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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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1
摘要：中国经济正处于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解决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应对全球化中角色转变的切实需要。高质量发展是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创新的统一。当前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理念，重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等。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治理之策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21）03-0057-09
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诉求，是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产物，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手段。理论界和学界对高质量发展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什么是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高质量发展，当前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切实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诸多问题依然存在争议与讨论。笔者在对现有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新发展阶段中高质量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治理之策。
一、高质量发展是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创新的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20年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经过四十余年不懈努力，中国从贫穷落后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在2019年和2020年连续两年超过1万美元。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总产品的供给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大量产品由过去的供给不足转变为供给过剩。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贸易伙伴不断增加，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但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降至%，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理性对待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发展阶段。过度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粗放式的增长方式导致能源消耗过量，加剧了中国能源供应紧张局面;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失衡，供需内部矛盾加大;创新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凸显出经济发展重数量、轻质量的现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认知的转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做出的重大论断，是未来一段时间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基础，是破解中国经济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体现的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单纯依靠扩总量、提速度是无法解决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仅局限在物质文化生活上，还对健康、医疗、教育、环境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于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必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说，新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大力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应对中国在全球化中角色转變的切实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秩序长期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输出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参与经济全球化。但是自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为走出危机泥淖、转移国内矛盾，开始进行战略调整，部分国家逆全球化倾向日益明显。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迅速，在全球的地位逐渐提升。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和中国国际地位转变，以往参与全球化的模式已不能持续，必须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用高质量产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那什么才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呢？目前相关研究未有一致结论。张军扩等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高效率、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1]。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以高效率高效益的生产方式为全社会持续而公平地提供高质量产出的经济发展，需要有质量高、效率高、稳定性高的供给体系作为保障[2]。赵剑波等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三个视角理解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认为高质量发展既是发展观念的转变，也是增长模式的转型，更是对民生水平的关注[3]。袁晓玲等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数量与质量的高度统一[4]。张治河从创新角度理解高质量发展，认为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以创新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保障的发展体系[5]。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张涛认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其内涵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6]。周文等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转变，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统一[7]。张俊山认为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受到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经济发展才与经济发展质量要求相一致[8]。
上述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认知及评价，反映出高质量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笔者认为，高质量发展就是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科技创新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高质量发展，就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高质量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也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适应的调整。
