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毛泽东思想有感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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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思想有感1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经验总结，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具有极其丰富的时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开辟与形成提供了思想准备。自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以来，它已成为人类先进文化的一种精神象征，具有长久指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值此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深化对毛泽东思想时代价值的认识，对于进一步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掌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本领和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源于其丰富的时代内涵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过程来看，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是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人民革命斗争深入的结果。它是当年那个时代人类先进文化的成果，其理论来源、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西欧，并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到20世纪初，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心东移到俄国后，列宁指导十月革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列宁关注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纲领。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的中心和马克思主义的重心又进一步东移到中国等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催生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挽救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只具备一个要素即理论来源或理论基础是进行不下去的，必须是两个要素的互动，即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来源或实践基础(这个实际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当时的中国国情、当时的中国革命运动、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只有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这两个来源或基础，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有关问题，也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髓。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 这一阐述深刻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时代内涵。
毛泽东思想是在不断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并在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时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尽快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并制定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和策略。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等各方面原因，当时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十分盛行，导致中共中央接连出现“左”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给党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在同各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成功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的提出，成为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及时吸取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及科学的思想体系，成为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同时，围绕这一科学理论展开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理论创造，毛泽东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统一战线思想、党的建设思想等方面也都逐渐形成体系。这些创造和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和需要，又是中国革命艰难实践的呼唤。正如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总之，中国是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东方大国，中国的革命遇到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遇到过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并对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重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毛泽东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转变;而且提出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口号，实现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精华，在毛泽东思想中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像“实事求是”，本是《汉书》中的一句话，中国古代的一句成语，毛泽东却赋予它新的时代含义，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把它提升到新的学风和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熟悉。
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已浸透到中国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和人们的价值取向。
二、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源于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说毛泽东思想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就是说它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指导意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世界观、方法论，也就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十分严重，王明等根本瞧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毛泽东等人，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口闭口“国际指示”，搞的实际上也是“两个凡是”，即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凡是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必须坚决照搬。对于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和做法，毛泽东曾给予深刻的批评和讽刺，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这里所说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其中主要是教条主义。他还曾说教条主义者连猪都不如，因为猪碰到墙上还知道痛，马上转弯，而教条主义者碰得头破血流，就不知道转弯。正因为毛泽东深刻地批判了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从而领导全党实现了认识上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可见，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着中国革命的时代烙印，折射出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之光。因此，只有把毛泽东思想同它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了解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际过程，才能真正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时代特点和思想精髓。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其中，“实事求是”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工作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际、国际关系中的正确运用。可以说，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展开，因此也必须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过去搞革命要坚持这三条，今天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仍然要坚持这三条，而且必须是这三者的有机结合。所以，把它们称之为“灵魂”，其意在于说明它贯穿于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始终。正因为我们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始终牢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才在实践中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在理论素养方面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不断提高“相结合”的本领，做好“相结合”这篇大文章。一个党员或领导干部能力的大小，也主要是看他能否做到“相结合”，要真正做到这种“相结合”，就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三、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源于其独特的历史地位
