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优推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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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一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六十华诞。在这一个甲子的历程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化中期国家，人民生活从贫困迈向总体小康，教科文卫等各项事业迎来了大发展、大跨越。中央新闻单位从8月9日起联合推出“经典中国·辉煌60年”专栏，分经济发展成就、新农村建设、工业化信息化等24个专题，系统展示新中国60年的伟大成就。
在世界经济深陷衰退中，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引人注目的增长速度——%。
“这就使它成为世界经济十强中唯一在最近几个月里恢复强劲增长的国家。许多分析家认为中国可以帮助带动世界其他国家走出低谷。”美联社这样评论道。
从满目疮痍、积贫积弱到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人民生活迈向总体小康，从封闭半封闭到直接关系全球经济复苏……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惊人跨越。
告别贫穷 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今年80岁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1952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坐上北上的列车，投身热火朝天的新中国工业建设。他参加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选址和验收工作。在长春郊外伪满陆军医院的废墟和荒地上，只用了3年时间，一座“汽车城”神奇般崛起，解放牌4吨载重汽车驶出生产线，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富拉尔重机厂、哈尔滨汽轮机厂、沈阳重机厂、大连造船厂……他眼见着一个个重工业企业拔地而起。
“解放前我们只能制造一些轻工日用品，装备制造业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个万吨水压机……每一个前进步伐，当时都让人们激动自豪。”高尚全说，特别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成就举世公认。
国富民强——曾经是百年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追求、奉献乃至牺牲的理想。今天，这一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回想新中国成立前，在世界经济“俱乐部”中，几乎听不见中国的声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生产倒退、交通破坏、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端贫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经济状况。
“扣除价格因素后，我们现在5天创造的财富量，就相当于1952年时全年创造的财富量。”经手无数笔数据、核算中国经济“总账”的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说。
一组数字标志着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倍，人均超过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伟大跨越。
洋油、洋火、洋钉、洋布，这些名称曾经深深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了以重工业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方针，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目前，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部门中国都有，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断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须碰到的第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只有亿吨。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亿吨，粮食自给率高达95%。
经过60年的努力，神州大地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曾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奇诗篇。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309米巍巍大坝横江而起。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路长度增长约38倍，铁路增长约3倍，民航里程增长200多倍。
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从1949年的一成提升到现在的近五成，城市的数量增长了6倍。地铁、高架桥、购物中心、体育馆、游乐场……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同时，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城市开始反哺农村，新农村建设稳步推进。
经过60年的努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在江苏省赣榆县做统计工作的王卫国是国庆10周年时出生的，他以一个统计人的细致记录了他家庭的变化：
“1959年我出生时全家住在祖辈留下的有上百年历史的三间土坯茅草房里，2003年我个人购买了11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
“从记事开始一日三餐的主食是山芋干磨成面糊后烙成的煎饼就着咸菜，如今鸡鸭鱼肉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杂粮土菜成为保健食品”;
“上初中时春秋天穿同一件衣服，冬天棉裤棉袄是没的换洗的，如今大家的穿着打扮开始注重新、奇、特、靓了”;
……
王卫国一家的变迁只是亿万中国人生活变迁的缩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存款增长约1万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约150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约100倍，汽车也开始步入百姓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惊人跨越，还体现在亿万民众财富观念的变化。
今年60岁的倪志兵早年在读《子夜》时知道了资本和股票，当时认为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今，倪志兵成为中国股民中的一员，他有两个愿望，一是让自己的炒股资金增加，一是出版自己的《股海日记》。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我们曾经走过弯路，我们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还排在世界100名之后。我们的很多位居世界前列的统计数字用13亿人一除，依然比较落后，这是基本国情。
打破封闭 经济发展空间不断扩大
人称“欢叔”的香港南北行公所理事长、远大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欢是一位铁杆“老广交”，1957年他就参加了第一届春季“广交会”。“展览场地在中苏友好大厦，只有纺织品和土特产两座馆，展示的商品大概有1万多件吧。”“欢叔”曾经回忆。
可就是这样一届小型物资出口交流会，却成为新中国成立8年后与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的第一个直接通道，并且在很长时间是唯一通道。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全方位封锁，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只有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此后的中苏交恶，迫使中国更加封闭。
当时，我国建设急需的橡胶、化肥、钢材、机械等大量物质和设备需要进口，但进口渠道很少，外汇更是缺乏。国内的产品只有少量出口，几乎全部要靠国内市场“消化”，同时来自外部的资金、技术、人才和资源几乎为零。
“这样极端局促的发展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上世纪50年代就来华做生意的新西兰商人潘西佛曾经回忆，“那时，新西兰急切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无疑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此，中国经济的大门毅然决然地向世界敞开，中国也从此逐步迈入世界大市场。
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中国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局面，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阔的发展空间展现在人们面前。
上世纪60年代广东省澄海人已经开始做玩具，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作坊，小喇叭、塑料鸭子……做一件只挣几分钱。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年产值160亿元。
“对外开放为我们打开了外面的市场，带来国际市场的信息，玩具产业在近20年来发展得特别快。”澄海玩具协会会长郭卓才说，澄海玩具产品70%以上出口，产品已经销售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60年来，中国冲破了国内市场、资金、资源的限制，经济发展的舞台空前宽广：
1950年，中国外贸出口额只有亿美元，且80%出口到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近60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2600倍，“中国制造”遍及世界。
“一五”期间，中国依靠前苏联19亿美元低息贷款，建设了156个重点项目。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第二大国家。