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高质量发展包含的内容较为复杂。社会再生产总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每个环节中都体现了不同方面的生产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体制构成了一个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从这一角度看，体制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从生产力角度看，产业结构调整是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从而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更是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由原来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的转变。综上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是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的统一体。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构建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和谐统一的大平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产业发展活力焕发。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增加，相关制度措施不断完善。但是，中国在体制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领域与新发展阶段的诉求仍存在着一定差距，制约着新发展阶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体制转型存在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体制性问题仍比较突出，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所有制结构不完善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既保证了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不动摇，又充分调动了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上述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渐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满足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条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稳妥有序、分批分类开展，各种问题也随着改革不断深入而逐渐暴露。首先，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后仍存在“去行政化”不彻底的问题。目前国家没有明确的法律对国有企业监管者即政府行为进行细致规范，往往是政府在企业经营决策中具有绝对的话语权，与国有资本所占份额不成正比，从而不能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充分体现。其次，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对参与公私合营的私人资本缺乏可靠评估和有效监管。私人资本来源复杂、广泛，私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在管理制度方面不够规范，这就导致私人资本运营风险大于国有资本，可能削弱国有资本的实际影响力，甚至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最后，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各方利益冲突较为明显。在公私合营的企业，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经营目标存在不一致性，容易引起利益纠纷。在员工持股企业中，员工股份分布不均，存在高级管理人员掌握大量股份、通过信息不对称为自身谋取利益的现象，这也会阻碍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
2.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改革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不断进行调整，现阶段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于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而劳动要素和资本、管理、信息、技术等非劳动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由于个人能力、要素禀赋等存在差异，客观上导致出现了一定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出现解决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问题，有效刺激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但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当前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居民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扩大;二是在全部人口中，高中低等收入人群比例失衡，整个收入分配格局呈“金字塔”形;三是垄断行业收入过高。收入差距过大会降低社会总消费水平、抑制内需、阻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严重时还会造成社会动荡。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不断深化理论认知、坚持推进实践探索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实践的伟大创新。也正是从理论到实践均未有先例可循，注定了转型过程具有曲折性与艰巨性。从1978年开始，转型准备工作就拉开帷幕，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大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基本完成，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有不健全、不完善之处。从总体上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还存在小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成分，存在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主体不成熟、政府越位和缺位并存、寻租腐败严重等诸多问题，距离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也未完全形成，从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到文化、法律、生态文明等各项体制，仍有浓重的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未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完善的要求，对新发展阶段的体制再转型形成一定阻碍。
（二）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问题
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三次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
1.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产能过剩与不足并存
中国农业长期以粗放式发展模式为主，生产力水平低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缺乏科技含量。农业人均产值远低于国际平均线，农民收入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工业生产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重工业为主、以生产资料制造业为主的格局未能改变，导致轻工业产品、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满足人们需要。服务业占比偏低，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从产能方面考察三次产业，就农业而言，中国农产品生产总量供大于求，低附加值农产品价格长期低位徘徊，損害了农民利益。但在结构上，中国农产品种类较为单一，高端农产品的国外依存度仍较高。就工业而言，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行业。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十三五”期间的去产能任务已基本完成，但在未来一段时间，若国际经济形势未能根本好转，产业转型进程受阻，产能过剩仍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有企业出现大面积亏损，政府出资维持造成了僵尸企业的形成。大量的僵尸企业生产效率低下，挤占市场空间，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峻。而工业产能不足主要体现在以芯片、发动机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上。服务业方面，以传统的低附加值服务业为主，金融保险、科技、咨询等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
2.产业区域分布不均衡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体现在产业分布上就是：东部地区有良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基础，产业增加值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制造业和服务业欠发达。从产业内部结构看，中高端服务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聚集明显;低端制造业由于房租、人力成本等因素，有由东向西迁移的趋势。产业区域分布不均衡会使各地经济发展形成差异巨大的路徑依赖，进一步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单一产业结构也会造成各地内部竞争激烈和重复建设严重，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绿色产业发展不足
绿色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新兴产业，对政府政策依赖性较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绿色产业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存在许多问题：首先，绿色产业融资难问题突出，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导致许多拥有绿色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规模受限;其次，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监管漏洞，导致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出现产业扭曲发展的情况;再次，行业标准不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未完全确立，导致“各自为政”现象突出，限制了产业规模化发展;最后，绿色产业发展政策不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省市之间存在“重复补贴、重复建设”现象，导致了资源浪费等问题。
