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范文范例最新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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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第一篇】
县域经济是综合性的区域经济，而作为传统农业大县的农业经济要寻求新的提升点，增长点，除应对好入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遵循自身的发展规律外，应把着力点放在“五化”上。
一、经营产业化。
产业化经营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要害环节。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是着力发展一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关联度高的具有较强
产业拉动和辐射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群体。唐河县要实现从农业大县向农业强县乃至经济强县脱胎换骨式的转变，最现实的出路就是坚持农业产业化经营。经过近几年实践，我们探索出四种产业化经营模式：一是龙头牵动型。县肉牛产业集团、湖阳登昌黄牛有限公司围绕黄牛系列开发，形成了“公司基地农户”的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引领全县黄牛产业快速发展。二是市场拉动型。小辣椒、生猪和兔通过源潭小辣椒、少拜寺生猪、古城皮毛交易三大市场的不断建设，初步形成了周边有一定影响力的专业市场，有力地拉动了产业的持续发展。三是主导产业带动型。充分发挥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优势，培育起了以豫南清真肉联厂、凯达肉食品有限公司等为主的畜产品加工，以南部几个乡镇为主的面粉生产加工，以经纬纺织集团、丰源公司为主的棉花深加工，以中棉、豫油等为主的科技型良种加工，以“三粉”为主的脱毒红薯加工等近500家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年创产值近20多亿元，有效地提升了全县农业产业水平，初步培育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骨架。总投资2566万元的与北京中商农产品公司合资兴建的栀子产业开发项目已基本建成，使全县6万亩栀子产业很快步入产加销一体化的发展路子。四是中介组织联动型。全县先后组建了一批各类专业协会，内联生产，外拓市场，有效地架起了分散生产经营与外部市场的融合对接，助推各类特色产业不断发展。
二、农民组织化。
农业的现代化，首先应是农民的组织化。发展各类民间专业协会，提高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是实现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相对接的必由途径。我们坚持“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将农民的分散经营联接起来，组成各类专业协会或合作社，采取“专业协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式，走发展农村经济的新路子。一是帮扶引导。把专业协会建设纳入全县整体目标，发动、鼓励各业能人牵头组织成立协会，并在财政贴息、税费优惠、规划用地等方面向协会倾斜。并要求县信息中心、价格监测中心无偿为各类专业协会提供网上商务、价格信息等服务，吸收农户向协会靠拢。二是规范完善。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出台章程制定、利益分配方式、争端解决办法、违约惩罚等措施，用制度规范协会运行。三是培育典型。畜牧业重点培育了湖阳黄牛合作社、古城兔业协会，瓜菜业重点培育了源潭小辣椒协会，农副产品重点培育了城郊农副产品购销协会。目前，全县民间专业协会(合作社)已发展到92个万多人，使千家万户抱成团闯市场，极大地增强了农民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农业市场化。
传统的旧有的治理方式已成为影响和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瓶颈”。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是目前发展各类经济的基本原则和特征之一。为此，我们进一步创新机制，改革传统的治理方式，用市场化的"理念和方法来发展农业。一是发展股份农业。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资金、实物、劳力、技术和土地使用权等折合入股，成功地组建了6家股份制农业公司;二是“四荒”开发推向市场，推进规模经营。三是多形式改制水利设施。面向社会共拍卖、承包机电井4100眼，占全县机电井总数的个人投资打配机电井1300眼，调动了农民兴水积极性，减轻了政府压力。四是实施农业招商。积极吸引鼓励外商投资兴办各类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提高农业的外向度。引资1000万美元的金龙浓缩果蔬汁加工项目建成后，将使全县瓜菜、林果的种植与加工形成对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四、生产科技化。
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已成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提升农业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决定性因素。我们把深化全国首家科技示范县建设作为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水平的重中之重来抓，自1997年以来，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吸引以中国农科院为主的300多名专家和科技工作者来唐工作，引进、示范、推广27大类340多项新技术、新品种组装改造传统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的贡献份额达47.为应对“入世”挑战和市场准入制度的推行，我们着力推进标准化生产，组织引导农民先后对无籽西瓜、优质梨、肉牛等主要特色农产品实施了标准化生产，并积极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使用标志和开展原产地产品保护工作，在去年四家生猪企业获准上海、北京等四城市市场准入资格的基础上，今年又帮助13家畜牧企业进行无公害产品产地认定，已有5家畜牧企业通过无公害产品产地认定，占全市获此资格企业的一半。西瓜获得全省首批优质无公害使用标志，优质梨于去年底荣获省无公害产品的使用标准。
五、产品品牌化。
