界定：所謂社会公共政策，就是在中国社会完全消除绝对贫弱现象的基础上，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合理提高福利标准、逐步扩大统筹范围，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福利的国家政策。因此，社会公共政策具有延续性、适度性和共享性的特征。
2.社会公共政策的外延
通过进一步比较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与联系，可以廓清社会公共政策的概念边界，确定社会公共政策在中国社会政策发展连续谱上的合理位置。
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是由社会政策迈向社会公共政策的第一个阶段。不同于社会政策阶段福利标准低和统筹范围小的低水平兜底特征，社会公共政策初级阶段通过适当提高福利标准和实现低层次城乡统筹，将生活质量高于绝对贫弱状态但是又达不到社会平均生活标准的群体纳入政策扶助范围，在消除社会绝对贫弱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弱群体问题，并以根本缓解社会相对贫弱状态为目标。因此，初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依旧具有排他性，高水平兜底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
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在初级阶段已经有效缓解社会相对贫弱状态的基础上，通过退出机制逐渐淡化初级阶段的排他性特征，并进一步提高福利标准和促进更高层次的城乡统筹，最终实现全体国民共享社会福利。高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将不再具有社会屏蔽功能，而是面向全体公民，其福利标准高于初级阶段但是低于公共政策阶段，因此适度普惠是这一政策阶段的主要特征。高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虽然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城乡统筹，但是受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还无法达到公共政策阶段的全国统筹层次和高标准福利待遇，因此它和高级普惠的公共政策阶段也有明显不同。 （二）社会公共政策的转型特征
1.宏观层面：价值理念与行动体系协同转型
价值理念是社会政策的主心骨，关乎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目标能否实现。价值理念转型推动了中国社会政策向社会公共政策转型，主要体现在福利标准和统筹范围两个层面。在国家财力有限的社会政策阶段，国家制定较低的福利标准，充分发挥社会政策的排他性和社会屏蔽功能，以补救性和保生存作为救助原则并将解决绝对贫弱问题作为首要目标。此阶段，政策统筹理念缺失，城乡分治特征明显。随着国家经济能力提升和救助理念完善，低水平兜底的社会政策显然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目标相背离。这就要求国家通过适当提高福利标准和适度扩大统筹范围进一步缓解社会相对贫弱问题，社会公共政策成为社会政策发展的必然方向。初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旨在进一步提高社会相对贫弱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融合能力，缩小社会阶层发展差距，政策的排他属性依旧明显、屏蔽功能较为显著。随着统筹范围和福利标准的提高，社会相对贫弱群体已经具备了独立发展和社会融合能力，初级阶段的高水平兜底目标已经达成，受助群体应当通过科学合理的退出机制步入社会公共政策高级阶段，因此这一阶段的政策具有非排他属性。高级阶段的社会公共政策致力于向全体公民提供标准适度的社会福利，体现了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利于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中国由社会政策迈向社会公共政策的过程，实现了从低水平兜底到高水平兜底再到适度普惠的历史跨越，这和政策价值理念转型密不可分。
价值理念转型指出了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行动体系转型则为社会政策发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行动体系转型可从系统化和科学化两个方面予以理解。从系统化角度看，一是政策类型更加系统化。社会公共政策阶段制定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障网初步建成且越织越密。二是政策衔接更加系统化。社会公共政策具有城乡之间、群体之间和行业之间融合接洽的整合性特征。三是政策推进更加系统化。社会公共政策立足对象的长远发展，系统推进初级和高级阶段前后接续，以迈向公共政策阶段为最高目标。从科学化角度看，一是政策程序更加科学化。社会政策阶段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策略，中央负责决策，地方负责执行，决策和执行相互分离容易造成政策偏差和失灵。社会公共政策更加注重调研和试点，通过广泛征求政策对象和地方政府建议，扩大决策信息来源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政策议程。二是政策运行更加科学化。社会政策阶段对于政策对象的确定、准入和退出机制缺少科学界定标准，政策运行稍显随意。社会公共政策阶段对政策对象的资质认定和退出标准都有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并且它还建立了事后跟进机制，确保政策效果达到既定目标。三是政策手段更加科学化。社会政策时期由于技术限制，福利供给形式和内容十分有限。社会公共政策时期可以广泛借助信息网络、社会组织、社会企业等资源丰富福利供给形式和内容，依托多元化手段提高政策效率和效果。行动体系的系统化和科学化转型有效保障了社会政策稳步迈向社会公共政策阶段。
2.微观层面：政策质量的全流程再造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可以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和政策效果等全流程角度对社会政策和社会公共政策两个发展阶段进行系统、全面地比较，借此凸显出社会公共政策质量的全面提升（参见表4）。