“1984年，我为了技术合作到德国去。晚上是当地节日，放焰火。陪同的德国老板指着焰火说：‘这是从你们国家进口的。’他没有伤害我的意思，我的心却在流血。难道我们就永远只靠祖宗的四大发明混日子吗?”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说。
1992年，“琴岛海尔”冰箱摆进德国超市。2008年，海尔集团实现全球营业额1220亿元，其利润增幅超过收入增幅的2倍。
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的《世界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世界》一文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外开放，让世界进入中国;第二个阶段还是对外开放，但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个阶段依然是对外开放，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世界了。在这三个阶段中，开放政策始终不变，但开放的结果却变而又变，使中国变得更加发展、更加强大了。”
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对外开放，6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空间在腾挪转换中不断扩大。中国不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国内生产，而且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支撑国内经济发展，使得经济增长后劲十足。
打破僵化 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创新
不久前，全聚德烤鸭店出炉了这家百家老店的第亿只烤鸭。
“你能想到我们还有一天只卖出一块鸭血，只挣两分钱的时候吗?”据全聚德集团董事长姜俊贤介绍，解放前全聚德和中国大部分企业一样历经战乱、惨淡经营。
公私合营后，全聚德作为国营企业在政府支持下重获生机。改革开放后，全聚德先是通过连锁经营将门店数量发展到目前的80多家，接着完成了对仿膳饭庄等的收购，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全聚德的发展折射了60年来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巨大转变。”高尚全说。
“各类市场主体充分发育，国有经济控制力显著提升，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良好局面。”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负责人说。
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变化相类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如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勾勒出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轨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工业基础初步建立。在此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深化，最终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点，把市场经济写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上。
目前，我国98%以上的商品、95%以上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
经济体制的变革让百姓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
1979年8月，蛇口工业区600米长的顺港式码头破土动工。起初干多干少一个样，每人每天只能运二三十车泥。为加快进度，工地规定超过定额者每车励奖4分钱，每人每个工作日能运八九十车泥。结果，码头提前一个月竣工。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盛行，严重影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开放后，我国收入分配体制出现了实质性变化，不仅实现了按劳分配，而且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了起来。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增长了约60倍。
纵观6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巨大跨越，高尚全指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这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选择，而是在探索和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与矛盾的过程中逐步演进的结果。”
“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不仅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还让中国与有着不同经济制度的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埃及人民议会议长艾哈迈德·法特希·苏鲁尔说。
60年，弹指一挥间。但正是在这60年间，中国为人类社会演绎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巨大变迁，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令世界瞩目的“东方奇迹”。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贴近现实。”古巴哈瓦那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胡利奥·A·迪亚斯·巴斯克斯说，“未来的50年更将见证中国的再次崛起。”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二篇】
内容提要：文章从经济学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角度，论证为什么人们需要研究经济发展，特别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并从理论创新的目的出发，讨论了为什么需要以批判性或者另类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发展；从方法论角度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正面和反面范式，作为批判地研究经济发展的例子；同时简要介绍了可以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说史中若干关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化事实概括。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批判性思考/思维范式/特征化事实
作者简介：蔡昉(1956-)，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包括“三农”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劳动经济学、人口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732
一、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
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其实不是一个可以直截了当予以回答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值得关心，即使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作为中国人，所有个人所关心的问题最终都会落脚到中国经济。另外，明白中国经济发展改革的历程，甚至它的历史，懂得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思维框架去看待中国经济，本身是一种训练。除了我们是中国人，自然关心中国发展现象和经济前景之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我们首先思考一下什么是理论。理论不可能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也就没有意义了，就像是屠龙之技，只能束之高阁。理论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理论对现实做了一种抽象。有人会问，现实是实际存在的，直接观察现实即可，为什么要抽象为理论？一方面，描述现实不可能穷尽所有实际事物，必须把它加以裁剪、抽象，浓缩在更小一点的框架内，这样我们的大脑才能够处理。另一方面，尽管可以观察横向现实，但不能观察到所有现象，也可能受假象迷惑，得到错误的结果。
其次，通过历史即别人的文献可以观察纵向现实，但这些文献可能是错的。而且历史记录可以是客观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却往往是主观的，诸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涉及重要人物时会进行粉饰，因此任何历史都不会绝对客观。即使历史记载可能是真实的，但也不一定是具有代表性的。需要抽象的理论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尽管文献不一定正确，但是有了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可以重新反读文献，利用现有文献，而不是受它的影响。
最后，未来是观察不到的，那么如何预测未来呢？需要抽象的理论理解过去和认识当前，然后才能预见未来，只有按照理论逻辑想象看不见的未来，才可能是正确的。真正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以古鉴今、洞悉未来、见微知著、高屋建瓴，需要学会创造性思维，特别是批评性思维，甚至有时需要另类的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掌握理论的抽象性质。经济学家这种洞悉力的最好例子，是凯恩斯出名之作《和平的代价》。1919年，凯恩斯曾经作为顾问参加旨在惩罚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巴黎和会。在政治家们全力以赴要德国赔款的时候，凯恩斯匠心独具地看到过度沉重的赔款负担，终究要压垮德国，并预见到这会成为未来的战争灾难的种子。他的建议并没有被政治家们接受，但是后来希特勒发动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二战”之后，美国一改以往要求赔款的做法，实施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无疑是凯恩斯思想的开花结果(阿兰·曼，2009，第七章)[1]
