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革命的故事范例（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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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革命的故事【第一篇】

宁化“红色娘子军”妇女翻身解放“天上无云不落雨哟，地上无媒不成亲；没有红军难解放哟，妇女永远泪淋淋；感谢红军得解放哟，妇女翻身做主人。”你知道这是那里的山歌吗？原来这是在宁化苏区时期，广大翻身妇女经常传唱的一首山歌。1931年，红十二军来到宁化县西南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当时，宁化广大妇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妇女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权的支配，戴着“一守二莫”、“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精神枷锁，处处受丈夫、翁婆、伯叔、姑侄的打骂和虐待，被当成玩具和奴隶，没有人生自由。面对残酷的现实，广大妇女要求解放的愿望已成为一种强烈的期盼。红军的到来，妇女们看到了光明，纷纷起来革命。割掉髻子参军“韭菜开花一杆心，割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割掉髻子也甘心。”宁化广大妇女获得解放后，不忘红军恩情，割掉髻子，踊跃报名参军，先后有774名妇女参加红军。在革命的洗礼下，有的女红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童养媳、家庭妇女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3年2月8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紧要关头，宁化各区妇女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组织妇女踊跃参加红军。当时，仅城关青年妇女参加红军的人数就有2个营，禾口区青年妇女参加红军的人数达103人，编成一个妇女连，统一由县委妇女部领导，随后编入了红军独立第七师，隶属福建省军区。1933年春节期间，宁化南郊区妇女部长苏惠珠和妇女连指导员江炎火，奉命代表宁化红色娘子军前往江西瑞金参加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应大家的邀请，江炎火当场演唱了宁化红色山歌一曲，搏得三位领袖和与会代表的满堂喝彩。扩红“女鼓动家”宁化县长宁区（今治平乡）彭坊村葛坳村的女红军江银子，为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带头动员丈夫参加红军。在她的带动下，不少适龄青壮年报名参加红军。禾口乡的王立德，在女红军的宣传下，亲自送3个弟弟参加红军；随后，陈进升和陈进其两兄弟、邹维生夫妻、张贤顺父子双双参加了红军；张清根只有一个独生子，刚结婚才一天，第二天就参加红军上前线；陈阜冈乡的进财女、木香女也是女红军战士，不仅带头动员丈夫参加红军，而且还动员丈夫的兄弟二人参加红军。此外，石壁乡的张长金、张冬秀、张雪香、张木秀，

淮土乡的刘石秀、王容秀，陈阜冈乡的李全秀、陈瑞秀等都是女红军战士，她们和江银子一样，不仅带头动员自己的亲人参加红军，而且积极动员其他群众参加红军，正是在这些扩红“女鼓动家”的宣传和发动下，宁化优秀儿女前赴后继，不断加入红军队伍，驰骋疆场，奋勇杀敌。大力支援前线宁化是中央苏区的“乌克兰”，是中央红军给养和后勤保障的重要基地。而宁化红色娘子军的女战士，克服重重困难，为中央红军筹集给养，提供后勤保障，大力支援前线，为宁化嬴得“筹粮模范区”的美誉。1934年夏，南郊区委妇女部长苏惠珠动员“大有”店商号带头借出稻谷4500斤，接着“寿春堂”店商号老板也自愿借出稻谷400斤。在他们的带动下，与会人员纷纷自报借出稻谷的数字，一次性超额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受到《红色中华》的表扬。接着，苏惠珠又组织几百人的妇女运输队，不畏山路崎岖，路途遥远，用肩挑、背驮将粮食运送到江西前线，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早在1933年的“三八”前后，为了完成十万双草鞋慰问红军的任务，宁化红色娘子军女战士组织广大妇女夜以继日赶制草鞋，短短7天时间赶制草鞋17800双，名列福建苏区各县之首，受到《红色中华》表扬。

1933年7月，彭德怀率领东方军攻打宁化泉上土堡，前方参战的宁化红色娘子军女战士英勇杀敌，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后方女战士组织妇女运送弹药、粮食、蔬菜到前线，负责抬运伤员和护理任务。1934年1月30日到2月2日，为了突击完成9000石粮食运送任务，宁化红色娘子军女战士组织1300名妇女（大部分为小脚女人），用肩挑、背驮，步行崎岖山路，将粮食运送到长汀前线，受到《红色中华》表扬。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出发前，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宁化红色娘子军女战士组织妇女不分昼夜赶制了1000套军衣和10000双布草鞋支援红军。巾帼铸就丰碑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从宁化出发长征，宁化红色娘子军的女战士有一部随红四师和红三十四师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她们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1934年12月27日，闽赣省苏维埃机关及所属部队在水茜棠地与敌发生遭遇战，伤亡100余人，被俘60余人，其中宁化红色娘子军21名女战士被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这些女战士个个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女战士牺牲时连自己的姓名