4.产业国际竞争力低下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企业平均利润率较低，获利空间狭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分工中不能占领研发和销售两端，只能承担加工组装职能，产品附加值低，产业整体形成“大而不强”的发展格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明显，由此形成的出口产品路径依赖短期内难以消除。产业发展的外资依存度较高，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也形成了模仿、借鉴学习外国技术的创新演进模式，进一步削弱了自主创新动力。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品牌意识不强，对国际知名品牌的培育力度不大，品牌溢价率较低。
（三）科技创新存在问题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成就显著，在许多核心技术、关键领域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距离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诉求还有较大差距。
1.自主创新意识不强
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自主创新意识，对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也不愿仔细消化和二次创新。究其原因，一是自主创新前期投入的时间、资金、人力成本较高，回报周期较长，与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短期性发展目标背向而驰;二是自主创新需要企业具备一定实力，拥有充足的研发基金和高水平的研发团队，这些硬性条件将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三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对于创新成果的保护力度不够，导致创新企业利益受损，企业自主创新意愿下降。需注意的是，中国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严峻，目前只有部分行业中的极少数企业能够掌握行业核心技术，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依靠技术引进。近年来，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更加严重，关键零部件的海外供应中断，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更加凸显。
2.基础研究较为薄弱
基础研究一般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沉淀。中国科技创新起步较晚，应用技术方面发展速度较快，但基础研究却鲜有重大突破。中国的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但这些机构往往存在基础设施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等问题，挫伤了科研工作者创新的积极性。近年来，高校绩效考核方式简单生硬，要求被考核者三五年内拿出代表性成果，这种考核导向无疑使科研人员更追求立竿见影的短期研究，而不得不放弃耗时费力的基础研究。此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重，增加了科研活动成本，导致科研产出整体下降。
3.应用研究针对性不强
目前，中国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性较差，创新成果转化率较低。一是高校科学研究与企业需要脱节。高校进行科学研究的目标与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以及教师个人发展相关联，而对企业的实际需要关注较少。科研成果转化的奖励不到位，校企利益诉求不同，导致双方合作积极性不高。二是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断层。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往往落后于社会需要变化，创新人才供给不足。
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主要举措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决问题：理念、制度设计、产业转型和科技创新。
（一）树立正确理念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正确理念是十分重要的。从理念上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念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理念发生了五次明显而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念基础。第一次是1958年提出了“多快好省”，第二次是1992年提出了“又快又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增长过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又好又快”的发展理念，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避免出现大的起伏。以上这些理念的提出和变化，都包含着一个“快”字。快速的经济增长成就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伴随这种经济地位的提升，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2012年第四次的理念变化去掉了“快”字，指出要持续健康发展，保持稳增长[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是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的理念。新发展理念指明了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向、思路和着力点，也是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深刻阐释。贯彻新发展理念，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问题导向，科学认识问题，从解决问题的实践中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清醒应对国内外复杂局势。
（二）重视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别根源在于制度①。一般说来，一种“好的制度”不仅应该是有效率的，同时亦应该有助于经济社会秩序的延续或重建。从动态角度看，制度和意识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因而“好的制度”也应该在变化当中保持渐进稳定性，并能够经受外部的冲击而不致发生紊乱。总之，一个有效率的和稳定的经济制度是可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深化制度性改革，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及时调整和完善适应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当前，我国制度设计应主要从以下着手。首先，持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坚持党在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谋大局、办大事的战略优势和强大的组织、执行能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引和强有力的政治保障。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治理方式，整合系统资源，强化政府服务功能，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培育更具活力的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完善市场体制、机制;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构建协同治理机制，把握公众参与基础，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其次，逐步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上，处理好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的关系，坚持发展混合所有制，完善产权交易运作机制，规范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对国有资本功能清晰界定，进一步分类分批分层推动混改。从分配制度上，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提高劳动要素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再分配对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提高农村地区、农业从业人员收入水平，限制垄断行业不合理高收入。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进一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强要素市场建设，完善宏观调控职能，加强法律、文化、生态文明等体制建设，优化经济体制转型的外部环境。
（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大产业结构转型力度，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关键措施是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侧重应对周期性波动的短期需求政策难以解决，需要从供给端进行长效制度设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改革的发力点和落脚点都在“供给侧”，通过高质量的供给解决结构性问题，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使供给结构调整适应需求变化。因此，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供给侧，短期需求政策可能会加剧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竞争力下降，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三者之间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措施，产业结构调整也需要同经济增长和风险防范协同考虑。短期内，稳增长是最为迫切的政策诉求，经济增长能缓解就业压力、缓和社会矛盾，但若过度追求稳增长，反而会使中长期结构失衡问题严重、风险隐患增加，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要从不同期限综合考虑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政策效果，在保证经济增长不低于一定速度的同时，重视合理调整产业结构、防范经济风险。其次，要在三次产业间分层推进。优化三次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增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发展质量，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农业方面，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技术、管理水平，发展特色农业、优质农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制造业方面，严格淘汰落后产能，全面清理僵尸企业，大力清除无效供给，加大創新投入，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重视品牌效应，增强品牌国际竞争力;服务业方面，大力发展中高端服务业，支持新经济业态发展，强化政策指引，重视科技与服务业融合，增强高端人才储备。最后，要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完善财政金融制度，提高对绿色产业的信贷支持和政策补贴，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奖励;加大监管力度，重视政策落实，严厉打击造假、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尽快完善行业标准和重点产品技术标准，关注世界绿色产业发展动向，使行业标准与国际接轨;协调中央与地方、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绿色产业政策，因地制宜构建绿色产业发展政策体系;进一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开展。
