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书原文【参考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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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家书原文【第一篇】

这是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组织的缔造者和早期领导者邓恩铭的一封亲笔家书。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一个远离家乡游子的满满亲情，力透纸背的是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

（邓恩铭家书）

01由来

1917年9月，邓恩铭投奔时任山东宁阳县公署帮审的二叔黄泽沛，前往济南读书。黄泽沛的岳父何少伯是贵州荔波县人，布依族。清末进京考取进士，先后派任山东胶县、东阿等地知县。黄泽沛来山东投靠老岳父后，在山东地方谋事。1919年后，黄泽沛先后出任青城县知事，胶县、淄川、益都、沂水等县县长。期间，邓恩铭跟随二叔为生。

1918年，邓恩铭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简称省立一中），编为第九班。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组织罢课运动，成为山东颇有影响的学生领袖。1921年春，邓恩铭等发起建立济南中共早期组织，7月，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成为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

党的一大后，中国共产党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1922年至1923年，全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1922年8月，邓恩铭在参加了中共二大后，遵照中央指示，第一次来到淄博，他利用叔父黄泽沛任淄川县知事的条件，深入淄川矿区开展工作。

淄博，位于山东中部，包括淄川、博山、张店几个区域，处在胶济铁路的中心地段，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是鲁中南部山区至渤海、济南至青岛的交通枢纽，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煤炭产地、全国三大矿区之一。特别是以淄川炭矿为中心的北部矿区，是近代中国矿业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之一。

19世纪末，德、日帝国主义势力就先后在这里建工厂、筑铁路、开矿山，掠夺淄博的矿产资源，一支以煤炭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队伍从无到有，迅速壮大。据史书载，1919年时淄博就有矿工万余人。位于胶济铁路线上的“淄博张”（淄川、博山、张店）煤矿，是当时山东最大的矿区。

1924年3月，邓恩铭再次来到淄川矿区，在赵豫章等人的陪同下，深入矿井、工棚、学校及周边的农村，了解工人的生活状况、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党员，筹建地方党的组织。据赵豫章回忆：邓恩铭在淄川没有职业，但是积极做党的工作，宣传革命道理。当时我在淄川当小学教员（1923年2月到淄川县立小学当教员的）。小学与县政府相隔不远，邓恩铭经常到学校串门，谈论政治影响我。他觉得我忠实可靠，要求进步，并了解到我曾参加过五四运动，革命性强，就向我宣传革命道理，并且征求我“愿不愿参加共产党”，我表示愿意参加。就这样，通过邓恩铭介绍。1924年3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5月，在从淄川回青岛途中，他给父亲写下了这封家书，坦陈自己本应回荔波看望双亲，但必须以党的工作为重。信中，他诉说了对亲人的惦念，道出了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执着信念，以及对封建包办婚姻的反叛。

02原文

父亲大人：

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

儿生性与人不同，最憎恶的是名与利，故有负双亲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无可如何。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故同意与否，儿概不问，各行其是可也。三爷与印寿回南，儿本当同行，奈职务缠身，无法摆脱，故只好硬着心肠不回去。印寿如到荔，问他就知道儿一切情形了。儿明天回青岛，仍就原事。余后续禀，肃此敬请

福安并叩

祖母万福顺祝

阖家清吉

男恩明谨禀

五月八日

回家事虽没定，但亦不可告人。

邓恩铭投身革命活动，是违背家人意愿的。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既惊又怕，极力劝阻。他的父母期望他读书做官，光宗耀祖，便在家乡给他定了亲，来信催逼他回家结婚，想以此来拖住他。但是家人的反对没能动摇他坚定的革命决心。他在信中写道“不写信又三个月了，知双亲一定挂念，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儿一向很好，想双亲及祖母……均安康如常？”，远在外地的游子思念亲人之情，跃然纸上；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职务缠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确表示“儿主张既定，决不更改。”更道出了他对党的事业的执着信念。邓恩铭在信中希望父亲不要以常人的期望要求自己，能支持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

03牺牲

邓恩铭一生先后三次遭敌人逮捕，第一次被捕的时间是1925年5月4日，迫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同年5月11日被释放，并遭敌人驱逐。第二次被捕的时间是1925年11月7日清晨，当时邓恩铭正在主持召开一个会议，突然数名警察闯了进来，此时的邓恩铭已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在狱中，由于多次遭敌人酷刑，邓恩铭气息奄奄，当时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叫黄伯云。后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下，由两名贵州同乡作保，得以“保外就医”释放。