第一，政策制定阶段比较。从政策动力来看，社会政策的制定明显表现为被动应对。而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出台，多为政府主动出击、积极防范的结果。比如，面对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就业的事实，国务院联合多部委及时、密集出台大量政策，用以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这些政策涵盖了工资、住房、子女教育等各个方面，确保了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从政策自性度来看，社会政策的自性度普遍较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策多以经济政策的形式出现，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较差。而社会公共政策都是为直接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制定实施，不依附于任何经济政策，能够独立实现社会公共政策预期效果，独立性和纯粹性更为突出，自性度更高。
第二，政策实施阶段比较。从政策重点来看，社会政策属于需求应对式的政策类型，社会政策议程由基层向高层传递，再由高层筛选出最迫切的需求予以解决，政府承担的是需求满足者的角色。而在社会公共政策中，政府是政策过程的主导者，它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调研，主动发掘政策对象实际或潜在需求，预先制定配套政策并主动供给，积极迎合居民多样化的合理诉求，扮演了需求发掘者的角色。从政策实施方式来看，社会政策是粗放式的，一项政策往往覆盖多个领域并企图达到多种目标，而且配套政策较少，跨部门协调合作意识较弱。社会公共政策更为精细且聚焦，例如，它会针对老年、病患、贫穷等不同社会群体或社会问题分别制定个性化的措施。政策主管部门更为明确，政策实施中各部门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政策对象更为精准化，政策目标更为明确化，政策效果更为可视化。除此之外，社会公共政策通过评估、反馈等政策矫正机制使得整个政策周期更为紧凑科学，达成的最终效果也往往超出预期目标。
第三，政策效果阶段比较。从政策视域来看，社会政策实施的最重要社会结构背景是城乡二元体制，该体制造成的城乡二元身份制进一步强化了政策视域的区隔效果。社会公共政策时期，国家主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注重机会公平和发展能力建设并主动打破城乡壁垒，通过部门权力重组、利益协调、提高统筹层次等政策措施力促城乡社会融合发展。从政策取向来看，社会政策以解决实际存在的贫困问题为政策目标，而社会公共政策以促进社会融合发展为目标。其中，社会保险的城乡统筹有助于实现普遍意义上的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除此之外，一些政策（如农民工政策）致力于培育人力资本、增加发展机会、共享社会福利，它们体现了社会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达到了消除城乡隔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效果。
通过对两个政策发展阶段进行宏观和微观比较，我们发现，社会公共政策无论从价值理念上还是实际效果上都比社会政策更加进步。应当指出，当前中国依旧处于社会公共政策阶段，社会公共政策的工具效果依旧明显，发展潜力依旧巨大，社会转型发展的新时期依旧需要社会公共政策继续为中国社会行稳致远保驾护航，而且新时期对社会公共政策如何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新要求。
四、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要求
（一）政策理念：主体多元，权责分明
综观福利国家转型经验，政府摆脱大包大揽的福利供给制度以鼓励福利供给社会化，既极大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又避免了“养懒汉”等不良后果。国家通过完善就业培训制度来提高公民人力资本、激发公民发展的内生动力，反而促进了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共赢。社会公共政策理应坚持主体多元、权责分明的理念，既要切实履行政府职责，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在解决就业、养老、扶贫等重点难点问题中的主心骨作用，又要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政策议程。例如，扶贫领域要发动多元主体参与，既要完善配套激励政策，促进资本、技术、人力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同时也要发动专业社会组织扎根基层，传播专业知识，培育贫困人口专业技能，增强贫弱群体文化资本和自主脱贫能力。致力于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社会公共政策不再仅仅依靠政府唱独角戏就能达成既定政策目标，而是需要在政府的统筹协调下，将政策环境之中的所有相关主体汇聚起来，使他们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精准发力解决社会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二）政策方法：积极防范，主动作为
贝克创造性地预言后现代社会将是一个风险社会[20]。不管社会公共政策阶段是否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贝克的预言始终提醒我们对社会问题的总体把握与精确预判应当成为社会公共政策的重要方法特征。社会公共政策应当体现政策制定者的高超预判能力和果断执行力。2003年“孙志刚事件”促使政府反思已有的城市流浪人员收容遣送政策，并及时以救助管理新规定替代之。这一事件同时促使政府出台了保障农民工迁徙就业等合法权益的新规定，并对农民工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一系列潜在需求进行了精准预判和切实保护，将可能发生的其他不稳定因素及时排解消除。社会公共政策应当发挥纠偏补弊的功能，及时关照到市场、家庭等制度缺位或失灵的领域。政策制定主体既要有防微杜渐的意识又要有体察风吹草动的本领，同时，政策执行过程要真正解决社会潜在风险、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这对政策制定和执行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政策内容：适度普惠，突出重点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不断向社会领域溢出，人民群众也不仅仅满足于温饱的基本需要，而是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应当在一些重点领域实施适度普惠型的社会公共政策。适度普惠原则首先应当覆盖城乡全体居民，其次不是无限地提高标准，而是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既要考虑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又要兼顾代际公平问题，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重点是在城乡统筹和效果落实上下功夫。