（四）加快创新体系建设
创新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加速器，是塑造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创新体系建设是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社会各界多主体参与，涉及产品、企业、行业、区域乃至国家的多层次多领域的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高效运行、良性循环的创新体系能有效解决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关键技术掣肘等问题，为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驱动力。
加快创新体系建设，要培育强大的企业创新主体，强化企业在创新决策、创新活动、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主导作用。通过税收、融资等优惠政策加大创新支持力度，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完善市场体制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搭建多层次多元化创新服务平台，为创新活动提供全方位服务。要重视基础研究，从国家层面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和管理体系，为科研人员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要促进应用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2
精准发现问题是巡察工作的生命线，提高线索成案率是巡察工作质量的重要体现。为高质量推动县委政治巡察工作有效开展，根据巡察工作实践，我就“精准发现问题，提高线索成案率”进行了思考，现浅谈以下意见建议。
一、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问题：一是了解整体情况较多，深挖细究突出问题少。在巡察中发现，巡察组难以听到反映被巡察单位问题的真话、实话。在个别谈话中，普遍存在“讲工作多、讲问题少，讲成绩多、讲缺点少，讲业务工作多、对领导班子评价少”的现象，要触及要害问题难度大。在对巡察对象问卷调查测评时，多半存在“一勾到底”的现象，测评结果缺乏真实性，反映有参考价值的问题不多。在延伸了解情况时，群众关注、参与巡察工作的热情不高。二是关注业务方面问题较多，发现从严治党方面问题较少。从巡察发现的问题看，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履行工作职能职责方面的问题较多，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问题数量少、比例低。作为政治巡察监督职责，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但巡察发现从严治党问题不多，收获巡察成果较少，巡察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三是反映一般性问题较多，发现违纪违法线索较少。在巡察中，发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较少。比如：有的单位长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薄弱、内部管理不严，工作秩序混乱，干部负面情绪大，工作积极性不高，工作推进不力，但在巡察中却难以发现突出问题。四是巡察方式创新不够，难以适应政治巡察工作新部署新要求需要。目前，政治巡察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听取汇报、民主测评、查阅资料、个别谈话、调查走访等，对《条例》中明确的13种巡察方式灵活运用不到位，工作创新不够。
（二）原因分析：制约巡察干部发现问题线索能力的因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原因：
1.巡察组对政治巡察职责定位把握不够精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巡察内容对发现违纪违法问题线索不够明确，市县巡察机构未定期对巡察机关干部进行系统培训。由此，导致发现问题线索的聚焦点不够集中，指向不够明确，针对性不强，致使精力分散，难以触及实质性问题；二是巡察组人员对巡察工作要求不够熟悉，存在边巡边学的现象。由于巡察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专职巡察干部少，存在有巡察工作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三是纪检、审计、信访、检察等部门提供的问题线索不充分，数量有限、质量不高，可查性较低，有的部门甚至没有。由于不掌握巡察对象的实际情况，不能做到有的放矢，带着问题去巡察，致使巡察处于被动状态，突破方向不明，只有在巡察了解环节中发现多少问题算多少。四是巡察方式运用不充分。运用巡察手段单一、方法简单，目前尚处于传统的一张嘴（谈话）、一支笔（记录）、一双眼（看材料）、两条腿（走访）的状态，对于巡察的13种方式，仅限于采取专题汇报、个别谈话、来信来电来访、查阅资料、走访调查等5种方式，其他方式运用的很少。
2.巡察组干部履职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巡察组一般采取临时抽调工作人员，巡察组工作人员的能力水平、业务知识、专业结构、能力搭配与巡察工作的需求存在一定差距。二是在开展巡察工作时，巡察工作人员也存在不敢碰硬、怕得罪人、只求走完程序的思想。三是在走访调研时，存在延伸调查、明察暗访、有针对性求证问题线索少，对如何扩展问题信息，精准发现问题，研判甄别筛选问题思考少，精力投入不足等问题。
3.被巡察单位民主参与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个别被巡察单位盛行“好人主义”思想，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愿讲、不敢讲、不便讲、不肯讲的现象，有的对巡察组缺乏信任，担心受到打击报复；有的还抱着少说为佳、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有的人本身就是违纪违法既得利益者，对有问题的人和事故意袒护和隐瞒；有的单位缺乏民主氛围，公平公正受到一定压抑，长期没有形成讲真话的氛围；有的知情人存在持疑观望、犹豫情绪，对巡察的公信力缺乏信心，错过巡察进驻反映问题时机。在开展巡察前，各巡察组虽然采取张贴巡察公告、放置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开设信访接待等方式，加强对巡察工作的宣传，但在实际工作中，被巡察单位干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公布的举报电话基本上没有接到有群众来电，也很少有群众主动上门反映问题，干部群众对政治巡察这种新的党内监督方式、反腐执纪方法不够了解和信任，抱有观望心态。
二、主要途径及工作措施
1.做足前期“功课”，多渠道了解被巡察单位有关情况。在进驻被巡察单位前，巡察组要通过巡察办积极主动与纪检监察、组织人事、信访、审计等部门联系沟通，了解掌握这些部门对被巡察单位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和选人用人等方面的反映和举报，并逐一梳理、登记造册、建立台账。同时，巡察组多渠道收集了解被巡察单位情况，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领导班子团结情况、干部纪律作风情况、干部群众思想状态等。必要时要亲自约见反映重要线索的举报人，认真听取其诉求和情况反映，适时采取明察暗访、随机抽查等方式实地取证验证，“瞪大眼睛”发现问题、寻找线索。带着这些情况和问题去巡察，更有利于增强巡察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创新谈话方法，在巡察工作针对性和有效性上下功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打无把握之仗。只有采用灵活的谈话方式，才能谈出实情隐情。在个别谈话前，要对谈话对象的个人情况如籍贯、学历、专业特长、任职经历等都要有所了解。在谈话过程中，主谈人态度要诚恳、语气要谦和，可以采用拉家常式的谈话，结合对方的工作经历、专业特长进行开启谈话，使之放松情绪、减轻压力、卸下包袱，尽量赢得谈话对象的信任，使之尽量讲真心话，反映真实问题。除了对规定范围内的谈话对象进行个别谈话外，还要增加与退休不久且情况熟悉、又敢讲真话、讲实话的老同志开展谈话，以提高发现问题线索的质量和效率。要注意听弦外之音，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长期的中庸之道和当“老好人”思想，教育大家“多栽花少栽刺”，人们一般不愿意谈论别人的问题，即便是非常正直的人在谈论问题时都有所顾忌。主谈人必须抓住谈话人想反映问题的心理，及时打消对方的顾虑，解除对方的思想包袱，把谈话不断引向深入，了解更多真实情况和信息。
3.重视信访举报，通过办理信访举报发现问题线索。信访举报包括来信、来电、来访和网络举报，一般分为实名举报和匿名举报。在进驻被巡察单位之前，巡察组要及时发布《巡察公告》，及时公布巡察内容和巡察组、被巡察单位、巡察时间、举报电话、邮政信箱、信访接待地址等重要信息。对于巡察期间接到的信访举报，巡察组要认真分析甄别（有的可能是捕风捉影、查无实据的举报，有的甚至是无中生有、诬告陷害），经过分析调查后可以排除。但是对举报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的匿名举报，巡察组要高度重视，认真调查核实。特别要高度重视那些事实清楚、线索明确的实名举报（一般来说，没有确凿证据，不到感情破裂撕破脸皮程度，人们的顾虑很多，很少实名举报），既然敢实名举报，说明举报人有确凿证据，并且会把了解的情况全部说出来。