第三次被捕的时间是1929年1月9日，由于叛徒王复元、王用章兄弟的出卖，邓恩铭被捕。当时济南被日本人占领，伪警察厅对共产党人的审讯也十分简单，邓恩铭以“黄伯云”的化名骗过了敌人，他真实的身份并没有暴露。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济南。在监狱中，邓恩铭经历了许多次审讯。但国民党狱方只知道他叫“黄伯云”，并不知道他就是邓恩铭，就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1929年10月，韩复榘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不久韩复榘便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审讯共产党人。张苇村是山东国民党元老之一，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他同邓恩铭十分熟悉。当张苇村知道狱中有一个叫“黄伯云”的人时，立刻就意识到，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于是就命令提审黄伯云，在审讯室里，张苇村直呼“邓恩铭”，这样邓恩铭的直实身份暴露。

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这一天正好是清明节，邓恩铭等22名共产党员被敌人押赴济南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年仅30岁的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壮烈牺牲。

红色家书原文【第二篇】

无意间翻开《红色家书》，没有按照以前读书先看目录的习惯，随意的翻了翻，看到“邹子侃”的这个名字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当看到书中信件的主题“宁死而不求虚伪、卑污、罪恶的自由”这句话时，一股浩然正气向我袭来，引领我想要进一步了解写信人以及他的故事。

邹子侃同志写这封信时身处囹圄，其父为他疏通关系进行保释，但他却宁死不屈服，表示“大丈夫头可断，志不可屈”，只求灵魂洁白无瑕，不愿意向反动派低头悔过换自由，用生命诠释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书信中邹子侃流露出对父母、亲人的愧疚与不舍，但为了国家、为了革命他把个人情感放在身后，断然舍生取义，还嘱托父亲要督促弟弟妹妹用功学习，将来投身到革命之中，这是怎样的一种家国情怀。

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年仅19岁，在我们看来他还是一个孩子，可在他心中，革命的火种、共产主义的信念却早已根深蒂固。读完邹子侃给父亲的书信，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心情久久不能平复，30多度的酷暑，却全身泛起了鸡皮疙瘩。

置身新时代，我等必须向先烈学习，坚定信念，克服万难，一起谱写民族复兴新章。

红色家书原文【第三篇】

近日，在省委书记刘奇的号召下，全省上下掀起了诵读红色家书的浪潮。我也在此浪潮之中，仔细研读了《红色家书》。家书是古往今来人们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一封家书的背后承载着写信人的真情实感，而红色家书因其时代背景的特殊性，所折射出的更是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文化。杜甫的一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更是道出了那个红色战火蔓延的年代家书的珍贵。诵读红色家书，我们能读到“忠孝两难全”的反哺义、能读到“铁汉亦有柔情时”的雎鸠缘、能读到骨肉情深的手足亲、更能读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舐犊情。从一封封的红色家书中，我读到了一种清醒，一种智慧，一种成熟，一种力量。

诵读《红色家书》，我们读的是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豪气。革命烈士周文雍在《绝笔诗》中豪情万丈的写道：“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如周文雍这般的豪情壮志，在红色家书中比比皆是。那一封封的家书背后，何尝不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每一个故事当中，藏着的都是一个个为共产主义事业不畏牺牲的革命英雄，饱含的都是一个个执着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烈士裘古怀曾不幸被捕，在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之下，始终不为所动，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依旧夜以继日的为党为人民工作，如此抗战长达一年零七个月之久，直到生命的结束。这份对理想信念舍生忘死的执着，触达内心，直击灵魂。毛主席曾说“死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这些革命烈士的身虽死，但精神却会如泰山般长存人间。

诵读《红色家书》，我们读的是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读多了英雄故事，革命先辈们在我们心中中的形象就是铁骨铮铮、百折不挠的战士，为了信仰，甘愿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人民，不怕刀枪，不怕子弹!可是他们终究是血肉之躯，亲情、友情、爱情，战火中心心念念的故乡，深夜里冷暖交织的梦。面对敌人的枪林弹雨，说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慨然赴死的夏明翰，在生命终止前，却也仍是怀着柔情写下了对家人的深情，对敬爱的母亲，他有着“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的自责;对亲爱的大姐，他有着“大姐为我坐监牢，外甥为我受株连”的愧疚;对深爱的妻子，他又有着“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的眷念。母亲、大姐、妻子，这些人都是他的牵挂、都是夏明翰的羁绊，他又何尝不想长长久久的陪伴在他们身边，但就如他自己所说“我一生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诵读《红色家书》的初衷，应该就是将这些英雄“去神化”，让他们回归到最普通的人。从亲情的角度去解读英雄，从人性的角度致敬勇士，才能让我们以最贴近的心态去理解这些英雄，去感知他们的“舍小家为大家”的信念。