在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有同志认为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述已经过时，而晚年又犯了严重错误，除了那些世界观、方法论以外，对今天已经没有多少指导意义，学了也没用。这种看法和疑问是片面的。当今时代，毛泽东思想不仅对党和国家的工作，而且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都具有长远指导作用，我们应着力挖掘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价值。倡导学习毛泽东思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要求我们根据新的情况，来认识、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即是说，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有了新的认识，党的一系列重要会议、重要文件和重大决策都包含了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今天的学习不是过去学习的简单重复，而是要以新的视角、新的眼光来重温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挖掘这一精神财富的时代价值，真正做到“常学常新”。
首先，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党的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并在这个体系中起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不了解毛泽东思想，就不能科学、完整地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史和一脉相承的历史关系。我们之所以要继续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等人的重要著作，一是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确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必须正确回答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我们一直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是否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正确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例如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创造性分析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在政治方面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在经济方面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实现“四个现代化”，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主张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以及改进经济体制的初步设想;在文化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等，都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下来了。有些问题毛泽东在实践上虽然没有解决好，特别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执政的条件下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问题没有解决好，但那时的探索对后来解决这些问题是很有启发的。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分析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结论，精辟地说明了它们之间的科学关系。
第二，毛泽东领导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失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借鉴
经验有正面和反面之分，从认识论的角度讲，反面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更容易使人们发现真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常常就是在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比较中认识的。邓小平就十分重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科学总结，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看作一笔难得的财富。他曾评价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改革开放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因为“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 邓小平的很多正确的理论，就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相结合”过程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开始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相结合”过程中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基本内容上有不少是相同的。如在政治上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统一战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经济上都主张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重视调整各方面的经济关系，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都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在发展速度上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在思想文化上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都重视科学、教育和文化建设，都重视知识分子等;在理论品格上，两者都不迷信本本，都主张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等。因此，毛泽东思想在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它上承马列主义，下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属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它们有着统一的世界观、方法论，只是因为时代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而呈现相继发展的过程。因此，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联系在一起进行学习、理解和运用。任何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毛泽东思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
对于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振兴和长远发展，毛泽东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指导作用。从历史的视角看，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发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一个政党的指导思想的功能，而成了20世纪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进入21世纪后，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必须高举的伟大旗帜，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们常常谈论的话题或学者研究的课题，会贯穿这个世纪甚至更为久远。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时，应该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深刻领会它的精神实质，着重学习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再次，毛泽东思想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指南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处在农村，不能不吸收大批农民入党，使农民出身的党员成为党的主要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党还能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认为不过是一个“农民党”。可是毛泽东认为，一个党的性质不决定于党员的出身和成分，而决定于以什么思想为指导。因此，他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意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而没有过分强调党员的出身和成分，处处从实际出发。他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入党条件，只列了五条：一是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是忠实;三是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是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是不吃鸦片、不赌博。应该说，这些条件是不高的，只要拥护党的最低纲领，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起带头作用，就可以入党。当然，党员入党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思想教育，使他们逐步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由于党根据实际提出入党的条件，而不局限于某种成分，就使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具有了广泛的群众性。同时由于党始终重视思想建设，终于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培育出了三大优良作风和清正廉明的作风，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现在，我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搞好执政党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要像毛泽东当年建设一个革命党那样，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在这方面，可以从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得到很多启发。