4.查阅相关资料，有针对性地发现问题线索。有的单位主要领导存在有“家长制”作风，有“一言堂”情况，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好，该上会研究的不上会研究，就直接拍板决定了。有的决策程序不规范，上会讨论时，“一把手”往往先发言定调，其他副职出于各种考虑就不好发表不同意见，只能同意。如果个别谈话有这方面反映，再对照查阅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基本就能印证个别谈话反映的情况是否真实。特别要重视财务资料的调阅（因为财务资料是巡察发现违反工作纪律、廉洁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重要基础资料，公款吃喝、违规接待、公款旅游、报销个人费用、变相处理费用、违反财经纪律等等，都可以从财务资料中发现蛛丝马迹），但是财务资料纷繁复杂，一般单位少则几百本，多则几千本，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全部资料看完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调阅财务资料要抓住重点、有的放矢。要把“三公经费”支出、工程款支付、大额资金支出、奖金补贴发放、现金支付，以及支付程序违规、附件缺失等作为查阅资料的重点。同时，还要重点查看投资工程项目是否公开招投标、已出让土地用途是否改变、房地产开发规划是否变更、矿产资源开发监管是否到位、征地拆迁补偿款是否合理分配等，从中发现领导干部及亲属插手工程项目的线索。
5.开展延伸巡察，通过明察暗访发现有价值问题线索。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被巡察单位违反廉洁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情况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隐蔽，许多不合理开支和支付可能转移到下属单位、企业及协会，因此，下沉一级延伸巡察十分必要。巡察组可根据谈话反映的问题和线索，下沉一级明察暗访；也可直接深入到现场甚至群众家中，向人民群众了解客观真实情况以及他们的想法，以便发现确凿证据，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三、注意事项及几点建议
执纪审查是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和权力，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在巡察工作中，巡察组的任务是发现问题、反映问题、推动解决问题，是“尖兵”、“前哨”，没有执纪审查权限。因此，在巡察工作中要切实做到四个不越位：一是巡察谈话不越位。不能长时间、高强度谈话，或将谈话对象留置驻地，不要求签字盖章按手印。二是询问知情人不越位。向在押人员了解情况，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把握“询问不是提审原则”，根据问题线索有针对性了解，不超越巡察授权内容。三是提请协助不越位。不能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抽查变成普查，不能直接要求被巡察单位领导干部提供相关信息，不能收缴违纪款物等。四是提出处置建议不越位。巡察期间，除按规定督促被巡察党组织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以及“四风”方面问题立行立改之外，对发现的其他违纪问题线索，原则上不直接向被巡察单位及纪检监察机构提出处理意见建议，也不直接向政法机关提出处理意见建议。
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一段话提纲挈领地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战略目标。
一、“高质量”的经济学性质
我们说，将“高质量”作为一个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达之中，是对经济学的一个挑战。因为什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主体框架中，“质量”基本上是一个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将其归之于“假定不变”的因素中，或者以价格来替代。简单地说，所谓“优质优价”，就是东西越好价钱越贵。这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称为“质—价”对称性假定。但是，这一假定是有条件的。如果质量因素体现在生产效率或规模效益上，即发生工业化生产中普遍的“物美价廉”或“优质平价”现象，那么如何判断和分析经济活动及产品质量的经济学性质，就往往会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尽可能回避的问题。比如，作为高技术产品，今天的智能手机的价格大大低于过去的手提电话“大哥大”价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质量显然不是后者能够与之相比的。这个时候，价格完全无法显示产品的质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质—价”对称性。这一现象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工业化时代是普遍发生的，尤其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纷涌出现，使得这一现象更视乎平常。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却对其视而不见，只是假定在一定时点上，质量高的产品具有比质量低的产品更高的附加价值，静态地建构质量与价格之间的对称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自马克思将古典经济学推向理论高峰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超越，便知难而退，将商品二重性的理论路线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轨，也就是走向了将商品使用价值并入交换价值的路线，而且倾向于以供求关系分析完全取代价值理论。例如，认定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价值，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决定其价格，以此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基础。这样，经济学发展和逻辑体系演进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数学方法进行刻画和分析的方向。通俗地讲，就是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就像列出公式，经过推导，得出结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数理模型化倾向，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复杂的质量因素尽量回避，经济学研究的抽象方法也尽可能避开了具有很强具象性特征的质量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变得越来越“纯粹”“精确”和“精致”了，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抽象为数量关系，唯一重要的计量单位是“价格”(包括工资、利率等要素价格)，所有的经济变量都转换为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个量或加总量。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被称为“第二数学”，几乎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可以由数学来表达，而且认为只有用数学方式表达和刻画的经济关系才是含义最明晰和定性最精准的变量及其相互间关系。
为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现实经济中存在的质量因素，一般采取两种方式来处理：第一种方式，将不同质量的同一种产品定义为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只有质量相同的产品算作同一种产品，这样，分析产品供求关系时就不存在质量差异和计量困难了。第二种方式，将产品的差异包括质量差异都归之为“垄断”性因素，实际上仍然是将质量不同的产品定义为不具性能(质量)替代性的产品，正因为这样，质量不同的产品也就相当于不同产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类产品。对于产品质量，进而对于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往往不愿深入讨论。其根本原因就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缺乏研究质量因素和质量现象的学理基础，以及以此为依据的分析工具。
西方经济学家当然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实际生活需要，即获得有用产品，而所谓“有用产品”实际上包含着强烈的具象性质量特性。但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经济行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们仅仅是生产自己使用的产品，也就是将生产的最终目的完全同化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生产力反而会受到极大限制，因为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实际上就否定了社会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类社会必然走向以分工为基础的交换经济(市场经济)，产品成为商品，即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这样，各个生产者的生产目的就从为自己提供使用价值，转变为以向别人提供使用价值为代价，而获得对方提供给己方的使用价值。此时，产品使用价值所体现的质量合意性，就从关注自己消费的产品的质量合意性，变为关注交换对方能否认可和接受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这样，生产者的“自利”动机就不是产品对自己有用，而是可以获得别人提供的交换物的有用性。这种“反转”，由于交换关系的普遍化，产生了交换价值，并开始取代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当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全权代表时，使用价值就日益落入弱势地位。