品牌是农产品进入市场的“准入证”，名牌是农产品打入市场的“绿卡”。发展特色产业必须走品牌化之路。我们积极实施品牌战略，以标准育品牌，以质量创品牌，以品牌争市场。20xx年，对无籽西瓜和优质梨分别注册了“金唐河”和“唐酥梨”商标，尤其是“金唐河”牌无籽西瓜，在广州等南方五大城市市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带动全县无籽西瓜年外销亿公斤以上，实现产值亿元;县种子公司以买断制种权与中国农科院及省农科院棉油所合作，成立了5个紧密型良种专业化生产企业，“金唐河”种子销往8省25市120多个县区，初步打响了品牌;县肉牛集团公司生产的“群发”牌系列产品20xx年获中国农业国际博览会金奖称号，今年以来对港供货额达260多万元。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第二篇】
按照市委工作要求，今天由我为大家讲一次党课，这也是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的要求。之所以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此次党课的主题，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当前我市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胜、冲刺撞线的关键时刻，同全国全省一道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乘势而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绕不开、躲不过的必答题，亟须尽快开篇破题。三是通过前一段时间调研，我有一个明显感受，现阶段，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各级各部门都抓的很紧、抓的很实，但对脱贫之后怎么干、怎样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普遍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谋划，特别是乡村两级，在思想上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存在不少盲点和误区，我想有必要就这一主题和大家作一交流。
借此机会，主要谈四个方面：
一、准确把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和重大历史意义
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确定的国家战略。脱贫攻坚立足于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是确保到 202-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实现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消灭绝对贫困;乡村振兴着眼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是到 2035 年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实现，到 2050 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二者具有基本目标
的统一性和战略举措的互补性，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也只有实现乡村振兴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从逻辑上看是相辅相成、接续发力的。当前，脱贫攻坚战正处于三年攻坚期，乡村振兴正处于三年取得重大进展关键开局年，两大战略的政策契合度、实践衔接度直接关乎今后工作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接续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从政治的高度、理论的深度、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时代课题，首要在思想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和提升。第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选择。我们党始终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置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高度和核心地位，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不同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七大提出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作为七大战略之一写入党章，成为新时代全党共同意志、共同行动，这在我国三农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特别要看到，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两个阶段的总体部署，乡村振兴无论是战略定位、目标任务还是重大时间节点上，都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使命高度一致。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战略安排，更是实现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基础工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重大意义，切实把乡村振兴摆在优先发展位置，见之于心、见之于早、见之于行，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
第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X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必须重要论述，对三农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高度概括(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X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吉