综上所述，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丰富的思想宝库，里面有挖掘不尽的财富。学习任何理论，都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仅仅引用某些具体的词句和结论，而应该系统、全面、准确地去理解和掌握。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基本问题，可以学到长期管用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站稳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从中得到丰富的历史智慧。这对于进一步加深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认识党的指导思想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规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很有裨益。
学习毛泽东思想有感2
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其中一个杰出之处，它不仅本身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因子，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指导方针，也是“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深刻认识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现实意义，准确把握其对凝练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探讨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时代价值。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杰出之处
“古为今用”指弘扬古代的精粹，为今天所用;“洋为中用”指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从文化的“源”和“流”的角度阐明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1964年9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生陈莲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该院教学和演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作了批示，肯定此信，指示解决她所提出的问题。就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这标志着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形成。
就“古为今用”来说。毛泽东认为，对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不能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该批判地继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为此，他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清理的任务。他认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中国有些人“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必须尊重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就“洋为中用”来说。毛泽东认为，文化发展应该“海纳百川”，面向世界，积极学习和汲取世界各国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我所用。他指出：“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针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当然，我们学习外国文化不能简单奉行“拿来主义”，而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
总之，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不仅内在地要求继承传统文化，学习借鉴国外文化，而且要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必须结合起来，既要汲取积极合理成分，也要摒弃和抵制消极落后的因素。这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重要内涵和重要指向，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杰出之处。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指导方针
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之所以应该而且必须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指导方针，原因在于：一方面，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予以发掘，并推陈出新，从而奠定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人类社会的进步体现在，每一代人都是以前一代人所取得的成就为基础不断发展的，而文化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重要。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践，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进行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博采众长，才能充满生机活力，增强竞争力。毛泽东主张尊重、学习、接受外国文化，其实质是要“洋为中用”，为新中国服务。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现实要求来看，我们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坚持和发扬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以其作为我们应遵循的原则。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学习借鉴一切有利于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丰富我国人民文化生活的积极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机制。”这充分说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仍然是当前我们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指导方针。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原则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三个倡导”为进一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而“三个倡导”的内容本身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从形式上看，这些内容总体上体现了传统文化价值内核的延续和西方文化价值精髓的吸收。当然，这种延续和吸收不是简单地延续吸收，而是一种基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现实需要的批判继承的遴选吸收，是一个加工、提炼和转化的过程。
核心价值观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体现着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价值倾向，统率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念，是一种社会制度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和精髓。培育、凝练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和未来，凝练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际出发，批判吸收传统文化的积极成分，以开放的眼光和宽阔的视野汲取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只有这样凝练出来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价值追求，才能体现时代特点并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诉求。从本质上说，这样做的过程就是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在“三个倡导”基础上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因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是在“三个倡导”基础上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
学习毛泽东思想有感3