我们再来看什么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讨论中国的发展经验，首先固然是因为我们在世界发展谱系的后端，拥有计划经济的所有弊端，具有经历了二元经济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在经历30余年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迅速地改变了面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上，既否定了计划经济下传统的发展战略，也没有照搬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好像创造了中国独特的模式，这些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理由，但这还不是全部理由。
重要的是，中国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浓缩历史经验，并抽象成经济理论。中国经验的优势就在于，它自身已经做了抽象。如刘易斯讲二元经济理论，也就是说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经历二元经济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后期发生了称为转折点的变化，后来也有人称之为转折时期，一般认为，这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那么西方国家有没有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刘易斯在提出二元经济理论特征时用了很多欧美早期经济发展的经验，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二元经济理论。我认为，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进行抽象之后，都是共性多于个性。为什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对象是发展中国家，运用其理论的也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就在于早期欧美国家的二元经济发展历程是匀质的、渐变的，每个特殊时期不具有典型的结构性特征，结构演变在非常长的过程中形成。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是非均衡的、异质的，拥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一直把有没有“二元经济”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的不同，其实我个人认为根本不同在于发达国家本身具有很多、很大的波动，但由于早期发展历程太长，以至于最后看不出阶段变化。即是说，时间太长把所有的区别与特征都拉平了。
中国经验不仅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浓缩了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历程，而且中国的发展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浓缩，浓缩的结果就是把所有特定时期的特征——转折时期的特征，各种阶段性的特征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来。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把其他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浓缩到几十年中，这样中国经验本身已经做了足够的抽象，研究这个抽象过程有助于再作进一步的抽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如弗里德曼所讲，谁把中国的发展和改革说清楚，谁就应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上去这话跟没说一样，因为无法定义是否说清楚了。我想他是说，一般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人口最多，既是计划经济的受害者，又是不发达的受害者，经济学既要研究发展现象，又要研究转轨现象，然而这么重要的两个现象在中国同时出现，如果说清了，那么理论上一定有创新，因此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功利性角度来理解为什么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经济学，无论是经济理论，还是经济发展事实，固然应该当作一门公众的学问来研究，而不仅仅是为了搞纯粹的经济研究，应该超越这个直接目的。我所强调的是，学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
首先，作为公职人员来说，认清世界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潮流、未来的走向，对于日常工作的判断也具有帮助。其次，对做企业的来说，要判断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果经历一些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的政策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怎么变成商机，怎么变成经营中必须避免的误区。学习经济学、理解经济发展事实对此意义重大。再次，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个人理财也有帮助。最后，培养一些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对个人在一生中做出更多正确的人生抉择都会有帮助。另外，可以利用经济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认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对社会认识得越多越透彻，能够抛开凡人琐事的可能性就越大，也就更能享受得到的东西。
二、创新理论要善于批判性思考
上述关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理由，是从一般意义上讲，或者说从纯粹的方法论上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更具有进行理论创新和理论抽象的空间。对具体的研究过程来说，从商、从政、做研究的人无疑都关心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固然各有其功利目标，但是，背后有一个目的却是共性的，即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所以本文副标题就是“一个另类却有用的分析框架”。其实不仅仅是另类的，也是批判性的，用此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可以说是“有用的”。随后，我们将说明为什么需要批判性思考的理由，以及培养这种思维方式的途径。
加尔布雷思提出“传统观念”这个概念，其核心就是，传统观念巨大的惰性是社会性的、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大家都被现存理论解释俘获了。凯恩斯也说过，政治家无论承认与否，其实他们都是某种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俘虏。
无论是作为理论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理想的状况是都应该有自己创造性的思维，自己要解释现实，哪怕是另类的理论。但是，如果不知道别人的东西，怎么知道自己是另类，如何判断自己的理论是创新的？因此，理解别人的理论与形成自己的理论之间的关系是，要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反复琢磨。接下来进入到批判性思考过程，着眼于学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有一种新的、更加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学过且过、来单照收。
怎样形成自己的思维范式，或者说怎样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呢？一种方法是，不断研究，问题越来越深入，最后培养出自己的一套东西，培养出自己的思维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道路是异常艰辛的，存在不能成功的风险，换句话说成功概率充其量只有5%。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读博士学位目的是要做研究，若是想做具体事情(当政府官员、从商)，本科毕业之后就可以，或者读MBA。有人统计发现，在美国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毕业生中，只有5%的人成为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家的含义也存在差别，我们过去认为成名成家之后有一定影响的才被称为经济学家，但在美国，以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的就被称为经济学家。在这5%中只有更小的比例有创造性成果，也就意味着，仅仅靠自己不断地做那些不能升华到创造性水平的研究，并不能达到目的。
所以，在做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回顾、总结、找路径，分析自己过去的路径对不对，然后找到下一层次的路径。我们常常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实我们的研究方式也面临着转变，在疲于奔命完成课题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变成了传统研究方式的生产者，不断的投入(体力、脑力、精力)，固然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养家糊口，但只是低水平的循环，提高就很有限，离真正的理论创新只能渐行渐远。
三、批判性地思考的几种思维范式
一些常见的不正确思维方式，总是把我们不约而同地推向错误思维。批判性思考的一些范式问题，来自于平时自己使用的框架去审视自己的研究，借着这些思考一些问题，虽然非常不完整，没有讨论方法论中很多成形的、比较系统的思维框架，只是结合我自己在阅读中见到的，并于研究中进行过思考的一些逻辑要点或者误区整理于此，以帮助我们形成批判性思维方式。
(一)“于此之后，必为所致”