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学家不知道人的实际动机并非仅仅为了自利，他们完全知道人的行为动机总是很复杂的。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承认：“当我们说到一个人的活动的动机，是为他能赚得的金钱所激发时，这并不是说，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图的念头之外，就没有其他考虑了。”但是，他也明确地说：“经济学一方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类在社会中的活动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研究人类满足欲望的种种努力，然而只以这种努力和欲望能用财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货币——来衡量为限。”虽然他也承认“货币从来不是衡量这种动力的完美的尺度”，但仍然认为“如果谨慎小心的话，货币便可成为形成人类生活的大部分动机的动力之相当好的尺度。”可见，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是“睁一眼闭一眼”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进行的“抽象”和“假设”，只以研究货币可以衡量的现象和关系为限。这种独眼看世界的方法比较方便，但也相当“冒险”，因为它无法全面、透彻地看清世界，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马歇尔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千万不能忘记两个假设条件：“第一，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第二，这些原因能够不受阻碍地产生某些结果。”并指出：“亚当·斯密和许多往代的经济学家，依照谈话的习惯，省掉了假设的语句，因而获得表面上的简捷他们获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却是得不偿失。”也就是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方面要尽可能“抽象”掉使用价值因素，否则很难分析出一个合意的结论，另一方面它又不能无视使用价值。如果引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西方主流经济学就会显得很“笨拙”、不精确;而如果无视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因素，则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根基。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命门”性难题，也是其理论局限性的体现。
因此，研究高质量发展问题，有必要再回到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看看这一问题的理论根基究竟是怎样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研究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论，即认定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对两者的关注和关切都不可偏废。换句话说，人类从事生产活动，归根结底当然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这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常识性事实。而随着真实需要的不断提升和生产能力的相应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性能也不断提升。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马克思始终保持学术定力，将商品二重性理论置于经济学逻辑基底，并始终坚持，使之成为贯彻和决定整个学术体系的“基因”。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交换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发展成以货币为媒介的市场经济时，商品的二重性就显著对立了，而且形成独立的供需双方：提供有用产品的一方为供给方，付出货币的一方为需求方。我们知道，最早是物物交换，货币出现以后，就变成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简单地说，我把生产出来的物品卖出去获得货币，之后拿着货币去买我所需要的商品。这就是马克思以符号形式W-G-W所定义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简单商品经济。这个时候，产品的使用价值质量关注方虽然发生了反转，但双方的最终目的仍然是获得使用价值。而进一步的实质性变化是，从简单商品交换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和交换的目的再次反转，就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商品到货币再到商品，即W-G-W，而是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增值，即G-W-G′。这个时候，交换的目的不再是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交换价值即货币增值。通俗地讲，就是赚钱。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从货币到货币增值中间没有其他环节，那不是更好吗?货币如果能够自行增值，岂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径”!这就是所谓“虚拟经济”的逻辑。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原本意义上，使用价值是生产目的，交换价值即货币是手段，而现在却反转为：使用价值及其质量不过是手段，获得更多交换价值即货币才是目的。而如果能够不要(或省略)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这个手段或工具，也能达到货币增值的目的，那么，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
当然，在此情形之下，使用价值及其质量特性也并非完全无关紧要，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虚拟经济归根结底是受实体经济所决定的，实体经济的供求关系是竞争性的，只有当产品的质量能够满足真实需要，才会有更多买家;只有当买方愿意购买时，卖方才可能获得货币，即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常情况下，生产和提供产品的供给者众多，卖方的产品交换价值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更具优势的性价比，才能在竞争中战胜对手完成交易过程，这可以称为质量的竞争力，即同竞争对手相比较的质量优势。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物美价廉。可以说，质量竞争力决定产品的价值实现。
商品质量首先关系到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一般来说，物质技术性能越高，产品质量也越高，竞争力也越强。但经济学所定义或关注的商品质量不仅仅关系产品的物质技术性质。换句话说，产品质量是相对于满足人的实际需要而言的，如果没有人的实际需要，就无所谓产品质量。如果物质技术特性超过实际需要并且导致更高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也就是质量好，价格贵，没有竞争优势，这样很容易出现产品很好但无人问津的情况，而这并非经济学意义上的高质量。
总之，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看，所谓质量，是指产品能够满足实际需要的使用价值特性，而在竞争性领域，所谓质量，同时还是指具有更高性价比因而能更有效满足需要的质量合意性和竞争力特性。需要强调的是，消费者或者说买方的“需要”很复杂，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也是不断变化。所以，当将这一理解推演到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时，就赋予了其很强的动态性，在其基本的经济学意义上可以表述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
二、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含义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数量和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其最突出特征。进入新时代，这样的高速增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那么，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上分析，高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质态有何异同?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又如何呢?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高速增长还是高质量发展，其本质都是发展。高速增长，强调的是发展速度，目的是要解决当年贫困落后的面貌。而高质量发展，就是在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的基础上，实现质量更高的发展。换句话说，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含义，都是使用价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价值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
在高速增长阶段，一方面，主要专注的是经济产出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量不足上。当时中国经济供给侧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生产力”。为了摆脱落后，必须加快增长。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为了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发挥了强劲的力量，表现为，经济关系中的工具性目标，收入、利润、GDP等，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在这一发展阶段，整个国家表现为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倾向，而且对物质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或趋向于对货币的强烈欲望。那么在这一欲望的支持推动下，亢奋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很容易蜕变为非理性地追求货币数字的疯狂游戏，导致产生所谓“非理性繁荣”和“泡沫”现象。这就是过度追求，已经离开了发展的本真价值。
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整个社会和国家由此而实实在在地进步了，富裕了，强盛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其内在的矛盾和问题也积累并日益显现出来，最突出的就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比如，为了经济高速增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特别是环境的代价。那么，我们不禁思考，高速增长是为了什么?当经济增长的量的不足即“落后”问题基本解决后，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突显出来。