林调研时提出我们党三个不能的宗旨使命(不忽视农业、不忘记农民、不淡漠农村);X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三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在关键时期、标志性地点，旗帜鲜明地宣示了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发展、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政策目标;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X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七条道路(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X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代表团审议时，针对新形势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方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并提出了六个要的重要指示(要扛稳粮食安全这个重任、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树牢绿色发展理念、要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这个短板、要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习近平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扎实实践基础、丰富经验积累和深邃理论思考的结晶，从七条道路到五个振兴，乡村振兴的内涵外延不断拓展和完善，反映了时代进步，回应了群众期盼，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三农领域的具体体现，更是我们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新旗帜，必须一以贯之、久久为功。
第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
问题的具体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国城镇化水平不高、农村人口总量庞大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不会有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目标。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工农、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但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机制根深蒂固，致使农村现代化跟不上城市现代化，乡村仍然面临着发展滞后的严峻形势，尤其是我们西部地区，乡村的衰落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党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对于长期以来工业化、城镇化主导下农业农村农产品和劳动力供应功能的重新定位，由过去单一的农业现代化目标拓展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由关注农业向关注农民、农村全面伸延，赋予乡村与城镇平等的经济社会空间和平等的发展权利，是对乡村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由此可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必须准确领会其深远意义和实践要求，深入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任务总要求，在思想上不断丰富新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充实新的举措，行稳致远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二、全市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在两大战略对接中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全市上下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紧扣六个精准，落实一户一策，扎实开展九大冲刺行动，年均减贫近 X 万人，贫困人口由 X 年中的 X 万人减少到 X年中的 X 万人，贫困发生率由 X%下降至 X%，已基本具备整市脱贫条件，为实施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脱贫攻坚具有特殊性、局部性、
紧迫性和突击性的特点，而乡村振兴则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渐进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因此必须辩证的看待当前取得的成效，客观判断两大战略具体对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从而找准下一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第一，产业发展基础基本形成，但增收产业弱质化的问题突出。产业始终是乡村振兴的基石。这几年，我们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坚持远抓苹果近抓牛，当年脱贫抓劳务的产业扶贫思路，大力培育农村产业，牛、果、菜等特色优势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以牛、果、劳务为主体、五小产业为补充的扶贫产业基本实现贫困户全覆盖，全市牛饲养量近 X 万头，苹果种植面积 X 万亩，年均输转劳务 X万人;累计引进培育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X 个，建成农民合作社 X 个，组建联合社 X个，现代农业体系加快构建。但不可回避的是，产业发展仍是低层次、低质量、低效益的。突出表现为：产业规模有点无量，像牛产业，年出栏量仅 X 万头，总量不足、规模不大，有看的点无销售的商品，甚至放在手头的订单都不敢签。还有像崇信县新窑镇的几个村，每村仅有 X 亩左右的核桃，其余基本为小麦、玉米，大多数群众的收入依靠在附近煤矿务工，而这些煤矿资源开采年限不足 X 年，当煤炭资源枯竭后，无产业支撑的问题将集中显现。产业结构有此无彼，比如在苹果产业上，品种结构不合理，以红富士为代表的主栽品种几乎占全市栽培面积的X%，且早熟品种不足 X%，中熟品种仅占 X%X%，占绝大多数的晚熟品种成熟期过于集中，形不成错茬上市，加大了市场销售压力，尤其在今年全国苹果丰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产业体系有头无尾，有生产无加工，农产品精深加工能力不强，大多数停留在初级加工状态，链条短、附加值不高，如牛产业，年屠宰能力仅 X 万头，牛肉分割、生物制药等精细加工产品少;有产品无标准，产品质量认证滞后，三品一标产品少，上市难、优质不优价，全市目前认证无公害农产品 X 个、绿色食品X 个、有机农产品 X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X 个，全国绿色食品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X万亩，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X万亩，仅分别占X年农作物播种面积X万亩的X%和X%;有服务无配套，与农业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不充分，仓储、冷链、物流、信息咨询等服务较为缺乏，农村地区物流经营成本高。