都没有留下，湮没在中国革命历史的波涛中，但她们用自己的忠诚和勇敢、青春和热血，为共和国的诞生铸就了不朽丰碑，历史不会忘记她们，共和国应铭记她们，今人更应铭记她们。

红色革命的故事【第二篇】

董存瑞，1929年生，河北省怀来县人。

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当过儿童团长，13岁时，曾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

194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军事技术过硬，作战机智勇敢，在一次战斗中只身俘敌10余人。

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4次，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

红色革命的故事【第三篇】

小交通员潘冬子

1934年秋，主力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参加了主力红军的父亲出发前给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冬子把它当作宝贝似的收藏了起来。

红军一走，大土豪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冬子的母亲作为游击队的交通员，走东村奔西庄地传达着党的精神。在一次行动中，冬子妈被胡汉三的“靖卫团”围困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母亲的从容就义，使小冬子突然长大了许多，他怀揣爸爸留下的红星，承担起了游击队交通员工作。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盐，巧妙地躲过了“靖卫团”的搜查。冬子还机灵地做了米店的伙计，搞到了确切的情报，破坏了胡汉三的搜山计划。冬子在沉着自如地对付了胡汉三的多次试探和盘问后，抓住良机，砍死了胡汉三。

1938年，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冬子和父亲又见面了。他带上那颗保存了多年的红星，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儿童团团长海娃

这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发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12岁的龙门村儿童团团长海娃每天一面放羊，一面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敌人的据点。一天，炮楼里的鬼子进山去抢粮食了，只剩下“猫眼司令”和几个鬼子兵。民兵中队长老赵画了一张攻打炮楼的路线图，并写了一封信准备把它交给八路军张连长。老赵把送信的任务交给了儿子海娃。海娃一看信封上面插了鸡毛，知道是十分重要的，他赶着一群羊作掩护送信去了。没想到，海娃在山沟里碰上了鬼子，他灵机一动，把鸡毛信拴在了“老头羊”的尾巴里，瞒过了鬼子小队长。一路上海娃受尽了折磨。深夜海娃好不容易从睡得像死猪一样的鬼子的腿缝里溜了出来。他赶到羊圈里，小心地把鸡毛信取了下来，一口气跑了几里路。后面伪军也追来了，海娃又被他们抓回去。他把鬼子带到了一条山路上，鬼子的骡马不能爬陡峭的山坡，海娃乘机拼命往山上爬，愈爬愈远，鬼子开枪打中了海娃的手。海娃忍着疼拉开嗓子喊“八路军叔叔……”海娃把鸡毛信交给了张连长。

赵一曼

赵一曼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了先进思想,勇于向传统观念和反动势力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成长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抗日英烈之一。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无数党员干部和进步青年惨遭杀害。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许多人宣布脱离了共产党,军校里的学生中也有一部分出现了动摇。赵一曼却坚决地表示:“不,我决不回头,我要战斗下去,继续奋斗下去。”军校决定由留在后方的叶挺率领第11军第24师赴前线攻打叛军，并把军校全体同学编为中央独立师，赵一曼随军校女生队被编为政治连，受叶挺指挥，开赴前线。五月十七日早晨五点钟，女生队分两路出发，一路到金口，一路到纸坊。我們高举‘中央独立师’军旗和许多面锦旗，号兵吹着进行曲，向望山门车站前进。”赵一曼和女生队沿途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在炮火连天的火线上，赵一曼和女生队的学员紧跟作战的男学员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抢救伤员的工作。不顾子弹在头上尖叫，把受伤的战友抬下火线，热情地为他们包扎、换药、喂药。这次从出征到返校共34天。在这34天里，赵一曼“历尽艰难困苦，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红色革命的故事【第四篇】

