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事迹精编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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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事迹【第一篇】

钱学森爷爷是我国着名科学家，为祖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倡导人。他1911年生于上海，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为了更好地报效祖国，他1935年考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深造学习，并于1936年转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学习，并拜着名的航空科学家冯·卡门为师，学习航空工程理论。钱学森爷爷学习十分努力，三年后便获得了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对火箭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钱学森爷爷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从1935年到1950年的15年间，钱学森爷爷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生活上享有丰厚的待遇，但是他始终想念着自己的祖国。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钱学森爷爷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很不容易，而钱学森爷爷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种种艰辛，最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帮助下，才终于回到了阔别20年的祖国。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爷爷对祖国的深爱之情，是多么的感人啊！

1955年初冬，刚刚回到祖国的钱学森爷爷，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他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这是多么强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呀！”就这一句话，决定了他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1956年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成立，钱学森爷爷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

在酒泉发射场钱学森爷爷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他的指导下，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爷爷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一位美国将军说，钱学森爷爷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的战斗力。

钱学森事迹【第二篇】

他，我最敬爱的人，也是我们中国的骄傲。他一生的贡献留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一生的作为在我们的心上划下了一道痕迹。他，我们中国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他是谁？他就是我们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

“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这句话就是钱学森在自己功成名就之后所说的，当时的优厚待遇，他放弃了，为的是报答祖国！如果是我，会怎样呢？是和他那样？还是“卖国求荣”？也许是“卖国求荣”吧！

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与十几位中国留学生一起欢度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他们倾诉思乡之情，谈论祖国的美好前程，这美好的气氛在他们身边弥漫着。“早日回到祖国去，用自己的专长为祖国建设服务”，此时的他，内心一阵波翻浪涌，愿望不断浮现在脑海中，忍受着这个煎熬不知多长了，只是，现在的他无法忍受了，最终向留学生们袒露了心迹。以为会得到他们的鼓励与赞同，只是降临的却是劝告，有人说：“祖国刚解放，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仙现在去搞研究，只怕有困难。”这无意地劝告在钱学森心底无非是一个伤痕，但钱学森知道，无论祖国是贫是富，他都应该回到祖国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祖国建设服务。面对劝告，应该放弃这个理念的他却坚定地说：“我们日夜盼望着的，就是祖国能够从黑暗走向光明，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祖国现在是很穷，但需要我们——祖国的儿女共同去创造。我们是应当回去的。”钱学森爱研究，但他更爱自己的祖国，他一心想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只是，当他想回国时，却被美国的当事人阻扰了，他们始终不肯让钱学森回国，因为钱学森无论到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啊！这么好的人才，他们有怎么会放过？但种种的狂风暴雨并没有让钱学森回国的决心动摇过，他依然同以前那样，坚持着，默默地坚持着！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年的漫长岁月，钱学森在总理的关怀下，199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航程。回到祖国怀抱的他，为我国运载火箭、导弹研制和发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钱学森的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这一切都是他一生的写照，他永远鼓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一个脚印一个步伐地走向未来，为祖国做出贡献，他是我们中国的骄傲，是当之无愧的！我们都是祖国的儿女，都应该向钱学森那样为祖国建设服务，不是吗？所以，请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建设服务吧！

钱学森事迹【第三篇】

《钱学森书信》是一位“人民科学家”和谐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为中华民族智慧宝库增添异彩。钱学森院士从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人生历程，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和学习楷模。冯国瑞先生在《为人治学皆闪光――〈钱学森书信〉读后感》中，对钱学森院士始终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两点十分精辟的概括：“一是结合现代科学发展的实际。不仅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等多个大的科学部门，而且提出了从这些科学通向人类智慧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座桥梁，即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军事哲学、地理哲学、建筑哲学和美学等。二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提出了4个系统和9大领域建设的宏观建议。4大系统即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和地理建设。9大领域是：物质文明建设包括科学经济建设与人民体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包括民生建设、法制建设和政体建设，地理建设包括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钱学森作为杰出的战略科学家，能够坚持把科学理论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提出建议，把9大领域的建设组成为复杂的、动态的、优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实施，这正是他作为人民科学家最完美的体现。