诵读《红色家书》，我们读的是更是革命先辈“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坚持。坚守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是共产党员镌刻于心的初心。革命先辈在战火纷争的年代，用着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践行着对革命信念的坚持。在如今的和平年代，我们党员干部不能放松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精神激发力量。”读红色家书，就是要把红色基因内化于心，就是把对党绝对忠诚内化于心，就是要把“四个意识”根植于心，把“四个自信”“四个服从”外化于行，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矢志不渝的坚持理想信念，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领袖的带领下，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家书虽薄，但情谊绵长。五十余封老一辈革命家写给亲人的书信，纸短情长，力透纸背。汲取红色家书的营养，感受红色家书的精神力量，以更严的要求传承红色基因，我们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必须做到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深入调查研究，狠抓工作落实，牢牢把握各项工作的主动权，为建设和谐秀美幸福的新万安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红色家书原文【第四篇】

或许你从电影里，书里，已经认识一位叫做赵一曼的抗联女英雄。她曾以纤纤弱质率众抗击入侵东北的日本侵略者，被捕后又顽强不屈，直至英勇就义。但你可能并不知道，她是一位普通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她给儿子留下了一封家书。而这封家书，整整迟到了21年。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936年8月2日

这是1936年8月2日，时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的赵一曼，在牺牲前一刻留下的话。那一天，赵一曼被押上开往刑场的火车，她虽感到死亡迫近，却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神态。在生命最后时刻，她最为牵挂的是唯一的儿子。她向敌人要来纸和笔，写下了这封遗书。之后凛然就义，年仅31岁。这份记录在日军审讯档案里的家书，时隔21年后，才传到赵一曼的儿子——宁儿那里，而赵一曼的真实身份也在1957年被解开。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在四川宜宾一个富裕家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21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成为该校唯一一届女学员中的一员。1932年春，儿子宁儿未满三岁，李坤泰就接到党中央派遣，从此音讯杳无，留给宁儿的，只有一张合影。不久后，在东北的抗日战场上，一位名叫赵一曼的女英雄，成为传奇般的人物。她带领群众罢工，建立游击队，多次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以“红枪白马女政委”声名远扬。赵一曼的孙女陈红介绍说，父亲只知道他的妈妈是地下党，干革命去了，当时谁都不知道赵一曼是谁，因为她到东北去了以后，就跟家里人没有一点书信往来。

1935年冬天，赵一曼为掩护战友、不幸被俘。为获得东北抗日联军的情报，日军对她施以了长达9个月非人的折磨。

据赵一曼纪念馆讲解员介绍说，赵一曼被捕以后，敌人对她进行各种严刑拷打，比如吊烤、竹尖刺指甲、坐“老虎凳”、把烧红的烙铁刺进她腿部的伤口…但是赵一曼的革命意志力非常非常坚定，她什么都没有说，由于她始终不说，日本人就起了杀害她的心。

牺牲的时候，赵一曼只有31岁。在唯一能留下的遗嘱中，赵一曼也没有泄露自己的真实姓名。而这份存在日军的审讯档案中的遗嘱，直到1957年才被发现。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故事片《赵一曼》在全国热映，女英雄的名字家喻户晓，观众中也有宁儿。1957年，当原东北抗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到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进行烈士身份核实时，宁儿才第一次知道了母亲的身份。

陈红说，父亲抄完后用钢笔在自己手上刺了赵一曼三个字，直到父亲去世，那三个字都仍留在他手上。

如今，宁儿也已去世。这封写自1957年的手抄家书，传到了赵一曼孙女陈红的手上。

陈红说，自己后来也做了母亲，对这封家书的感慨就越来越多，不管奶奶的革命意志多么强，最后她还是回归到一个母亲的身份，她最后希望父亲不要忘记她是为国牺牲的，说明她是为了更多孩子而舍去了自己的孩子。

誓志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赵一曼《滨江述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