毛泽东同志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学识渊博的学问家。他终生与书为伴，学习与其革命生涯紧密相联。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学习和实践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学习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鲜明的学习观。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笔者在整理资料中，作了一些梳理。
一曰学贵有志。“志者，学之师也。”立志是学习的先导。毛泽东13岁那年，与弟弟毛泽民和另一个亲戚家的孩子给长辈拜年，堂叔问道：“你们三个读书的伢于，长大以后都想做什么人?”“我要做有钱的人。”“我要做不受别人欺负的人。”毛泽东最后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做掀天揭地的人”。学生时代，他和同学们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毛泽东立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勤学苦读，掀天揭地，成就了解放新中国的伟业。
二曰学贵有恒。“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恒为本。”古人这一治学经验深为毛泽东认同。他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他提倡用钉子的“挤”劲和“钻”劲来学习。他对老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过去也总是这样推诿，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好比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
三曰学贵勤勉。“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毛泽东认为，刻苦俭朴的生活能锻炼人的意志，培养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每天起床特别早，做完冷水浴或其它运动后，就迅速走进教室自习。他非常赞赏徐特立“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从现存的毛泽东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他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四曰学贵质疑。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其他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我国的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他注重书本知识，但又不迷信，不盲从，不照搬，始终坚持独立思考。也正是凭着这种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精神，他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注重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集中全党的智慧，产生了光耀千秋的毛泽东思想。
五曰学贵应用。“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中如此精辟地论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读书学习与探索治党治军治国之道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在革命战争中，他导演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人民战争的“活剧”，所谋划的用兵真如神的境界，所创造的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历史，无不闪耀着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智慧光芒。
毛泽东同志的学习观，贯穿了他学习实践的全部和生命历程的始终，深刻揭示了学习的本质，对于我们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及构建书香社会、书香中国具有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的学习观博大精深，绝不是1篇短文所能概括的，仅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受到启迪。
学习毛泽东思想有感4
总结经验就是在实践和再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认识和再认识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不断地使认识升华和发展的工作。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了具有高超的理论水平外，还一贯重视在战争中学、向人民群众学、从历史中学、从错误中学，把总结经验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毛泽东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直接和参与指挥的战争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时，突然主动向李宗仁的机要秘书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靠什么吃饭吗?”程一时茫然不知所对。毛泽东接着意味深长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完全符合他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军队的实际情况。他有一段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他还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众所周知，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第三世界国家奉为游击战的经典。1964年，他和周培源、于光远一起回忆往事就提到了这“十六字诀”的来历。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去搞军事，去打仗。后来自己真的带起部队打起仗来，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打了一个小胜仗，接着又打了两个大胜仗，于是，经过总结经验，产生了“十六字诀”。
针对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他不懂战争，嘲讽他是从《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战法，毛泽东并不掩饰，他坦然地说：“是的，我不懂得他们那种蠢猪式的打仗方法;我确实读过许多中国古代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也看过不少关于外国战争的书，但我的军事知识主要是从战争实践中得来的。”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毛泽东练就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岁月中，导演了一幕幕令后人叹服的战争活剧，创造了中外军事史上的奇迹，为全世界所瞩目。英国学者迈克尔·爱略特·巴特曼评价说，“毛泽东是掌握打开这个时代军事奥秘之锁全套钥匙的一个时代人物”，“是政治军事天才人物”。
“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不但重视总结自己的经验，还重视总结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1964年8月29日，毛泽东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马拉问：“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么伟大?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毛泽东坦率地答道，“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
毛泽东认为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曾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人民群众的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进而表示经验是检验政策的标准，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新任务新挑战，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各级党委领导，“不但要交任务、交政策，而且要交经验。要做好工作必须总结经验。不但要总结领导的经验，而且要着重总结群众生产的工作的各种经验”。他虽为一国领袖，依然以身作则保持战争时期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关注各地的具体情况，及时发现群众当中值得推广的经验。1953年2月，毛泽东在江苏泰兴乡下调研了解到当地养猪、肥多、庄稼长得好的经验，后来在党内干部会上，多次讲到养猪、积肥与农业的关系，足见其对群众经验的关切和重视。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
越是重大历史关头，毛泽东越重视读史、鉴史，他曾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在抗日战争刚刚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引发毛泽东的高度热情，他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同年11月，又特意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把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性提升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毛泽东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总结了古今中外历史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提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的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不仅在于善于总结成功经验，还在于善于吸取教训，从中寻找成功的先机。他说过：“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1935年1月底，遵义会议后重掌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在土城战役中失利，红军损失惨重。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出三条教训：一是敌情没有摸准，二是轻敌，三是分散了兵力。正是吸取了这一仗的教训，毛泽东以“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留下了战争史上的“得意之作”。