同时，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农业多功能开发、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相对滞后，且同质化问题突出。龙头企业有山无峰，全市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X 户，其中，国家级 X 户、省级 X 户、市级X 户，绝大多数小而弱;这几年组建的农民合作社规范运行的占比不高，其中，运营一般的 X 个，未运营的 X 个，分别占总数的 X%和 X%。加之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带动能力十分有限。同时，由于缺乏有效激励机制，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的意愿不强，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及宅基地产权抵押尚在试点阶段，农村资源变资产的渠道还未真正打通，农业企业发展缺资金、贷款难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当下一些果品收贮企业反映，自建的气调库由于缺少土地权证，无法抵押办理银行贷款。如灵台县上良镇西门村的一户果品收贮企业，配套建设了一套果筐生产线，一分钟可以生产 X 个筐子，市场需求量很大，但由于进料资金缺口大，又得不到银行贷款支持，不得不停产。
第二，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补齐，但建设总体滞后与失衡的状况并存。全市累计建成梯田X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X万亩，建设大中型水利水保工程X处，贫困村水泥(沥青)路、饮水安全、动力电实现全覆盖，光纤通村率达到 X%，农村 D级危房全部清零，C 级危房基本消除。但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仍然突出，贫困村与非贫困村之间的差距也在逐渐拉大。一方面，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薄弱，有效灌溉面积 X 万亩，仅占耕地面积的 X%，人均拥有的农业机械总动力不足全国水平的 X%;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全市一半以上村社道路以砂化路为主，甚至还是土路，村组道路还有 X 多公里需要硬化，一些通达通畅公
路由于养护不到位，畅返不畅;农村水利工程建设短板突出，水库及配套设施不完善，农田灌溉设施维修维护跟不上，全市还有 X 个非贫困村需要新建或改扩建农田水利设施;农村安全饮水保障还处于较低水平，原已建成的设施管道老化严重、供水能力不足，全市仍有 X 户散居群众没有通自来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绝大多数非贫困村文化活动场地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低、存在欠账。另一方面，近年来，绝大多数扶持政策和项目资金集中投向贫困村，形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逆向差异，这是目前乡村两级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全市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谓旧貌换新颜，但与之相邻的非贫困村发展缓慢，变化不大，形成了明显反差。据统计调查，X 年以来，国家面向贫困村的村庄道路、小型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资金投入大(X 年为X 亿元，X 年为 X 亿元)，而投向非贫困村的却逐年下降(X 年为 X 亿元，X 年为 X亿元，今年还不到 X 亿元)。以泾川县为例，X 年以来，全县 X 个贫困村建成村级文化广场X个，新修通村油路、硬化路X公里，危房改造全部清零，村卫生室、电子商务室、幼儿园实现了全覆盖，但非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仍存在欠账，全县 X个非贫困村中还有X个村没有配套村级文化广场，还有X公里村组道路尚未硬化。
第三，农村人居条件持续改善，但人口外流、村庄空心化的现象严峻。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贫困村的标准化村卫生室、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有需求的行政村幼儿园实现全覆盖，全市整体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参保率和资助率均达到 X%，X 万人实现兜底脱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大革命六项行动扎实推进，累计改建卫生厕所X万座，建设乡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X个，创建清洁村庄X 个，建成旅游扶贫重点村 X 个，农村面貌和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观。尽管农村道路通畅了，楼房亮堂了，环境整洁了，但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却越来越弱，人口外流和老龄化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第一道难关。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劳力逐年减少。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推进，大量农业人口向城镇二三产业转移。近X 年来，全市农村常住人口从 X 万人下降到 X 万人，减少 X 万人，尤其是每年有近 X 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X%，还有一部分人带孩子进城上学，导致农村空心化日益凸现。如庄浪县赵墩乡、灵台县梁原乡的一些村社，常年举家在外的约占总户数的 X%左右，常年居住在农村的户均不足 X人，且大都是 X 岁以上的老年人。加之受当地产业发展不足制约，在本县本乡内转移的劳务人员不足 X%。另一方面，农村实用人才严重匮乏。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是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大中专毕业生，优质人力资源外流加剧，致使乡村本土实用技能人才缺乏，向本地回输的有一技之长的返乡人员屈指可数，加之鼓励引导科技、经营管理等各类人才服务乡村的保障政策尚不完善，能够长期扎根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土专家田秀才面临断层，有情怀、有能力的带头人更是少之又少，乡村振兴的人才严重不足。
