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观后感【汇集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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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观后感【第一篇】

早上，我带着儿子一起来到了红色革命旅游景点——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事变纪念馆位于西安市的建国路也叫做张学良公馆，主要是张学良将军在1935年至1936年的12月25号期间居住办公的地方。

左边是一溜平房，里面陈列的是1936年前后关于张学良将军有关的历史资料和图片。右边是a、b、c三座小楼，其中的a楼是在处理西安事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周恩来总理的代表居住的地方;b楼是张学良将军一生的历史和他的遗物;c楼是张学良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孩子曾经生活的地方。

在c楼，我看到了一张满头白发的张学良将军的照片，这个照片很让我触动。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将军为了显示自己的诚意，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到重庆，但是从此之后，就遭到了软禁，长达54年的幽禁。直到蒋经国逝世之后，张学良将军才被释放出来，重新获得了自由。

在幽禁的时候，张学良将军的生活，从史料上看来好像是富足的，但是他仍然是没有自由。想一想，一个人的一生中的大半部分时间都被软禁，是多么的难熬。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再次出现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这种经历的疼苦只有他自己能体会。

再看一看新闻上那些经常动不动就自杀的年轻人，有的才不到20岁，只是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就经受不住这些挫折，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子，对他们的家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自己一死了之，丝毫不顾父母为培养自己花费了多少心血。

望那些遇到挫折的人们，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正如很多人所说：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好怕的!

西安事变观后感【第二篇】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1932年1月18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开始。

1932年3月9日，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加速肢解中国的步伐。

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侵占山海关。

1933年2月21日，十万日伪军进攻热河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率东北军望风而逃。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蛮横的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阻。而当中国大好山河屡遭肆虐之时，中国的统治者蒋介石却对日本的侵略和分裂中国的企图屡加容忍、妥协，在内战的“舞台”上”大方异彩。

1932年5月5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

1933年5月5日，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备对日交涉停战。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监视之下。1935年5月，受日本要挟签订《何梅协定》出卖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的主权。1935年10月，蒋介石同意了日后成为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行动纲领的“广田三原则”。

1933年7月，蒋介石以“破坏整个国策”的罪名破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首领冯玉祥离开同盟军总部，方振武出国，孙良城解甲归田，而吉鸿昌更是被杀害于天津。

1936年6月1日开始，蒋介石与两广的矛盾险些酿成内战，他无视两广的北上抗日请求，还不断分化、胁迫、收买，使宝贵的抗日浪潮消解于无形，虽然两广的这个“抗日”口号只是借口，但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难能可贵的。

1931年开始，蒋介石就不断督促东北军围剿红军，扩大内战范围和程度。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蒋介石就不断无视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提议，依旧对红军步步紧逼。

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看来，中国遭受的灾祸不仅是来自急于扩张的日本侵略者，更多的是来自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及其控制的国民政府。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职务宣誓会上的训词中公然声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不可否认，“攘外必先安内”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正确而有效的，不过我认为在20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情形紧迫，日军不断对中国进行蚕食之时，进行对外战争维持中国的存续远比用内战缓慢安定国内形势更为重要。蒋介石为了“安内”而对日本的妥协，使日本的胃口越来越大，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肆无忌惮。在当时来看，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来自日军的进攻、日本的扩张，而不是来自中国国内鲜能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造成重大影响的反对势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其红军。蒋介石不知道也不愿知道中国当时的矛盾已由国内各势力间的政治矛盾转移到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他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只想肃清国内的反对势力，成功地巩固自己对中国的统治、控制。而这，从爱国主义的角度上看，是与之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若不坚定地奉行爱国主义，并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不能在国家危难之时保护主权、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权利，他还能称作、还配成为一位国家的统治者、领导人吗?我想这是不可能的。

爱国主义，是一种对国家、民族的深度信赖与忠诚，是一种对国家的认同感，是一种保留国家存续的强烈意愿，它暗示着个体应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与团体利益之上。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动乱时期中，爱国主义我想就深切地表现在保护祖国不受外敌入侵上，它应该以国家的安全与利益为最根本，旨在维护国家的存在，因此损害国家力量的内战是不被允许的。在被日本大肆侵犯，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奉行爱国主义，便应该集合国内所有的爱国志士，所有的可以保护国家的力量，进行抵抗和驱逐的战斗，而不应该继续内战，把“攘外”的珍贵力量都无谓地消耗在了内战的无底洞中。这种论调可能有些极端与短视，但当国家不复存在时，再长远的考虑也都只是镜花水月。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便是抛却个人利益，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对蒋介石来说，便是“攘外”大于“安内”。