8月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院士，亲切地对钱老说，“您上次（两年前温总理看望钱老时）说的两条意见，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同。”这两条意见，即“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钱老接过温总理的话，高兴地说，“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温总理坦率地说，“您讲的话我都记住了。您这次讲得比上次又要深一些。我们要超过发达国家，就要在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视教学的综合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和领军人物。只要坚持下去，一年看不出效果，几年后总会有效果。”

《钱学森书信》奉献给读者的是“仁山智水”的墨迹，更是知识和智慧的宝库，开卷有益，启迪思想，终身受用，是我们走进科学殿堂的金钥匙，窃以为可作为“案头书”。

“天高可问”：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

1980年5月18日，我国继10年前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又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一位外国记者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文章中写道：“这个名字的背后，有一段任何科幻小说家都无法想象出来的不同寻常的经历。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金布尔将军得知钱学森毅然回国的消息后恼怒地说，我宁可将这个家伙毙了，也不愿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资料，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这位美国人的恼怒可以理解，但他对钱学森“值5个师”的评价，事实证明实在是“低估”了。

世界科学界对钱学森的评价是：世界著名的航空、火箭、航天专家，工程控制论、系统科学奠基者，是美国导弹、航天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导弹、航天、系统工程的奠基人，还是科学哲学思想家。早在1943年，钱学森与美国科学家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为美国研制地对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理论基础。其后研制的“女兵下士”探空火箭、“二等兵A”导弹，是这一理论的“初生儿”；而这一成果，又被称为“北极星”、“民兵”、“海神”等导弹和反弹道导弹的先驱。美国政府在总结“二战”军事科技工作时，称钱学森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美国的舆论界则评价“钱学森是帮助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流军事强国的科学家银河中的一颗明亮的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1956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到祖国，从此更加焕发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激情，“知天命”，“顺国情”，“不逾矩”，过了“米寿”奔“茶寿”，让自己的生命为祖国、为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钱学森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主持完成我国“喷气和火箭技术建立”的规划，参与“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的实验，参与制定我国星际航天发展规划……钱学森院士还奉献出价值连城的科学巨著，诸如《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以及《论人体科学与现代技术》等，这都是为中国和世界创造的宝贵知识财富。

钱老如今已过耄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冲向“茶寿”。他把一生“献身科学、报效祖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获得过许许多多的荣誉。最近，曾作过钱老秘书、现已是总装备部研究员的涂元季将军，著文透露钱老在“荣誉背后”的感人故事。1991年，钱老年满80岁，获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钱老担心宣传“过度”，便对涂元季说，“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于是，连已经发排就绪的稿子，也在钱老的要求下，撤版了。2003年，“钱学森请辞院士称号”的故事，至今让人难以忘怀。钱老亲笔给科委主席周光召写信，信的结末写道，“以上请您批办。”“批办”不是“酌办”，而是“必办”的意思。1989年，美国国际工程权威机构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并授予他“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等令人羡慕的荣誉称号。当有人写信祝贺时，钱老淡定一笑，写回信说，“美国佬给我发奖章，我觉得没什么。因为对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作评价，最有权威的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一个美国的什么评审委员会！”这就是“人民”在“人民科学家”心中的位置。

钱学森对科学的杰出贡献，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但他永远的“中国心”，流淌的却是永远不可更换的中华民族的血液。

“科学哲学”：探索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

钱学森的青年时代在美国度过，主要从事应用力学研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应用力学的研究特点，强调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理论课题要从工程实践中提炼出来，又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并能指导工程设计。《书信》中有钱学森从事工程设计的文字记载，经常去工厂和实验室，察看实验情况，了解工程中的关键问题。因为钱学森具有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掌握的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数学博士的计算功底，所以解决工程上的难题才能得心应手，对当时航空界存在的“音障”、“热障”等难题予以合理的解决，使之成为著名的应用力学专家，即后人所说的技术科学家。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钱学森归国后，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特别是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使他在思维方法上有了升华，感悟到自己在美国学得的那些心得体会，其实在“辩证法”中早就指出来了。正如涂元季研究员所说，“钱学森的学习是勤奋的，他的理解力尤为惊人。1957年，他应《自然辩证法通讯》约稿，写出不足千字的短文《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髓了。”由此可见，钱老坚信，科学研究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做指导。

我们在《钱学森书信》中可以看到，正是“”使钱老明白：仅仅懂得自然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必须扩大视野，学习社会科学。《书信》中清晰地记载，他不仅学习马列原著，还读黑格尔、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和波普的作品。钱老还从“儒、墨、道、法、佛和易经”等国学文化中汲取精华，在比较中印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正是由于钱老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才能够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钱老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