第四，乡村治理体系初步建立，但内生动力不强的情况普遍。全市深入实施党建统领一强三创行动，全面推行四链模式，集中整治软弱涣散党组织，累计投入 X 万元，新建、改扩建贫困村村级活动场所 X 个，培养三个带头人 X 万人;实行党务村务公开、四议两公开制度，成立群众自治组织红白理事会和调解委员会，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加快构建。但就现阶段而言，乡村组织既缺乏发展的能力，又缺少治理的手段。一是乡镇财力难以应对需求。从全市现状来看，由于市县财政困难，每个乡镇每年的工作经费一般只有 X 万元左右，正常工作都难以为继，更无力应对振兴乡村的刚性支出。以这几年建成的乡镇垃圾污水处理设施为例，由于乡镇财力限制，难以保证正常运转。据调查，全市已建成的乡镇一级日处理能力 X 立方米、X 立方米、X 立方米、X 立方米的污水处理站，最少的站每年需运营维护费 X 万元，最多的站达到 X 万元。二是基层组织带动能力不强。现有的村干部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X 岁以上的村干部占一半以上，X 岁以上的占 X%左右，思想、能力、行动跟不上发展需要。加之由于报酬水平低，村、社干部月均仅X元和X元左右，与外出务工收入差距较大，一些村存在无人愿当村干部的现象，村级干部后备力量建设滞后。三是村级集体经济空壳问题普遍。绝大多村集体收入来源不足，普遍依靠每村 X 万元的转移支付维持运转，没有稳定的集体产业收益，即使有零星收入的，也多为村集体退耕还林、老旧村部租赁，每年 X 万多元，无法满足和保障村级公共设施管护、基础设施维修、村级事务运转需要。四是公益性岗位人员作用发挥不充分。这几年我们围绕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由省、市、县(市、区)筹资，开发了大批乡村公益性岗位，并优先保障建档立卡零输转就业家庭中有就业愿望和劳动能力的人口就业，主要从事乡村道路维护、乡村保洁、乡村绿化、乡村水电保障、农村养老服务、村级就业社保协管、乡村公共安全、乡村公益设施管理等公共服务工作，每人每月补助X元。目前，全市累计在X个村安排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X人，平均每村达到X人，其中X个贫困村安排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X 人，平均每村达到 X 人，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村困难群众的就业，进一步完善了乡村治理。但如何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管理机制，形成运行顺畅的工作模式，充分挖掘和发挥其潜力和作用，还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三、立足市情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把握的几个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X 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顺应时代变化，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和首创精神，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城乡发展规律，协调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生态宜居是关键，没有生态资源作为依托，产业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没有产业发展作为支撑，生态保护也难以持久，两者是相辅相成、和谐共赢的。(山东日照市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理念，借助马陵水库供水性质调整的有利契机，坚持保护为主、生态开发，关停 X 家规模以上企业和 X 家小型工业企业、X 多家小饭店、X 多家养殖户，对沿库 X 万亩耕地实行了退耕还林，启动环马陵水库凤凰湾整体开发，聚力打造国内一流休闲康养旅游示范区;实施拥河发展战略，启动沭河上游国家湿地生态保育区修复工程，沿河一带建设林水会战生态区、现代农业产业区、振兴工业聚集区、城市中央活力区、文化旅游景观区、美丽乡村宜居区乡村振兴一带六区，把广袤乡村打造成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让优良的农村生态环境变成聚宝盆、长出金元宝，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走出了乡村振兴的日照路径)。我市是传统农业大市，也是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组成部分，始终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治理双重任务。要借鉴日照做法，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产业服从生态、产业提振生态、产业融入生态，以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为目的，有针对性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经济体系，探索推广种养循环化、投入减量化、废物资源化的产业发展新模式，加快形成一批以循环农业、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为主的生态产业，着力构建乡村绿色产业链、价值链，走出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互动互促互融的发展之路。
二是分类实施与整体推进的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充分考虑乡村的发展基础和差异性，科学统筹和增强各方面措施的关联度、耦合度，坚持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渐次推进，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合理设定阶段性目标任务，通过抓点示范、重点突破，带动全域整体发展。(韩国从 X 年代就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村运动，随后把乡村建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政府设计规划多种工程，用以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生活环境。比如建设乡村公路、桥梁、新农村会馆以及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第二阶段，政府实行分类指导的方针，首先对乡村进行分类，对于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村庄，重点培养人们的自立精神，并继续支持村庄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对于农业发展潜力大的村庄，倡导自助意识，重点是疏通河道、改良土壤，提高农业生产的基本装备水平，同时合理布局村庄，促进多种经营发展;对于发展基础比较好的村庄，重点是协助其产业发展，比如，农副业、种植业、畜牧业发展等，政府鼓励并支持农民采用机械化等先进生产技术手段，组织集体耕作，以及修建更加完善的生活福利设施)。