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心得【精彩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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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原因【第一篇】

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品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作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品质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论文【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创立的理论体系，主要以唯物主义角度编写而成，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成果，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在革命和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它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以改造现实为己任的一种思想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必须要与实际相结合，要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不断变化，才能发挥其威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但它只是提供了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要想让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发挥作用，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并灵活掌握和运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过程，就是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换句话说，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让其在中国发挥真正的引领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意义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

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拥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能建立起繁荣富强的国家，通过实践证明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发现适应于不同时期中国发展的正确道路，才能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成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在这一精神支柱的引领下统一思想、凝心聚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断奋斗。

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倡导下，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结合实际，在长期实践积累的条件下，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相结合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延伸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科学体系，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但由于当时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封建思想仍然在社会中处于主流地位，深深的渗入到了民族文化中，而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封建思想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都很激进，但是他们磨灭不掉封建道德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产生了一定阻碍。党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但是这一思想武器并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面临的问题，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才真正被认识到。

1、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这一重要问题，但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面对中国革命大起大落的复杂形势，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首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所证明的关于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总结。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个人崇拜和思想固化，重新确立了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并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转移，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发展时期；同时在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时代的国内外形势和面临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变化和新要求，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继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共会议上，我党提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我党历史上第三次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新时期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宝贵的精神财富。

结语

马克思中国化的每个重大理论成果的取得都体现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为此，我国应该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指导，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现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论文：《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及其历史启示》【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回答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必须循着其酝酿、萌芽、发展和提出的脉络，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现场，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基础、国际背景、社会思想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因素

纵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发展和提出无不与“中国问题”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中国问题”包括：一是宏观层面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前提；二是中观层面的中国革命道路探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发展的历史际遇；三是微观层面的制定和贯彻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的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茧而出的直接因素。

1救亡图存的“中国问题”。20世纪前半叶，近代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在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外无主权，内无民主。“中国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救亡图存、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正是为解答这一“中国问题”，许多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求索，各种主义与思潮相互激荡，最终马克思主义以其真理魅力成为中国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2探明中国革命具体道路的“中国问题”。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第二层次性“中国问题”，又为其缘起提供了萌芽与发展的深厚土壤。在革命初期实践中，党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左”倾和右倾错误路线，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坚信“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1]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一步。不同的政治路线带来的革命结果显而易见，但是甚至遵义会议后，部分中央领导人还坚持认为党的思想路线并不存在原则性错误，仅仅是策略上的失误。这就使得从思想原则的高度讨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道路，显得十分必要。

3认清抗日战争形势和策略的“中国问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救亡上升为最突出的“中国问题”。国内出现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等错误论调。“速胜论”认为抗日战争在国际盟国的帮助下会迅速取得胜利，易产生轻敌心理。“亡国论”认为中国军事实力弱，会迅速灭亡，易产生投降心理。两种观点对中国抗战形势的认识都是偏颇的，对抗战百害而无一利。与此同时，党内出现了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活动公开化，对国民党的干涉、排挤甚至迫害政策一味迁就退让，少数人以任国民政府官员为荣等右倾错误思想。在救亡图存历史紧迫感空前突出之时，迫切地需要提出正确的思想方法和路线，正确地分析抗战形势，制定正确的抗战方针。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现实需要，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理论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自建党伊始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将其视为理论与方法统一的世界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将其作为观察和改造国家的工具”，[2]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其中一些理论探索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因子，为此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理论准备。

一是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聚焦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历经了由不明确到逐渐明确，由分歧到逐步统一的过程。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可以依靠无产阶级独立完成，提出“独立的、攻击(其他政党)的政策”。在三大宣言中指出，“国民党更应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表明党内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出现了动摇。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不仅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而且回答了争取和实现路径。他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3]

二是初步探索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对象、动力、性质、前途的理论探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一方面，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蕴含着立足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维逻辑；另一方面，探索中得出的真知灼见则直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理论成果提供直接的理论资源。

三是初步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中国共产党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依据。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阐释与宣传，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传统中国文化创造性结合，展示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汲取与创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 　　四是初步确立了正确的理论态度。早期共产党人注重探索如何对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提出反对教条式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瞿秋白提出“革命的理论永远不能与革命的实践相离”，[4]李达也提出“缺乏独立见解的、足以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态度，是与生气勃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根本抵触的”。[5]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明确提出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党的早期领导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为后继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表率，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社会文化氛围

在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下，各种社会思潮异常活跃，理论论争迭起。特别是“中国化”思潮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作了直接的思想理论准备。