钱学森的“科学哲学”观，让他往往有超出常规的见解，即超前思维。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钱老就指出计算机、通讯，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意义就像当年瓦特发明蒸气机，必将引起一场新的产业革命。一部《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将“人体科学”这一概念引发为一门新的“学科”，透露出“见微知著”的超前思维能力。对人体科学中一些暂时无法理解的现象，钱老认为，“有的人试图解释它，我看不行，因为它远远超出了现代科学的范围”。钱老对“唯象理论”有简洁明了的解释，就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曾打过一个比方：开普勒的行星说是“唯象理论”，而牛顿力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人类科学的发展就是对事物的由浅至深、由表及里、由复杂到简单，即由“唯象”到“科学理论”这样的认识过程。

钱学森在“科学哲学”的思想指导下，关于系统科学的论述和系统工程的运用，今天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钱学森关于系统科学的思想是“智慧的钥匙”，如果说他早期的《工程控制论》是对自然科学的认知，那末，后来的《论系统工程》、《创建系统学》等著作，则是对科学哲学的运用和实践。据涂元季研究院的记录：“钱老认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完全符合系统科学的原理，一定要在实践中真正按这个科学的方针去办。贯彻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逐步学会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即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手段就是计算机和现代计算技术。”

钱学森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实践和发展。

“天马行空”：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前年，总理看望钱学森同志的时候，钱老在听完温总理的谈话后，诚恳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修养。小时候，我父亲就是这样对我进行教育和培养的，他让我学理科，同时又送我去学绘画和音乐。就是把科学和文化艺术结合起来。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

在《书信》中，钱老用许多生动的事例和自己的生活感受，宣传“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观点，让许多人十分信服。钱老举例说，爱因斯坦喜欢艺术，小提琴拉得出色。我国核专家汪德熙教授，是一位钢琴家。著名建筑家陈从周教授的诗集《帘青集》，钱老爱不释手，反复吟诵。钱老多次提起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对科学和艺术都有很深刻的见解。“文理相通”――往往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天马行空”的动力源泉。

我们在读《书信》时可以了解到，钱老自幼喜欢文学艺术。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念高中时读的是理科，但他学过水彩画，拉过小提琴，写过小品。读大学时，是交通大学管乐队的小号手；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时，参加过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钱老24岁时曾发表题为《音乐和音乐的内容》的文章，讲的就是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钱老80多岁时，在杂志上看到讲述著名画家天津大学王学仲教授“三怪”的故事，立即写信王教授求“墨宝”。信中说，“我连您‘润笔只要纸’的纸也没有，实感唐突，请恕我无礼。”王学仲教授接到钱老信后，立即挥毫作长卷《狂草赋》，并赠《夜泊画集》。钱老在回信中说，“读先生《狂草赋》，使我神思飞扬，如火箭升空，‘巡天遥看一千河’矣……”钱老对艺术的执着由此可见一斑。

钱老对古典诗词歌赋乃至对联，都十分喜欢，并且很有见地，提出“将文学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探索思维科学新路”。“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科学呢？”“钱老80多岁还能‘顺背如流’昆明大观楼长联，并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其下联不是简单的感情抒发，而是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表达。”

我们都知道钱学森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据涂元季将军的介绍，钱老也是感情丰富的性情中人。他看电影《城南旧事》，听到主题歌――“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觚浊酒尽来欢，今宵别梦寒”――情不自禁地落泪了。钱老道出了个中原因：“这首歌，结合剧情，道出中国人民的伟大，我为此泪如泉涌。还有一个原因是剧中的小学，即我曾经就读的北京师大附小。我的老师有级主任于士俭先生和在校任教但未教我们班的邓颖超同志，我想念他们。”

钱学森事迹【第四篇】

本文从诗的构思、画的表达和诗与画的关系诠释了纪录片《仰望星空》的美学意义。指出在诗的构思方面，实现了整体与部分、正面与反面和场面与细节的结合；在画的表达方面，则体现在对特写镜头的处理，突出主题的表达和情景再现的运用上。“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通过诗与画的交互利用，呈现出具有表现力的构思和具有情节性的画面，实现了诗与画相结合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