就我市而言，在具体实践中，对地处中心城区、县(市)郊区和城乡接合部的城郊融合型村庄，重点是纳入城镇建设统筹安排，对村庄产业发展及人居环境进行改造提升，加快推动与城镇水、电、路、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村庄与城镇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要素双向流动，探索建设现代化的新兴社区;对历史文化特色明显、自然资源丰富的特色保护型村庄，重点是注重保持自然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和建筑风格，传承民风民俗，把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与保护自然人文特色资源统一起来，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像日本在造村运动中推行一村一品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以地方自身条件和优势为依托，充分挖掘本土特色，通过差异化、多样化运作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逐步形成以村为单位的具有地区优势和销量的拳头产品，进而扩展到旅游业的发展，大力推广特色旅游项目及文化资产项目，如改善乡村景观、保存历史建筑等。日本一村一品运动的先进地区水上町(ting)，位于日本群马县，群山环绕的地理环境给了它绝美的风景，却也给农耕带来了困难，集约型农业无法在这里开展，产业转型迫在眉睫，X 年政府提出了农村公园构想，将整个水上町打造成为一个广域的公园，将农业与旅游休闲融为一体，实现观光资源最大化，从而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对地处偏远、生态环境脆弱、不宜生产生活、空心化严重的自然衰退型村庄，重点是在尊重农民意愿基础上，稳妥有序推进搬迁撤并，依托小城镇、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区等适宜区域进行安置，村庄原址因地制宜退耕还林(日本在 X 年至 X 年之间，通过大规模撤并，村庄数量减少至过去的 X%，发展至今，已经减少到了当时的 X%，城镇化程度由 X 年代初的 X%提高到现在的 X%左右);对以传统农耕为主的集聚提升型村庄，重点是改善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环境，实行适度规模经营，激活产业、优化环境、增添活力;对看不准发展趋势的待定型村庄，重点是限制新建、扩建活动，统筹解决村民生计、生态保护等问题。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第三篇】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我们要始终围绕营造“三个环境”来推动组织工作，切实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充分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凝聚党执政的政治力量、群众力量、物质力量、精神力量。
一是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提升抓经济抓发展的能力，聚焦落实“三新一高”，增强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本领，加强对认识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与产业链、低碳经济与现代能源、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向北开放与对内开放、开放型经济与内生动力及实现路径和工作要求的学习培训，加强对发展现代农牧业、优化和创新营商环境等方面的培训;着重把抓发展成效显著的干部放到综合经济部门负责人岗位，进一步改进高质量发展考核，坚持在发展主战场看干部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发展新动能等工作的实际效果。
二是营造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提升处理急难险重问题能力，深入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教育、正确的政绩观教育、斗争精神教育，推行“领导干部带头领办难题、揭榜领题”机制，将干部在推动“双碳”工作、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疫情防控、信访维稳、征拆一线等方面的实际成效作为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不断推动领导干部掌控局势、化解危机、精准“拆弹”的能力。开展换届后班子运行情况调研评估，把干得好的干部适时放到重要岗位进一步磨炼，对不胜任不适宜的干部及时调整，使干部队伍结构更优、领导班子功能更强。
三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坚持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党委(党组)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六个必须”“九个坚持”工作要求，主动落实管党治党的领导主体、落实主体、工作主体和推进主体，在思想认识、责任担当、方法措施上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增强管党治党使命感和紧迫感，把加强党的领导体现在党的建设、管理、监督中，体现在对干部的健康成长负责，尽心竭力抓班子、带队伍、正风气，争做廉洁从政的表率。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心得体会【第四篇】
同志们：
今天我以《加强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为题，给大家共同交流一下加强党内监督的有关问题。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性工程，内涵十分丰富。下面，我主要从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党内监督的内容和特点、充分把握党内监督、如何落实党内监督等四个方面，和大家谈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
党内监督，就是党员之间、党组织之间、党组织与党员之间依据党章和其他重要的党内法规相互监察、相互督促的活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作出顶层设计，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长期执政条件下，党要实现肩负的历史使命，带领人民坚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不断强化自身监督，始终保持赤诚初心和旺盛斗志。关于党内监督的重要意义，这里就不再多讲，下面，我重点讲一下党内监督的发展历程，使同志们有个清晰的认识，希望大家能够站在政治和历史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党内监督。
(一)国外党内监督的发展变化