王朴生于1929年，牺牲于1943年，河北省完县人。他生长的太行山石岭下的河北省完县野场村，11岁时被大家推选为儿童团团长，牺牲时只有14岁。王朴诞生在村里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在他开始懂事的时候，日本强盗发动了“七七”芦沟桥事变，侵占华北，战争的火焰烧到了他的家乡太行山。日寇烧杀抢掠的凶残行为，在王朴幼小的心灵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有一次，野场村的乡亲们全被日寇赶到村子里，王朴也是其中一个，日寇拿着一份由汉奸金珠子提拱的村干部和抗日军属名单，叫汉奸翻译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出来，然后狗汉奸龇牙咧嘴地问王朴：“你就是野场村的儿童团团长王朴吧?”。王朴理都不理这个狗汉奸。“你一定知道八路军的东西藏在那里，说出来就放你回家。”“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鬼子和狗汉奸!”王朴面不该色得回答。日寇猛地抽出了东洋指挥刀，指着王朴的胸口，狂叫道：“你的小八路，快快的说，你不说死了死了的!”王朴面对日本鬼子强盗的刺刀，想起了“五不誓言”，想起了张喜子和秀大伯，更想起了自己领着儿童团团员宣言的誓言“头可断，血可流，秘密不可泄!”于是把牙一咬，昂首挺胸，面对死亡，毫不畏惧。就这样，王朴英勇的为自己的祖国献出年轻的生命。

红色革命的故事【第五篇】

水缸的秘密

瑞金沙洲坝的杨大娘是红军家属。大儿子参加红军以后，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里里外外什么事都要她自己操心。

1933年7月的一个傍晚，杨大娘浇完菜园，回家准备挑水做饭。她刚拿起扁担，却发现水缸里的水满满的。大娘奇怪了：前天水缸满，昨天水缸满，今天水缸又满了。这是怎么回事?她问小儿子：“小发仔，下午你挑水了吗?”

11岁的小发仔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我没挑。”

杨大娘越想越觉得奇怪，就跑到田头问代耕队长：“我屋里那口水缸，天天都满满的。是你派人给我家挑水了吧?”

“没有啊，”代耕队长也感到奇怪，将信将疑地问，“真有这样的事?”

正说着，上屋的二婶也提着菜蓝子走过来搭话：“是啊，我屋里的水缸也是干了又会满，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不知道是谁在做好事。”

代耕队长把斗笠往头上一扣，笑笑说：“毛主席主张调查研究，你们该去调查调查呀!”

杨大娘和二婶觉得这话有理，俩人商量了一阵，就各自回家了。

第二天，杨大娘擦桌子、洗衣服，不到下午，满满一缸水就用完了。她故意不去挑，也不下地干活，早早拿起一双鞋底，坐在门口，和二婶你一针我一线地纳起鞋底来。她俩鞋线扯得嗦嗦响，纳好鞋底又上鞋帮，四只耳朵听动静，两双眼睛观八方，边做针线活，边搞起“调查”来。但是等了半天，也没有半点儿动静，她俩心里纳闷极了。

太阳离西山只有两竿高的时候，杨大娘忽然听见屋里的后门响了，接着又听到水桶铁钩碰撞的声音。她俩惊喜地互相丢了个眼色，不约而同地喊了出来：“这回捉到了!”说着站起身就往屋里跑。

杨大娘刚进门，差点跟一个挑着水桶的人撞个满怀。她抬头一看，见这人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红军制服，正冲着她和二婶笑。望着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她觉得很面熟，但是又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二婶一下就认出来了：“呀，这不是毛主席吗!”

二婶拉着毛主席坐下，杨大娘赶忙端上一碗茶，说：“毛主席，你来沙洲坝不久，可处处爱护体贴老百姓，叫我们怎么感谢你呀!”

毛主席喝着茶，和两位红军家属聊起家常来，问她们：生活有没有困难?代耕队耕的田满意不满意?房子漏雨不漏雨?小孩子在列宁小学的功课好不好?一直谈到天擦黑，毛主席又要去挑水，非要把水缸挑满不可。杨大娘拗不过，只好答应了。

毛主席为杨大娘和二婶家挑水的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

朱德的扁担

1928年，朱德同志带领一支红军队伍到井冈山跟毛主席会师。山上是红军，山下不远就是敌人。

井冈山上出产粮食不多，常常要抽出一些人到山下的茅坪去挑粮。从井冈山上到茅坪，来回有五六十里，山高路陡，非常难走。可是每次挑粮大家都争着去。

朱德同志也跟战士们一块儿去挑粮。他穿着草鞋，戴着斗笠，挑起满满的一担粮食，跟大家一块儿爬山。白天挑粮，晚上还常常整夜整夜地研究怎样跟敌人打仗。大家看了心疼，就把他那根扁担藏了起来。不料朱德同志又找来了一根扁担，写上“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大家见了，越发敬爱朱德同志，不好意思再藏他的扁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