电影纪录片；《仰望星空》；诗；画；构思；表达

为纪念我国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百年诞辰，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杭州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出品的大型电影纪录片《仰望星空》于2012年3月13日上映。该片以钱学森经历的百年中国历史为主线，全面展现了钱学森的一生，反映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作出的无私奉献。影片还首次大量呈现了钱学森夫人蒋英和其子钱永刚对钱学森生活情景的回忆，文献资料弥足珍贵。

作为主旋律纪录片，以表现杰出人物为题材似乎已司空见惯。然而，正如莱辛所言，凡是乍看起来象是限制艺术和削弱的东西，也许是一种明智的而且对我们有益的节制。[1]事实上，本片的核心魅力即在于钱学森的个人魅力，而对于这样一位观众既熟悉又热爱的科学家的诠释，则需要纪录片通过大量细节的纪实还原，在自律和他律的基础上实现形式的创新，该片的创新即体现在诗与画的结合。诗与画，两者皆是集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为一体的，通过外在形式表现现实之美的艺术。不同的是，前者是时间维度的表达，后者则更倾向于空间上的并列，在纪录片中，诗与画的表达即体现在对情节的构思和对画面的表现上。本文就从诗的构思、画的表达和诗与画的关系来诠释该纪录片的美学意义。

一、诗的构思

诗是一种动态的表达，借助言语方式，擅长时间轴的情节架构，在鉴赏过程中需要受众主观介入以填补节点的空白，因此常给人以通感的感官体验。该纪录片在诗的构思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整体与部分

诗的整体不仅仅是部分在逻辑上的演变和物理上的总和，意象的表达使其具有大于整体的意义空间，通过调动主观能动性来看见溢于整体之外的“看不见的东西”，更具美学价值。该片以钱学森一生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作为素材库，去粗取精，实现了整体上的简练和部分上的丰富。在以钱学森为主线的基础上，穿插了包括郭永怀遇难、发射前解决触点不灵问题等情节，在纵向上显示出一个“中华民族的钱学森”；在横向上则表现出不同时期包括钱学森在内的一批仁人志士的革命情结，这种纵深感不仅丰富了钱学森的人格内涵，同时也升华了主题，表现出中国人民为国家繁荣所付出的不懈努力。而莱辛在《拉奥孔》中对于诗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则有这样一段描述：“如果对整体的理解也应该是生动的，那就不能让个别的部分显得太突出，就应有一种较高的光线平均地普照全体。”[2]在《仰望星空》中，对于不同时期的钱学森和不同角色的钱学森的刻画，即体现了“平均受力”。该片并未因其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领域的卓越贡献而浓墨重彩，于是我们才有机会看到求学时的钱学森、生活中的钱学森和退休后的钱学森等。

2、正面和反面

冲突之于情节的意义，恰如情节之于纪录片，它能够予之以活力。而冲突之于诗，具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即“只有诗人才有一种艺术技巧，去描绘反面的特点，并且把反面的和正面的特点结合起来，使二者融成一体。”[3]通过正反面冲突的碰撞和角力所实现的平衡，才更加稳定和深刻。在《仰望星空》中，有一段讲述了钱学森因脾气急躁而不被理解，甚至因“不接触工农群众”而无法入党的情节，通过认真反思和修正，最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冲突的张力中，通过对钱学森英雄形象的解构和重构，人物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扁平形象，大大拉近了与受众的距离。同时，表现的主动权也由摄像机转移到了拍摄主体，真实性和客观性借此得以体现。

3、场面与细节

该片既有发射“两弹一星”的宏大场面，亦有若干细腻的情节，两者相互补充，丰富了影片的表现手段。细节是纪录片中的最小元素，其以小见大的作用却不容小觑。钟大年在《纪录片创作论纲》中将细节分为事实的细节和形象的细节，两者皆可进行情感表达和形象塑造，而其表现的方式则是多种多样，本片主要借助的是口述和画面。通过钱学森夫人蒋英的口述，呈现了大量钱学森生活的细节：如新婚之后在波士顿第一天团聚的情景；钱学森在被拘禁13天后得“失语症”的状态；钱学森夫妇如何给陈叔通寄信的情节等。在钱学森自己口述的宝贵资料中，亦清晰地再现了他被陈赓大将接见的细节，党中央在“”时期对其保护和关怀的细节等。而在镜头语言表现画面方面，亦有大量细节。例如，在蒋英七十三岁生日当天的家庭录像中，蒋英拉着钱学森，笑称蛋糕上唯独没有钱学森的名字，钱学森笑而不语；其后，钱学森笑称幸好自己有一位小他几岁的夫人，并借此拥抱夫人以表感激，这些场景，均描绘了钱学森夫妇举案齐眉、与子偕老的爱情。