从市场经济的商品二重性角度观察，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是经济运行的目标和动力机制从主要侧重于以交换经济(货币单位)计算的产品总量增加，转向更加注重产品和经济活动的使用价值及其质量合意性。这是不是说，我们只关注质，而不需要量了?不是。以交换价值所体现的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机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还将发挥重要作用。收入、利润、财富、GDP等仍然是重要指标，关系到经济是否或能否有效运行并取得进步。也就是说，在保证量的前提下，我们要追求质的突破。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体现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价值面即供给侧的关注，将变得尤为重要，受到更大关切。
总之，在新时代，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就要“不失本真，勿忘质量”。也就是说，当中国历经百年奋斗，终于甩掉了“落后的生产力”帽子，进入生产力已有很大提高的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本真性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使用价值侧的不断进步，即经济状态的质量面的日益改善。这也就是经济工作要转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根本原因。
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新质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那么，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质态?我们在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上引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刚刚，我们分析了它的一些不足或是在分析具体问题中的一些缺陷。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所说，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可以简单表述为：“最优化+均衡=经济学”。沿着这一方向，并且力图将更复杂的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以体现经济学的“高深”和“精尖”，因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形式显得越来越“精致”“优美”，同时却越来越远离复杂现实，失去其本真的研究对象。比如说，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不仅无法说得通，而且还会得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谬论。也就是说，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往往会得出与现实相悖的结论。
越高深的经济分析似乎越是同真实世界无关，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优美性似乎就是其自身推理逻辑的自洽性。换句话说，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这套推论，只要符合逻辑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自娱自乐。可见，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和分析范式离现实已经很远了。因此，应对“量”的问题，西方现代经济学似乎可以信心十足地进行得心应手的分析和判断，而一旦面对“质”的问题，经济学就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窘迫。特别是，当社会经济的“质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过去社会的“质态”条件下形成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无论如何精致高级，也难以适应具有新质态的新时代。而且关键还在于：现在所面对的主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也就是说，分析中国的问题，要把它放在中国这一特殊环境中进行，否则很难得出符合现实的准确的结论。所以，要想分析、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就要用脚来丈量大地，把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由于工具理性的强劲主导和社会生产力的落后，市场经济的创造使用价值满足真实需要这一性质被抑制了。而进入新时代，市场经济的这个最终服从于满足人民实质需要的根本性质将越来越显著地显现出来。因此，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是衡量是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准则。而且，新时代的这些要求也本质地决定了经济运行必须是效率和质量导向的，即体现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
对于这一问题，很多专家学者都详细讲过，我这里简单提及一下。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和路径的转变，而且也是一个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过程。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基于新发展理念进行新的制度安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一，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市场价格调节的有效性，其基础性的体制机制要求是，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
第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个问题我们后面详细讲。
五、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特征
高质量发展要求区域发展方式和路径的多样性。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突飞猛进”，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稳中求进”;高速增长阶段主要表现为“鼓励先富”，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共享”;高速增长阶段的关切主要为“GDP居首”，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关切“绿色环保”。基于这样的变化，可以预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态势也将发生深刻变化。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发展质量评价的一定模糊性，反映了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并且其关切重点从物质成就表象层面逐渐深入到内在实质及体验感受上，这决定了各个地区的发展可以有多种路径选择，致力于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各具特色的高质量表现。发展价值的多维性和丰富性以及各地区的地理差异性还决定了，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并非GDP高速增长一条道。尽管对于高质量发展，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可持续的增长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础性的，但追求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目标则可以是“各显神通”、“各具特色”的。由于不同的区位、资源和历史条件，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经济规模必然会有差别，“高增长”和巨大经济规模并非所有地区都可能达到的目标。总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各具特点的多样性的区域格局和经济文化特色，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和路径，提供了各色条件和很大选择空间。
六、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主体及其需要
前面提到，西方主流的经济理论和分析范式存在固有缺陷，其中有一个叫“理性经济人”假设。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个体解释相对于社会解释具有逻辑的优先性。换句话说，它是强调个人的，承认个人利益，但不认为有集体的存在，不承认集体利益。美国经济学家劳伦斯·A·博兰认为，在经济学中，任何别的事情都能被解释为个人选择的结果。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离开了个人的行动而可以运行和表明自己的社会的观念是荒谬的。每一个社会的事物都必定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个人的行动中认识的。对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任何一种经济现象都可以通过个人或由个人利益组成的集体行动得到解释。
公共选择理论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个是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引入政治领域，“在正确理解的公共选择观点中，根本没有‘社会目的’、‘国家目标’或‘社会福利机能’诸如此类的东西”。另一个是曼瑟尔·奥尔森在其1965年出版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仍然是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认为不存在无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并表示参与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部门活动的个人均希望自己行为最大化。一切真实的选择不是集体的选择，而是个人的选择。正是个人的选择，个人才是伦理的主体。正因为如此，方法论个人主义总是拒绝集体选择，从而用个人选择代替集体或群体选择。换句话说，他们拒绝承认集体利益，拒绝承认社会利益。那有没有人认为有集体选择或者群体选择的存在?有。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中谈到，哈奇森主张，为了保有群体选择，应当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至少也应当对它做出修正。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及专家学者并没有做到，也没有这么去做。