突出重点原则要求社会公共政策不能仿效斯堪的纳维亚模式那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而是要重點做好养老、医疗、低保等几个重点领域。应当指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积弊已久，社会公共政策实施近二十年来依旧没有完全打破这一制度壁垒。因此，率先在以上几个重点领域推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难度已然不小，特别是对于统一城乡低保制度来说，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线提高到当地城区的水平，这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没有明显增加且中央转移支付相对有限的前提下是不容易实现的。突出重点就是要求社会公共政策优先解决最迫切的、直接关乎居民生活待遇的问题，当这些问题不再成为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突出困境时，再将政策重点扩大到其他领域，这才是稳步推进政策内容落实的上策。
（四）政策目标：机会共享，立足发展
阿马蒂亚·森把发展看作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而自由涉及在给定的个人与社会境况下所享有的机会[21]。因此，评判一个社会真正进步的标准理应包括公民所拥有的机会增加的程度，这也应当成为社会公共政策的发展要求。在社会公共政策阶段，国家应当保证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机会，保证居民发展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应当把保障发展机会作为调节社会流动、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的工具来灵活使用。以自由看待发展，那么机会自由就是获得发展的必要条件。这种通过分享机会实现社会发展的政策目标类似于吉登斯所说的社会投资国家概念，他在指出西方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时特别强调，第三条道路应当秉持福利多元主义，政府应当通过继续教育、技能培训等方式投资人力资本，通过建设社会投资国家而不是福利国家来增加每一个公民的实际能力[22]。梅志里认为可通过政府统一计划、平等主义路径、基本需求战略和可持续发展等来构筑社会福利的发展视角[23]。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和社会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相契合，这说明实现机会平等、立足长远发展的政策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追求。西方福利国家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道路后开始向第三条道路寻求平衡，我国在社会公共政策阶段更应当坚持制度自信，基于本国国情走好既定发展道路，借鉴福利国家社会政策转型经验并创造性地将其吸收进来，使其为我所用。我们只要坚持机会共享、立足发展的政策目标不动摇，就一定能够走稳走好社会公共政策阶段，为将来迈向高级普惠的公共政策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J].江苏社会科学，2002，6.
[2]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J].中国社会科学，2009，2.
[3]徐道隐.迈向发展型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转型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4]李培林，王思斌，梁祖彬，等.构建中国发展型的社会政策——“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政策”笔谈[J].中国社会科学，2004，6.
[5]王思斌.积极托底的社会政策及其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7，6.
[6]王春光.中国社会政策阶段性演变逻辑[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3.
[7]李迎生，等.中国社会政策的改革与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8]景天魁.引致和諧的社会政策——中国社会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探索与争鸣，2008，10.
[9]景天魁.论中国社会政策成长的阶段[J].江淮论坛，2010，4.
[10]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自性”特征与发展[J].社会学研究，2019，4.
[11]，[M].NewYork：RussellSageFoundation，1958.
[12][英]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M].江绍康.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13][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0.
[14][M].London：AllenandUnwin，1976.
[15]施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创新及其绩效表现[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4，3.
[16]李小云，徐进，于乐荣.中国减贫四十年：基于历史与社会学的尝试性解释[J].社会学研究，2018，6.
[17]宋学勤.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社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8.
[18]张汝立，等.中国城市贫弱群体政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9]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2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1][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2][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郑戈.北京：三联书店，2000.
[23]：TheDevelopmentalPerspectiveinSocialWelfare[M].California：SagePublication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