党内监督的思想，早在1847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被提出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盟的利益必须对被暂令离盟者，被开除盟籍者和可疑者加以监视，使他们不能为害。”其中“监视”一词，就是监督的意思。1864年，马克思在为国际工人协会(简称第一国际)撰写的章程和条例中，强调了总委员会具有一个基本功能，即“加以干预时能一致行动”的党内监督功能。国际工人协会关于“加以干预”的党内监督思想和功能，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作的“加以监视”规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到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时期，党内监督成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设计并得到广泛、有效贯彻执行。苏共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要“建立党的各种机关并领导它们的活动”。1917年7月，苏共建立了中央检查委员会。中央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之下，监督党的中央机关是否迅速和正确地处理事务，中央书记处是否正常地进行工作等。由于中央检查委员会还只是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内设机关，不可能有效地对整个党中央特别是对党的高层领导实行检查监督。因此，列宁在1920年9月苏共九大上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并提出“由党内最有修养、最有经验、最大公无私并能够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的同志组成”。1921年3月，苏共十大专门作出《关于监察委员会的决定》。监察委员会分中央、区域和省三级，分别与本级党的委员会平行行使职权，并向本级党的代表大会负责。1922年3月，苏共十一大又进一步制定了《监察委员会条例》，强化了监察委员会的独立性和至高无上的监察职能。
除了党的监督机关外，在苏联国家机构中也设有政府的监督机关。1917年11月，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设立的3个人民委员部中就有国家监察部。1920年2月，国家监察部改组为工农检查院，并在1923年4月召开的苏共十二大上成立了工农检查院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合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两家合署办公，开创了一种新的监督模式，可以同时加强对党政工作及其党政干部的监督。在列宁执政期间，得益于强有力的权力监督，尽管政治险象环生，苏联“经历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灾难、贫困、牺牲”，但苏共党内民主生机勃勃、民主监督与民主决策有力有效，并取得了夺取政权、保住政权、巩固政权的一系列胜利。
斯大林成为领导人后，苏共党的监督委员会的职能逐渐缩小，独立性也逐渐丧失。苏共十七大把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归属中央委员会领导，这在领导体制上局限了对党的执行机关本身及其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同时，为了集权的需要，斯大林对列宁创设的监督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变，逐步建立、发展起一整套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内监督运作机制，党内监督机制中的“集中”功能被极端强化，而监督本义上的“民主”功能则被极端弱化，由此给苏共乃至其他国家工人阶级执政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深刻感受到苏共政治运行中的严重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把完善党内监督机制积极有效地向前推进，导致在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了普遍现象。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虽然从形式上恢复了列宁时期的监督体制，但此时苏共的威信严重下降，已无法对国家实施有效的领导，监督体制也已无法发挥任何作用。1991年戈尔巴乔夫建议苏共自行解散，这一建议被苏共中央书记处接受，苏共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苏联共产党1898年3月成立，1917年11月开始执政，最多时拥有2000万名党员，但却于1991年12月丧失政权，同时苏联解体。这与苏联共产党由早期注重加强党内监督，到后来党内监督制度不断弱化乃至于形同虚设的嬗变，造成干部任用失去监察、领袖专断司空见惯、个人崇拜蔚然成风、官僚特权阶层逐步形成不无关系。惨痛教训令人警醒。
(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的发展历史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看到，党内监督是我党一贯高度重视的政治任务，并与党的建设一直相伴相随。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共15条，其中关于党内监督的规定就有2条：“工人、农民、士兵和学生的地方组织中的党员人数多时，可以派他们到其他地区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执行委员会的最严格的监督”，“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1927年，党的五大建立了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第一个党内监督专门机构。1945年，党的七大党章专列“党的监督机关”一章，明确党员的监督权利，并具体规定了各级监察委员会产生的办法、任务和职权。延安整风时期，我们党创立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已成为党内监督的有效方法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等党内监督思想和制度，为党执政后开展党内监督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们党夺取政权在全国执政后，更加重视党内监督作用的发挥。1949年11月，建国后的第一个月，党中央就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和制度。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决定将纪律检查委员会改为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监督工作，特别是加强对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1956年9月，党的八大确定了监察委员会“双重领导体制”。