因为重视利用错误教训，毛泽东在总结经验时，总是抓正反两个方面。他在1928年11月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既讲到了湘赣边界割据的成功经验，又讲到4月和8月两次失败的教训;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是既总结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他多次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
总结教训不仅指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也包括总结别人甚至敌人失败的教训为我所用。毛泽东有句名言：“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他的本事就大了。”他曾以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为例，说明错误的经验对指导中国革命的意义，从这一点上讲，他认为他本人就是王明的“学生”。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教员不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应包括帝国主义、蒋介石以及犯错误的同志。没有他们，我们就学不会办事。
毛泽东重视经验，但坚决反对经验主义，他认为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一样是有害的。为了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不能放弃理论学习，要认真读书，把感性的经验不断上升为更具条理性、综合性的理论。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曾号召全体党员深入了解中国的革命运动，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
毛泽东重视总结经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勇于实践，敢于探索，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有所创新、不断进步，做好各项工作。
学习毛泽东思想有感5
一
光阴似箭，一代伟人毛泽东，离开我们已经38个春秋;但毛泽东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思想，却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始终指引着我们继承推进着他未竟的伟大事业。研读洋洋九大卷近440万字的《毛泽东年谱》(前三卷自1893年至1949年，逄先知主编;后六卷自1949年至1976年，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重新思考毛泽东同志那光辉的一生，真是难得的受用终生的精神之旅。
二
习近平同志精辟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即贯穿其间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哲思，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作为一国执政党领袖，真正完成过成体系哲学著作的，如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那样，恐怕只有列宁的《哲学笔记》等著作。贯穿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始终的哲学思维，正是毛泽东同志力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作为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盖胜于此。
三
《毛泽东年谱(1893—1949)》的“出版说明”道：“这部年谱记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一八九三至一九四九年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反映了他对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特别是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他的理论观点、战略思想、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论述等，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反映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过程，并尽可能地表现他的胸怀、情操、气度和风貌。这部年谱从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和光辉历程，直至取得全国胜利。”而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出版说明”则进一步道：这“是一部记述毛泽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27年间的生平、业绩的编年体著作，比较全面而充分地记录了他的各种活动，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反映了他的思想理论和工作方法等。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一探索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年谱如实地反映了这一探索过程。从这部年谱中，还可以了解毛泽东在这27年间是怎样工作和生活的，具体到几乎是每一天的情况。”“这部年谱在很重要的方面反映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他逝世的27年间党和国家的历史。”
在这里，我之所以毕恭毕敬地原文抄录这两段“出版说明”的文字，是因为自己在认真通读学习了这部鸿篇大著后，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写得太精彩、太朴实、太准确了!这是我写不出的。我真诚地向深情缅怀伟人毛泽东的亿万读者朋友推荐《毛泽东年谱》。习近平同志说得好：知党爱党，知史爱国。“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今天，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地通读《毛泽东年谱》，修好党史、国史课，我以为就是对伟人毛泽东的最好缅怀和纪念方式之一。
四
我正是从认真通读《毛泽东年谱》中学习了党史、国史和毛泽东思想，加深了对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领悟。年谱以丰富而鲜活的历史事实雄辩印证了习近平的论断：“他思想博大深邃、胸怀坦荡宽广，文韬武略兼备、领导艺术高超，心系人民群众、终生艰苦奋斗，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探索出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新中国诞生后，他又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率领全党全国人民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复杂而曲折的探索。尽管这其中也有一些教训，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讲的那样，我们“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精神、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任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习近平同志讲得多么辩证!多么公正!多么具有说服力!
五
我不仅从《毛泽东年谱》中强烈感受到这位伟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理想信仰百折不挠、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而且被这位伟人“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同志、对亲人的人性人情所征服。他不仅自己从青年起就“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既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舍我其谁的凌云壮志，又抱“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拼搏精神，而且激励亲人们为理想为革命勇于献身。“为有牺牲多壮志”，且看从年谱中查阅的6位亲属的相继牺牲：1928年，胞妹毛泽建;1930年，妻子杨开慧;1935年，小弟毛泽覃;1942年，二弟毛泽民;1946年，侄儿毛楚雄;1950年，儿子毛岸英。当闻讯过继过来的胞妹毛泽建英勇牺牲时，他想起母亲的嘱咐，自责“未能照顾好妹妹”;当抗美援朝开始时，他率先垂范，送子毛岸英上战场，并深情地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语千金，其间滚滚流淌的人格何其高尚、人性何其圣洁、人情何其深沉和丰富!
六
我还从《毛泽东年谱》中，摘录出是以受用终生并引领我的精神航程的毛泽东的三句箴言：“读点哲学”“读点历史”和“读点鲁迅”。
哲学管总。哲学通，一通百通。为什么有人从思想僵化、个人迷信又跑到另一极端搞“非毛化”、改旗易帜?就因为哲学思维上出了毛病，习惯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好走极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务必弄通哲学，掌握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善于执其两端，把握中间，兼容整合，全面和谐地辩证思维。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而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部连接现实的最鲜活的历史。毛泽东同志正是善于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营养的伟大典范。其例证在年谱中举不胜举，启人心智。
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尊称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鲁迅的著作，是中国现代的一个宝贵的思想库。读点鲁迅，可以长思想、生智慧、辨是非、强硬气、固定力!
走笔至此，我不禁想起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言：没有毛泽东，中华民族不知还会在黑暗里摸索多少年!正如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
伟人远行，哲思永存。历史已经并将持续验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思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我们继承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离不开哲学精神的指引、离不开历史镜鉴的启迪、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