西方主流的微观-宏观范式撇开处于真实社会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价值、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把人所在的环境假设成一个没有任何外界因素的抽象，就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阻力的真空一样，以确保其假设能够推导出合适的结果以及其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遍性。实际上，这种结果跟现实社会是有很大差距的。进一步说，在完美的形式逻辑外观下，西方主流经济学有其内在逻辑缺陷，不仅在逻辑推演中过度依赖于假定条件，而且有的假定是脱离现实甚至无视真实的，为了贯彻工具理性而往往丢失本真价值理性。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所构想的经济世界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因素，在想象的绝对空间中推演出一个完美的乌托邦世界，是人人都完全按经济理性来自由行动的一个一元化的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完全可以靠单一规律来描绘出来。这个可能吗?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包括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这一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表示，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99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自娱自乐。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分析范式，其缺点就是离现实世界太远了，难以用来分析、解释现实社会。
西方的经济理论承认个人利益，不承认集体利益。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国人民愿意把个人理性的选择权力让渡给集体理性选择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中，大家服从指挥、统一行动，很快控制住了疫情。而这种行动的逻辑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承认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真实存在的利益，并高于个体利益。而且，集体理性的选择可以形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按照这一逻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承诺中，就需要有一个代表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感知主体和决策主体。是谁呢?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各个阶段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绝对的决定性作用，是其他任何国家和任何主体都无法比拟的。
我们说，用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是很难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的。因为在观察和解释中国经济的理论思维中，如果无视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与作用，就根本无法理解和解释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就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分析范式，中国共产党既不是经济学所定义的微观经济主体，也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的“政府”。她的作用不同于宏观经济范式所认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对经济发展的领导。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直接构建各种制度、经济决策和观念行为。虽然，我们党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宏观分析范式中所描绘的诸如“政府”那样的宏观经济调控主体或管制机构，但她的经济地位和功能角色是“超宏观”的，而且具有彻底的影响力。
从各国区域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可以看出，政府积极有为是区域增长极形成与发展主要动力，而且政府还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保证所有参与的市场主体的有序竞争。这一点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方发展中、各地政府所起的作用中就能看得出来。可见，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各地方政府承担的角色多样性与发挥作用的主导性也是无可比拟、无法替代的。我国区域经济学主要奠基人和开创者陈栋生曾表示，在不拥有市场经济“基因”的特定地区及其特定发展阶段，政府对市场主体形成和市场体系的完善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李义平也说过，政府作为不完全计划经济和不完全市场“链接者”的影响是任何主体所无法替代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不自觉地扮演着市场主体的角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从来未有过成功的大型经济体政府在其中不扮演重要角色的，而且在那些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比如中国)以及生活标准最高的国家(比如北欧国家)，政府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这是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现实都证明了的。
当然，中国经济70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和中国工业化的历史，所具有的创新与探索精神也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因此，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和政策安排没有最优的模式，有效适应就是最现实的理性选择。而在这最有效的理性选择当中，更大的理论挑战性是，以怎样的创新思维和理论严谨性，界定作为真实经济主体的“人民”，以及如何使由此确定的人民主体的需要及向往得到满足。那么，不同的个人需要及其满足，与人民需要及其满足之间又有何等关系或关联?我们要是把这个重大问题解决好，那么后面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因此在现实中，“所有人都拥有的产权或享有的权利”并非悖论，“人民”完全可以成为真实的集体利益主体。当人民利益的整体或局部受损益时，其中的群体或个体的感受不仅是真切的，而且可以且必然迅速传递给作为人民成员的众多群体个体。比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那么当人民作为利益主体时，一些成员的严重受损，就会被感受为人民的整体受损，即“人民”主体的损益感受，往往会表现为“一个不能少”的局部-整体关联性特征。比如，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传统的个体自由选择和公共选择思维和方法，不能适应这样的新形势，需要一种以人民为集合性主体(集体)进行“协调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论，以实现集体性的“共享”为根本目标。而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人民利益整体与局部的受损或获益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权衡，在协调中做出战略性选择决策。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尺度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人民主体的利益目标和选择行为的确定与协调，都根本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思维的判断原则和优化准则。也就是说，人民主体可以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目标眼界，而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不会有这样的理性;人民主体可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包容性，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也不会有这样的理性。因此，我们正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才能奠定经济发展新理念的逻辑基础，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一新发展理念强调的创新引领、统筹协调、绿色环保、扩大开放，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报告还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实际上，这指出了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着力方向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法则：
——“更高质量”体现价值理性原则。这是由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背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法则，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根本意义。
——“更有效率”体现工具理性原则。进入新时代，工具理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应更具有科学性。在工具理性的各个行为目标中，速度、规模、营利等目标集中体现为效率目标，其中的效率目标最接近于实现本真价值理性目标的要求。
——“更加公平”体现人民主体原则。“人民”作为集合性经济主体，其利益获得感集中体现为公平性。实现人民主体全体成员的普遍公平获益，才能最终达到人民总体福利目标。
——“更可持续”体现和谐永续原则。全面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经济发展的长久性根本价值，据此可以实现经济发展进程中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及人民主体真实获益永续繁衍在新时代中国的历史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