这句话来自于拉丁语“posthocergopropterhoc”，译为英语是“afterthis，thereforebecauseofthis”。关于该逻辑谬误的中文表述是，“既然这个事件在上一个事件之后发生，那么这个事件一定由上个事件引起”，可以把其简化为“于此之后(posthoc)”。简单地讲，这是在说明一种错误的因果假设，例如错误的原因、偶然的关系或者是非因果关系。这种逻辑谬误与“因为如此，所以这般(cumhocergopropterhoc)”存在微小区别，posthoc逻辑谬误强调按时间顺序发生的事件之间的一种谬误关系。例如，春节和明信片之间的关系，在春节前发送明信片，按照时间顺序，错误的推论是：由于先发送明信片然后才产生春节。
这种因果关系是在思考问题时，特别是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在早期，比如经济学研究初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人们还不知道计量，这个问题可能还少一些，尽管有人是正确的因果观，有人是错误的因果观，但是错误的因果观没有成为普遍现象。但是随着经济学的高度发达，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错误因果观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一半人是错误的因果观。我们的学生学了计量，特别是计量学的不错的，最容易落入这种“于此之后(posthoc)”陷阱。
另外，目前在学者中存在的一个常见现象，是阅读文献时首先看用了什么数据，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数据，然后就去看模型估计方法，最后做出结果。人家都做过了，还做它干什么呢？把前面所有理论的分析，理论的因果都省略了。美国的学术期刊有一种不好的导向，鼓励人们在数据和估计技巧上花样翻新，误导年轻学者，使其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应该反复提醒自己尽可能避免这种倾向。因为因果是客观存在的，但观察不到客观存在，如果从客观出发看因果，只能看到明信片先到春节后来。因此，只能用理论看因果，没有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因果观。
(二)“反设事实”
一种值得正面推荐的方法是所谓“反设事实”法，英文为Counterfactual。反设事实思维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描述了人们有设想实际情况对立面的倾向。人们经常有意地去思考，如果前提发生变化事物会完全不同，去设想事物将会怎样。可以理解为，通常认为历史发生过一个变化，随后产生了因它而生的一系列变化，但是，作为逻辑起点，假如作为因的变化是不真实的，即假如没有这样的变化，那么随后的所有结论就有可能不成立了。
在思考问题时需要想一想，作为逻辑起点的那个事件到底真实不真实。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回到以前那个时间的逻辑起点。如果中国不是计划经济，当然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如果计划经济不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而是为了加快工业化，那么该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因为斯大林告诉中国要搞计划经济，那么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又会是什么结果。研究中大部分时间都会与过去的事实打交道，因此有必要分析过去的事实是否成立。当起点事实发生变化后，某些原来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正确。但是如果不改变起点事实，不设想不同的起点事实，不用理论推理出这样的事实，可能后面的研究就不知道该怎么做，只能是人云亦云，得不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因此，善于提出假设，重现假设历史，都可能是培养自己思维的一种方式。
罗伯特·福格尔(RobertFogel)与诺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他的两个与所有现存的观点完全不一样，且经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的观点。[2]一个是美国的奴隶制。普遍认为奴隶制是不人道的、低效率的，但他研究的出发点是，假如是低效率的，为什么为了推翻它却是通过战争，花费巨大代价，而不是通过经济制度的转变来改变。他回到起点进行研究发现，奴隶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南方效率很高，反推发现，南北战争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几十年都没有回到原点上。另一个例子是贯通美国东西的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长期以来在美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认为东西大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是有贡献的，因为它使美国经济加快西进。这里，他也回到原来的起点进行研究发现，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微乎其微，根本不能解释美国经济快速的增长。
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ison)的研究(例如《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的方法论，也建立在“反设事实”的出发点上。他整理的各国经济历史数据，在实际历史上是没有的，为了发掘这些数据在方法上必须有假设，要有一种特殊的路径才能回到原点把“没有”变成“有”，他使用的也是反设事实的方法。
我和同事写过1篇关于剩余劳动力估计的文章，设问“假如农业劳动力不再剩余，会发生什么”。剩余劳动力估计本身并不需要反设事实，只是一种反传统观念，但逻辑上继续推演，就是反设事实方法了：如果剩余劳动力不再是亿或者2亿，而是很少甚至微不足道，那么一向为人接受的很多其他结论可能是错的，例如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被夸大；农业技术进步也不再是劳动使用型，而可能是劳动节约型。
(三)“传统观念”
加尔布雷思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被主流经济学家当做另类，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批判他，甚至他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主席之后，有许多一流的大师级人物宣称要抵制他，不参加会。但最后这些人还是都到会了。虽然他们众口一词地进行批判，但是却不得不承认加尔布雷思的巨大影响，可以批判他不是正宗经济学家，但是不会认为他是无足轻重的人物。他当过总统的顾问、驻印度大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没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的影响却是迄今为止美国经济学家中最大的。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50年代末写的《富裕社会》[3]就是批判传统观念或传统智慧(conventionalwisdom)，其中第二章阐述传统观念的概念。如果说经济学家有谁创造了一系列概念，能够持久地变成全世界流行的知识分子共同语言，他是唯一的，例如传统智慧、制衡力量等等。
加尔布雷思的意思是，当反思最经常接受的观念或理念时，很可能发现它们已经过时。创造这些概念时可能进行了抽象，反映了特定时期相对的真理、相对的规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传统观念，这意味着他们不能解释今天。加尔布雷思是一个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出现的时候遭到了众多人批判，尤其在美国。凯恩斯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亚当·斯密、马歇尔流传下来的古典或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因此在凯恩斯的时候这些理论即为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也认为，随着凯恩斯被人们接受以后，他自身也不可避免成为传统观念。不打破、不怀疑传统观念，永远都会跟在别人后面思维，甚至是在不断地试图验证这些传统观念。
传统观念最大的问题，即最容易让我们掉入这个陷阱的原因是，我们天生就崇拜前人、死人、名人、权威。如果当今有人提一种理论，尤其是他跟我是同代人、同辈人、甚至是我大学同学，那么即使是正确的，我都会说这是错的，很自然地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这个人已经被称作大师，成为很权威的学问家，那么我就不会挑战，我接受他的观点就变成传统观念。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提到，传统观念不容易被推翻，即使做了很多工作，人们也认为是对的，但转身之后又回到传统观念。
以中国人口的数量为例。许多人动辄说中国人口将要达到16亿高峰，但是研究人口的都知道，中国人口甚至不可能达到15亿，即使在适度调整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也不可能。16亿只是最初的预测，然而预测需要随着变动不断调整。比如说世界银行最初预测中国GDP增长率在某年是8%，如果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超过了10%，那么世界银行必须立刻调整。同样，中国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就必须调整预测，调整至今无论怎样也不会有16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无论怎么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亿，人们也承认你的权威，但下次他们遇到这个话题时，依然还是讲16亿。仅是以此作为一个例子，传统观念并不是单指是否接受新证据，更是指支配思维的观念。
如果面对有相同学术规范的经济学家，我把所有该质疑的都质疑了，你也解释清楚了，其中没有错误，我也认同是正确的，那么你的证据我可以接受，但是我的思维方式还是不变。加尔布雷思出了一部系列剧叫《不确定的年代》，质疑弗里德曼所坚信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担心人们会改变自由主义的观念，所以急忙拍了《自由的选择》。质疑传统观念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学术规范不健全，很多所谓事实都是错的，从一开始可能就是错的，即使有些东西曾经是对的，但在很久之前已经错了，可我们依然当作事实来接受。
(四)“皆因一根钉”