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同年，邓小平同志作出“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的重要论断，并在1980年更加深刻地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这“两个最重要”的论断，使全党对党内监督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探索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党内监督的方式方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党内监督工作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重新恢复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规定，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产生办法、设置、职权、任务等都作出了新的规定。2003年?12月，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成为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里程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xxx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强化党内监督的有效途径。xxxxx系列重要讲话明确了党内监督的性质、地位、作用和制度措施，为新时期的党内监督指明了方向。党中央注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央政治局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内部监督。同时，不断创新党内监督制度和方式，加强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特别是党委监督和纪委监督，推进巡视全覆盖和派驻全覆盖，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制度，试点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不断增强党内监督实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顶层设计，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规范党内监督提供了基本法规，将党内监督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为一贯重视党内监督，我们党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对此，大家一定要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切实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持之以恒的决心和行动强化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二、党内监督内容和特点
党内监督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把握党内监督，首先要把握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条例》共8章、47条、6600余字，内容分为三大板块：第一章是总则构成第一板块，主要明确了立规目的和依据，阐述党内监督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监督内容、监督对象、监督方式以及强化自我监督、构建党内监督体系等重要问题。第二章至第五章构成第二板块，是《条例》的主体部分，分别对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等四类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以及相应监督制度作了规定。第六章至第八章构成第三板块，强调各级党委要支持和保证其他监督主体依法依规开展监督，对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的协调衔接作出程序性规定，并就分类处置、整改落实、责任追究、监督者和监督对象的权利保障等作出规定，对党组织开展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条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需要我们重点理解和把握。
一是突出尊崇党章，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党章是党内根本大法，也是开展党内监督的根本依据。党的十八大通过的党章18处提到“监督”，对坚持民主集中制、明确党内监督的重点等提出原则要求。《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将相关要求细化具体化，突出强调党内监督的政治性，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维护党章党规党纪、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情况强化监督，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问题。
二是突出“两个围绕”，强化担当精神。“两个围绕”，即围绕理论、思想、制度构建体系，围绕权力、责任、担当设计制度。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目前，党内监督存在的各种问题同监督责任没有落实有很大关系。《条例》坚持权责对等，以监督责任为主轴，依据党章对党的工作主体的划分，明确了党的中央组织、党委(党组)、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等监督主体的监督责任。尤其是专章规定“党的中央组织的监督”，充分体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突出强调党委(党组)在党内监督中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明确纪委是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等等。同时，还规定了党的工作部门监督职责。《条例》对监督发现问题和线索的处理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对纠错、整改不力的严肃追责，着力完善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机制。这些规定构成了党内监督的严密体系，既有实体内容，又有监督保障，有利于促进各级党组织及其负责人扛起主体责任，瞪大眼睛、伸长耳朵，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党内监督落到实处。