蒋介石做不到奉行爱国主义，但有更多的国民与将领可以做到。于是，西安事变便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开始的。

日军侵略我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遇到不执行蒋不抵抗命令的东北军将士的顽强抵抗。

日军进攻锦州，戍守的东北军将士坚守不退，直到弹尽粮绝。

日军进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十九路军拒绝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奋起抗击日寇侵略。

日军进犯长城各口，二十九军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功地收复部分领土。中国共产党派遣一大批优秀党员进入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给日本侵略者以直接打击。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南京、天津、汉口、青岛、太原、长沙等地的工人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青年学生更是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急先锋与主力，起了起了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各地大量的罢课、请愿活动甚至直接参军显示青年们高昂的抗战意愿、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虽然蒋介石极力组织，但抗日救亡运动还是愈演愈烈，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不能被阻碍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及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更是成为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索，让“逆之者”蒋介石尝到了被囚禁的痛苦和无奈。

一个有血性的国家，一个能长远存续的国家，她的大量的国民必定有着强烈而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当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人民的生活不能保证时，爱国主义势必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在无数爱国的人民的支持下。整个国家爱国主义的实现，必定是存在于一个庞大基数上的，有一个庞大的充斥着爱国主义情绪的人群，爱国的思想才会深入到国家的行动上去，而一旦有这个庞大基数的存在，爱国主义便是不可以阻挡的，它就会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不论它们之前是友善还是敌对，去抗击侵略者，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利益。

西安事变有一种必然性，它无关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还是某个其他的将领，它是因国家、国民的爱国主义而必然也必须发生的，它是当时广阔的被爱国主义思想笼罩的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它是庞大的爱国人群传递爱国主义思潮、进行爱国主义运动的必需结果，它是全民爱国主义的一种深刻而直接的表现。“攘外”在爱国主义的渲染下必然大于“安内”。

因此，我认为爱国主义的存在和实现需要一个庞大的基数，只有大量清醒的爱国人群，统一而激烈的活动才能让爱国主义不会消失、不被篡夺。

西安事变观后感【第三篇】

总的來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來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侑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侑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中共从“反蒋抗日”“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中共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中共“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期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來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尙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侑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侑“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侑道理，只是祂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状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但是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侑“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祂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能够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尙的表演都侑其“合理性”，這“合理性”既包括祂們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祂們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些在必须程度尙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茖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西安事变纪念馆观后感

观看完西安事变这部激情昂扬影片后，情绪久久不能平静。为张学良、杨虎诚这两位民族英雄的勇气和大无畏精神所折服。由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决策，导致东北三省相继沦亡，被日本关东军践踏在铁蹄与炮火之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昭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更使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旧中国摇摇欲坠。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仍然置大众的生死于不顾，处在极度的花天酒地之中，人民的鲜血化成了他们杯中的美酒。

影片中的国民党政府的晚宴更是层出不穷，没有为国民做过什么实事。此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却艰苦的为人民的完美未来奋斗，为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赶出中国而做了不懈的发奋，但是应对军事力量强大的法西斯日本，中国共产党的军力也是不能抵的，此时只有联合国民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但是要想蒋介石放下原有的错误思想是何等的难!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抵抗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心里只有争权夺位，人民的死活和安慰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所思考的。