另一个有助于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步骤，是关注逻辑细节。以一首诗作为这一段的开始：Forwantofanailtheshoewaslost;Forwantofashoethehorsewaslost;Forwantofahorsetheriderwaslost;Forwantofariderthebattlewaslost;Forwantofabattlethekingdomwaslost;Andallforthewantofahorseshoenail。翻译成中文可以是这样：只因少根钉，蹄铁无踪影；只因少蹄铁，战马送了命；只因缺战马，大将竟牺牲；只因缺大将，战争没打赢；只因输战争，王国一命终；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
引用这段是要说明，在进行大胆假设之后，还要小心求证。中国传统的所谓小心求证，也是粗放型求证，努力发现为我所用的材料。在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核心依然不是表面的东西，仍是理论逻辑。数学使经济学分析更加严密，对于大脑来说，有人天生严密，有人天生跳跃，因此不用数学约束大脑时，担心缺乏逻辑性和每一步骤的高精密要求。在做了所有的创造和批判之后，并不见得一定会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理论进行严谨的推理及检验。
建筑理论大厦，或者哪怕只是建筑理论小屋，也是要靠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建起来的，没有这些材料不行，类似于没有马钉。但还要有结构，没有结构就不知道怎么建。因此，在整个逻辑中细节最重要，苛刻地讲，没有细节就没有逻辑。以我们自己为例，整个研究论证的细节远远不够完美，这需要长期培养，谁也做不到最完美，但是要逐渐提高，不断臻于完美。
如果做学问是为了完美，为了创造，就应该使细节完善，哪怕是没有人能够看出来的细节，也产生一种美感。理论上、逻辑上的完美可以使自己做研究有愉悦感。另外，我认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即使你是一个精英，你能挑出其他人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但是把群众加总起来之后形成的判断力你是想象不到的。只要有正确的研究观，自己获得理论的满足，期望做出真实的贡献，就要非常注重研究的逻辑细节。
四、关于经济发展的特征性事实
愿意尝试运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支配自己的分析之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还需要从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入手，特别是有些可能涉及经济史上著名的争论，譬如说解释李约瑟之谜。可借鉴的是经典文献中关于经济发展特征性事实的概括。经济学文献中，大家把自己做出的一些研究结论，不轻易称为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只称为事实或特征性事实(stylizedfacts)。尽管不一定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成为研究和观察问题的起点，按照这个“事实”进行另类研究，研究事实本身的变化，思考如何检验这些事实。如果发现某些“事实”是错误的，恰好可以提出反论。
面对前人已经做过的研究，既然能把它们称为特征性事实，说明做了足够的研究分析并进行了概括。因此，这些概括是非常好的起点，已有的研究要经常放在这些框架中进行检验，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研究方式。关注特征性事实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在你尚没有足够经验的时候，可以把特征性事实作为一种参照。例如，使用中国的数据做一个计量研究，发现结论在某些特征性事实中陈述过，那么会更加确信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研究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对相关陈述进行检验，验证它们在中国是否仍是事实，增进自己的认识。
(一)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
在我研究的早期，读的比较多，引用也比较多的，是库兹涅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事实概括。近年来，讲刘易斯理论的时候，我们懂得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在特定的发展阶段上，则存在一个转折点即刘易斯转折点。但是，达到这个转折点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转向哪里呢？库兹涅茨研究的正是关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
在他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库兹涅茨用了六个特征对现代经济增长进行概括(西蒙·库兹涅茨，1997)[4]。第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中人均产值和人口的高增长率，两者都是这些国家以前可观察的速率和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速率的较大倍数。第二个特征，每种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达到以往未曾有过的速度。第三，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包括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生产单位规模的变化和与此有关的企业类型变化，职业状况变化及其他方面变化，都以更快的速度进行。第四，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相应导致了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第五，发达国家借助于增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在通讯和运输方面，造成一个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世界。按现在的语言，就是全球化。第六，现代经济增长传播仍然只具有局部效应，占很大人口比重的世界其他部分，经济成就仍远远达不到既有技术潜力的最低水平，即存在发展的区域差距。
中国正在跨向刘易斯转折点，按照已有的概念转向现代经济增长，可以依据这六条标准进行参照。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这六条标准的现代版本，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这六条标准中的某些可能已经不太准确，也许当年日本转型时可以把它作为标准来判断，但是现在它可能不是更为本质的标准或特征。
(二)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
帕伦特—普雷斯科特发展事实，是这两位作者(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2010)[5]总结20多年经验所提出来的，特别强调收入分配的发展事实，其中普雷斯科特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事实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财富差距。第二，财富差距既没有扩大也没有缩小，1960-1985年期间基本稳定。第三，财富分配是上移的，即富人越来越富裕，但是穷人也比以往富了。不是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因此，没有绝对贫困陷阱。第四，既有发展奇迹也有发展灾难。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就是说经过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有的国家是经历了发展奇迹，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有的是经历了发展灾难，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中。这是他们概括的与收入分配状况、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有关的，或者说趋同还是趋异有关的一些基本观察。
(三)卡尔多事实
卡尔多与凯恩斯同年代，他做了很多贡献可以与凯恩斯相媲美，他在经济学家中的地位颇高，但就圈子之外的知名度而言，却远远不能与凯恩斯相比。卡尔多(Kaldor，1961)[6]关于经济发展的事实一共有六个：第一，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第二，人均资本也相应保持持续的增长。第三，从长期来看，利率或者是资本回报率是比较稳定的。第四，资本产出比例也是稳定的。第五，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稳定的。第六，在世界上同为快速发展的国家之间，人均产出增长率存在着显著差距。
其中概括了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现象都和我们今天的研究有关系。例如，在讨论初次分配时，我们就要回答过去30年中，资本和劳动相对回报率如何变化，是否资本份额提高，劳动份额下降。有意思的是，我读卡尔多学术传记时看到，在卡尔多在世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认为所谓的卡尔多事实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许我们可以针对中国发展的研究，通过证伪的手段检验卡尔多事实，或者否定卡尔多事实。
(四)新卡尔多事实
新卡尔多事实是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andRomer，2009)[7]提出的，新卡尔多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加速增长。几千年来，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从几乎为零增加到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人均GDP增长差异中的不到一半(换句话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50%)。第五，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
参考文献：
[1][法]阿兰·曼.魔鬼凯恩斯[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2]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87-199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16-218.