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社会文化底蕴和有益的思想氛围。中国化思潮是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民族文化同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关系的思考。它在文化界兴起，逐渐扩展到历史、科技、哲学领域，形成中国化的学术热潮。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化思潮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化思潮由学术向政治实践的扩展，对其提出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一是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1920年后，中国化思潮蓬勃发展，社会各界都表达了“中国化”的主张，形成了广泛社会共识。教育界，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提出：中国教育要想更有效率就必须中国化。[6]文化界，从先贤指出“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中国化”。[6]420陈唯实、张申府等先后提出“科学中国化”“辩证法之实用化与中国化”。艾思奇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6]387陈序经、瞿秋白、孙本文等人也都曾公开使用过“中国化”的说法。[8]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

二是中国化思潮中蕴含着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逻辑。很多中国化主张都表达了外来思想要同中国情况相结合的观点。庄泽宣指出：中国教育多为舶来品，故不符合中国实际，“要把新教育中国化”。胡绳在《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中说：“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这应该是所谓‘中国化’的意义的另一面。”[9]以上这些主张虽没明确提出“中国化”内涵，但明确提出要立足中国的特殊性与时代性，已涉及其本质内涵，为其提出提供了借鉴。

三是提出注重民族形式，将民族文化同外来思想文化相融合的观点。艾思奇在《关于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中指出：其前提是精通马克思主义，同时“第一要能控制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熟悉其表现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战实践的经验与教训”。[6]420这些中国化思潮，无论是从兴起的本质还是具体表达上，都体现了注重民族形式、民族特点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中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提供直接的借鉴与参考。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国际背景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与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大致经历了一个“两头好、中间差”的流变过程。在这一过程的中间阶段，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顾中国革命实际，通过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强推苏联经验，实行严密而僵化的组织控制和思想禁锢。这些做法不仅没有使中国共产党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反而使全党陷入了严重的实践和理论危机。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通过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建党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推进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进程，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提供了前提。特别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实现从国民革命向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向抗日战争两次路线的转变，启发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认识，即革命重心和策略应随着革命形势、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出于对建设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主义联盟的考虑，不仅联共(布)调整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也调整了领导方式，开始鼓励各国共产党独立决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提供了组织保障、外部环境条件和支撑。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过程是中国革命实践史、思想史、学术史的交织与互动，回顾其波澜壮阔的历程，可以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一)树立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

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只有深入时代深处，揭示时代问题，才能把握时代逻辑，最终解答时代问题。纵观波澜壮阔的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发展和提出无不与“中国问题”息息相关。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问题”体现为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思想武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的历史前提；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救国救亡的真理之后，中国问题演变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发展的历史际遇；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统一抗战思想、制定正确战略的现实需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破茧而出。

不仅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时期，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也一直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条件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在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中国问题”过程中，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论，最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全新阶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党中央正是抓住了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升执政能力这一“中国问题”，从而成功地将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21世纪，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问题”，主要表征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日趋突出。

中国共产党人着力解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提出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十八大以来，抓住党风廉政建设、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中国问题”，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进而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阔步前行。 　　三是推进智库产业化发展，实现智库平衡发展。建立智库产业化发展战略，形成产业格局和产业规模效应，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智力支撑。建立智库发展专项基金，强化基金对智库资金支持，为第三方智库提供更多的资金扶持，鼓励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办智库多头并举、公平竞争。构建智库发展交流合作平台，包括课题开展、调研合作，探索人才轮岗交流机制。制定专业化、制度化、标准化的智库评价机制，引导智库产业化、高水平合理健康有序发展。

三、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想方法、思想源泉。其缘起于1921-1945年的中国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的追求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国内因素与国际影响、政治发展与学术思潮推动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缘起，可以得到许多启示：要有强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只有以问题为主导，才能有针对性地推进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更要真用会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要实现学术层面与政治层面的互动，形成社会共识与社会合力推进理论与实践。过去，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思想方法，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就；今后，仍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缘起研究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术界需全面地立体地考察、分析1921-1945年的历史，包括实践史、思想史、学术史，要有敏锐的眼光和深邃的洞察力来透视复杂的历史，将前人的智慧凝炼成深刻的思想，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

总结与展望【第四篇】

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来，我们党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把握时代脉搏与特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实践，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富有科学性、系统性又具有显著的本土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具有强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如我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本土性特征的具体显现。

在人类社会迈入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世纪之际，中国共产党将继续认真学习、全面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并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进行反思，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第五篇】

众所周知，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艰辛探索。

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也在讲话中运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