二、画的表现

画是静态的表达，主要借助线条和色彩，擅长精确描绘，受制于二维平面空间，其鉴赏方式主要通过视觉体验来实现。在画的表现方面，该纪录片具有以下特点：

1、特写镜头

纪录片单从视觉效果来说，是由无数个画面组成的，每一帧就是一个画面，虽然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做到每一个画面都像一幅画，但特写镜头却有足够的表现力来以静态抒情。一个特写画面定格在钱学森夫人蒋英的面部表情上，这个镜头的背后是她在讲述钱学森被囚禁在特米罗岛时，她第一次去看望他的情景，片中没有具体的形容词来描述回忆时以及当时的心情，但这个表情却诠释了她回忆时的心有余悸，重现了当时她的焦虑、心疼、恐惧、愤怒等一组复杂的心情。而此时面部肌肉的细微活动所赋予画面的张力，正如巴拉兹所言：可以看到即使是目光最敏锐的谈话对方也难以洞察的心灵最深处的东西。[4]

2、突出主题

作为空间上的并列，画所遵从的人的阅读习惯决定了其必须聚焦，即一幅画需要一个主题，而纪录片所借用的画的表达方式，即是通过突出的主题来增强叙事的冲击力和说服力。在刻画钱学森作为父亲的形象时，该片并没有从多个角度切入表现其或严肃或宽广的父爱，而是主要通过两件事，着力表现了钱学森深沉的父爱。其一是通过其子钱永刚关于周末出题这件事的回忆；其二则是用“不回家要请假”这件事表现了钱学森晚年时期深沉的父爱，寥寥数笔即勾勒出具有典型性的父亲形象。在主题突出方面，以短镜头、快切镜头为主的剪辑方式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使得画面简洁有力。

3、情景再现

画面所具有的语言，不是主体所能单方面表达的，它需要用背景来补充叙事。由于历史的不可逆性，该纪录片采用了大量的情景再现，以还原历史情境和社会情境，宏观上将人置于前景，微观上对物进行再现，重构出一个虚拟的可感的历史空间。作为一种意向性的表达，实现了对历史空间的再现，对历史氛围的再营造和对历史心理的再感知，通过移情的作用，使人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了设身处地的同情和共鸣。当辛亥革命、“七七”事变的影像资料相继出现之后，钱学森被重现于一个战火纷飞的画面之中，这不仅唤醒了观众对于当时社会情境的想象，加深了对钱学森人生轨迹的逻辑认同，从情感上，也激发了对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的钦佩和感激之情。

三、诗与画的结合

从诗与画的关系来看，诗是由一幅幅动态的画组成的，而画本身也可以用诗来诠释，张舜民《画墁集》卷一《跋白之诗画》里所言颇具总结性：“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该纪录片在诗与画的结合方面，运用了具有表现力的构思和具有情节性的画面，在拓展故事情节纵深效果的基础上，实现了画所具备的造型美。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该纪录片仍具有为宣传而宣传的表现痕迹，如部分解说词与情节配合得差强人意。事实上，呈现国家主导的文化形态本无可厚非，在这个经济、文化巨变的年代，我们需要英雄式的人物和温暖人心的故事来鼓舞民族斗志、增强民族信心，但是，“填鸭式”的灌输已无法适应精神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民众审美需求。我们认为，一种好的寓教化于潜移默化的方式，恰恰是借助诗与画的表达。通过诗的含蓄牵出深远的意象，借助画的张力塑造逼真的形象，将二者结合，实现构建。但是，正如《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中所言：“诗歌中之活泼的画意，或画中的新奇的诗意，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东西，绝不是生吞活剥所能达到的。”[5]对于诠释钱学森这样具有人格魅力的人物，纪录片在技巧之外的自然情感则更显珍贵，通过情感的自然流露，即可激发观众的感情，最终实现如黑格尔所说的“在对象里寻回自我”[6]的教化效果。

参考文献

[1][2][3]莱辛 著。朱光潜译。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93，56.

[4]巴拉兹。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5]刘墨。中国画论与中国美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6]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