[3][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富裕社会[M].赵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4][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事实和思考[A].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1969-1977[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5][美]斯蒂芬·帕伦特，爱德华·普雷斯科特.通向富有的屏障[M].苏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Kaldor,[A].(eds.)TheTheoryofCapital[C].,1961:177-222.
[7]Jones,,:Ideas,Institutions,Population,andHumanCapital[R].NBERWorkingPaper,June2009,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三篇】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倍和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急剧跌至，%，拉动经济增长由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8%、%、%。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四篇】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主体、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分配、产业升级和宏观调控等方面偏离了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改革方向，为未来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只有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化解这些隐忧，才能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关键词：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宏观调控
市场主体国有化还是多元化
自市场化改革以来，在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已逐步退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而在一些垄断领域，国有经济仍占据绝对主体地位，并且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进入。近年来，在竞争性领域，由于部分行业的利润率高，国有资本又有重回竞争性行业之势，甚至出现国有经济排斥非国有经济的现象，最明显的是煤炭行业、房地产行业和钢铁行业，如山西国有煤炭企业集团对非国有煤矿的强制性收购;国有房地产公司高价拿地排斥非国有房地产公司;亏损的国有山东钢铁重组民营日照钢铁;宝钢收购民企宁波建龙钢铁公司;中国商飞、四川航空集团、成都交投集团三家国企重组民营鹰联航空公司等。
国有资本更多地进入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必将影响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造成市场主体单一、缺乏竞争，最终形成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有经济的局面，背离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改革的历程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在由单一走向多元过程中，市场绩效得到明显提升。所以，培育充分竞争的多元化市场主体至关重要，本文所言及的多元化市场主体绝不局限于充分竞争行业，还包括垄断行业，也要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允许民间资本与国外资本介入，实现国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要破除所有制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和制度框架下平等运行。惟有市场主体多元化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不竭的动力!
资源配置计划抑或市场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调节作用，但是，近年来在资金配置和资源性产品定价方面却呈现出市场职能弱化、计划职能强化的趋势。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为例，国家预算投资规模愈来愈大，从2003年的2，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4，亿元，8年间，投资规模扩大了倍，而同期国内贷款和利用外资的投资规模分别扩大了倍和倍。2008年底，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国家新增了4万亿投资计划，这些项目基本交由国有企业承建，而国有企业自身并不缺乏资金，在资金没有更好的投向时，有的企业甚至将获取的贷款违规投向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相反，受金融危机;中击最大、也是最需要支持的民营出口型企业并没有得到国家在贷款、贴息、税收减免、补贴等方面的额外支持。资金没有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流向最需要的领域，而是通过国家计划配置。
再以资源性产品定价为例，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从年初1月的412美元/吨稳步攀升至12月的643美元/吨，累计涨幅达56%，而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只在2007年10月上调了500元/吨。由于国内油价涨幅远远低于国际油价，使得国内的企业并未感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在国家的补贴下继续加大出口，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到了2008年，国内石油企业再也无法承受高价进口原油低价销售成品油的局面，采取限产措施迫使国内油价上涨，一时间“油荒”遍布全国。2010年11月，由于油价调整滞后，导致“油荒”再度蔓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时，国内油价却迟迟不能下调。国内油价的计划管理使国家利益和居民利益双双受损。
计划配置资源的低效率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所在。当前的资源配置方式如果延续下去无异于计划经济的复归，势，必将会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背离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衷。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就需要逐步减少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强化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当前，尤其要降低国家投资的比重，使企业投资成为主体。另外要逐步解除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深化资源价格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使资源价格既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又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避免人为干预造成市场机制失效。
经济增长谁主沉浮
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25%左右的投资增速，大规模的投资加剧了国内产能过剩，在国内需求不足以消化的条件下，只能依赖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的动荡使得国内经济增长起伏不定。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曾高达63%，这比贸易立国的日本还要高出1倍。高企的外贸依存度～方面反映了我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外部需求将主宰中国经济沉浮。2005-2007年，由于外需的强劲拉动，中国经济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由于受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7年的%急剧跌至，%，拉动经济增长由个百分点迅速下滑至-个百分点。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但经济增长仍未能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高度对外依赖。
世界上的大国，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为国内需求所驱动，而非外部需求，这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资本短缺年代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当前各国为应对经济危机，都加大了贸易保护力度，中国出口遭到贸易国名目繁多的指控与制裁。继续坚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势必会加大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摩擦。据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贸易保护致使当年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补贴、反倾销调查跃居全球第一，涉案金额高达36亿美元。到2009年，对中国发起“两反两保”调查案件数达到116起，涉案金额高达127亿美元。显然，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此外，中国是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长期秉持出口导向战略必将耗尽国内资源，使得未来的经济发展缺乏资源支撑;而且现有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还没有一个大国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按照现行的模式只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国际分工的低端，难以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依靠本国市场完全可以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形势的发展要求必须把经济增长由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以减轻对外依赖。国民收入分配国富民富之选
从国民收入分配角度看，这些年经济增长的成果更多地归由政府支配，而非居民，结果形成强政府、弱国民的格局。2003-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2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分别为%、%、%、%、%、8%、%、%。8年间，财政收入平均增速%，城镇居民收入平均增速%，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财政收入增长2倍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下，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消费，抑制了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据统计，居民消费占比已从2003年的%下降到2010年的70%，而政府消费的比重则由%上升至30%。
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非政府收入的不断增加。为此，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部门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建立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协调增长的机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为扩大居民消费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从生产要素角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国民收入分配适度向居民倾斜和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主导产业如何转换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依托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导的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但这种发展方式延续至今已使主导产业固化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企业兴衰主要取决于国际市场，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引起的外需减少造成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近7万个中小企业破产和2，000多万人失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重新选择与确立主导产业，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已是迫在眉睫。
产业演进的规律决定了我们不能永远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在选择未来的主导产业时，我们应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来确立。2009年国务院陆续公布的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和物流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除纺织、轻工业和物流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其余大都具有资本密集、技术含量较高、以及产业关联度大的特点，具备将其确立为未来主导产业的条件。如再辅之以必要的产业政策，可以助其成长为在国际市场占有～席之地的产业。
在选择好未来的主导产业后，就需要逐步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首当其冲的便是降低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政策本质上是支持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的一项措施，保持较高的出口退税率，无异于鼓励低端制造业的大量存在。实现主导产业转换，需要将出口退税率稳定在一个合理的水平，然后逐步降低，以此逐步淘汰低端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的升级。与此同时，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型企业成长的环境，从注册资本、土地使用、税收、贷款贴息方面给予优惠。通过扶植科技型企业的成长，使中国逐步走出高度依赖比较优势产业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换，籍此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宏观调控绩效如何提高
近些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应对2007年的经济过热时，央行曾频繁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收效甚微。进入2008年，上半年，国内还在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向过热，防止物价上涨转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而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半年，当美国金融危机蔓延之时，我们却不得不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条件下，规模庞大的政府投资一方面挤占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也因支出过大，财政风险正在不断累积。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过剩的流动性不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2年间，一线城市的房产价格翻了一番;黄金价格不断创出高位;就连一向低价徘徊的农产品价格也出现了大幅上涨。国家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结果却引发了通货膨胀。当2011年国家将抑制通货膨胀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后，人民银行通过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3次提高存贷款利率回收流动性，通货膨胀虽有所回落，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日渐凸显，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显然，政府的宏观调控绩效难遂人愿。