这是，陷入水深火热的中华民族需要一个伟大的人，一个英雄来促成国民党放下错误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道发奋，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带着国恨家仇，伟大的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发动起撼动历史的“西安事变”，将反动派蒋介石软禁起来，使他放下自己原有的错误主张。二位将军冒着生命危险，他们深知，倘若再不抵抗日本鬼子，东北三省的死亡惨剧将在全国上演，张学良将军再也不愿意被老家人成为“不抵抗将军”，发动事变最后成功将蒋介石软禁，用真诚几经周折没有感动蒋介石，不得不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在周恩来总理和所有坚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一道发奋下，蒋介石最后口头答应：放下原有的不抵抗政策，联合共产党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鬼子赶出中国。然后，张学良将军冒着大无畏精神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我想，作为一名成长在新中国光辉下的大学生，不用经历战火，也没有机会像张学良将军那样在战场上报效祖国，但是我们能够在学习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中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重，以国家的大局为重，发奋学习，踏实工作，为共和国的建设添砖加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应有的力量。没有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我们国家的伟大进程不会有这么快，他们是共和国的功臣，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世世代代怀念和敬仰!

西安事变观后感【第四篇】

最近我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西安事变纪念馆进行了学习，学习后感受颇深!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蒋介石作为当时最有实力的人物被扣押，生死在一线之间。根据在纪念馆里看到的史料，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五间厅休息(华清池距离西安古城约30公里)，凌晨听到枪声(约30名蒋的卫士被打死)，在卫士的帮助下先是跳窗，然后翻墙，最后往骊山上跑。在张学良部队搜山中，蒋介石的卫士被击毙，蒋介石躲在一块大石头后，被士兵发现捕获。

张学良为什么要发动兵谏，现在大概反推他当时的所思所想。中央红军长征后来到了陕北，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是强弩之末，命令张学良加紧“剿共”。张学良当初并不是没有“剿共”，只是红军的战斗力超过了他的想象。

1935年8、9月间，张学良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之职，率领东北军主力来到陕甘，参加国民政府军队对陕甘红军发动的第三次围剿。10月1日和12日，刚刚合编组成的红十五军团，在劳山和榆林桥两次战斗中，消灭了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师有余，致使积极“剿共”的张学良产生“慎战”的思想。11月23至24日，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指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陕北直罗镇的战斗，更是歼灭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第一O九师全部(师长牛元峰被打死)及一O六师的一个团。东北军三战失败，损兵折将，将士产生不愿“剿共”的情绪。张学良请求抚恤死难将士受到冷遇、讥讽及部队番号的取消，都极大地打击了张学良“先剿共、再抗日”的信心。

蒋介石也要求杨虎城要积极“剿共”，但杨虎城知道红军的战斗力。

1934年12月，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之名义北上抗日的红二十五军，经过战略转移进入陕南，至1935年7月离开。期间，红二十五军于1935年1月5日、2月1日和2月5日，在秦岭山区的葛牌镇、蔡玉窑、文公岭三次战斗，歼灭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第126旅5个多营兵力。随后，又于3月10日在洋县石塔寺打垮杨虎城部警备第二旅，击伤旅长张飞生。4月9日的九间房、7月2日的袁家沟口战斗，分别歼灭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大部和警备第一旅，俘旅长张汉民、唐嗣桐。红二十五军在秦岭山区重创杨虎城部的战斗,给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一些主张推行“剿共”政策的将领以沉重打击，使杨虎城十七路军执行蒋介石“剿共”政策的意志发生了动摇。杨虎城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

1936年，在民众抗日情绪高涨时，身为军人的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张学良劝说时痛哭流涕，但都没有效果。蒋介石最后说，要么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让出来，中央军过来，要么你们就去“剿共”。张学良已没有了退路，最后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了54年，杨虎城将军全家在建国前被蒋介石杀害，结局让人唏嘘!

西安事变纪念馆是当时张学良的公馆，张学良、赵四小姐还有他们的孩子住在里面，里面有三幢小楼，周恩来同志当时临时住在靠最里面的一幢小楼里。宋美龄、周恩来、张学良在张学良住的小楼里商量和平解决事变的方案。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彰显了毛主席等老一辈领导的人大气魄、大胸襟!国共分裂后，蒋介石一直在杀共产党员，主席的妻子、弟弟、妹妹当时都被蒋杀害，朱德的妻子也被蒋杀害。但涉及到具体问题解决时，老一辈领导人都从民族大义、国家的前途来考虑，都认为蒋介石不能杀，都主张和平解决。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气魄、胸襟!很多时候，解决问题时，如果仅从个人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全局、从国家的前途、从全民族角度考虑问题，那将是一种悲哀!可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