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首先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体制不完善，市场主体对经济调节手段不敏感，市场机制在调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就会受限，往往需要借助计划手段才能达到目标。其次要转换调控对象。当前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忽视了供给调控，结果造成过剩与短缺并存的现象。完善宏观调控要更多地关注供给，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避免脱离供给，盲目刺激需求。此外还需改革汇率制度。缺乏足够弹性的汇率制度容易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失衡，而且还需要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加被动增加本币供给，我们知道在固定汇率条件下，资本流动，很难保证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提高宏观调控绩效需要逐步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浮动汇率过渡。最后，要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虽然可以起到刺激经济或抑制通胀的作用，但不宣频繁使用，如果长期使用，居民理性预期做出的适应性调整反而会使政策失效，影响宏观调控的绩效。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五篇】
6月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新中国70年建设成就与经验”学术研讨会在开封举行。会议旨在深入探讨和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建设与外交活动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及宝贵经验。来自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研究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解放生产力是历史主线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华诞，中国在诸多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举世瞩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认为，回顾当代中国建设的历程，总结当代中国建设的成就与经验，对于我们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推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表示，7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扫除发展的制度障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开展民主改革，解放了城市生产力。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发展生产力作为“硬道理”，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正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升生产力水平，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凸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新中国70年的伟大发展成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运用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张星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既为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深入研究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时代课题。
武力提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在能够比资本主义更快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衡量经济体制和上层建筑的优劣，最根本的标准是能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70年的生产力发展成就向世界证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不是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
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强调，希望大家深刻反映70年来党和人民的奋斗实践，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神激励。
与会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领域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面对新时代新要求，学界亟须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河南大学副校长孙君健提出，当代人写当代史，这是当代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作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亲历者和贡献者，当代学者要以今天的眼光看待我们取得的成就与经验，提出我们的认识与见解，为后代留下宝贵的历史财富。
张星星提出，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使国史研究适应国家、社会和党的理论创新发展的要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以世界历史大势变迁为坐标，审时度势，把握机遇;以大国兴衰经验教训为鉴戒，鉴往知来，防微杜渐;以完善国史学科体系建设为基础，拓宽视野，固强补弱;以适应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为着眼点，更新观念，勇于创新。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六篇】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时常发生冲突。我们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
一、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护环境包括保护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存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在农村更是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过程中因破坏环境影响人民生活，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意。
二、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在这里生活。我们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有些破坏是无法弥补的，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大力发展绿色工业，无公害产业。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应该重视环境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间。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七篇】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发展方位，着眼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关口的关键期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经济总部署，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到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这对于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对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产业是经济之本，实体经济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
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
当前，我国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需要更加深入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发展壮大新动能，做大做强新兴产业集群，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三是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努力让数字经济成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效率提高的重要驱动力。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创新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强大动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国要实现2021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战略目标，就要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是不可能真正
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科技创新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全面创新的主要引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有标志性科技成就。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趋势，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甘于坐“冷板凳”，勇于做“栽树人”“挖井人”，实现前沿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在核心科技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过去以“跟跑”为主，逐步转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行，且“并跑”特征日趋明显，个别领域开始显现“领跑”态势。同时，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时刻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重要方向，补齐基础研究、关键技术、体制机制、创新氛围方面的短板，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实现根本性转变，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
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任务。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要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重塑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一方面，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另一方面，以提升区域协同性发展为目标，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
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经过多年努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框架已经稳固搭建起来，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为改革的进一步破冰攻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利的条件。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总目标和重点任务，强调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把“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全社会资源要素配置的效率，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这也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更加均衡、更加充分、更加可持续发展。
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谋求更大发展。总书记指出：“开放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出路。”我们要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推进结构性改革，创新增长方式，构建开放型经济，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我们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推进经贸大市场、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为抓手，走向国际开放合作最前沿，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明显加深，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和影响显著增强。但是我国开放型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因此，客观上需要深入贯彻开放发展理念，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培育和增强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同时以高质量营商环境“稳外资”，因势利导加快构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从整体上来判断，我们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历史机遇期，应当充分发挥“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尽早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良性互动的新格局，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第八篇】
新中国成立xx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对我国经济建设发展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努力，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一、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
70年里，我国经济主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阶段（1949年至1956年）。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国民经济濒临奔溃的边缘。1949年至1952年，我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整顿财政金融秩序、稳定物价、统一财经体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并采取一系列支援农业的政策等措施使得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二是通过“一化三改造”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过渡。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经济形态的过渡。
第二阶段：探索和曲折阶段（1957年到1978年）。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把握建设经验不足，在这一阶段经济出现了一些失误，其中两次运动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一是“大跃进”，“大跃进”运动中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诸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等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短缺危机，加上三年来连续的自然灾害，导致我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文化大革命”，在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关系长期失调，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错过了一个一次发展的机遇，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第三阶段：突围和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到201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思想大讨论的开展，1977年国家开始由乱到治，经济逐渐复苏，大批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干部得到平反并重新安排工作，特别是1978年底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而伟大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而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1978年底，我国首先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极大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在城市也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正式开启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1979，国家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并相继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以此有点带线、逐步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的大门。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讲话提出“三个有利于”、“发展是硬道理”等重要观点，并提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同时也使我国经济真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2001年，我国恢复了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合法席位，为加强和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进一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和机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经济增长乏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长期陷入“低速增长”或“负增长”泥潭；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给我国经济同样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出口出现负增长、大批农民工返乡、经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等，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我国政府不断完善和充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揽子计划，确保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实现了我国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态势。在这一阶段不仅实现了我国经济的突围，更是使我国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据有关数据显示，这一阶段，GDP增长速度超过10%的有15个年份，年平均增速高达%，我国经济不断缩小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四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益增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增速分别为%、%、%，告别了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面对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理念，并指出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不断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党中央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以及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断把握，2015年11月，党中央正式提出了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推动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加快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解决了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如何看”和“如何干”的问题。
二、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辉煌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今的中国是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产品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奇迹。
（一）已建立起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过七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国民经济体系中，三大产业结构比例日趋合理完善，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加巩固，实现了由单一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转变，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和完善；工业发展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门类齐全、独立完整、有较高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在形成，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总产出接近20%，特别是近年来大数据产业的不断发展，正在引领工业领域向着更高水平迈进；在服务业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服务行业产业层次和品质不断提升，进而带动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
（二）已建立健全世界上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从交通运输看，建国初期全国铁路总里程仅万公里；公路里程仅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内河航道万公里，其中等级航道仅万公里。民航航线里程万公里，只有12条航线。现如今，我国，形成了铁路、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运输、航空运输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据统计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万公里，较1949年增长倍，年均增长%；高铁营业总里程万公里，是2008年的倍，年均增长%，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位；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85万公里，是1949年的倍；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3919个，是1949年的倍，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名的港口中，中国港口占有七席；航空方面，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达4945条，是1950年的倍，定期航班航线里程由1950年的万公里增至2018年的838万公里。
（三）不断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成为世界金融大国。据央行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万亿元，同比增长%。截至2019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1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历经70年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已建立起比较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有力的金融监管体系、齐全的金融组织体系、有效的金融市场体系，这使得中国金融市场韧性强，不仅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是牢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四）创造了民生改善的伟大奇迹。七十年来，我们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贯穿于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经过70年的不懈努力，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8228元，是1978年的211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摆脱了温饱、实现小康正在向更高水平的小康迈进。在扶贫事业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贫困地区、广大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亿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每年超过1000万人减贫、脱贫，给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创造了人类减贫的奇迹。此外，近年来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人口最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成就的取得，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更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三、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启示
7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不是轻轻松松取得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努力奋斗而得来，成就来之不易，其背后积累了经验对于我们不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而言弥足珍贵。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在我国这么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发展水平差异化程度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既涉及到各种资源的调配、权力的调整，又涉及到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的分配问题的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要建设好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我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我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取得历史性进步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不断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始终注重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将进一步拓展，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将更为波澜壮阔，我们要贯彻落实新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及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二）经济建设是核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所经受挫折和曲折深刻教训的深刻反思总结得出来的真理，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发展实践所充分证明了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对不适应甚至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生产关系进行改革，必须对落后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地方营商环境，更好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从而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改革开放是动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且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期。四十年来，改革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更是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进入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大的新时代”，改革开放将成为新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我们也坚信只要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开放贯穿于新时代的新征程中，必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续动力和坚强保障。
（四）社会稳定是保障。我们可以设想，在一个社会动乱、民心不稳的环境中谈搞经济建设，那是不现实的，也将是徒劳的。建国以来，正是牢牢把握住了世界时代形势缓和、国内相对稳定的契机，不断对我国社会主义以经济进行探索和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届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千方百计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才使得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进入新时代，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国际国内大势，努力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五）人民群众是主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是依靠着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由一个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由于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注重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必须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加广泛的凝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